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炳祥：关于“生产力标准”的反思与追问 - 昆仑策
-
屈炳祥：关于“生产力标准”的反思与追问
2023-08-11
【摘要】实事求是地说，以往那个所谓的“生产力标准”是一种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相背离的错误理论。它的要害就是过于看重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尤其是GDP的增长速度，并且把它的作用作了无限制的拔高与无边界的扩大，变成了判断与衡量一切的根本乃至唯一标准。同时，它又严重忽略了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主体地位与决定性作用，忽略了对劳动者的尊重与关心。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之进行反思或再认识，并在此基础上确立“以劳动者为核心的新生产力标准”，实现生产力标准自身的变革与创新。
长久以来，我们一直坚信“生产力标准”，把它当做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命题予以推崇与传承。上世纪80年代初在我国开展的那场关于“生产力标准”的大学习、大讨论给人印象深刻，至今虽说已经过去了数十年，但它那烙在人们思想深处的印记却始终难以消退，它渗进了人的骨髓与血液，成了人们的一种固定观念与习惯性思维。学术界的朋友做学问、写文章，少不了生产力标准或GDP的话题，越是重大课题、重要文章，生产力标准或GDP的味道就越浓；我们的政府官员出主意、定政策用的都是生产力标准或GDP这把尺子，上上下下都用它来量是非、量得失、量人才；即使是一般老百姓街头巷尾也时常聊起GDP或与此相关联的RMB，等等。可见，生产力标准对我们的生活、工作、思想、思维等的影响是多么的重大与深刻。由于“生产力标准”对我们的影响是这般的重大与深刻，所以，过去几十年人们对它一直是坚信不疑、坚定不移，没有任何人对此发出过一次疑问，打上一个问号。以往的那个“生产力标准”真的是那么神圣与伟大、颠扑不破吗？笔者认为，绝非！今天，我们不妨就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武器对之作一次剖析，进行一番反思与再认识，看看它的真实本质到底如何？为了说明问题的方便，不妨首先对什么是“生产力标准”做一番考察，看看它到底有何深意？由我国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前所长何盛明先生主编的《财经大辞典》这样说道：“生产力标准是指把是否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判断我们路线、方针、政策正确与否的根本标准，作为判断我们工作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作为判断社会制度是否优越和进步的根本标准。”[1]43 这就是我国学术界对生产力标准所作的普遍公认的最权威的解释。我国高等学校通用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一书对生产力标准所下的定义与每年高校研究生招生考试“政治马原”卷的评卷标准都是以这个为依据的，不仅意思相同，而且文字表述也完全一样。我国学术界之所以普遍认为这是关于“生产力标准”最权威的解释，是因为它是经过我国一些理论大家无数次理论论证得出来的科学结论。其基本依据就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一文。他们认为这是“生产力标准”牢不可破的坚实基础与擎天巨制。真是这样的吗？对此，笔者认为，学术界这些大家的努力并不能如他们所愿，给他们所要的结果只能是使他们适得其反、大失所望。只要是熟悉（或哪怕只是读过）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朋友都会明白，在那里，马克思的确以精粹的语言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原理作了集中阐述。但是，马克思那些精彩的阐述，就生产力本身而言，只是说明了它在决定社会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中的基础地位以及在推动社会发展与更替时的最终决定性作用，根本没有所谓“生产力标准”一说。为了说明这一问题，请允许笔者也不厌其烦地将《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精彩部分再作一次引述，好让所有读者看个明白。马克思指出：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2]8-9
这就是被学术界公认的关于“生产力标准”牢不可破的坚实基础与擎天巨制。这里，笔者要问那些力推“生产力标准”的朋友：马克思在这里提出了“生产力标准”吗？明眼人都会明白，这里，根本就没有一丝儿“生产力标准”的意思，哪怕是潜在的意思也没有。笔者见，这个所谓的“生产力标准”不仅不符合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而且恰恰与之相反，是对马克思这一科学思想的背离与否定。马克思这里告诉我们，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是构成社会的基本要素，社会就是由这些要素构成的一个生命有机体。在这里，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要素在整个社会的宏观体系中，各有各的质的规定与功能定位，并且相互联系、相互支撑、相互促进，共同决定一定社会的基本状况及其发展、进步与变革。在这里，它们就是一个有机整体，具有铁的规定性与统一性，谁也离不了谁，谁也代替不了谁。舍弃其它所有，单独突出生产力一个要素是不妥的，错误的。在哲学上，这是一种片面性与形而上学，说到底也是一种唯心主义。试问，如果只有生产力，而没有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那社会还成其为社会吗？与此同时，任一社会的现实状况、尤其是它的本质的规定性也不是由生产力决定的，而是由社会特定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政治上层建筑各方面共同决定的，生产力只是为社会的存在与发展提供一定的现实的物质基础而已。其次，就社会的进步、发展与变革来说，尽管生产力的作用是重要的基础性的，但是，如果没有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存在，生产力怎么能得以生成？没有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指导与保护，生产力又怎能得以发展？尤其是当旧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成了生产力的发展的障碍时，如果没有生产关系自身的更新与上层建筑的变革，生产力一时即使再发达、再先进，社会也不可能自然而然得到进步与发展。当今西方那些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如美国就是一个再典型不过的典型。如果用生产力标准来衡量，那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早就应该是社会主义国家了，而不应该是如今的这般模样。另外，就某一社会形态来说，其发展水平的高低或先进与落后，不仅要看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而且更重要、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还是要看它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性状。比如，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它们是两种根本不同性质的社会形态，单从理论上来说，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应该比资本主义国家的高得多。但是，现实却恰恰相反，正好是那些落后、甚至非常落后的国家，如俄国、中国等一些“第三世界”国家跨越了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首先实现了社会主义。这说明，在一定特殊条件下，决定一社会形态更替与变革的不是它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而是它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诸要素。再比如，自由资本主义与垄断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不论前者还是后者，它们虽然都是同一社会形态的两个不同发展阶段，但是决定或划分这样的不同阶段，虽然生产力发展水平起着重要作用，但是更重要、更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同样是它们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所以，把生产力发展水平、尤其是GDP的增长速度作为判断社会制度优越与否、先进与否的根本乃至唯一标准的观点是错误的，是违反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常识的。最后，这个所谓的“生产力标准”把生产力发展水平、尤其是GDP的增长速度来判断我们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与否和我们工作的是非与得失的根本、乃至唯一标准的主张与做法更是错误的、要不得的。因为一方面，我们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涉及到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科技、军事、社会、外交、生态等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因而，我们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与否，应该由这些方面的具体标准来作出评价与判断。这里除了它们各自的发展水平、速度与质量之外，更重要、更本质的还要看是谁得利、谁受益，是绝大多数人劳动大众受益、还是少数非劳动者受益。这里有一个“姓资”“姓社”的问题，不是生产力标准本身所能解决的。另一方面，至于判断我们工作的是非与得失，其道理也是一样的，不用赘言。世间万事万物林林总总、千差万别，各行各业纷繁复杂、不计其数，怎么能都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尤其是GDP的增长速度这一种尺度来评价、来判断？这样作岂不是太离谱、太不可思议吗？
上述可见，把生产力发展水平、尤其是GDP的增长速度作为评价与判断一切的最根本、甚至唯一标准，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行不通的，非常不可取！
二、关于“生产力标准”引发的混乱
生产力标准不仅自身错误，而且引发了一系列的思想理论后果，即搞乱了我们的理论阵地与思想导向，从而造成实际工作建设指导的混乱。
如前所述，在人的社会领域，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始终是构成社会这个有机体的基本要素。其中，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又决定上层建筑。相应的，生产关系又反作用于生产力，保护、促进或影响、阻碍生产力的进步与发展；同样的，上层建筑也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保护、促进或影响、阻碍经济基础的完善与发展。可见，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几方面如前所说，它们在整个社会的宏观体系中各有各的定位、各有各的功能等，其性质、作用是各不相同的，它们之间相互联系、相互支撑、相互促进，共同决定一社会的基本状况及其发展、进步与变革。在这里，它们就是一个有机整体，具有铁的规定性与统一性，谁也离不了谁，谁也代替不了谁。然而，“生产力标准”一说却撇开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无视它们在社会宏观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而孤立地突出生产力一个方面，把它凌驾于其他各项之上，并且以自己为标准或去评价、判断其他各项的作法，实在是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践踏与破坏。因为用这个“生产力标准”看，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在整个社会的宏观体系中，好像显得不那么重要、甚至是可有可无的了；好像生产力魔法无边、威力无穷，可以一当十、甚至可以代替一切，以为只要生产力发展了就能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好像生产力可以脱离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指导与保护，能独立续存与自行发展了；好像整个人类社会不再有矛盾与冲突，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乃至更替只要有生产力的单一增长就可以自然而然地实现了，如此等等。一切都能如愿、一切都很美好。真是如此的混乱，如此的荒谬，如此的可笑！科学社会主义是自有文明史以来，人类思想宝库中的最高科学成果，它是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改造人类所有进步思想成果的结晶，也是他们天才般智慧的创造。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既是一个科学的体系，也是一种革命与批判的体系，具有鲜明的无产阶级党性。即首先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产阶级国家政权，建立无产阶级或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消灭一切形式的私有制，将全部社会财富集中到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的手中，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公有制；消灭市场的无序竞争与经济危机的恶性循环，建立起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制度，自觉地利用计划的形式指导国民经济运行与发展；消灭按资分配的分配方式，建立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分配制度，实现共同富裕；消灭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确立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核心的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并以此改造整个社会与国民，建立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社会，等等。由此可见，社会主义从生产力到所有制、到国家政权、到国家意识形态都是人民的、大众的，都姓“公”、都为“公”。所以，姓“公”姓“私”才是判断姓“社”姓“资”的根本标准。至于判断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同一社会不同发展阶段的根本标准，也不仅仅是生产力，而是上述诸方面公有化以及社会化的不同程度。然而，以往那个“生产力标准”却反其道而行之，仅仅以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或以GDP的增长作标准，来评价与判断姓“资”姓“社”以及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不同发展阶段，显然是站不住脚的。这不是明显地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不同发展阶段之间制造混乱吗？的确如此。众所周知，自从“生产力标准”盛行以来，人们讨论“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时不再提生产资料公有制，更不提计划经济、劳动人民当家做主和按劳分配了，而是片面强调所谓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与GDP的增长，云云。其中，虽然也提所谓共同富裕、消灭剥削，然而，不要公有制、计划经济、劳动人民当家做主和按劳分配，怎么能消灭剥削、实现共同富裕？如果不要这些，即可以消灭剥削、实现共同富裕，这不仅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相悖，而且也与人类数千年阶级社会的历史不符。像这样理解社会主义还不如几百年前的那些空想社会主义者。当年，那些空想社会主义者都还敢于抨击资本主义私有制，主张建立“财产公有制”，实行生产资料“公共占有”和消费品的“合理分配”等等，居然生活在我们今天社会主义社会、并且享受着公有制给予的全部福祉的理论家、思想家，却宁可只要生产力或GDP，却可以不要以公有制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岂不怪哉？再说，“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3]19 夺取政权、巩固政权，在共产主义实现以前，始终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所关注的永恒主题。这一点，不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斯大林和毛主席都有极清晰、极明确的阐释。然而，以往的“生产力标准”却公然背叛这一主题，将人们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到所谓解放生产力与发展生产力上，津津乐道于什么“告别革命”“一切向钱看”，至于我国当下有没有阶级、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有没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可能性等等，一切都被抛在九霄云外，面对国内外一切阶级敌人的颠覆、破坏和明目张胆的文化侵略与思想渗透视而不见、置若罔闻。孔夫子在2000多年前说“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我们今天则是“悠悠万事，唯此为大，GDP！”完全陷入到了当年马克思恩格斯和后来列宁批判过的那个臭名昭著的“唯生产力论”的深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按照学术界大多数学者的意见是以社会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旨在揭示其运行规律与发展趋势的科学。当然，它也研究生产力，不过它只是把生产力当作生产关系的一种物质载体而已。所以，它在研究社会物质资料生产与再生产时总是要揭示其背后人的相互关系的实质。因而，它并不是以生产力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更不是要为发展生产力替人当“打工仔”“店小二”，并以此来作为评价与判断一切事物合理与否、科学与否的根本乃至唯一标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要通过对生产关系的研究，揭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找出一种更加适合生产力发展水平与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来，以实现社会的进步。因而，在评价与判断一事物时，它总是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统一作标准，尤其强调对其生产关系自身的发展与进步的作用。马克思当年在著述《资本论》时指出：“一般剩余劳动，作为超过一定的需要量的劳动，必须始终存在。……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4]925-926 这是对生产力标准最有力的批判与否定。马克思在这里明确告诉我们，在一定的社会状态下，判断一事物，尤其是如社会生产方式这样一些制度性问题的是非时，必须是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关系诸方面的综合。只有这样，才能抓住事物的本质，揭示事物发展的规律。然而，以往的“生产力标准”公然背离马克思主义，仅仅以生产力或GDP为标准来评价与判断一切事物。按照生产力标准的逻辑，资本家也被当作了社会主义“生产劳动者”，因为他们用资本参与了生产劳动过程，为社会创造了财富，增进了GDP。另外，还因为他们以各种方法取得了超出一般企业高得多的“经济效益”，哪怕他们是以各种不道德的剥削手段（如“996”、“5+2”、“007”以及低工资）对工人极限施压，逼着工人无限制地延长劳动时间、甚至靠牺牲个人健康与生命等办法取得的。然而，对此，任何一个有马克思主义良知的人都会明白，资本家之所以要从事经营管理劳动，完全是为了实现他们梦寐以求的那个以“最小投入”（关键是对可变资本的投入）获得“最大利润”的目的。可见，他们的所谓劳动其实质不过就是马克思所说的那种“为剥削而劳动”[6]368，履行“剥削社会劳动过程的职能”，他们是不折不扣的“作为对别人劳动的剥削者的劳动者”[4]435。资本家的这种劳动与工人的劳动完全是两回事，不可同日而语。但是，由于那个“生产力标准”早已侵入我们社会的骨髓，牢牢占领了我们的思维空间，紧紧把控了我们社会的话语权，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完全被排除，才导致了如今这种劳资不分、否认剥削甚至认为“马克思《资本论》过时”的荒唐现象。以往的“生产力标准”不仅造成了我们理论上的混乱，而且也造成了我们思想、尤其是思想方法上的混乱。由于经过数十年持久宣传，成了人们的一种固定观念与习惯性思维，如今不论何时何种情况下，凡事人们似乎已经忘记了“生产力标准”之外是否还有其它的思维方法与判断标准，即使没有完全遗忘，也会习惯性地将其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以此来审视与评价所面对的各种问题，从而造成实际工作建设指导上的片面和混乱。比如，衡量一所学校办得好不好，不看它为国家与社会培育了多少德智体美劳各方优秀的人才、为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发展作了多少贡献，而就看它每年的升学率高不高、尤其是考上重点学校的人多不多、甚至还要看它赚了多少钱；一个医院办得好不好，不看它每年为防病治病、“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和发展国家的医学事业作了多少贡献，而就看它收治了多少病人、引进多少先进设备、创收多少RMB；一部影视作品好不好，不看它思想性强不强、正能量大不大，就看它的票房价值高不高，是否创造了历史新纪录；一级政府的工作做得好不好，不看他们对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执行得好不好、人民满意不满意，而唯独看重的是那里的GDP上去了没有，是否有了新突破；一个企业（国有企业）的改革成功不成功，不看企业内我们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各方面（不论在其质与量上）是否都有了新进步，以及它的政治、社会以及精神（含生态）文明建设的功能是否都得到较好发挥等，而只看它的GDP水平高不高，所谓效益好不好。如此等等，千奇百怪。在这里，其他一切标准都没有了，或都不重要了，全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去了。由于这样的原因，所以它又使我们失去了政治上的定力与清醒，忘记了那些比生产力更重要的东西。比如，如何加强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如何突出全社会精神文明建设和国人的思想教育、如何搞好我们党和国家政权的自身建设与改革、如何抓好国家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如何应对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文化侵略与思想侵蚀，等等。由于这样的原因，所以尽管我们的生产力有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发展，国人的生活水平也有了前所未有的改善，但是我们的社会却并不尽人意，官民之间、人民内部不同群体之间的关系并不和谐，尤其是企业劳动、劳资关系紧张，群体性事件频发；国人的思想觉悟、道德水平倒退，各种社会乱象层出不穷，等等。在国家意识形态领域，各种反马反毛、反共反社会主义思潮泛滥，西方资产阶级主流意识形态在我国攻城略地、活动猖獗，公开利用国家主流媒体、大学讲堂推行“颜色革命”，令人触目惊心。再比如，GDP情结，还使我们党和政府的工作人员，忘了党的初心、使命与宗旨，丢掉了共产主义的理想和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也丢掉了党的革命传统及优良作风，官僚主义与特权思想、拜金主义与享乐主义、极端的个人主义与宗派主义等等，在我们党内、政府内广泛滋生与蔓延，严重损害了我们党组织的纯洁性与先进性；尤其是干部腐败空前严重、登峰造极，使党和政府形象与声誉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损害和玷污，其恶劣影响难以挽回。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不得不承认这都是片面“生产力标准”挂帅造成的恶果。综上所述，以往的所谓“生产力标准”，完全是一个背离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理论，必须对此作出深刻反思，认清它的庸俗本质，彻底与之决裂，回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正道上来。既然以往的那个“生产力标准”是一种完全背离马克思主义，应该彻底抛弃的错误理论，那么，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中有没有一种科学的、真正体现历史唯物主义精髓的生产力标准呢？这就是笔者下面所要讨论的问题。笔者见，有的。那么，真正科学的生产力标准到底是怎样的？其真谛又在哪里？笔者认为，那就是以劳动者为核心的生产力标准，其真谛就是高度尊重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主体地位与决定性作用，把劳动者自身的发展状况作为衡量标准。为了不至于让这里所要说的生产力标准与前面所说的那个“生产力标准”相混淆，笔者以“新生产力标准”与以往那个“旧生产力标准”区别之。马克思早年曾指出：“真正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即无产者劳动阶级。还说这个阶级是“全部生产力存在的”“前提”[5]655。列宁也过说：“全人类的第一个（首要的）生产力就是工人，劳动者。”[6]327 众所周知，所谓生产力，就是劳动者在一定生产关系的指导与保护下，运用一定的劳动资料有意识、有目的地与自然界作斗争，改变自然物的形态或属性，生产出满足自身需要的物质资料的能力。生产力，它是由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等许多因素共同作用产生的一种物质力量。在构成生产力的多种因素中，劳动者是其核心的本质的因素，是生产力之“力”的源泉与持续发展的动力。没有劳动者的劳动就没有生产力，更没有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谈到劳动与劳动过程的问题时指出：劳动“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7]201-202，便有了生产力的生成与物质资料的生出。如果没有人“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的运动，就不会有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也不会有生产力。这是很自然的道理。生产活动中物的因素都不过是为人的活动提供条件，并为之服务的。如劳动资料，它们只是人的被“延长了他的自然的肢体”，是被“劳动者置于自己和劳动对象之间、用来把自己的活动传导到劳动对象上去的物或物的综合体。”[7]203 另外，这些劳动资料之所以能够执行这种职能，起着这样的作用，也是因为人的一种能动性的赋予。它们都是一堆死物，不可能自觉地、有意识地对劳动对象发生作用，是因为人的活劳动抓住了它们，才“使它们由死复生”[7]207-208，“它们被劳动的火焰笼罩着，被当作劳动自己的躯体，被赋予活力以在劳动过程中执行与它们的概念和职务相适合的职能……”[7]208。由于这样的道理，所以才有了物质资料的产出与生产力的生成。要是没有劳动者的这种能动性的赋予，它们的存在毫无价值，不仅不能“执行与它们的概念和职务相适合的职能”，反而还会因遭到自然力的作用被破坏而变成废物。不仅如此，劳动者还是生产力持续发展的永久动力。劳动者物质财富的生产不是一次行为、一次过程，而是不断更新、不断反复的无止境的再生产行为。在这无止境的再生产过程中，构成生产力的物的因素始终是、且永远都是死的，只有劳动者的劳动才是永葆青春与活力的创造性力量。人类社会由游牧社会到农业社会，再由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生产力的每一次发展，科学技术的每一场革命，哪一回不都是劳动者的创造性作用的结果？未来，人类社会的进步，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一样的也需要、且必然要由劳动者的劳动来创造。所以，劳动者永远都是生产力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即使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久的将来，社会的生产劳动、物质财富的创造全部进入了全智能时代，劳动者及其劳动仍然是生产力发展的持久动力。因为全智能时代不会是风吹来、水流来，或从地下冒出来，归根结底还是只能是由人的劳动创造出来。最近网上热传的《底特律 变人》中的克洛伊，是一个“逼真且聪明得令人可怕”的仿生人。在与人的对话中，当人们问她“听说你的大脑每秒能同时进行数以万计的运算，这是真的吗？”她回答对方，说：“的确如此。”显得十分坦然。还说：“我其实没有什么……我的存在要感谢设计我的人类的智慧，你知道他们拥有我永远无法拥有的东西。”① 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要是没有劳动者及其劳动会有这种“逼真且聪明得令人可怕”的仿生人吗？会有全智能时代吗？另外，即使到了全智能时代，科学技术决不会到此为止、不再前进，而是还会继续发展，要不断更新、不断升级。既然如此，那么劳动者总还会有用武之地，其重要作用永远不可或缺。由于劳动者因素作用的特殊重要性，所以，我们在确立“新生产力标准”时绝不能突出生产力本身的发展水平、尤其是GDP的增长，而是应该突出劳动者这一因素，更加尊重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主体地位，重视劳动者劳动的决定性作用，确立“以劳动者为核心的新生产力标准”。只有这样，才能将生产力标准立于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的基石之上，才能获得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与权威性。笔者认为，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以劳动者为核心的新生产力标准”至少应该包含如下几方面的内容。第一，突出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主体地位，使其个人权益得到尊重与保护，对企业资产及其经营活动有监督与管理的权力，对企业富有认同感与归宿感，而不能是那种处于从属地位，接受他人的统治、奴役与剥削，对人身、就业、生活持有安全感、满意感；第二，在生产过程中，劳动者同他人之间的关系必须是同志般的平等、兄弟的善意和朋友般的友好，而不是那种相互算计与排斥，甚至竞争与对抗，总是处在友谊与和谐之中，保持乐观的情绪和愉悦的心情；第三，生产过程结束，其产品必须是为全体劳动者或集体共同所有，而不为他人或少数剥削者所有，并且按照有利于劳动者利益的原则进行分配，使他们过上丰裕、美好的日子，生活富有获得感、幸福感；第四，在生产过程之外，劳动者必须能自主支配自己的自由时间，享受充裕的物质生活、健康文明的精神生活、生动活泼的政治生活与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使自己得到多方面的锻炼与发展，有机会实现个人价值，并获得更好的工作岗位与适宜的劳动报酬，使他们对自己的事业和人生充满成就感和自信心，并对未来的发展抱有更大的期待与希望。上述种种，就是我们所主张的“以劳动者为核心的新生产力标准”应该具有的科学内涵，只有把握了这些，才算理解了“新生产力标准”的真谛。上述可见，要确立“以劳动者为核心的新生产力标准”不能孤立地在生产力诸因素间做文章，而要在生产力的生成机制或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社会方式上下功夫。马克思指出：“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因素。凡要进行生产，就必须使它们结合起来。”[8]44 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就是生产或生产力的生成。但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是一个社会过程，不是自然界生物的任一种生化过程，或纯自然行为。所以，马克思还指出，不论在什么社会状态下，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有一个在“谁手中”、“怎样和在什么条件下结合起来的”问题。这里的所谓在“谁手中”、“怎样和在什么条件下”指的就是在什么样的生产关系下和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实现二者相结合的问题。或是劳动者在个人占有生产资料的条件下，以自己的劳动自觉、自主地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或在私有制条件下，在他人（如奴隶主或封建主、资本家）的强制或暴虐下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或是在公有制的条件下，劳动者联合起来以平等的身份、平等的资格、平等的权力，自觉、自主地与生产资料的结合，等等。在以往的社会里，除了部分个体劳动者之外，由于生产资料多为少数剥削者所有，而社会大多数的劳动者与少数剥削者之间处于尖锐的对立与对抗之中，所以剥削者往往总是以强制或暴虐的方式来实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而到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从根本上为劳动者与生产资料自觉与自主的结合奠定了制度基础，并使之得以实现。马克思与恩格斯当年曾构想，当一切形式的私有制被消灭以后，全社会的劳动者都成了社会的主人、企业的主人与自己的主人时，他们均可以平等的身份、平等的资格、平等的权力来实现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按照社会总的计划进行生产劳动，并依据劳动贡献的多少来实现对生活资料的分配，满足劳动者对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的需求，保证、促进其劳动力的生产与再生产。上述可见，要确立“以劳动者为核心的新生产力标准”必须从生产力得以生成的源头或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社会方式上做文章。只有这样，才能使“新生产力标准”立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的理论基础之上。当然，生产力的形成机制还包括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技术方式问题，由于这个问题与我们所说的确立“以劳动者为核心的新生产力标准”关系没有本质上的联系，所以存而不论，敬请理解，恕谅。综上所述，使我们看到，从确立“以劳动者为核心的新生产力标准”的角度观察，使我们发现，生产力生成机制或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社会方式问题，说到底还是一个所有制问题。上述已知，在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过程中有一个在“谁手中”、“怎样和在什么条件下结合起来”的问题，这里出现的几个“关键词”均包含有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意思。在“谁手中”一词的“谁”，明显指的是一定生产资料的主体或所有者；“在什么条件下”一词的“什么条件”，显然指的就是某种具体形式的所有制。这些都是不言而喻的。至于“怎样”一词，其中主要指的是结合的具体方式问题，但是这种具体方式也是受制于所有制的，有什么样的所有制就会有什么样的具体方式。所以，生产力生成机制或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社会方式问题，其本质就是一个所有制问题。因而，要确立“以劳动者为核心的新生产力标准”，归根结底必须解决好一个所有制的问题。按照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社会主义最理想的状态应该是确立完全或成熟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公有制。没有这一条，真正科学的“以劳动者为核心的新生产力标准”就难以确立起来。然而，在我国，社会主义还处在它的初级阶段，所有制结构还比较复杂，除了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经济之外，还有大量的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按我们党和国家现行政策的规定，这些都是必要的、有益的，必须坚持的。习近平同志2018年11月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成果，是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主体，也是我们党长期执政、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力量。”[9] 今年“两会”期间，他在看望、参加民建和工商联代表讨论《政府工作报告》时，对此再次作了重申，并强调：“我们始终把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当作自己人，在民营企业遇到困难的时候给予支持，在民营企业遇到困惑的时候给予指导。要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破除制约民营企业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制度障碍，依法维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从制度和法律上把对国企民企平等对待的要求落下来，鼓励和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壮大，提振市场预期和信心。要积极发挥民营企业在稳就业、促增收中的重要作用，采取更有效的措施支持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支持平台企业在创造就业、拓展消费、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10] 所以，在现阶段，我们还不能没有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不仅如此，而且还要“毫不动摇”地予以支持、鼓励和引导它们继续发展、健康发展。在大量非公有制经济存在的条件下，我们怎样确立“以劳动者为核心的新生产力标准”？这就需要我们对非公有制经济继续进行积极引导与有效规范，趋利避害、扬长避短，把它们纳入到社会主义的运行轨道，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习近平同志指出：“民营企业家要增强家国情怀，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增强先富带后富、促进共同富裕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民营企业要在企业内部积极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推动构建全体员工利益共同体，让企业发展成果更公平惠及全体员工。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要筑牢依法合规经营底线，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做爱国敬业、守法经营、创业创新、回报社会的典范。要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积极参与和兴办社会公益慈善事业，做到富而有责、富而有义、富而有爱。”[10] 只有这样，这些非公有制经济的企业家们都照办了，付出了实践，一种科学的“以劳动者为核心的新生产力标准”就可确立起了。最后，回答一个问题，即“以劳动者为核心的新生产力标准”本身要不要有一个量度标准或尺子？笔者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体温计，它是用来测量人的体温正常与否的一把尺子。为了能反映人的体温的准确程度，它自己必须有一个确定的标准即刻度，否则，它就没有办法去测量人的体温。同理，新生产力标准本身也应该有一个标准。那么，这个“以劳动者为核心的新生产力标准”本身的标准或尺子应该是什么样的，或包括那些内容？笔者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它涉及到经济、政治、精神、社会等各方面。就经济方面来说，有工、休、吃、穿、用、住、行以及生、老、病、死等物质方面的内容；就政治方面来说，有理想信念追求、政治进步、宣传党的主张与政府政策，参与企业与国家的管理与监督等等；就精神方面来说，有接受教育与继续教育、技术攻关、合理化建议、艺术创作与欣赏、休闲娱乐，等等；就社会方面来说，有参与公共管理、社交、旅游、民俗等方面的活动等，无所不包。就其所包含的这些方面的内容来看既有客观的，也有主观的。既有可以量化的，也有不可量化的，凡此种种。由于这些情况，就决定了新生产力标准的自身标准或尺子的确立是一个非常复杂与困难的事情，需要组织专门力量来攻关，不是本文所要解决的问题。所以，这里暂存而不论，敬请谅解。综上所述，以往“旧生产力标准”是一个与马克思主义相背离的理论，其致命弊端在于两个方面：其一是它片面夸大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特别是GDP增长的作用与重要性，将其变成了判断和衡量一切工作的根本乃至唯一标准，陷入了庸俗的唯生产力论的陷阱，并且造成了一系列理论上的错误和思想上的混乱；其二是它严重忽略了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主体地位，根本否定了劳动者及其与生产资料结合方式在生产过程及全部社会实践中的决定性作用，犯了历史唯心主义的错误。然而，当我们把“新生产力标准”置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科学基础上，确立以劳动者为核心、与生产关系有机联系的新内涵时，它便获得了科学的灵魂，实现了自身的理论升华，变成了真正科学的理论与方法。这不论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还是政治经济学，都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价值。不仅如此，它还对于我们破除对“旧生产力标准”的迷信、解放我们的思想、转变固化的思维方式、端正我们的思想路线、改进我们的工作等等，都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推动作用。总之，“新生产力标准”的确立，不仅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还具有极为重大的现实意义，是我国从理论到实践的一场深刻的革命变革。①逼真且聪明到可怕的首个通过图灵测试的AI 数字星球站点[1] 何盛明: 财经大辞典[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3] 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 列宁全集（第2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9] 习近平：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新华网2018.11.02）[10] 习近平：在看望民建工商联界政协委员时的讲话（新华网2023.03.06）（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特约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发布）
【昆仑策研究院】作为综合性战略研究和咨询服务机构，遵循国家宪法和法律，秉持对国家、对社会、对客户负责，讲真话、讲实话的信条，追崇研究价值的客观性、公正性，旨在聚贤才、集民智、析实情、献明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欢迎您积极参与和投稿。
相关文章
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