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贺军：意识形态领域的建设——谈毛主席的阶级斗争观（二）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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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贺军：意识形态领域的建设——谈毛主席的阶级斗争观（二）
2023-11-14
【谨以此文纪念毛泽东主席诞辰130周年】
【导语】毛主席的一生波澜壮阔，充满了革命的斗争精神、理论、实践和艺术，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是毛主席斗争精神的集中表现。毛主席一生坚持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并将这种信仰转化为伟大的社会实践，总是以极富宏达的战略眼光，完美地诠释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从一个斗争迈向另一个斗争。毛主席自己和他同时代的战友们都评价过他一生最大的贡献，但本文认为，毛主席一生为中国人民做的最伟大最具有历史意义的事情是：1. 坚定地信仰以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为灵魂的马列主义理论体系，并将其付诸开天辟地式的社会实践；2. 在这种理论体系的基础上，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开展彻底的思想改造运动，建立并锤炼了中国共产党这一坚强的民族领导核心。毛主席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结合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实际，建立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并就此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彻底的改造，使中国人民至今都生活在这种新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成果的红利之中。
全文共10万余字，分为五篇连载：第一篇，阶级斗争理论；第二篇，意识形态领域的建设；第三篇，两条道路的斗争；第四篇，群众路线与斗争艺术；第五篇，奠定中华民族前进的基础。此为第二篇，就教于广大读者并供研究参考。文中括号内凡仅标时间的，均请参阅《毛泽东年谱》；凡注明文章名称的采用缩写方式，由于篇幅关系不甚规范，谨致歉意。
第二篇： 意识形态领域的建设
毛主席非常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建设，“思想意识属于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它包括政治思想、理论，按照列宁所讲的，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它是要率领经济前进”(1960.3.7)，因此，必须重视我党的理论工作，认真分析中国社会的特殊问题，鼓励全体人民进行思想改造，并创造出许多切实可行的方式方法。毛主席努力提高全党全体人民的理论水平，并把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视为检验真理的标准。毛主席历来注重理论的作用，他认为只有按照马列主义的革命理论建立的党，才能领导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伟大事业(1948.11《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毛主席不仅坚信马列主义理论，还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思考，将马列主义和中国实践相结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主席带领着一大批有理想有信念的仁人志士，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以弱胜强战胜了装备精良、资源丰富的国民党，在上世纪50年代末，毛主席甚至希望把主要精力放在马列主义的理论研究上(1958.12.8)。国之大事也，不可不察。理论极其重要，是一切理想、信念和行动的基础，左中右的是非区直等“思想问题，指对问题的认识的水平，对马列主义的理解的问题”(1961.11.24)，“如不提高革命理论，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1940.6.21《在延安新哲学会第一届年会上的讲话》)，这就是毛主席认定的理论的重要性程度。1949年初，在革命形势空前大好的情况下，毛主席反复强调政治工作的重要性(《一九四九年的任务》)，始终认为，思想、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是一切工作的保证，也为一切工作服务(1958.1.21)。在指导具体工作的过程中，他也强调思想工作优先，“不打倒思想老虎，老虎是打不出和打不净的”(1952.2.12《转发华东局关于华东直属机关打虎经验的通报的批语》)。毛主席常常拿国民党作为反面例子，强调理论的重要性。“国民党是一个没有明确特征或纲领的无定形团体”(1944.8.23《和谢伟思的谈话》)，孙中山先生有一腔热血，也能够坚持不懈，但是，理论水平明显不够，直到遇到了懂得阶级斗争理论的共产党人才有好转，甚至连国民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都是共产党人帮忙才得以出台(1945.4.21《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在孙中山先生去世后，蒋介石接盘，更是把孙中山先生那仅有的热血与信念丢得一干二净，国民党曾经占尽了一切优势，又有美国的加持，结果却一败涂地。不仅在军事战场上，连连失败，其内部也成了筛子，在秘密战线上，很多人已经得到了国民党给的高官厚禄，但是毅然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坚持为共产党工作。蒋介石一定非常困惑不解，为什么高官厚禄笼络不住人心，他们为什么要为共产党代表的穷人服务，也难怪，蒋介石很难理解革命理论对人的理想、信念的作用。毛主席曾经批评党内一些同志，“不涉及理论(辩证法、唯物论)，足见头脑里没有理论的影子”(1957.4.26)，认为“不搞理论是不行的”(1963.12.16)。在毛主席的引领之下，我党一向理论水平非常高，特别是在中国这样的复杂社会结构复杂外部环境之下，创立了毛泽东思想这样恢宏的理论和思想体系，这对中国和整个人类的意义，怎么估计都不过分。然而，毛主席依然觉得对比中国革命运动的丰富内容而言，“理论方面就显得非常之落后”(《整顿党的作风》），多次对于我党的马列理论水平感到失望，认为在经过艰苦卓绝的多年革命之后，“理论活动仍然很落后，这是大缺憾”(1940.6.21《在延安新哲学会第一届年会上的讲话》)。“我党的理论水平，必须承认还是低的，必须提高一步。这样大的党，在许多基本理论问题上或是不了解，或是不巩固，如划阶级就表现了我们党理论水平之低”(1948.9《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直到晚年，他坚持认为“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1975.4.23)。理论要服务于世界，要能够解决实际问题，“能说明中国的革命运动，说明这个运动的各个方面”，“并总结经验，把它提高起来，使之条理化、系统化” (《七大口头报告》)，没有马列主义革命理论武装的干部队伍，“要完成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的”(1940.《和程悦长的谈话》)。在现实生活中，无论是脱产的还是不脱产的干部，“绝大多数不懂社会主义”(1963.2.28)，1962年，当邓小平同志讲到干部们忙于事务，不注意学习，思想容易庸俗化时，毛泽东说：“不重视学习理论，天天搞事务，一定要迷失方向”(1962.2.6)。在政策执行过程中，许多人“原则上是赞成的，碰到具体问题又处理不好，恐怕还是政治思想工作没有做好”(1966.10.25)，只有在理论层面厘清道理，矫正了现象所反映的“认识不足”这一本质问题(1952.2.5)，才能谈得上在具体工作上取得成绩。“光搞业务工作，不搞思想工作，就会闹乱子”，毛主席督促要培养理论家，“没有培养搞理论的，这也是个体制问题”(1957.1《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插话汇集》)，只有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才能察觉那些“反马克思主义的”的“各种方法” (1954.11《对〈“文艺报”编者应该彻底检查资产阶级作风〉一文的批注》《对冯雪峰〈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错误〉一文的批注》)。毛主席希望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步调一致的有活力有战斗力的政党，可以带领中国人民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全党有自觉的纪律，要密切联系群众，“在正确的政治路线领导之下”，“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1957.11.5)。要做到这一切，缺乏理论自觉性是不可能的，为了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毛主席一贯反对对马列主义生吞活剥的教条主义者，以及完全漠视理论的存在的经验主义者，这“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都必须坚决反对(1975.4.23)。还有些人根本不懂马列主义，凭着个人好恶信口胡说，连什么是资本主义都没有搞清楚，就认为富裕一点的生产队就“会要搞资本主义，怎么样才叫资产主义？”(1959.3.5) 为了解决极为复杂的中国社会矛盾，毛主席非常强调要不断学习，不断提高理论水平，“学会了，并不等于不要再学了，我们还要学习很多的东西”，“现在党内还是存在着某些偏向，将来也还是会发生偏向的，我们还是必须随时地注意纠正党内的偏向”(《一九四九年的任务》)。强调理论的力量，必须要破除迷信，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但是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成教条，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我们的实践。囿于时代所限，马克思、列宁不可能告诉我们如何处理今天的具体事物，所以理论要发展，“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把什么真理都总结好了”(1962.9.30)。我们在实践层面，“已经超过了马克思”，要善于总结，悟出道理，把“这种革命的实践，反映在意识形态上，这就是理论”(1958.5.8)，也是理论的发展。毛主席多次反复强调对于他说的话“不要迷信”，其是非对错“要从实践中才能看得出来”(1959.4.5)。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正是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实践中得到了证明”(1962.9.30)，是真理。同时严肃批驳了某些人以实践在发展为借口，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不太行了，更有人说完全不行了”的错误观点(1962.9.30)。基于中国所处的艰难的客观国际环境，要破除对于美国西方的迷信，由于在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不必过高地估计美国西方力量，以为他们多么了不起，现在，已经“到了新的转折点，资本主义远远地抛在我们后面了”(1957.12.8)。同时，毛主席也做了充分的“天要黑”的准备(1964.6.11)，“帝国主义决不会放过我们，也不可能不打我们的主意，特别是美帝国主义”(1964.6.9)，将来，中国可能有人会否定革命，“会和帝国主义和好”(1957《关于中国前途的谈话》)，屈服于敌人。为此，他强调继续革命，坚持马列主义，要依靠群众，坚持真理，勇敢地面对帝国主义的挑战(1963.6.3)，不要怕被指责为“教条主义”，“修正主义者所谓的教条主义，就是真正的马列主义”(1960.8.28)。必须通过加深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以及广泛地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才能防止在中国出现赫鲁晓夫式的修正主义。实践是证明我们手中真理的标准。真正的真理检验标准是人民群众最广泛的社会实践，毛主席批评了资产阶级的“只顾目前不顾将来的”实用主义实践观，认为这样的实践只能寻找到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主观的部分的真理，没有客观性与全体性”(《读〈辩证法〉批注》)。毛主席非常不喜欢唯心主义地从概念定义出发的思维方式(1960.2.9)，他主张从现实存在出发，从实践出发求得真知，这是一种极高的境界，同时，在技术层面也避免了定义的片面性、僵化性等缺陷。毛主席坚定地认为，在人民觉悟提高以后，农业产量可以增加，精神可以变物质 (1965.11.15)，特别反对学阀作风，“他们控制科学研究机关，压制新生力量”(1959.12.23)，阻碍先进经验的诞生与推广的路径。
二、分析中国国情的方法
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毛主席始终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分清敌我及其力量的对比，详细地剖析中国各阶级的利益，从而制定正确的革命战略(《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主席推崇阶级分析的方法，要大处着眼，不要一叶障目，“阶级斗争是一个大问题”(1965.10.10《战争准备要放在两个可能上》)，要求在进行社会调查的过程中，一定要使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的方法”，并认为这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农村调查》)，要做到心中有数，首先要算清阶级账，“才能据以定出正确的政策”(1949.3.13《党委的工作方法》)。在全党的工作重点即将从农村转向城市的时候，毛主席告诫全党，“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而不是“依靠资产阶级”，团结各阶级各阶层的力量，“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七届二中报告》)。在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刚刚完成的时候，毛主席及时发现资产阶级思想对于党内的侵蚀，“资产阶级残余的思想政治活动既然存在，就一定会在共产党内找到他们的代表人物”，悲观主义思潮、机会主义思潮“是社会上资产阶级反社会主义思潮在党内的反映”(1959.8.6)。毛主席从来重视统一战线，但是，绝不是忘记阶级划分和阶级立场的糊涂的统一战线。被剥削阶级可以和剥削阶级结成统一战线(1962.11.30)，但必须了解对方的利益所在，才不会出现误判和对于被剥削阶级宏达事业的损害。是非好坏的评判标准，也要采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在讨论“四清运动”效果的评价标准时，他支持以贫下中农是否发动起来，群众是否发挥的监督力量为首要标准(1964.6)。在采用阶级分析方法时，一定要避免“把复杂的中国政治简单化”(1941.5.8《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不同的经济地位相交织，家庭出身、生活条件和政治立场并不完全同一。他号召知识分子一定要和群众的革命斗争打成一片，以避免自身思想空虚和行动动摇的毛病(《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切都要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书本，书本上有时是错的，有时根本没有答案，以此避免“读得多了，越读越糊涂”(1964.3.30-4.1)。阶级分析的方法要求坚定明确的阶级立场，说话做事的出发点是“对立统一，阶级斗争”(1941.9.13《关于农村调查》)，鼓励“敢想、敢说、敢做、敢为”的精神和实践，但是一切行为的理论基础只能是马克思主义(1958.5.17)。百花齐放始终是应有的方针，但不能允许资本主义借此机会生根开花结果(1960.10.27)。没有什么绝对的客观公正，就像没有抽象的政治艺术标准一样，“各个阶级都有不同的政治标准和不同的艺术标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其它如伦理学、道德学，都不过“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工具”，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善恶标准，“统治阶级以为善者，被统治阶级必以为恶，反之亦然”(1962.9.15)。阶级立场乃是一个人一个集体辨别是非的根本因素，爱什么恨什么，起最根本作用的还是阶级立场。在年轻的时候，毛主席“所爱、所交的朋友是穿草鞋的没有钱的穷人”(1927.1.4)，直到晚年，他不断地叩问全党的心灵：“到底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为资产阶级服务”(1967.1.17)。对待进步不大的人，他认为“主要的是劳动人民的立场还没有站稳”(1952.6.10)。对待反对社会主义的旧文人，他也毫不客气地指出其“反共反人民”的阶级立场问题(1953.9.16-18《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对于同一事务，站在不同的立场上，看到的都是颠倒的影像。1949年，解放军渡过长江解放全中国，在此时，广大人民开心愉快，美蒋反动派悲哀失落，就是鲜明的写照(1949.8.28《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很少有人攻击土改运动，因为那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要完成的任务。“革命的专政和反革命的专政，性质是相反的，而前者是从后者学来的”(《论人民民主专政》)。然而，有些人就是为资产阶级专政涂脂抹粉，对无产阶级专政百般攻击。三年自然灾害是很不幸，也的确死了人，但是刚刚从三年疫情中走出来的中国人民，应当了解困难是如何被夸张的，被谁夸张的。毛主席有时候也使用阶层一词，比如，他认为中国存在着相当广泛的“修正主义阶层”，“人数不多，但有影响”(1965.8.3)。为了防止“发生一个‘左’的潮流”，他曾劝诫大家“不要提阶层，那个东西一提就吓倒人了”(1964.12.20)。这说明在毛主席眼中，阶级和阶层并没有实质性差别。阶级与阶层的概念代表的意思是有不同的，阶层比较具有动态，阶级相对固定，阶层乃是阶级内部的细分，阶层可能会根据情况的不同，归属于不同的阶级。有些人为了反对阶级斗争理论，拼命试图用“阶层”来取代“阶级”，试图以阶层否认阶级，这种做法是逻辑悖论，相当于混淆面食与面条、稻米与米粉的总括与细分的区别，只是迎合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而已，这本身就反映了他们的立场问题。由于中国绵长的历史和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暴力入侵，造成了中国社会的异常复杂性。用阶级观点分析，中国无产阶级是革命的中坚力量，但还有繁多的阶级和阶层存在，他们或者是革命的同盟军，或者是革命的反对派。在中国革命两步走的大背景之下，同一批参与者随着革命性质的演进，在不断地改变着自己的角色，导致非常复杂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矛盾。本段主要讨论富农、小资产阶级，以及相应演化出来的流氓无产者、公知与买办阶层。富农是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一个阶层，毛主席比较集中地关注富农问题主要是在两个阶段，一是赣南苏区时期，时间跨度大致在1930年6月到1933年10月10日（《富农问题》《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二是在1948年北方开展大规模土地改革期间。富农阶层中的一部分的生存方式包括了资本主义性质的雇佣劳动剥削和商业资本方式针对贫苦群众的剥削，是社会化大生产方式的最初的探索者，很像早期的资产阶级，甚至有犹太人的影子。毛主席一贯主张区别地对待新式富农和封建性地主阶级，以保护工商业，新式富农可以归入自由资产阶级的行列，“在反动的国家政权下，他们受帝国主义者、地主和官僚资本家所压迫、损害或限制”(《社会经济形态》。即使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化大生产方式的初步建立，富农的历史使命也已完成之后，毛主席依然记着新式富农的优点，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可以做反面教材，但其勤俭持家、勤劳生产，可以作为合作社社员的老师(1957.9.6)。新式富农阶层虽然有积极的一面，但其积极作用很有限，当新式富农的积极一面很快被认识并掌握之后，其消极的一面，比如唯利是图、不择手段、坑蒙拐骗等等劣习，就通通暴露出来了，新式富农便不再有继续存在和发展的必要。“富农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我们是走社会主义道路”(1931.《反富农问题》)，社会主义革命最终要消灭富农经济”(1959.12.14)。在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社会化大生产方式之后，富农就没有了存在的必要。在这种情况下，富农阶层存在之弊远远超过其利，特别是富农思想及其代理人如果进入国家的领导层，将带来针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破坏。“中国这个国家，离开农民你休想干出什么事情来。得罪了小资产阶级可不得了，永世不得翻身，因为他们占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1961.5.21)。由于历史上长期处于农业社会阶段，特别是自从西方以武力打开中国的大门之后，中国的农民小资产阶级，就成为了像一片汪洋大海那样的大问题。对于农民小资产阶级的问题，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七大口头报告》中，已经有了深刻的论述。农民小资产阶级群体人数众多且受到官僚资本主义等三座大山的重重压迫，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但是，其陋习也同样不可忽视。中国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思想，一直处于对立状态，在中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之后，这一问题就显得尤为突出。在基本完成农业合作化之后，出现了比较严重的“一些公社工作人员很狂妄”的“共产风”(1960.3.23)，这背后固然有公社所有制转变过快的原因(1960.11.28)，但是，从更深层次讲，中国社会中，特别是农村社会中，固有的陈旧封建剥削思想和萌芽中的资本主义剥削思想，是出现大面积“共产风”的最根本原因。正是这种“假共产党、真国民党”的现象(1961.1.9)，阻碍了社会主义社会化大生产方式的建立。只有封建剥削者和资本主义剥削者才会“黑手起家”(1960.12.30)，这种不劳而获的剥削阶级思想，要么毁掉社会主义社会化大生产方式，要么将这种社会化大生产方式带偏到资本主义道路上。由于自身生产方式所限，“左”右摇摆是小资产阶级的重要特征之一，这也正是出现极“左”和极右现象的根源之一，在失去无产阶级的正确领导以后，就会“接受自由资产阶级以至大资产阶级的影响，成为他们的俘虏”(《七届二中总结》)。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和软弱性是伴生的，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表面上比较激烈的时候，小资产阶级比较容易犯“左”的错误；而在这种阶级斗争表面上比较缓和的时候，他们又比较容易犯右的错误。“小资产阶级的脾气就是这样，他看力量，看政策，你力量大，他就积极”，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小资产阶级的态度往往就是“左”右摇摆、好走极端、华而不实、投机取巧(《七大口头报告》)。小资产阶级参加革命的目的在于“以求根本改变他们今天所处的地位；因而他们对于革命的长期努力缺乏忍耐心”(《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阶级本性决定了它自身的软弱性，对于社会矛盾采取“说不清楚”或者“不争论”的回避态度，害怕斗争，害怕斗争哲学，尤其害怕阶级斗争。毛主席非常形象地描述小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方式：“放弃斗争，只要团结，或者不注重斗争，马马虎虎地斗一下，但是斗得不恰当、不起劲”(《七大口头报告》)。小资产阶级在看问题时，不从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出发，而是囿于自己手头的书本、别国的先例，或者是自己过去的实际体验、个别事例的狭隘体会。他们心心念念地“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其实就“是一种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性质的主张，并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性质主张”(《论联合政府》)。小资产阶级在思想方法上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和片面性，是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错误倾向的主要源头之一。由于中国没有成熟的小资产阶级政党，特别是由于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越来越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战斗力，大量的小资产阶级（包括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和流氓分子）乘机混进了中国共产党(1944.3.5《关于路线学习、工作作风和时局问题》)。各类小资产阶级思想及其错误，也随之反映到党内的，并严重影响着工人出身的党员和群众，“也不是个人问题，而是社会现象，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现象”(1944.3.5《关于路线学习、工作作风和时局问题》)。对于这种现象，必须努力保持无产阶级先进部队的纯洁性，否则，“党就变了性质，无产阶级其名，小资产阶级其实”(1945.4.20《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说明》)。最根本的解决方法还是要做到在思想上入党，通过改造、感化和引导的方式，才能使小资产阶级的坏的一面得到改正，更多地发挥其好的一面，“在将来也可能和无产阶级共同走向社会主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纯洁党的队伍，才能“使党能够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完全站在一个方向，并领导他们前进”(《形势和任务》)。流氓无产者、公知和买办阶层造成了中国社会的无序，并构成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文化和经济侵略的桥头堡。流氓无产者的现象，在中国是一个长期的历史现象，而帝国主义入侵中国，摧毁了中国原有的社会经济结构，新的社会经济结构又没有建立起来，故此，这个问题显得尤为突出。原有的大批农民和手工业者破产，又没有大规模的民族工业吸纳这批人群，没有出路的失业群众中，出现了大批脱离生产、职业不固定、生活不规律的流氓无产者(1930.6《流氓问题》)。流氓无产者政治上缺乏阶级意识，组织上反对纪律和团结要求；思想上极端个人享乐主义，每逢社会出现重大社会变迁，流氓无产者的身影就极其活跃，导致出现大量无组织行动(1927.6.6《纠正农民无组织行动》)。因此，要防范流氓无产者的破坏力，特别是因流氓无产者篡夺了领导权“使革命走向失败”(1930.6《流氓问题》)。流氓无产者的现象至今存在于中国社会之中。中国“公知”阶层就是精神领域的流氓无产者。帝国主义处心积虑地要对中国进行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全方位入侵，希冀引发了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然而，今天中国的社会变迁不再是被动的，而是中国在主动地寻求社会变革，而且，变革的目的和目标，均与帝国主义所期待的完全不同。在这种情况下，帝国主义会更加努力地培植中国的流氓无产者，成为他们的文化代理人，借以实现他们的文化侵略目的。毛主席曾经指出，在新闻记者和文科大学里，容易出修正主义(1967.6《关于意识形态方面容易出修正主义的谈话》)，中国“公知”阶层非常符合毛主席对于流氓无产者的定义和所总结的特征，这批人并非真正的学者、知识分子，只是打着学术和知识传播者的旗号，实现自己“稻粱谋”的卑微理想。他们反对社会主义，言论上表现出盲动主义和流寇主义的特征，雇佣思想严重，只要有人出钱，他们就可以恣意表现其破坏力(1930.6《流氓问题》)。公知们的破坏力是不可低估的，在试图改造这个群体之前，首先必须坚决予以回击和制止，重点在于提高民众的觉悟，揭示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的灾难，使中国人能够在精神上站起来。要争取消除民众的“糊涂思想，对美国存有幻想”，“不上帝国主义的当”(《别了，司徒雷登》)，以消除“‘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的“一层薄薄的社会基础”(《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最根本的还是要建立和巩固中国的意识形态体系，改造“资产阶级的唯心的历史观”(《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买办阶层是经济领域内的公知，其中一部分也属于流氓无产者，是外国帝国主义与本国地主阶级联合的产物(1926.9.1《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农民问题丛刊〉序》)。自从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阶段，买办阶层一直是困扰中国发展道路的大问题，从李鸿章开始，中国近现代的买办阶层一直存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相勾结，在压迫中国无产阶级的同时，也压制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因此，一定要区别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卖国的买办资产阶级(1963.8.30)。汉奸群体就是战争时期的买办阶层，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相勾结，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和殖民地是他们共同的目的，因而也是汉奸的源头。1967年3月10日，章士钊先生颇动感情地奔走呼号，希望弥合毛主席和刘少奇同志之间的差距，最终，毛主席给他一封的回信，画上了一个坚定的句号。曾经活跃于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章士钊先生，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其书生意气显得非常幼稚。不过，彼时彼刻，倒是从侧面反映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刘少奇同志还停留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没有跟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步伐，这也不刘少奇同志个人的问题，而是代表着在我们党内相当一批人的思想状态。中国革命面临着极其复杂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外部环境主要是指帝国主义的霸权地位和全方位影响力，内部环境主要是指复杂的阶级结构和旧文化的糟粕，所以中国革命需要两步走。第一步要推翻三座大山，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第二步建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用社会主义的合作社和国营农场以及现代工业去代替就的小生产方式(1953.2.19)。在革命的第二步过程中，“方向是社会主义，不是资本主义了。但是还有一部分人并不是这样的，他们的方向还是资本主义。我们党内有相当部分党员是为土地革命、反帝反封建而入党的，所以需要有一个教育过程”(1957.5.25)。建国前，在推翻国民党卖国政府和消除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上，党内高度一致，只有些具体措施的分歧。那时，尚处于资产阶级性的民主主义革命，“我们所做的一切，不超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革命所“要破坏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青年运动的方向》)。“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的人，必须理解“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论联合政府》)。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无法承担民族主义革命的领导责任，中国共产党领导了“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论联合政府》)。中国无产阶级本身不是很发达，传统反动势力又过于强大，故此，早在井冈山时期，毛主席就充分意识到“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当时“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1928.11.25《井冈山的斗争》），如不建立坚强的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后果难以设想，“没有共产主义的思想方法，就不能正确地指导我们现在的社会革命的民主阶段”(《和斯坦因的谈话》)。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它的前途虽仍然有走上资本主义方向的可能，但是同时又有转变到社会主义方向的可能，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应该力争这后一个前途”(《抗日时期的任务》)，这种革命的目的不是要建立“半法西斯半封建的资本主义”（《七大结论》），而是要建立“最新式的民族主义即社会主义的”制度”(《论联合政府》)。值得注意的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阶段，毛主席多次主张要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论联合政府》)，“使具有某种进步性的资本主义能在中国得到发展，并通过引进现代生产方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斯坦因的谈话》)。提出这样的观点，一是基于当时的革命阶段的要求，二是社会化大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共性所在，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前，发展资本主义式的社会化大生产方式，也是非常有益的做法。这也是“两步走”的可行性和艰巨性的原因所在。在新中国建立的前夜，毛主席说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这不是虚言也不是谦词。在1949年，共产党人的第二步才刚刚开始，毛主席指出战争关、土改关过去了，还要过社会主义这一关，能够过这一关的人，才能在将来实行私营工业国有化和农业社会化的时候有着光明的前途(1950.6.23)。有很多“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却在资产阶级思想面前“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1951.5.20《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建国初期，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基础非常薄弱，中国能不能马上开始社会主义道路？是不是需要先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然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造？毛主席坚定地主张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不能走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原因非常简单，第一，如果共产党还搞资本主义，那么领导中国人民推翻蒋介石政府的努力，就没有合理性；第二，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其经济形态都是社会化大生产方式，而中国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更好地运用社会化大生产方式，让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一些人的思想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还依然“是马克思主义者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同盟者”(1959.8.11)。在庐山会议上，“昨日还是功臣，今天变成祸首”(1959.8.16)，究其原因，还是“同盟者”没有跟上社会主义的步伐(1959.8.11)，因而，“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1959.8.16)。土改之后该走什么路的问题上，是建立全新的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公有生产关系，还是继续维持像资本主义社会那样的个人所有制的私有生产关系？毛主席的态度很明确，反封建是最彻底的，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化大生产方式也是最彻底的。两步走使中国革命的任务出现了无可比拟的复杂性，在中国建立和实行社会主义和社会化大生产方式是人类历史上开天辟地的事业，在中国革命的第二步当中，既要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也要防止封建主义的复活，对于传统的继承与批判，对于新事物的甄别与变更，就显得极为复杂。很多人“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在资产阶级民主改革时，他们是乐意参加的”，但是，“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的精神准备，一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他们就不舒服了”(1959.8.10)。这种不舒服可以表现在很多方面，急躁的心态也是对于社会主义制度认识不清的表现，针对有人提出来在农村实行向全面所有制的“穷过渡”，毛主席尖锐地指出：“趁这个穷来过渡，不然他不想过渡了”(1958.11.21)。农村的问题极大，反映了封建特权思想、对社会主义社会化大生产方式的误解、不解和反抗。在土地问题上，把集体土地重归个人所有，就是回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否定社会主义革命。随着西方文化的入侵，社会化大生产方式的普及，不建立社会主义体制，中国就必然走向资本主义道路，或者是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上去。很多干部的思想长期停留在新民主主义的历史阶段，对于即将到来的社会主义革命摸不着头脑。“有些干部在社会主义改造的进程中”，“滋长着一种极其危险的消极和怕困难的情绪的问题”(1955.8.13)。革命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革命还不彻底，要重新进行革命”(1964.10.23)，而且在灵魂深处，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存在的问题“很广泛”(1966.4.22)。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靠阶级斗争理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更需要这个思想武器。客观形势的确如此，需要用阶级斗争理论克服民主派的历史局限性，进一步纯洁的队伍。社会上的阶级斗争也必然地反映在党内，许多挂着党员招牌的干部，“实际上是新的资产阶级分子”(1964.4.15)。在国内“还有阶级，还有阶级斗争”，被推翻阶级的思想还“不甘心灭亡”，要消灭这种现象，就必须进行“相当激烈的阶级斗争”。阶级、阶级斗争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离开阶级就不能谈问题，不能说明问题”(1962.8.20)，在党内会产生资产阶级分子和出现走资派这些问题上(1962.8.11，1964.6.8)，毛主席和其他领导同志是有共识的。地方上发生了对四清运动进行反攻倒算的事件，有些领导同志也坚决地要求有关省委采取紧急措施进行处理(1964.8.27)，斗争精神不可谓不强，但问题在于，这些人的阶级斗争观念还停留在民主革命时期，忽“左”忽右，不得要领。针对这种情况，毛主席及时提醒要抓重点注意方法，“社会主义教育的要点，就是阶级、阶级斗争”(1963.5.7)，主要矛盾问题很清楚，“怎么来了个‘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1965.1.5)，搞烦琐哲学，“只依靠工作队的十几个几十个人，不依靠一个县的二十几万群众”(1965.1.3)。在和平建设年代，“这个斗争是采取教育的方式”，“发生这些事是不奇怪的”，即使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将来可能还会发生，“错误是一笔财富，不要丢了”(1965.7.4)。问题的关键是我们自己要扎牢意识形态的篱笆，要建立明确、坚定阶级立场，面对大量“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的现象(1951.5.20《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打铁还需自身硬，必须强化党的思想建设。坚决“反对修正主义的一切基础，不只是党外，党内也有”(1965.8.3)，打击国内资产阶级成为美西垄断资本代理人的行为，绝不能让他们形成独立的有组织的势力，更不能让他们“在共产党里找代理人”(1967.10.3)。要坚决防止党内的干部“资本家所腐蚀，丧失党的立场，同化于资本家”(1955.11《关于〈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的信件和对决议草案的修改》)。这个斗争将是长期的、艰苦的，要坚决地坚持群众路线，相信群众，要进行思想改造，不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 (1966.8.4)。毛主席充分认识到意识形态的重要性，意识形态是客观实际的反映，要“关心基础，为基础服务。改革规章制度”(1958.8.21《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四)》)。提及思想改造，很多人会产生“自卑感”，有些忌惮甚至恐惧，其实，思想改造是一个自我提升的过程，“改造这个东西，应该是越改造越自尊，因为是自己觉悟到需要改造”(1957.7.8)。在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就是在消灭了资产阶级之后，要消灭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许多时候”(1950.4.19)，依然有走什么路的问题，重回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仍然有一批人“根本否认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史，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和对资产阶级的专政” (1966.4.14、17至月底)。1957年的反右运动对于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并且掀开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长期性的全民族思想改造、思想提升过程的序幕。直到此刻“才在全国范围内举行一次最彻底的思想战线上和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给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以致命的打击”(1958.2.24、27)，并摧毁了这种思想的社会基础。正因为如此，毛主席才认为在我国，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是在一九五七年。一九五六年所有制改变了，这是比较容易的，较困难的倒是人心，是人心之所向，是人们的思想”(1957.11.17)。这场运动的大背景是中国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但是在思想层面如何看待资本主义制度以及美国对中国人思想上的影响问题，尚未得到解决。在1956年“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毛主席很快意识到，对于人的思想的社会主义改造，还任重道远(1957.6.25)，恰恰在此时，不仅在党外而且党内，“在地面之上，云层之下流动”一股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逆流(1957.6.10)，仅仅在生产关系方面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还远远不能说社会主义革命已经成功，只有完成对“人的改造”(1957.9.15)，才谈得上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这股逆流的主要推动力量是亲美派知识分子，为了对于中国进行文化侵略，传播资产阶级的政治文化理念，化中国为美国西方的顺从奴仆，“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数百万新式的大小知识分子”(1949.8.14《丢掉幻想，准备战斗》)。这批人有别于旧式文人或士大夫，常常打着批判封建主义的幌子，极力宣扬美式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和社会理想。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曾经对于国民党的政治统治表示过不满，也做过斗争，但是，其中很多人天真地相信美国的一些“甜言蜜语”，真诚地认为，国民党之所以坏仅仅是因为还不够美国范儿，在中国应当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上，“他们的头脑中还残留着许多反动的即反人民的思想”(1949.8.14《丢掉幻想，准备战斗》)。这批人并不想让中国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向往在中国建立美式资本主义制度，希望美国人来中国做“斯科比”(《七大口头政治报告》)，以在中国复制美国的政治、思想体制。他们在所谓客观公正的“无目的的掩护下”(1957.3.8)，实际上是要达到资产阶级的目的。“一些不好的资本家，不好的知识分子及社会上的反动分子正在”发起猖狂的进攻，以期达到改变中国向社会主义道路迈进的步伐(1957.6.8《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对于那些“以破坏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为目的的人们的言论行动”(1958.5.13)，不能把它视为“社会主义的百花之一 ”(1958.5.13)，正当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档口，对此必须进行坚决的思想战线上的斗争。无产阶级主张在过渡时期阶级会发生变化，最终所有其他阶级“都要过渡到工人阶级那方面去”(1957.10.23)，在这一过程中，“讲消灭阶级，不是讲把人灭掉，人是可以慢慢变的”(1957.10.23)，这种变化就是思想改造。思想改造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当所有制改造方面取得进展之后，思想斗争和意识形态的斗争还远远没有取得最后胜利，“至于两种思想的斗争，资产阶级思想同无产阶级思想，马克思主义同非马克思主义的斗争，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那就要更长一点了”(1957.3.18)。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远不能仅仅用物质进步来衡量，社会主义建设只是一部分，更深层次的革命在于“人与人的关系，意识形态，这些方面的革命还没有完成”(1959.2.2)，“要进行一切社会关系的根本改造”，即改造“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包括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各方面的关系”(1959.12.10)。认识的主体是阶级(1964.8.24《关于人的认识问题》)，“有什么阶级存在，就有什么阶级的思想”(1953.9.4)，想用简单办法压死错误的思想，“是一种不懂阶级斗争策略的蠢笨作法”(1958.2.24、27)。重要的教育人民、教育自己，“至于以破坏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为目的的人们的言论行动，我们从来没有给以合法存在的权利”(1958.5.13)。在全人类尚处于阶级社会的时候，资产阶级的影响无所不在，“从资产阶级的学校教育中来的，是从资产阶级的报纸、通讯社来的”，所以“要像打扫灰尘一样，常常扫除”(《时局和方针》)，进行思想改造不能只看树木不看森林，“是批判错误思想的问题”(1954.10.16)。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大家表面上同意，实际上并没有同意，这里面就是思想上没有想通(1955.9.25)，毛主席历来注重思想改造，坚定地认为改造世界的核心是改造人们的思想。早在苏区时期，他就通过查田运动努力改造人们的思想，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1933.8.29《关于查田运动的初步总结》)，这和他后来发动四清运动的初衷是一致的。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过程中，“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影响必然要在我国长期存在，不可能在短时间，作为阶级意识形态根本消灭”(1957.5.27)，这是“一场更长、更深的革命，要批评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东西”(1964.10.16)，将是一个不仅仅是艰巨漫长，而且是一个曲折的过程。思想改造的过程是所有人的终身任务。毛主席曾经在一份文件中，将“臭资产阶级思想”“一句中的‘臭’字去掉”(1975.1.8)，这个表面存在的资产阶级思想的现象并不值得大惊小怪。知识分子当然需要改造自己的思想，使之不仅仅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更能够用社会主义思想从事自己的工作(1957.3.8)，强调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绝不是歧视知识分子，毛主席多次强调工农干部“文化水平低一点，用一批知识分子扶助”(1972.7.24)。无产阶级需要自我提升，工人阶级也面临者在实际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过程中，“不仅仅改造整个社会，也改造工人阶级”自己(1957.2.27)。普通的党员需要思想改造，党的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也需要思想改造，要终身努力在思想上入党，建立正确的无产阶级世界观，而非组织上入党就万事大吉了。政治问题远非简单的人事问题和工作方法问题，“最根本的根源就在世界观”(1959.8.11)，思想改造的目的要真诚地改造世界观，以有利于实际工作，绝不是整人。这也是全党的任务，对于党的历史上犯的错误，要“在思想上彻底弄清错误的实质及其根源”，才能避免重犯过去的错误(《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鉴于中国革命的两步走现实情况和特殊性，在过去资产阶级性质的新民主义民主革命中，没有涉及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即个体所有制和其它资本主义所有制问题，所以，“有许多人在民主革命阶段可以过得来。而社会主义这一关，就有些人难过了。因为这是最后一关，要破坏私人所有制，变为集体所有制”(1957.10.23)。此外，“有许多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和流氓分子乘机混进了我们的党”，所以需要“解决这个党内不纯的问题”，这就使得思想改造任务更为艰巨，更为复杂，更为重要(1947.12.25-28《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很多人“说他们完全不革命了，这不合事实。但是他们脑子里头的资产阶级的东西，你不能不讲是反动的”(1959.8.11)。要改变“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经常拿在手里；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却经常丢在脑后”(《时局和方针》)的现象，要批判“资产阶级的经验主义和唯我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思想方法”(1959.8.11)，要牢固地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革命的认知论”，避免“自觉地或者不自觉地以主观主义（唯心主义）代替唯物主义，以形而上学代替辩证法”(1963.5.10、11)。毛主席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本身还没有成熟，还在发展中”(1959.12.14)，因此，“要在客观实践中逐步认识这个客观世界，不到那个时候，矛盾没有展开，客观实践不反映到人民头脑中来，还不能认识”(1958.11.10)。毛主席提出：“工农分子知识化，知识分子工农化”(1953.2.20)，全体人民、整个民族都面临着思想改造的任务，在这一认识过程中，不能被动地被群众和历史推着走，要在认清正确方向的前提下，积极努力地调动一切积极性去克服困难。“我们不是靠观音菩萨来救命，而是靠自己的双手去克服困难”(1950.9.5《朝鲜战局和我们的方针》)，所以，毛主席才会辩证地说：“唯物主义者最唯心”(1959.12.23)，要以刀刃向内的勇气，努力完成自我改造和自我革命。毛主席深知，新的社会制度和新思想，要占领人们头脑里的阵地，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1955.12.27《工商业者要掌握自己的命运》)，故此，他主张思想工作要慢慢来，从不主张让人们的态度转变过快，他就告诫广东省的领导同志，不要期待外边的人回来一趟就表现得“左”倾，会适得其反(1956.5.28)。在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正在形成的阶段，限制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言论是必要的，但必须尽快建立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体系，建立主流价值观。在战争年代，阶级斗争表现在有形的“血与火”的战场上，在和平年代，阶级斗争的形式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必须研究新的斗争方式。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阶级斗争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心中无数是很自然的”(1957.3.10)，因为没有看得见的敌人。毛主席创新性地提出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一重要观点，“一类是敌我矛盾，一类是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可以再分为两类：“一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阶级矛盾，二是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有些是阶级斗争性质的，有些是认识上的问题(1958.1.3-4)。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前提是承认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人民内部矛盾，包括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1962.8.6)，这种矛盾“类似敌我矛盾”，但处理方式上要有区别，“还是把它说成是内部矛盾为好”(1962.8.5)，其中也包括了一些党内矛盾，“因此必须坚持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去处理，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使他们获得进步”(1959.8.6)。在承认阶级和阶级斗争并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也可以是人民内部矛盾，是正确与错误之争，毛主席后来更为明确地指出：“不要一提起走资派，就认为都是坏人”(1968.12.21)。社会主义怎么搞，“建设时期的阶级斗争和人民内部的矛盾，我们缺乏经验”，掌握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就可以大胆地实践，但是其前提是在思想上，要“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是对立统一的，是存在着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的”(1957.1.27)。这种不否认但要努力去调节的思路(《论新阶段》)，是毛主席一贯的思路，“阶级之间仍然是有矛盾的”，但是却“可以获得调节”(《论联合政府》)，既坚持了原则坚持了正确的认识，又可以团结和改造更多的人，避免“共产党会由越来越多变成越来越少”(《在西北野战军的讲话》)，更可以“调动一切积极力量，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实行这样一个战略方针比较好，乱子出得比较少”(1957.1.27)。对立统一不仅仅是物质层面，也在精神层面。既然允许资产阶级存在，也就要允许资产阶级思想存在，反之，则是脱离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幼稚可笑的思想(1952.3.27)。中国社会主义与世界其它地方资本主义长期共存的观点，符合马克思原来设想的必须在全人类同时发生革命的观点，当社会主义在一国或数国首先胜利之后，就进入了长期的全球范围内的过渡时期，在这一时期，要不断地发展阶级斗争理论。所有这些都是正确地处理矛盾的好的做法，而不是否认和回避矛盾的办法，上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我们自己放松了对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根本区别的研究，与此同时，美国西方大肆地向我们输入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一些人正在卷起最为猖狂的资本主义思想海啸。在这种情况下，加强自身的意识形态建设，努力改造思想就显得尤为重要，需要“重申了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则”，“决不能在精神上解除自己的武装”(1957.11.8)。毛主席一生表现出超高的斗争意志和斗争艺术，这一点连他的敌人都不敢否认，但是，这些斗争一直遵循着“团结—批评—团结”这一原则而进行的，承认矛盾和阶级的存在，才能最终解决矛盾和消灭阶级。“矛盾是有的，统一还是要统一”(1967.9.16)，斗争艺术的终极目的是为了团结。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他就告诫全党，“斗争是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巩固国共合作的最主要的方法”(1940.5.4《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团结并非是无原则的一团和气，“我们是要团结的，弄清路线的是非，才能真正团结”，要想达到团结的目的，就要“解决思想问题”(1943.9.7-10.6)，搞大批判、大斗争的目的是大联合，他特别表扬和提倡那些想问题的人而不是出风头的人(1967.9.23)。对于党内的破坏团结的过激行为，毛主席同样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指出党内有些人搞“三箭齐发”，“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1975.5.3)。阶级斗争理论的终极目的在于消灭阶级，故此，阶级斗争不是撕裂理论，是团结理论。斗争的目的在于团结，但是，“放弃斗争则没有任何的团结”(1941.5.8《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斗争也不是权宜之计，不是做给别人看的，是为了真正地通过斗争实现团结的目的，对外讲阶级斗争而对内不讲阶级斗争，就“处于自相矛盾的地位”(1964.6.19)。“无产阶级思想要同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是不错的”(1957.3.6)，但是，思想改造和思想斗争绝不能采“用粗暴的方法”，“只能用细致的讲理的心平气和的方法”(1957.5.27)，“不能用专制、武断、压制的办法”(1957.3.8)，一定要有帮的意识。“一曰斗，二曰帮。从善意出发帮助他改正错误”，要做到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要对每个人的思想加以分析，“如果承认一个人是不可加以分析的，就是形而上学。总之，对立面的统一是无往不在的”(1957.11.18)。如何对待知识分子这一特殊的以思想为生的群体，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在反右运动中，毛主席主张不要轻率地扣以右派的帽子(1957.6.29)，不要主观主义地勉强去找右派(1957.8.1)。毛主席努力把右派分子对社会主义的攻击与正常正确的批评相区别，而且很早就提出为右派分子“纠偏，翻案”的问题(1957.9.22)，并指示一线工作的同志们着手具体实施(1959.8.24)。毛主席很欣赏有才干的右派分子(1957.10.23)，他主张要主动地团结知识分子，“文化革命。没有他们就不行了，单是我们这些老粗那就不行”(1956.1.20)。不能“强迫人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1957.3.1)，特别是对于那些“世界观已经固定之老先生们”，更不能强求他们接受“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1965.7.18)。毛主席清晰地区别思想问题和政治立场问题的不同，“梁漱溟的问题，还是一个思想改造的问题”，“不要同张东荪一样处理，政协委员还可以做下去”(1953.9.18)。对于“那些挂着共产主义羊头，卖反共狗肉的坏人”(1966.5.17)，一定要进行严肃的批判，而对于不持反动立场的文人，即使有不当之处，也只是正常的争鸣。在大规模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之后，要用说服和自由辩论的方法，“向知识分子进行长期的、耐心的、细致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促进我国的科学、文艺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迅速地繁荣起来”(1957.3.16)。毛主席认为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属于同一范畴，因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属于一个范畴”(1957.3.8《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毛主席非常了解小资产阶级的特征，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由于需要破除一些旧的错误思想，许多知识分子会感到迷茫，不敢写文章了，“有点泄气的样子，不够明确，不够泼辣，材料也少了，使人不大想看”(《晋绥日报谈话》)。对此，毛主席从两个方面进行了解释，一是政府没有给他们一个好的环境，二是他们本身没有学通唯物论(1957.3.10)。毛主席理解，“大多数人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但不一定相信马克思主义，用它来指导创作的就更少了”(1957.3.8)。“并不是说要一切人都进共产党，都相信共产党的道理，去讲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1957.3.1)，“要求资产阶级和宗教信徒积极赞助和不反对马克思主义，是很难的”(1955.7.20)。毛主席清楚资产阶级利用所谓言论自由，冲淡马克思主义并宣扬资本主义思想，“在无目的掩护下，有他的目的，就是要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目的”(1957.3.8)，他虽然主张对于右派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论进行坚决反击，但他从不要禁止不同意见，包括针对他个人的不同意见。他认为：“如果国内对此类学术问题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应加以禁止。如果企图禁止，那是完全错误的”(1956.2.19)。思想和管理两个方面在转型阶段出现一些思想空白期，都是正常的，“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就是马列主义、共产主义思想。问题是它如何领导，如何指导”(1957.3.1)，“资产阶级思想已破得差不多了，无产阶级思想还没有建立起来”(1958.3.17)。在这样的时候，更要进行思想改造，要学习马列主义，但要努力“把马列主义与本国实际相结合，不要让死人牵着我们活人的鼻子走”(1958.8.13)。在思想解放的过程中，也需要有一个纲，对于错误的思想也不是简单地一禁了之，而是要有正确的观点立场，与之辩论。“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就是由这里头出来的”(1956.11.15)，经过毛泽东思想理论的教育，完成思想改造的心灵建设，才能焕发出不息的奋斗精神，才能克服各种困难，防止各种诱惑和侵蚀。毛主席是阶级斗争理论和实践的坚定信仰者和践行者，这一切都不妨碍乃至促进了他的务实态度和仁者之心。他充分认识到在与民族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过程中，“要团结他们，要给他们利益”(1956.4.29)。在进行各种政治斗争的同时，土改要照顾到农时，农忙时节要停一下(1951.2.18)；三反和五反过程中，如果生产出现了不正常状态，应迅速恢复正常状态(1952.2.15)，运动要在限定时间内完成，不要影响经济运行(1952.2.17)。在中苏论战最激烈的时候，毛主席仍主张派留学生去苏联，指示邓小平同志“能派几个就派几个，能派几百个就派几百个”(1963.9.23)。对于阶级斗争理论的信仰，并不妨碍仁义之心，反而是一种大仁大义。毛主席考虑到西藏的艰苦条件，要求部队定期轮换，以励士气(1950.1.2)；毛主席批复章士钊先生的来函，涉及对于段祺瑞及其家属的评价与生活照顾问题。毛主席坚持原则，态度非常鲜明，他认为段祺瑞虽然也做过一些对的事情，但他是人民的敌人，尽管如此，他的家产可以考虑通融处理(1951.9.29)； 三反五反期间，毛主席特意表扬了习仲勋同志提出的“可疑错，不可打错，防止逼供信”的主张(1952.2.17)；大跃进期间，有人把集体所有制说成是全民所有制，对于这个错误，毛主席主张：“马虎下去好了”(1958.10.21)。赫鲁晓夫下台之后，有人建议写文章继续批判，毛主席不愿意落井下石，说写了就“不得人心嘛！”(1964.10.16)，不仅如此，连计划中的中苏论战“十评”也不写了。有些旧时代的人曾经攻击毛主席不讲仁政，“好像他们代表农民利益似的”，但是，毛主席不仅讲仁政，而且讲的是大仁政，是为了“为人民的长远利益”谋划的大仁心，“施仁政的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1953.9.12)，以此建立社会化大生产方式，这才是毛主席对中国人民做的最大的好事，惠及中华民族千秋万代，而不是像“有的朋友现在片面强调小仁政，其实就是要抗美援朝战争别打了，重工业建设别干了”(1953.9.12《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和今后的任务》)。毛主席一贯提倡自我批评，当他听说民主党派也在“严肃地自我批判”之后，非常高兴，认为这“证明中国民族是很有希望的”(1956.12.5)。我们都发自真心热爱毛主席，但是如果说毛主席一辈子没犯过错误，那既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毛主席自身的思想，甚至违背常理，“迷信是不好的”(1956.3.14)。根本性的问题在于，什么才是毛主席的错误？基于立场的不同，一些问题在一些人看来是错误，在另一些人看来就是正确。在党史中有许多关于毛主席做自我批评的纪录，对于这些自我批评，不能简单的认为是毛主席“伟大的谦虚”，我们不应当怀疑毛主席的真诚，他总是能够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地提倡自我批评精神，自我反省，自我的心灵修炼，自我提升。毛主席一生都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思想方法，并且严于律己经常主动进行自我批评。他曾经回忆当年创建井冈山根据地时，他也有些做法很“左”(1959.6.25)，对于北戴河决议中他自己亲自写的一段内容，毛主席诚恳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并表示“一定要改正”(1960.11.28)，他更为直接地认定，当时农民生活苦，国家面临着暂时困难，“人民公社没有办好，群众有意见，下情不能上达，我们犯了严重的官僚主义”(1961.7初)。对于自己的著作，毛主席也有非常严格的要求，对于落笔写文章非常谨慎(《杨家沟讲话》)，对于已经发表的文章，几乎到了吹毛求疵的程度。同“将军大使”们谈话，说起自己的《新民主主义论》，“没有说非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也可以和美国闹独立性”(1958.6.16)，自责当时漏讲这一问题，是不正确的。毛主席对于自己的错误从不遮掩，总是襟怀坦荡地承认，在解放战争过程中，为了一场不算大的战役，他为新华社写了一篇文采飞扬、博古通今、栩栩如生的新闻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篇新闻稿竟然主动自揭己短(1948.11.5)。在毛主席离世之前，对于“文革”做出了三七开的评价，指出“文革”有两个错误，“一是打倒一切，二是全面内战”(1976.3.3)。“文革”的困难比解放战争“困难得多。问题就是思想错误的同敌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时搞不清楚” (1968.10.13)，“文革”初期的社会经济管理系统，处于大规模的更换时期空挡，也由于当时人们对于社会化大生产方式的认识尚存时代局限，没有完全看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实际上是有许多共性的，于是，将许多社会化大生产方式的应有之义也给打掉了。在运动过程中，他反复强调“要注意政策”(1969.1.28)，明确指出了“文革”中出现的讲假话和虐待俘虏的现象(1970.12.18)，坦言没有达到希望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的目的(1967.5)。他也非常清楚，不少人将来还是要平反的(1968.10.5)，对于当时比较多的专案组这种形式，从一开始就表示了严重的质疑(1969.5.19，1969.5.26，1969.6.26)。对于红卫兵一概否定旧的东西，他认为：“这种思潮是不对的。马克思不是这样”(1968.8.13)。在早年的战争年代，毛主席亲临现场指挥的战斗，有几次结果都不理想，后来，逐渐出现了新的模式，就是毛主席出思想出战略，具体的人去执行具体的战术部署，以实现毛主席的战略构想。“我从来不研究兵器、战术、筑城、四大教程之类的东西，那些让他们去搞，我只研究战略、战役”(1965.1.24)。这种结构和模式非常难得，一个好的领导人原本就不应当成为一个事务主义者，不可能对具体问题事事亲自过问。“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1962.1.30)。正是由于全党的知识都不够，所以具体处理经济事务的人就会出错误，然而，每当出现错误的时候，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毛主席一向主动地对所有错误问题承担负责，甚至于对于自己未能成功制止的其他人犯的错误负责。毛主席多次说过：“我是中央主席，这些错误都有我的份”(1953.8.12，1962.1.30)，“文革”有错误，“而错误的主要责任在中央，在我”(1968.10.13)。毛主席曾指出党校以及整个延安犯了许多错误，由他自己负责，因为他是党校的校长，因为发号施令的是他自己(1945.2.15)。1959年是考验中国人民的重要年份，对于前一年出现的问题，毛主席承担了责任，“不能出了错误一推了之。去年犯了错误，每个人都有责任，首先是我”(1959.7.20)，“决策错了，领导人要承担责任，不能片面地责备下面。领导者替被领导者承担责任，这是取得下级信任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1959.6.24)。这就是一个领导人的担当。人都是会犯错误的，但良心地讲，在那一代人当中，毛主席犯的错误是最少的，而且，毛主席改正错误的速度是最快的，正是像陈毅同志所说，主席不贰过。毛主席在初心不改的前提下，总是能够根据不同的情况，矫正自己的政策与策略。1949年的新年献词中，毛主席要求解放军主力兵团要摆脱游击性，进入更高程度的正规化。须知，毛主席是人民军队游击战战略的开山鼻祖，几十年来一直坚持这一原则毫不动摇的，但是，他可以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随时作出最佳选择。当大跃进运动正鏖战正酣，群情激奋之时，毛主席提出要降指标，明确地说：“我们是不是可以用另外一种办法，即把指标降低。从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现在我反人家的冒进”(1958.11.23)。这与他在八大预备会上讲的，是一致的，“我们搞建设，是不是还要经过十四年的曲折，也要栽那么多筋斗呢？我说可以避免栽那么多筋斗。因为过去栽筋斗主要是个思想问题，是不认识、不觉悟的问题”(1956.9.10)。毛主席总结人民公社化之后刮“共产风”的“左”的错误，指出“没有经验是难免要犯错误的”，但是，“不要碰得头破血流还不肯回头”(1959.6.25)。不仅仅要闻过则喜，还要做到问过责改，对的要接受，错的也不能不予回答，“有些观点不正确，当然应当予以反批评，不应当听任错误思想流行，而不予回答”(1957.5.4)。人总“是要犯错误的，只是不要错得太多就是了。比如当主席，说十句话错了六句，错了百分之六十，那他的主席就当不成了。要说一句话都不错，没有那回事”(1954.9.14《关于辛亥革命的评价》)。无论是承认错误还是改正错误，都要有原则，不能对于过去的错误采取机会主义、实用主义的态度，是什么错误就改正什么错误。毛主席之所以能够少犯错误，除了他一直保有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态度之外，还在于他能够正确地认识正确与错误的界限，并且在承认与改正错误的同时，能够坚持正确的做法。对于“文革”中出现的混乱局面，毛主席认为这些不良现象，比如“无政府主义，打倒一切、怀疑一切的思潮”，甚至“不少人乘机杀人放火放毒，包括武斗在内。我看这些都无关大局”(1969.4.13)，都是枝节问题，暂时性的问题。毛主席总是站在历史的高度，非常清醒、客观地看待自己。他曾经希望“最后写一部书，把我的一生写进去，把我的缺点、错误统统写进去，让全世界人民去评论我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我这个人啊，好处占百分之七十，坏处占百分之三十，就很满足了”(1961.8)。人犯错误并不可怕，关键是要总结经验教训，特别是认清楚自己犯错误时，所站的立场是否有根本性问题。在带领中国人民进行艰巨的开天辟地的建设社会主义制度的事业中，毛主席饱受各方面的攻击。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些人根本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有些人属于被毛主席“得罪”过的人，或者兼而有之。针对毛主席晚年实践的非难，更是因为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国际环境的艰巨性，超出了很多人的理解范围。因此，我们就看到了大量的误解、造谣、污蔑和甩锅。这种恶意攻击完全不同于出于善意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出于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仇视，当然会不惜采取一切手段恶意攻击毛主席。“我没有想过今年搞人民公社，也没有想过在农村搞食堂，帝国主义却造谣，说这些都是我出的主意”(1958.12.23)。帝国主义的这种造谣伎俩至今未变，美国有一个获奖“学者”，名叫Frank Dikotter写了一套书，讲述1945-1976年的中国历史，从头到尾翻译一些道听途说的资料，比如把大量的上世纪80、90年代的中国计划生育的措施，硬说是毛主席做的决定。美国人对中国对毛主席的无端攻击已经司空见惯，但是，更大的问题在于，在过去的很长时间内，这些伎俩居然在中国很有市场，而且缺乏充分的有组织的反击。由于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艰巨性和缺乏可借鉴的经验，肯定会出现一些错误，但是，无论如何，不能把一个时代内那一代人犯的错误，都归结为毛主席思路上的“错误”。“大跃进”时期，出现过亩产万斤的诗情画意，对此，毛主席从来没有信过。地方上各级领导以及农民代表向毛主席汇报，他们公社有人创造了亩产万斤稻谷的“万斤田”，而且经过了农村工作部长亲自验收，毛主席听后，果断地说：“靠不住，谁验收也靠不住”(1958.11.14)。有些其他的领导同志，提出“穷过渡”和高指标，毛主席当即警告一线工作人员：“我看这样搞下来，中国人非死一半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不死三分之一也要死十分之一”(1958.11.24)。在反右运动中，毛主席一再提醒大家“必须实事求是，有些单位右派少，或者确无右派，就不要主观主义地勉强去找右派”(1957.8.1)。当时抓右派最狠、定右派最多的人，在20余年之后同样努力地反对他们自己造成的“扩大化”，根本没有理解毛主席为什么要反右，总是要当每个具体年份的“好人”。在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最初的10年，社会上发起了一阵阵攻击、污蔑毛主席的浪潮，那时，许多历史的亲历者和知情人都还活着，但鲜有挺身而出为毛主席辟谣正名的人，相反有些人甚至推波助澜，来为自己买好。个中原因，除了这些人向往资本主义制度，心甘情愿配合美国人对于毛主席的攻击之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毛主席生前“得罪”那些非富即贵的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的缘由。毛主席历来不怕得罪人，“我必须在这种时候，不怕得罪一大批同志，否则事情不好办”(1959.5.30)，“这批人不高兴让他们不高兴好了。做什么事总要得罪人，看得罪的是些什么人，高兴的是什么人，老百姓高兴就行”(1965.7.19)。中国社会正在经历天翻地覆的变化，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惠及的是全体老百姓，得罪的是少数权贵，为了最大多数人的福祉与幸福，毛主席从来不怕得罪那些权贵。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进一步建立，变革的领域就日趋广泛，得罪的人也就越多，他们的地位也就越高，解释这一现象的钥匙还是在于毛主席的阶级斗争理论。毛主席的晚年虽然不乏豁达与欣喜，但时常也的确有些凄凉，乃至孤独。年龄在增大，身体在衰老，而他那时的思想太深邃，远远超越时代，他见微知著的预言尚缺乏足够的实践教训支撑，同时代的人，很少能真正理解他的思想，也有些人在对他的思想生吞活剥。高处不胜寒！为此，毛主席也曾备受抨击，比如有人说毛主席晚年不讲民主，在最后的一段时光，不见很多重要的人物。事实上，一些重大决议的正式推出，都是经过中央会议集体讨论作出决定的；而且老人家晚年不顾年老体弱过度劳累，以超人的精神和最大的努力，去直接接触广大群众，亲自处理人民来信，坚持会见重要外宾，还多次到外地视察，找地方党政军领导同志谈话和了解情况，这是无人可及的。至于主席由于身体原因或其他原因见人少了，包括不见自己的家人，这与民主集中制无关。相反，在寻常老百姓眼中，这只是英雄暮年的一丝凄凉，腾蛇乘雾，终为土灰；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未完待续；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特约研究员，中国未来研究会常务理事，商务律师；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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