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张文木教授此文原刊于《战略与管理》2004年第2期。20年前的这篇文章今天读来，仍然引人深思与寻味。现经作者授权重新编发，以供研究和参考。

 

 

历史就像是大国兴衰更替的链条，一环扣一环，有始无终，兴亡无常。而今日之中国就是这条链环中的一个环节。中国正在崛起，而正在崛起的国家有的最终成长为世界性的大国，也有的行百里而半九十，功败垂成。因此，研究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对于今天正在向现代化转型的中国发展，是有益的。先从国家与财富的关系谈起。

1. 在大国兴衰史中，被打败并由此衰落的，多是富国

以前开会有人找到我说，“你的文章我看了，确实不错”；又说美国惹不得，美国太强大了，不敢惹。我说我也是这个意思，美国是大哥大，咱们也想跟人家好，能让且让，但你说让到哪儿呢？让总得有个底线吧。这底线你能告诉我在哪儿吗？台湾能让吗？他说不能；西藏能让吗？他说不能；新疆能让吗？他还说不能。我说不能让又要与人家好，那怎么办呢？最后他急了就说：那就投降呗。

说到这儿我就彻底没什么说的了。心想这也是教书和念书的，知识学到这一步，就没多大用了。毛主席说过：“学问再多，方向不对，等于无用。”国际政治并不是所谓“客观知识”堆起来的学问，它是最讲立场的。这个立场对中国人来讲就是中国国家利益。我们讲国家安全讲的就是国家利益安全。

从这个角度，有人又提出一个问题，说现在这日子也挺好的，干嘛讲那么多的国家利益。

记得过去有人提出“野猪的自由”的概念，这对我们理解国家与财富的关系是个启发：野猪和家猪相比，家猪生活多幸福，家猪现在都有单间，也不用自己去寻找食物。但它们与野猪不同，它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生，也不知自己什么时候死。现在机械化和电器化的杀猪方法使猪死时减少了许多痛苦，算是安乐死。野猪则不同，大自然给了野猪一种战斗性格，尽管生活困苦，但它掌握着自己的命运，知道自己什么时候生，也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死，为什么死和怎么样死。国家也是这样：如果仅考虑物质富裕，这事就简单了。据安格斯·麦迪森的统计，1820年中国GNP是欧洲的1.22倍,1890年中国GNP是日本的5.28倍；中国的GNP增长率从1700至1820年间一直领先于欧洲和日本。但在1820年后的20年即1840年，中国却被英国在鸦片战争中打败，1895年在甲午战争中又被日本打败，中国因此失去香港、澳门和台湾并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历史过了一百多年，现在中国再次成为一个比较富裕的国家，但我们并不强大，尽管在国际中有了自己的独立主权。从上个世纪开始一百多年我们就是为这种自主命运在不停地奋斗，但只要我们没有战斗力，这种命运就不会因中国的富裕而得到永远的保障。历史反复表明，国际间的大规模财富转移本质并不是靠交换而是靠暴力完成的。这一点今天有人忘记了，他们说，生活富裕就行。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大国兴衰史中，被打败并由此衰落的，多是富国。且不说中国印度是被穷国英国打败的，即使是古代非洲和拉美国家，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也比欧洲富裕。他们的财富在欧洲人的大炮和利剑下在近代迅速流向欧洲，成为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始积累。还是美国人把话说得透：“话说得客气些，手里再提着大棒，事情一定好办得多”。西奥多·罗斯福在20世纪初就告诉美国公民 “外交就是管理国际商务”，但“如果没有武力作为后盾，外交是毫无用处的；外交家是军人的仆人而不是主人”。戴维·希利在《美国的扩张主义》一书认为：国内的和平与海外的商业扩张是相互联系的，而商业扩张与向工业化程度较低的地区（尤其是亚洲和拉丁美洲）——这些地区正日益成为商业和战略上的目标——发动战争的必要性同样是相互关联的。

二战前的犹太人，是非常富裕的。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中有个夏洛克，这个人物集中反映了当时弥漫于整个欧洲的排斥犹太人的心理。为什么呢？他们有钱且放高利贷，那时的欧洲人对他们是没有什么好印象的。自公元初古罗马军队在耶路撒冷屠城以后，基督教开始在犹太人中间传播，据讲耶稣曾预言犹太人将面临屠城的大灾难。屠城后犹太人就因失去了祖国而流浪于世界。高行健说祖国是一种漂泊的经验，但当时祖国也确实是随着犹太人漂泊的，先是走向发财，最后又走到希特勒的焚尸炉里去了。但焚尸炉里炼出了犹太人的爱国心。从焚尸炉旁跑出来的犹太人，就成了后来以色列国家的奠基者。当今的恐怖主义蛮厉害，它把五角大楼和世贸中心炸了，怎么就打不倒以色列呢？以色列就在它跟前，远比美国弱小，经过这么多次中东战争，整个伊斯兰世界都动员起来跟以色列打，怎么就打不倒。以色列战斗力强？不错，但最关键是以色列人爱国心强。它知道失去国家，失去祖国是什么样的味道，以致后来以色列人的爱国热情有些极端，对巴勒斯坦一点都不让。而整个阿拉伯世界也拿它没有办法。以色列人知道失去国家，就几乎失去了一切。犹太民族曾发过财，但钱并没有买到幸福的命运。真正想念祖国的时候，是人们在海外漂泊中处境最悲惨的时候。在希特勒集中营里的那些犹太人对国家的渴望程度是今天的青年无法想象的。如果大家还认为这都是过去的事了，那就请看看2003年伊拉克战争的起因并体会一下今天伊拉克人的心情。看看这些发生在历史和眼前的实情，我们就会对国家及国家利益有更深切的认识。

今天我们已经有了独立的国家主权，有了自己的祖国，但近五十年的和平生活使我们中国许多人对国家作用的认识反倒淡漠了。他们想的更多的是物质幸福，觉得物质满足是幸福的本质，但事实上没有国家，财富只是一种没有保障的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政治是财富的灵魂。

2. 今天的中国不能靠武训的路子谋发展

国家主权是国家财富的基础，是最大的政治。国家主权是国家全体公民生存与发展权利的最根本的保障。这是所有问题的关键。但是国家主权如果没有力量保证也会流于形式。前面举的那几个例子说明没有国家主权就没有一切；而没有力量，国家也会失去一切。苏联人在国家解体的时候，是非常惨的。大批很优秀的人，为生活跑到西方为人家的国家服务，还有一些人跑到咱们东北打工。现在有人说，只要我有本事，就有竞争力。但你如果失去国家，不管你有多优秀，很野蛮的人、非常低下的人都能奴役你。古罗马军队在地中海两岸掳获的奴隶中有许多是很有学问的人；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的时候，中国的GNP并不比西方差，中国国民文化程度也不是不高。颐和园里宫女会背唐诗，而入侵者绝不会有同样的水平背莎士比亚，那怎么就让人家欺负，死命往水池里赶呢？究其原因那是她们失去国家的保护。所以我们不能单纯说，经济发达了、文化程度高了，国家竞争力就强，就能够解决好国家命运问题。

生存和发展是现代国家政治的基本利益，而不同的发展道路会导致不同的政治后果。苏联在二战前有两种发展考虑：斯大林当时坚持，快速发展重工业；而布哈林则坚持按部就班地从农业、轻工业到重工业，慢慢来。斯大林说布哈林那一套不行，那边希特勒都武装起来了，你还这么搞，找死呀。布哈林不服，斯大林也来个“不争论”。与邓小平不同的是，斯大林的不争论是搬掉人家的脑袋，搞了个“大清洗” 。他换一批年轻人上来，目标挂帅，埋头苦干。最后，枪、炮、坦克、飞机都造出来了。等希特勒打来时，苏联已形成了很强大的反击实力，并很快打败了希特勒。回头看，斯大林比布哈林高明。高明在哪呢，布哈林是读书读傻了，读呆了。书上写的经济发展规律就是从农业到轻工业，最后到重工业，整个资本主义道路发展就是这样的。但国际安全环境已发生了变化，国家发展利益的保护方式就要发生相应改变。布哈林不懂国家政治是财富的灵魂的道理。在国际形势日益紧张的历史条件下，保家卫国就是最大的政治。试想如果失去国家，那么经济发展就成了不可能的事。

中国目前也有一种类似布哈林的思路：在国际形势日益动荡，战争连年不断的情形下，仍以埋首经济，以经济发展为雷打不动的中心工作，这是很危险的。大家知道毛泽东曾批评《武训传》。书上讲武训以“修个义学为贫寒”的理想，靠出卖苦力挣钱，甚至不惜自残自贱，争取施舍。靠行乞三十八年，最终在柳林、临清、馆陶建起了三处义学。武训为了办教育，任人骑，任人打，吐一口唾沫给两分钱，踢一脚给两分钱，骑到背上给两毛钱，回到家里一点点攒，把钱攒足了办教育而不是买枪炮反抗压迫，所以毛泽东对《武训传》就提出批评。如果将毛泽东的批评应用于今天的国际政治，就会发现，在当今世界我们也不能靠武训先生的那套路子谋发展。要保住自己的利益就需要有牙齿和指甲。大凡在世界上能够生存下来的动物，都不是仅仅长得漂亮温顺和肥胖的，而是有指甲有牙齿的，跳蹦得利落的。你看熊猫：漂亮，但快绝种了；相反，那些能跑能跳的动物都留下来了。国家也是如此。中国过去旧民主主义革命留下的教训是，仅靠实业和教育是救不了国的，得靠枪杆子。武训的爱国方式是政治上的布哈林主义。现在中国许多学校教育办得学生不愿参军、不愿去国防工业单位，而是倾父母之财力，纷纷向西方国家跑。这样的教育对国家有多大的作用？在国际形势日益动荡的情况下，还是应该从枪炮做起，从爱国主义做起，要从国家关键的硬地方做起。与我们身体成长规律一样，神经和肌肉走向哪里，骨头就走向哪里，骨头前面是牙齿和指甲。人不管他多么高贵，没有骨头，只有神经脉络和肌肉，他将一事无成。

在当今险象丛生、压力日增的世界政治中，我们不能走《武训传》中宣扬的那条路，我们应该做强力崛起的准备。有人天真地幻想，说西方不至于对我们怎么样吧？其实世界上有些事情说没就没了。今天我们坐在这儿可以说，我们生活在中国。而二十几年前还是我们“老大哥” 的苏联人，现在已处于完全不同的世界。这还算好的，苏联解体后还留下个俄罗斯。历史上有好多文明都没有了。最早的古希腊文明、美洲的玛雅文明，整个都只成了古迹。有很多大帝国，最后都变成很小的国家，西班牙曾经是非常强大的，可现在呢？那谁可以想象，在未来的世界，中国将是什么样？如搞得不好，中国未来可能也会成为非常小的国家。今天的中国在我们心目中是我们印制的地图上的样子，但谁知道在一些日本人心目中是什么样的？在李登辉心目中是什么样的？李登辉心目中的中国是以台湾为中心，包括中原地区，顶多到河南这一片，也就是汪精卫时期的那个版图。日本右翼心中的中国大概就是“大东亚共荣圈”时的中国。当时日本把中国整个肢解了，也占着台湾。现在李登辉正跟日本右翼谈，他们想要联合起来。李登辉埋怨日本人现在没有20世纪30年代日本“政治家的大局观”，叫现在的日本人学那时的日本人。“大局观”是什么？就是肢解中国。这一点与日本人中岛岭雄、司马辽太郎及石原慎太郎的看法差不多，他们都写书认为中国必须分成若干块。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说，斗争是非常激烈的。二十几年时间，整个中国北方全都变了，强大的苏联变成了虚弱但不屈服的俄罗斯。现在回头看目前这张世界政治地图，美国不放心的最后就剩下中国。中国和美国正在进行战略博弈，这是中国面临的基本安全环境。

国际政治的原则至今仍是丛林的原则。联合国安理会只有在大国实力可以互相制约时才能发挥作用，安理会的一票否决制才能起作用。所以，真和平只能是冷和平，热和平是永不存在的。有人说冷战不好，其实冷战时期发生的战争较少，相反冷战后的国际冲突越演越烈。“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 ，国家之间就是这样，外交部可以笑，但后面的军人是不能笑的。

3. 生存不应是中国未来命运的本质

安全环境的好坏是内部压力和外部压力相互作用的结果。

经济全球化对中国造成的外部压力与处于经济转轨阶段的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矛盾，以及二者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国家风险，是目前中国安全环境的主要问题所在。

中国历史上有两种国家风险。一种是在自然经济下发生的生存风险，一种是在市场经济下发生的发展风险。中国历史上每个王朝末期都要发生动乱、农民起义，王朝被推翻后，再重新建设。这个结果对中国来说，是灾难性的。有人说这推动了历史进步。但马克思说，东方政权变更犹如气候变化，并没有产生社会发展式的进步。在黑格尔看来，历史应是发展的，发展的本质在于质变和飞跃。但在东方更多的是朝代更替，这里只有量的积累，而没有质变式的飞跃。没发展，也就没有历史。因此，生存不应是历史的本质，它更不应是中国未来命运的本质。

我们研究中国朝代的更替，会发现它有其特殊规律。自然经济下的小农社会，自己是自己的“市场”，即自给自足。这样就很难形成商品性的生产及由此产生的利润。因而也就不会产生新产业和新投资。由于没有新产业新投资，它就没有办法利用剩余的生产力。当生产发展好一点的时候，其产品不能转化为利润及相应的投资。这样当这些剩余产品转化为货币形式的时候，就形成一种土地购买力量。因为在完全的自然农业经济下，只有农耕土地而非新经济产业是货币的最保险的银行。这与发展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不同，市场经济的发展前提必然要有相互不间断衔接的新产业生长点。市场经济的特点是发展决定生存，不发展就会死亡。自然经济的优势是生存能力，劳动在很简单的条件下严重依赖自然生产资料，即所谓靠山吃山，因而劳动也最容易形成。一块地，一件简单的劳动工具就会种出粮食并有少许贮存。自然经济有一种很强的生存优势，但发展能力非常脆弱。由于没有新产业投资，其剩余价值就如溢出水池的水，如果没有新的水池与之衔接，这些不断增升的水必然外溢并把这个水池基础泡烂和冲垮，摧垮以后再重新建设。因发展而灭亡是自然经济运动的重要特征，也是只见古代中国王朝更替而不见其间发生质变飞跃的原因。

自然经济在中国的命运在邓小平时期发生了革命性的转折。邓小平提出建立市场经济的目标，从此中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此而产生的国家利益需求及国家安全概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市场经济必然是世界性的。我们加入WTO，参与了全球化，而现时中不参与世界市场，不参与世界资源分配的国家，就根本无法生存。这样就带来安全环境的新变化，即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如何保障国家民族利益在不被国际资本侵蚀的前提下参与全球化并获发展。我们建立了市场经济，我们现在思考的问题不再与土地和人口相联系了，而与利润、利益相联系。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工人没有祖国”，这是因为利润没有国界。利润在全球化的条件下是来自世界的。国家利润总量往往标志着它在世界资源分配中的相应份额，国家利润越多，其在世界资源分配中的份额越大。如果说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国家安全的概念往往在于保障国家地租和赋税的稳定和扩大，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安全的概念则表现为来自海内外的国家利润的持续稳定和扩大。前者是由土地和人口总量规定的，是有限的和不能发展的；后者是由生产和技术决定的，是无限的和发展的。发展，这个随全球化进程不断滚动的概念，必然要波及并拉动全世界。

4. 拿破仑的意义是历史性的，更是世界性的

这里会有同志问：西方同样也经历了自然经济阶段，为什么西方就走了一条与中国完全不同的道路呢？

中国和西方相比，西方经过了一个几百年的大动乱即史书上说的“黑暗时期”，如果要说起来，这也要感谢我们的秦王赢政和汉武帝刘彻。在古罗马征战地中海的时候，商鞅变法为秦国积累了强大的国力和军力，正是在这样强大的国力军力的支持下，秦始皇在公元前221年统一了中国。商鞅变法把井田制推翻，将军功与土地分配挂勾，大大提高了农民参军立功的热情。他给小农分了土地，得到土地的农民子弟又参军保卫自己的土地，所以秦国的战斗力特别强。汉朝中期，中国北方匈奴南下。汉武帝集中了全国的力量把他们赶走了。游牧人在不可能向寒冷的西伯利亚后退的条件下，他们便往西寻找生存空间，这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带动了整个中亚东欧的民族大动迁，由此引发的历史结果是在公元5世纪末罗马帝国被冲垮。此后，欧洲就进入了中世纪的“黑暗时期”。

此时的世界真是东边日出西边雨。就在西方被民族迁移冲得一塌糊涂的时候，我们中国却整体上处在一个上升阶段。不仅如此，中国经历了多次王朝更替和农民大起义而不倒，这又时逢西方的百年大混乱。欧洲此间宗教冲突、民族屠杀，各国间的王位争夺战争，他们顾不上我们。所以我们还经得起内部折腾，倒下去还能起来。但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成功后，事情就不一样了。到清朝末期，西方人过来了，如狼似虎，要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在20世纪初可能就被西方人肢解了。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后，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是资本出现造成的经济全球化现象。资本使社会剩余产品有了新的投资场所。整个社会不以权力为中心，而是以资本为中心。一切都在追求资本，什么有利润就生产什么，一切都随利润兴起或衰落。

资本一旦出现，世界就分成了两部分：价值与使用价值、资本与劳动、生产与消费、中心与外围。一方发展的前提是另一方的不发展。这样，本来是统一的东西在这里成了对立的，比如生产力一方必然要压低消费一方来降低生产成本，这样才可使利润最大化。但是本国消费压低到极点了，就会造成社会动乱。马克思在1853年写的《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曾表达过这个规律性的现象。他说：“欧洲从18世纪初没有一次严重的革命事先没有商业危机和财政危机。1789年的革命是这样，1848年的革命也是这样。”在19世纪40年代，引起整个欧洲动乱的就是这个原因。资本中心国家要把国内保护好，就得将市场危机转嫁出去。危机转嫁的早期对象就是欧洲大陆，受冲击最严重的国家就是法国。法国及整个欧洲大陆是英国转嫁危机的最早的“南方世界”。如果说英国是发展到今天的经济全球化的起点的话，那么法国就是多极化的起点。

1786年的时候，法国跟英国做了一个交换，当时签了一个《伊甸条约》。但到1789年法国就进入国家动乱。当时那里的情况跟我们今天进入WTO的情况一样。高势能的资本冲击使法国也出现国家风险，整个政权发生动摇。大部分农民失业。当时法国人不理解，曾经非常辉煌的法国怎么就被英国赶上了呢。开始法国人看不起英国人，1066年威廉一世，史称“征服者”，还从法国出发下海征服英国并自立为英王。现在英国人怎么就一下子发起来了。法国人捉摸不清，就去研究它。开始法国人简单地认为，人家有钱。法国人想，我拿我的农产品跟你工业产品交换，有了钱以后我再买你的东西，买得多了我不就与你一样“富裕”了嘛。其实不是这样。关键在于英国产品成本低，原材料产品的附加值高，法国正好相反，所以一交换，法国农业产品不堪重负，农民迅速破产。

法国农民破产后蜂涌进城，这和今天中国的情况大体相似。进城以后，找不到工作，又没钱，就闹革命。这样便导致了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实质是脱离土地的流民革命。拿破仑连同《拿破仑法典》正是从农民和土地问题入手来解决法国社会矛盾的。到19世纪50年代，在拿破仑三世的时候，法国还为就业问题所困扰。当时组成劳动工厂，就是解决就业问题。但失业的人数太多，已超出国家承受的极限。找不到工作，人就会有怨言，说政府腐败，要换政权，要搞革命。于是社会就开始动乱。有意思的是，国家不幸诗人幸。凡是社会动乱的时候，理论思潮就特别发达。这叫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不平衡发展规律。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社会正在向近代化转型，此间欧洲出现一大批文学艺术巨匠。俄国农民大苦难时期，出现了托尔斯泰。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出现了至今仍有巨大影响力的《人权宣言》。当时人们都觉得，只要解放了人，整个问题就解决了。社会舆论全部参加这场运动，开始是君主立宪派，吉伦特派，到最后就是雅各宾派。雅各宾派反腐败很厉害，是用断头台的方式来“反腐倡廉”的。人们痛恨商人和高利贷者，罗伯斯庇尔还把大商人丹东杀了。法国当时是喊人权喊得最厉害的时候，而同时也是杀人最多的时候，断头台就是法国大革命时的产物。这是悖论。法国大革命时的人是最热爱自由的，但最残酷的事情就在那时发生。狄更斯《双城记》描写的就是当时的情况。当时人的所有怨恨一古脑全推到“腐败”和“奸商”身上，其实这里有情绪化的成份。当时法国的问题是生产和劳动发生结构性矛盾了，是外国资本进来之后，对整个国家经济及其经济基础的冲击的后果。农业产品没有竞争力，这对小农业为主而工业又不发达的国家而言，就是一场就业灾难。没工作，人少了可以，人多了就会闹事。中国目前面临的情况与法国当时的情况很相似。以史为鉴，可知得失。进入WTO后，中国的农业受到的冲击将是不可想象的。外国粮食进口，中国农民种的粮食、水果、蔬菜之类，若无国家特别扶持，仅成本一项就没有办法与西方竞争。中国八九亿农民，种地不挣钱，进城又没工作，大量劳动力一旦失去就业机会，整个国家就会陷入混乱。

当时只有拿破仑意识到问题的要害。他说：“在世界当前情况下，任何国家要想采用自由贸易原则，必将一败涂地。”拿破仑采取的方法是从外围打击英国，推动资本多极化。这是资本全球化进程中处于南方地位的法国和处于北方地位的英国第一次发生的“南北冲突”。拿破仑知道对资本中心的冲击应该是从它的外围开始，英国是靠外围国家来供养。拿破仑直接出兵埃及。他知道卡住了埃及就中断了英国和它的殖民地的联系，没有印度就没有英国。拿破仑被授权组成一个远征军，直接到中东地区，但他在地中海上被英国纳尔逊率领的海军打败了。

海上的失败只有以大陆的胜利来弥补。1806年拿破仑颁布“米兰敕令”，封锁欧洲大陆，不准大陆国家与英国进行贸易交换。同时他推动法国的民族资本在欧洲全力扩张。《拿破仑法典》给整个欧洲的农奴予以土地，使之成为自由农民，为欧洲，特别是法国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劳力资源。《拿破仑法典》解决了法国破产农民带来的就业问题，这跟中国战国时的商鞅政策一样：小农的战斗力是与土地结合在一起的，谁给农民土地谁就有兵源。农业破产使拿破仑有了丰富的兵源，而拿破仑给破产农民以土地，又得到农民的忠诚。农民参军消耗一部分社会“闲杂人员”，资本家在欧洲扩张，增加了国内就业。这两方面解决了法国就业和社会稳定问题。拿破仑的欧洲政策与后来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很相似：军队先行，商人紧跟。企业加产品强力扩展市场。拿破仑用暴力强行建立以本民族资本为中心的国际市场。虽然拿破仑失败了，但是法国生产力没有垮下去。拿破仑战争后，法国挤入以英国为首的国际资本中心。这是所谓“北方国家”的原始成员。后来德国，美国，都是沿这条路线挤入国际资本中心，成为国际资本俱乐部的成员。

美国的发展道路对我们中国也有可借鉴的地方。美国最早是英国殖民地，英国将北美洲当做英国资本发展的“外围”地区，是英国的“奶牛”。在英国人眼中，北美只能生存但不能发展。

当时的北美之于英国形势，有点像今日中国之于美国的形势，英国绝对不想在它的西侧有一个强国出现。但是北美人民不愿作英国的“奶牛”，于是他们拿起武器反抗英国的压迫，成立了美利坚合众国。1811-1814年，美国又跟英国打仗，英国败了，美国这才彻底独立。在南北战争中，英国想肢解美国，它支持南方独立。当时英国统治世界的方式，首先不是人权，也不是所谓民主价值观，而是将有可能成为重要对手的国家肢解。明治时期日本军人和政治家也意识到这一点。日本强大后，先占领朝鲜，再打败中国和俄国，20世纪40年代初，日本已将整个中国东部地区肢解为以日本为中心的若干个“卫星国”。富裕和军事强大的国家的地理版图越小，其外围缓冲区的需求就越大，这是国际政治的铁则。英国人和日本人都明白，由于没有得以迂回的纵深地带，像它们那样版图小而国力强的国家，如没有相应的外围地区，就难以确保自己的边界安全。美国人对林肯那么敬仰，这不仅仅是由于他解放了奴隶，而是由于他为美国争回了大国必须拥有的起码的地理版图。这对美国未来的强大是非常关键的。如果没有美国的南北统一，可以想像今天的美洲将是什么样子。所以肢解或变相肢解对手国家是西方政客常用的手段。这是一个理论视角，由此观之，毛泽东统一中国大陆及将来中国政府统一台湾等岛屿的努力对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意义，怎样估计都不为过。

由此引出一个小故事，1803年杰斐逊总统以1500万美元从拿破仑手里“购得”路易斯安那，这片从密西西比河直达洛矶山的广大平原，相当于当时美国版图的一倍。人们不理解拿破仑为什么要这样做。有人说拿破仑当时如何困难，如何需要钱，但是最关键的是拿破仑要在英国的西翼，为英国制造一个强大的对手，以减轻英国对法国的战略压力。这是一着既睿智又深远的布局。所以今天的美国真要感谢的不光是林肯，还应当有拿破仑。后来事实证明，美国的崛起对英国的未来是灾难性的事件。英国西东两边受制于美国与法国，这既分散了英国的力量，也减轻了法国的压力。19世纪80年代后美国迅速崛起，并在20世纪成为资本全球化的主角。

如果我们从这个视角反视今日欧洲大陆人的国际观，就会认识到，今日欧洲大陆人也是用当时对待英国和美国的态度对待今日的美国和中国：利用中国制衡美国以减轻欧洲的压力。从这个意义上说，相对于英国开辟的经济全球化历史运动而言，拿破仑开辟了政治多极化的历史运动。因此说，拿破仑的意义不仅是历史性的，它更是世界性的。

5. 英国人是美国人的先生，早期美国人是今日中国人的先生

对于居于资本外围并受资本全球化冲击的南方国家而言，在从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最容易出现社会动荡。在古代我们曾经也辉煌过。当时世界只有四大文明古国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和先进的文化。但是风水轮流转，到近代转到英国那边了。英国之后风水又转到美国那边了。美国没有经历过封建社会，也没有经历自然经济发展阶段。它一开始就是建立在市场经济之上。只要国家经济以资本为发展的动力，国内就必然要出现生产与消费的两极分化。资本的一方要降低工人的工资，压低消费，以获取高利润率。这造成美国在19世纪70、80年代的严重的社会动荡。那时美国工人的罢工、游行是非常厉害的。我们今天享受的“五一”国际劳动节、“三八”妇女节，都是美国工人争取出来的。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对美国政府是个严峻的考验。历史把美国推到十字路口：是走后来的拉美道路，当英国资本的附庸，还是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美国从英国的历史经验中知道，解决国内社会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体制问题，它更需要大量的国际资源向美国回流，以建立有效的社会保障。

今天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南方国家也有同类问题。西方人说是南方国家法制不健全，社会保障不完善。这是不负责的话：你没资源又怎能使它完善。中国法律明明写着，人人都有受教育权利，山沟里的孩子有权利但没能力享受这个权利，为什么？没有钱。钱是资源的占有形式。中国有限资源不足以支持全面小康的消费水平，远远不够。怎么办，只有强行参与大国间的国际资源分配，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走向世界。英国就是这样，英国是美国的老师，美国学它的老师，反对英国霸权，向世界要资源。昨天的美国也是今日中国的老师，我们也要向美国学习，反对美国的霸权，要求平等地参与国际资源分配。

前面讲了，国家间财富的转移本质上是靠暴力而非交换实现的。美国在19世纪末期，也面临着英国的霸权压力，国内又有问题。美国要走出去，要和世界交往，但是如果对海洋没有控制，没有海权，其海外利益就没有保证。英国早期海军是跟着贸易走的，是保护商船用的。英国早期海军将领多是海盗出身。一般来说，一个历史运动在其初创阶段往往是一些泥腿子粗人发动的。后来英国在海上打败了西班牙，成了海上的霸主。控制了大海，也就控制了世界财富的转移通道。西方海军对于东方国家威胁在当时是非常大的。在西方海军的舰炮下，东方的财富迅速流向西方。

19世纪40年代，英国出现了工人宪章运动，英国政府并没有对之实行血腥镇压，而是利用自己强大的制海权在东方发动了“鸦片战争”，打赢中国后，白花花的银子就流回了英国。当时中国可算得上世界首富。经历了40和50年代两次鸦片战争和90年代的甲午战争后，半个世纪间，中国一下子成了穷国。财富到哪去了呢，流到西方去了。所以70年代英国出现一种叫“工人阶级贵族化”的现象。当贵族是要有钱的，钱从哪来，从东方来。19世纪40至70年代，西方国家在东方发动许多战争，目的都是掠夺东方的财富。与西班牙、葡萄牙掠夺拉丁美洲财富的后果不同，19世纪西方从东方掠夺的财富都转化成了工业资本，而非商业或高利贷资本。这奠定了今天英美国家主导全球化的物质基础。

英国人是美国人的先生。19世纪末，美国政府开始大力发展制海权。这时期中国人的心思用于什么呢？用于建颐和园。人家则用于造海军，钱都用于造军舰，到19世纪末期，美国海军的吨位排到世界前列。1898年，美国一举拿掉了夏威夷、古巴、菲律宾和关岛等，1900年，它就全面进入远东地区，参与西方对中国的掠夺。这都在向谁挑战呢？在向西班牙挑战，向英国挑战。如果仅从地理位置而不从主权归属上看，如将夏威夷比作我们中国的台湾，在重大的历史关头，19世纪下半叶的美国人的确是我们的先生。

6. 落井下石，是霸权政治不言的通则

国际斗争不是一厢情愿的事，国际斗争绝对不能想像着说话。我有和平愿望，说和平发展是人类共同愿望，但人类战争从原始社会就开始了。所以不能一厢情愿地想问题，愿望归愿望，解决问题还是要现实些。我们现在生活得很好，但生活得再好，总还要吃粮食而不能吃空气和阳光。这是最基本的。所以一个国家判断问题总要从现实出发，实事求是。当今世界最大的现实问题是什么呢？是资源。中国已从昨天的产品短缺，继而市场短缺转向现在的资源短缺。20世纪初美国冲破英国霸权走向东方，为什么呢？为了抢占世界市场和资源。

落井下石，是霸权政治不言的通则。中国19世纪末垮下去后，八国联军开进北京，如果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很可能中国在那个时候就被肢解分割了。

20世纪初发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对美国和中国都是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八国联军进入中国后，中国衰落到即将被肢解的边缘。但天不亡我中华：1914年欧洲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占领中国的洋人都回去了，顾不上这边了。这使中国的民族主义经济与政治力量迅速上升，出现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国民党。说到这里，也应感谢曾国藩，有人说他镇压了太平天国，但是曾国藩也利用清王朝的资源事实上培养了清王朝的掘墓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如果没有民族资产阶级就没有后来的国民党，如果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就不会有后来中国的北伐及中国的统一。所以保守也是革命的一种形式。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都在某些方面作了历史进步的不自觉的工具。

从民国成立到1933年，中国经济又迎来了一个发展较快的时期。但日本人可不高兴，他们不愿让中国崛起。日本人一直想肢解中国，引诱中国发生内战。张国焘在其回忆录中说，从俄国回中国进入东北时，他知道有日本人一路跟踪，但日本人不抓他。他分析可能日本人就是要挑拨国共两党内斗，以便坐收渔利。日本人发动对华全面战争为什么在1937年？这是由于1936年“双十二事变”后，国共开始合作，中国人开始团结起来一致抗日，日本人分裂中国，挑拨中国内乱的企图破灭了。图穷匕首见，日本最终向中国全面开战。

1937年，中国进入全民抗战。日本当时有两派，一派认为打到上海就行了，不要再往南走了。当时近卫内阁是这种观点。他们当时答应汪精卫过去后，逐渐退出并还政于汪。但日本军人不行，后东条英机组阁，近卫下台，日本军人的疯狂一发不可收拾，1941年12月，日本袭击珍珠港，日美开战。这一下蒋介石高兴了。

当时斯大林是一切从苏联的国家利益出发。面临希特勒在欧洲的攻势，他与日本签订了中立条约。日本入侵中国东北后，斯大林当时一直想将日本的祸水南引。国联为“9·18事件”派个李顿调查团，结果也是不了了之。当时美国也实际上默认了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特殊利益”。接着就是在日本的扶持下华北、华南纷纷成立傀儡政府。今天李登辉所梦寐以求的也就是当时汪精卫的地盘。汪精卫当时的理论也跟今天一些对日关系的理论视角很相似，什么不能与日本人打呀，什么日本先进，与日改善关系有利于牵制美国，对中国有好处呀。可以假设，当时如果日本打到上海就停止不再南下到英美的势力范围，那英美有可能牺牲中国的利益与日妥协。果真如此，那今日中国就很可能是一个四分五裂的局面。但日本军人余勇可贾，一气打过上海，偷袭了珍珠港，迫使美国参战。日本战败后，其版图又回到明治初期，中国崛起是今后日本永远的痛。与美国比，日本更希望中国分裂。

有人说经济联系必然造成和平。但是大家知道，日本和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之前，其经济利益依存度远比中美高。美国学者孔华润提供的数据表明，1940年美国对中国及日本的出口分别占美国出口总额1.9%和5.6%。所以美国一直跟日本关系不错。日本入侵中国东北、华北时，美国还卖日本石油呢。当日本打过了上海，影响了英美国家的海外利益，美国就不干了。与美国资本崛起并由此与英国冲突的原因一样，日本资本的崛起，也必然需要海外能源、市场和金融资源。这样就要在太平洋跟美国发生冲突。美国开始的时候想通过牺牲中国利益，甚至牺牲美国在太平洋的部分利益来与日本妥协，日本不满足，攻击了美国珍珠港，这使美国最终反与没有多少经济联系的中国牢牢地结盟。经济联系与政治联系有许多时候是分离的。这也不奇怪。经济联系多了，矛盾也就多，经济矛盾激化就转为政治矛盾。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就上了英美反法西斯的顺车，参加了埃及开罗会议，我们最终成了战胜国之一，并且台湾等岛屿的主权在战后都回归中国。

7. 政治家的胆识在关键时刻能扭转乾坤

二战以后，各殖民地纷纷独立，印度是1947年独立的。这时候我们中国国共打得很厉害。印度则在闹分裂，1948年印巴分裂。尼赫鲁在这些关键问题上简直是书呆子，有点像戈尔巴乔夫。当时尼赫鲁打的是西方民主牌，天真地认为分裂出去的巴基斯坦迟早会回来。但巴国一去不复返，不仅回不来，而且印巴一打就是五十多年。现在有些中国人对台湾也持这种看法：认为台湾如分裂出去，如果我们搞好了，到时候它自然选择回来。这是天真的想法。巴拿马就在哥仑比亚眼皮下，1903年独立到现在都100多年了还没有回到哥仑比亚。哥仑比亚是那么大的国家，你看地图，巴拿马在其上面只是一个小点，但就是回不去。如果印度当时没有分裂的事，我们设想一下1962年的中印冲突会是什么样子？有人说，印度文化天生柔弱，出不了强权人物。其实这是天大的误解。在太平洋战争快结束的时候，印度有两个领袖人物，一个是尼赫鲁，另一个就是苏巴斯·钱德拉·鲍斯（Subhas Chandra Bose）。前一位是跟英美的，后一位是跟希特勒、东条英机的。钱德拉·鲍斯还跟汪精卫一块照过像。他主张用军事赶走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这种主张为德国人和日本人所利用。太平洋战争结束前，他死于飞机失事。这个人不是公子哥儿，不搞尼赫鲁那一套好看不中用的“民主”，不搞西方政客那一套小把戏。可以设想，当时如果钱德拉·鲍斯没有死，并当选为印度总理，那印度的历史可能完全不一样，国内分离势力就会毫不留情地被消灭掉。尽管钱德拉·鲍斯死了这么多年，可许多印度人，特别是大学生很怀念他，认为他是英雄。

我们来看看与尼赫鲁同时期的毛泽东。印度独立时，共产党正跟蒋介石打仗，西藏就有一些人想闹独立，与美国、印度的一些势力勾结。可以设想，1948年，如果印度当时仅出少量兵力暗地支持这些“藏独”分子，那后果也是不堪设想。因为我们那时候根本无力西顾，一旦他们提前动手，后来再谈判也很难是今天这样的局面。毛泽东在1949年10月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0年初就出其不意，迅速拿下西藏。等尼赫鲁反应过来，又是抗议又是遣责，后来还搞什么“前进运动”，小脚老太婆似地一点点一点点地蚕食西藏。毛泽东没有那些花哨作派，直接出兵，一步到位，1962年击全线退入侵中国的印兵。

有人问中国为什么在1962年打赢了又退回来了呢？

如果我们看看西藏地形就会明白毛泽东所出的是险招，这与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思想是一致的，当时我们所取得的胜利只是险胜。我们后勤跟不上，是靠自然动力将战争物资运上西藏高原的，其成本高得惊人。如果印度拖我们半年，这场战争就可能影响中国国内经济建设大局。毛泽东是真正的智者，尼赫鲁在小步前进，而我们的毛泽东则兵贵神速，一步到位，打他个措手不及。当印度一片混乱，神志未定之际，我们又立即收兵，把缴获的武器还给他们，给国际上树立了正义、和平的形象。毛泽东以斗争求和平，从1952年抗美援朝与1962年对印自卫反击战结束到现在，中国东北与西南均无战事。有些事就得这样，你如果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有理有节，反倒会有和平。毛泽东敢出险棋，善出险招，结果用时间最短的战争，赢得中国边界上时间最长的和平。这是毛泽东以斗争求和平外交思想的成功范例，也是毛泽东对新中国的大贡献。

中国人的强国之梦是从孙中山开始的。看看过去的历史片，“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种情景让人难受。前一阵听说有一个东欧国家飞机出事，华人就被关到机场大厅，而西方人则都被送到宾馆，怎么说都没用。大家都知道，国家不强大，国民受人欺。1949年，中国开始走向强大，当时中国被美国包围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样冲出来？是靠斗争而不是妥协。美国已到了东北亚和东南亚。中国当时的东北相当于今天的上海，刚建国，百废待兴，我们就东北那一点重工业基地，但在它的东翼，美国已大兵压境。当时我们一些人认为美国不会打中国，也不想打中国。毛泽东不信。毛泽东不是从美国的言辞而是从双方力量变化中看问题。一旦美国拿下朝鲜，美国再翻脸中国就来不及了。此一时，彼一时，毛泽东才不信那些没有力量保证的承诺。毛泽东决定抗美援朝。那时候美国有原子弹。我们什么先进武器都没有，就是有勇气。但我们打赢了。有人说打平了，中国那么穷，打平了就是打赢了。周恩来1955年参加万隆会议，各国代表都拍手欢迎中国代表团：他们为中国的勇气和胜利而欢呼，为中国打掉美国骄横霸气而欢呼。想得出来，当时毛泽东坐在中南海的感觉特别好。国际斗争有时候就是这样，关键时候要有勇气扳手腕，输赢在此一举。

8. 没有统一民族市场的国家，是不可能崛起的

与苏联相似，在中国建设道路上曾经也有两种方案，一种方案慢慢来，直接搞私有制，经过很长一个新民主主义阶段以后再搞社会主义。开始毛泽东也是这样想的，后来他改变了想法。我的下乡经历与2000年到印度访学的经历才使我理解毛泽东当年快速搞公有制和人民公社是有道理的。尼赫鲁开始也是搞社会主义，后来突然改变了主意，搞公私混合。我们知道，不同的所有制下的同一种产品，其交易成本是不一样的。一旦搞私有制，生产资料交易就包括了制度成本，其结果是无谓地增加了国家基础建设成本，并使中国现代化在其初始阶段就会因其无法承受高成本而中断。印度的基础建设至今老化得不得了。为什么呢？它制度成本非常高，使用每块地都得租。在印度修一条铁路花的钱远比同时期的中国高。我曾下过乡，当时国家若征用某块地，只要公社一纸命令到乡，一路畅通，村民没有任何异议，根本没有今天那种哭爹喊娘的情况。当时中国搞三线，如按私有制的搞法，其成本将是天文数字。毛泽东通过所有制改造将生产资料交易成本在公有制的框架内压到最低，与印度的尼赫鲁相比，我们的毛泽东是多快好省，在最短的时间，用最低的成本，为新中国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今天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就建在这个基础上。

印度完全不一样。我们看报纸上说印度是软件大国、科技大国，但印度情况似乎不是这样。2000年，我在印度尼赫鲁大学财务处交费，只见财务报表从地面一直堆到房顶，半个房子堆的都是账本。整个大厅没有一台电脑。我在尼赫鲁大学国际政治系只见一台386型的电脑，还经常不工作。我等一个电子邮件往往要等一两个小时，打字员用的打字机跟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差不多，工作起来响声很大；整个行政大楼都是这声音，跟工厂一样。这种情况说明它国内电脑市场没有那么大的需求，印度有钱人也不买电脑，买了没有用。它整个生产与市场完全是分离的，市场依托于国外，国内大量穷人基本生活保障靠政府包办，穷人的一些消费项目如饮水、医疗等都是免费的。有一次我去他们政府办的医院做了个小手术，从挂号到手术结束共花了10卢比，相当人民币两元钱。印度多数人是穷人，穷人手头没有多少货币，因而就不会有太大的购买力。因此统计数字表现出的消费高指数多是政府包办而非国内民间资本拉动的。印度人聪明的脑袋是给外国人长的。我去一个小餐馆，那天女老板特别高兴，说她儿子拿到美国绿卡了。在印度家里有人拿到美国的绿卡是很自豪和高兴的事。印度人绝顶聪明，但这只能为美国人服务，因为印度的民族市场很小。前两年诺贝尔经济学得主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是印度人，但他一生多数时间却在英美两国。只是由于他未放弃印度国籍而非为印度长期工作才成为首位诺贝尔奖印裔得主。真不知道，西方推出这位印裔人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对印度人意味着什么，西方人大概在暗示印度应该按着拉美模式搞下去。

我们现在讲GNP，一定要研究其构成，而不能只看总量。一个国家的资本构成、储蓄构成反映一国经济的性质。是自主型的国民经济还是依附型的经济，从GNP的构成才可看出。所以我们不能单纯说GNP达到几万亿，这只是表面现象，要看它的结构是什么。清朝的GNP也是很高的，但其构成表明它不是强国。

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农业改造问题一定要引起高度重视。所谓“农业改造”就是将中国传统的自然的小农业经济改造为现代的市场农场经济。中国自秦以后始终是自然小农业经济，1949年建国后，新中国领导人就考虑农业改造问题。但由于它涉及商品经济，因而中央的农业政策始终在“两条路线斗争”中摇摆。当时人民公社，有了大农场经济的形式但没有市场经济的实质。当时人们意识不到市场经济对于中国的意义。在这方面我们应该感谢邓小平。邓小平先从农业问题入手，将土地交还给农民。农民的积极性大大提高。尽管小农业经济有启动快的特点，但不易持久且容易分化，非常脆弱。一家一户地生产，全家人力投入到一两亩地里，生产中的人力成本和西方农场比高得不成比例。当时中国农业提供给城市的是自给自足之后的剩余产品，而不是一般商品。其生产因没有利润压力而失去效率。随着中国进入市场经济，引进外资，这种自然小农业经济整个就撑不住了。城市工业品价格的增长使得自然小农业因成本高于产出，加之国外优质低价的农产品的引入，中国农业很快面临很大的压力。

有一幅图片，一辆牛车拉了个卡车空壳，这似乎是中国农业的写照。卡车是现代化的城市经济，牛车是落后的农业经济，是城市的基础。建立在落后的自然小农业之上的现代化大都市，能立得住吗，能有发展潜力吗？牛车上的卡车是不可能跑快的。现在中国农村只剩小孩、妇女、老人，如果没有中国的农业对工业产品可持续的需求，中国的工业民族市场就是一句空话。现在我们就有些同志对农业老牛有些不耐烦了，要把牛车一脚踹掉。但如果我们由于没有耐心改造而是要放弃我们的农业基础，那中国经济只能走依附于国际市场而不是民族市场的经济发展道路。历史表明，没有统一的民族市场的国家，是不可能崛起的。

目前中国出现涉及大量工人下岗，农民生活无法保障的问题。这主要是因为资源不足。西方国家在资本主义早期也出现过这种问题，但它们用牺牲殖民地资源的方法来补偿了国内的社会问题。广大的殖民地为这些国家提供了丰厚的利润。英国把印度变成殖民地，这么多年，印度还这么贫穷，就很说明问题。近代史几百年，西方走的多是这条剥夺资本外围地区的道路，斯大林走的是另种道路。这就是剥夺本国农民，同时为了防止两极分化，他就用集体农庄的方式杜绝分配不均。但就今天的中国来说，我们既不能搞殖民地，也不能搞绝对平均的集体化政策。怎么办呢？只有走出去，慢了还不行。工人、农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在什么时候都应该放在第一位，从政治上看，国家还是应该确立多数劳动者阶层的基础地位。现在电影不是什么什么“总”就是什么什么“董”，要不就是才子佳人和帝王将相。这有些问题，世界难道都是“总”“董”们的吗？不完全，还有工人、农民。现在中国的工人农民是人口的绝大多数，占公民的百分之八九十，因而是国家政治的基础。我们不能说他们困难多就不管他们。他们是国家的双脚。脚臭了得洗，有病了还得做“足疗”，使它强健。谁都知道臭脚丫子不好，但能砍掉吗？当然不能，它们是全身的基础。我们国家各阶层是一个整体，一定要保护好。我觉得毛泽东的工农联盟思想是很长远的考虑。不能一切都以生产力为标准，我们还是应该以人，特别是以广大劳动者物质和精神生活质量为生产力高低的标准，以工人农民为生产力服务的主体，这是立国之本。国家富裕的标准近期看，应是工人农民的收入多少，他们是民族市场的基础。如果百分之几的少数人占有全民存款的主体部分，其后果是很可怕的。历史上没有一个大国是在本国工人农民大量破产、生活持续恶化中崛起。中国农民在中国现代化进程和市场经济转轨中做了很大的牺牲。实际上我们应该对他们有所补偿。这不仅是一个道德问题，它更是一个政治问题。工人农民社会保障是现阶段中国的最高利益，是中国能否在21世纪真正崛起的政治保证。

有人会说，目前的情况是发展过程中的问题，随中国经济富裕了，这些问题就会在改革中逐渐消失。但现在美国可能不会给中国充裕时间让中国在渐进式改革中崛起。为什么？你现在是最弱的时期，谁都明白你渐进的结果是什么。邓小平书里都写明白了，韬光养晦，沉着冷静，这话也都翻成英文了，人家也不是不知道。现在霸权国家目的是要把中国国内的资源掏光，然后叫你后悔。2001年6月21日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在美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上说：他过去经商时得到的经验是，在对手还没有崛起的时候，打倒他所用的力气最小。我们现在应该明白这一点，及时做好准备。

9. 未来的世界如果不降低资源消耗，就会战争不断

邓小平对中国最重大的贡献，是将中国从自然经济带进市场经济。但我们转向市场经济以后，发现在工业生产力发展越来越快的同时，我们的民族农业市场越来越脆弱，撑不住工业速度，于是中国工业产品日益依赖海外市场。经济依托海外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海外的自卫手段非常弱。结果是我们对海外市场依赖越来越大的同时，我们和世界霸权的矛盾也越来越深，双方可以宽让的余地越来越少了。

除市场外，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对国际资源的需求和依存度也在上升。过去我们怎么不是这样呢？过去我们的经济在做瑜伽功，瑜伽功的特点在于顽强的生存性，吸收一点点资源，一点水、空气就行，有点像泥鳅。自然经济就是这种经济形态，把能量消耗降到最低限度，这样能够活得很长。我们那个时候，资源没怎么开发，消费也很低，觉得地大物博。现在我们消费有些畸型。比如说买茶叶，茶叶罐子比茶叶都高级，为了促销有利润。为了利润，不惜恶性竞争。与减肥现象一样，为了长身体，厂家鼓励你多吃，这会产生利润；吃胖了，厂家又鼓励你减肥，这又是利润。这左也是利润，右也是利润，最终结果是零和。但这样浪费的前提是对难以再生的资源高消耗。我们在学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时知道共产主义产生的条件是“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但马克思那个时候意识不到另一个问题，即资源不能无限涌流；煤、铁、石油，都不能无限涌流；土地和地力也不能无限涌流。生产力与我们的肠胃消化功能相似，现在我们肠胃消化功能很强，但没粮食吃，工业粮食就是资源。没吃的而肠胃消化功能又强，这意味着死得快。那还不如瑜伽功，低消耗，活得时间长。

但这又产生了新的即竞争力不强的问题。竞争是动物的本能，不同竞争力的动物有不同的竞争方式。对于弱小动物而言，它们参与竞争的方式是负向自卫。比如蚊子、老鼠、蚂蚁、野草等，由于它们攻击力不强，作为弥补，它们的繁殖力却高得惊人，以至“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但我们中国已不能选择这种竞争方法，因为我们已长得强壮起来，我们的肠胃消化功能即生产力日益强大。过去的问题是肠胃“消化功能”处于潜在状态。现在的问题则是粮食不够吃。我们中国现在的经济发展曲线是上升的，但大家仔细一看，有个阴影也在上升，即资源消耗曲线也在上升。如果把经济的利润补到资源即环保上的结果却是零和。好的经济发展模式应当是经济曲线上升的同时，资源消耗曲线下降，形成剪刀差。英美国家的发展道路就是这样。它们通过掠夺包括中国在内的南方国家的资源来保护本国的环境。随南方国家的发展加快，资源不足的矛盾将日益成为国际斗争的焦点。因此可以预料，全球资源的有限性和世界经济发展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决定了未来的世界如果不降低资源消耗，就必然会战争不断。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战争是人类降低资源消耗的终极方式。现在我们国内资源已近枯竭。中国西部沙漠开始“农村包围城市”，蝗虫也来了，听说内蒙古的野生动物往外蒙跑，东部地区的青蛙往马路上跑。有人不理解这是怎么回事，没有森林和田地了，水田都盖成大楼了，野生动物只有往有森林的地区跑，青蛙只有往马路上跑。这都是生态问题。生态问题越严重，我们对国际资源的依存度就会越大。

世界资源“蛋糕”就这么大。七国集团已瓜分完毕，新崛起的国家已饥肠辘辘。如果说，20世纪的主要大国发展的主要矛盾是市场短缺，21世纪主要大国发展的主要矛盾则是资源短缺。据尼克松披露：勃列日涅夫告诉第三世界的领导人，只要卡住西方的资源，就能卡死西方。尼克松说，资源是西方政治的关键。

美国的目标是控制世界资源。美国人和我们比更娇气。他们加利福尼亚轮流停一下电，就受不了。这是由于他们已习惯于高消费，消费水平落不得。印度人和我们相比，我们更娇气，印度的气温五十度是正常的。咱们四十度就算高温了。2000年下半年印度整个北方停了两天电，当时我已觉酷热难忍，可印度人也没觉得过不下去。生活水平是刚性的，能上不能下，除非发生战争。美国资源消费量最大，所以它对世界的依存度就大，它要对世界控制，尤其是军事控制。美国像一个螃蟹，腹部非常软，这叫民主，但是爪子非常硬，这叫霸权。它是对内民主，对外霸权。它抓世界的时候很厉害。有人说美国这个国家快衰落了，但它短期内垮不了，为什么？它会且有能力排毒，排毒可以养颜。排毒就是转嫁危机。如果本身的内毒排不出去，它就要打仗。前面讲过，世界财富的转移是靠国家暴力完成的，现在再加一句，资本主义危机也是靠暴力排放出去的。

将资源比作水库，将地区经济比作吸水的海绵。原来世界只有北美和欧洲两大海绵。冷战后，以中国为主动力的东亚地区崛起。这样世界在水的总量（常规资源总量）不增加的情况下，世界吸水的海绵体却增加了东亚这一大块。美国是资源吞吐量大，必须泡在资源水池中才能存活的国家，但现在水池中的水不够它用了，他身体就出毛病。现在欧元出现且竞争力强劲，吸纳资金的“海绵”越来越大，再加中国持续崛起，这样世界常规资源将会在这三大经济体增长下严重短缺。如不降低资源消耗总量，这三大经济体必然要发生冲突，结果不是三方同时降低消费水平，就是有一方要被对手打掉。

有人说，中国的问题是民主而非资源问题。但和平民主需要的不主要是学问而是资源。别说莱温斯基案件要花多少钱，就说中国农民要有了冤情，按法治程序说，应该打官司，相信国家，这没问题。但国家的官司也向他要钱，于是农民的态度就不取决于法治观念和民主程序而取决于经济收入，可现实中大多数的农民收入只够买法治教材而不够打一场官司。如果打不起官司，那这位农民必定要选低成本的解决方式。但如果连这点费用也没有，那只有独自去冒险。市场经济，都讲成本。西方国家不怕，它有大量来自南方国家的高额利润回流。从生到老保证没事，出了事保你打官司有钱，这样社会就会稳定。中国农民打官司，低级法院不行到中级法院，可能到不了最高法院，作为原告的农民就几乎要倾家荡产了。为什么恐怖主义在穷困地区有市场，主要是经济问题。理论和法律上规定的和能不能做到是两回事，解决问题需要资源。西方有巨大的资源来滋养，因此它国内民主发展就有物质基础。但前提是它必须牢牢地钳住世界资源。由于欧洲统一和东亚经济崛起对国际资源需求日益增长，美国对世界资源的攫取更多地选择暴力方式。从1999年到2003年，美国几乎一年发动一场战争，而每一场战争都与控制国际资源的目的有关。

但从政治考虑，目前美国还不会对欧洲采取行动，因为欧洲是分散的。同时美国也并不希望中国彻底分裂。它只希望中国最好像欧洲一样，相对分裂，各地来个“高度自治”，让中国各地政治内耗，从而使其不仅无力向海外索取资源，而且还需要外部干涉。从地区战略看，美国希望亚洲这几个大国处于相互制衡状态。因此中国不能太弱，还得帮美国拽着印度、俄罗斯、日本等。如果中国彻底垮下去，亚洲就会形成一个大的政治真空，印度、日本、俄罗斯就会借近水楼台的地理优势填补这个真空。那样的话美国就吃不消了。只有亚洲大国相互都拽着，美国才可以在世界上获得利益。

与当年英国一样，中断美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是其经济垮台的前提。它强大的消费能力需要从外面大量吸收资源。资本主义就是这样，它毁灭的是整个世界，但是在有限的地区和时间内人类无法感受到这种结果。资本主导下的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一个悖论，没有办法。最终人类还只有从社会主义中找出路。我们过去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现在应当补一句，也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人类。

10. 大国力量增殖于地区性守成，消释于世界性扩张

我们谈世界资源，是否意味着中国在未来也要搞世界扩张呢？

不，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并且我认为世界扩张对中国现代化进程而言，是一条通往灾难之路。我赞同毛泽东和邓小平为中国制定的中国永不称霸的外交原则。

邓小平给中国定下的未来五十年的发展目标是中等发达国家，这意味着他在未来较长时间内将中国发展定位在“地区性大国”的层面，中国对世界的影响是通过地区性的影响来实现的。我们与美国不同。美国是一个世界性的帝国。美国国务院从来不考虑国内的事。美国军事演习总是以世界某些大国为假想对手，以世界某个地区为假想战场。我们的军人看的是我们山海关、武汉、长江等，美国军人则是红海、巴拿马运河、关岛、冲绳岛等。未来中国的军人要有世界眼光，这是美国人教给我们的经验；未来的中国外交要从本土防卫政策向地区性守成政策转化，从内敛型守拙政策向外向型积极防御政策转化，长期经营于亚洲，与邻为善，为中国百年国运打下深深的根基。

历史上德国和美国的衰兴历程对未来中国是一面镜子。而研究德国，就不能不了解德国百年国运的奠基人俾斯麦。俾斯麦生于1815年卒于1898年，其生平几乎覆盖了整个19世纪。俾斯麦青年时的德国四分五裂，而法国又在拿破仑失败后一蹶不振。这为德国的崛起提供了历史性的时机。1848年法国拿破仑三世路易·拿破仑上台，这对四分五裂的德国形成巨大的压力。而1854年到1856年爆发的“克里米亚战争”又使德国不得不面对来自俄国的压力。1862年俾斯麦任普鲁士首相兼外交大臣，主张“铁血政策”，用王朝战争和国际交叉联盟的方式实现德国统一。1862年9月，他在议会中就自由派提出的立宪君主制要求时回答说：

德意志的未来不在于普鲁士的自由主义，而在于强权。德意志南部各邦——巴伐利亚，符登堡和巴登——愿意浸沉于自由主义之中，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没有人愿把普鲁士应充当的角色派给它们！普鲁士必须聚集她的力量并将它掌握在手里以待有利时机，这种时机曾一再到来而又被放过。自从维也纳条约以来，我们的边界就不是为一个健全的政治集合体而适当设计的。当前的种种重大问题不是演说词与多数议决所能解决的——这正是1848年及1849年所犯的错误——要解决它只有用铁与血。

1864年俾斯麦在与奥地利联盟和确保法国拿破仑三世的中立后，向丹麦宣战，一举拿下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和基尔港。接着俾斯麦又与意大利结盟，确保法国中立，不顾奥地利的阻挠，1866年开始并完成德意志的统一战争，成立北德意志联邦。这使当时的欧洲受到巨大的震惊。意大利枢机主教国务秘书安东内利听到普鲁士统一战争胜利的消息时惊呼：“天塌下来了！”英国《旁观者》报评论说：“已经有三十个（！）王朝被扫到一边去了。两千万人的命运就此永远改变。世界政治已经面目全非。”法国历史学家梯也尔承认，德国统一是法国四百年来最大的不幸。俾斯麦并未因此停步，他估计德国统一后，德法战争不可避免，对拿破仑三世好大喜功性格十分了解的俾斯麦，借1870年7月19日法国对普鲁士宣战的时机，以优势兵力迅速深入法国，色当一战俘获拿破仑三世及其9万军队后，俾斯麦又乘胜挥师巴黎协助梯也尔镇压了巴黎公社革命。德国从法国获得50亿法郎的战争赔款，并获得阿尔萨斯和洛林大部分地区。1871年德意志帝国成立。从1866年至1872年，俾斯麦仅用了6年的时间就使德国在统一中崛起，由此彻底改变了长期不利于德国的欧洲均势，确立了德国在欧洲卓然不拔的地位。

然而这还不是俾斯麦的过人之处。真正需要未来中国人学习和领会的是俾斯麦在胜利后的地区性守成的外交政策，以及为了坚持其外交原则，他不惜与新皇帝决裂的精神。

俾斯麦与当时大多数仍处在胜利亢奋中的德国人相反，认为德国胜利后的外交活动余地更加有限。他说：“我们位于欧洲中部。我们至少有三条会遭到攻击的战线，而法国却只有一条东部的国界，俄国只有在西部的边界上有遭到攻击的可能。此外，根据历史整个发展的情况、我们的地理位置以及根据德意志民族的内部联结与其他民族相比也许相当松散这一特点，我们比任何一个别的民族更易遭到别人联合起来对付我们的危险。”欧洲国家“只能容忍德国的实力强大到不至于触犯其自身安全为限”。1871年后，俾斯麦意识到德国的扩张已达到欧洲列强可接受的极限，此后他坚持地区性守成原则。德意志帝国成立后，俾斯麦立即在官方文告及议会演说中反复强调“除了自己继续保持安宁，在和平环境中进一步发展外”帝国别无他求。在欧洲大国间，他小心翼翼地采取维护俄德关系，稳定德、俄、奥之间的三皇关系。1872年德俄奥三国皇帝签订协定，声称一旦和平受到来自其他国家的威胁，则“无需寻求或缔结新的盟约，即可彼此进行协商，以求达成共同遵循之路线”。1882年俾斯麦利用英法意在地中海冲突的机会，拉拢意大利与德、奥形成三国同盟。1887年这个同盟又得到进一步续延。同年，俾斯麦又与俄签订了一个秘密条约，史称“再保险条约”。俾斯麦建立这些交叉结盟网络体系的目的是防止、限制、削弱法国复仇的可能性。1872年，在普法战争胜利后，俾斯麦在给当时德国驻巴黎大使阿尼姆伯爵的信中说：“我们所需要的是法国让我们安宁，要防止法国——假如它不愿和我们保持和平的话——找到盟友。只要法国还没有盟友，法国就对我们没有什么危险；而只要欧洲的大君主国团结在一起，一个共和国对它们就没有什么危险。”1874年俾斯麦对驻法大使霍恩洛厄侯爵发出指示：德国最关心的是，“法国在内部不要变得强大，对外也不要被看成强国，免得它争取到盟友”。德国统一并打败法国后，尽管德国拥有令整个欧洲生畏的强大的军事力量，而曾强烈主张“铁血政策”的俾斯麦这时对武力使用却更加慎重。这时的他仅将强大的德国军力当做提高德国结盟砝码以及威慑潜在敌人的手段而已。他将军事置于政治之下，将德意志的强国地位限于欧洲地区，拒绝任何全球性的战略企图。总之，俾斯麦担任首相职务将近二十年，他企图达到的目的就是争取在政治上出现除法国外各国都需要德国的形势。而稳定四方的目的又是用较长时间巩固、消化德国1866年至1872年在欧洲取得的地缘政治成果。

俾斯麦的地区性守成的外交政策使德国国力迅速上升。19世纪末，也就是俾斯麦辞职时，德国工业生产几乎赶上英国，在总产量方面甚至已超过英国。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使德国国内滋生了向世界扩张的冲动。这种冲动在威廉二世执政时期（1888—1918）的对外政策中得到体现，为此俾斯麦于1890年辞职。此后德国大规模扩军，实行海外扩张的政策。1880年德国陆海军人数为42.6万,到1904年一战爆发时已达89.1万,同期战舰吨位从0.88万吨扩张到13.05万吨。1897年，德国占领中国的胶州湾和青岛，次年从西班牙手里取得加罗林群岛、马利安纳群岛和帕劳群岛，1899年和英美签订条约并获得萨摩亚群岛的一部分。1902年修建巴格达铁路直逼英俄中东利益，这强化了德国与世界主要大国的直接对抗。德国威廉二世的外交“新方针”引起了其他大国的警觉。1894年法俄两国建立同盟。20世纪初英国放弃传统的“光荣孤立”政策， 1902年英日建立同盟，1907年英俄在中东利益妥协，签订“英俄协约”。而与德国形成同盟关系的意大利也在1902年同法国签订秘密协定，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初，俾斯麦时期的地区性守成的外交成果已荡然无存，德国与奥匈帝国已四面楚歌。1914年德国利用萨拉热窝事件，挑起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果是德国在战争中全面毁灭；30年代末德国希特勒步其后尘，结果又是德国被强力肢解。

德国这段历史经验对中国的未来是有用的。俾斯麦外交思想的精华在于：在主权问题上不惧挑战，敢于果断使用武力；而在国际问题上是准确把握大国间的利益边际；在大国竞争中决不透支国力。俾斯麦外交的重要经验在于：国力只能用于国家可承受的并且是对国家有重要利益的地方。

威廉二世与俾斯麦分道扬镳是德国的悲哀。正是由于威廉二世及其顾问们“急于表明其气概”的“性格弱点” ，才造成德国超度使用国力和德国毁灭的后果。基辛格博士对俾斯麦有很高的评价，认为：“由于他了不起的建树，使得他所缔造的德国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失败、两度遭到外国占领及国家分裂达两个世代之久，却仍巍峨屹立。”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美国。

美国在二战以后开始步入世界性大国行列，然而其国运兴衰却与其追求世界霸权的政策紧密相关。

二战后欧洲的衰落极大地突出了美国的地位。美国绝对优越的经济实力也曾使美国在其海权扩张中表现出“威廉二世”式的轻率——今天的小布什似乎正在重蹈覆辙。为控制整个太平洋，1946年，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曾制定“边疆”西移计划，根据这项计划，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开进日本，占领了琉球群岛和小笠原群岛，并把冲绳建成它在亚洲的最大海军基地。1947年，美国海军占领了马利亚纳群岛、加罗林群岛、马绍尔群岛等。但美国的这种扩张势头在朝鲜半岛和中南半岛受到严重挫伤。20世纪50年代美国出兵朝鲜并与中国交手，损失惨重；60年代中叶，法国从越南退出后，美国贸然进入中南半岛，企图独担“拯救民主世界”的重任，结果又被拖在越战的泥潭中不能自拔，此后国力开始在世界扩张中透支。1960年美国在世界生产总值中所占的百分比为25.9%，到1970年下降为23%，1980年继续下降到21.5%。而与此同时，日本、中国等在世界生产总值中所占的百分比则快速上升，1960年至1980年间，日本在世界生产总值中所占的百分比从4.5%增长到9%；中国从3.1%增长为4.5%; 到1980年“世界银行关于人口、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以及国民生产总值的统计数字，实际上已经非常明显地显示出全球经济力量的多极分配趋势”。尼克松看到美国国力因其海外过度扩张而下降的现实，果断调整美国外交政策，结束越南战争，恢复与中国的关系。此后，美国国力开始回升，90年代初，苏联解体，但美国并未停步，1991年、1999年、2001年及2003年，美国通过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将其军事力量插入海湾地区、巴尔干半岛及中亚地区，全面攫取苏联地缘政治遗产并于2002年退出《反导条约》，打破原有的战略平衡，“在仅仅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美国既改造了自己也受国际动态的改造——从一个相对孤立于西半球的国家，变成一个影响和控制力前所未有地遍及全世界的大国”。

今天的美国相当于19世纪的英国。但美国现在是好了疮疤忘了痛，小布什上台后，在国际问题上更是一副“舍我其谁”的霸主英姿。苏联解体后，中国开始崛起。正因此，美国才要重复以往英国遏制美国的政策以对付中国。但是对于未来崛起后的中国而言，我们应当汲取的历史经验是不要重复美国称霸世界的道路。从罗马帝国到大英帝国衰落的历史表明：地区性守成则国强，世界性扩张则国亡。历史上没有一个大国的国力，能经得住世界性扩张的透支。所以，今后不管中国发展强大到什么程度，都应谨记并遵循毛主席为我们制定的 “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外交路线，这是一条高度浓缩老一代领导人政治智慧的强国路线。

11. 用公民国家主义代替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

在国家制度创新目标的选择上，目前中国流行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两种意见，但细想起来，似乎两种提法都不太科学。

民族主义的理论基石是民族自决权理论。“民族自决权”指各民族有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直到自由分离成立独立国家的权利。它最初是由17、18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提出的政治要求之一。1916年3月，列宁发表《社会主义与民族自决权》一文，指出世界各民族均应享有决定自身命运的权利，被压迫民族应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宗主国中解放出来。1918年1月，美国总统威尔逊发表“十四点”宣言，也提出“民族自决权”概念，称民族自决应是重新划分“战败国”领土的依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自决权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联合国宪章》第一条第二项明确规定“发展国际间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根据的友好关系”是联合国的宗旨之一。随着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殖民地、附属国纷纷宣告独立，作为主权国家参加联合国。到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新独立的和以前独立的前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已在联合国中占多数。在它们的影响下，联合国大会从1958年以来通过了一系列决议确认民族自决权。其中最重要的是1960年12月14日联合国大会第十五届会议以89票对0票、9票弃权通过的关于《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这项宣言确立了“民族自决权”为一项法律权利。1966年12月16日联大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1970年10月24日联大通过的《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和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宣言》以及1958年12月12日、1965年12月20日和1975年11月10日联大先后通过的有关民族自决的决议，都进一步总结和发展了民族自决权的国际实践和理论。

“民族自决权”也包含着自我否定的内容。

民族自决权的核心是各民族有自主建立国家和选择国家形式的权利。当某一民族还在受外国奴役或没有自己的国家的时候，其民族存在的最高原则是民族自决权，即有自主建国的权利，这也正是目前阿拉法特领导下的巴勒斯坦人建国事业的法理基础。但是当这个民族自决成立了国家，那么它原来享有的民族自决权在这时就已让渡并服从于国家主权，民族身份应让位于国家公民的身份，原先民族自决权在国际舞台上的民族主体地位也自动让位于其自主选择的国家主体地位。这时原先的民族主义，就在逻辑上和实践上完成了自我否定。这如谈恋爱结婚的道理一样，结婚之前，双方都有选择的自由，这对个人称人权，在民族问题上则是“民族自决权”。谈恋爱时，我有权决定跟这个人结婚，或者跟那个人结婚。但一旦结婚，两个人权就经相互让渡而成为一个家庭权利，两个人的部分权利就让渡于家庭的权利。如要离婚，就必须要经过国家法律认可。对于一个民族来说，你可以单独，也可以与其他民族联合建立一个国家，然而你一旦完成了这一选择，并得到国内国际的承认，这就意味着民族自决权已让渡于国家主权。如果你要与这个国家相分离，也必须经过国家最高立法机构的批准。从这个意义上说，目前台湾的所谓“政权”是非法的。1949年它失去国内人民的承认，1971年它又失去国际承认。而失去国内国际双重承认，则台湾就没有“主权国家”的资格。如果说什么“政治实体”，政治实体更没有主权资格。

对此联合国文件也有相应的说明。1960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中明确规定：“任何旨在部分地或全面地分裂一个国家的团结和破坏其领土完整的企图都是与联合国宪章的目的和原则相违背的。”至于传统帝国扩张所造成的多民族国家，其民族自决权仅限于各民族的自治权（见《联合国宪章》第73条）。联合国上述规定的理论基础是国家主权高于民族自决权的原则，而这一原则的理论基础又是民族自决权的让渡原则。这两大原则决定了在没有异族侵略的情况下，民族国家建立后再提民族主义是不科学和不合时宜的。

自由主义与民族自决权是同一问题的不同方面。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石则是人权理论即“所有人民都有自决权”的理论。早在古希腊、古罗马及欧洲中世纪的自然法学者的著作中，就曾有过“自然权利”的表述。人权作为一个实践和理论问题，是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针对中世纪的神权统治和封建特权提出的。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被称为第一次人权运动。英国思想家洛克系统地论述了“天赋人权”的理论。法国思想家卢梭根据“天赋人权”的原则发展成为社会契约论和人民主权论。1776年美国的《独立宣言》和1789年法国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以天赋人权为主要理论依据，明确提出“人权”口号，以政治纲领的形式确立了人权原则，从而使天赋人权由理论上升为法律，后遂成为西方民主制度的重要内容。1945年联合国成立，维护人权作为宗旨之一列入《联合国宪章》。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人权的基本内容，使人权成为国际法原则之一。1960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指出，“使人民受外国的征服、统治和剥削的这一情况，否认了基本人权，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宣布：“所有的人民都有自决权。”1966年，联合国通过了国际人权公约即《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其《任择议定书》，两个公约一方面用法律义务的形式肯定了《世界人权宣言》所确认的人权规定，同时在内容上较《世界人权宣言》前进了一步。规定了“所有人民都有自决权。他们凭这种权利自由决定他们的政治地位，并自由谋求他们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

从这些人权发展的历史及相关文件看，人权是民族自决权的微观形式，是个人的自决权。尽管人权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中占有基础性的地位，但在联合国的相关文件中也是被放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及个人权利及其相关责任中考察的。比如，1966年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就要求“本公约中任何部分不得解释为有损所有人民充分地和自由地享受和利用它们的天然财富与资源的固有权利”，将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与“保障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的责任联系在一起。值得注意的是，公约将个人权利纳入“公民权利”范畴来考虑，这意味着个人权利首先是对居住国负有责任的权利。也就是说，人权，属于公民权的范畴，而不是与公民权相对立的范畴。

人权也包含其自我否定的内容。

人权的基本原则是“人民的自决权”。这与民族自决权一样，自决一旦自主实现之后就要对自己的选择对象负责。在人的“自决权”未确定选择对象之前，你可以选择部落生活，也可以选择国家生活。不管你选择前者还是后者，一旦你的选择完成，你就必须为你选择的群体效忠。一旦你选择了国家，你的身份就不再是绝对自由的个人，而是国家公民。公民对国家有纳税义务，其原先的绝对自由选择权利这时则转化为对国家效忠前提下的相对自由权利，公民权成了约束人权的形式，背叛国家的公民自然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原先的绝对私有财产这时通过向国家交税也转化为相对私有财产。公民在成为纳税人的同时，也获得国家赋予的公民权利；公民在担起依法纳税责任的同时，国家也担负起依法保护公民的责任。这意味着个人的“自决权”已通过向国家主权的让渡而转变成公民身份和公民权利。如果某届政府没有按宪法保障好公民的权利，你可以通过合法途径对某届政府有意见和提意见，但不能背叛国家，除非你另选国籍。现在还没有哪个文明国家不承认公民自由选择国籍的权利。

这样看来，现代国家主权是高于民族自决权与个人自决权即人权的。因此，不管是民族自决至上的民族主义还是人权至上的自由主义，在个人的和民族的自决权被自主让渡给国家主权之后，它们便在法理上失去了主体的资格。国际政治中，目前只有国家具有以主权的名义与他国交往和正式参加联合国的资格；国内政治中，在国家选择确定后，国家居民的民族或个人的身份就统一于公民身份，国家公民不再首先以自由民族或自由个人的资格而是首先以公民的资格参与国家事务。从这些意义上说，中国国家制度创新的目标，既不应是民族主义国家也不应是自由主义国家，其科学的表述应是公民国家。在这个国家中，民族的和个人的“自决”自由已融于公民权利和义务中，民族和个人身份已融于公民身份，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已融于公民国家主义。“公民国家主义”顾名思义，就是以国家主权为依托并统一于公民权利的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与以自由人联合体为发展目标的国家主义的统一。历史转型中的强制时期除外，没有公民权利的国家与没有国家责任的公民一样，在已崛起的现代国家成长经验中，都是不可思议的。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公民国家理论并不否定马列主义关于国家本质的理论，恰恰相反，它是马列主义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具体运用。我们知道，在“共和国”的政治框架中可以有资产阶级共和国，也可以有社会主义共和国，同样的道理，在“公民国家”的政治框架上，既可以有资本主义的公民国家——它本质上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也可以有社会主义的公民国家——它本质上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后者是对前者“否定之否定”，是历史的进步。

完成从建立在阶级对立基础上的国家管理体制向现代法制国家转变，是近现代大国崛起的必备条件；而将国家居民的个人、阶级、民族的身份融入统一的公民身份，是近现代大国崛起的重要阶段。总结好这份经验，对中国的未来是有益的。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修订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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