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瑞昌：对待中外文化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对待中外文化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毛泽东留下的一个极大的文化遗产

（纪念毛泽东诞辰130周年）

李瑞昌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如果说，中国经济十分落后，那末，中国的文化应该是十二分落后；如果说发展经济的任务十分繁重，那末，发展中国新文化的任务就更加繁重。毛泽东说的“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底子太薄了”，这个“底子”既有经济底子“太薄”，也包括文化的底子“太薄”。

 

但是，建设中国的新文化，有一个前提，也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必须明确对待中外文化的立场和方法。否则会走偏方向，效果适得其反。

 

一、对待中外文化的方法原则是什么？

 

显然，要建设现代化的国家，没有与中国的新经济、新政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新文化，是不可能的。为此，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的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豪情满怀地说：“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毛泽东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5页。）

 

“洋为中用”“古为今用”是正确的方法原则

 

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建设中国新文化的任务就摆在了中国人民面前。这就必须承继祖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也必须学习引进外国的先进文化。但是，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和外国先进文化，中国历来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立场和态度，一种是为学习而学习，没有明确的目的；一种为了建设中国的新文化，为了建设与新经济、新政治相适应的文化。

 

1964年9月，毛泽东在给陆定一的一封信中提出了对外国文化“洋为中用”，对古代文化“古为今用”的“二用”原则。

 

他提出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以及在“用”中进行分析，并在分析的基础上，“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为我们正确对待中外文化明确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原则。他直截了当地说：“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3页。）学习外国先进文化，学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了谁？这是个原则问题，毛泽东为之指明了方向。

 

“洋为中用”“古为今用”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则。首先，把学习的目的说清楚了，即学习外国文化，学习中国古代文化，都是为了“现在”的“中国人”，为了建设中国的新文化。其次，明确了学习的对象，前者是外国先进文化，后者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这就明确了学习的目标，是为了吸取精华。这个外国先进文化，主要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化思想。

 

做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就必须进行分析

 

无论是外国文化，还是中国传统文化，要能够学到对“中国人”，对“现在的活人”有用的文化，就必须进行分析，分清精华和糟粕，分清有用的还是没用的。笼统地学习，即使目的明确也达不到学习的真正目的。对待中外文化，由于不加分析，盲目照搬，在学习过程中出现过严重问题，也有过笑话。

 

1956年4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其中讲到了如何“以苏为鉴”，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问题。讲话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1页。）

 

在中国民主革命初期，就存在着教条主义地对待俄国十月革命原则，对共产国际的指令也存在着照搬、照抄问题，不联系中国国情加以分析，从而造成中国几近被断送的结果。在后来的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当时的苏联军事顾问李德以及唯命是从的中央临时负责人博古，不顾中国的国情，不做分析，照搬外国军事作战原则，“以堡垒对堡垒”，“御敌人于国门之外”，又一次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惨重的损失。这些教训极为深刻。

 

毛泽东还曾对那种盲目学习苏联的具体做法给予了讽嘲式地批评：“比如，过去有人因为苏联是设电影部、文化局，我们是设文化部、电影局，就说我们犯了原则错误。他们没有料到，苏联不久也改设文化部，和我们一样。有些人对任何事物都不加分析，完全以‘风’为准。今天刮北风，他是北风派，明天刮西风，他是西风派，后来又刮北风，他又是北风派。自己毫无主见，往往由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1- 42页。）

 

毛泽东讲的这个例子，就是对一切问题不加分析，没有自己的主见，随风倒，实际上，也是对人民的事业不负责任。

 

无论对外国文化，还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毛泽东一生都反对兼收并蓄和全盘接受，主张在分析的基础上，分清精华和糟粕，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与其相反的态度，或全盘肯定，或一切排斥。这两种极端的态度，都是对中外文化缺乏分析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所致。

 

二、对于外国文化，一要虚心学，二要民族化

 

对外国文化，必须学，但要学习对中国有用的东西，即符合民族文化发展的需要的文化，这就要进行分析、选择。

 

我们“愿意向世界上所有国家学习”

 

对外国文化 坚持“洋为中用”，首先是学，要向“洋”人学习，然后作出分析，看哪些对中国有用，用得上。

 

1956年4月10日，毛泽东会见丹麦驻华大使时说：中国虽然地域广博，拥有6亿人口，但是力量还很弱，中国不会向别人翘尾巴。中国愿意向丹麦学习，也愿意向世界上所有国家学习。如果美国愿意的话，我们也愿意向他们学习。每个国家都有值得学习的长处，我们也愿意向冰岛学习。如果我们有翘尾巴的行动，你们可以批评我们。”（《毛泽东与外国首脑及记者会谈录》台湾出版社，2012年版，第91页。）

 

“洋为中用”的“洋”，不是单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而是不分大国小国、富国穷国，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一切国家。在这方面没有国界，只要这个民族有一技之长，都值得学。在学习上，广收博取、虚怀若谷。这正如习近平同志2014年5月22日在上海召开外国专家座谈会上强调的：“中国要永远做一个学习大国，不论发展到什么水平都虚心向世界各国人民学习。”他说：“不拒众流，方为江海。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信息社会化所带来的商品流、信息流、技术流、人才流、文化流，如长江之水，挡也挡不住。”

 

1953年2月，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这个民族，从来就是接受外国的先进经验和优秀文化的。在封建时代，唐朝兴盛的时候，我国曾经和印度发生密切的关系。我们的唐三藏法师，万里长征去取经，比较后代学外国困难得多。有人证明，我们现在用的乐器大部分是西域来的，就是从新疆以西的地区来的。我们这个民族，从来不拒绝接受别的民族的优良传统。在帝国主义压迫我们的时候，特别是中日甲午海战我国失败到辛亥革命那一段时间，就是说从一八九四年到一九一一年那一段时间，全国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学习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学习他们的科学，有一个很大的高潮。那时，我们的先辈（在座的也有）很热诚地参加学习西方的活动，许多留学生到日本、到西洋去。那一次学习，对我们国家的进步是有很大的帮助的，特别是在自然科学方面，现在还给我们留下了很大一批自然科学工作者，一批宝贵的遗产。”（《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4页。）

 

在中国历史上，学习外国文化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一些。张骞出使西域，郑和下西洋等，特别是从唐朝开始的海上“丝绸之路”，实际上都是在与外国进行着物质、文化的交流，也就是向外国学习。当然，实事求是地说，当时主要是物资交流，学习文化不是很自觉，但客观上也必然引进了一些外国文化。

 

1958年4月2日晚，毛泽东在会见由部长会议副主席雅罗谢维奇率领的波兰政府代表团时说：“中国是个很穷的国家，世界各国什么地方有好东西，统统学来。这是件好事，是讲学好东西，学我们用得着的东西，包括苏联的经验在内。一个国家总有它的特点，不适合这个特点的东西就行不通。各国党应该根据马列主义原则去创造性地运用，结合各国情况去实行。”（《毛泽东年谱》第四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332页。）

 

学习好的有用的东西，最重要的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就学习重点来说，毛泽东强调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观察和分析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不是学习他们著作中的字句，也不是学习他们研究一般问题所得出的个别结论；就学风来说，毛泽东反对理论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主张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就学习方法来说，毛泽东主张建立学习小组，在自学基础上进行讨论，“管教兵，兵教兵，并教官”，互教互学、能者为师。

 

要看“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

 

对于外国先进文化，必须学，但学习本身不是目的。

 

1944年7月14日，毛泽东在《同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中说：“继承中国过去的思想和外来思想，并不意味着无条件地照搬，而必须根据具体条件加以采用，使之适合中国的实际。我们的态度是批判地接受我们的文化遗产和外国的思想。我们既反对盲目接受任何思想，也反对盲目抵制任何思想。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92页。）

 

要分辨“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那就要对问题进行分析、选择。毛泽东说：“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页。）

 

“吃过大亏的”的原因，就是不加分析，没有独立思考，机械地搬用，或叫照猫画虎，这主要是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使然，有些则是崇洋媚外的思想作怪。毛泽东讲到分析问题时说过：我们分析一个事物，首先加以分解，分成两个方面；然后找出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不正确的，哪些是应该发扬的，哪些是应该丢掉的。

 

什么能在中国的土壤上生长起来，这就是选择的原则，就是学习外国先进文化的目的。

 

“学外国织帽子的方法，要织中国的帽子”

 

学习外国先进文化，要以中国的东西、民族的东西为基础。学习外国的文化的思想方法，目的就是学了这些方法用来解决中国的问题。

 

毛泽东还形象地说：“中国的和外国的要有机地结合，而不是套用外国的东西。学外国织帽子的方法，要织中国的帽子。外国有用的东西，都要学到，用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搬要搬一些，但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2页。）毛泽东在批评不加分析地学习西方文化的方法时说：“不单是绘画，还有音乐，都有这样一批人抄袭西方，他们看不起自己民族的东西。”（《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6页。）还说：“中国的豆腐、豆芽菜、皮蛋、北京烤鸭是有特殊性的，别国比不上，可以国际化。穿衣吃饭也是各国不同，印度人穿的衣服就和中国人不同，它是适合印度的环境的。中国人吃饭用筷子，西方人用刀叉。一定说用刀叉的高明、科学，用筷子的落后，就说不通。”（《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8页。）任何一个民族，在文化上都会有它的优点和缺点。从一般意义上说，实现优势互补就是发展、就是进步；进一步说，这种“优势互补”不是等量齐观，也不是双方的优势简单地相加，而是在本国文化的基础上引进外国先进的东西，就是说，要以本国的优秀文化为基础。

 

学习到外国的好东西，既有民族特色，又合世界潮流；既借鉴外国的方法，有符合民族的传统形式；既是中国的，又必须是现代的。毛泽东比喻说：“现代军人的服装，总不能将胸前、背后写着‘勇’字的褂子穿起。写小说也不一定用章回小说的写法。”总之，将外国的先进的有用的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不能简单化、形式化，而应当加以分析，有一个再创造的过程。将外国先进文化引进嫁接，不能嫁接到中国落后的文化方面。譬如，孝道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丁忧”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糟粕。

 

马克思列宁主义应是外国主要的先进文化，但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应该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嫁接。做个比喻，如果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之父”（嫁接用的“枝条”），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之母”（枕木，即原树木），那么，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新文化就是“之子”，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或在中国具体化的东西——中国的新文化。

 

要学习外国，不是说本国的东西不好，而是要在做具体分析的基础上，对中国文化予以优化。我们也有自己的好东西，需要继承下来；外国也有好东西，需要学过来，用以升华中国的东西。毛泽东曾概括地说：“中国的外国的，两边都要学好。半瓶醋是不行的，要使两个半瓶醋变成两个一瓶醋。”（《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2页。）这个思想不仅在政治文化上，在日常生活中也有体现。一对夫妇，结婚前各有优点和缺点。婚姻不应是男女双方1+1=2，而应该是0.5+0.5=1。就是将各自适合婚姻的东西保留下来，不适合的更新掉。

 

文化是多样化的，都“唱一种曲子是不行的”

 

毛泽东说：“地球上有二十七亿人，如果唱一种曲子是不行的。无论东方西方，各民族都要有自己的东西”。因此，文化工作者在创作中要坚持民族化、大众化，学习外国文化既要坚持“洋为中用”的方针，也要看哪些好东西是对中国有用的，适合中国国情的，符合民族形式的。

 

1956年8月24日下午，毛泽东同中国音乐家协会负责人发表谈话，他说：“艺术的基本原理有其共同性，但表现形式要多样化，要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作曲、唱歌、舞蹈都应该是这样。……要有自己的特殊风格，独树一帜。艺术上‘全盘西化’被接受的可能性很小，还是以中国艺术为基础，吸收一些外国的东西进行自己的创造为好。艺术有个民族形式问题，艺术离不了人民的习惯、感情以至语言，离不了民族的历史的发展。艺术的民族保守性比较强一些，甚至可以保持几千年。作为中国人，不提倡中国的民族音乐是不行的。但是军乐队总不能用唢呐、胡琴。外国乐器可以拿来就用，但是作曲不能照抄外国。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在政治方面是如此，在艺术方面也是如此。要向外国学习科学的原理。学了这些原理，用来研究中国的东西，把学的东西中国化。中国的和外国的要有机地结合，而不是套用外国的东西。要用外国有用的东西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文化上对外国的东西一概排斥，或者全盘吸收，都是错误的。应该越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要反对教条主义，也要反对保守主义，这两个东西对中国都是不利的。学外国不等于一切照搬。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毛泽东年谱》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07页。）

 

“应该越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因此，学习外国的东西，应注意三个问题：一是学习对中国有用的东西；二是要在中国的东西的基础上学习，不能东施效颦、邯郸学步，忘记了或抛弃了自己的原本；三是在将外国的东西与自己的东西结合的时候，不能与中国陈旧了的过时的甚至是糟粕的东西结合。这就是说，学习外国，要有自己的根基，这个根基，就是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讲中国传统文化，没有“优秀”界定，就会走偏方向。

 

三、对古代文化，在学习的基础上进行分析、批判和继承

 

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但是，实事求是地说，也存在良莠并存、鱼目混杂的问题。因此，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在坚持“古为今用”的原则下，要进行分析，分清精华和糟粕，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不能兼收并蓄、照单抓药。

 

“珍惜中国的历史文化，下大功夫学习”

 

毛泽东对中国古代文化有很高的修养。从经史子集到稗官野史，他几乎无所不读。二十四史约4000万字，他读了，还写了大量的批语。他说过：“二十四史大半是假的。”这是通读的证明。《资治通鉴》，他读了一十七遍。这是专业的史学家和思想史家也很少做到的。埃德加.斯诺说过：超过同仁的历史学养是毛泽东手中的一张王牌。毛泽东在中国的古代文化问题上，他拥有很充分的发言权，有进行评论的绝对资格。

 

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学习外国文化的根基。中国在5000多年的文明史中，创造了灿烂的文化。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时明确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这是我们的一项重要任务。（《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534页。）

 

2014年10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我国历史上的国家治理进行第十八次集体学习。习近平同志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文明也是人民创造的。对绵延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应该多一份尊重，多一份思考。”“对古代的成功经验，要本着择其善者而从之、择其不善者而去之的科学态度，牢记历史经验、牢记历史教训、牢记历史警示，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又说：“我们要对传统文化进行科学分析．对有益的东西、好的东西予以继承和发扬，对负面的、不好的东西加以抵御和克服，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不能采取全盘接受或者全盘抛弃的绝对主义态度。”（《新华每日电讯》10月14日）习近平同志讲得十分明确，也很辩证，这与毛泽东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法原则是一脉相承的。

 

“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

 

毛泽东是中华文化的集大成者。他说：“在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708页。）

 

在长达28年的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和后来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中，中国的传统文化发生了一个突变：在伟大的民主革命战争中，特别是在抗日战争，包括人民解放战争中，以及中国的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中国的政治、经济以及人民群众的生活和精神面目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变化。相应的，中国文化也发生了质的变化，或者叫转型。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由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奴化文化变为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文化。二是由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儒家文化变为为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服务的新文化。三是由形而上学、唯心论的文化变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的文化；四是由少数人垄断的陈旧、保守、落后的文化变为为大多数人服务的赋予创新的民主性的文化。它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新文化。毛泽东就是实现这种变化的推动者和创新者。毛泽东推动的，因而形成的新文化，既深深地植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里，又为新经济、新政治服务，具有新时代的意识形态特性。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把孔子“神化”、“王化”是历代统治者所为，与孔子的初心无关，孔子是无辜的、不幸的，也是他的悲剧。在当时，孔子只是维护夏、商、周三代文化，守护中华文脉之根；而对封建社会的兴起，孔子原本是反对的。因为他是站在恢复奴隶制立场上说话的。但是，这种复古、保守、僵化、落后的思想，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又恰恰成为走向衰落时期的封建统治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需要。在这方面我们需要说明的是，对于一个封建王朝的朝代，他本身就具有发生、发展和衰败的三个阶段。在这三个时期中的最后阶段，往往是拼命宣扬孔子。将孔子文化作为救命稻草。南宋、元明清末期，都是如此。

 

四、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与转型

 

毛泽东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真正继承者之一，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继承、创新、发展并能应用于革命实践的第一人。

 

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辩证的分析

 

辩证地评价中外文化是毛泽东文化思想的一大特色。尤其是对中国历史文化，通悉程度不能说绝后，但可以堪称空前。

 

对于“五四”运动，毛泽东总体上是极为拥护的。但他在充分肯定五四运动中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意义的同时，也指出了“五四”运动的缺点：“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种形式主义的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这个运动的发展。”（《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32页。）毛泽东这段话表明了他对中外文化的基本观点，即一分为二。这种既学习继承又批判的态度，难能可贵。

 

1944年，毛泽东再次强调：“我们信奉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思想方法，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中国文化遗产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外国思想的价值。”“中国历史留给我们的东西中有很多好东西，这是千真万确的。我们必须把这些遗产变为自己的东西。”（《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1页。）

 

针对有人提出的关于“孔孟之道是中国文化的不良传统”这个观点，毛泽东说：“剥削阶级当着还能代表群众的时候，能够说出若干真理，如孔子、苏格拉底、资产阶级，这样看法才是历史的看法。”“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4页。）他还说过：“中国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我们写历史，要讲到这个。”

 

中国文化史上破天荒的几个第一次

 

毛泽东的文化思想之根深深地扎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里，并在中国伟大的革命实践中，将中国传统文化提升到一个新的阶段或者说实现了对传统文化的转型。因为他一贯反对那种对中国传统文化全盘照搬和一概否定的形而上学的思想。它主张而且实践了对中国传统文化在批判的基础上，分清精华和糟粕，对中国历史上的具体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进行了具体的历史的分析。总之，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科学的方法。

 

在这一历史阶段中，中国第一次真正地推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反动统治，包括日本帝国主义和美帝国主义支持的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以土地革命为标志，彻底消灭了存在2000多年封建的生产关系，第一次改变了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赖以存在的基础；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结束了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历史，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第一次建设了门类齐全并初具规模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并实现了既无外债，也无内债，完全靠国内自我循环的经济体系，不如美国为首的外国资本主义的圈套；第一次真正出现了政治上人人平等的局面；中国第一次由一个分崩离析、遍体鳞伤的旧中国进入世界舞台，立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第一次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这一历史时期的政治文化现象是相当宝贵的。尽管在历史长河中是短暂的，但是，给中国人民留下的印象和思考又是深刻的和永久的。作为文化的价值，主要的不是在于时间的长短，而在于它的时代性、科学性和指导性。毛泽东、共产党创造的新文化是历史的、客观的。这个新文化的历史地位不是任何人强加给中国人的，历史、人民在为中华民族选择了毛泽东的同时，也同时选择了毛泽东为主创造的新文化，而且是在那个时代这个民族最聪明最智慧的选择。因为仅仅是毛泽东的出现，中国的历史已经改道而行。

 

由于毛泽东在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融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世界先进文化，实现了有机结合，并在中国伟大革命实践中予以创造性地发展，他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在新文化指导下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因此，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创立的新文化在中国意识形态领域文化发展史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在毛泽东之前的中国传统文化，为什么没有实现过辩证地发展，即突变，是因为在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在经济、政治上没有发生过真正地革命，也没有外国先进文化的融入。

 

毛泽东对待中外文化的立场，就是为中国人民的，为中华民族的立场；毛泽东对中外文化的分析方法，就是唯物的辩证的。这是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待中外文化的科学方法。

 

2013年10月13日

 

作者：李瑞昌  曾任中共泊头市委书记，沧州市市长，河北省委研究室主任。八届全国人大代表。著有《为政德识谈》《警示明鉴上下册》《人生智慧纵横谈》等书。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来稿】图片来源网络 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