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唯物史观的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研究
——访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传利教授
我们党在新时代提出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引发理论界的热烈讨论。学者们研究“第一个答案”与“第二个答案”之间的辩证关系、内涵以及出场逻辑，研究如何克服腐败和纠正“四风”等，成果颇丰。如何把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研究引向深入？如何开拓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研究的新局面？为此，本刊记者访问了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传利教授。
采访者: 王老师，您好！黄炎培访问延安后出版的《延安归来》，记载了他与毛泽东关于政权兴亡周期率的谈话。如今再读其中的“窑洞对”，人们油然而生的是一种严肃、沉重的历史感。古代和国外思想家对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也有不少思考，请您谈谈他们的思考对我们研究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有何启示？
王传利：开拓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研究，关键是强化唯物史观在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研究中的贯彻运用，拓展研究视野，将马克思主义在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研究中的指导地位落到实处。
人类历史上各个王朝的兴亡交替，总是伴随着周期性的社会治乱、国势盛衰，这种周期性的治乱兴衰是人类历史变迁的整体特点之一。中国古代的多位思想家触及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提出过不少深刻的见解，其目的就是为了求取长盛不衰之道，避免重蹈衰亡的覆辙。汉代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的《史记》，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通过对英雄与奸雄诸多历史人物对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的顺应与抗拒、对历史机遇的及时把握与失之交臂演出的历史悲喜剧，总结了自传说中的黄帝到汉武帝之间的三千年左右的王朝兴衰史。汉代文学家贾谊的《过秦论》，见解深刻，从多个方面分析秦王朝的过失，总结秦朝速亡的历史教训，希望为汉王朝建立新制度、巩固新政权所借鉴。唐代著名文学家杜牧的《阿房宫赋》，通过对阿房宫兴建及毁灭的描写，生动形象地总结了秦朝统治者骄奢亡国的历史教训，向唐朝统治者发出了“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的警告，还叹息“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表现出一个正直文人忧国忧民、匡时济俗的情怀。北宋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光创作《资治通鉴》，“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鉴于往事，资于正道，总结国家治理的得失成败，为“通鉴”面世后的历代统治者、名臣、学者所重视所鉴戒。“二十四史”就是中国古代治乱兴衰的历史，记载了多少王朝兴亡的经验和衰败的教训！
难能可贵的是，中国古代思想家试图摆脱孤立地看问题的局限性，力图从理论上整体地研究治乱兴衰现象，提出了揭示历史变迁的“气数论”“时势论”。“时势论”认为，王朝兴衰取决于“时”和“势”，决定治乱兴衰现象的是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多种因素构成的社会历史条件的综合体。此理论有两个核心观念。第一个核心观念是“时”，指的是历史事件发生的合适时机和机遇，“当其可之谓时”“因其可之曰时”。庄子认为：“贵贱有时，未可以为常也”。王朝的治乱兴衰，皆因天时之故。第二个核心概念是“势”，指的是历史变迁存在着的某种非人力所能掌控的沿着特定方向发展的客观格局、趋势、态势。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里，总结王朝演进原因时说：“无异故云，事势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王夫之有明确的“势”的观念，同时也有百年小变、千五百年大变的“数”的思想。“时势论”是对历史过程相当深入观察的结论，是中国古代关于治乱兴衰研究所能达到的最高理论水平。
中国古代思想家关于国家治乱兴衰的思考和见解，各有独到之处，但毋庸讳言他们的研究都没有达到唯物史观的高度，无法科学地阐释治乱兴衰背后的社会规律。“气数论”“时势论”虽然已经猜测到历史变迁具有规律性，但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无法认识“时”“势”的本质，无法真正地把握治乱兴衰规律，提不出变革社会生产关系的彻底革命的主张，只能顺从“时”“势”。无论是《史记》《过秦论》《阿房宫赋》，还是《资治通鉴》，都在中国文学史上和历史学界大放异彩，但当时的历史学尚未成为科学，古代思想家仅是把治乱兴衰的历史现象和历史事件看成一连串没有内在联系的历史陈迹。他们中的明智之人，即便有理清纷繁复杂的治乱兴衰现象因果关系的想法，但未能得出历史科学意义上的规律性的结论。他们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把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任务诉诸人民群众，而是诉诸开明皇帝或“清官”。几千年，百姓期盼执法公正和廉洁不贪贿的清官以解自己于倒悬，直呼其为“青天大老爷”，说明清官是统治阶级集团里可遇不可求的极为罕见的“稀有物种”。在维护剥削阶级统治的安全线和被剥削阶级的生存线之间寻找平衡点的“清官”们，能够部分地满足黎民百姓向残暴的剥削阶级提出的宽恕、恩赐和怜悯的乞求，但绝不可以接受人民群众对王侯将相的监督。无论是杜牧的“哀”、司马光的“鉴”，还是“气数论”“时势论”，都没有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思想高度，在人民群众中找到开创朗朗乾坤的力量。古代统治阶级不是一味地容忍贪腐者恣意妄为，有时高举反腐大旗惩治贪腐，但就其阶级本质而言，惩贪者与污吏同属于统治阶级，惩贪只不过是统治阶级内部的资源再分配而已，是统治阶级内部不同政治势力之间的政治斗争，客观上有利于缓和过于激烈的阶级矛盾，稍微改善百姓极度悲惨的处境，延缓剥削制度衰亡，但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剥削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社会制度，无法从根本上挽救剥削制度必然灭亡的命运。中国共产党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归根到底要坚持党的领导，凝聚人民群众反腐的智慧，建立和健全群众对权力的监督机制。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响应，而仅仅沿用产生于小农经济时代的“青天大老爷”的救世主思维，当代反腐事业断然无法真正取得成效。中国共产党的反腐倡廉建设，当然需要继承古代惩治腐败的历史经验，但更重要的是实现新时代条件下的推陈出新，“由古代的‘人治’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治转换；由古代专制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转换；对权力的监控由古代的软约束向现代的硬约束转换；由剥削阶级的人生观、世界观向无产阶级的人生观、世界观转换”。
采访者: 除了中国学者和政治家外，国外也有富有远见的学者和政治家探讨了国家兴衰及其原因，对我们有何启示？
王传利：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历史巨著《历史研究》，专门论述了世界文明兴衰规律。他认为，每个文明阶段自然地存在一个生命周期，该周期决定了各类文明的兴起和衰亡，现存的文明必然如古老的巴比伦、希腊、罗马文明一样走向衰亡，但中华文明具有特殊的品质，有可能衰而复兴。1987年，美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发表了《大国的兴衰》一书，探索了自1500年以来中国、奥斯曼帝国、印度的莫卧儿帝国、德川幕府时代的日本等东方“权势中心”逐渐衰落下去，而西欧、中欧一些国家先后兴盛起来的历史轨迹。他强调经济状况是决定大国兴衰的基本因素，“从长远看，在每个大国经济的兴衰与其作为一个军事大国（或世界性帝国）的兴衰之间，有一种显而易见的联系”，但他把古代中国衰落的原因归结为中央集权和信奉孔子学说，比较肤浅。现代世界体系论创立者、曾经担任国际社会学学会主席的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从16世纪诞生以来，霸权国家就是居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心的国家。由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始终充满压迫、剥削和不平等，由此引起复杂的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最终势必导致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灭亡，一个效率更高、收入分配制度更合理的世界体系必将取而代之，那个体系可能建立一个“社会主义世界政府”。他还特别写道：“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将会在决定人类共同命运中起重大的作用。”此外，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继续了汤因比关于文明与国家兴衰关系的研究特点，引申到构建世界秩序的层面。这些研究存在一定的缺陷，比如汤因比把国家兴衰原因归结为生物学意义的生老病死周期规律，与唯物史观从人类历史基本规律角度研究国家兴衰历史的思路相距甚远。社会规律是最高级的运动规律，治乱兴衰现象属于社会现象，远比生物学意义的生老病死周期现象复杂得多。汤因比看到了文明兴衰的一些重大事件，但没有找到文明兴衰的社会历史根源，仅在文明的范畴里转圈。“现实的生活生产被看成是某种非历史的东西，而历史的东西则被看成是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东西，某种处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文明视角无法透彻地揭示国家兴衰的本质根源。按照唯物史观的要求，我们不能从文明观念出发来解释国家的治乱兴衰，而应从社会生产的实践出发来解释国家的治乱兴衰。同样，沃勒斯坦、保罗·肯尼迪和亨廷顿提出的治乱兴衰观点，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相距甚远。只有唯物史观，才是照亮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研究的灯塔。
采访者: 唯物史观提供了揭示治乱兴衰现象的研究方向和方法，那么，唯物史观具有什么样的理论品质，从而使人们在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研究中能够摆脱古代和当代许多资产阶级思想家的盲目猜测的缺点而富有科学理性的自觉？
王传利：唯物史观接受了黑格尔的社会历史辩证发展的观念，认为：“一切依次更替的历史状态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暂时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是必然的，因此，对它发生的那个时代和那些条件说来，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但是对它自己内部逐渐发展起来的新的、更高的条件来说，它就变成过时的和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它不得不让位于更高的阶段，而这个更高的阶段也要走向衰落和灭亡……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生成和灭亡的不断过程、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过程，什么都不存在。”与古代和当代资产阶级思想家对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碎片化研究不同，唯物史观抓住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最根本的规律，对人类历史进行整体性的研究，从而为揭示治乱兴衰现象背后的社会规律提供了前提保障。列宁指出：“马克思以前的‘社会学’和历史学，至多是积累了零星收集来的未加分析的事实，描述了历史过程的个别方面。马克思主义则指出了对各种社会经济形态的产生、发展和衰落过程进行全面而周密的研究的途径……并且指出了科学地研究历史这一极其复杂、充满矛盾而又是有规律的统一过程的途径。”“过去在历史观和政治观方面占支配地位的那种混乱和随意性，被一种极其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论所代替”。唯物史观把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看成一个整体，将所有治乱兴衰现象纳入整体研究，有利于突破因忽略历代治乱兴衰的整体性而仅关注单个王朝治乱兴衰的碎片化研究，突破了认为治乱兴衰不过是杂乱无章的、每个朝代的治乱兴衰事件都是单个发生的流年陈迹的旧历史观念，最终揭示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必然性。
采访者: 唯物史观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研究提供的独特视角是什么？唯物史观对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有什么独特的解释？
王传利：唯物史观提供了研究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三个独特视角：
第一，社会生产视角。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历史进程的最根本的动因是生产力的发展，王朝更替和治乱兴衰归根到底是由社会生产决定的。马克思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着历史前进这个发现，导致整个历史观的变革。要透彻地揭示历史上发生的治乱兴衰现象，必须将其纳入唯物史观的框架，用社会生产发展规律解释和说明治乱兴衰现象。按照唯物史观的观点，物质生产的状况是决定文明兴盛或国家兴衰的根本因素。马克思分析法国波拿巴时代的“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本性说来是无数全能的官僚立足的基础”，符合中国封建历史上小农经济是封建社会制度的经济基础的史实。社会制度和政权是否稳定，取决于它所依赖的经济基础是否稳固，而中国封建社会的小农经济因从事简单再生产，规模狭小，无力扩大再生产和难以实现技术进步，抵御天灾人祸的力量有限，极容易破产分化，具有不可克服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随着小块土地所有制日益加剧的解体，建立在它上面的国家建筑物将倒塌下来”。每一个繁华的盛景之世，都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得以扩大再生产、提供了足够劳动剩余产品基础之上的。统治阶级懂得农业经济在政权巩固中的基础性地位，采取种种重农抑末、打击豪强、限制贸易的干预政策，这种压制商业的政策不但没有克服小农经济固有的缺陷，反而导致社会经济缺乏活力，频繁的天灾更让小农经济的困境雪上加霜，一旦统治阶级倒行逆施激起社会强烈不满，必然引发经济大动荡、大破坏，带来政治上的大冲突和大变动。
既然小农经济的盛衰决定着历代专制王朝的盛衰和整个社会的治乱，那么，如果统治阶级遵守生产规律，就可以迎来盛世华年；如果统治阶级违背生产规律，必将遭遇乱世而走向衰亡。我国古代社会几千年的漫长岁月，在社会经济的不断破坏和恢复的交替中呈现出治乱兴衰的现象。一场大的动荡战乱后，社会经济遭到破坏，旧政权土崩瓦解，一个新政权在旧政权的废墟上站立起来。新王朝如果吸取前朝横征暴敛压抑生产力发展导致覆灭的教训，顺应经济规律的要求，国家权力顺应经济发展的方向起作用，实行轻徭薄赋的政策，经济恢复和发展的速度就较快，将出现国强民富的盛世之景。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文景之治”“开元之治”那样繁荣的局面，正是顺应了社会生产规律而出现的。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社会财富的增加，统治阶级骄奢淫逸的本性得以暴露，如果统治阶级任意地挥霍劳动人民所创造的物质财富，越来越逆着经济发展规律的要求，滥用民力，横征暴敛，竭泽而渔，经济发展缓慢或停滞乃至倒退，将出现民穷国弱的衰败景象。一旦农民连维持生计和简单再生产也不可能，大量农民破产流亡，农业失去了经济活力，严重地影响了整个社会稳定，一场大的战乱将降临到违背社会生产规律的统治集团的头上。曾经繁盛一时的商朝和秦朝，正是因以商纣王和秦始皇为代表的统治集团违背社会生产规律，好大喜功，挥霍无度，经济活力受到严重破坏，最终在义军的暴风骤雨中败亡，过去的生产积累和繁荣顷刻间化为乌有。
人们常用官逼民反——统治阶级的苛捐杂税导致人民起义——的模式，讨论治乱兴衰。其实，如果社会生产力相当发达，社会产品相当丰富，百姓富足，吉庆有余，即便交了捐税依然能够维持生存，就不会揭竿而起造反。只有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社会总供给严重不足，交出捐税后，百姓的生活难以为继，才不得不起义。靠天吃饭的中国古代小农经济抵御水灾、蝗灾、旱灾、瘟疫、地震等自然灾害的能力相当脆弱，天灾将激化社会生产供给物质资料的有限性与剥削阶级贪得无厌之间的矛盾。每当天灾来临，粮食绝产歉收，靠天吃饭的百姓只能挣扎在死亡线上。义军蜂起的直接原因似乎是自然灾害，但最根本的原因并非自然灾难，而是自然灾害减弱了社会生产能力，无法提供维持社会正常运转所需要的物质资料。如果一向视民命如草芥的剥削阶级贪图享乐，不顾人民死活地横征暴敛，必将激起民愤。明末李自成起义，清代洪秀全起义，均是由于社会生产力遇天灾而严重下降，提供不出满足社会运转的最低数量的生产资料和生活消费品，人民饥寒交迫，而统治阶级或因维持过惯了的奢华生活或因按照不平等条约偿还外债，依然索要钱粮，民众被逼造反，从而导致社会大动荡。
第二，阶级分析视角。唯物史观认为，阶级斗争是历史进步的直接动力，全部有记载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都是不断更替地由一些社会阶级统治和战胜另一些社会阶级的历史，也就是说，阶级斗争的胜负直接表现着人类历史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治乱兴衰现象。恩格斯和列宁均指出马克思主义观察和研究历史的阶级分析方法的特点。恩格斯指出：“以前所有的历史观，都以下述观念为基础：一切历史变动的最终原因，应当到人们变动着的思想中去寻求，并且在一切历史变动中，最重要的、支配全部历史的又是政治变动……马克思则证明，至今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在全部纷繁复杂的政治斗争中，问题的中心仅仅是社会阶级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统治，即旧的阶级要保持统治，新兴的阶级要争得统治。”既然除原始社会外的过去的全部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就表明应当用阶级分析法研究治乱兴衰的历史。列宁指出：“我们在历史上看到各民族之间，各社会之间，以及各民族、各社会内部的斗争，还看到革命和反动、和平和战争、停滞和迅速发展或衰落等不同时期的更迭，——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实。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扑朔迷离、一团混乱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列宁这里提到的“停滞和迅速发展或衰落等不同时期的更迭”，可以理解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现象。列宁提醒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提供的研究历史的阶级斗争理论的“指导性的线索”，研究治乱兴衰现象。
从阶级分析方法的视角看，所谓“治”，无非是指阶级斗争相对缓和、国泰民安、国家兴旺的盛世华年状态。所谓“乱”，无非是指社会矛盾难以调解、阶级斗争激烈的动荡乱时状态。古代历史上的统治阶级，贪得无厌地剥削被统治阶级，必然激起被统治阶级的激烈反抗，出现动荡的乱世。只有被统治阶级的反抗，才能遏制统治阶级的残暴剥削，迫使统治阶级对劳动阶级作出让步，让乱世破坏的社会秩序，恢复到维持社会正常运行的状态，社会逐步充满活力，创造走向兴盛的社会条件。旧王朝失败的历史教训，劳动阶级惊心动魄的反抗起义，迫使新王朝的统治者对劳动人民作出让步，减轻剥削程度，以免蹈前朝灭亡的覆辙。劳动阶级获得了休养生息的机会，获取了能够维持生存的基本条件，安居乐业，阶级斗争的强度减小，有利于实现政通人和。两汉初年和唐宋元明清初年，经过大规模阶级斗争的农民起义，社会经济凋敝。新王朝的统治者对被统治阶级作出让步，注重革新吏治，缓和阶级矛盾，社会逐渐恢复生机。大动荡后上台的统治阶级，如果无视劳动人民饥寒交迫的呼声，继续变本加厉地剥削劳动人民，劳动人民通过英勇奋斗、流血牺牲获得的许多自由和权利再次被剥夺，必然激起劳动人民更大规模的反抗，历史将迎来下一轮动荡的乱世。
第三，人民视角。唯物史观认为，治乱兴衰直接取决于民心所向。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总趋势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社会变迁总是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参与。人民群众的普遍意志与治乱兴衰有着必然的联系，治乱兴衰的规律要通过人民群众的参与加以呈现。“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历史的辩证法。封建王朝治乱兴衰的大势所趋，反映到民心上就是治乱兴衰的民心之所向，治乱兴衰的民心之所向又促进了治乱兴衰的历史大趋势变为现实。规律不可逆，民心不可违。即便是雄才大略的秦王嬴政，只有在顺应消除诸侯争霸战乱的民心所向时，才成就了国家统一的大业，而当他把自己的意志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横征暴敛，洒向人间都是怨，直到秦王朝成为秦始皇父子为所欲为的殉葬品时，历史才告一段落。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了治乱兴衰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科学地认识民心所向，真正做到顺乎民心，依靠人民。毛泽东说：“从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战争的一天起，我们就说，我们不但必须打败蒋介石，而且能够打败他。”这是因为，蒋介石军事力量的优势和美国援助只是临时起作用的因素，但“蒋介石战争的反人民的性质，人心的向背，则是经常起作用的因素；而在这方面，人民解放军则占着优势。人民解放军的战争所具有的爱国的正义的革命的性质，必然要获得全国人民的拥护”。民心所向，不仅是蒋家王朝倒台的重要因素，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战争取得辉煌成就的经常起作用的重要因素。
古今中外重视物质生产的思想家难能可贵，但是，怎样才能保证社会生产的顺利发展呢？唯物史观认为，国家的兴衰沉浮，最终还是取决于能够释放出多少社会生产力，而能否推动生产力持续、高速、健康地发展，又取决于能否保证本国人民发挥出生产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孟子早就说过：“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尽管孟子无法达到唯物史观把人民群众当作历史创造者的思想高度，最多把人民群众当作恩赐的对象，但此话能够帮助我们从人民视角理解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那些繁荣富强的朝代，必然是最能摆脱特殊利益集团对国家统治的控制、最能激发本国人民创造新生活的意愿、才能、智慧和效能的国家。反其道而行的国家，即使当时比较强盛，但不久必然要衰落下去。有学者指出：“凡是比较兴盛的国家，那里的人民大众大都在不同程度上对自己的生活怀有满意感，怀有创造新的生活境界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和信心；而当我们看到哪里的人民大众对生活满怀愁怨，充满悲观甚至失望的情绪时,哪个国家就必定是衰落的,或者必定很快就要衰落……是否能够保证劳动阶级、广大人民群众在日常生产生活过程中怀有满意感，怀有创造新的生活境界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和信心，而不是满怀愁怨，充满悲观甚至失望的情绪，是决定一个国家国民生产力能否健康发展的根本因素。”
必须指出，唯物史观为治乱兴衰的研究提供了指导思想和方法，但在研究每一个治乱兴衰的历史事件和历史问题时，则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着重考察它的特殊性和偶然性，通过对无数的历史特殊性和偶然性的研究，然后再抽象出历史的一般性和必然性，这样才能生动活泼并且比较准确地再现治乱兴衰历史的本来面目。如果拿唯物史观揭示的历史规律的现成公式简单地去套治乱兴衰史，就会把生动活泼的治乱兴衰史变成干巴巴的教条，无助于推动治乱兴衰历史规律的研究走向深入。
采访者: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笔耕不辍，写下大量极其精彩的篇章，他们的著述如何揭示了资本主义治乱兴衰现象或规律？
王传利：一定意义上讲，研究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繁盛和衰败灭亡的历程，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大量著作的总主题。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导致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和制度的总危机，而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没有了调解社会矛盾的能力，无产阶级要从资本手中拯救社会，创造新的社会制度。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已经揭示了资本与劳动之间不可调和的对立，说明资本主义私有制必然给工人阶级乃至整个人类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已经预告了资本主义制度灭亡的命运。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第一章里揭示了资本主义兴衰的历程：“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这样的兴盛阶段，到“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的败亡阶段，资本主义必然被新的社会所替代，“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的巨著《资本论》，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病灶作了全息透视：“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制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
我们可以从治乱兴衰意义上理解马克思提出的一个论断：“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当一个社会形态能够促进社会生产力得到大力发展时，或者说某一社会形态能够为社会生产力的大力发展提供广阔发展空间时，这个社会形态能够保持“兴”之“治”的状态；相反，当一个社会形态窒息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生产力已经没有了发展的余地，社会生产力的内在驱动力将呼唤新的社会力量登上社会舞台，与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力量作激烈斗争，社会陷入“衰”之“乱”的状态，最终产生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新社会。按照这个观点，人类历史上出现的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被清晰地看作社会形态兴衰演进的几个时代。
马克思不仅从根本制度的层面宏观地分析了治乱兴衰问题，而且还从微观角度解析了特定王朝治乱兴衰的现象。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专门研究了波拿巴王朝的兴亡问题。马克思不仅预判路易·波拿巴这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能够扮演英雄的角色，迎来自己政客生涯的高光时刻，当上法国总统和皇帝，同时又准确地预判这个腐败的王朝必然倒台，“如果皇袍终于落在路易·波拿巴身上，那么拿破仑的铜像就将从旺多姆圆柱顶上倒塌下来”。波拿巴能够赢得大选，因为他骗取了法国社会中人数最多的小农阶级的拥护，但“波拿巴王朝所代表的不是农民的开化，而是农民的迷信；不是农民的理智，而是农民的偏见”。这个老奸巨猾的痞子，更多地依靠“巴黎流氓无产阶级组成的一些秘密宗派”，“这个帮里，除了一些生计可疑和来历不明的贵族中的破落放荡者，除了资产阶级中的败类和冒险分子，就是一些流氓、退伍的士兵、释放的刑事犯、脱逃的劳役犯、骗子……一句话，就是随着时势浮沉流荡而被法国人称做浪荡游民的那个五颜六色的不固定的人群”。“他把这些由所有各个阶级中淘汰出来的渣滓、残屑和糟粕看做他自己绝对能够依靠的唯一的阶级。”如此反动的阶级基础，注定了波拿巴王朝的反动性、不稳定性，必将可耻地倒台。在《法兰西内战》里，马克思聚焦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客——梯也尔，深入地剖析了资产阶级政客腐败的本性：“梯也尔始终不忘的，只是对财富的贪得无厌和对财富生产者的憎恨。他第一次当路易—菲力浦的内阁首相时，穷得和约伯一样，而到离职时已经成了百万富翁……在波尔多的时候，他为了使法国避免即将来临的财政崩溃而采取的第一个措施，就是给自己规定了300万法郎的年俸”。可见，资产阶级政客不管在公众面前多么虔诚地表白自己是清廉的，但依然遮挡不住其不可救药的以权谋私的贪婪本性。贪婪政客的腐败表现了政权的腐败性质，而腐败的政权必将陷入危机，走向衰败。
恩格斯不仅研究了资本主义的“衰”，还研究了资本主义的“兴”。他不无激情地赞美了资产阶级社会诞生期的朝气蓬勃的气象：“这是人类以往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次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并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那些给资产阶级的现代统治打下基础的人物，是“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勇于冒险”，“在好几个专业上放射出光芒”，“在实际斗争中意气风发”，“具有成为全面的人的那种性格上的丰富和力量”。《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展示了资本主义从出生到灭亡的全过程。早期的资本主义富有生命力，摧毁了“封建制度的地方特权、等级特权以及相互的人身束缚”，“建立了自由竞争、自由迁徙、商品占有者平等的王国”，自由发展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产阶级领导下形成的生产力，就以前所未闻的速度和规模发展起来了，这是资本主义的兴盛期。而兴盛期没有消灭资本主义内在的矛盾，“正如从前工场手工业以及在它影响下进一步发展了的手工业同封建的行会桎梏发生冲突一样，大工业得到比较充分的发展时就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它的种种限制发生冲突了”。社会化大生产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表现为个别工厂中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毫无出路地处在恶性循环的经济危机中，经济危机一再爆发、周而复始。对此，恩格斯精彩地刻画道：“步伐逐渐加快，慢步转成快步，工业快步转成跑步，跑步又转成工业、商业、信用和投机事业的真正障碍赛马中的狂奔，最后，经过几次拼命的跳跃重新陷入崩溃的深渊。如此反复不已。”
采访者: 列宁的著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继马克思《资本论》之后分析资本主义兴衰的经典名著，请问列宁如何研究了资本主义制度衰亡的历史必然性？
王传利：的确，列宁把唯物史观关于资本主义兴衰的研究推进到新的历史高度。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里，他提供了许多新论据新观点。
第一，垄断阻碍技术进步，抑制了社会生产的活力。列宁指出：“垄断者在扼杀那些不屈服于垄断、不屈服于垄断的压迫和摆布的企业了”，“这种垄断还是同任何垄断一样，必然产生停滞和腐朽的趋向。在规定了（即使是暂时地）垄断价格的范围内，技术进步因而也是其他一切进步的动因，前进的动因，就在一定程度上消失了；其次在经济上也就有可能人为地阻碍技术进步”。每当一个社会在技术上产生突飞猛进的进步时，必然带来繁盛的局面，而垄断压抑技术进步，等于宣告帝国主义衰败的前景。
第二，出现腐朽的食利者阶层和食利国家。以“剪息票”为生，根本不参与任何企业经营、终日游手好闲的食利者阶级，大大地增长起来。资本输出“使食利者阶层完完全全脱离了生产，给那种靠剥削几个海外国家和殖民地的劳动为生的整个国家打上了寄生性的烙印”。食利者阶层的生活方式腐化，社会风气败坏，“在英国，愈来愈多的土地不再用于农业生产，而成了专供富人运动作乐的场所”。“英国食利者的人数约有100万。从事生产的人口的百分比日益下降”。支撑社会繁盛的是活跃的生产力，而投机食利行为盛行，非生产活动增加，社会离衰亡的结局就指日可待了。
第三，垄断使得官商勾结成常态。列宁借用德国经济学家耶德尔斯的材料，证明银行业的垄断和金融寡头的出现，促成了大量发生官商勾结的政治经济交织性腐败的现象：“除银行同工业的‘人事结合’以外，还有这些或那些公司同政府的‘人事结合’。耶德尔斯写道：‘它们自愿把监事职位让给有声望的人物和过去的政府官吏，这些人可以使公司在同当局打交道的时候得到不少方便〈！！〉……’‘在大银行的监事会里，常有国会议员或柏林市议会的议员。’”
第四，高额垄断利润对工人中间的特殊阶层起到腐蚀作用，瓦解其阶级意志和革命斗志，成为资产阶级帮凶的工人贵族。资本主义食利国的寄生腐朽性，影响到这种国家的一切社会政治条件，尤其是影响到工人运动。资产阶级从占领地、殖民地和附属国获得的高额垄断利润中，拿出一部分来收买本国下层阶级，使他们安分守己。列宁说：“帝国主义有一种趋势，就是在工人中间也分化出一些特权阶层，并且使他们脱离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在英国，帝国主义分裂工人、加强工人中间的机会主义、造成工人运动在一段时间内腐化的这种趋势，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以前很久，就已经表现出来了。
第五，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导致的资本主义危机将直接导致现实性的战争，证明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成为世界文明的祸害：“在资本主义基础上，要消除生产力发展和资本积累同金融资本对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瓜分这两者之间不相适应的状况，除了用战争以外，还能有什么其他办法呢？”战争的出现，表明帝国主义的内外矛盾到了异常激烈的时期，资本主义的“私有经济关系和私有制关系已经变成与内容不相适应的外壳了，如果人为地拖延消灭这个外壳的日子，那它就必然要腐烂，——它可能在腐烂状态中保持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在机会主义的脓疮迟迟不能治好的最坏情况下），但终究不可避免地要被消灭”。
采访者: 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不仅是反腐倡廉范围的事，更需要从唯物史观的广阔视野研究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方略。基于唯物史观，我们应该设计什么样的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方略？
王传利：根据唯物史观的要求，设计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方略，我们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发力。
第一，发展社会生产力，壮大综合国力，奠定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雄厚物质基础。唯物史观高度重视物质生产在社会制度变迁中的基础性作用，认为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马克思说：“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这是每一个小孩子都知道的。”国家的强盛不可能建立在生产乏力和经济衰败的基础上，而只能建立在生产发达和经济繁荣的基础上。“衣食有余”“鼓腹而歌”是太平盛世才有的景象。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盛世没有一个不是以经济繁荣为重要标识。唐玄宗创造了经济繁荣的开元盛世，有杜甫的诗《忆昔》为证：“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衰败政权的一个重要标识就是社会生产乏力，物资供应紧张，人民生活困难。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建设的速度和质量问题，直接关系到“一球两制”背景中的社会主义是否能够在与资本主义的竞争中取得优势，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的生死存亡。随着中国越来越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央，战略竞争升级，西方掀起了反华反共的妖风浊浪。如何应对新时代国际风云变幻的新挑战，维护国家安全稳定和发展？毫无疑问，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但最根本的还是要靠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大幅度地提高综合国力。我们要不折不扣地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安排。到21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时，中华民族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第二，造就千千万万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接班人队伍，是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大事。中国古代诸多兴盛朝代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招贤纳士，广聚人才。秦国的兴亡与它的人才政策的变迁密切相关。秦穆公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性，认为“邻国有圣人，敌国之忧也”。他招纳百里奚、蹇叔、由余等贤者。秦孝公重用商鞅，商鞅变法使得秦国强大起来。秦始皇成就统一霸业后施以暴政，以繁多的赋税加在农民身上，以焚书坑儒对待知识分子，导致王夫之所说的“孤秦”局面，秦不可避免地败亡了。这些事实表明，王朝是否重用贤能者，直接关乎王朝的兴衰。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需要大批贤能者。社会主义事业是否顺利，离不开制定科学的路线方针政策，而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需要大批通晓、接受、捍卫、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党员干部。列宁说：“要研究人，要寻找能干的干部。现在关键就在这里，没有这一点，一切命令和决议只不过是些肮脏的废纸而已。”如果政治生态恶化，党风和社会风气不正，干部任用方面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那些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坚守勤勉务实报效党和国家舍我其谁的赤子之心、历经社会的大风大浪获取的丰富工作经验和超强工作能力、拒腐蚀永不沾染低级趣味而境界高远的优秀干部，没有充实到党和国家事业的各级领导岗位上，失去发挥为人民服务本领的舞台而“仰天长啸，壮怀激烈”，则是党和国家事业的重大悲剧。所以，培养和造就一大批高水平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是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极其重大的任务，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这些政治家，正如列宁所说，“同资产阶级的政治家比起来应该毫不逊色”。只有吸纳并培育一大批朝气蓬勃富有生命力战斗力的先进分子，共产党才能保持蓬勃生机。
第三，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就要坚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组织群众发动群众，与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历史究竟是上帝或者贵人、贤人、智者、杰出人物创造的，还是千百万人民群众创造的？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的主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的确，每个时代都会产生自己的伟大人物，没有这样的人物，它也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但这些人物只有顺应历史发展潮流，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和利益，凝聚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才可能成为杰出人物。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力量之源在人民。个别群众的呼声不一定都能反映历史规律的要求，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呼声归根到底是历史规律和时代要求的反映。赢得民心，就赢得了历史，就赢得社会主义事业的兴旺发达而立于不败之地。毛泽东基于群众史观，提出打破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两个“只有”的途径：“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人民群众，不是孤立的毫无阶级觉悟和组织纪律的游兵散勇，不是散漫的无组织无纪律的乌合之众，而是被团结和组织起来的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苏联之覆亡，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苏联共产党丢掉了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光荣传统，形成了包括党的领导干部在内的特权阶层，最终被人民所抛弃。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必须增强党员干部的宗旨意识，务必继续发扬革命战争年代与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的优良传统，继续发扬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的优良传统。关心群众的生活和工作，与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人民群众就会像革命战争年代那样成为维护无产阶级政权的钢铁长城。
第四，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必须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关系，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由于社会主义革命打破了世界资本主义营造数百年的资本主义赖以生存的市场、劳动力、原料供应体系，必然引发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敌视、干涉乃至武装包围。社会主义制度的诞生、成长、壮大，不是在和平的温室中培育出来的，而是经历了革命武装抵抗反革命武力威胁和干涉的血与火的考验。从19世纪40年代欧洲资本主义势力结盟对“共产主义的幽灵”进行围剿，到1872年法国资产阶级对巴黎公社革命的血腥镇压；从十月革命胜利以后14个资本主义国家对红色政权的武装干涉，到西方对新中国的封锁、孤立、在新中国南北两个方向燃起战火，再到国际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表现了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刻骨仇恨，欲将其在地球上消灭为快。巩固、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江山，要比推翻一个资产阶级政权困难得多。在和平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年代，两种社会制度之间依然发生着明枪暗箭的殊死的斗争，斗争的惨烈程度不亚于烽火战争年代的枪炮齐鸣。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必须把握百年变局的历史趋势，在风云激荡的国际环境中把握和塑造战略机遇，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关系，把国家安全贯穿到党和国家工作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坚持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大无畏精神，维护国家安全。
第五，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必须建设一个勇于自我革命、经得住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使之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权威领导核心。恩格斯认为，现代社会呈现“一种使各个孤立的活动越来越为人们的联合活动所代替的趋势”，“联合活动、互相依赖的工作过程的错综复杂化，正在到处取代各个人的独立活动。但是，联合活动就是组织起来，而没有权威能够组织起来吗？”当今社会的社会化大生产的广度和深度，已经超越了恩格斯写作《论权威》的时代，意味着这个时代的政治生活更需要权威。如果没有一个充满生机活力的富有战斗力的执政党，如果没有一个权威的领导核心，保障集中统一领导，政令畅通，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将是一句空话。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厦需要四梁八柱来支撑，党是贯穿其中的总的骨架，党中央是顶梁柱。”只有四梁八柱坚强有力，才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厦的雄伟壮丽。能否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把中国共产党锻造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勇立时代潮头，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持之以恒地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解决大党独有难题，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党需要赢得民心，党中央要有权威，而党赢得民心和权威，必须按照革命导师提出的“公仆论”和“廉价政府论”等思想的要求，培养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领导干部，建设一个能够迎战各种风浪、充满生机活力、具有崇高威望的执政党。严惩腐败犯罪分子，是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必然要求。反腐败的成就不仅表现在查出多少个腐败分子和挽救多少亿元经济损失上，更重要的是要体现在是否维护和激发了党的勃勃生机上。毛泽东和黄炎培从政党生机活力的角度，讨论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自然地惰性发作”与治乱兴衰现象的关系，历史内涵相当丰富和深刻。所以，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应当惩治贪腐以祛邪扶正，焕发我们党成立时期先驱们身上的革命理想主义激情，革命战争年代的那种拼命精神，以充满旺盛活力的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生机勃勃的无产阶级事业，保证社会主义江山万古长青。
【作者简介】王传利，男，1967年生，山东济宁人。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马克思主义研究分会副理事长，中国政治学会常务理事。主要研究方向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独著《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散论》《给腐败号脉》《毛泽东与反腐倡廉》《1978—2009年中国腐败高发期及其治理方略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腐败高发期及其治理方略研究》《论系统性预防和惩治腐败方略》《文明帝国的罪恶》《论共产党人的信仰坚守和奋斗》等11部。发表《1990年至1999年中国社会的腐败频度分析》《跳出旧史治乱兴衰周期率的理性新自觉》《以俭克腐：百年大党风华正茂的宝贵经验》《论系统性治理腐败方略的原则与内涵》《“延安窑洞对”论析》《新中国成立初期反腐制度建设论析》《论建立在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基础之上的信仰坚守》《社会化大生产的逻辑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闪电照亮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等学术论文200余篇。
（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编自“马克思主义研究”，原刊于《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年第10期，修订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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