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虬：新质生产力和中性生产力的分水岭

随着两会的召开，高质量发展和新质生产力成为热词。有些同志对这两个概念缺乏全面了解。如新民晚报发布的短视频中，一位“大咖”级的代表同志在解答什么是新质生产力时，通俗解释为，一是新在科技创新，是核心要素，二是质优，高质量的生产力。基于科技创新为基础，依靠技术和人才。不知编辑取舍了哪些，但视频中的解释虽然说出了重要内容，却没有触及本质。只谈科技，不谈生产关系，成为长期以来在谈生产力时缺乏唯物史观指导的普遍认识。而习近平在这一问题上的最新阐述，把唯物史观具体化，实际上是引领解放思想，打破强大的思维定势。

2024年2月2日中央第十一次集体学习中，习近平同志总结提出：

“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而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需要我们从理论上进行总结、概括，用以指导新的发展实践。”

“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

“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

十八大以来，“高质量发展”是个变化中的概念。根据《人民网》“习近平讲话数据库”检索，最初出现，是2014年7月16日描述金砖国家关系。十九大对高质量发展提出六个方面，描述了增速放缓的对策。至二十大，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

习近平的上月讲话反映了实践的深入，有下述三个意义，事关重大的思想解放。

1、把在深化改革中建立新型生产关系，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这是对二十大要求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的贯彻，回答了我党自八大以来围绕生产力的长期争论。

2、以劳动组合为内涵，是十八大后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二十大提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并列关系的深入解释，回应了历史上批评“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是“屁话”的激烈争论（《毛主席谈科学技术》）。

3、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劳动和科技的关系出发，就对与资产阶级经济学无法割舍的全要素生产率出发的、成为几十年来问题根源的“市场主导要素配置”注入了灵魂，是唯物史观的具体化，同时，提出了从理论上总结新质生产力的任务。笔者理解这是问题导向、理论指导、历史经验三个方面的要求。

一、当前经济的困难，来自于对发展观、生产力理论的认识误区

近年来的我国生产和人口过剩，投资和消费不足，是长期积累的问题，是生产和分配长期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结果。根据国家统计年鉴，从1998-2016年，19年间在GDP增长7.76倍的情况下，平均工资国有企业增长8.5倍，而私营企业仅增长3.8倍。而在工资总额上，国有控股企业增长5.6倍，而非公企业（按中国统计年鉴2017年表4-14除国有和集体企业以外）增长达49.6倍。

图表数据说明：

1、私企利润猛增377.8倍，是社会财富集中到少数人的主要原因。

2、平均工资增速中，国企超过了GDP增速，既是减员增效的结果，又和公企性质有关。私企增速仅为GDP增速一半，利润猛增，反映了在同期市场配置下，劳动要素的附庸性，揭开了“市场公平”的虚伪。

3、结论：近二十年间，公企和非公企之间平均工资和工资总额增幅呈反比，主要反映劳动用工的此消彼长，分布在私企的占2/3的劳动者的平均工资增速远低于公企和GDP的增速，构成近年消费能力不足，生产和生育相对过剩的历史遗留条件。

分析：GDP反映资本——利润，劳动——工资，土地——地租的“三位一体”，否认剩余劳动积累和两大部类生产，即使以GDP为坐标，还是可以从经济成分和收入的主要构成，看到两极分化的具体分布。这是这一时期生产资料私有化的直接结果，而所有制成分的主辅演变，是指导理论避开生产关系，强调抽象的“发展是硬道理”的结果。强调只生产使用价值的“中性”的生产力，回避生产关系演变和变革后价值形成的社会属性，和剩余价值的去向，脱离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脱离了生产力的劳资属性和“社”“资”属性。这样，只能坐观八十年代就产生、九十年代开始加剧的两极分化了。

习近平强调的“新质生产力”和以往一些人宣传的“中性生产力”有何区别呢？感兴趣、有时间的读者可看进一步分析，欢迎同志间建设性反馈。

二、新质生产力只能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力

1，用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理论指导高质量发展的新质生产力

在马克思主义早期阶段，马克思提出，“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马恩选集》一卷，142，1846年）。在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之间，马克思在去世前一年修改的《资本论》法文版指出，“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从这种生产方式中产生的生产关系”（第二版，43、75）。

“从这种生产方式中产生的生产关系”，比之前简述两者关系“相适应”更清晰了，明确了两者的父子关系，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宏观和微观经济实践中得到进一步验证。

1938年，斯大林依据二十年建设实践，总结生产特点，提出生产力的活跃是从生产工具的变化发展开始，引发“生产力的最重要因素”——人的劳动技能的改变（《斯大林选集》下，446）。新生产力在“旧制度内部产生”，并独到地提出，“无论生产关系怎样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它们迟早必须适合。”（同上，444）几乎与1929-1933西方致命的大萧条同一时期，人类首次计划生产，1928-1932苏联从一五计划开始，冲破西方封锁，强化积累，吸收西方人才、技术和资金，如1932年世界出口的机器有1/2发往苏联（《苏联社会主义经济》，3卷，399），具有抄底性质。起步于因战争破坏，一些重要经济指标倒退到19世纪后期的农业国，飞跃到20世纪三十年代世界工业强国。斯大林的总结，在与西方经济危机比较中，凸显了在列宁新经济基础上，宏观计划经济的“生产方式产生生产关系”，巩固公有制的过程。

2，毛泽东的生产力“密码”难于超越，这是新质生产力的灵魂

但是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同生产力性质完全适合”的论述，受到毛泽东一再批评。毛泽东认为，在社会主义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调整是无止境的。在人与技术之间，生产“斗争”即效率改善，和科学技术的改进如水肥土种密保管工的“八字宪法”所调整的人机、人与土地、人际生产组合关系形成的动态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受到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结合，由鞍钢宪法反映的同志关系所支配，也会受到新旧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特权践踏，变质为雇佣关系。这些和自然的关系、社会关系中矛盾的运动构成生产、科学、阶级三大社会实践。

是同志还是雇佣，主体还是附庸的两种人际关系，构成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回报相联系的紧密或背离的差异，成为不同的生产方式，是公有制生产中人与人关系的变异，实质上反映出社资两种社会属性的生产力。

从解放区时期提出计件工资，到合作化时代对生产责任制的总结，在三大实践中，毛泽东的三者利益统一，重视劳动者人与人关系，尊重商品生产规律，与有限制运用价值规律结合为一体，在新中国的上层建筑下，抓住了生产的本质，构成的以劳动为主体的生产力“密码”，并不随岁月流逝而去，发展到商品生产繁荣的市场经济，就构成企业活力“密码”。它既是《资本论》研究资本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在社会主义的逻辑延续，又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我否定的唯一出路。

斯大林的贡献是，从苏联改造沙俄中发现生产关系不能过分长久地落后于生产力的增长。毛泽东从劳动价值和劳动者地位的体现，揭开了新的生产力、生产方式或者主动积极，或者被动迟滞的原因，回答了公有制下可以调整改革劳动管理方式的原因。这就是毛泽东的企业活力“密码”为什么可以跨越所有制而大放光彩的原因。

在历史实践的曲折中，以劳动为主体的同志式人际关系的调整、建设，作为企业管理和领导方法传统，即使在资本要素自发主导下，即使遭遇一度刻意去毛化，依然潜移默化在社会心理和民间意识形态中。与此同时，在开放的经济领域中，即便以资本的投入产出衡量，尽管西方资本虚伪的“平等自由”理念影响了不少企业的文化，但是，大凡有活力的企业，无论何种所有制，无论承认与否，无论直接还是间接，都重视劳动创造，都注重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回报的紧密联系，成为企业创新和后劲的支柱。即使在产权重置的私有化中，活劳动参股，实际形成劳动合作企业，这在科技研发企业更为适应。而这些恰恰是九十年代后企业改制所忽略的。

劳动合作有效激发以劳动奋斗为主体的生产关系，以创新领先世界为成就感，自主自强，在战略前瞻性创新中深化客户服务，世界市场以“白菜价”形容中国产品为客户创造超额价值。凡是能够组织起这种生产经营方式的，就从企业领导升华为企业家。以此应对市场竞争，就可以从谋生存发展为跻身一流直至行业冠军，成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这是我国制造业品牌超越西方而崛起的共性特征。而为了持续充满活力的生产方式，调整以劳动为主体的所有制，产生稳定的同志式生产关系，成为新质生产力的方向与特点。新质生产力需要大批来自民营企业的企业家兼改革家做“勇敢的‘手’”（马克思语，《马恩选集》二卷，605）。

3，劳动创新构成的市场主体性才能根本激发新质生产力

斯大林谈到在改进生产工具或其他生产力因素时，劳动者“只是想到自己的日常利益”（《斯大林选集》下，451），毛泽东在官员浮夸时保护农民瞒产，其实质是重视劳动权益的保护。九十年代以来在塑造企业市场主体地位的变革中，企业内部的劳动和生产资料与劳动回报的不同组合对劳动的吸引力决定了企业最根本的竞争力，这是企业取得市场主体地位后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1961年6月12日，退居二线的毛泽东在饿死人事件后，痛定思痛，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在事件之前（1959.4.29）给全国六级干部写的公开信，是“等于放屁，因为我们各级干部中许多人不懂得社会主义是什么东西，什么叫按劳分配，什么叫等价交换。”被当做“放屁”的，当然也包括1958年11月21日严厉警告刘少奇等一线领导违反规律的做法，至少“会死五千万人”（均见《毛泽东年谱》当日记载）。五年后，毛泽东对设立书记处、建立一二线方式导致一线搞独立王国做出批评和自我批评（同上，1966.10.25）。

这段历史说明了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艰难程度。1996年有高层领导提出“不必争论是股份制还是合作制，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后，实际上形成重大产权误区，对于当时单一的公企，按GDP庸俗经济学重新评估，抽去了企业灵魂和使命，形成公有制歧视，似乎私有化是重塑市场主体的唯一必要条件，企业从政府附庸转变为自我发展的市场主体过程，被操作成私有化运动，这是一种顾此失彼，更是买椟还珠。在这种背景下，鲁冠球提出“花钱买不管”，董明珠、宗庆后等为了争取经营的政府“不管”，接受公私产权混改。

马克思指出，“互相对立的仅仅是权利平等的商品占有者，占有别人商品的手段只能是让渡自己的商品，而自己的商品又只能是由劳动创造的。”（《马恩选集》二卷，237）这种公有制经营中的商品让渡权和相应的工业化大生产、流通机制怎样建立起来？马克思晚年提出非西方国家的发展途径问题：“请他们给我说明：他们怎么能够把西方需要几个世纪才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交换机构（银行、信用公司等等）一下子就引进到自己这里来呢？”（《马恩全集》25卷，456）按照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既无内债也无外债”，或当时批判苏联自列宁新经济政策时期即开始的借贷外资，为批判而批判，依然没有摆脱小生产范畴，是无法回答马克思的问题的。

而当时毛主席批准引进西方国家成套先进技术设备的“四三方案”的实践和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重视价值规律，并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思想，回答了东方国家吸收资本主义先进因素，又不经历资本主义痛苦的唯一正确道路。这条道路只能依靠人民群众监督，党和政府在自我革命中批判地向西方学习才能深入前进，这是习近平总结“两个答案”相互呼应的更深远意义。

而九十年代以后，乞灵于西方的产权理论的私有化，放任社会矛盾，不惜两极分化，忽略经济基础演变对上层建筑的最终决定作用带来的国家安全问题，反映了止步于民主革命的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对社会主义的不可知论，也失去了辩证对待资本主义的能力，给新时代遗留下过剩、下行的被动经济形势和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今天高质量发展的新质生产力，是应运而生，正视当前矛盾根源的结果。

4，剔除全要素生产率理论中的庸俗经济学毒素

理论界对待全要素理论长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折中主义。斯密和萨伊均认为“商品价值最终会全部分解为收入即工资、利润和地租的“三位一体”，在忠实于这一点的GDP理念引导下，索洛模型在形式上侧重资本与劳动以外的要素，重视了科技、管理等要素配置效率。它们的共性是回避剩余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归属，这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本质。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全要素生产率和GDP实质上依然维护资本中心地位。作为使用价值生产效率的量度，我们可以借用全要素生产率概念，但是回避价值、隐匿剩余价值，全要素生产率理论就成了萨伊生产三要素的扩展。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社会劳动时间可分别用在各个特殊生产领域的份额的这个数量界限，不过是整个价值规律进一步发展的表现，虽然必要劳动时间在这里包含着另一种意义。为了满足社会需要，只有这样多的劳动时间才是必要的。在这里界限是通过使用价值表现出来的。社会在一定生产条件下，只能把它的总劳动时间中这样多的劳动时间用在这样一种产品上。” （《马恩全集》23卷，126）

马克思关于第二种必要劳动的这一论述，指出了价值函数中劳动时间和使用价值之间的关系，指出了使用价值在分解社会总劳动量的作用，使价值规律的运用具体化。全要素生产是使用价值的生产条件，因此第二种必要劳动是批判、改造、运用全要素生产率的钥匙，又是批判市场经济中广泛流传的“三位一体”公式，批判市场经济中性论的工具。

随着“市场评价要素贡献分配”进入文件，在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克服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时弊的同时，全要素理论实际上也维护了资本占有剩余价值的经济秩序。而毛泽东多次批评的，八大总结报告提出的“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所表述的“中性生产力”，以及衍生出的“发展是硬道理”，都是聚焦于具体劳动对使用价值的生产，回避劳动价值和生产关系。

“中性生产力”概念混淆抽象的劳动力和具体社会条件下的生产力，为马克思一再批评的把资本描述成永恒的生产关系留下了后门。不辨“社”“资”，彻底混淆非公政策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之间的界限，用“先进生产力”的含混概念包装财富流向少数人的机制，完成了实质背离“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想误导。对此没有总结，就会回避和排斥习近平提出的劳动为基本内涵。就会把围绕劳动创新、物质生产的社会主义信用、金融引导到以资本为主角，夸大资本的市场枢纽形式，无法抗拒资本脱实向虚，阻遏生产力的趋势。

经济成分中主辅地位的改革演变，反映了强大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对党的性质的侵蚀。这种思想混乱、理论误导和社会条件的演变动向，是毛泽东生前关注的焦点。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六十多年后，我们回顾毛泽东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尖锐批评：“讲生产力的问题，没有讲清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有什么不同的特点。”（《毛泽东年谱》1959.12.21）就感到多么贴切了。

改革开放以来生活中的辩证法是，一些出类拔萃的民营企业，在生产资料私人产权受到现行法律保护下，营造劳动者对生产资料在时间上的支配权，特别是共享受益的生产经营方式，劳动得到保护和尊重，激励了创新和为客户服务，可以在生产和分配中回归或趋近到以劳动奋斗为主体的同志式人际关系，就能为客户创造超额价值，取得社会高度评价。由企业家主导剩余劳动由资本、劳动者和客户所代表的社会某种程度的共享，这种生产方式能够长期持续，就是对私有产权的阶段性虚化。但是这种生产关系没有在制度上解决劳动资本化问题，不可能不受到家庭家族的资本利益影响。

而另外一种在劳动者谋生实践中自发产生的劳动与“资本”等同，工人作为联合体是他们自己的资本家，也就是说，他们利用生产资料来使他们自己的劳动增殖。全员持股的合作生产形成保护劳动创新机制。从理论高于实践、实践领先于理论的角度，无论马恩列毛对合作生产多么肯定，都没有华为公司反抗美国制裁和超越同行来的精彩。华为、大疆的工程师和其他行业工程师协作配合，技术研发和生产要素配置高效，通过市场和行业肯定，收到重要社会效果和生产力进步，是新质生产力的典范。

华为投入的科技研发，常年以成倍或数倍（2022年达4.5倍）于净利润的规模，以一己之力，在国内外超越资金密集性行业的国家企业，这是劳动而非资本的特征，通过科技创新，深化服务，得到消费者高度肯定。华为在其基本法的制定中，对鞍钢宪法有过争论，但还是成为其出发点。这种实质上以劳动奋斗为主体的同志式的生产方式，无论直接还是间接，主动还是被动，实质上又一次延续了毛泽东思想历史上的战无不胜。

许昌胖东来超市，据于东来介绍，不惜把企业固定资产折旧延长到50年这样的方式，减少折旧，延长私人资本回收，提高员工工资，并共享企业95%的利润，激发员工研究商品，努力为客户带来最大利益。以对劳动的尊重，以剩余劳动的共享，作为前国企下岗工人于东来的“自由博爱”观付诸实践，受到社会热烈反响。同时，对服务行业的细化开拓和对劳动时间的限制，在人工智能时代有广泛的意义。胖东来的经营方式，是企业家的个人风格，尚未形成所有权法律制度。

5、分清科技等全要素中的死劳动和活劳动

科技创新的成果，记录在信息储存载体上，通过专利制度保护劳动产权。科技知识和专利一旦形成，就是过去劳动的成果，如同设备、工具一样，就成为死劳动了。所不同的是科技知识是精神范畴，是劳动的精神成果，设备工具是物质范畴，是物化劳动成果。他们能否发挥作用，由活劳动决定，活劳动是关键因素。

科技创新作为活劳动，需要补偿教育成本、培养成本和生活费用、家庭维持费用等，需要补偿更多的必要劳动。又由于科技创新是一种复杂劳动，数倍于简单劳动，创新劳动的剩余劳动比一般劳动要大得多，因此成了资本特别重视、力图控制的内容。这是美国企业特别是科技、金融企业重视人才培育成本补偿，能够吸引中国留学生的原因。

新质生产力对科技的保护促进，本质上是对劳动成果的保护，而不是科技化身为资本，对科技垄断的保护。按价值规律补偿人才培育成本，补偿创新劳动成本，创新者共享劳动成果，这与服从科技资本垄断完全是两个性质。华为把鸿蒙等重要技术专利交给国家，就是自我约束垄断。美中科技竞争中，马斯克的开源理念延续了美国科技创新中社会化生产的积极因素，在轻工行业，新兴的数字行业，全员持股多数持股的合作生产还是很有生命力的，但是美国主流的金融垄断通过科技垄断、行业垄断、区域垄断、巨头垄断而体现，体制性排斥5G、新能源、高电压传输等先进技术，丧失人工智能后劲，制造业难于恢复，生产方式整体按资本规律走向G—G´虚化，这是东升西降的经济原因，是资本主义阻碍生产力的生动表现。这也是中国新质生产力的前车之鉴。

（作者系昆仑策特约评论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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