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我国十四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发展途径和推进方式也必然具有自己的特点”。“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需要明确“劳动人民是指一切体力劳动者以及和体力劳动者相近的、不剥削人或受人剥削的脑力劳动者”，需要“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与调动市场主体的活力，二者不能对立起来”
（司马南《劳动人民与市场主体》，昆仑策研究院 2023-05-03），需要重视“劳动创造价值”的发展路径和推进方式，需要重视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尤其民营企业健康高质量发展的发展途径和推进方式，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要求。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劳动创造价值”的发展路径和推动方式不仅具有自己的特点，而且基于“劳动”概念的本质内涵和外延构成，对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价值。但是，由于对“劳动概念内涵”和“劳动创造价值”形式的认识困乏，以及对何祚庥院士这类跨学科名人解读的崇拜，从而对司马南先生为代表的“口力劳动者”的批判竟然成为一种现象级的争论，如《“口力劳动者”司马南正在被围剿中，于力开年不顺利》《连何祚庥都讥讽司马南是“口力劳动”，看来司马南确实是众叛亲离了！》《夹头、口力劳动者，也救不了司马南了》《何祚庥发明“口力劳动”！司马南的确不是无产阶级，你还支持他吗？》等等。对于一个坚守马克思主义“党性与人民性”高度统一者的如此口诛笔伐，确实已经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基本概念“劳动”。
马克思对劳动的概念予以如下界定：“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1]；“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2]；“将对象性的存在纳入人的主体性之中，使人的存在与对象性存在得以有机融合”[3]。由此，劳动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自然与社会之间的辩证统一。
对于现代社会“劳动”概念的外延组成，200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首席教授程恩富先生刊发于《中国社会科学》的文章指出：凡是直接为市场交换而生产物质商品和精神商品以及直接为劳动力商品的生产和再生产服务的劳动，都属于创造价值的劳动或生产劳动，其中包括：“生产物质商品的劳动是创造价值的生产性劳动、通过交通从事有形和无形商品场所变更的劳动是创造价值的生产性劳动、生产有形和无形精神商品的劳动是创造价值的生产性劳动、从事劳动力商品生产的服务劳动是创造价值的生产性劳动、生产性企业私营业主的经营管理活动是创造价值的生产性劳动”[4]。勿需置疑，“口力劳动”属于“生产有形和无形精神商品的创造价值的生产性劳动”。
但是，2023年1月21日，大年除夕，物理学院士何祚庥先生发出一段话：“司马南是无产阶级或工人阶级吗？他又不参加生产劳动。只不过是口力滔滔不绝！口力“劳动”≠生产劳动啊！”
物理学院士何祚庥先生以及对“口力劳动”口诛笔伐者，确实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更缺乏对“劳动概念”本质内涵与外延组成的基本常识认知。被何祚庥院士违背“劳动概念”贬低、被跟随者口诛笔伐的“口力劳动”，无需置疑属于“生产有形和无形精神商品的创造价值的生产性劳动”，属于“为市场提供精神商品的教育、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文化技术、文学艺术、广播影视、新闻出版、图书馆、博物馆等领域中的生产性劳动”[5]。勿需置疑，物理学院士何祚庥先生从事的物理自然科学研究，也同样属于“生产有形和无形精神商品的创造价值的生产性劳动”。
司马南《论“口力劳动者”》对“口力劳动”的阐释值得研读，“斯大林把语言当做思想的直接现实，切莫小瞧语言对思想的塑造力”，是不是“语言瞬生、思维即闪”形成推动社会发展的力量？李大钊、陈独秀、鲁迅、胡适北大演讲，算不算口力劳动？白岩松、康辉、海霞，是不是口力劳动？宋祖英、阎维文、李丹阳、韩蓬，是不是口力劳动？1250万大中小学老师，老师您好，是不是口力劳动者吗？网上万千主播网红，是不是口力劳动者？[6]
尤其，人工智能、数字经济发达生产力，必将而且正在推动着中国式现代化迈向“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自由人联合体”时代，马克思所期盼的“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7]正在向我们走来，基于“更高质量健康发展”和“人民美好生活向往”的“晚饭后从事批判”的“口力劳动”，确实已经成为最为重要的“生产有形和无形精神商品的创造价值的生产性劳动”。
“口力劳动”是五类劳动中“生产有形和无形精神商品的劳动是创造价值的生产性劳动”的重要组成，是“为市场提供精神商品的教育、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文化技术、文学艺术、广播影视、新闻出版、图书馆、博物馆等领域中的生产性劳动”的重要内容。无论“专家和网红都是为了流量，为了变现，并不是真正有什么公义和维护民众的利益”，还是“司马南涂红，当然是为了流量。司马南自黑，依然是为了流量”……此类言论，不仅是狭隘的，而且违背了“劳动”的基本概念，同时更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劳动创造价值的“劳动价值论”。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需要遵循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原理。同时，如何更加有效地发挥专业职业特征，实现劳动价值的更高质量定位，必然成为“劳动创造价值的发展路径和推进方式”着力研究的问题。《何祚庥院士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著，虽然导出奇思妙想的“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广义科技效率因子”基本公式，但从其对“劳动概念”的内涵外延、“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解认知角度看，何院士还是回归物理学院士的本职工作为好。与其在外行领域高谈阔论，不如在自己的专业领域
做点实际努力，推动国家依然薄弱的“原始创新策源地”与“产业链中高端战略”，帮助高达19.6%的未就业青年，以高质量产业发展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
加快中国式现代化征程。
以华为为代表的“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发展路径和推进方式，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引领突破动力，成为司马南倾情赞扬、赤诚歌颂的民营企业楷模。1987年，任正非集资2.1万元，创立本应可以属于自己或集资人的华为，但是经过36年“在暴风雨中奔跑”、“持续奋斗、向死而生”的艰苦卓绝奋斗，创业者任正非的个人占股不断缩小，仅占0.75%，而69%的员工通过“工会”劳动集体占股达99.25%。华为
“将个人创业资产以工会劳动集体”实现的“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是对那些“将国有资产以个人持股变为私有制”潮流的
逆行，是极为规范的《宪法》所确定的“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民营经济公有制实现形式。华为的管理模式，不仅以《华为基本法》为代表创新传承着60年代工业战线的《鞍钢宪法》的突出传统优势，而且以“员工工会持股制”为代表传承和
创新了新中国城乡集体所有制的突出优势。
2021年《财富》杂志公布世界500强企业，华为排名第44位，成为除国家队外唯一进入世界50强的中国民营企业，更是高新科技领域中国上榜世界500强的第一名。2021年福布斯全球富豪榜，华为创始人任正非位列榜单第2378位，国内有26位进入前100位。在胡润百富榜中，任正非仅排在国内446位。任正非以“为国为民、无私奉献、不断缩小自我”的博大胸怀，通过民营经济“劳动群众集体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凝聚起当代科技劳动者群体的智慧力量和一往无前、直至无人区的勇气，挺起中国高科技企业不畏打压的民族脊梁。
我们佩服马云先生的聪明才智与突破创新，无论淘宝“购物便捷”，还是支付宝“支付便捷”，都是对生产、生活方式的巨大推动，但是，需要反思为什么成为无数民众强烈不满的对象？以“购物便捷”冲垮无数实体个体工商经济的“经济负溢出”，需要思考如何为各类市场主体留有生存空间？需要思考平台创新劳动主体的基本社保制度？以“支付便捷”造成支付风险甚至透支悲剧的“社会负溢出”，需要思考金融科技如何服务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思考如何规避金融风险与社会悲剧？尤其，2020年底蚂蚁集团用10%的仓位，试图撬动一场全民高风险投资盛宴，从国家金融安全角度必然上市受阻，中国人民银行等四部门三次联合约谈蚂蚁集团。司马南以强烈的国家安全和金融经济忧患意识，连续“八评蚂蚁”，清醒警觉地提出：“当资本意志统摄全民大数据，将会意味着什么？”
如上问题产生的根本症结在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西方经济学“资本控制论”，贯穿于马云先生经济发展思维的始终。正在推进的400家未来医院的理论支撑、目标导向、优劣得失等等，是否值得思考？浏览视频《马云开的无人未来酒店》的评论区，“机器人抢占了好多需要工作的人！”“人是群居动物，都使用无人机器，生活没意义！”“感觉很恐怖，一点人气都没有”……正面评论几乎没有出现，根本问题在于缺乏深度研究智能与就业的关系，完全忘记“依靠人民、为了人民”的发展理念，继平台经济“购物便捷”冲垮无数实体个体工商经济、蚂蚁金融“支付便捷”造成支付风险甚至透支悲剧之后，人工智能对就业岗位产生严重挤压。
而《机器人也能采茶了？难度堪比“农田里绣花”》
（《中国青年报》2023-04-19），启示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方向：让最辛苦的采茶女实现“劳动解放”，让茶的最大成本因素降下来，让更多的人喝上质高价低的茶，服务于“人民美好生活的向往”的实现。如果马云先生明白基于“发展依靠谁、发展为了谁”而清晰洞察无人酒店“破坏生产、影响就业”，而是寻找机器人采茶“劳动解放、美好生活”的智能发展空间，才有利于实现“劳动价值论”“劳动解放观”的自我突破。
同为平台经济“冲击实体个体工商经济”的京东，为实体个体工商经济减免税费鼓与呼，与国务院扶贫办签署《电商精准扶贫战略合作协议》，并建议以电子商务立法和税收征管法修订为契机，完善电商税收征管制度。同为平台经济“实现劳动创新”的京东，与54万万员工全部直接签订劳动合同，足额缴纳五险一金，付出比其他平台企业多5倍6倍的成本，“不能牺牲兄弟们60岁以后的救命钱，赚这种钱是耻辱的”成为平台经济社会责任的庄严回答。5月4日，“京东青年城”正式启动：投入超60亿元，在北京建设4000套精装修房子，配齐彩电家具，配备幼儿园、游泳馆、休闲健身等项目，员工拎包入住。此前，京东已投入220亿元，在全国建成2.5余万套员工公寓。
轻资产是平台经济的显著特征，因为没有线下门店的租金和人力成本，所以成本更低、价格更便宜。京东在做“进销存”自营电商的同时，大手笔投资建设硬资产，规模高达1267亿元的物流基地、仓储中心，53家生鲜超市、1400家养车门店、2万家加盟电器店、超5万平方米的线下商场，京东京造5年时间覆盖中国70%的产业等，形成沉甸甸的重资产，最根本的价值在于通过硬资产实业解决民生就业问题。“身处我们这个时代，如果大家不去做点事情，真的会让你一生感到后悔。后人终究将记录我们这一代人，这是一个伟大时代”、“共产主义在我们这一代实现，公司全部国有化”的人生追求，是因为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劳动解放”、“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自由人的联合体”为理论支撑。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存在本质区别，那就是“以人民为中心”而非“以资本为中心”的发展理念，那就是“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非“资本控制人民、左右政权”，那就是“先富带动后富、实现共同富裕”而非“财富聚集、顶尖断崖式分化”。民族复兴之伟业、共同富裕之目标，需要凝心聚力、团结一致，当马云先生们也从西方经济学“资本控制论”的错误思想迷途知返，理解马克思毕生追求“为了人民”的社会主义本质，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在数字智能的发达生产力阶段，同样以“共产主义在我们这一代人实现”为理念前行，那才能真正顺应时代的期盼和人民的呼唤。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我们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但是，当前已经出现“0.33%的富人占有67%的私人财富、92.7%的人群仅占有7%的私人财富”
（2023年中金公司报告）的“财富聚集”情况，“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目标实现必然成为需要探讨的重要命题。“劳动创造价值”与“市场经济活力”发展路径和推进方式的根本目的，在于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目标实现。
当前，经济困境、就业艰难问题的出现，绝不是某些西方经济学者提出的“民营经济定心丸总吃不到位，而内心感到忧虑”，甚至试图动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消灭私有制”的核心命门。社会对“某些造成国有资产流失、领着过亿退休年薪企业家”的批判，是对“国有企业改制12.9亿国有资产流失”的批判，是对“6亿人群月收入不及1000元、9.64亿人群月收入不及2000元”
（2019年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课题组调研数据）的背景下，退休企业家“以什么为标准领取过亿年薪”的批判。其实，今天的联想仍然是中科院大股东占股29％的国有主导企业，根本没有涉及民营企业家的问题，更不会使任何以“创造财富、报效国家、造福社会”为经营伦理的民营企业家会“内心感到焦虑”。正如网友所评价：“反对国有资产流失的大讨论，怎么就成了压制民企发展的罪魁祸首呢？”
司马南先生以“党性与人民性”的高度统一，通过众多节目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实现：《解读“中国式现代化”，再说“共同富裕”》《完整准确理解邓小平共富论》《共同富裕是千千万万老百姓的愿望》《程恩富先生共同富裕的具体建议，惹恼了谁？》《只嚷嚷共同富裕是“平均主义陷阱”本身就是陷阱》《再说“共同富裕”》《共同富裕吓跑了富豪吗？》《共同富裕与996现象》《论共同富裕问题上一种错误倾向》《萧军王实味的平均主义在哪？再论共同富裕问题上错误倾向》等，呈现着高度的“以国家之重为重”、“以党性之责为责”、“以百姓之心为心”。
2017年的乌镇互联网大会上，刘强东说了一番话：“说好的先富带动后富，可30年过去了，你们却忘记了！当富到赚一个亿都是小目标，一个月几十个亿都让人很痛苦的时候，还有几千万人生活在极端贫困的状态，这是我们这帮已经富起来的人的耻辱”，呼吁企业家“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2022年，他自身带头拿出了1个亿的同时，要求集团2000多名副总监及以上高管全部降薪，从而扩充基层员工们的福利，设立一个100亿的员工专项保障基金。“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目标，无论在宏观层面呼吁，还是在微观具体推动，都扎实践行于行动实践之中。
“我们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前提下发展市场经济，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社会主义'这个定语。之所以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坚持我们的制度优越性，有效防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8]。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优越性，必须消除西方经济学“资本控制论”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冲击；必须避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固有的“穷者越穷、富者越富”马太效应；必须通过“劳动创造价值”与“市场经济活力”实现方式的推动，改变“财富聚焦”造成的“顶尖断崖式”分化。
尤其，在人工智能、数字经济发达生产力到来之时，我们必须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教诲：“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社会主义'这个定语。坚持我们的制度优越性，有效防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我们需要任正非“为国为民、无私奉献、不断缩小自我”的博大胸怀，我们需要刘强东“共产主义在我们这一代实现”的志向追求，我们需要司马南“以国家之重为重”、“以党性之责为责”、“以百姓之心为心”，我们需要全体人民摒弃分歧、团结一致、共同努力，努力实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之本质与“伟大民族复兴”之伟业。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7-208页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3-524页
[3] 黄漫、刘同舫《海德格尔对马克思劳动观的误读》，《国外社会科学》2020第3期
[4] 参见程恩富《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四大理论假设》，《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5] 程恩富《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四大理论假设》，《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6] 司马南《论“口力劳动者”》，司马南频道，2023-02-12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 537页
[8] 习近平《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求是》2020年第1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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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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