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法西斯主义产生于新自由资本主义的危机中，并与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动态发展息息相关。研究新法西斯主义可以从资本主义国家的合法性危机、新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政治联盟的关系以及新法西斯主义与早期法西斯主义的异同等三个方面入手。此外，新法西斯主义也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密不可分，特别是近年来新自由主义分子一直从理论层面讨论如何利用国家防止民主运动干扰资本主义积累和市场需求。总之，本文旨在明晰新自由主义与新法西斯主义在理论、意识形态和经验等方面的关系，并帮助建立一种战胜新法西斯主义的有效政治回应，而不是简单地重建新法西斯主义持续再现的条件。
一、引言
资本主义积累的必要条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合法性之间存在着固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矛盾。在过去40年新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中，企业权力的崛起削弱了国家内部的公众代表、代理机构和问责机制。新自由资本主义的定义常常回避企业权力的问题，即将“新自由主义”与削弱国家作用并支持“自由市场”混为一谈。与此相反，改善资本主义国家中企业权力的代表性，而不是“削弱国家作用”或促进“自由市场”，才是理解新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动态的核心[1]。
在新自由资本主义下，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国家公共职能的转向（即进一步补贴、增强和集中国家与市场内部的私人权力）扩大了企业的政治和市场权力。随着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共职能在新自由资本主义崛起的40年里不断被削弱，公众对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的支持率也随之下降，这为支持威权资本主义的政客推行新法西斯主义创造了机会，并且这已经成为一种全球性现象[2]。
为了更好地理解新自由资本主义和新法西斯主义之间的关系，我们首先要追溯至20世纪30年代法西斯主义出现的历史背景。当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机构无法在原有的法律、规范和准则内运作时，资本主义危机就催生了威权主义的“解决方案”。
长期以来，这些危机都是由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积累型经济体系所固有的紧张关系驱动。当资本家无法维系一个允许资本投资进行扩张的利润率时，他们就会寻求解决办法（包括重建那些阻碍盈利的制度）。
当这种危机爆发时，重建可能会导致资本主义国家政体的根本改变，或者至少会出现通过威权统治保护资本主义的社会运动和霸权计划。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告诉我们，因其军事力量、群众动员和（或）共和制形式保留（如公民投票或受控的选举过程）的程度不尽相同，威权主义政体存在多种类型。
在20世纪30年代，当“民族资本家”[3]面临因全球大萧条而日益加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时，那些信奉法西斯主义的领导者便从分裂的阶级和社会环境中粉墨登场。他们推行白人至上主义、反动民族主义、军国主义、沙文主义，并把少数族裔、社会民主党、工人运动等视为实现其理想国家的阻碍，试图驱逐、压迫和消灭他们[4]。
资本主义统治阶级要么支持这种反动转向，并将其视为稳定和提高资本主义利润的机会，要么最终因共同利益与法西斯主义运动合作，镇压那些被视为盈利障碍的工人阶级政党和工会。
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法西斯主义是资本主义危机的恶果，表现为资本主义制度合法性的崩溃，以及阶级和社会斗争的不断深化，这些斗争主要集中在当时需要构建何种社会才能解决危机。因此，法西斯主义的类型与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条件密切相关。事实证明，如果法西斯分子能够以扩大国家力量的方式重建资本主义国家，恢复其盈利能力，镇压工人阶级政党、工会和政治运动，他们就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
在国家资本主义积极争夺市场准入、原材料和地缘政治优势的时期，20世纪30年代兴起的法西斯主义开始建设大规模的威权主义国家，这类国家有赖于强大的军队和大规模的法西斯主义政党进行群众动员[5]。
二、法西斯主义与新法西斯主义
相比之下，当前的新法西斯主义是在新自由资本主义危机中出现的。在危机中，除了在军事化与监管方面，资本主义国家的职能长期以来已经从大规模的国家能力重新转向迫切的资本主义积累。
在40年间，新自由资本主义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了重建，以便使其更直接地为最强大的资本主义部门的利润积累服务。这意味着资本主义国家已经经历了长达40年的“解构”[6]，由此，国家活动不同程度地致力于增强企业部门的政治和经济实力。在此过程中，国家更严重地依赖累退税政策，这降低了企业和富人的纳税，增加了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负担，导致了更多的公私“伙伴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国家直接向企业投资者提供更多补贴，以降低投资成本；减少对工人阶级的公共补贴和福利援助，鼓励向资本家提供更多廉价劳动力；通过贸易和投资协议激励全球供应链的建立，推动企业权力全球化体系的制度化[7]。
与20世纪30年代相比，当今的新法西斯主义运动旨在通过推动资本主义国家的进一步“解构”，加速新自由资本主义的制度化进程[8]；不同于20世纪30年代的法西斯主义通过动员大规模的支持网络并利用政党来构建一个为资本家服务的强大国家机构，新法西斯主义在一个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体系中运作，其目的是从已经被削弱的公共能力中加速剥离公共和监管职能来增加其社会资产的积累，促进强大资本利益的“自由”。
当代极右翼的法西斯主义言论，包括白人至上主义、沙文主义、排外心理以及攻击腐败的“政治阶层”等，与20世纪30年代的许多法西斯主义前身遥相呼应。新法西斯主义是资本积累危机加剧的产物。新法西斯主义者攻击他们所谓的“政治阶层”的制度化权力，这种攻击能力是自由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合法性下降的直接表现。40年来，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共职能被掏空，转而直接服务于资产阶级的积累需求[9]。
我们对当代新法西斯主义的释义包括以下结构性的和有用的因素，这些因素诠释了新法西斯主义、资本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不同部门的权力集团之间的关系：
1、在新自由资本主义发展的40年里，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一场长期的结构性危机，其特征是公共职能的空心化和企业利益在国家内部占据支配地位，这降低了国家的公共合法性，导致了主要政党和政府机构的支持率下降，为极右翼、新法西斯主义运动及其领导者创造了机会。
2、资本主义危机，特别是2008年爆发的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直接导致了极右翼运动的兴起。这些运动通常包括新法西斯主义政治潮流，其言论和目标是反对自由民主的制度、程序和过程，支持那些要求取代程序民主的威权主义“强人”。在这个过程中，攻击“政治阶层”、有色人种、少数族裔和移民成为新法西斯主义领导者的政治武器。这些运动试图表达“白人文明”正在受到攻击，并将“国家”定义为白人至上主义价值观的体现。
3、资本主义部门在如何应对极右翼和新法西斯主义联盟的问题上存在分歧。
金融投机者，石油、采矿和农业综合企业等采掘性资本主义部门，以及小型商业团体和联盟，为极右翼和新法西斯主义政治网络的形成发展提供了便利和资金，其目的是通过加强新自由资本主义政策扶持来增加企业权力。一些（虽然不是全部）通常由资本家资助的强大新自由主义智库，已经接受了许多极右翼的排外主义和种族主义言论，将其作为资本家政治计划的一部分，这一计划试图进一步剥夺国家的合法性和解构国家，以赋予私营部门的资本家更多权力。长期以来，企业一直利用极右翼和新法西斯主义的政治运动来消解政府公共职能的合法性，支持私有化、补贴企业和扩大国家内部的企业权力。
4、囊括了新法西斯主义势力的极右翼也包括资本主义权力结构之外的群体，如中产阶级成员、白人工人阶级的上层部分、警察和安保人员，以及宗教团体，他们用与新法西斯主义相关的种族化语言和政治纲领来界定自己：拥护白人至上主义，将少数族裔、有色人种和移民视为“威胁”，兜售把监狱、边境安全和惩罚性安全措施视作重回白人至上主义必要条件的“法律和秩序”言论。
5、我们认识到，新法西斯主义运动将根据其特定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产生具有以上四个特征的不同变体。
为了更好地说明对新法西斯主义的分类，本文对美国和巴西进行了相关研究，它们不仅充分诠释了本文对新法西斯主义的界定，而且将对推动全球新法西斯主义运动产生深远影响。
与我们的观点相反，许多左翼和自由主义评论家将新法西斯主义的崛起描述为“右翼民粹主义”，认为它填补了自由—民主政体中公共职能空心化所造成的空白。如阿姆斯特丹学派（Amster‐dam School）将“民族民粹主义”描述为对金融全球化的一种应对，认为它与新自由主义相抗衡[10]。
与这种对右翼威权主义崛起的理解相反，我们的分析指出了新自由主义的一贯坚持和捍卫；特朗普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重新命名”为《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USMCA），这实际上是一种重塑，即新法西斯主义在言论上激起了公众对新自由主义影响的怨恨，但作为一个权力集团，它体现了对全球霸权的改造，而不是推翻[11]。
关于唐纳德·特朗普，与经典法西斯主义形成对比的是，迪伦·莱利（Dylan Riley）认为“特朗普没有可以领导的官僚组织”[12]。但自2021年1月6日发生的美国“国会暴乱”事件[13]以来，上述观点显然站不住脚。至少就左翼对美国事态发展的分析而言，不应该轻易蔑视这种具有新法西斯主义特征的特朗普主义。也就是说，事实上美国的极右翼既缺乏意识形态的统一性，也缺乏经典法西斯主义的组织能力。尽管如此，莱利的观点仍然可能是正确的，毕竟美国右翼的意识形态分裂由来已久。
回顾凯恩斯—自由主义在美国的鼎盛时期，我们可以看到自由主义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所描述的一种常见的模式：“美国的右翼被组织成数量极其庞大、规模不定的狂热团体。这些团体远没有团结起来。他们有合作和趋同之处……也有共同的偶像。”[14]霍夫施塔特列出的各种问题的独特组合，包括“解决资金问题，打破土地垄断，揭露隐形的世界政府，带头摆脱官僚主义，分发《犹太人贤士议定书》，弹劾艾森豪威尔，废除所得税，消灭共济会，迫害天主教徒……解散心理健康运动，停止供应氟化水……”[15]
新法西斯主义与20世纪50年代的极右翼之间的连续性和差异发人深省；种族主义和排外心理需要进一步升级，以囊括伊斯兰恐惧症和对移民更为明显的敌意，尤其是当代新法西斯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其经典先驱的“社会主义”替代目标；不再有兴趣打破任何形式的垄断，也不再有兴趣挑战任何形式的产权。但其对医疗研究的敌意似乎后劲十足。
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坚持认为，“法西斯主义”这一术语只能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社会经济危机和以群众为基础的社会运动的意义和语境中使用，法西斯主义“是在经济混乱或萧条时期对社会革命危机的一种回应”[16]。相反，在我们看来，这种坚持认为法西斯主义只能是某种情况下（需要一个极端的威权主义国家来限制既激进又强大的工人阶级，尽管不幸的是，工人阶级的力量还不足以成功实现社会主义）的产物的观点并没有历史依据。
正如我们在新法西斯主义的崛起中所看到的，诉诸威权主义政治也可以先发制人。在安德森对巴西政治的重点分析中，他提出了一个对我们的分析具有根本性意义的观点，即巴西劳工党是“二战以来唯一从劳工运动中建立起来的新型群众政党，它从规模、影响力和相对凝聚力方面都超过了拉丁美洲的其他组织”[17]。在冷战后的历史背景下，即便是最温和的社会民主主义在巴西的复兴，以及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的竞选活动，也足以引发恐慌，或者成为博索纳罗和特朗普等政治人物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借口。
安德森还指出：“劳工党的温和和宽容政策与愤怒的中产阶级和媒体对其的敌对态度之间一直存在着不对称性……这种单方面憎恶的表达变得越来越暴力……而示威者则高唱他们的标志性歌曲《资本主义将继续存在》。”[18]
威廉·I.罗宾逊（William I.Robinson）对新法西斯主义的崛起进行了相当巧妙的总结，他说：“这似乎是一场防止工人阶级和群众抵抗蔓延的先发打击。”[19]
在后冷战时代，美国和巴西出现的温和社会民主政治就足以引发新法西斯主义。在这种情况下，小资产阶级很容易被误导，相当一部分资本主义精英习惯于将国家工具化。这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传统保守主义的危机，传统保守主义倾向于将国家概念化为社会一体化。
所有形式的法西斯主义都倾向于模仿左翼（正如其所设想的那样），并将政治视为能够起到重要作用的斗争，鉴于其沙文主义的意识形态，法西斯主义会用贬义术语（如“卑鄙小人”等）描述更传统的保守政治形式。班农（Bannon）在这方面使用“解构主义”就是一种“经典法西斯主义”的修辞手法，尤其是他曾将“文化马克思主义”视为对手。
凡是新法西斯主义领导者或新法西斯主义运动获得权力的地方，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国家的公共合法性都在下降。在长达40年里，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共职能扭转为更直接地服务于私人资本积累（特别是在长期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危机期间），这进一步侵蚀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共合法性[20]。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恰好可以被视为国家对资本主义企业大规模公共补贴的终极表现，自此这些企业的生存开始依赖于数万亿美元的政府支出。从纳税人运转到最富有金融公司的巨额公共补贴，明显地暴露出资本主义国家与其最强大的企业捐助者之间已经建立起来的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通过加速经济不平等的增长，以及加剧对资本主义管理机构的不信任和怀疑，政府对实力雄厚的全球性金融部门的慷慨解囊，加深了当代资本主义危机[21]。
与此同时，危机的加剧导致了新法西斯主义政治家、政党和社会运动的出现，他们对危机的解读反映了政治联盟的优势，这些政治联盟认为整个“政治阶层”已无药可救，需要“彻底改变”。极右翼和新法西斯主义势力还利用新冠病毒疫情作为政治机会，为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来避免资本主义生产和全球价值链的中断进行辩护[22]。
强大的资本主义部门长期以来一直依赖这种煽动性言论来推动新自由主义的重建，这耗尽了国家的公共职能和监管能力。当前，新冠病毒疫情下的资本主义危机正在更加剧烈地重演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同样的行为体正从当代资本主义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企业补贴中受益，这些补贴得到了主流政党的支持，长期以来，这些政党对其企业支持网络、捐赠者和游说者的承诺使他们丧失了代表公众选民的能力。
随着公众不断迁怒于税款去向以及谁将纳税人的支出中饱私囊，公共捐赠条款也几乎没有任何条件限制，种种乱象为更大规模的阶级冲突和左翼社会运动的兴起作好了准备，这些运动、政党和组织可以将愤怒引向政治阶层和企业阶层之间的密切关系。
然而，因40年来统治阶级对工会的打击，以及社会民主党和工党右转倾向于支持对企业更友好的立法政策，导致了有效的工人阶级政治和经济代表权的分裂和破坏，这条道路被阻断了[23]。
工人阶级代表权的真空最终被极右翼政治联盟所填补，他们很容易演变成新法西斯主义的变体，因为他们试图将自己与“政治阶层”区分开来，成为一种可以肃清国家腐败并代表传统法西斯主义话语利益（如白人至上主义、种族主义、排外心理以及“国家伟大”神话）的“局外人”。
新法西斯主义和其前身一样，用种族来界定资本主义危机，并认为特权种族的利益受到损害的原因在于“政治阶层”从他们手中剥夺了本应属于他们的“特殊利益”。这种言论是送给那些在进一步剥夺资本主义国家公共职能合法性方面获得既得利益的资产阶级的“礼物”。
随着新法西斯主义言论妖魔化少数族裔和移民，并呼吁加快社会管制和军事化进程，资本主义危机的罪魁祸首逐渐从实力雄厚的资本家身上转移到自由民主国家机构本身。这样一来，新法西斯主义就像它的前身一样，提供了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动力，朝着进一步限制、减少甚至可能消除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方向发展，并倾向于采取威权措施，选出一个被信任的，而且可以代表一小部分公众不满情绪的领导者[24]。
与以往的法西斯主义一样，公众中最支持新法西斯主义领导者的那部分人属于小资产阶级，他们比大多数工人阶级富裕得多，但不如资本的主导部门那么稳固，后者的利益受到新自由资本主义最直接的保护和保障。实行更具累退性的税收制度对中层资本造成的影响比对上层1%[25]的影响更大。中层资本这个群体对新法西斯主义领导者和新法西斯主义运动的支持程度不应被低估，尽管有一种不幸的趋势，即这一群体衰落为“白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削弱了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和等级，小资产阶级中的较低阶层与除了工资之外没有多少资本和储蓄的工人被划为同一个收入和阶级类别。
对新法西斯主义社会基础的任何分析都需要考虑工人与中层资本家和（或）管理人员之间存在的分歧[26]。使用虚假的统计分类将工人阶级与没有大学学历的人群等同起来，这种做法在美国那些描绘“白人工人阶级支持”特朗普的文章中司空见惯，我们需要通过对特朗普的新法西斯主义支持网络进行更具体的审视来质疑这种做法[27]。
在接下来的分析中，我们将首先讨论新法西斯主义在当代全球资本主义中崛起的结构性经济和政治条件。其次，我们将解析倾向于支持新法西斯主义政治领导者或运动的政治联盟的构成，其中包括全球投机金融的资本主义部门，石油、天然气、采矿和农业综合企业等采掘部门，小资产阶级成员（包括小企业中的高收入与低收入群体），因去工业化和金融失控而感到被抛弃的白人工人群体，以及宗教运动，尤其是与极右翼福音派或其他基督教派别联系在一起的宗教运动。
q全球资本中一些最盈利的部门与中产阶级社会支持之间的联姻，建立在种族主义、排外心理和因企业和宗教意识形态而加剧的父权制权力结构基础之上，这种联姻为国家乃至全球的新法西斯主义支持网络创造了便利[28]。
最后，我们将简要概述两个案例研究，其中包括两个在政治上取得成功的新法西斯主义政治联盟：美国的特朗普和巴西的博索纳罗。我们通过这些案例研究来说明在不同背景下引起新法西斯主义运动的历史和比较因素，随后我们又考察了新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对左翼的影响。在这里，我们认为左翼需要对新法西斯主义采取明确的反对立场，因为新法西斯主义对工人和人类构成了生存威胁。然而，这种政治反对的必然性需要建立在工人阶级地位普遍提升的基础上，因为工人阶级在新自由主义发展的40年中一直受到极端打压。只有通过推动以战胜法西斯主义和扭转新自由资本主义（以及挑战资本主义本身）为共同使命的工人阶级运动，才能既战胜新法西斯主义，又削弱新法西斯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直接关系。
资本主义有着威权主义的固有倾向，新自由资本主义产生了新法西斯主义，因为无情的积累动力剥夺了自由民主制度的公众问责机制，公众问责机制在历史上仅有的吸纳工人阶级参与，正是源自工人运动的压力。面对新法西斯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危机，左翼需要吸取这些教训。
三、资本主义国家的合法性危机
强大的资本主义联盟通过政治游说、结构性经济力量和反对工人与穷人的阶级斗争，加速了国内和国际政策的“右转”。在我们的分析中，这些联盟代表“跨国资本与反动和压制性政治权力的融合”[29]，导致了当代新法西斯主义形式下的“跨国资本独裁”。新自由主义政权的矛盾之一便是它放松了对企业的监管，却又严格管制着穷人。由于新自由主义摇身一变成为新法西斯主义，其威权主义的一面便当然更加凸显，并日益占据主导。从这个意义上说，随着边缘化和对过剩人口的威权式控制的加剧，禁毒战争和警察军事化成为维系其统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化石燃料法西斯主义，其在新法西斯主义议程中对于必要时通过武力保持解除管制起到重要作用。绿色政治，尤其是左翼绿色政治的再次出现，正如卢拉和桑德斯的社会民主主义一样，在很大程度上威胁了化石燃料部门的权力和利润。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发现了对在这一部门工作的工人阶级有意识形态上吸引力的物质基础。我们的分析认同小资产阶级作为法西斯主义群众基础的传统观念，但也要承认，相对有特权的那部分白人工人阶级确实为美国的新法西斯主义提供了一定的基础，因为他们与化石燃料工业、军工复合体或国家安全警察机构存在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一方面，新冠病毒疫情为加速特朗普—博索纳罗新法西斯主义的极端化提供了背景，也为其危机和可能的衰落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我们预计在气候科学、医学、选举运作和任何其他不易验证的现实问题上，非理性主义会越来越多，这又是典型的法西斯主义特征，也是我们所说的新自由资本主义潜在结构性衰退的表现。
1980年至今，通过对社会福利和监管职能的无情抨击，资本主义国家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的结构性调整。衡量这些趋势的一种方法是考察资本家利润和工人阶级工资在收入中的占比。
在众多资本主义国家中，贫富差距、阶级不平等等问题日益凸显，劳动收入相对于资本收入占比下降[30]。因各国具体社会经济和政治历史的差异，这一趋势以不同的方式呈现。美国和西欧的跨国公司利用其政治和市场力量促进全球价值链的生产重组，这导致生产活动被分包给工资较低的地区，从而降低了发达国家工人的工资。与此同时，跨国资本在特惠贸易协定中充分利用其在全球政治经济上的结构性力量，这些协定有助于建立日益全球化的生产体系，从而给“全球南方”[31]的工资带来下行压力，其政府在相当有利于资本榨取剩余价值的条件下，促进了全球生产的分工。
历次资本主义危机（包括2001年全球经济危机，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2019年新冠病毒疫情）之后，跨国资本家都会积极地向资本主义国家寻求大规模补贴，补贴的范围越来越大[32]。规模日益庞大的全球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加速了对资本主义国家合法性的侵蚀，这种合法性同时也被几十年来的国家政策所削弱，这些政策导致了公共部门债务融资增加，面临工资停滞的工薪阶层家庭负债（和不稳定性）增加，以及由利润回报率低迷和企业利润日益金融化（受资本主义国家提供的廉价资金来源的激励）推动的企业债务增加[33]。
作为对国家公共职能空心化的回应，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长期的合法性危机。这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都很明显，包括美国、西欧大部分国家以及“全球南方”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
在美国和西欧大部分国家，公众对国家立法机构和民选官员的支持率有所下降，参选率（尤其是工人阶级的参选率）同样在下降。与此同时，历史上与工人阶级选民有联系的政党，特别是社会主义政党和社会民主党，其支持率也在下降。有着不同意识形态的政党在执政后越来越青睐新自由主义政策，这一趋势反映了政党的企业化和“专业化”，因为政党精英更多地依赖于公关公司、企业顾问、民意调查数据以及他们的政策对资本主义市场的预期影响，而不管意识形态如何[34]。
四、新法西斯主义的代理人
学界试图通过关注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的因素来解释极右翼政党、运动和联盟的崛起。在供给方面，他们考察了主流资本主义政党合法性的下降可以在何种程度上推动极右翼势力吸纳其支持者（那些人往往感觉自己被主流政党背叛或抛弃）。
很多学者将社会民主党、工党的支持率和合法性的下降与被极右翼政党填补的政治真空联系在一起。与此同时，保守派政党也经历了一场公众支持率下降的合法性危机，这导致了保守派政党联盟内部的分裂，极右翼运动和政党的出现加速了白人至上主义、反移民和极端民族主义等言论的散播。
关注需求的学者则认为金融危机与极右翼政治运动的兴起之间具有密切关系。然而，其中的大多数学者都未能把日益加剧的不平等或贫困与极右翼的崛起直接联系起来；相反，极右翼运动的社会支持率不断上升的最佳预测因素是相对剥夺，尤其是中产阶级内部的群体，他们的阶级地位稳定性存在不确定因素，这往往与其感知到的威胁有关，如少数族裔、移民、外国文化或宗教传统，以及被认为是更有能力保护现有等级制度的最佳社会秩序的弱化[35]。
人们发现，金融危机助长了一些人对极右翼运动和政党的支持，那些人的债务不断增加，这有可能使他们脱离在社会阶层中的地位[36]。作为这一进程的一部分，承诺“挑战”建制派及其整个体制大厦的新领导者会得到一些人的支持，这些人认为似乎有必要进行根本性改革，以恢复关乎更高安全性的条件。
截至目前，学者们往往淡化了极右翼与法西斯主义的联系，不仅因为极右翼政党有参加选举的意愿，而且（有时）他们也会调整信息传递方式和政治承诺，其中可能包括承诺强化福利国家（特别是对土生土长的白人选民而言），并组建可能包括明确的法西斯主义政党（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的联盟。
我们认为，这种将极右翼视为在建制内活动，而不是积极寻求摧毁自由民主的看法，忽视了极右翼运动领导者积极寻求扩大资本主义利润，并试图清除影响资本主义积累的任何自由民主障碍的企图。通过考察近几十年来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极右翼政治运动，我们发现了三种趋势，这构成了我们所说的新法西斯主义政治运动的特征。
第一，一些新自由主义智库、基金会和政治行为体与新法西斯主义政治信号之间有着密切联系。不少全球性的新自由主义组织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宣扬保守的民族主义立场，为新法西斯主义政治运动提供了有利的意识形态支持，包括“西方文化”的优越性、反对多元文化主义、伊斯兰恐惧症、重申“国家伟大”、排外和反移民，以及为国家支持资本主义积累而辩护[37]。新自由主义的创始人广泛致力于在资本主义市场和自由民主国家之间设立障碍，自由民主国家的职能将受到限制，以确保对资本家财产权的普遍保护，并为自由的资本主义积累提供条件。长期以来，新自由主义者一直反对自由民主，因为自由民主超出了他们所认为的保护和扩大资本家私有财产和资本积累的允许限度，而新自由主义传统的创立者试图保护这些权利不受民主问责[38]。
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新自由主义思想家们延续了这一趋势，他们将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移民、被压迫群体为争取承认的制度性和系统性的种族主义斗争，以及外国宗教特别是伊斯兰教，视为对“西方秩序”的威胁。这种秩序本质上是对个人财产权的承诺，欧洲中心主义价值观将群体对国家的要求，特别是来自被认为是外来文化、宗教或意识形态的要求，视为与西方“自由”观念的对立。新自由主义智库，包括国际事务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亚当·斯密研究所（the Adam Smith Institute）、哈耶克研究所（the Hayek Institute）、奥地利经济中心（the Austrian Economics Center）、米塞斯研究所（the Mises Institute）、胡佛研究所（the Hoover Institute）和美国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都产生了一些支持新法西斯主义政治运动的主要思想先锋，包括支持英国脱欧、领导英国脱欧公投的极右翼政治联盟。这些新自由主义智库的成员与美国（特朗普）和巴西（博索纳罗）的新法西斯主义运动以及西欧、东欧出现的一系列其他的新法西斯主义运动之间也存在重要联系。新自由主义政策倡导者为极右翼政党和运动提供了意识形态和物质上的支持，其联盟成员包括那些意图用威权统治取代自由民主国家的典型法西斯主义团体[39]。
第二，组成新法西斯主义运动的政治联盟包括资本主义利益集团，这些集团往往要求削弱、破坏自由民主国家的执法和监管能力。金融投机资本则支持包括新法西斯主义在内的极右翼运动，例如英国的脱欧运动，该运动的资金来自伦敦金融城（City of London）最具投机性的金融部门[40]。石油、采矿和农业综合企业等采掘部门依赖自然资源获取利润积累，它们为新法西斯主义运动提供了一贯的支持保障，这些运动充斥着大量否认气候变化和生态系统相关的谬误和谎言。新法西斯主义建立在对真相的系统性攻击和兜售与神话有关的叙事基础上，这些叙事往往被认为是维护西方文明和白人身份、抵御“自然秩序”和“威胁”的必要手段。基于法西斯主义过去的白人至上主义意识形态的传统观念，以及资本主义为促进资本家获利而进行的种族压迫历史，资本主义采掘业一直是新法西斯主义攻击自由民主国家的重要推手[41]。该部门的企业与极右翼运动和政党建立了联系，其活动旨在进一步剥夺自由民主国家观念、行动和宗旨的合法性42。
第三，新法西斯主义运动的基础主要来自规模相对较小的区域和本地企业，而不是全球化的资本主义部门[43]。这些资本所有者在当地具有直接的政治影响，并通过商业供应链与更大规模的资本所有者网络建立联系。然而，他们的地位并不等同于全球上层资本，因为后者往往拥有和控制着权力、特权或货币资金。对他们而言，最大的威胁是国家的条例、法规和税收要求，而且受到日益缩小的税基的影响，税基缩小减轻了跨国公司的纳税负担，而跨国所有权结构强化了其逃避国内税收的灵活性和能力。中小企业，尤其是那些资本构成中劳动力成本占很大比例的企业，最容易受到资本主义危机的影响，也最有可能支持与新法西斯主义运动有关联的极右翼候选人[44]。
宗教极端主义运动通常在新法西斯主义运动的意识形态和宗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学界将美国极右翼福音派运动的崛起与威权主义、新法西斯主义的目标，即废除政教分离联系在一起，并以此作为建立专制神权政体的途径。这种极右翼福音派新法西斯主义思潮为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铺平了道路，但几十年来，它一直是共和党重要的政治和社会基础。这场新法西斯主义福音派的极端主义运动并不局限于美国，它已经成为一场全球性运动，如包括巴西在内的拉丁美洲新法西斯主义思潮。宗教极端主义在其他地方以不同的教派形式出现，如本土主义和新法西斯印度教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这些运动使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得以成为印度总理，并推行其新法西斯主义政策[45]。
下文将介绍两个简短的关于新法西斯主义运动案例的研究总结，即特朗普和博索纳罗。笔者将重点介绍关于这些运动如何产生、其支持基础的特点以及他们所支持的政策类型等。
五、案例研究
法西斯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基本结构特征，它的出现往往伴随着不同的资本主义危机。因此，把21世纪法西斯主义简单地视为20世纪早期法西斯主义的重演是不正确的。它们虽然源自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危机，但这些危机都是在特定的历史唯物主义背景中形成的，它们的差异对于理解新法西斯主义的基本特征至关重要。在这里，我们简要地介绍在当代资本主义危机中上台的两位总统——特朗普和博索纳罗，他们是新法西斯主义特征的缩影。我们所做的工作旨在加强针对新法西斯主义运动的政治回应的有效性，进而推动建立一种更有可能战胜新法西斯主义的替代方案，而不是简单地重建新法西斯主义持续再现的条件。
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政治联盟为特朗普和博索纳罗等新法西斯分子的出现铺平了道路。就在特朗普和博索纳罗赢得选举之前，组织严密、根深蒂固的企业游说团体对各自的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了深度掠夺。在美国，最直接的表现发生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如危机管理条款加剧了社会财富持续向美国收入金字塔顶端集中，并进一步使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丧失合法性。企业资助的茶党运动预料到特朗普会攻击“政治阶层”、治理机构和社会保障体系，因此直接为其铺平了竞选之路。在联邦和州一级，代表广泛资本主义利益的组织积极推动削减公共服务资金，私有化政府职能，丑化激进政府的支持者，并利用种族主义和排外心理来助推美国警察和安全部队的持续军事化扩张——这一趋势由来已久，但自9·11事件以来尤为突出[46]。
特朗普最大的资金后援来自那些希望进一步推行放松管制、降低税收等新自由主义政策的资本部门，以及那些游说关税保护、扩大军事预算、加强边境“安全”的资本部门。此外，寻求保护以免受外国竞争的资本主义对冲基金经理、石油和天然气公司、钢铁和铝业公司以及制造业等都被特朗普所吸引[47]。在特朗普任职期间，更大范围的企业利益集团积极参与企业减税方案细则的起草，该方案预计减税1.9万亿美元[48]。其他资本家则与特朗普保持距离，把自己的财富和政治资本投向民主党。特朗普的政治机器在更大的背景下运行，即使其本人下台，资本主义政治联盟也可以在这种背景下巧妙地从国家那里获取源源不断的好处。过去几十年，资本主义国家的职能往往是直接补贴资本家的利润，削减公共服务资金。资本主义政治联盟希望挽救这一政治体系的一大部分，即使他们在如何对待特朗普这一问题上存在分歧。然而，使特朗普得以成功的这种真空，既没有被一个富有凝聚力的资本主义政治集团所填补，也没有被一场充满活力的工人运动所填补。在过去40年间，随着民主党进一步向企业利益屈服，工人运动仍在遭受失败。拜登担任总统期间未能为美国工人阶级带来可观的长期利好，这有助于确保特朗普领导的新法西斯主义共和党仍然极有可能重获总统职位和国会席位。
博索纳罗的上台也与资本主义积累和国家合法性危机有关。最初，博索纳罗竞选的社会基础（即最激进的支持者）是由农业综合企业、军火工业和宗教保守运动组成的，他们也是社会危机和广泛反对“政治阶层”功能失调的产物[49]。在2018年10月总统竞选后期，金融业和国内大型工业资本纷纷投向博索纳罗，因为他们首选的巴西社会民主党的杰拉尔多·阿尔克明（Geraldo Alckmin）即将落败。博索纳罗的胜利掀起了一波法西斯主义浪潮，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抨击政治反对派、工人和穷人，非法军事组织发动的国家许可的群众暴乱不断升级，它们继续使用恐怖手段“监视”和扩大其财产，公开许可农业综合企业进一步掠夺亚马孙雨林，加速气候变化的生存威胁，恐吓对农业综合企业进一步利润积累构成威胁的亚马孙小农、村民和原住民守护者。正如化石燃料部门长期以来支持全球政治中的法西斯主义潮流[50]，以及同特朗普等新法西斯主义领导者一样[51]，农业综合企业不仅依赖于博索纳罗的偏袒，还依赖于前劳工党（PT）政府，后者在社会福利项目上的资金分配直接关系到商品出口价格的上涨，进而关乎农业企业的经济财富。
但是，与特朗普担任总统期间一样，博索纳罗未能为他的政府争取到广泛的支持。事实上，他已经逐渐失去了资本部门以及绝大多数巴西人的支持。博索纳罗是法西斯主义政治表达其矛盾的关键：种族主义、排外心理和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积累等根深蒂固的裂痕加剧，受到前任治理措施威胁的部门自由地进行资本主义积累，并希望利用法西斯政治运动进一步致富。如果出现增加利润的机会，资本主义政治联盟可以寻求法西斯主义的庇护。但与法西斯统治相关的不稳定因素也会破坏资本部门的稳定性，以至于它们试图恢复以往制度的“常态”。然而，资本主义政治行为体缺乏经济激励以支持扭转最初助推法西斯主义的社会经济状况。
六、结语
综上，我们的分析有什么政治意义？
首先，极右翼势力的崛起不仅仅是当前治理体系框架内的演习。新法西斯主义的传播、新法西斯主义政治运动以及新法西斯主义领导者，它们不断凸显的政治势头，已经将攻击自由资本主义民主政治日益常态化，以此为使用威权主义方法维护、拓展和增强资本主义力量作辩护。这意味着极右翼和新法西斯主义运动对人类构成了生存威胁，左翼活动家和社会运动应意识到这种威胁。
其次，考虑到企业在自由资本主义国家中占据主导力量，以及那些强大的企业部门将极右翼和新法西斯主义联盟作为武器并愿意为它们提供帮助，左翼必须直面新法西斯主义政治运动，因为它们代表着资本主义政治统治通过威权手段的潜在延伸。这意味着，左翼必须系统地确定极右翼和新法西斯主义右翼的目标是否与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利益集团和组织保持一致。为了与这些极右翼和新法西斯主义运动进行斗争，左翼必须建立大规模的公民社会组织，要求扩大国家的政治民主与公共责任，并将企业福利转化为社会福利。
如果想要挫败那些得到主要资本部门和资本智库支持、并获得享受相对特权的中产阶级支援的新法西斯主义运动，唯一的方法便是动员更多的工人阶级，以争取更高的社会工资，并在体制内获得民主代表权。若不采取这些措施，只会让政治和经济竞争的领域掌握在企业经济和政治精英手中，他们牵扯太多的利害关系而无法改变体制，包括打击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新法西斯主义。
[1] Terry Hathaway,“Neoliberalism as Corporate Power”,Competition and Change,No.3-4,2020.[2] Prabhat Patnaik,“Neoliberalism and Fascism”,Agrarian South,No.1,2020.[3]本文的“民族资本家”主要是指资本主义国家内具有民族属性的资本家，区别于中国话语体系的民族资本家。——译者注[4]Sandra Halperin,“The Far Right in Modern World History”,Globalizations,2021;Jason Stanley,How Fascism Works,New York:Random House,2020.[5]Ken Kawashima,“Fascism is a Reaction to Capitalist Crises in the Stage Imperialism”,Historical Materialism blog,Mar.31,2021.[6]新法西斯主义者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最先使用“解构”（deconstruction）一词并使其流行起来。——作者注[7]Ronald W.Cox,Corporate Power,Class Conflict and the Crisis of the New Globalization,Lanham,MD:Lexington Books,2019.[8]Gabor Scheiring,“The National-Populist Mutation of Neoliberalism in Dependent Economies:The Case of Viktor Orban’s Hungary”,Socio-Economic Review,Feb.15,2022.[9]William Robinson,Into the Tempest:Essays on the New Global Capitalism,Chicago:Haymarket Books,2019.[10]Beiling,“Nationalist Populism within the Lockean Heartland”,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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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罗纳德·W.考克斯 丹尼尔·斯基德莫尔·赫斯 周长民；来源：“红色文化网”微信公众号，本文原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双月刊）2023年第3期，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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