尹国明：解决这个大难题，急需重新认识西方经济学

尹国明：解决这个大难题，急需重新认识西方经济学

2024-06-20

【本文篇幅较长，先发第一部分】

最近，有一个读者在评论区问，怎么才能更好地解决社会就业问题？我给了一个比较抽象的回答：需要我们的社会先重新认识西方经济学。这并不是在敷衍，而是不从西方经济学的思想束缚中走出来，全世界都很难解决就业问题。

现在关于就业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一方面存在着996、896甚至007，也就是严重内卷；另一方面又存在社会的稳定岗位供给不足，社会灵活就业剧增的现象。这两个现象之间好像存在着矛盾，但其实有很高的关联度。如何解决就业的密码就在这两个现象之间的矛盾当中，但是信奉西方经济学的所有学者几乎都在回避这个问题。因为他们给不出答案，甚至这个问题本身就有西方经济学的“贡献”。

西方经济学认为解决充分就业的方式就是市场足够自由，他们认为就业问题的产生是因为经济不够自由。但他们却不敢面对一个事实：在世界范围内，越是自由的经济体，就业问题就越严重。阿根廷现在的经济现在够自由了吧，严重失业加普遍贫困正在困扰着阿根廷人。美国的经济也算自由吧，看起来似乎很好的就业数据，却是用统计魔法制造出来的“岁月静好”。而美国的头部企业在大量裁员，高薪稳定岗位越来越稀缺，灵活就业占比越来越多。很多美国人不得不打几份零工，才能维持生活，但是在统计数据上，这就相当于一个人创造了几个就业岗位，就业数据自然更好看了。

这样在美国就出现了一个怪现象：就业问题越严重，就业数据反而就越好看，美国经济正在挑战经济学和统计学规律，这种现象得归到魔法的范畴。

而且，在一些发达国家，比如韩国，也包括一些欧洲国家，还出现了另一个奇怪的就业现象：年轻人的高失业率与老年人的高就业率同时存在。一些已经到了退休年龄的老年人，因为退休金无法满足高物价下的生活支出，不得不继续想办法找工作。

就业问题成为全世界所有市场经济国家都存在的普遍而突出的问题。在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层次的国家，可能稍微好一点，但这是以打工人的收入被压制到地板为代价。

市场经济在全世界范围内都面临着创造稳定岗位能力不足的问题。

信奉西方经济学的学者，却不能给这个问题一个深刻而又客观的分析。或者说，是不敢给出这样的分析，因为沿着这个问题分析下去，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就要在现实面前彻底破产。也就是，现在的就业问题，很大程度上已经不是一个经济下行的周期性问题，而是包括人工智能技术在内的新的生产力水平提高带来的结构性问题。除非对生产关系进行改造和升级，否则无法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而这个根本性办法一旦被广泛接受，西经所倡导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经济丛林法则就完全失去市场。

一、西方经济学本来就不是用来解决问题的

西方经济学的功能，从来就不是解决问题，而是要么制造问题，要么掩盖问题。

西方经济学也被称为庸俗经济学，就是因为这门理论是为了给资本主义刷漆的。

我更喜欢将其称为“西方经济神学”，神学的目的是为了证明神的存在，不是为了解决芸芸众生的现实问题。西方经济学是为了证明市场上存在着一只“看不见的手”，有了这只“看不见的手”，自发的市场就能解决好供需问题、资源配置问题和就业问题。经济学家擅长根据需要创造概念解决理论困境，西方经济学解释不了市场真正的运行规则，或者说他们想掩盖真正的市场运行规则，所以，就用一个无所不能又看不见的“手”来进行解释。“看不见的手”就是把上帝请进了经济学领域、并成为经济神学的突出特征。无所不能又看不见，这不就是西方人的上帝才有的特点吗？

西方经济学就是依靠大量在现实中根本不存在的假设，再加上“看不见的手”，来掩饰西方经济学在现实面前的尴尬与困境。

西方经济学在现实面前的尴尬是什么呢？一是无法预测、更无法防止经济危机或金融危机；二是无法解决贫富悬殊；三是无法解决市场的需求不足；四是无法解决充分就业（本文提到的充分就业不是指凯恩斯的概念）。

遇到这些问题，他们就开始打哈哈，在表面的联系中兜圈子，或者像阿根廷的米莱那样，把一切问题都推给政府监管。总之要让人们相信，自由的市场是不会犯错的，因为自由市场有全知全能的“看不见的手”，所以绝对不能承认市场问题。否则就等于承认市场里的“上帝”不是全知全能，就会让大家看明白，他们描绘的自由市场的种种美好，不过是想象出来的“乌托邦。”

不错，现在世界上最大的乌托邦，就是西方经济学创造的“市场乌托邦”。他们用各种假设条件限定，用理论推导出来的那种理想的市场状态，在现实中从来没有出现过，也根本不可能存在。

但西方经济学的信徒就是通过不断念经，通过话语权的支持，还是让很多人相信了这样的市场能够真实存在，而之所以实际上不存在，是因为没有给市场以足够的自由度。他们最重要的公式就是：最自由的市场就是最理想的市场。

所以，米莱的横空出世，在阿根廷进行历史上最自由的市场经济社会实验，是一个可以让世界观察所谓最理想的市场是什么样子。既然一再吃过新自由主义亏的阿根廷人愿意把最狂热的自由主义信徒米莱选上台，那就给世界做一个反面教材吧。

二、西方经济神学的药方毒性有多大？

如果说宗教是一种精神鸦片，西方经济神学就是现代社会最有害的那种。因为西方经济神学，不同于和社会保持一定距离的传统宗教，而是要指导经济运行和社会实践的。

装神弄鬼是西方经济学的特长，因为这是必须具备的技能。他们会引用大量经济数据，然后给你得出一个似是而非的结论和有毒的药方。面对我们在前面说的四个让西方经济学始终尴尬的问题，这种药方的有效性，就跟古代的人生病之后，去找人跳大神一样。如果跳大神有效，就不需要医学了。

最近，中国的西经学者在集体推崇两个人。一个是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克鲁泽曼，因为这个人在媒体上发了一篇评论中国经济的文章：

“中国经济面对目前的困境，最显而易见的解决办法是将更多收入转移到家庭，从生产端转移到消费端，增加居民收入从而增强消费需求。但中国似乎奇怪地不愿做这些显而易见的事情，它们执着的仍然专注于大量生产而非消费。”

“我非常想让中国的专家来解释这种不情愿的原因，是因为地缘政治？还是因为担心中国人会变得懒惰？无论中国拒绝给居民发钱或者增加居民消费支出背后的策略逻辑是什么？中国目前剩下唯一的出路就是维持巨额贸易顺差，将在中国生产，但中国不能或不愿消费的东西倾销到其他国家的市场，而一旦其他国家联合起来对抗这种倾销冲击，中国唯一的出路也会面临灾难，5年之内也许它们就会遇到大麻烦。”

这个克鲁泽曼看到了部分问题，但是他开出的药方竟然是政府给居民发钱，然后就可以带动消费，拉一波就业。按照他的做法，经济发展的动力和就业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了吗？并不能。

这个药方的第一个问题是：政府去哪找那么多钱给全国这么多人发钱？按照一人一万元计算，十四亿人就是十四万亿。按每人五千，就是七万亿。发少了，也起不到太大作用。现在各级政府一年财政总收入也就是二十万亿多一点。显然，政府出不了这个钱，那就需要由有印钞权的机构，也就是央行印钱。

第二个问题是印钱再发钱的效果怎么样，只要看美国就知道了，就是物价通胀。看似每个人手里拿到了钱，但是上涨的物价很快就吞噬掉多出来的这点钱的购买力。如果印钱、发钱可以有效解决经济问题，那直接什么都不用干，开动印钞机就可以了。如果克鲁泽曼真有那么高的水平，美国的经济问题就不是现在这个鬼样子，要靠数据魔法来塑造经济繁荣，去年用电量和税收下降还能实现经济增长。

克鲁泽曼给中国开的药方，特点就是四个字：饮鸩止渴。

另一个备受中国经济学者崇拜的，是一个叫辜朝明的日本经济学家，是日本证券公司—野村证券旗下的研究机构野村综合研究所的首席经济学家，曾经任职于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这个人也出来给中国经济把脉，给出了“资产负债表衰退”的诊断和药方。他认为在经济泡沫破裂之后，会出现一种危险的衰退，即便利率已经下调，银行的钱还是贷不出去。所有人在同一时间开始去杠杆，修复自己的资产负债表，即便央行把利率降至零，人们仍然不借钱，而是优先偿还债务。即便每个人都在做正确的事情，也会导致错误的结果。

按照辜朝明的理论，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资产负债表衰退”发生在美国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时期，在短短4年里，美国GDP损失了46%。

据说是，2008年爆发雷曼危机后，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读了他的书，然后戏剧性地改变了政策，所以美国很快走出了次债危机。

总之，辜朝明的药方就是政府在危机到来后，用发债、负债的方式增加支出，改善社会的资产负债表。

那么政府负债发债的钱主要从哪里来呢？还是印钱，开动印钞机。

两个西方经济学的“大仙”，其实给中国开出了同样的药方。

但问题是，服用了印钱药方的美国和日本，经济情况是不是很好？美国确实走出了次债危机，但政府债务开始快速膨胀，现在美国国债更是接近35万亿美元。同时，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也在急速扩张，因为美国政府发行的国债，很大一部分出现在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上。日本更不用说了，日本政府的债务规模2023年就超过12万亿美元，占GDP的比例为260%。日本政府支出的一半都要靠不断发债来解决，因为社会购买不了那么多的政府债券，于是日本央行就成为最大的购买者。

无论是美联储还是日本央行，买国债的钱从哪来的呢？都是凭空印出来的。

你看，即使是被中国经济学者极力推崇的这些西方经济学大佬，以他们的水平所能开出的药方，也就是政府负债、央行印钱。

央行发钱，借给政府，政府再花出去，就可以有效解决问题，那相当于发现了经济发展的永动机原理。

政府负债、银行印钱，是在透支未来。这种药方对美国或日本的金融危机或许短期有效，但是以经济患上更严重的其他病症为代价。看似眼前的急性病症状有所缓解，但是药方却让病人得了无法医治的致命慢性病。

用印钱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已经是西方经济学所能开出的最后一个缓解痛疼的药方了，因为钱不能无限地印，靠印钱解决问题，就好比注射吗啡缓解病痛，病灶还在，只是痛疼的感觉被抑制了，但代价是产生了对毒品的依赖。

西方医学，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治头的只管头，治脚的也只管脚，头部或脚部的问题缓解了，就叫治好了。至于引起其他部位的问题，那就不管了。

西方经济学也是一样的思维方式和解决问题的方式，都体现了西方形而上的哲学观。

三、西经神学是对华认知战的核心武器

克鲁泽曼连美国的经济都治不了，竟然跑出来给中国开药方，这不是搞笑吗？辜朝明连日本经济的问题都治不好，却出来给中国诊断，这只是搞笑吗？辜朝明的父亲辜宽敏是著名的“台独”分子，祖父辜显荣是台湾日据时期当红的商人。这样家世的人，在大陆得到了很多经济学者的广泛吹捧，可见中国信奉西方经济学的这些人，只是西方经济学搬运工的水平。

所以，我自己并不是乐观主义者，虽然在分析国际地缘政治时，我是比较乐观的，因为外部主要对手的势力确实已经没那么强，但在另一个问题上，我是谨慎的，我担心的就是西方经济神学对中国人的影响太大。那些西方经济神学的搬运工，在中国还有着很高的社会地位和很强的社会影响力。而他们一些人的主张，如果被采纳，跟战略间谍的作用差不多。

讲到这里，你差不多就能理解，我为什么要一再去说我们现在不能用过去的战争思维看待现代的战争，因为现代的立体战最厉害的还不是军事，也不是金融战，而是思想战、舆论战、认知战。因为我们对传统的军事战已高度重视，甚至对金融战现在大家也都有了概念和提防，但对于无所不在又无形的思想渗透，却往往防不胜防。

我们的网民是特别能打的，对于政治的和文化的那些渗透手段，识别能力已经很强了。什么普世价值、三权分立、政党轮替、国家契约、人权法治以及这个“无国界”那个“无国界”，对我们的麻醉作用已经很小了，但唯独西方经济神学还在以现代经济学的名义，腐蚀着我们。我们头脑中的思想钢印已经去掉很多了，但唯独西方经济神学给我们灌输植入的很多钢印，还牢固地存在着。

特别是那套不但把拉美国家搞垮，还把美国掏空的自由市场经济，竟然还在中国的舆论场大行其道。很多人竟然为米莱在阿根廷的社会实验大声叫好，丝毫不考虑被所谓自由市场经济害得饭都吃不起的老百姓。

因为西方经济神学，只考虑金字塔顶的犹太资本的利益。所谓的自由，就是保障犹太资本带领的华尔街金融资本掠夺全世界的自由，自由市场经济的那些理论假设和政策主张，都是最大程度地满足了犹太资本控制全世界、掏空全世界的现实需要。

这种理论既不关心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打工人，也不关心存在于资本金字塔底的中小企业。自由市场经济的全部奥义就是四个字：弱肉强食。那些漂亮的概念和命题背后，真正想要做的，就是一件事：论证社会达尔文主义或丛林法则的合理性。

经济自由化，就是要用丛林法则管理经济和社会。人类进化到现在，工业革命已发生了三次，科技日新月异，人工智能时代正在向我们走来。而西方经济神学还在努力给我们洗脑，要我们相信，自发的弱肉强食状态是最好的，丛林法则才是最优的市场经济规则。

只要西方经济神学不被打倒，无论科技怎么发展，生产力如何发达，人类还要继续生活在丛林法则里。

所谓的内卷，不就是自由市场经济鼓励的吗？只有打工人内卷越来越严重，才能压低工资，或者自愿接受加班。内卷越厉害，失业率越高，打工人越来越成为任人挑选、任由驱使的“机器”。只有中小企业内卷越来越厉害，才有利于大鱼吃小鱼。这样才有利于站在最顶端的资本，而且我们现在都知道了，站在最顶端的正是犹太资本。

（未完待续；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明人明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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