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黎平｜从山西知青的成长与发展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伟大历史意义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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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黎平｜从山西知青的成长与发展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伟大历史意义
2023-06-10
今年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诞辰130周年，也是毛主席发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伟大号召68周年，更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全国掀起高潮55周年，还是毛主席给知青家长李庆霖的回信50周年。在这个特殊的年代，再一次细研《毛泽东年谱》，回顾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历史，总结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这一伟大道路的深远历史意义，是对老人家最好的纪念与缅怀方式之一。下面，结合《毛泽东年谱》的研读，用以事实说话的方式，谈一些体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础。许多人不知道的是，这一论断的最早提出，正是毛主席。1963年11月，毛主席在修改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写的《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五评苏共中央公开信》，提出并加注了“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1]”这一论断是毛主席在实践论基础上的进一步高度概括。事实也不断证明，只有在实践中才能不断学到和发现新的知识，只有在实践中才能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只有在实践中才能最终检验和辨别真理。而这种实践，绝不是一时一事，一偏一偶就可以得出正确结论的，必须经过长时间的、多方面的社会实践检验，才能最终确定真理的真伪。正像毛主席1940年1月在《新民主主义论》所讲的那样：“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2]。”因此，从这一意义上也可以讲，时间是真理标准的最好检验器。毛主席关于知识分子必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特别是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指示和号召，是具有重要战略眼光的英明决策。但一段时期以来，历史虚无主义者甚嚣尘上，把这一伟大决策说的一无是处。经过改革开放以来四十多年的社会实践检验，现在回头看，我们才更清晰地看到，老人家当时是多么地高瞻远瞩啊！因此，实践已雄辩地证明，燕雀永远难知鸿鹄之志，“侏儒”永远难以理解巨人何以能伟岸，一个自私卑劣的小人，永远难以理解伟人高尚圣洁的灵魂，更永远难以求得真理的真谛！二、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绝不是所谓“文革”的产物细读《毛泽东年谱》我们就会发现，知识青年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是毛泽东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共产党初心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指导思想的最早提出，可以追溯到抗日战争时期。1939年毛泽东在延安举行的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大会上，发表《青年运动的方向》讲话时就指出：“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他今天把自己结合于工农群众，他今天就是革命的，但是如果他明天不去结合了，或者反过来压迫老百姓，那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了。”为此，毛泽东认为“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就是革命的道路，就是改造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必由之路[3]”，并且，毛泽东身体力行，让自己的爱子毛岸英成为这一道路的带头践行者。把从苏联回来的毛岸英送到农村，拜当时最有名的延安劳动模范吴满有为老师，去当农民。毛岸英深知父亲的良苦用心，服从了父亲的安排，直到手上磨出了老茧，才从“农业大学”毕业。新中国成立后，鉴于国内外的政治经济的复杂形势，毛泽东一直关注和思考着中国青年的发展方向。1955年，毛泽东在看到许昌地委报送的《大李庄乡合作化规划的经验》材料中，谈到郏县大李庄、邱庄、吴堂、杨庄四个村的7名初中毕业生和25名高小毕业生（这在当时也算是知识分子了）回到村里参加农业合作社，有效地解决了合作社缺乏会计和记工员的问题时，毛主席敏锐地捕捉到培养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一条极佳途径，批示到：“这也是一篇好文章，可作各地参考……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哪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4]。”此后“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成为影响整整一代人的口号，“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成为那个年代的最强音。1955年，中共中央关于《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又提出：“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的伟大事业。”此后，从50年代底开始，就有一大批城市青年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志愿报名到农村去插队落户。据不完全统计，毛主席的批示和党中央的《纲要》下达后，山西省51个县就有8万多青年自愿响应号召积极报名参与，团省委在其中挑选了1038名优秀青年组成志愿者垦荒队，由各地团干带队，到内蒙古的河套地区支援边疆建设。1964年，由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通过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中进一步明确提出：“大批城市知识青年下乡……使他们通过生产劳动和阶级斗争的锻炼，健康地成长起来，成为可靠的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5]。”此后，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全国如火如荼。特别是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后[6]，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进一步掀起高潮。这一阶段，山西共接纳安排上山下乡知青95414人，其中有北京、天津知青48780人，占到总数的51%。全省安置知青的县达到91个，除少数安排到国营农林牧渔场外，大多数为知青集体插队点。最有名的有曾受到周总理接见，并经周总理点名于1969年参加中巴妇女友好代表团出访巴基斯坦的北京知青蔡立坚（女，于1967年1月主动并最后带动一百余人到只有几户人家16口人的榆次县杜家山落户）以及由天津南开中学教师郝广杰带队，于1969年2月组织30名学生建立的平陆县毛家山知青点（后陆续壮大到106名知青）；1968年12月由21名北京插队知青组成的蒲县寨子腰知青点等。曾写出反映全国知青情况《奉献者的足迹》巨著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学说委员会委员、黑河知青博物馆名誉馆长葛元仁先生，也是这一时期从北京来到山西夏县插队的。山西知青创业文化研究会会长乔晋湘同志，也是于1969年1月从湖南回到祖籍山西，插队到平遥县东泉公社圪塔村。另外，山西还动员本省的城镇青年到农村插队及农场插场，如当时离石县一个小小的柳林镇，从1962年到1965年，就有140余名城镇青年插队及插场。可见，一些人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视为“文革”产物，是毫无事实依据的别有用心！1973年，毛主席给福建知青家长李庆霖关于知青问题的批示传达后，山西省内城镇青年插队插场进入高潮，这一时期，山西本省上山下乡城镇知青达21万余人，占到历年本省下乡总数80%。至此，全省广大农村共接收历年插队的省内外知青达到34万之多。
三、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道路，充分体现出毛主席的高瞻远瞩对于组织城市青年到农村上山下乡的原因，曾有“防止城市动乱说”、“就业压力说”等多种说法。笔者认为，尽管这些也算是其中的一些原因，但并不是主要原因。细读《毛泽东年谱》我们就会发现，毛主席发出有关此方面的一系列指示和号召，主要着眼点还在于培养永不变色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对手是最严苛的老师。作为一代伟人，毛主席的高瞻远瞩是其他任何人都难以企及的。针对美帝国主义提出的“和平演变”战略，1959年毛主席就指出：“和平转变谁呢？就是要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部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就是说，他那个秩序要维持，不要动，要动我们，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7]。”并且指出：“在中国历史上，老子打下的江山被儿子断送掉的，例子很多嘛！历史的教训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注意，我们党将来会不会变质？杜勒斯的预言会不会在不久的哪一天在这里实现？这是很难预料的……我们从现在起就要讲这个问题，要引起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极大警惕”[8]，“杜勒斯搞‘和平演变’，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是有其一定的社会基础的……帝国主义要想‘和平演变’我们这一代人也难；可下一代、再下一代就不好讲了[9]。” 1959年12月，毛主席在组织有关人员学习《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谈到：“我很担心我们的干部子弟，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而要完全靠自己[10]。”由此可见毛主席对未来中国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担忧和未雨绸缪。1964年，针对苏联对列宁和斯大林主义的背离，毛主席又提出“苏联出了修正主义，我们也有可能出。如何防止出修正主义，怎样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的问题[11]。1964年10月，毛主席在和一个外国代表团的谈话中提到：“我们现在的青年人没知识了，没见过帝国主义、地主、资本家，他们是吃蜜糖长大的，所以要请你们当教员，给他们讲讲，告诉他们，不要忘记你们还在受苦。吃蜜糖长大的，我们赶他们下农村，他们不肯去。我的女孩子现在下去了。我告诉我的女孩子人家不知道你是我的孩子，你不要躲躲闪闪，你就说我说的，读了十几年书，越读越笨了，要向你们学习请教[12]。” 1967年5月，毛泽东在和一个外国代表团谈话中说：“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13]。” 1968年7月，他在接见北京的“五大学生领袖”时又指出：“学生最严重、最严重的缺点，就是脱离农民，脱离工人、脱离军队，脱离工农兵，就是脱离生产者[14]”。这一系列谈话，进一步表露了毛主席对中国未来革命事业接班人培养走向的思考。在《毛泽东年谱》中，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很多，篇幅关系，这里不一一列举。从这些谈话中，可以看出毛主席的深谋远虑。事实雄辩地证明了毛主席当年战略决策的英明伟大。党的十八大后，当年的知青逐渐进入高层政治舞台。据官方统计，十八大选出的205名中央委员中，有65人有过知青经历，占这一群体的31.7%。其中，25名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有7位有过知青经历，占比28%；而最高层的政治局常委中，则有4人曾有知青经历，占比57.1%。十九大、二十大高层中知青占比也相当高。这一群体最明显的特征是：较为开阔的眼界和从小在城市家庭中熏陶出的城市思维和城市意识，对最底层老百姓艰难生活的切身感受以及相濡以沫培养起的深厚感情，二者互相结合，使这一群体与其他群体有了明显的区别。正因为如此，才有了“两个三十年不能分割”的正确论断，才有了“一切以人民为中心” 的初心回归，才有了脱贫攻坚伟大战役的全面胜利，也才有了毛泽东思想和灵魂逐步得以恢复的氛围。四、从山西知青的成长与发展史，看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对人才造就的普适性山西省知青创业文化研究会从2019年起，开始着手收集整理全省知青资料，从收集回来的情况看，大多数知青都认为，正是走向社会第一步的知青生活，给了他们有益的锻炼，不仅使他们与农民建立起深厚的感情，而且农村贫困落后的现实，激发起他们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使他们愿意为改变农村贫穷落后的面貌而努力拼搏。这种拼搏的过程，也是增长知识与才干的过程。据不完全统计，在上山下乡期间，山西共有3700余名知青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7万余人加入了共青团，有1.6万余人被选进各级领导班子，有11人出席了全国的各类代表会，有4人当选为全国代表大会党代表或全国人大代表，有17人当选省党代会、省人代会代表或省政协委员。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在分配工作后继续发扬知青精神，在各自不同的岗位上为党、为国家做出了不菲的贡献。这些人中包括省级领导杨志明、胡苏平、张建欣、朱先奇、张璞、姜新文等，著名的三农问题专家、博士生导师温铁军以及博士生导师、华为集团高参组组长、创始人之一的黄卫为等，中国福利基金会元常务理事长兼秘书长繆力等，还有为我省文学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作家柯云路、李锐、周山湖、赵二虎等，以及至今仍然为知青事业奔忙的乔晋湘、葛元仁、刘晋英等。更有许许多多取得各种职称、担任各种职务的人以及为共和国大厦添砖加瓦的许多默默无闻的同志。从山西知青史料征集各地报回的情况看，不少市县的知青在参加工作后的受表彰总次数已经远远超过本市的知青总人数。这充分说明，广大知青在插队期间历练出的坚强意志和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已经成为这代人刻入骨子里的一种烙印。这对祖国的繁荣强盛以及对后人的示范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另外，笔者还想以山西特别是自己祖籍柳林县知青的情况为例，谈另外三个观点：1、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从体制上打破了领导干部子女的“特权”思想，不仅使这些子女本人通过世界观、价值观改造终身受益，而且向全社会彰显了共产党人官民平等的一贯原则。柳林属于1971年的新建县，1973年开始组织本县城镇青年插队。在我们插队的知青中，当时县委、县革委、县武装部（属于军管时期）领导的子女无一例外地都到农村插队。到农村后，还得积极带头干，否则，不仅老百姓看不起你，一旦担上“搞特殊”的名誉，连家长声誉都会受到影响。我们插队的年龄正是一个人世界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当外围环境迫使领导干部的子女和大家打成一片，自然会使这些干部子弟的“特权思想”“优越感”减弱许多，对其终身世界观、价值观有着深刻影响。更重要的是，这一政策和行为用事实向全社会彰显了共产党人官民平等的一贯原则。这与后来的“我爸是李岗”等事例，形成了鲜明对比。2、知青是最能识大体，顾大局和经受艰苦历练的一个优秀群体。通过摸底，柳林县建县后共有618名插队知青，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618人中没有一人走向违法犯罪道路。而他们所面临的生存和成长环境是：所有县级企业全部破产或者改制，其中有202名知青下岗失业，占到总数的32.8%强。但他们没有气馁，没有躺平，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用插队时期培养成的艰苦奋斗精神，忍辱负重，默默地告别企业，背起行囊，开始了自己重新创业。我们在编写《柳林知青专辑》时，要求每个知青提供“简历”并写出“知青生活感言”。原以为有些同志可能会乘机发一些牢骚，说一些抱怨的话，但没有想到，99.99%以上的人交回的“感言”，都充满了对知青生活的怀念，并纷纷表示，正是由于知青生活的历练，才使自己在后续的人生道路上，面对艰难困苦不气馁。现随意摘录几位下岗职工的的感言，以窥其一斑。“正是由于有知青生活这碗酒垫底，才使自己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面对下岗失业等艰难困境，毫不犹豫地勇往直前”（圪针湾知青高继平、破产企业职工）； “五年的知青岁月，不仅磨练了我的坚强意志，而且挑战了自我，为自己日后的生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多年来，由于有了知青经历，自己战胜了生活中的一个个困难……我不可以找苦吃，但我不怕吃苦”（留誉下岔沟知青高俊兰、破产企业职工）；“插队三年，人生五味尽在其中。付出了青春年华，收获了精神财富，体现了价值，增长了知识，磨练了毅志，懂得了珍惜，理解了感恩。真正的尝到了做人的滋味，人生无悔”（圪坮林场知青阮宏向，企业下岗职工）；“知青生活虽然艰苦，但这种艰苦磨炼了我顽强的人生意志，为以后的工作和生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李家湾杨家岭知青蔡爱珍，破产企业职工）；“回望插队岁月，留给我们的是满满温暖的怀念……。知青岁月给了我农村生活的全新体验，是我人生中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留誉上岔沟高美香，下岗再创业知青）......像这样充满正能量的感言，比比皆是。这一段段感言，虽然不是什么豪言壮语，但足可以从中看到我们这代人的大局意识和艰苦奋斗精神。3、知青经历，使我们深切感受到老百姓的艰辛，为党密切联系群众等优良传统的承续奠定了基础。应该承认，一个人的作风与自己的经历有着极大关系。由于插队期间和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因此，我们这些知青，不仅体会到老百姓生活的不易，更与老百姓结下血浓于水的深厚感情。这极大地影响着我们以后的生活和工作作风。党的十八大后，山西成为腐败的重灾区，先后有十几名省级干部被查，但前所述有过插队经历的几位省级领导，无一人涉案。吕梁更是重中之重，据公开报道，仅2014年前，吕梁就有170余名县级以上干部涉案。但我们柳林县有过知青经历的13名县级以上干部，28名科级干部，至今无一人涉及其中。这种现象绝非偶然。经过平时互相交谈，大家的共同感受就是“只要心中有了老百姓，就不会走的太远”。因此，插队期间对老百姓结成的那种这种刻骨铭心的深厚感情，足以影响一个人终身的精神世界和思想品德。而这种精神世界和思想品德，不仅是党密切联系群众优良作风的基础，也是保证自己政治安全的基础。在这方面，笔者作为长期工作在纪检监察战线的一名领导干部，有着非常深切的亲身体会。有学者曾把人分为三个层次：只强调感官满足的自私贪婪型；追求社会公德和公理的精神知性型；有着崇高理想和远大抱负的高尚人格型。笔者认为，那些对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特别是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道路恶意诋毁的人，就是站在自私贪婪立场上的低层次徘徊者，因此，我们有必要借这次会议的东风，形成共识，号召全社会起来，对这些丑恶现象予以充分揭露，让全社会认识这些人的丑恶面目，以正视听。
注释：
【1】《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四卷 并见于《建国以后毛泽东文稿》第10册414页
【2】《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并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 人民出版社1971年 623页
【3】《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124页，详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 530页 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
【4】《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第495页
【5】《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第37页
【6】《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第223页
【7】《毛泽东年谱》1949-1976 第4卷，第237页
【8】《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第237页
【9】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第237页
【10】《毛泽东年谱》第四卷卷第261页
【11】《毛泽东年谱》第五卷第363页
【12】《毛泽东年谱》第五卷第426页
【13】《毛泽东年谱》1949-1976 第6卷，第89页
【14】《毛泽东年谱》1949-1976 第6卷，第176页
说明：本文有关全省知青的一些数据及情况，摘录自山西知青创业文化研究会会长乔晋湘同志2017年9月2日在《知青问题研究》平台上发表的《对山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历史考察》，在此表示特别感谢。
（作者系山西知青；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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