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援：习近平历史观的科学体系与时代价值———纪念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发表一周年

 

“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历史是现实的根源，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安身立命的基础。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要求，更是中国共产党一百多年来治国理政的鲜明特征。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提出牢固树立大历史观理念，坚持把总结历史经验、推动现实发展、把握未来大势贯通起来，从不断深化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战略高度，准确把握党和国家发展的历史主题主线和主流本质，系统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和文化自信，以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智慧结晶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制度根基，必将有助于我们从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近代以来180多年斗争史、中国共产党100多年奋斗史、中华人民共和国75年发展史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从而使全体中国人民更好地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以最大的政治清醒沿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笃定前行。

 

习近平总书记论述历史以指引新时代中国史学发展方向，运用历史以坚定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传承历史以滋养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脉根基，形成了内涵丰富、体系完备、认识科学、价值重大的历史观。我国学术界和理论界多集中于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论述的具体阐释，或者直接研究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体系，本文立足史学研究，系统探讨习近平历史观的科学体系、时代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习近平历史观的科学体系与思想内涵

 

历史观是认识主体关于社会历史本身及其发展规律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是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面对的基本问题是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坚持物质第一性、物质决定意识的唯物史观，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唯心史观形成鲜明差异。习近平历史观在充分继承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正确对待历史文化传统和全面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的基础上，围绕树立正确党史观、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等内容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体系的史学篇。

 

（一）始终贯穿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认识和研究会历史的科学观点和方法，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群众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等基本原则，力图将人类社会的整体结构及其历史发展规律客观地概括并再现出来。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马克思将唯物论扩展至历史领域，在唯物论的基础之上构建起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无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还是我们党的历代领导人，都高度重视用唯物史观观察世界、解决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全党要高度重视和坚持正确的唯物史观。他在2014年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我们要学习邓小平同志善于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察世界、处理问题，掌握真实情况，把握客观规律，发扬务实高效、不尚空谈的工作作风，踏踏实实把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贯彻落实好。”他在2016年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只有真正弄懂了马克思主义，才能在揭示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上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才能更好识别各种唯心主义观点、更好抵御各种历史虚无主义谬论。”他在2021年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强调，“唯物史观是我们共产党人认识把握历史的根本方法。如果历史观错误，不仅达不到学习教育的目的，反倒会南辕北辙、走入误区。”以上重要论述深刻表明，惟有全面掌握和正确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才能更好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认清党和国家历史发展的主流和支流，制定出符合时代潮流和历史规律的制度策略，更加深刻地引导人民群众理解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性，更加自觉地把握好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规律性，更加坚定地担当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历史责任。

 

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实践层面，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运用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法、生产力标准衡量社会发展水平、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等基本原理，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际，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论断，作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科学判断，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一系列重大政治判断和理论成果，为全面理性客观看待我国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入回答关系党治国理政的重大时代课题，科学擘画中国式现代化的未来蓝图提供了基本依据。同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使我们有了站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的更长时空角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螺旋式上升的新高度，通盘审视和系统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主观条件。在这一思想指引下，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其中概括了具有深远指导意义的“十条历史经验”，即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坚持理论创新、坚持独立自主、坚持中国道路、坚持胸怀天下、坚持开拓创新、坚持敢于斗争、坚持统一战线、坚持自我革命。这“十条历史经验”深刻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尊重客观规律、善于总结经验、敢于开拓创新的历史主动精神，全面体现了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发展继承性与时代创新性、人民历史主体性与价值主体性的辩证统一，是贯穿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的全局性经验升华，更是指导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的行动指南。

 

（二）始终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史观

 

正确认识人民群众在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重要作用，是历史唯物主义同历史唯心主义的根本区别。马克思、恩格斯一再强调“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恩格斯强调：“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作用的合力，就是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在深入考察人类个体与群体的历史作用的基础上，科学阐释了人在创造历史中的作用。列宁进一步强调要提高所有劳动人民的文化水平，“必须取得全部科学、技术、知识和艺术。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生活”。

 

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是对马克思“人民是历史创造者”思想的继承，同时也植根于中国悠久的“民本”政治传统。“民本”一词最早见于《尚书·五子之歌》“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后见于《晏子春秋·内篇问下》“卑而不失尊、曲而不失正者，以民为本也。”孟子强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老子主张“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西汉贾谊提出“夫民者，万世之本也”。明张居正怀揣“庶民生可遂，而邦本获宁”的政治理念推行改革。类似表述不绝于史，民本思想对中国传统政治运作影响深远，为新时代政治理念的形成提供了丰厚思想滋养。

 

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时期，始终把人民立场作为最根本的政治立场，把群众路线作为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治国理政的一系列重要讲话和重大部署中，更是特别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他创造性地提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人民江山论，深刻揭示了中国千百年来王朝兴衰更迭的历史真义，生动凝练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初心使命和经验总结。他特别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中国共产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波澜壮阔的中华民族发展史是中国人民书写的！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是中国人民创造的！历久弥新的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国人民培育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是中国人民奋斗出来的！”“在前进道路上，我们必须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践行党的根本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尊重人民群众在实践活动中所表达的意愿、所创造的经验、所拥有的权利、所发挥的作用，充分激发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创造伟力。”这一系列关于人民史观的新思想新论断，是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实践基础，既忠实传承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人民观的理论本源，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赓续了中国共产党人一以贯之的人民至上主张，又以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原创性理论概括，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人民史观领域的历史性飞跃，必将有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三）始终强调服务民族复兴伟业的时代史观

 

历史主要指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过程。一切关于生产生活实践的社会历史现象都存在于特定的时空中，并且依照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的规律体现着历史发展的阶段性与连续性特征。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发展的历史、现实和未来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很多时代发展中面临的治理问题都可以在其历史中找到影子，并在相应条件下转化成未来发展和治理的物质基础与现实前提。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进程中，一贯重视系统分析总结社会运动及其规律，一贯重视借鉴和运用自身发展的历史经验。

 

善于从历史中总结经验、汲取教训的历史思维，根植于我国以史为鉴的政治传统。诗经《大雅·荡》就有“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的警示。唐太宗李世民高度重视隋亡的教训，指出“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在一百多年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党高度重视从历史中吸取营养，始终注意汲取历史教训，时刻保持居安思危、与时俱进的精神，在顺应时代发展中阔步前行。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从历史中汲取治国理政智慧，突出强调服务中华民族复兴伟业的时代史观。在他主持的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内容中，先后安排“我国历史上的反腐倡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我国历史上的国家治理”“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历史形成和发展”“历史上的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我国历史上的法治与德治”“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我国考古最新发现及其意义”“中国历史上的吏治”等主题进行专题讲解和交流研讨，充分体现了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善于运用中华民族5000多年来积累形成的伟大智慧、积极服务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伟业的历史主动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历史是最好的老师，是最好的教科书、清醒剂和营养剂。他说，“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定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系列重要论断，创造性地把当代中国的发展实践、前途命运与历史中国的经验总结、智慧结晶有机结合起来，把拓展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性和规律性，放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的时空维度和决定国家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来认识和理解，为我们以高度的政治自觉、行动自觉运用历史经验中所蕴含的世道变迁的思想精华、治国理政的丰富经验、开创未来的智慧启迪，认清人类社会发展大逻辑、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趋势，把握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前进方向和实践要求，提供了根本遵循。

 

（四）始终注重全人类视野的世界史观

 

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成为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呼唤更加强劲。“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怎样建设这个世界”，成为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如何在不确定的全球危机中育先机、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开新局，为全人类的进步事业开辟出一条光明的康庄大道，更需要人们端起历史的望远镜，从世界发展的历史时空中揭示运动本质、辨析规律走向，从社会进步的文明进程中汲取思想智慧、增强历史主动。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透过历史洞察世事变迁、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文化传统。《尚书·尧典》记载尧舜时期：“克明峻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孔子有言：“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老子的《道德经》中有“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庄子·齐物论》中有“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周易·贲卦》的“彖传”中有“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司马迁将“通古今之变”作为史家的要义之一。清顾炎武指出：“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这些思想传统塑造了中国人胸怀天下的宽广视野和宏大气魄。在中华文明5000多年发展史上，中华民族以“君子和而不同”“和羹之美，在于合异”为信条，以“百姓昭明，协和万邦”为追求，以“天下大同，声教远被”为志向，凝练出“以和为贵”“和而不同”“万方融合”的民族品格。正是在这些宝贵品格的涵养下，古代丝绸之路架起了东西文化沟通的大桥梁，唐长安城汇聚了世界各国的商旅，隋唐典章制度滋养了日本律令制国家的建立和发展，明代郑和七下西洋把中华民族万方和融的理念送达东非，明清两朝的西方传教士得以成为传播中西文化的使者，中华文明以其独特的气韵为世界文明进步撒下耀目的光辉，为我们党在百余年奋斗历程中始终为争取民族独立、国家振兴、世界和平、人类发展而戮力前行。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宽广国际视野和深厚历史纵深，深刻洞察人类社会进步大势和时代发展规律，先后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思想，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以及发出“一带一路”倡议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要“树立国际视野，从中国和世界的联系互动中探讨人类面临的共同课题，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以上一系列蕴含世界史观特征的制度成果、实践成果和精神成果，具有强大的理论解释张力和坚实的历史文化底蕴，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天下大同”“协和万邦”思想、与各国人民期盼建设美好世界的共同追求高度契合，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天下观”，为当今世界构建新型国际体系、国际秩序、国际治理体系提供了更多选择，在国际社会上展现出越来越强大的影响力、生命力和感召力。

 

二、习近平历史观的思想价值与时代意义

 

习近平历史观作为认识历史规律、增强历史自信、掌握历史主动的科学思想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与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是新时代党对学习历史、研究历史指导思想的又一次与时俱进。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习近平历史观的时代价值，关键在于充分认识其理论指导意义和实践引领意义。

 

（一）习近平历史观是构成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习近平文化思想紧贴新时代党领导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伟大实践，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等重大问题，形成了科学系统、逻辑严密、体用贯通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体系，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重大创新、重大发展，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和实践达到了新境界。

 

习近平历史观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包括关于学习历史、研究历史、评价历史、借鉴历史的一系列新概念新命题新范畴，如树立大历史观、增强历史自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等等。这些新概念新命题新范畴都不是主观臆造、凭空产生的，而是立足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中华文化繁荣发展、担负新时代文化使命而提出来的，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原创性和标识性，构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元素”。

 

历史、现实、未来是相互贯通的。只有引导广大人民群众持续学好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才能更深刻领悟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等基本道理，最大程度为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打牢基础。只有立足绵延不断、波澜壮阔的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才能以坚定的历史自信从延续中华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推出更多展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公共文化产品，在满足人民精神生活需求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做出贡献。

 

正是以深刻而科学的历史观为基础，习近平文化思想面向新时代提出了新的历史文化使命，要求我们继续保护传承好古代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精华，推动其在当代中国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让广袤大地上的历史遗产、博物馆里的历史文物、古籍里的历史故事、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历史文化日益走进人民群众心中、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在历史向前发展中实现文化持续繁荣兴盛，努力以文化强国建设更好地支撑起民族复兴伟业。

 

（二）习近平历史观是指导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时代坐标

 

当前，我国正处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旗帜鲜明地提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大时代命题。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既要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凝练新鲜经验，更要从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切实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魂脉和中华文化精华的根脉融合贯通起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习近平历史观作为“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在中国特色历史学领域的成功运用，不仅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史学观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发展，而且为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时代坐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换言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从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史中走出来的文明，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结果。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绝不是中断、丢弃甚至消灭中华民族的古老文明，而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让悠久古老的中华文明与时代契合、与世界同步，以高度的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在内生性演化中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在深厚底蕴基础上不断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习近平总书记还强调，要“树立大历史观，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提出因应的战略策略，增强工作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依据这一重要论断，中华文明作为贯通古今、从未中断过的人类文明，积淀着中华民族长盛不衰、薪火相传的文化基因，激荡着赓续中华文脉的精神品格和价值追求。例如，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思想和多民族国家的单一行政治理体系是古代中国留给当代中国的宝贵遗产，是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制度根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理念，可以为推进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丰厚滋养。所以，我们要从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汲取更多政治智慧，从中国共产党史、新中国史中归纳出一般性、基础性、全局性的治国理政规律，不断提炼合乎新时代中国发展逻辑的制度成果、精神成果，并将其内化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思维方式和决策遵循，不断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注入历史智慧。

 

（三）习近平历史观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指南

 

人类社会发展史雄辩地证明，各种文明只有相互交流借鉴，才能充满旺盛的生命活力。从历史唯物主义看，马克思、恩格斯早在19世纪中叶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指出，“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成为全世界的历史。”世界历史发展的客观事实充分表明，人类历史自始至终存在交流互鉴，逐渐由分散走向整体，最后成为一个地球村。从中国传统文化看，天下大同、四海一家等思想既是古代中华民族的思想精华，也是现代中国和平崛起的思想基石。从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看，丝绸之路、鉴真东渡、郑和下西洋、西学东渐等都发挥了中外交流桥梁和纽带作用，为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作出巨大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基于大历史观、文明观和发展观，在新的高度上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全人类共同价值有机结合，创造性地提出并不断丰富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内涵，顺应世界大势和人心所向，成为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前进方向的鲜明旗帜。他强调，“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以一种制度代替另一种制度，不是以一种文明代替另一种文明，而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我们要善于从习近平历史观的维度出发，充分认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蕴含的历史继承性和文明交融性，深刻理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体现的主观能动性和思想建构性，更好把握人类命运紧密相连和世界各国相互依存的客观规律和发展趋势。

 

新时代以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先后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并陆续被联合国决议等国际多边机制重要文件所采纳。“一带一路”倡议搭建起世界上范围最广、规模最大的国际合作平台，我国同世界上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合作文件。中国同10余个国家提出构建双边命运共同体，推动构建起上海合作组织、中非、中阿、中国—太平洋岛国等多个国际多边组织命运共同体。一系列制度成果和实践成果，一方面增进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为全球共同发展带来机遇的理解和认同，另一方面更加彰显了中国共产党、新时代的中国为促进全人类进步所作的卓越贡献，得到越来越多国家和人民的高度赞誉和大力支持。

 

三、以习近平历史观指导新时代中国史学繁荣发展

 

习近平历史观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科学的思想体系、丰富的时代内涵，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根本遵循。广大历史学研究者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旗帜和灵魂，持续加强对习近平历史观的研究阐释宣传，以5000多年文明史、尤其是党史国史和中华民族史中的重大现实问题、重大理论问题、重大前沿问题为主攻方向，使学术研究更加深刻系统、理论武装更加扎实有效、对外宣传更加深入人心，不断推动中国特色历史学发展取得新突破、迈上新台阶。

 

（一）持续加强对习近平历史观的研究阐释宣传

 

强化对习近平历史观科学内涵的研究阐释宣传。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等重大历史关头发表系列重要讲话，全面回顾奋斗历程、科学总结历史经验，广泛深入地探究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从而使我们推进的各项工作更加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广大历史学研究者要紧密联系“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联系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联系党和国家建设事业在新时代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非凡实践，深入阐释习近平历史观的核心要义、精神实质、时代内涵，不断深化对新时代历史学研究的规律性认识，切实为增强全民族的历史自信打牢坚实思想基础。

 

强化对习近平历史观原创性贡献的研究阐释宣传。习近平历史观具有突出原创性理论品格，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理论成果在史学领域的集中体现。这一思想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老祖宗”，又讲了很多基于时代发展的“新话”，回答了诸多史学研究领域前人没有回答过的重大问题。我们要深入研究习近平历史观的概念范畴、思想体系、逻辑框架，重点运用习近平历史观所蕴含的立场、观点、方法，系统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定历史自信、把握历史规律、发扬历史主动精神、汲取历史智慧、学好党史新中国史等方面的原创性理论，充分展现习近平历史观的强大思想伟力。

 

强化对习近平历史观实践品格的研究阐释宣传。习近平历史观是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形成的科学理论，也是新形势下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应对意识形态领域风险挑战的重要法宝。我们要正确理解和准确把握习近平历史观中的自我革命精神和实践要求，深化对新形势下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科学研判，推动“四史”学习与理想信念教育深度融合，发扬我们党勇于自我革命和敢于斗争的光荣传统，引导广大人民群众恪守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正确对待和评价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及时澄清和纠正人们对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模糊认识和片面理解，旗帜鲜明地反对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谬论，切实为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挥引领作用。

 

（二）加快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历史学因其有特定的研究对象、研究范畴和研究方法而与其他学科区分开来。马克思说：“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会变成物质的力量”，“理论只要能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习近平历史观就是彻底的理论，就是能说服人的理论。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首先要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和习近平历史观为指导，厘清历史学学科体系演进的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从整体上全面提升考古学、中国史、世界史等历史学一级学科的学术定位和研究水平，努力建设既有中国特色又有世界意义的史学学科体系。其次，要加强对边疆史、民族史、宗教史、中外交流史和国际关系史等新兴学科、交叉学科的支持力度，通过改革学科建制促进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知识深入交融和创新发展。再次，要研究制定专项扶持计划，加快培育一批如甲骨文、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的“绝学”“冷门学科”，充分发挥它们在融通中外文化、增进文明交流中的独特作用。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术体系。学术体系是关于历史学知识建构、传承和发展的综合，处于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的中间位置，是学科体系的划分依据，是话语体系的表达支撑。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术体系，要基于中华文明探源、“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等重大时代课题，扎根中国大地、树立世界眼光，积极吸收借鉴国外历史学同行的最新研究成果，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和研究方法创新，加快形成具有中国鲜明特色、符合时代发展、具有国际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此外，要加快建立中国特色历史学学术评价体系，重点以历史学研究成果的创新质量、学术影响、实际贡献为衡量标准，引导历史学研究工作者努力为解决重大现实问题提供历史智慧和经验借鉴。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话语体系。话语体系是学科体系、学术体系的外在表达和传播方式。广大历史学研究者要立足中华文化立场和国际交流规则，提炼一批在国际舞台上展示中华文明的话语标识，打造更多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中国史学新概念、新命题和新范畴，着力把中国古代文明精华和近现代中国积极探索现代化的历史经验，进行理论化概括、系统化总结、知识化表述，加快形成以习近平历史观为指导原则、体现中国文化特征，独立于西方模式和西方逻辑的中国叙事体系，最大程度将中国的发展理念、治理经验、和平主张融入中国故事中，在国际舞台上更客观地诠释好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中国制度的显著优势，充分彰显出中国方案的实践价值、中国智慧的积极成效。

 

 

注释从略，完整版请参考原文

 

作者：马援，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秘书长，中国历史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党委常务副书记；来源：“东岳论丛”微信公众号原文刊载于《东岳论丛》202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