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佳木：正确认识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历史作用 坚定新中国的历史自信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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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佳木：正确认识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历史作用 坚定新中国的历史自信
2023-10-24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会长朱佳木】
【摘要】2023年是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实施70周年，也是计划经济体制开始运行70周年。新中国选择计划经济体制，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计划经济体制在我国实行的40年里，不仅使我国工农业和各项事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而且还形成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建成了一大批支撑我国工业基础的骨干企业，奠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技术基础，积累了我们党领导经济工作的丰富经验。今天回顾和评价计划经济体制的历史，必须站在新时代的思想高度，同时把问题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来观察和分析，弄清楚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什么要选择计划经济体制，20世纪90年代初为什么要把计划经济体制改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市场经济前面为什么要加上“社会主义”这个定语。我们研究计划经济体制的历史作用，是为了不割断历史，铭记那个年代党和人民的奋斗实践与伟大成就，批判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对新中国历史的诋毁，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教训，更好地发挥政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作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行稳致远、党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胜利实现，提供精神激励和智力支持。
2023年是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实施70周年，也是计划经济体制开始运行70周年。
新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正式建立，如果从1952年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以下简称中财委）下发《国民经济计划编制暂行办法》《关于加强计划工作大纲》算起，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刚好经历了40年；即使以1978年实行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作为它的结束，也有26年之久。这一体制的实行时间按40年算，约占新中国迄今为止73年的一半多；按26年算，也占改革开放前29年的绝大部分。因此，如何看待计划经济体制的历史作用，是关系到能否正确看待新中国史，能否正确看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能否坚定新中国的历史自信的重大问题。在我国历史上，以五年时间作为一个计划阶段，“一五”计划是第一次，带有开创性。从2006年“十一五”起，党和政府将“计划”改为“规划”，目前正在实施的是“十四五”规划。习近平总书记曾明确指出：“我们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前提下发展市场经济，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社会主义’这个定语。之所以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坚持我们的制度优越性，有效防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我们要坚持辩证法、两点论，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既要‘有效的市场’，也要‘有为的政府’，努力在实践中破解这道经济学上的世界性难题。”可见，能否正确看待计划经济和经济计划在历史上的作用，不仅涉及当代中国历史上的理论问题，而且对于更好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政府作用、破解政府与市场关系这道经济学上的世界性难题， 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新中国选择计划经济体制，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根据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论证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列宁通过对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阶段的分析，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可以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按照毛泽东指引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思想，取得了革命胜利，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但旧中国毕竟是资本主义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新中国成立前夕和初期，党中央正是从这个实际出发，决定要先实行一段时间的新民主主义政策，允许资本主义经济在人民民主专政和国营经济占据领导地位的条件下，再发展 10 年、15 年、20 年，甚至更长一点时间，以积累资金、物资、人才，等条件具备后再重点发展重工业，相应实行社会主义政策。与此同时，很自然地将过去在革命根据地、解放区实行的由党领导经济工作的体制推广到全国。不过，最初只是试编和试行经济计划，还不是计划经济体制，更不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恩格斯曾说过：“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中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原因，同样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新中国成立不到一年，朝鲜内战爆发，美国立即派舰队封锁台湾海峡，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出兵侵略朝鲜，并把战火烧到了中朝边境，对中国新生的人民政权构成直接的威胁，从而突显了我国发展以重工业为基础的现代国防工业的紧迫性。中国有关部门在编制“一五”计划草案时，对苏联和欧美国家的工业化道路进行了反复比较，一致认为“一五”计划必须以重工业为重点，从而突显了我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必要性。然而，新中国既不可能像英美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通过对内剥夺农民、对外掠夺殖民地半殖民地进行原始积累，然后投资轻工业扩大积累，再来发展重工业；更不可能像德日等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那样，对外发动战争、抢夺他国，对内提高税收、进行超经济剥削，用这种办法快速积累发展重工业的资金；要想在一缺资金、二缺物资、三缺技术和人才的情况下进行重工业建设，只能寻求先进工业国的帮助。而在当时，这种工业国不可能是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只能是社会主义的苏联。在苏联政府答应对我国以重工业为重点的“一五”计划建设给予全面援助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计划虽然具有了可能性，但要使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还必须建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集中调配资金、物资、人才等各种资源，才能与苏联所实行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接轨，才能确保大规模工业化建设、苏联援助和中苏贸易顺利进行。要这样做，就不能再是新民主主义社会，而只能是社会主义社会。可见，是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的提前，决定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实行和向社会主义的提前过渡，而不是相反。有一种观点认为，毛泽东决定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是由于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已顺利完成，工业生产在国民经济中、国营经济在工业生产中的比重都有较快增长，农业互助合作化运动已全面开展，资本家的“五毒”行为激化了阶级矛盾，抗美援朝战争战局已趋于平稳。就是说，决定提前过渡是水到渠成的结果。这种观点把提前过渡放在客观形势特别是经济变化的背景之下考察，是完全正确的。但它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就是上述因素并没有能从根本上改变大规模工业化建设所需资金、物资、人才极度匮乏的状况。据统计，1950年和1952年相比较，我国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分别为33.2%和43.1%，财政收入分别为62.17亿元和173.94亿元，粮食产量分别为1.32亿吨和1.69亿吨，钢产量分别为61万吨和135万吨，在校大学生分别为13.7万人和19.1万人。就是说，1952年的资金、物资、人才条件与1950年相比并没有太大区别，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水”并没有到，“渠”也没有成。那么，是什么促使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呢？笔者认为，主要的和直接的原因，只能是遇到了苏联答应全面援助中国以重工业为重点的“一五”计划建设这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从现有材料看，第一次透露“一五”计划重点是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是中共中央1951年12月1日做出的《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在这个决定中，毛泽东在加写的一段话中指出：“从一九五三年起，我们就要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了，准备以二十年时间完成中国的工业化。完成工业化当然不只是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一切必要的轻工业都应建设起来。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必须发展农业，并逐步完成农业社会化。但是首先重要并能带动轻工业和农业向前发展的是建设重工业和国防工业。”这段话表明，当时党中央已经倾向于把优先发展重工业作为中国工业化的发展战略，并为此提出了农业集体化的任务。过了半年，在1952年5月中财委召开的全国财经会议上，时任中财委副主任的李富春比较深入、具体地阐述了“一五”计划的指导思想、方针任务和主要指标。他明确提出：“经济建设的重点放在重工业，尤其是钢铁、燃料动力、机械军工、有色金属和化学工业等基础工业上，为我国工业化打下基础；农业、轻工业和交通等事业应当围绕重工业这个中心来发展。”会后，中财委会同有关部门做了两件事：一是对 “一五”计划的轮廓草案做进一步修改，二是准备请求苏联支援“一五”计划中重工业基建项目所需的有关材料。7月1日，陈云将“一五”计划草案报送毛泽东，并附信说：要点“是今后五年中要办些什么新的工厂……为了七八月间可以向苏联提出一个五年中供我装备的要求”。随即，中共中央书记处于7月12日、14日、17日连续召开了三次会议。目前虽然没有关于这几次会议具体内容的材料，但可以判断，这几次会议起码做出了两个决定：第一，把建设工业化基础作为五年计划的中心环节；第二，由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前往苏联洽谈请苏方援助141个工业项目。因为此后不久，中财委颁发的《关于编制五年计划轮廓的方针》和《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及附表》中都写明了五年建设的基本任务是为国家工业化打下基础，建设方针是在工业建设中以重工业为主、轻工业为辅；周恩来、陈云、李富春等一行也于同年8月15日启程去了苏联。对于周恩来一行，中苏双方都十分重视。中国政府代表团除周恩来为首席代表，陈云、李富春、张闻天、粟裕等为代表外，还有一大批由各方面高级干部担任的顾问及随员。苏联方面负责与中方商谈的代表团，也由莫洛托夫、布尔加宁、米高扬、维辛斯基、库米金等当时苏方最高级别的领导人组成。周恩来一行于8月17日抵达莫斯科，斯大林20日便同他们进行了长达三个小时的谈话，明确表示愿意在工业资源勘察、设计、工业设备、技术资料及派人来苏留学和实习等方面，援助中国的五年计划。看过中方提供的文件后，斯大林在9月3日又与中方进行了第二次会谈，再次表示，一定对“一五”计划所需的设备、贷款、专家给予援助；具体给什么不给什么，还需要经过工作人员用两个月时间加以计算后才能说。斯大林的这个态度，表明中国以重工业为重点的“一五”计划，得到了苏联给予全面援助的明确保证。于是，周恩来、陈云等先行回国，留下李富春和代表团其他成员就具体问题继续同苏方洽谈。斯大林在此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对中国共产党是不是民族主义政党持怀疑态度，他之所以在援助中国“一五”计划的问题上发生如此大的变化，显然与中国出兵抗美援朝有关。正因为中国抗美援朝，斯大林不仅消除了对我们党的怀疑，而且感觉对中国有所亏欠。这从斯大林与中国政府代表团会谈时说的话可以得到证明。当他听到中方感谢苏方援助时便当场表示：“中国的志愿军在朝鲜作战和在国内发展橡胶生产两件事，也是对苏联的援助”。关于斯大林对我们党态度的转变与抗美援朝之间的关系，毛泽东在1958年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话时也说到了。他说：“苏联人从什么时候开始相信中国人的呢？从打朝鲜战争开始的。从那个时候起，两国开始合拢了，才有一百五十六项。”周恩来、陈云是1952年9月24日回到北京的，毛泽东当晚便召集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年谱（1949—1976）》记载，这次会议只有两个议题：一是听取他们汇报同苏联商谈的情况，二是讨论“一五”计划的方针和任务。正是在这个会上，毛泽东第一次提出：“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十年到十五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十年或者以后才开始过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传》则如此评价：“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毛泽东这个讲话表明，他关于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步骤、方法，同原来的设想，发生了变化。”毛泽东在听取周恩来、陈云访苏情况汇报和讨论“一五”计划方针、任务的会上，提出向社会主义提前过渡的主张，这绝对不是巧合，而是反映了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苏联答应对“一五”计划建设进行援助、决定向社会主义提前过渡，这三件事情之间的内在联系。它说明，正是中国安全形势迫使我们决定提前开展工业化建设，以及苏联答应全面援助中国优先发展重工业等客观情况，使毛泽东敏锐察觉到，这对于中华民族来说绝对是一个追赶世界先进水平、弥补百年差距的难得机遇，必须用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办法抓住这个机遇。同时也说明，无论优先发展重工业还是向社会主义提前过渡，都是毛泽东同党内决策层较长时间酝酿做出的集体决策，绝非纯粹是他的个人主张，更非他出于“社会主义情结”的心血来潮、突发奇想。优先发展重工业需要有大量资金和物资投入，而当时中国的经济基础比苏联实施“一五”计划时还要薄弱得多，更需要把有限的资源集中起来用于重工业建设，更需要轻工业企业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向国家多缴利税，更需要农业较大幅度地增加产量、向国家提供更多的商品粮和可供出口换汇的农副产品。正是这一切，决定了我们不能不加快农业合作化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不能不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苏联的援助涉及经济、科技、教育等多领域全方位，要使援助顺畅进行，需要双方在经济制度、体制和工作方法、程序上的紧密衔接。比如，苏联企业是国营的，在中苏贸易中，中方自然只能由国营企业与它们对接。再比如，苏联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设备何时交货、何时安装、何时调试都要按计划进行。如果中方没有计划，或者执行计划不严格，合作就会磕磕绊绊。关于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决定了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1953年毛泽东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化三改”比喻为“一鸟两翼”，已经说得很清楚了。由他审阅修改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宣传提纲还指出：“资本主义国家从发展轻工业开始，一般是花了五十年到一百年的时间才能实现工业化，而苏联采用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针，从重工业建设开始，在十多年中（从一九二一年开始到一九三二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就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我国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正是依据苏联的经验从建立重工业开始。”这充分说明，那时与今天相比，人们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认识上虽然有很大差距，但对于实行社会主义是为了要使生产关系和经济体制尽可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是为了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等道理，在头脑里还是十分清楚的。党的十四大报告在确定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同时还指出：“原有经济体制有它的历史由来，起过重要的积极作用”。江泽民也曾说过：“对计划经济体制曾经起过的历史作用，我们是充分肯定的。”不过，对于“充分肯定的”、起过“重要的积极作用”的计划经济体制，那时并没有展开论述。但这对于新中国史研究来说，尤其适逢“一五”计划实施70周年之际，是完全应当而且十分有必要弄清楚、说明白的。如果以1952年和1992年作为计划经济体制的起始和终止时间，那么，只要看看在这40年里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多么惊人的成就，就会十分清楚什么是它在历史上应当“充分肯定的”“重要的积极作用”了。就拿1952年与1992年我国的几个经济指标的变化来说，国内生产总值由679亿元上升到2.69万亿元，人均年消费由80元提高到1116元，钢年产量由135万吨增加到8094万吨，石油年产量由44.5万吨增加到1.42亿吨，铁路营业里程由2.29万公里增加到5.81万公里。这些成就都发生在计划经济体制实行的时期，无疑是计划经济体制在历史上起过的应当“充分肯定的”“重要的积极作用”。然而，在我看来，计划经济体制的作用不只限于这些，更重要的还在于以下四个方面：（一）形成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众所周知，我国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目录中所有工业门类的国家，拥有41个大类、207个中类、666个小类工业品生产体系。就是说，中国具有世界上唯一完整的产业布局。有的发达国家总嚷嚷要与中国“脱钩”，却总是“脱”不了，根本原因就在这里。然而，旧中国连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生产，新中国怎么会在短短70多年里发生如此巨大变化的呢？事实说明，根源就在我国的“一五”计划及此后若干个五年计划和规划，一直都是以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目标制定的，也都是按照这些计划和规划进行建设的。毛泽东于1951年初提出了“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思想。同时，党中央即组成了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富春、聂荣臻、宋邵文在内的五年计划编制领导小组。那时，我国面对的实际情况，一是经济上一穷二白，二是抗美援朝战争还在进行，三是极度缺少工业化建设的人才和经验，应当先搞什么、后搞什么还不大明白。但有一条，从一开始就是清楚的，即工业项目的安排要从系统布局出发。这从前文提到的1952年5月中财委制定的“一五”计划轮廓草案中可以看出来，从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矿业基本建设项目（以下简称156项工程）中也可以看出来。“一五”计划轮廓草案是实施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蓝图，共有25本分册，其中包括钢铁、有色金属、机器、汽车、船舶、电器、化学、建材、电力、煤矿、石油、纺织、轻工业、矿产地质、铁路、交通、邮电等。不难看出，这些方面几乎囊括了作为一个完整工业体系应当拥有的所有大类。156项工程是“一五”计划骨干项目中的骨干，这些项目有我们提出的，也有苏方提出的，在“一五”时期施工的有150项：“军事工业企业44个，其中航空工业12个、电子工业10个、兵器工业16个、航天工业2个、船舶工业4个；冶金工业企业20个，其中钢铁工业7个、有色金属工业13个；化学工业企业7个；机械加工企业24个；能源工业企业52个，其中煤炭工业和电力工业各25个、石油工业2个；轻工业和医药工业3个。”“一五”计划后期又增加了核工业。不难看出，这些项目也都是作为完整的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体系不可或缺的骨架。苏联对我国“一五”计划建设的援助，总体上说是真诚的、尽力的，但对建设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并不十分赞同。历史表明，这个目标的制定以及朝着这个目标的推进，主要是我们党一直主导和坚持的。1956年10月，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陈云和周恩来就我国为什么要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的问题有过一段对话。陈云说：“苏联帮助我们是不是有留一手的问题，我看在某些方面是有的。这点我们早就感觉到了，苏联说我们原料工业搞少了，机械工业搞多了。苏联就是先搞机械工业的，我们也要集中力量先搞机械工业。苏联不答应给，我们就自己搞。‘如果我们不全办起来，一旦有战争怎么办呢？’”周恩来说：“如果苏联有困难或者在某些方面留一手，那就是要靠我们自己想办法，主要靠自力更生，也要争取外援。苏联基本上是帮助我们的。但是，苏联不了解中国这样一个大 国不搞一套完整的工业体系是不成的。”1956年11月，周恩来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报告中阐述国家建设的方针时也明确提出：“为了把我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我们必须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再多一点的时间内，建成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而我们这样的大国，就必须建立自己的完整的工业体系，不然一旦风吹草动，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支援我们完全解决问题。”毛泽东1959年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也说：“我们八大第一次会议曾说，要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巩固基础，又说要在十五年或者更多的时间内建成完整的工业体系，这两个说法有点矛盾。没有完整的工业体系，怎么能说有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巩固基础？”此后，我们党将工业化的提法进一步变为了现代化，在工业体系的提法后面增加了国民经济体系。周恩来在1963年8月参加《关于工业发展问题》起草委员会会议时说：“工业国的提法不完全，提建立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比只提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更完整。”随后，他在同年年底召开的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又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考虑：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对于这“两步走”的计划，周恩来在1975年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给予了重申，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20世纪内，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关于我国工业化建设要以建立独立、完整体系作为目标的指导思想，在我们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人的头脑中，始终是明确的。粉碎“四人帮”后，我们打开了国门，有人看到外面的世界，简单地把我国与当时受到吹捧的所谓亚洲“四小龙”加以比较，认为中国不如它们。针对这种舆论，陈云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它们是美国有意扶植的，而且主要是搞加工工业，我们是要建设现代化的工业体系。”以上说明，正是由于我国的经济计划从一开始就是瞄准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加上我们有广大人民群众勤劳节俭、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有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所以，新中国经过7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的建设，最终不仅成为世界上第一制造业大国，而且是世界上工业门类最齐全的国家。如果新中国的工业化建设不是一开始就以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作为经济建设的蓝图，这一切成就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仅从这一点，就足以看出我国的计划经济在历史上起了多么重要的积极作用。旧中国的工业，不仅在社会总产值中的比重低，而且设备老旧、产品简单，除了一些原料工业和轻工业外，主要是机械修理业。新中国时至今日，不仅拥有世界最先进的原料、能源、交通运输行业，而且是世界公认的第一制造业大国。究其原因，除了有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外，主要就是计划经济年代建成了一大批在各个工业部门起骨干作用的企业。它们不仅在本部门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就像老母鸡孵小鸡一样，孵化出一茬又一茬的新企业。现在在国民经济中大显身手的那些大中型企业，追根溯源，大多都能从计划经济年代新建、改建、扩建的骨干企业中找到自己最初的身影。目前98家央企的核心部分，绝大多数都是计划经济年代建成的。例如，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最早可以追溯到1951年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航空工业局，其下属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最初也是1958年从156项工程中的江西洪都机械厂分出来的，一开始生产教练机，后来生产歼5、歼7、猛龙和枭龙机型，现在生产歼20机型。1960年开始的大庆油田会战，许多骨干来自“一五”时期扩建的玉门油田，铁人王进喜就是其中的一员。而此后建设的大港油田、胜利油田、中原油田，骨干又有很多是从大庆油田来的。20世纪60—70年代的三线建设，绝大部分工厂也都是从“一五”“二五”时期建设的大厂中分出的，许多甚至是整体搬迁。例如，始建于1965年的攀枝花钢铁厂，不仅很多设备是从鞍钢、上钢运去的，而且管理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骨干也是从那些老厂抽调的。可见，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建成的一大批工业企业，后来多陆续发展成为支撑我国工业基础的骨干企业，为我国的工业化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工业社会和农业社会相比，最大的不同是涉及的知识更广泛、技术更复杂、门类更多。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穷二白，不仅表现在资金和物资方面，更表现在人才和技术方面。陈云当时就说过：“必须看到，建设一个工厂，修筑一条铁路，并不像开一个手工作坊、买一匹毛驴那样容易。这是巨大复杂的工作，没有必要的技术力量，就算有了资金，也不能建成工厂和铁路。”然而，“一五”计划建设起步时，恰恰就缺技术力量。1949年，中国5.4亿人口中80%是文盲，儿童入学率仅为20%；在1912—1948年的36年里，高等学校毕业生只有18.5万人，其中工科毕业生只有3万人。新中国成立时，全国科技人员不到5万人，高级科研人员不足1000人；在各地质工作岗位上的地质人员只有200多人。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党运用指令性计划和行政命令的办法，采取了相应对策。例如，抽调有文化的干部到工业战线；兴办和扩大高等院校，特别是工程技术学校；对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把分散在各大学的理工科的系和专业抽出来，成立独立的理工科学院；把一些工科学校改为干部学校，如将西安石油学校改为速成性质的石油干部学校，并将学生规模由300人扩大到1200人；让理工科专业的大学生提前毕业；向苏联等民主国家派遣大批留学生；并有针对性地举办各种培训班、训练班。通过这些措施，基本缓解了工业化建设与人才缺乏之间的尖锐矛盾。陈云在1980年谈到四个现代化如何实现时曾明确提出，现代化要从现有技术力量的实际出发，“现有技术人员是我们知识力量的基础。我们有大专学校毕业生和自学的技术人员共几百万人，他们经过了一二十年的实际工作的锻炼。”“必须肯定，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技术水平，应该来之于这些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水平的技术骨干。”现在，我国拥有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科技人才队伍，这个基础也是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打下的。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从始至终都是由我们党领导的，并在计划经济时期积累了十分丰富的领导经验，其中许多经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同样适用。因为，这些经验并不仅限于解决计划经济的问题，更多的还是体现在对我国基本国情的深刻把握，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面理解，对宏观经济运行规律的科学认识上。相对于这些更带根本性的东西，实行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只不过是我们党在领导经济工作的过程中，面对不同发展阶段、客观条件、具体任务而采取的不同手段和方法罢了。只要我国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只要我们进行的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只要经济运行中还存在宏观与微观、政府与市场、中央与地方、城市与农村、积累与消费、中国与外国等关系，我们党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那些反映我国基本国情和客观经济规律的经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就不会过时。比如，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关于正确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工商业者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少数民族问题，统筹兼顾、适当安排，中国工业化道路等问题的论述，就是我们党在计划经济时期领导经济工作中形成的经验。这些经验对于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建设，同样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结合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发展与改革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比如，在发展的指导思想上，强调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把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在经济发展和财力可持续的基础之上。在经济工作方针上，确定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强调不以速度快慢、产值多少论英雄，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在粮食问题上，强调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在生态建设上，提出和坚持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在体制改革上，强调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提出改革的目的是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该改的、能改的坚决改，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主张采取试点探索、投石问路的方法，把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相统一，感觉稳当了再推动。在对外开放上，要求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和“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所有这些新理念、新思想和新战略，都是在结合新情况，总结我们党领导经济工作，包括领导计划经济工作时的经验基础上提出的，是与我们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集体的经济思想、工作方法一脉相承、高度契合的。常识告诉我们，在建高楼时，打地基的辛苦和成绩往往不容易让人看出来，但楼房盖得快、盖得高、盖得好，可以反证地基打得牢、打得好。改革开放前，我国经济建设从总体上处在打基础的阶段，城乡变化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不如改革开放后那么明显，是很自然的。但改革开放后的建设速度与日俱增，经济面貌日新月异，可以反证计划经济年代打下的工业化基础，是坚实的、雄厚的。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但改革开放并不是在旧中国那个满目疮痍的基础上起步的，而是像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是在新中国改革开放前，已经“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为中国发展富强、中国人民生活富裕奠定了坚实基础，实现了中华民族由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的基础上起步的。在这个过程中，计划经济体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也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做好了充分的物质准备。每个时代的人对历史问题的思考，都应当从当下所处时代的认识水平出发；同时，又不能用当下的认识去代替历史发生时的客观实际，而应当把问题放到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处在党的十四大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之后的今天，我们回顾和评价计划经济体制，无疑应当站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高度，运用“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结合起来”的新观点进行观察和分析，而不能停留在计划经济时期的认识水平上，不能再抱着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旧观念。但是，我们也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背景，把计划经济说得一无是处，指责当年选择计划经济体制是从书本和理论出发，是盲目照搬别国模式，是一种失误，阻碍了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关于计划经济体制的由来，前面已经说过了。这里着重回答选择计划经济体制是否从书本出发，是否照搬别国模式的问题；应当如何看待当初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不快的问题。把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上的一个重大突破，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一个重大创新。它极大解放和发展了中国社会生产力，大幅度提升了综合国力，加快了人民生活总体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任何留恋计划经济体制的想法，既缺乏理论根据，也缺乏事实根据；任何试图恢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做法，既不利于跟上时代脚步，又违背绝大多数人民的意志。但是，这绝不意味着当初选择计划经济体制就错了，几十年来对计划经济的建设和探索是毫无意义的。历史已经雄辩地说明，当年如果不选择以国家需要作为资源配置依据的计划经济体制，而是选择以市场需要作为资源配置依据的市场经济体制，我们绝不可能把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集中起来，用于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绝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就建立起工业化的基础。如果说，当年选择和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只是从理论出发而不是从实际出发，只有束缚经济活力的弊病而没有促进生产力的积极作用，只有凭主观意志办事的失败教训而没有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的成功经验，那么，计划经济时代取得的那些辉煌成就，就是不可想象、无法做出合理解释的。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时间于不同生产部门，是人类社会的客观规律。资本主义社会是以价值规律的自发力量和经济危机的强制调节，被动地事后做到按比例。只有在“以集体为基础的社会”，才能通过对经济规律的认识，自觉地有计划地事先做到按比例。这个伟大思想，是马克思首先提出的。无论苏联还是中国，在革命胜利后都把自己实行计划经济，说成是来自这一思想。今天人们已经知道，马克思当年所讲的“以集体为基础的社会”，指的是在生产社会化程度很高的资本主义废墟上建立的高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他讲的“劳动时间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有计划的分配”，是对未来社会的一种合乎逻辑的科学预见。然而，刚取得革命胜利的苏联和中国，要么处于工业不发达的社会，要么基本处于农业社会，都不具备马克思所说的可以自觉地按比例发展国民经济的社会经济条件。那为什么苏联和中国还要选择计划经济体制呢？只要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就不难看出无论苏联还是中国，这样做的根本原因并非单纯地机械地遵循马克思的思想，而是出于实际的需要。苏联和中国在革命胜利后，都面临自身经济落后的局面和帝国主义的军事威胁，所以，都需要尽快发展资金、技术、人才密集型的重工业，在较短时间内实现国家工业化，为增强国防实力、巩固新生政权，进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奠定物质基础。然而，当时的苏联尤其是中国，面对资金、技术、人才的匮乏和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如果采取市场经济的办法，不要说优先发展重工业、快速实现工业化，就连正常的经济秩序都难以维持。最有效的办法，只能是通过国家统一的、高度集中的计划手段来配置资源，解决供给不足条件下的积累与消费的矛盾。而中国共产党实行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在解放区原有的公营经济成分以及革命胜利后没收官僚资本、接收帝国主义在华企业的基础上建立起了国有经济，使社会主义国家具有了使用计划经济手段、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能力。而且，那时的经济结构都比较简单，经济规模也不大。在这种情况下，两国领导人从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将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经济的设想中受到启发，找寻实行计划经济的依据，是很自然的事。对于新中国来说，当初选择计划经济体制，除了自身发展战略的需要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启发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苏联实行计划经济产生的榜样作用。中国经济原先就比苏联落后，革命胜利又比苏联晚了32年，因此，苏联只用两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就使自己从一个落后的工业国一跃成为欧洲的工业强国，并最终战胜了不可一世的法西斯德国，对中国产生了巨大的示范效应。此外，苏联答应全面援助我国以重工业为重点的“一五”计划建设，更使中国学习苏联的计划经济成为一件顺理成章的选择。可见，新中国选择计划经济体制，既不是从书本、理论出发，也不是盲目照搬苏联模式，而主要是出于自己的客观需要。同时应当看到，尽管新中国最初一段时间由于缺乏工业化建设的经验，有意识地照抄照搬了苏联的一些建设和管理经验，但仍然是注意结合自己实际情况的，有些方面还有所创造，特别是到“一五”计划建设后期，更加强调要注重自己的经验。至于说在计划经济年代，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不快的问题，同样要放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来看。旧中国的农业生产力本来就落后，农产品的商品率很低。新中国要进行大规模工业化建设，不仅需要从农村大量招收工人进城，从而增加农产品向城市供应，还需要用农产品，包括粮食、油料、肉类、蛋类、水果等出口换汇，进口机器设备。所有这些，都会相应限制市民和农民的消费。关于如何看待这个问题，陈云在1954年讲过的一段话说得很清楚：“减少消费，当然是一件不舒服的事情，但是我们必须在两者中间选择一个：或者是暂时减少可以减少的消费，以便完成国家工业化，由此来建立我国能够进一步地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的基础，使我们有可能在将来迅速地增加各种消费品的产量；或者是尽其所有在国内消费掉，因而不能建设工业，使我国经济长期处于落后状态。全国人民自然应该选择前者，不应该选择后者。”（二）20世纪90年代初为什么要把计划经济体制改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实行统一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既取得了巨大成功，也存在这样或那样一些问题。例如，在一段时间里，中国经济发生过多次大起大落，存在投入多、产出少和市场供应紧张、商品品种单一等现象；尤其“大跃进”运动后，计划更是越统越多、越统越死，指令性计划管理不断加强，间接计划、指导性计划逐渐消失，计划多变、相互脱节的情况频频出现。如果把这些问题放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并用今天的眼光总结，可以看到，问题主要出在单一公有制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体制虽然有利于把有限资源集中使用到最需要的地方，避免浪费，但在信息传递不畅、统计手段落后、监督成本过高的情况下，也不可避免地会带来计划不准、活力不强、某些方面效率不高的弊病。计划是人在行动之前对未来活动制定的目标、设计的蓝图，是一种观念性的东西。用毛泽东的话说，就叫做“计划是意识形态。意识是实际的反映，又对实际起反作用”。既然如此，人们制定的计划就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从客观实际出发，尊重客观规律，符合客观实际；一种是从主观愿望出发，忽视客观规律，违背客观实际。只要分析一下我国计划经济年代中发生的种种弊端，就会看到其中的问题大多出在制定计划时，只从主观愿望出发而忽略客观经济规律。20世纪90年代初，党中央之所以决定将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计划体制本身具有的先天不足肯定是原因之一。但基本的原因还不在这里，而在于经过连续6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和10多年的改革开放，国内国际的实际情况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计划经济体制已经不再能适应经济体量不断增加，市场范围不断扩大，多种经济并存局面不断发展，对外开放大门越开越大的经济形势了。首先，大规模工业化基础建设的任务已经完成，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已经建立。例如，在经济规模上，199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已达到了4269.16亿美元，位居世界第10位；外贸进出口总额达到了1656亿美元，也位居世界第11位。在产业种类上，计划经济时期主要是农牧渔业、制造业、能源业、交通运输业、建筑业等传统产业，而20世纪90年代，除了传统产业外，又出现了信息产业、房地产业、证券业、旅游业、物流业、租赁业，以及法律、信用、家政等各种社会服务业。在企业数量上，“一五”计划时期进行基本建设的工矿企业只有1万家，而到1991年底，仅集体所有制企业就有近160万家。其次，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时期，生产资料和大部分生活资料的价格都是计划规定的，但经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十多年的改革开放，90%以上的商品零售价格和80%以上的生产资料销售价格均已放开，计划直接管理的领域显著缩小，市场对经济活动调节的作用大大增强。“三大改造”后，经济成分基本只有国有和集体两种所有制，个体经济微乎其微。改革开放后，除了有国有、集体经济，还出现了大量的个体经济，以及私营经济、股份制经济、中外合资经济、外国独资经济、港澳台投资经济、其他内资经济等。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分配方式呈现日益多样化的局面，人们的思想和社会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随之越来越强。如果再像过去那样通过指令性计划领导经济工作，的确越来越难以适应了。1984年，当时的国务院领导曾就计划经济体制的提法问题致信陈云，征求意见。信中提出：“计划经济不等于指令性计划为主。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都是计划经济的具体形式。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的方针应该是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扩大指导性计划。”陈云在回信中表示，关于计划体制的这一提法“合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最后，自从20世纪70年代初中美关系打开后，我国对外经济的主要对象已不再是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是实行市场经济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了。如果继续实行计划经济，显然不利于对外贸易和吸引外资。尤其从1986年起，我国为取得国际贸易的平等地位，开始恢复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后称世界贸易组织）缔约国的谈判。世界贸易组织规定，凡要加入的国家必须遵守市场经济的规则。这无疑也是促使党中央决定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使市场在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一个重要原因。（三）在市场经济前面为什么要加上“社会主义”这个定语党的十四大后，有人提出，市场经济就是市场经济，没有必要加“社会主义”四个字。直到现在，有些人仍然坚持这种观点。然而，党中央却始终强调市场经济前面的“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是不能没有的。前文引用的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中也说“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社会主义’这个定语”。其原因，笔者理解主要有以下三点。1. 为了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性质党的十四大召开前，江泽民曾指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要改革过去那种计划经济模式，但不是不要计划，就是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也都很重视计划的作用。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更有必要和可能正确运用必要的计划手段。”可见，从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那天起，我们党就没有把计划调节排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外，相反，把它看成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题中应有之义。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党的十四大提出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进一步改为“起决定性作用”，这是对市场作用的全新定位，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又一个新的突破。但习近平总书记同时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我们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他还说：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这里说的“看得见的手”和政府作用，不仅包括行政手段，指令性计划，也包含制定年度计划、五年规划，利用指导性计划引导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所以更有必要和可能正确地运用计划手段，根本原因就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尽管资本主义国家也有计划调节、国家干预，但所有这些与社会主义国家相比，无论在目的、范围、形式、手段上，还是在实施的有效性上，都有着根本性的不同。邓小平说过：“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他还说过：“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而要保证公有制为主体，走共同富裕道路，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就离不开计划调节、宏观调控和国家干预。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政府运用计划手段的目的，也是它实施的范围和形式。在这些方面，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计划是不会做，也做不到的。在党的十四大召开前，江泽民在解释为什么从“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三种提法中，选择后者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时明确说过：“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也就是有计划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经济从一开始就是有计划的，这在人们的脑子里和认识上一直是清楚的，不会因为提法中不出现‘有计划’三个字，就发生是不是取消了计划性的疑问。”现在，原国家计划委员会把名称改为了“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去掉了“计划”二字，但它的主要任务，仍然是为党和国家编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年度计划、五年规划以及远景目标；仍然要对重大建设项目进行行政审批，对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事项下达指令性指标。而且，这些计划、规划、远景目标，仍然要由党中央首先提出思路，在有关部门编制出来后，还要经党中央研究确定，最后才提交全国人大审议和通过。习近平总书记曾反复强调，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党的领导要在经济工作中得到体现。党中央定期研究分析经济形势，制定国家发展的战略目标和重大方针，确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五年规划和年度计划，就是党对经济工作领导的体现，也是党领导经济工作的抓手。2023年7月初，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苏时再次强调：要“全面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和本质要求，立足实际，发挥自身优势和特色， 稳步前进，把中国式现代化的美好图景一步步变为现实”。回顾新中国历史，我们党在70多年里提出的那些战略目标，如“两步走”、“三步走”、新“三步走”、新“两步走”等，之所以最后都能变成现实，使我们国家一步步由穷变富、由弱变强，一个直接的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们党总是围绕既定的战略目标制定计划、规划，而且一旦通过，每届政府总能相互衔接、严格执行，锲而不舍地带领人民为实现它们而奋斗，至今已连续实施了14个五年计划和规划。世界上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实行市场经济，但唯独我国发展最快，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我们的市场经济是由党和政府领导的，是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联系在一起的，是不排斥计划指导和宏观调控的。我国经济的这一巨大优势，令许多发展中国家羡慕不已。市场经济存在的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的消极一面，是自身难以克服的。例如，市场调节不能自动实现宏观经济总量的稳定性和平衡，难以对相当一部分公共设施和消费进行调节；在一些垄断性行业和规模经济显著的行业，市场调节达不到理想效果；在资源配置上，市场也有一些力所不及的环节，而且容易造成资本的无序扩张和野蛮生长，导致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市场经济的这些弱点和局限性，只能由社会主义的政府通过发挥计划调节的优势，对市场活动给予宏观指导和调控，才能加以弥补和克服。总之，计划经济与经济计划虽然有联系，但并不是一回事。我们今天虽然在经济运行上终止了计划经济体制，但并没有放弃使用经济计划这个方法。在我们国家，计划也好，规划也好（规划本质上是指导性计划），市场配置资源也好，都是为了达到经济稳定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这个最终目的的手段。只要有利于经济稳定快速发展、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什么手段顶用就用什么手段。对此，我们不应当含糊和隐晦，而应当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地加以宣传。当前，我国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位，社会主要矛盾也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并没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也没有变。202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近18万亿美元，但人均值还不高，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科技创新能力还不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较大，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托育、养老、住房等方面还面临不少难题。尤其近些年来，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明显上升，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来自外部的打压遏制随时可能升级，使我国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总之，我国同发达国家既不在一条起跑线上，也没有达到并驾齐驱的程度。处于这样的国情和发展阶段，我国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中，更需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做到既能搞活经济，又能集中力量办大事；更需要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抑制市场的自发性和资本的无序扩张、野蛮生长；更需要运用计划调节的手段解决发展中遇到的重大问题，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防止两极分化，维护国家的总体安全，确保实现党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自从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正确看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既不能用后者否定前者、也不能用前者否定后者之后，公开否定改革开放前历史的声音已经不大听得到了。但是，一碰到具体问题，这种观点仍然会显露出来。如何看待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和计划经济时期的成就，就是其中一个具体问题。毋庸讳言，无论当年苏联还是中国，由于夸大主观能动性作用，在实行计划经济的过程中都犯过主观主义、计划脱离实际的错误。但计划经济在历史上犯过主观主义、脱离实际的错误，不等于经济计划就必然会出主观主义，必然会脱离实际。事实上，无论苏联还是中国，在实行计划经济的过程中，对于如何使经济计划最大限度地符合客观经济规律和实际情况，都进行过不懈艰辛探索，也取得过不少成功经验。如果不承认这一点，甚至否认它，就无法做到正确看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无法树立社会主义的制度自信和新中国的历史自信，也无法从历史中总结经验、汲取智慧。总之，肯定计划经济的历史作用，不等于要回到计划经济体制；取消计划经济体制，也不等于要否定经济计划的积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曾明确指出：“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我们纪念“一五”计划实施70周年，研讨计划经济的历史作用，目的正是为了不割断历史，铭记那个年代党和人民的奋斗实践和伟大成就，批判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对新中国历史的诋毁，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教训，更好地发挥政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作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行稳致远、党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胜利实现，提供精神激励和智力支持。（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会长；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当代中国史研究”，原刊于《当代中国史研究》202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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