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景华：中古世界兴起的主要文明及特征

 

罗马斗兽场（图源：《世界简史：人类文明的演进历程》）

 

一、中古时代世界第二波文明兴起

 

世界历史上出现过多次文明兴起浪潮。第一波浪潮无疑是在上古时代。就目前研究所知，上古文明的出现始于公元前3500年左右，止于公元前500年左右。在第一波浪潮中涌现的主要文明有：古代两河流域文明、古代埃及文明、古代印度文明、古代中国文明、古代希腊文明、古代罗马文明。此外，还包括了古代西亚的赫梯文明、腓尼基文明、犹太文明、米底文明、波斯文明，以及非洲北部的迦太基文明等。美洲印第安文明最早也出现在上古时代。上古文明大多是农业文明，创建者是农耕民族；个别是商业文明，如腓尼基文明及支嗣迦太基文明。到公元5世纪，上古文明大多已经历了从形成、兴盛到衰落或消亡的全过程。

 

第二波文明兴起浪潮是在中古时代。公元500—1000年间，新兴的文明主要有日耳曼文明（即欧洲文明，后扩展成西方文明）、斯拉夫文明（主要是俄罗斯文明）、阿拉伯-伊斯兰文明。日本文明和东南亚文明虽最早出现于上古末，但成型多是在中古时代6—7世纪以后。非洲各区（东、西、南）也在中古时期出现了不少孤立的文明点。人们通常认为世界有四大文化圈。其中有两大文化圈（基督教文化圈、伊斯兰文化圈）的形成与中古兴起的文明直接相关。另一大文化圈（印度文化圈）虽然发祥于上古，但扩成大文化圈则是在中古时代，即7—12世纪印度文化向东南亚传播，加快东南亚文明诞生并进入印度文化圈。四大文化圈中，唯有儒教文化圈（中华文化圈）在上古时期就形成了，并在中古时期持续发展，唐宋时再次达到高峰。相对于上古起源的文明来说，中古兴起的几个主要文明在现代世界有极大的影响。

 

在第二波文明兴起浪潮中，以日耳曼文明最为瞩目。日耳曼文明始于公元5世纪日耳曼族各部落从北方进入西欧大地，在原有西罗马帝国版图上建立诸多小国，包括西哥特王国、苏维汇王国、汪达尔王国、法兰克王国、勃艮第王国、东哥特王国、伦巴第王国、英吉利王国等。在文明成长过程中，日耳曼人不但延展着自身族群谱系的原生要素，更受到罗马时代残留的隶农制、大地产制的影响，并在后来吸收了罗马法等因素，精神上皈依并信奉基督教，还创造了一系列新事物诸如采邑封建制、封建等级制、庄园制、农奴制、自治城市与市民社会、宪制与议会、资本主义关系等，最终在16世纪成型并形成力量，向全世界扩张。

 

也诞生于中古时代的斯拉夫文明，其中最有影响者当属东斯拉夫文明，亦即俄罗斯文明。斯拉夫人有三支。南部斯拉夫人从今天的乌克兰西部出发，南下多瑙河流域，公元523年第一次侵扰拜占庭帝国，六七世纪散布到巴尔干半岛，逐渐从拜占庭帝国的骚扰者变成不驯服的臣民，不断掀起反抗浪潮，锲而不舍地寻求独立，中古时期建立过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波斯尼亚一众国家，但未形成强大的统一体，影响有限。西部斯拉夫人有波兰人和捷克人两个分支。无论大波兰还是小波兰，虽然几度统一，但也多次分裂，12—14世纪出现过五大公国。中世纪晚期，波兰农业还和西欧绑在一起，成为欧洲世界经济体系中输送农产品的边缘地带，为此还出现了“再版农奴制”。波兰在信仰上向西欧靠拢，笃信天主教。至于捷克（波希米亚），更是中世纪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核心成员，国王是帝国“七大选侯”之一。最能代表斯拉夫民族和斯拉夫文明的，还是东斯拉夫人即俄罗斯民族和俄罗斯文明，包括俄罗斯、小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三个分支。俄罗斯文明始于公元9世纪基辅罗斯国家建立。境内各公国走向统一之际，俄罗斯遭到了草原游牧族蒙古人攻击，结果臣服金帐汗国两百余年。在反抗蒙古人统治的斗争中俄罗斯获得了解放，并逐渐强大起来。16世纪俄罗斯文明最终确立，并从此走向对外扩张之路，发展为世界上版图最大的国家。

 

阿拉伯文明起源于公元7世纪早期阿拉伯半岛穆罕默德创建伊斯兰教。伊斯兰教作为灵魂，在穆罕默德时期完成了阿拉伯神权国家的统一，阿拉伯文明正式诞生。哈里发时代阿拉伯开始扩张，“古兰经和剑”成为阿拉伯人扩张的两手利器。历经大马士革时代和巴格达时代，庞大的阿拉伯帝国版图东到印度河流域，西至伊比利亚半岛，北抵中亚深处，南面囊括北非全部地区，东西跨越万余公里，是世界历史上版图仅次于蒙古的最大帝国。帝国解体后，阿拉伯人分布于西亚和北非。伊斯兰教后来的传播范围更为广泛，除阿拉伯人分布地区外，还包括西亚的奥斯曼、伊朗，中亚腹地，南亚、东南亚，以及非洲的撒哈拉以南地区等。

 

日本虽被归入儒教文明圈，但其文明的起源还是有其自身路径。日本人有多个来源，如土著阿伊奴人、马来人等，主要族源是来自西伯利亚的游牧族通古斯人。通古斯人前后三批迁到日本，日本文化的根基元素即为通古斯文化。公元1世纪，日本境内出现100多个部落小国，邪马台国在3—4世纪较有影响。日本步入文明当在5世纪，其时大和国建立了系统完整的国家制度。7世纪大化改新，中古日本受到中国文化较多影响，同时也形成了自己的“半亚半欧式”特征。半亚指日本对中国文化和制度的学习与移植；半欧指日本人像日耳曼人一样其远祖是游牧族，中古某些制度和习俗类似西欧，如武士类似骑士，庄园所有权多元分割类似西欧采邑制，庄园“不输不入”权类似西欧庄园特恩权，政权有公（国王）武（诸侯）寺院（教会）三大系统，还出现过西欧那样的自治城市和行会（座）等。

 

东南亚基本上也是在中古时期踏入文明、诞生国家的。柬埔寨5世纪后出现了扶南国、真腊国，文明第一次繁盛是9—14世纪吴哥王朝时期。老挝在9世纪出现南掌等小国。缅甸实现统一是在11世纪蒲甘王朝初期。泰国最早于13世纪出现速古台王国（暹罗）。印度尼西亚7世纪诞生许多小国，强者如苏门答腊岛上的三佛齐、爪哇岛西部的诃陵。8世纪兴起强大的夏连特拉王朝，控制了印尼大部分地方。越南因受中国影响而较早进入文明，从秦朝至10世纪，越南一直处于中国控制之下。939年越南打败中国南汉军队，首次赢得独立。

 

撒哈拉以南的东非、西非和南非，都在中古时代诞生了比较发达的文明。东非埃塞俄比亚的阿克苏姆，4世纪达到鼎盛，国王被称“万王之王”。桑给巴尔在14—15世纪发展为帝国。索马里的伊法特人曾于16世纪建立阿达尔国家。加纳8世纪末建立的黑人通卡尔王朝是西非历史上第一个强盛大国。13世纪取代加纳的马里，14世纪达到极盛。尼日尔河中上游的桑海王国于15、16世纪之交进入鼎盛状态，首都廷巴克图一度与巴格达、开罗并称为伊斯兰世界三大文化中心。在赤道以南非洲，刚果王国建立于14世纪前后，15世纪进入繁荣期，版图宽阔，国家机构完整，手工业和贸易发达。“石头城”（津巴布韦）从6世纪开始建设，是非洲南部最强大的国家，梯田农业发达，并因采炼金银铜矿而富有。

 

二、中古兴起的主要文明之游牧族本性

 

在中古时期兴起的文明中，日耳曼文明、阿拉伯-伊斯兰文明、俄罗斯文明这三个主要文明在今天仍影响极大。它们有不少共同特征。与上古文明相似，就文明的缘起过程和模式来说，中古这三个主要文明是独立的原创性文明，即这些文明的发生是其创造者主体部族社会自然行程的结果，或用流行话语说，文明是按其自身谱系发展和繁衍而来。与上古文明不同的是，中古这三个主要文明都具有一定的游牧族背景，即是由游牧族或刚刚农耕化的游牧族创造的。日耳曼人是刚完成农耕化的游牧族，东斯拉夫人是走向农耕的游牧族，阿拉伯人以游牧为主、在文明创造过程中逐渐农耕化。它们必然带有游牧人原生的本性。这与上古文明产生于农耕地带、文明创造者均为本地原生型农耕民族迥然相异。

 

日耳曼人是刚刚完成农耕化的游牧族。在公元前四五个世纪的欧洲北部，分布着三四个原始族群，偏西为凯尔特人，偏东有斯基泰人、斯拉夫人。中间为日耳曼人，他们定居在从日德兰半岛到今天德国的东北部一带。公元前后，他们处在从游牧族向初期农耕者转化的过程中，其社会组织“百家村”可能就是从畜牧条件下所产生的土地（牧场）分区而来。一方面他们还有游牧族生活的许多遗风，如罗马统帅凯撒在《高卢战记》中说，“他们没有私有的、或单独保存的土地，而且在每一个地方也许仅居住一年。他们不多用谷物为食品，其主要食品为牛奶和家畜”；“他们对农业是没有什么热情的，大部分食品只是牛奶、乳酪、肉类。任何人都没有自己的固定的土地或产业”。一个多世纪后的罗马史家塔西佗也说，“日耳曼人以自己的羊群牛群互相炫耀；这是他们的唯一的财富，也是他们最喜欢的东西”。另一方面，即使他们已定居并从事农业，其生产水平也非常低。在公元100年左右的塔西佗看来，在和平的日子里，日耳曼的男人们“用许多时间去打猎，用更多的时间去睡觉......将管理家务、耕种田地的事情交予妇女、老人或家中体弱的人去做，他们自己袖手旁观，不参加劳动”，当然谈不上精耕细作了；即使耕地，“也不固定在一个地方，而是常常更换”。当然，按照经济史家汤普逊的说法，这也许是日耳曼人已意识到连续耕作同一块地会使地力枯竭，因而采取“田—草”交换轮作制。日耳曼人进入西欧时，把罗马时期的先进生产力破坏殆尽，却长期维持自己那种原始的农业生产水平，即使到8—9世纪法兰克王国查理大帝时代，农业产量仍然极低。一般来说，游牧民族在迈入文明状态时，他们的农耕水平乃至文明程度都是比较低下的。

 

斯拉夫人是印欧人的一支，原为游牧民族，起源于今天乌克兰、白俄罗斯与波兰相接的低洼潮湿地带。作为正在农耕化的游牧族，他们进入文明状态时社会水平甚至比日耳曼人更低。在迁徙浪潮中，斯拉夫人从公元6、7世纪起往东、西、南三个方向扩散。西支斯拉夫人以波兰人和捷克人为代表，南支斯拉夫人迁至巴尔干半岛。据6世纪中叶拜占庭著名史家普罗科比记载，斯拉夫人身材高大，健壮，浑身脏污，住着窝棚，喜欢徒步行走，作战时直冲敌人，也不穿甲胄。他们用牛等动物祭祀神灵，说明其仍处游牧时期。略晚于普氏的史书也说，斯拉夫人徜徉于森林、沼泽及湿地之间，生存条件艰苦，组织性差，但又绝不接受奴役和压迫。在其迁徙的过程中，甚至还以落后朴素的生活方式取代原住民先进的物质文化，如以沉于地面之下的小型木质建筑取代建于地面之上的桩柱式木屋、用手工陶器取代铁器等。他们也不愿停留于游牧劫掠生活，而是想获得土地、长期定居，实现成为农耕民族的愿景。东斯拉夫人6世纪前还处在氏族公社阶段，共30多个部落，各部落以酋长为首。迁徙过程中，东斯拉夫人广泛分布于东欧大平原，即西起德涅斯特河和喀尔巴阡山，东至顿河、奥卡河和伏尔加河，南到黑海，北抵拉多加湖的广大地区。他们沿着几条大河及支流散居在无数小村子里，少数建在河畔高地的村子可俯瞰两边、有防卫设施，大部分村子则是开放式的。东斯拉夫人散布的五大地带，除了南方黑海岸边开始出现城市文明外，其余分别是草原游牧区、森林农牧区、中部和中北森林区、远北渔猎区。9世纪时，这一广大地区出现了许多小公国。为了维持纵贯南北的通商大水路——“从瓦里亚格到希腊人之路”，9世纪后期，在北欧诺曼人帮助之下，罗斯国家——基辅罗斯形成，首都基辅位于森林草原农牧混合区的北缘。往北是更寒冷的森林区。在邻近拜占廷的影响下，东斯拉夫人的经济生活开始得到实质性进步。这时候，有了铁制农具，学会了用牛马耕地，还采用轮耕制。有零星的手工业和商业。直到10世纪中叶，第聂伯河东岸还栖息着4个游牧部落。每年开春雪融之时，他们便北上寻找牧场。秋天则返回南方，这里的冬雪不太厚，尚可放牧畜群。

 

阿拉伯人是亚洲大陆西南端阿拉伯半岛上的游牧族。半岛处于西亚北非大干旱地带，属于亚欧大陆南端农耕世界里的游牧地带。半岛西南沿红海的北段有些许绿洲，水草丰盛，适合农业和牧业，称为“希贾兹”（汉志）。希贾兹山挡住了西边来的雨水，致使半岛中部和东部的内陆完全沙漠化，称之为“内志”，与农耕无缘。恶劣的生存环境，使社会发展极其缓慢。因此，在伊斯兰教产生前几千年里，不少族群北上西迁寻找生计。也有些人群继续留在半岛上繁衍、生息。从事游牧为生的人们，称为“贝都因人”，意即“草原游牧人”或“沙漠之子”，以驯养骆驼和羊群为主。他们与绿洲上的半定居型农业部族相互依存，用畜牧产品与农业部族的武器等产品相交换，并依仗军事优势为农夫们提供保护。在阿拉伯-伊斯兰文明扩张中，最终形成的阿拉伯帝国横跨了四个古代农耕文明区域，从东到西为印度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尼罗河流域文明和古罗马文明，还与更东边的中国文明发生了接触，因而在文明创造过程中大部分阿拉伯人逐渐农耕化。同时也有许多阿拉伯人仍以游牧为生计，饲养绵羊、山羊、马匹和骆驼等。即便经商的阿拉伯商人，其陆地长途运输主要靠“沙漠之舟”骆驼，短途运输则主要用马、骡、驴这些牲畜。耶稣时代在中东消失的车辆运输，直到19世纪才在这一带再现。

 

中古世界兴起的这几个主要文明，具有显著的游牧族特征。

 

其一，它们都是征服者文明，在移动式扩张和征服中发展文明。这和游牧族的游动习性以及在军事上的机动性优势有关。兰克曾称日耳曼和拉丁共同体六大民族有三次移动三大呼吸。第一次呼吸是它们移动到西欧这块土地上定居下来；第二次呼吸是十字军东侵向东欧西亚小扩张，虽历经二百年但铩羽而归；近代殖民则是向全球的大扩张，最终把全世界纳入囊中。阿拉伯人也是在征服和扩张中形成帝国，而且帝国中心不断因扩张而移动，从哈里发时代以阿拉伯半岛麦加和雅特里布（麦地那）为中心，到倭马亚王朝以叙利亚大马士革为中心，再到阿巴斯帝国以伊拉克巴格达为中心。晚期阿拉伯帝国裂变为三个大食，中心分别位于西班牙、埃及和伊拉克，都远离了阿拉伯发祥地。这和农耕帝国多以发祥地为中心、向四周挤压的漫延式扩张有所不同。俄罗斯文明的创造者斯拉夫人原先居于今天的波兰东部-乌克兰西部一带，后移动到据有东欧大平原，9—15世纪文明发展历尽曲折和磨难，16世纪文明定型后迅速对外扩张，向东到达太平洋岸，向南翻越至外高加索和内亚腹地，从而奠定了世界第一版图大国的基础。

 

其二，它们都是宗教文明，信奉一神教。或许是游牧民族意识到自身文明底蕴太弱，一方面需要宗教大旗作为灵魂支柱，来增强本族群的凝聚力和认同感；另一方面或许是力图借助宗教形成精神优势来强压先进的农耕文明。所以我们看到，中世纪初期日耳曼人南下西欧时纷纷皈依基督教，欧洲北部的日耳曼以及凯尔特（爱尔兰）游牧族也快速接受基督教，两三个世纪里基督教堂就布满了欧洲大地。11—13世纪欧洲十字军东侵，打着宗教幌子，声称要“收复主的墓地”。即使是地理大发现，西班牙和葡萄牙也有向海外陌生世界传播天主教的原初动力。至于阿拉伯文明，则是以伊斯兰教为精神纽带才形成的。伊斯兰教作为严格的一神教，反映了阿拉伯社会统一的要求。在阿拉伯人的持续扩张中，他们借助宗教大旗，拿着《古兰经》进行“圣战”。所到之处，异教徒必须做出抉择：要么皈依伊斯兰教，要么灭亡。作为政教合一帝国，宗教领袖哈里发又是世俗国家最高统治者；作为伊斯兰教经典的《古兰经》和《圣训》，是治理世俗国家的法律基础。俄罗斯则是在文明形成过程中主动引进东正教，从而为文明成型奠定了核心层面的精神基石。即使到了近代，传播自身宗教仍然是这些文明追逐的“神圣”目标，这在欧洲文明的天主教和新教那里，在亚洲的伊斯兰教那里，表现得最为突出。

 

其三，它们的早期经济社会制度明显留有游牧半游牧生活痕迹。如日耳曼人初入西欧之时，由于移动的关系，原先的部族组织被冲散，新的社会共同体只能在新占领地按照地缘关系构建，于是一个个核心小家庭组成的农村公社（Mark马尔克，本意为边区，亦即新占领的地方）便成为日耳曼人的基础单位。土地公有，定期进行分配；随着私有观念加深，土地分配间隔时间越来越长，终至不再分配、演化为私有财产，这是西欧封建化过程的基本内容，从5世纪一直持续到9世纪。其封建制的最终确立，还与8世纪的采邑制改革有关。而采邑制改革的人事基础是日耳曼亲兵（贵族）制度，这是游牧族独有的军事团队习俗。因此，西欧的早期封建化过程几乎与原土地上罗马帝国的制度无甚关系。西欧庄园里的“敞地制”，即收割后土地和休耕地庄民们都可放牧牛羊，也是游牧族共享牧场习惯的遗存。至于其农业经济中畜牧占有较大比重，更与游牧族食肉饮乳酪的原生习惯一脉相承。至于阿拉伯人帝国所扩张之地，都是原有的古代文明地区。虽然阿拉伯人保留了许多当地制度，但同样也注入了自身游牧族的旧有元素。虽然奉行土地国有制，土地支配权在哈里发手中，但军功贵族、清真寺庙、贵族地主以及个别农民都能拥有私有土地，甚至还有农村公社土地制的存在，土地权利呈多元趋向，社会矛盾尖锐。在社会结构中，阿拉伯人的等级意识分明。以哈里发为首的阿拉伯人贵族最为高贵，尤其是其中出身于阿拉伯半岛的“南人”。非阿拉伯裔的穆斯林“麦瓦利”，地位自然比阿拉伯人低；未改信伊斯兰教的异教徒“迪马”，说是有宗教自由，但往往被强迫和诱导改宗。还有大量战俘作为奴隶存在。各种矛盾错综交织，社会冲突此起彼伏，帝国早早就分崩离析，其实也是阿拉伯人作为游牧族在政治上先天不足、缺乏熟练治理国家能力的反映。至于俄罗斯，进入文明前夕也有类似于西欧马尔克的农村公社“维尔福”，而且这一落后的村社制度在俄罗斯长期残存，直到19世纪还成为科瓦列夫斯基和马克思等人的研究对象。古罗斯国的成长一直碰碰磕磕，早期大公们颇似游牧族首领一样，以“索贡巡行”方式实施松散统治。稀松的管理使国家一盘散沙、政治分离，这种状态在外敌侵入下不堪一击。蒙古人在200多年统治里实行“八思哈”制度，几乎让罗斯各公国气息奄奄。在反抗蒙古人的斗争中莫斯科大公国历经磨砺而强盛起来，俄罗斯文明最终在16世纪成熟成型，由此战斗性强也逐渐成为俄罗斯民族的特征之一。

 

三、中古兴起诸主要文明成长的环境和时机

 

游牧族社会战斗力虽强，但在征服农耕民族后，经济和文化上却很快融入了农耕世界，即使强悍的政治军事统治也只是昙花一现。所以，所谓游牧文明实际上没有完成其成长全过程就停滞了，只能降维为游牧文化而已。然而，由具游牧背景的部族所创造的中古这三个主要文明，却未像斯基泰人、突厥人、蒙古人那样停顿在游牧文化阶段，而是能很快地转化为农耕文明，并最终形成自身的文明本体及特色，历经千年而不褪色，至今仍在世界上居于强势地位。这三个中古文明兴起之时，正是上古文明发展疲顿并呈现颓势之日。当这些游牧族尚在第一代文明的边缘区受文明濡化逐渐向农耕转变之时，第一代文明的中心区却因内部蜕变而不再维持繁盛局面，或处于低谷状态而难以奋起，或对文明边缘地带失去控制力，由此便给了转型中的游牧族以崛起的有利环境和时代机遇。

 

日耳曼文明兴起前夜，古代罗马文明经历了公元2世纪“五贤帝”的黄金时代后，很快出现了“三世纪危机”，其最大特点是政治极端混乱，到处都是皇帝，最多时竟有“三十僭主”在位。到处都是奴隶和隶农起义，高卢的巴高达运动，北非的阿哥尼斯特起义，经久不息。日耳曼人应罗马统治者之邀，开始和平地进入帝国境内。基督教从早期在被奴役的下层群众中传播，变成社会中上层的寄托而争相加入，动摇着罗马统治的社会基础。帝国经济陷入了凋敝状态，生产几乎停滞，直接生产者难以为继：以往作为社会主要劳动者的奴隶，随着罗马征服战争停止、战俘减少而来源枯竭；以往的直接劳动者隶农，则被奴隶主视同于奴隶，其实际地位越来越接近奴隶，他们的劳动兴趣也大减；至于原有的自由民，很多早就脱离了劳动，经常无所事事，在统治者纵容下成天游手好闲，沉浸于声色犬马，放肆挥霍着社会财富。三四世纪之交，虽有戴克里先、君士坦丁等君主力图“中兴”，但不过回光返照而已。罗马终于在四世纪末裂分为东西两块。东罗马经济实力尚存，并有皇帝驻守，蛮族人进入后自感力有不逮，旋即快速退出。而西罗马早已家底空空，无力阻挡蛮族进攻，如罗马城就几度遭西哥特人、匈奴人和汪达尔人洗劫。宽广的西欧大地便成了蛮族人的安家定居之所，蛮族国家林立，成为孕育日耳曼文明的摇篮。

 

与日耳曼人各族在三四个世纪的流动中寻找栖息之地不同，阿拉伯人则是在快速征服中建立庞大帝国。阿拉伯之所以能在亚欧大陆枢纽地带突然崛起，也在于当时的环境和时机极为有利。从两河流域到埃及的中东核心地区，是世界最早诞生文明的地区，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的波斯帝国成为西亚北非古代文明的终结者。其后中东进入亚历山大帝国和希腊化时代。公元1—2世纪罗马与安息在两河流域长期对峙。5—6世纪东罗马拜占庭帝国与萨珊波斯帝国长期交战，两败俱伤，而6世纪拜占庭帝国的争夺重心在欧洲和北非西部，7世纪又花费大量精力去对付南下巴尔干的斯拉夫人。这样中东一带实际上貌似形成了政治真空地带，这就为阿拉伯的崛起并对外征服和扩张创造了极其有利的国际条件。

 

俄罗斯文明兴起，其实也与有利的国际环境相关。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是邻近俄罗斯的拜占庭文明，9世纪以后正处于衰退期，经济上无所创造，政治版图日益萎缩，其触角难以企及东北欧地区。古罗斯国家兴起之地颇为苦寒，也难以引起拜占庭人的兴趣。其二是这时正是北欧海盗四处侵掠之际。北欧人往东南方向开辟了“瓦希之路”，力图打通北欧与拜占庭的联系，俄罗斯人可以借助诺曼人之力发展自己，不然怎会有罗斯国家的“诺曼起源论”呢？

 

中古这三个主要文明也较多地受到了先在文明或同时代的邻近文明之惠。即便它们是独立的原创型文明，它们在兴起和早期发展中也受到了其他文明较多影响，虽然受影响的方式和程度各有不同。这几个文明初兴之时，亚欧大陆早已形成了文明世界，上古起源的各文明体大都延续了千年以上，文明机制和社会形态极为成熟。古老文明的曾经存在势必对邻近游牧族产生影响。当交往日益频繁甚至这些游牧族成为农耕世界新主人时，它们的社会发展进程也大大加快。学界以往较多讨论它们如何跳过所谓奴隶社会阶段，从原始氏族公社直接过渡至封建社会，缩短了社会形态变换的历史时间。当然，这个过渡期有长有短，封建化程度也有所差异。此外，我们还可超越社会形态的历史文化视阈做些考察。

 

日耳曼文明来自三方面元素：日耳曼元素是其本体，基督教元素是其灵魂，罗马元素是促其生长和完善的土壤。当日耳曼人口南下时，基督教则是文化北上，两者交叉互动。基督教正好符合日耳曼蛮族的需要，即日耳曼人需要精神上的提升，要去掉身上“蛮族”的胎记；也需要精神上的统一，以利于将分散的日耳曼势力整合起来。在日耳曼文明发展过程中，基督教教义原则又提供了许多营养，如各个教民可以直接与上帝或上帝代表（教士）对话（忏悔），有助于孕育日耳曼文明的精髓——个人主义、个人本体观念。至于罗马因素，日耳曼人则是经过较长一段时间冷却后重拾的。如经济方面，日耳曼人最初是低下的农牧业，而把罗马发达的城市和工商业破坏殆尽，残留的罗马城市只是成了宗教聚集地点而已，工商业也只在地中海港口偶有残存。在制度方面，日耳曼人最初的马尔克农村公社，9世纪最终完成封建化过程，形成采邑制、农奴制和庄园制，虽然这基本上是日耳曼人自己的创造，但这也有罗马末期隶农制、大地产制遗留的影响，在同一块土地上难免无有记忆唤醒。虽然罗马法是12世纪才在西欧复兴，但罗马法之精细，为西欧法制文明的成长提供了足够多的营养。此外，西欧日耳曼文明也接受了同时代东欧拜占庭帝国诸多积极因素的影响，对此已有诸多学者予以论及，此处不再赘述。

 

阿拉伯文明产生于游牧地带，它是在对外征服过程中逐步成熟的。而它扩张所及之地，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地区，与它们的接触和碰撞，极快地提升了阿拉伯民族的社会发展水平。这些地区都在公元五六世纪基本完成了封建化过程，阿拉伯人面对这些先进于自身的生产方式时，一方面接受其先进性，另一方面也并非依样画葫芦，而是注入了自己的想象和创造，形成有阿拉伯特色的封建经济制度。同样，这些古老文明又都各具文化特色，阿拉伯人持完全开放态度，对所有先进文化统统接受不拒，由此也形成其兼收并蓄、包容百纳的文化风格。同时也坚持其精神本体——伊斯兰教基本教义不受浸染，避免在新地区本土化；也默许当地人士予以不离其根本的一定改造，这实际上也是吸收伊斯兰教之外养分的一种开放态度。

 

东斯拉夫人所在地区，早在公元前7世纪就有希腊人在黑海北岸建立了殖民点。公元后最初几个世纪，罗马人在这一带取代了希腊人影响，帝国版图伸展到了南布格河赫尔松一带。因此古希腊罗马文明在这一带多少有些痕迹。俄罗斯文明产生于东斯拉夫人本土，罗斯国家起源与北欧人活动有关，但在文化上却很少有诺曼文化的踪影，因为诺曼人自身的海洋文化并不适合于俄罗斯陆地。俄罗斯文明发育过程中受邻近拜占庭文明影响较大：它与拜占庭帝国保持商业上的交流，加快了古罗斯经济的发展和循环；拜占庭先进的封建经济政治制度，对俄罗斯社会发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俄罗斯接受了来自拜占庭的东正教，将其作为精神旗帜来统一东斯拉夫人思想；拜占庭传教士创造了斯拉夫文字，有利于俄罗斯摆脱野蛮痕迹，踏入文明社会。

 

这三个主要文明虽然都受他者文明影响，但受影响程度还是有不同的，致使它们呈现的文明特征也有差异。如果是文明主体民族移动幅度较大的，则受移动所至地区原有的先进文化影响较多。如欧洲南部即原罗马帝国中心区意大利、法兰克，促使日耳曼人进入封建社会的罗马因素作用更多，故而这里的史学界更坚持西欧封建制度“罗马起源论”。又如南部斯拉夫人移动到拜占庭帝国境内，成为帝国内部的异族成分；西斯拉夫人移动至中欧，其历史发展便与毗邻的西欧更多的纠结。再如伊斯兰教扩张至阿拉伯之外的先进地区，也就较多地融进了当地因素。如果是移动幅度较小的，则自身族群和移动所至地两方面的因素综合起作用，如欧洲北部的德意志、尼德兰和英格兰等地区，原是罗马文明的边缘区或外缘区，所受罗马因素之惠要小得多，故而这里的史学界更多的是强调西欧封建社会起源“综合论”，甚至是“日耳曼起源论”。如果是非移动式的，则自身族群的因素更多些。如东斯拉夫人是在自行扩散的土地上发展文明。又如阿拉伯文明起源地阿拉伯半岛，长期奉守早期游牧习惯和宗教原旨精义。

 

值得指出的是，这几个文明在创立阶段，在早期发展阶段，是有生气的，对外来养分是持开放态度的。但当文明定型后，文明的精神本体则走向固化，尤其是处在相较其他文明的有利位置时，它们对外部因素哪怕是积极因素也难以再呈开放态度，甚至转而贬损之。这一点值得深入探究。如西方文明最深处的个体本位和个性自由精神，即使面临窘境也没人愿意改变，而且还过度张扬，甚至走样。又如说俄罗斯是“战斗民族”，基督教文明宣扬“普世价值”，伊斯兰文明痴迷于“教化”他人。是不是游牧民族更具主动改变命运的精神（逐水草而居），由此更加迷之自信；而农耕民族更偏于被动顺应自然（如农作物等待雨水），对外部因素会更多些迁就和包容呢？

 

四、中古欧洲文明何以能脱颖而出？

 

正因为中古兴起的各主要文明有如此多的共同点，因而这些文明同样都有强劲的生命力，都历经了千年以上风雨，至今仍在世界上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当然这些文明各自逐渐炼就的本体特征，它们各自在千年发展中所走过的道路，以至今天在世界上的地位，却是迥然相异的。

 

文明本体特征是各文明的灵魂。文明本体形成后，除非内生要求迫使文明自身主动调整，外在力量很难将其扭转。欧洲文明（日耳曼文明）的本体特征最为突出。欧洲文明虽在5世纪诞生于古罗马文明的灰烬中，但在5—7世纪的好几百年里徘徊不前，直至8—9世纪才确立新生的封建制度。其文明内在的社会机制和“元规则”，使其能不断汲取多方面的养分，孕育全新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方面因素，经过上千年的提炼和磨砺，到16世纪基本成熟定型，17—19世纪继续发展。它以人文主义为出发点，以理性和科学为核心，强调个体本位，重视个人发展，重视人对自然的斗争，产生了诸如自由、自治、民主、平等、法治、进取、求真（科学）、理性计值等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观念，以及个体奋斗、冒险、扩张、征服、功利、金钱崇拜等西方独有的思想意识，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对立式、绝对化思维，这几方面构成了西方文明的核心价值观念体系，亦即其文明本体。当然，阿拉伯-伊斯兰文明、俄罗斯文明也形成了自己的本体特征。只不过，欧洲文明之所以最终能在众多农耕文明中脱颖而出，率先走向资本主义工业社会，更在于其孕育过程中也培育了不同于他者的文化土壤和社会机制。这一问题已有无数学者奉献了无数观点，人言人殊，本文仅从文明成长空间的宏观角度略陈鄙见。

 

这三个文明兴起的历史机遇看起来相似，但实际上各文明利用机遇的主客观条件却不尽相同。在西欧，当日耳曼人进入时，罗马制度已彻底崩塌，新的事物尚未出现，或者仅绽芽蕾而未成气候，这样就给日耳曼人留下了可以想象和创造的空间，而日耳曼人的社会机制易于或利于激发创新，于是便产生新的思想和制度、新的经济社会因素。而阿拉伯文明扩张所及之地，在经济、制度和文化上都比阿拉伯人先进，这可能会产生两方面效应：一方面这些地区幅员宽广，思想文化错综散乱，易于被伊斯兰教义所整合；另一方面，由于这些地区经济文化先进，阿拉伯人面对它们时难免自惭落后，故而乐于享其现成，而难以产生升级创造的冲动和想象力。因此，可以看到伊斯兰国家的封建制多是当地原有制度的翻版或伊斯兰化而已，而文化上的“兼容百纳”从另一个意义上说也是被征服地区文化的“大拼盘”。至于俄罗斯，其民族原本就没有固态的文化本体，版图上面是制度和文化空白，没有传统可承继，在制度创建过程中又受到更原始的蒙古人游牧文化冲击干扰，因此俄罗斯文明成型时，并没能达到一种高级形态。

 

三个文明都笃信宗教，但在宗教与社会之关系的处理上却大相径庭。西欧虽有统一教会天主教，教皇和教廷对教会实行中央集权化统治，世俗国王也由教皇加冕以表示“君权神授”，但奉行的基本原则是政教分离，世俗政治不受教会节制，更不是教会的工具。16世纪宗教改革后的新教，更是主张“因信称义”，人人都可直接与上帝交流，坚决抛弃教廷和教皇。同时，基督教教士也基本上不直接干预和介入教民的日常世俗生活。虽然教堂和神父遍及村镇，但他们只是通过一次次祈祷和布道去引导俗人，每人都可通过教士指导下的忏悔直接与上帝沟通，这就有利于滋育个体本位意识。阿拉伯国家是政教合一，统治者先是宗教领袖，后才行使世俗权力，世俗政治受宗教教义束缚，也受教会组织支配。而伊斯兰教“五功”、斋月等规定，也在很大程度上支配和控制穆斯林的日常生活，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被框定后，其想象力和创造力势必受到限制。俄罗斯介于两者之间，世俗统治者将宗教作为精神旗帜博取人们的支持，也作为工具来统治人们、引领社会，其社会进步缺乏人民的首创性支持，而是依统治者意志来决定。种种因素使我们看到，中古时代亚欧大陆中西部出现的这三个主要文明，日耳曼文明成为现代社会的开创者，俄罗斯文明成为一个趔趄的追随者，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区则在较长时期里成了欧洲人侵掠的对象。

 

注释从略，完整版请参考原文。

 

作者：刘景华 系天津师范大学欧洲文明研究院教授

来源：“经济社会史评论”微信公众号

原文刊载于《经济社会史评论》202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