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益忻：以智能制造为主旋律，推进中国新质生产力范式革命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为我们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以产业升级构筑竞争优势指明了前进道路，是对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伟大创新。本文围绕新质生产力的本质和形成机制、形成新质生产力的伟大战略意义、形成新质生产力的科学观方法论，形成新质生产力中的人本智能化创新机制、形成新质生产力宏观实践主体和微观实践主体等问题展开论述，深化对新质生产力内涵和外延的理解，为以智能制造为主旋律、推进中国新质生产力范式革命提供参考。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为我们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以产业升级构筑竞争优势指明了前进道路，是对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伟大创新。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贯彻落实，并结合经济发展实践不断丰富和完善。

新质生产力的本质和形成机制

从力能制造到智能制造的嬗变

新质生产力，是以智能制造为核心之新型工业化体系的生产力基础。新质生产力产业形态主要包括战略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专精特新”产业等。

这里说的“智能制造”是相对于“力能制造”而言的。在生产的发展过程中，“力能制造”之跃迁为“智能制造”是人类劳动生产力跨越至新时代的根本标志和分水岭。

智能制造的概念，最早是西方的怀特1988年出版的《智能制造》一书提出的。从力能制造到智能制造，这是新质生产力之所以叫新质生产力的最科学、最本质的划时代分野。

传统农业社会，人们的生产主要依靠人力、畜力、水力等简单的动力。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于1776年瓦特发明蒸汽机。因为动力的进步，人力可以解放出来，进入机械化时代，制造业有比较快的进步，开启了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第二次工业革命是以1821年法拉第发明电动机为标志，人类进入了电气化制造时代。第三次工业革命，开始于1946年电子计算机的发明，人类进入电子力能制造时代。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人类社会进入信息化时代。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出现，又推动人类进入智能化时代。

历史既往直至当前，制造业一直是整个产业体系、经济体系的核心，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科学技术的基本载体。在今天，体现一个国家的科技水平和经济实力的重要标志是制造业是否从力能制造飞跃到智能制造。

智能制造横跨二三产业

现在有一个说法，认为中国制造业很发达，美国进入后工业社会，其经济主体是服务经济，不搞制造业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2022年美国服务业占比81%，制造业占比11%，但美国的GDP基数大，制造业的总量是2.36万亿美元。而且美国的服务业占比中，60%是生产性服务业，是为制造业服务的，能够占到经济总量的49%左右。例如研发服务，虽然被统计为第三产业，但实际上是从第二产业分离出来进入服务业的，属于智能制造业的另一种形式。不论它们过往被统计在第二产业，还是今天被统计在第三产业，都属于制造产业，实际上，研发正是智能制造的核心。

在过去200多年当中，发达国家不仅从来没有放弃制造业，而且始终处在制造业的核心领先地位。

我国正处于从力能制造向智能制造跃迁的路上

从国内来看，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紧跟发达国家步伐，把握全球产业变革大势，特别是新一代信息技术和传统的制造技术有机融合方面，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和成就。我们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近三百年的工业化道路，极速追赶、成就巨大的同时也存在一些短板弱项。

一是产业基础薄弱。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基础研究，基础研究对后面的应用至关重要。因为前面工业化时间短这个客观现实，导致很多基础研究没有跟上，包括大学研究机构，还有大企业的基础研究都比较薄弱。

二是产业生态位上不去。我国制造业的整个产业链还不完整，有的环节是空白的。而且我们为智能制造服务的关键基础设施，如工业互联网、5G，包括数据资源体系、人才资源体系还不够完善。

形成新质生产力的伟大战略意义

管子曰：“道民之门，在上之所先。”（《管子·牧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而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需要我们从理论上进行总结、概括，用以指导新的发展实践。”

以智能化为突出特征之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是整个新型工业化的核心，是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主旋律，是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引擎，是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旗帜。

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是紧扣高质量发展最关键的跃迁

2023年9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调研期间，提出“新质生产力”这一重大课题，指出“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在此期间召开的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上，提出“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

若说“经济新常态”构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语境，“高质量发展”提出了塑造中国未来前途的大逻辑，那么“新质生产力”则释放了驱动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源。历史性战略机遇不容错过，形成并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传统生产力向新质生产力的过渡转化，是抢占发展制高地点、培育竞争新优势、积蓄发展新动能的“先手棋”。

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依靠科技创新，而创新驱动发展是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前提和保障，以创新驱动发展为主要特征的高质量发展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积极发展、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以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等为主旋律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跃迁，正在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心环节。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抓住了当前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

时下，中国经济体系尤其是作为国民经济核心的制造业。作为整个经济体系的产业体系核心，制造业生产力的核心机制亟待转型升级，而这个转型升级的核心机制即力能制造向智能制造的迅速而稳妥的转型升级。这是观察、指导、认识和解决当前经济、社会、文化现象背后一切问题的根本指导线索。

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我们党的中心任务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解决这一“主要矛盾”，完成这一“中心任务”就必须进一步以新的生产力理论指导新的生产力实践。智慧化新质生产力理论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和时代趋势中应运而生，这是新时代中国生产力发展的实践结晶、政策宣示、理论升华，更是中国矢志推动战略新兴产业和培育未来产业的理论引擎。

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是摆脱路径依赖，锻造当前创新驱动机制之关键引擎

新质生产力之“质”的核心内涵在智慧化、智能化。有别于传统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涉及领域新、技术含量高、质式密度大，是科技创新发挥主导作用的生产力，代表生产力演化中的一种颇具划时代意义的能级跃迁。

对于传统生产力而言，我们强调“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总书记讲“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其重心不是因受限而需要“解放”，而是从无到有、由弱到强的主动培育、打造。

新质生产力，特点在“新”，关键在“质”，落脚在“生产力的智慧化”。新质生产力突破了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以高效能、高质量为基本要求，以数字化、网络化、尤其是智能化为基本特征。要把推进数智技术创新驱动作为主攻方向，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当务之急是实现数智技术自立自强。要高度重视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围绕具有先发优势的潜在关键技术和引领未来产业的前沿技术，及早加强战略谋划和前瞻布局。重点方向是瞄准产业升级。检查数字技术创新驱动，发挥数字技术的高链接性和强渗透性，推动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的深度融合。

从技术上讲，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在于新时代制造业的内在智能化机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要的是5G网络实现信息高速稳定传输；其次是物联网和工业互联网打通线上线下的道路，实现“数字孪生”；第三是区块链技术将元宇宙中的数据资产化，形成新的可信机制和协作模式；VR和AR改变人们与数字世界交互方式，实现“虚实共生”；最后是人工智能成为数字网络的智慧大脑，引领数字经济进入智能经济发展新阶段。

形成新质生产力的科学观和方法论

新质生产力之主轴，在从力能制造向智能制造过渡，这就必然涉及到科学观和方法论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一切规律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不是可以尊重、可以不尊重的主观臆断，而是必须遵循的客观法则。而就本文来说，则主要旨在讨论以下问题。

首要的一个问题是从“先破后立”到“先立后破”。马克思指出：各个经济时代的划分，不是看生产什么而是怎样生产。这就是说，“怎样生产”一定是“先立后破”；一般说来，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等，都只能是“先立后破”。

进一步的讨论则是从“先破后立”到“先立后破”VS“先破后立”。解开这个理论之结，又必要求助于列宁的著名的“两个归结”理论。列宁在同机会主义者米海洛夫斯基论战中给出的论断，雄辩地揭示和阐述马克思主义之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做自然历史过程。”[1]“两个归结”的问题，达至生产力高度，便凸现了科技创新驱动的领航机理，据此便成就了它在整个生产力体系中为首的地位和作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揭示了为什么先立（生产力）后破（生产关系）及上层建筑的根本原理。同时，这个“先立后破”并不否定它同“先破后立”即生产关系反作用之间的辩证逻辑。

何为原创？是从无到有，从0到1。而背后更重要的，是对事物本质的内在规律之科学的把握。正如管子所说：“羿之道，非射也；造父之术，非驭也；奚仲之巧，非斫削也”。（《管子·形势》）

这便成为“先立后破”VS“先破后立”之公式的具体内涵。比如某一创意在最初只是一个蓝图（先立），但要变成某种业态，便需要产业化（后破）。而要实现产业化便需要相应流程运作。这便要倒过来成为“先破后立”（破除原来的创意蓝图），后立（形成新一套的蓝图设计），现在人们说的硬创新，正是这样一个辩证关系。

形成新质生产力中的人本智能化创新机制

创新之拾级而上之创新史观，及其走向智能化，更进一步达到人本智能化的必然内在逻辑，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熊彼得创新到工业化创新。熊彼得时代，创新是单一的物理层面的创新；现在则是数字化创新、多维度创新；数字化创新是“先立后破”主导而非“先破后立”，同时又科学地把握了“先立后破”和“先破后立”随时空转换而辩证流变的科学机理。

第二阶段：从力能创新到智能创新。创新是若干小阶段集聚化，变成大跃迁。从力能到智能的新质生产力，是跨越了畜力、汽力、电力、电子力多个小时代的大时代跃迁。 

第三阶段：从“数字＋”创新到“数据”创新。创新，让数据从“复用”到“智用”。数据作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最根本的最具划时代意义的崭新特征不只是运用、复用，更强调智用。充分激活其潜能，有利于促进“三优”的实现：在高质量发展中提高做优的效率，在现代产业体系中优化结构，在生态市场体系中优化发展环境，进而做强做大数字经济，释放数字化红利。

下面分析一下从信息生产力创新到人工智能科学化方法论下生产力创新。

信息生产力是当今社会发展的智能化生产力，这种生产力的深层发展必然要求从人工智能视角给以科学观、方法论的回答，这个回答可用一个基本命题解答，即主体驾驭及其场景条件约束下的主客观互动。如毛泽东同志指挥红军“四渡赤水”，就是他老人家主体（主导）驾驭敌我双方及其整个大场景而又最有效、最科学地实施主客观绝佳的互动。

应当强调的是，智质生产力的到来，使整个生产力体系各个方面、各个领域都在发生空前的大变革。

价值是经济意义上的质。数据科技创新主导的新质生产力，因创造新的价值，具有自身的质的规定性。创新体现的是供给方面的新质，体验代表的是需求方面的新质，在迭代中达到供求一致的新质，就是抽象意义上的质量。从这个意义上说，高质量发展，一定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整个生产方式，整个产业体系，整个经济体系之高质量发展，最核心、最原生的内在机理正是新质生产力生成、存续、运行、发展的外在表现形态。与之相对，工业生产的质的规定性，主要表现为同质化。其价值增加主要是同质的价值在量上的增加，熊彼得成为物质的“循环流转”。

至此应强调的是，新质使用价值同旧质使用价值的不同。由于智能机制最终要形成产品的使用价值，终端必然引发其更智能化、智能人性化的大变革，这是力质化时代根本达不到、不可能的。新质生产力创造新质价值。一方面，新质价值是新的使用价值。新质生产力创造的价值，是创新劳动的价值。创新，就是创造新质即新的使用价值的活动；另一方面由新的使用价值，再带来交换价值的新的附加价值。创新劳动价值之最顶尖的创新机制应属于悟性制造（守正出奇）。智慧化、人本化创新已非昔日熊彼得意义上的“新价值”的活动。而由信息、知识、数据创造出的附加值，构成数字经济的价值本体。因此新质生产力与数字经济，在创新附加值上是一致的。

最后，特别应揭示和阐论的是，从技术高质量创新到人本素质高质量创新。支持高质量发展，在效率上的主要体现为做优。做优，是指体现于事物结构的质的变化，是在品质上变优。本质上是从质上提升生产力。不仅如此，最为重要的还不仅是智慧技术、业态的高质量，更在于人的素质、人的价值观的高质量，这是决定命运的最关键点。

下面一个现实案例，具体阐明其重要性意义和作用。比如智慧城市中，实现物联网监测数据实时更新，尤其要紧盯“以人为本”这个视角，对城市运营作出科学、准确的预判与决策。比如针对城市内涝的智慧预防和控制：一是均衡发展城市各区域搭建的基础设施和发展水平，及时感知内涝点，着意于人性化着力点；二是增加城市救援力量，排涝设备及时到位，出现内涝及时处理，更着力于人性化着力点；三是出现内涝区域后，智能响应手段高效发布预警信息，避免内涝区进一步拥堵或阻碍，实行快速有效的疏散。很大程度上帮助防汛部门快速采取措施，避免出现“城市看海”现象，更着力于人性化的着力点。然而，2021年7月20日河南水灾造成全省302人死亡，50人失踪。其中，郑州市遇难292人，失踪47人。这个过程中，智慧隧道根本没有发挥作用，只是摆设，要害在于失去人性化了。人性化缺失现象，最为严重之要害在于物本思维，而非人性化思维，需要我们认真总结与系统反思，进一步探索智能化中的灵魂——“以人为本”。

形成新质生产力宏观实践主体及其迈向创新型工业化

这个问题的要旨，在揭示和论明新质生产力在整个工业化体系中历史地位和实际作用。首当其冲在阐明从“数字＋”到“数据×”新型工业化的方向。

新型工业化的方向：从“数字＋”到“数据×”

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不仅包括物质形态的高端智能设备，还包括数据等新型生产要素和新劳动对象。[2]以前人们没有对数据价值进行价值评估，现在可以通过市场化，把数据有形化为价值实现。

与此相联系，迈向智能化架构中的产业链过渡到3.0，它已划分为三段：一切的产业链、产品链和供应链应划分为三“乘”。“乘”就是把二者智能化联系在一起的方式。数据要素是中间产品，应用是最终产品，一个中间产品的作用在无数最终产品的价值中体现出来。这种一对多的关系，就是乘法的作用。通过“乘”，要促进数据使用价值复用与充分利用；要促进数据合规高效流通使用，赋能实体经济；要推动数据要素收益向数据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创造者合理倾斜。

由此可见，这个“赋能实体经济”太重要了，在更多目标市场上放大“智能制造活劳动”，使之复合化，打通生产链、供应链、消费链。例如广东茂名邮政建立“数字链农产业联合体”，利用销售数据分析能力寻找目标市场，开展全国“万人拼团”等活动，2022年带动荔枝销售1500万元。

这里应当指出的一点是，数据价值在新的企业的产业链、供应链中产生新的使用价值，定价化的数据从产前转到产后，发展新的企业应用，产生新的使用价值。数据要素乘以企业应用，形成“平台×应用”，即平台企业基础服务与平台内企业增值应用相乘，实行数据要素提供本身不收费、但按照使用效果收费的有偿共享模式，也就是将数据要素以流量共享、流量转化等形式直接赋能于应用企业，再从有收益的应用中获取会员费、使用费。将数据资产定价，流量即从产前转向产后，从而通过应用为数据要素间接定价，在促进数据使用价值复用于充分利用中，消除交易所产前定价重大“贝塔值”的不确定性。

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一个市场资源配置转化为三个市场资源配置。市场建设本身涵盖产前、产中、产后，包括构建产权交易市场（数据交易所）、产中交易市场（分行业社会化服务市场）、产后交易市场（采用“两部收费”的双边市场）在内的产业链、全价值链市场体系；创新交易中介，对要素进行交换，从交易现金转向交易价值凭证（如共票，Coken），使之可以随不同时间、不同场景的价值实现情况进行贴现。管子提出“化育万物谓之德”（《管子·心术上》），目前各地在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过程中，不断摸索新的做法。哲学探索的一个共同的积极方向，是把实体经济业绩最终用到的数据与数据的提供方进行绩效方面的关联。例如，单纯的气象数据不好估值，但与不同的货船、渔船的具体时间地点的业务结合，真实价值就会体现出来。

从旧“三驾马车”到新“三驾马车”

行文至此，本人要指出和揭示的一个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是，关于“三驾马车”问题。在生产力主导之产业体系定位上，如何从（照搬）西方之既往“三驾马车”模式向适合中国国情之新型“三驾马车”模式转变。西方引进的“三驾马车”潜在着“以利为本”（非我们的“以人为本”）意识形态残痕，资本眼中没有人民只有打工仔，没有关怀广大民众的民生刚需，而绝对保障民生刚需恰恰是社会主义本质特征。

直至今日，包括中国在内都在用西方“三驾马车”发展模式。其实，这一理论和实践首要一个硬伤便是投资、消费、出口三者中，消费和出口本质上都是消费，这便使三驾马车在实际上成了两驾马车了。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国家，西方“三驾马车”发展模式下，“人民”完全成了劳动力的生产/出售者。尽管西方工人们所谓的福利，甚至绝对数额比我们还多，但那是被当作机器设备一样的“人力资本”。这同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群众在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就业完全是不同的两码事。现在必须向适合中国国情的新型“三驾马车“理论和范式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实行的“三架马车”理论都是照搬西方模式，现在出现的医疗、养老、教育所谓“三座大山”正是在这种理论以及“市场万能”思潮下的产物，必须予以拨乱反正。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之再生产理论基础以及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方针指导下，有必要实施适应我国国情的新“三驾马车”：力保民生刚需；大力发展高科技+实体经济；搞好国内国际双循环。应当全方位、全格局构建新型“三架马车”理论与实践，试验成功再复制。

与此相对应的是，在生产力内部结构定位上，从单一层面向复合多层面转变。即其生产从单一物质层面加工向包括物质加工、信息加工、智慧加工三层面，在其相应价值观导向下复合加工，形成一个完备的新生产力范式体系。

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微观实践主体及其微笑曲线

在分析了新质生产力的宏观实践主体之后，我们来讨论它的微观实践主体——企业的内在机理。

企业具有成为制造业整个生产力体系咽喉机制的唯一性。管子曰：“市者，货之准也。”（《管子·乘马》）美国经济学家科斯说，企业是市场机制或价格机制的替代物。只有经过市场交易这样一种资源配置，从商品视角来看，才能确定商品的价值、使用价值；从资本角度来看，才有价值、剩余价值。

企业具有强化科技创新、创造孵化新技术，并使之转化为生产力的唯一性。产业的发展须建立健全协同高效的创新体系。企业具有“利出一孔”（《管子·国蓄》）、协同力量办大事的软管理优势，实践中，往往是企业牵头，联合各类研究机构建科研平台，对重大科学技术任务进行攻关。为此，应塑造大中小科技企业梯度布局创新格局。发挥大型龙头公司在重点领域和关键技术上战略引领带头突破的卓越机制，有效发挥“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创新灵活性优点，增强市场活力，促进产业链协调发展。

通过众多科技创新企业，一代又一代精英人才，源源不断打造新智（智能）微笑曲线，一头是大学发明创造，一头是金融支持引擎，发达的制造业体系和发达的金融业体系促进了诸多产业的持续发展。

企业是整个产业体系中能获得并实现用户刚需的唯一角色。战略定位理论告诉我们，唯有企业能洞悉用户价值主张，真正抓住用户本质和最底层的刚需，就是说，真正体现营销3.0——从营销1.0到营销2.0到消费后（3.0）的大产业链（三段综合产业链）的现实。具体来说，营销1.0是指在客户经济到来之前，市场上完全是企业说了算，他生成什么你就只能买什么；到营销2.0时代，用户说了算，因为市场上商品极大丰富，价廉物美，用户很方便用脚投票；到今天完全进入最彻底的“用户是上帝”阶段，企业要考虑的不仅是能不能卖出去的问题，还有卖出去之后的用户满意度、忠诚度、复购率等。

形成新质生产力中的活劳动赋能转向劳动价值论

劳动价值论，尤其是其中的活劳动，在今天数字化特别是智能数字化时代，是一个十分重要而又未能被人们重视起来的，一个亟待回答和解决的重要课题。

活劳动（living labour），是指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劳动者的脑力和体力的消耗过程。它是处于流动状态的人类劳动，通过这种劳动，劳动者借助于劳动资料生产使用价值。活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它作为新的劳动，不但物化成新的价值，还保存了原先存在于生产资料的价值并将其转移到产品中去。[3]

建立在信息平台、技术基础上的“数字＋”、“数据×”及种种赋能，这个能量是哪里来的呢？来自自然界吗？非也，只能是人们的劳动创造、创造价值才有可成为“能”的机会。活劳动具有任何赋能获利的唯一性。活劳动是价值生成增值的唯一机制。活劳动是数字化运行中唯一赋能者。只要是活劳动中有报酬部分大于追加部分，结果必然如此。接下来那便是活劳动的赋能承担主体的身份的多样性。

从微观上说，活劳动及其承担主体大致可分为几类：研发活劳动（研发人员），作业活劳动（员工），经营管理活劳动（企业管理者），产业管理活劳动（产业园），平台活劳动（平台上可分为若干档次来设置）等。

人的活劳动赋能都必须依托企业、产业园、研发机构，等等，否则是不可能施行的，因此它们的数量在技术上要同一定量的活劳动相匹配，另一方面，它们在合乎目的前提下，不仅要有性能好的机器，而且要有优质的原料和辅助材料。

一般劳动是一切科学劳动，包括一切发现、一切发明。它部分地以今人的协作为条件，部分地又以对前人劳动的利用为条件。共同劳动以个人之间的直接协作为前提。

活劳动启动下的过去劳动具有增值的可能性。流量及其大V们集合起来的广大的粉丝群，是若干个活劳动的总和（类似于生息资本）。劳动具有价值增值的可能，生息资本能产生剩余劳动部分，是活劳动接触有可能剩余劳动的支配权，存在资本关系而形成。

过去劳动的产品的价值保存下来，也就是说再生产出来者，实际上只是它们同活劳动接触的结果，其次，过去劳动的产品对于活的剩余劳动的支配权，恰好只是在存在着资本关系（一定的社会关系，在这种关系中，过去劳动独立地同活劳动相对立，并支配着活劳动）的约定时期内存在。

资本（劳动）游离本身成为活劳动，如具有财富增值性，用以前一半的活劳动和对象化劳动，生产出同以前一样多的产品；或者是用同量的劳动，生产出两倍于以前的产品；其作用就像通过积累而获得追加资本是一样的，只不过节省了从事积累的劳动。

作为主体生产力的活劳动有三个特性：作为价值乃过去劳动；企业家成为主体生产力；工人成为物质生产力——商品（公有制下不再是商品）。

新质生产力形成发展中之资本历史性的跃迁

在新质生产力形成过程中，以智能化为主导条件，这就必然涉及资本问题。特别是要破除资本“万恶之源”的非科学迷思。

首要应该说明的是，资本的双重历史起源。在欧美，西方的经济发展一起手就是私有制，而在中，国则是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

其次是资本（企业）双重经济功能，包括实体资本的实体功能，和金融资本的虚拟功能。通俗些讲，资本就是一种资源配置单元，即一个个或大或小的企业，不能把它看作仅仅是生产关系的资本，或者仅仅是作为实物形态（机器设备）的资本，或者仅仅是（货币）资本关系的资本。

第三点，资本数字孪生即二重机制。数字时代，数据要素成为新型生产要素，数据要素与资本要融合。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重心，正从实物形态的资本要素、货币形态的资本要素，转向数据形态的资本要素——数源之上可带来剩余的数据资产。

第四点，产业资本的二重发展方向：以人为本还是以利为本。以人为本，中国“东方模式”，产业资本起家；以利为本，源出美西，美西（掠夺）模式，债转股起家。我们应该倡导企业家队伍，以人为本，而不是“以利为本”、唯利是图。

第五点，资本、金融二重管理模式。在力质生产力向智质生产力跃迁过程中，应特别注意驾驭及限制金融的力量。把控金融货币的运行发展方向，让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

第六点，数据（资产）在（货币）资产化、孪生化二重驾驭管理。资本的超时空认定，是对西方的路径依赖，也是对《资本论》的教条理解，要活学活用。

第七点，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管子曰：“得人之道，莫如利之；利之之道，莫如教之以政。”（《管子·五辅》）。毛泽东同志科学地继承而发展了这一理论和逻辑，深刻地指出：“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只要我们的思想整治工作一放松，经济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

形成新质生产力中之产权结构问题

在生产力产权结构上，从片面、单一强调所有权（忽略其它子系统）向一整个产权束及其内在结构变迁。产权是一组权力，它同时包含了所有权、经营权、支配权、处分权等，是一个完备的产权束。还要特别强调的是，生产力运行发展中，所有权逐渐淡化，而其它支配权强化。

从单一所有制（权）定义向整个产权束定义过渡。中国农民的土地产权问题，实际上是走两大步，两个阶段。新中国成立之初初期，进行土地改革，1956年三化改造，这是解决所有制问题，解决的是产权束以外的问题。现在迫切需要解决产权束以内的问题，主要是淡化所有权，强化经营权、支配权等。以农民土地问题为例。1918年4月12日，列宁在给苏维埃政府农业人民委员会的便条上写道：“在农村平均分配土地给农民，现在土地在谁手里耕种，支配权就归谁”。这就明明白白地告诉人们，是支配权而不是所有权，同时这也表明，淡化所有权，强化支配权。

公有制的普照之光。在任何一个社会中，如果有多种所有制存在，有一种占主导地位的，它向其它所有制形式发出一种普照的光；改造着每种所有制及整个社会经济的整个光谱体系。我们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形成新质生产力中之产业链、供应链演进问题

新质生产力下的产业链智能化演变，大体可分为三种历史性转化：从链点（单个企业）到链群（企业群体）演变；从价值链到产业链的演变；从链状到网状的演变。研究表明，在产业链、供应链运行中，其每个链的激活、存续、运行、作用发挥都必须以活劳动为依据，所谓赋能正是通过活劳动来达到和实行的。

重点产业链向高质量发展。2023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质量支撑和标准引领，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正是产业链供应链将若干个企业链起来，完成赋能。上下联通，企业携手成链，成为有机整体，成为有其特定内涵标识的链。

大体说来，产业链核心企业“链主”，是研发投入领先战略合作的企业。有主导者可抓大市场中枢，可获得高附加价值。

第一，有了主导者就有利于形成核心技术能力。核心企业的特点就是有核心的产品技术处于行业的领先地位。核心企业不断扩大创新投入的同时，会带动整个链条加快创新的步伐，供应商如果不能加快创新，就可能会被甩出这个链条。

第二，有利于抓市场中枢。对上游的大中小企业而言，如果想进入国际市场，那么与供应链的核心企业建立战略合作关系，供求关系，企业的国际化之路就会更加的顺畅。

第三，有利于提升企业盈利能力。产业链供应链核心企业技术领先，市场地位也很高，企业的盈利能力很强。在核心企业带领下，上游的所有企业都会走上一条高附加值的发展道路，这就意味着这条供应链走向了高质量发展的方向。

形成新质生产力中之国际大循环

产业链国内循环向全球大循环转变。转向国际化大循环供应链的数字化，实际上可以实行新国际化共时共享；供应链成本大幅下降，可全球化按需生产，实现零库存；区域化前提下的全球化，多元化基础上的全球化；数字技术来赋能供应链，提质增效。

企业经营从离岸到在岸，智能制造嵌入国际化分工体系。由此引发了全球产业大革命、大变化。第一个方面是，先进制造业如何和全球的现代生产性服务业融合，研发、技术、设计、咨询，等等。第二个方面，更快、更便捷实现国内外供应链的数字化转型和绿色化转型，有利于推动我们加快发展步伐。第三个方面，是他们的供应链非常明细地走向高增值。40多年的改革开放，前30年我们主要是嵌入到国际产业分工体系；2009年以后，中国开始从离岸制造到在岸制造、到全球制造，进一步向高增值制造转型。

产业链多元化、专业化的相互转换。例如，一个企业复用布局了若干条重点产业链，这些重点产业链就是多元化，比如，化学制药、生物制药、中医制药基于专业化的管理整合。极端情况下如何获得更多信任核心供应商？面对外部冲击，对供应链柔性要求很高，要实现全链上下游的开放；利用新一代新型技术把供应链数字化后，当供应链上的合作伙伴不能满足我们的供应需求，通过新型智能系统能迅速找到更多的供应商；供应链在控制成本方面取得了非常好的进展；电子商务缩短了分销渠道的环节数量 ，成本得到有效控制；应对外部供应链的冲击，最重要的是壮大自己的实力。

中国企业如何从追赶到并跑、甚至领跑？2023年2月，国药集团与通用电气（GE）医疗中国签署合资协议，共同推进高端医疗装备领域合资合作，重点布局高端医疗影像设备产业。改革开放之初，中外合资企业，往往是外方控股；而现在，我们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在与外资公司合作时获得了控股权，获得高度认可。

在外贸战线上，如何由大企业主导引领形成巨大的可自洽的巨型联合舰队，是当前外贸企业亟待解决的一大课题。绝不可再各自为政了，更不可为了一己私利而恶性竞争、自我内耗，也绝不可受人挑唆、浪费资源，至于叛徒、卖国贼则坚决斗争、绝不手软。

注释：

[1]《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1页。

[2]政武经：《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人民要论）》，《人民日报》，2023年11月09日，第13版。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65页。

（作者系中央军委办公厅原理论秘书、中国式现代化四十人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中国网”，修订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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