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克思的价值规律理论是在继承了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价值规律理论的科学成就基础上对其进行了科学革命而建立起来的，理解马克思的价值规律理论，关键在于把握马克思商品和价值理论的叙述形式、体现在商品和价值理论中的辩证法以及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但后来的经济学家，或误解了马克思的价值规律，或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对于价值规律历史性认识不清的问题。本文在澄清相关误区的基础上对有关见解进行评析，强调了价值规律的历史性。正确认识价值规律的历史性，对于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本文以下将价值规律、价值法则和劳动价值论等一类关于价值问题的真理性认识的不同提法，统一称为价值规律。马克思并不是最先发现和阐述价值规律的经济学家。对于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命题进行最初阐述的是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然而，由于资产阶级的历史局限性，古典政治经济学在劳动价值论上的理论分析是充满矛盾的。这些理论矛盾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发展逐步暴露和激化，以至于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无法在资产阶级的视野内解决这些矛盾。科学的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在总结前人理论分析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的基础上，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对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价值规律理论进行革命性变革而建立的。以此为基础，马克思创立了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剩余价值理论和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苏东国家和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充分证明了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剩余价值理论的真理性。但是，在苏东国家的社会主义挫折中我们也深刻地体会到一些经济学家或误解了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或以社会主义要坚持劳动价值论的名义，对马克思的科学的价值规律理论进行批判，创立了所谓的社会主义产品价值论或社会主义商品价值论。本文试图通过重新梳理马克思的价值规律理论，在澄清相关误解的基础上，对于有关的社会主义商品价值论或者社会主义产品价值论进行批判，以期正确认识马克思的价值规律理论。
一、马克思的价值规律是对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价值理论的科学变革
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产生于17世纪中叶，完成于19世纪30年代，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确立并反映资产阶级利益而逐渐成形的。其发端者威廉·配第首先提出了劳动创造价值的基本命题，经由重农主义的发展，通过亚当·斯密的完善，直至大卫·李嘉图的经济学说，标志着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达到了巅峰。
但是在李嘉图的学说中，由于他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视为永恒不变，同时与前人一样也没有对“交换价值”和“价值”两个概念进行区分，使得李嘉图的价值理论遭遇了无法解决的两个困难：其一是资本和劳动的交换产生剩余价值的事实与价值规律等价交换的问题；其二是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与劳动创造价值的价值规律的问题。在其之后的经济学家，未能解决李嘉图经济体系中的两个矛盾，最终导致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破产。
马克思的价值规律理论则是在继承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价值规律理论的科学成就基础上，对其进行了科学革命才最终建立起来的。马克思说：“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是在工场手工业时期才产生的。”①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正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而逐渐发展的，因而古典政治经济学也是第一次系统地阐释了价值规律，诚然在古典政治经济学那里对于价值规律的阐述还有许多致命的缺陷。那么，究竟应该怎样概括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规律？马克思又是如何批判地吸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规律理论？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在阐述商品拜物教起源于商品交换以后说：“诚然，政治经济学曾经分析了价值和价值量(虽然不充分)，揭示了这些形式所掩盖的内容。但它甚至从来也没有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这一内容要采取这种形式呢？为什么劳动表现为价值，用劳动时间计算的劳动量表现为劳动产品的价值量呢？”②马克思这里所谓的“政治经济学”特指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在此纵论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规律理论的成就与不足。一方面，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在劳动价值规律理论上的成就在于研究了价值实体，研究了价值量的决定等规律。具体而言，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首先阐述了劳动形成价值的朴素观点，即劳动是商品价值的原始源泉，价值的实体是一般人类劳动的凝结；其次，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阐述了劳动时间形成商品价值量的基本观点；当然，从劳动价值规律理论的发展和转化的意义来看，古典政治经济学还将价值实体和价值量的理论运用于分析资本主义关系，取得了必须予以肯定的成就，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资本主义社会工资利润和地租的规律，在一定范围内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劳动价值规律上的不足和缺陷主要在于没有对价值规律的历史性进行阐释。也就是说，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对劳动价值规律理论的研究，缺少对价值形式理论和商品价值的历史性阐述。
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高成就主要体现在价值理论之中，然而其对于劳动价值论的叙述是杂乱无章的。马克思对于劳动价值论的阐述却是遵守严密逻辑的理论批判产物。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系统地阐述了科学的价值规律理论。马克思从简单商品经济的劳动价值论，发展到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劳动价值论。从简单商品经济的劳动价值论来看，马克思在劳动二重性、价值形式和发展、商品拜物教以及货币职能等方面作出了不同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劳动价值论的分析来看，马克思分析了劳动力商品及其对于资本总公式矛盾的解决，并以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理论解开了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与简单商品经济等量劳动相交换的矛盾问题。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而言，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对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科学革命。
科学的劳动价值论是科学的剩余价值论的基础。但是，这个说法由于没有补充辩证法的后一句话，而对理解劳动价值规律和剩余价值规律之间的关系造成了一定危害。这里所谓的辩证法的后一句话就是，科学的剩余价值规律理论是科学的劳动价值规律理论的发展。按照马克思的逻辑，《资本论》第一篇是简单商品经济条件下的劳动价值规律理论，《资本论》第二篇及以后各篇是简单商品经济条件下的劳动价值规律理论的继续和发展。也就是说，《资本论》第二篇“货币转化为资本”以及此后的关于资本和剩余价值分析的各篇，都可以说是将简单商品经济条件下的劳动价值规律理论，运用于分析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具体化和发展。因此，《资本论》是从简单商品经济劳动价值规律理论，发展到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劳动价值规律理论的发展论。由此我们可以说，虽然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规律理论不是劳动价值规律理论的第一次或者最初的阐述，但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规律理论却是劳动价值规律理论发展的学术最高峰。
（一）马克思商品和价值理论的叙述形式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版序言中说：“万事开头难，每门科学都是如此。所以本书第一章，特别是分析商品的部分，是最难理解的。其中对价值实体和价值量的分析，我已经尽可能地做到通俗易懂。……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而对资产阶级社会说来，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或者商品的价值形式，就是经济的细胞形式。”③马克思在这里既说明了什么地方难懂，又说明了难懂的原因。关于什么地方难懂，马克思说《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难懂。关于为什么难懂，最表层的原因是“万事开头难”,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政治经济学事业也是如此。更深层的原因是“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或者商品的价值形式，就是经济的细胞形式”④。一般读者包括经济学家对此是难以理解的，马克思一直试图要化解《资本论》中的这一理论难题。
在《资本论》第2版跋中，马克思又不惜浓墨详细介绍了在一版和二版中间的修改内容，而这些内容几乎全部聚焦于对商品和价值理论的阐述，其目的就是化解《资本论》中的商品和价值理论理解难题。马克思首先介绍了如何更科学地叙述价值实体和价值量的理论，即“更加科学而严密地从表现每个交换价值的等式的分析中引出了价值”⑤，并全部改写了价值形式的内容，还对《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大部分进行了修改。此外，为了化解理解上的难题，马克思放弃了《资本论》第1版序言中承诺的《资本论》和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在内容上互相不重复。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版序言中曾经说：“前书的内容已经在本卷第一章作了概述。这样做不仅是为了联贯和完整，叙述方式也改进了。在情况许可的范围内，前书只是略略提到的许多论点，这里都作了进一步的阐述；相反地，前书已经详细阐述的论点，这里只略略提到。”⑥而在第2版跋中马克思改变了说法：“第三章第一节（价值尺度）作了仔细的修改，因为在第一版中，考虑到《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柏林版）已有的说明，这一节是写得不够细致的。”⑦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此时的马克思已经不再顾忌《资本论》是否重复《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内容。马克思已经把如何让人们能够正确理解《资本论》中的商品和价值理论，看作是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了！那么，第一卷第三章第一节究竟有什么问题如此重要呢？从马克思的这些交代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之所以把许多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详细阐述的内容又补充进来，其原因在于重视如何说明价值实体和价值量、价值形式包括价值形式的发展和价值形式的拜物教性质等，而这些也就意味着，真正理解马克思的叙述方式是把握马克思商品和价值理论的关键。
（二）马克思商品和价值理论中的辩证法
在《资本论》法文版序言中，马克思说：“我所使用的分析方法至今还没有人在经济问题上运用过，这就使前几章读起来相当困难。”⑧这里马克思承认自己的著作《资本论》,因为它所使用的方法不被法国读者所掌握，所以会造成读者对于前几章内容的理解特别困难。众所周知，马克思多次强调《资本论》所运用的方法是辩证法。马克思甚至承认自己在研究商品价值的内容时有卖弄黑格尔辩证法的倾向。针对资产阶级庸俗的思想家将黑格尔当作一条死狗，马克思说：“我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并且在关于价值理论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⑨那么，什么是辩证法呢?对此理论界也是众说纷纭。我们通常是从教科书里得到形式上的定义。辩证法就是和形而上学对立的，用辩证的、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观点看事物。那么什么是形而上学呢?形而上学就是和辩证法相对的，用僵化静止的观点看事物。这样以形式逻辑的定义来认识辩证法，就陷入了相对主义。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2版跋中引证俄国经济学家考夫曼的评论。在引文之后马克思随后问道：“这位作者先生把他称为我的实际方法的东西描述得这样恰当，并且在谈到我个人对这种方法的运用时又抱着这样的好感，那他所描述的不正是辩证方法吗？”⑩马克思肯定的内容是考夫曼对辩证法的描述，同时马克思予以补充：（1）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唯物的；（2）马克思的辩证法本质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辩证法认为事物是普遍联系的。就是说许多看上去没有任何关系的事物和现象，其背后都是联系着的。事物本身就是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发展变化，就是事物运动从一种联系过渡到另外一种联系的过程。
《资本论》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变化中最普遍的、最基础的经济现象，即从商品分析开始的，逐步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怎样从含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因物质即商品运动发展而来的。就价值规律来讲，马克思首先揭示的是一般商品经济的价值规律，然后又进一步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上升到揭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价值规律。这样从辩证逻辑的商品分析出发，才真正展示出了《资本论》第一篇以及以后的各篇的逻辑。因而掌握《资本论》的精神实质，最根本的是要掌握辩证法的这种运动和变化的过程的观点。
（三）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
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资产阶级立场决定了：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认识和掌握商品和价值规律，另一方面它又不能深刻地揭示商品和价值规律。马克思《资本论》的一处脚注中对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发展进行了评析⑪，马克思在这里并没有否定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对于商品价值量的研究。马克思是在肯定资产阶级经济学这方面成就的前提下，指出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不足。马克思说，古典政治经济学“从来没有从商品的分析，特别是商品价值的分析中，发现那种正是使价值成为交换价值的价值形式”⑫。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第一节，从交换关系的等式出发，从中抽象出了隐藏在交换价值背后的价值；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第三节中，又说明了价值怎样必然表现为交换价值的形式，表现为价格形式。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相对于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大优点就是，马克思做到了“从商品的分析，特别是商品价值的分析中，发现那种正是使价值成为交换价值的价值形式”。通过这种分析，马克思揭示了“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最抽象的，但也是最一般的形式，这就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类型，因而同时具有历史的特征”⑬。这里强调的是，商品形式或商品的价值形式是资本主义的细胞形式，这种细胞形式的历史暂时性，也就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历史暂时性。
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商品形式或商品价值形式是资本主义社会这个神秘世界的细胞，人类社会一旦有了商品这种资产阶级社会的细胞，就会迅速地长出资本主义社会的躯体。但是，商品这个细胞一旦具有了历史性，那么按照事物发展的逻辑就会推导出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性，而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就必须不揭露出这个细胞的历史性质。因此，忽视这种历史暂时性是资产阶级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正确本能；而一旦忽略商品价值形式，政治经济学必然不能科学地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规律。资本主义经济规律最本质的特点是最终要揭示资本主义必然要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而资产阶级最害怕的就是这一结论，因此从资产阶级的切身利益考虑，资产阶级经济学不愿意触及商品形式。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阶级性和时代性特点，决定了它不能在劳动价值理论上有任何进步。
（一）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对价值规律的认识
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对于价值规律作出错误理解，其典型代表当属蒲鲁东。蒲鲁东作为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主张保留商品生产，在私有制和雇佣劳动的基础上通过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坏的方面而实现社会主义。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受到马克思的严厉批判。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二章写道：“一旦劳动力由工人自己作为商品自由出卖，这种结果就是不可避免的。但只有从这时起，商品生产才普遍化，才成为典型的生产形式；只有从这时起，每一个产品才一开始就是为卖而生产，而生产出来的一切财富都要经过流通。只有当雇佣劳动成为商品生产的基础时，商品生产才强加于整个社会；但也只有这时，它才能发挥自己的全部潜力。说雇佣劳动的介入使商品生产变得不纯，那就等于说，商品生产要保持纯粹性，它就不该发展。商品生产按自己本身内在的规律越是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商品生产的所有权规律也就越是转变为资本主义的占有规律。”⑭马克思在这里强调，商品是资本主义的细胞形式。由资本主义的细胞形式发育到资本主义形式，并不需要更多的商品生产以外的东西。只要商品生产被确定，只要商品生产发展到劳动力作为商品进行买卖的时候，那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已经不可抗拒地确立了。因此，蒲鲁东的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仅仅是口头上的空话。
在蒲鲁东以后，还有杜林的冒牌社会主义。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批判杜林：“商品生产决不是社会生产的唯一形式。在古代印度的公社里，在南方斯拉夫人的家庭公社里，产品都没有转变为商品。公社成员直接为生产而结合成社会，劳动是按照习惯和需要来分配的，产品只要是供消费的，也是如此。直接的社会生产以及直接的分配排除一切商品交换，因而也排除产品向商品的转化(至少在公社内部),这样也就排除产品向价值的转化。”⑮这里说的是古代社会不是商品生产的社会。恩格斯又说：“社会一旦占有生产资料并且以直接社会化的形式把它们应用于生产，每一个人的劳动，无论其特殊用途是如何的不同，从一开始就成为直接的社会劳动。那时，一件产品中所包含的社会劳动量，可以不必首先采用迂回的途径加以确定；……到那时，它就不会想到还继续用相对的、不断波动的、不充分的、以前出于无奈而不得不采用的尺度来表现产品中包含的现在已直接地和绝对地知道的劳动量，就是说，用第三种产品来表现这个量，而是会用它们的自然的、最恰当的、绝对的尺度——时间来表现这些劳动量。……就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也必须知道，每一种消费品的生产需要多少劳动。它必须按照生产资料来安排生产计划，这里特别是劳动力也要考虑在内。各种消费品的效用（它们被相互衡量并和制造它们所必需的劳动量相比较）最后决定这一计划。人们可以非常简单地处理这一切，而不需要著名的‘价值’插手其间。”⑯恩格斯在这里进一步说明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也不是商品生产的社会。
那么，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里，是由什么来决定一件物品是否被生产出来呢?恩格斯特别地强调产品是否被生产，首先取决于产品对于人的效用，其次还取决于产品对于人的效用以及人为生产这种产品必须付出的劳动耗费量的比较。恩格斯把这看作商品生产的经济学中价值范畴在共产主义产品生产社会中所能遗留下来的全部东西。恩格斯甚至讲到自己曾经在1844年的著作中讨论过未来共产主义社会起调节作用的产品生产的效用和费用的衡量问题，但是此时的恩格斯已经不再是1844年之前写作《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时的恩格斯了。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说：“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价值首先是用来决定某种物品是否应该生产，即这种物品的效用是否能抵偿生产费用。然后才谈得上运用价值来进行交换。如果两种物品的生产费用相等，那么效用就是确定它们的比较价值的决定性因素。”⑰恩格斯认为这样的价值作为交换的基础也充满矛盾，因此恩格斯强调要解决这些矛盾必须要消灭私有制。恩格斯预言，“到那个时候，价值概念的实际运用就会越来越限于决定生产，而这也是它真正的活动范围”⑱。对于“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恩格斯十分坦率地承认：“这一见解的科学论证，只是由于马克思的《资本论》才成为可能。”⑲
那么，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是如何对于这一问题进行科学论证的呢?商品经济社会价值只由劳动时间决定。非商品经济社会没有商品，也就没有价值，劳动时间就由价值形态退回到调节社会生产的一般形态。“费用和效用关系”的价值，就是物品的使用价值。
恩格斯坚定地认为：“价值概念是商品生产的经济条件的最一般的、因而也是最广泛的表现。因此，在价值概念中，不仅包含了货币的萌芽，而且还包含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一切进一步发展了的形式的萌芽。……在产品的价值形式中，已经包含着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形式、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对立、产业后备军和危机的萌芽。企图用制造‘真正的价值’的办法来废除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这等于企图用制造‘真正的’教皇的办法来废除天主教，或者等于用彻底实现某种最全面地表现生产者受自身产品奴役的经济范畴的办法，来建立生产者最终支配自身产品的社会。”⑳尽管价值形式还不能直接认定就是资本主义形式，但是因为价值形式是资本主义的胚胎形式，价值形式的充分发展必然发展到资本主义形式。因此，恩格斯认为，用制造真正的价值的办法消灭资本主义，就等于用制造资本主义的办法消灭资本主义。对于杜林在他的所谓公社中创造出“真正的价值”，恩格斯认为这是杜林是企图用发展资本主义的办法来消除资本主义，是企图用拜物教的办法来消灭拜物教。
对于蒲鲁东、杜林价值规律的社会主义，恩格斯直言这是想“以幻想的结果来消灭价值规律的现实结果”㉑杜林所涉及的经济公社，在恩格斯看来，在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中，如果把价值规律镶嵌进去，那么这个社会主义经济必然会趋向于解体。
（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对于商品价值规律的探索
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商品和价值规律消亡思想的认识是接受的。他们是面对当时的社会主义还不能在短期内彻底消灭私有制和商品经济的现实，而阐述价值规律运用的。他们关于社会主义利用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思想，是对于价值规律运用的一种探讨。
首先，在《国家与革命》中，列宁的初步设想也是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生产资料不再是个人的私有财产，而是归为全社会所有，在此基础上，商品生产也将不复存在。
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级真正掌握了国家政权，在具体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列宁对于商品生产的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在1919年2月俄共（布）纲领草案中，列宁指出，“用一系列逐步而坚定的措施彻底消灭私人贸易，组织起统一的经济整体（苏维埃共和国应当成为这样一个整体）中各生产公社和消费公社之间的正确的和有计划的产品交换”㉒，历史上公社的解体已经说明了价值规律对于公有制的破坏作用。尤其是对于,同时“将力求尽量迅速地实行最激进的措施，为消灭货币作好准备”㉓。这表明在初期列宁的想法意在用产品的直接分配来取代商品交换。
但是后来的社会实践证明这样的设想行不通，因此列宁转向实施新经济政策。在新经济政策初期讨论粮食税的问题上，列宁已然认识到“在小农国家内实现本阶级专政的无产阶级，其正确政策是要用农民所必需的工业品去换取粮食。只有这样的粮食政策才能适应无产阶级的任务，只有这样的粮食政策才能巩固社会主义的基础，才能使社会主义取得完全的胜利”㉔。其后，在1921年秋，列宁进一步阐释新经济政策时指出：“我们应当认识到，我们还退得不够，必须再退，再后退，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到由国家调节买卖和货币流通。”㉕
由此可见，在具体面对商品生产的问题上，列宁在反复的摸索中得出的结论是在当时的社会主义条件下依然要保留商品生产，这是由俄国过去的历史条件和当下现实的经济基础所决定的。
而后关于苏联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斯大林结合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进行了发展和总结。斯大林认为：“有人说，商品生产不论在什么条件下都要引导到而且一定会引导到资本主义。这是不对的。并不是在任何时候，也不是在任何条件下都是如此!不能把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混为一谈。这是两种不同的东西。资本主义生产是商品生产的最高形式。……如果这些使商品生产转化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已不存在，如果生产资料已经不是私有财产而是社会主义财产，如果雇佣劳动制度已经不存在，而劳动力已经不再是商品，如果剥削制度早已消灭，那又怎么样呢?可不可以认为商品生产总还会引导到资本主义呢?不，不可以这样认为。……如果注意到，在我国，商品生产没有像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那样漫无限制和包罗一切地扩展着，它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雇佣劳动制度的消灭和剥削制度的消灭这样一些决定性的经济条件而受到严格的限制，试问，为什么商品生产就不能在一定时期内同样地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服务而并不引导到资本主义呢?”㉖对斯大林的论述，一方面，我们可以发现，斯大林在总结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基础时作了一个妥协。因为斯大林考虑到当时的苏联社会生产力水平低，公有制、全民所有制并未都实现，而且还存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所有制共存的情况，在两种所有制之间不同利益主体依旧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因而在一定范围内价值规律仍然起作用。另一方面，如果研究后来苏联和东欧国家社会主义经济演变的历史，那么可以发现，生产资料不是私有财产这一条是可以变化的。事实上在斯大林逝世以后逐步发生了从量变到质变的变化过程，最终生产资料公有制变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因此，斯大林的论断还是形而上学的。
对于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毛泽东有着自己的见解。毛泽东认为：“‘生产资料不是商品’,我们是，又不是。”㉗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存在消极作用，但是在毛泽东看来，商品生产是可以被驾驭的。毛泽东指出：“斯大林说：‘试问，为什么商品生产就不能在一定时期内同样地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服务而并不引导到资本主义呢?’这句话很重要。利用商品生产为社会主义服务，斯大林讲了很多理由。那么，商品生产有没有消极作用呢?有，就限制它，否定它，……我们发展商品生产，不是为了利润，而是为了满足社会需要，为了五亿农民，为了巩固工农联盟，为了引导五亿农民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㉘发展商品生产的目的如果不是为了利润，那就不是真正的商品生产。毛泽东把发展商品生产的目的规定为“为了满足社会需要，为了五亿农民，为了巩固工农联盟，为了引导五亿农民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所以，在毛泽东那里，是有条件地利用商品生产，而不是不折不扣地推崇和贯彻商品生产。
如前所述，马克思是在肯定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在劳动价值论研究中所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指出其研究中的缺陷与不足。这个缺陷和不足，就是不敢触及价值规律的历史性问题。在马克思看来，劳动产品不是天然的就具有价值属性。虽然在原始社会末期原始部落之间就曾经发生了产品交换，那时交换的产品就有商品的属性。但是，那时社会生产方式的主体还不是商品生产。之后经过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社会生产的主体都不是商品生产。只是到了封建社会的末期，社会生产才从产品生产变革为商品生产。因此，商品生产不是人类社会永恒的社会生产方式。这就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生产，不是人类社会生产从头就有的社会生产方式。一旦资产阶级承认了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生产方式有来路，那么，同样的道理也就要意味着资产阶级也要承认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必然会有去路。无论如何，商品生产的历史性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性紧密相连。
正因为这个缘故，马克思才会认为商品形式是指劳动产品的一种历史形式。人类社会经历了劳动产品的产品形式、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和劳动产品的产品形式。马克思这里所谓的商品形式主要是区别于劳动产品的产品形式而言的，商品生产是具有历史性的。本来商品和价值这些范畴是属于商品经济社会的。商品经济社会是没有摆脱物统治人的社会，而资产阶级及其经济学家，从维护资本主义统治的阶级利益出发，必然要把这种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说成是从来就有、永恒不变的。凡是违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社会生产，都必然要被资产阶级及其经济学家所否定。
资产阶级经济学被价值量的分析给吸引住了注意力，是浅层表面的原因。而更加深刻的原因是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之所在。因为马克思通过商品拜物教的根源分析得出结论：“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最抽象的、但也是最一般的形式，这就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类型，因而同时具有历史的特征。”㉙按照马克思的这个理论，如果深入研究价值形式，就必然要：第一步，从价值形式的发展分析，推论出货币的产生；第二步，认识到货币对于交换过程的媒介作用，以及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货币必然转化为资本；第三步，认识到随着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发展，资本主义矛盾必然会激化，经济危机必然周期性爆发；第四步，认识到资本积累的历史趋势是资本主义必然灭亡。马克思最后说这种理论上的必然逻辑是资产阶级的阶级自觉，因此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即使是最优秀的代表如斯密和李嘉图，也最终放弃了对商品形式和商品价值形式的分析。马克思这句话的精髓就在于以商品拜物教研究的积极成果——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最抽象的、但也是最一般的形式——来说明资产阶级及其经济学为什么会自觉不自觉地回避对于商品和价值形式的分析。在马克思的辩证法的逻辑中，所谓最抽象的、最一般的形式，也就是最没有发展的形式，即是细胞形式。所谓发展了的形式，就是细胞繁殖并长大了以后的形式。
因此，商品形式或商品的价值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的最一般的和最不发达的形式，价值规律是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所特有的经济规律。从唯物主义历史观来看，共产主义社会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充分发展并经过浴火重生而产生的新的社会形态。虽然从一个局部的范围来看，中国的社会主义不是在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充分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但是作为新的社会制度，作为代表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时代，它仍然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发展基础上产生的社会。尽管它必然会带有更加浓重的它从中脱胎出来的旧社会的历史痕迹，但是同时必然具有共产主义的基本经济特征。因此，它既不能急迫地消灭商品生产，让价值规律退出历史舞台；又不能不清醒地认识到，商品生产是资本主义的基因形式，社会主义现阶段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是我们发展社会主义生产所不得不利用的手段，而不是我们的目标或目的。社会主义现阶段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最终是要消亡的。科学社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浴火重生的结果，一定是不以商品生产为一般特征的。“一旦我们逃到其他的生产形式中去，商品世界的全部神秘性，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笼罩着劳动产品的一切魔法妖术，就立刻消失了。”㉚如果再进一步误把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当作共产主义本身的特征或共产主义本身的规律，并把它应用到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就要遭到解体。这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观点。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239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98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7-8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8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14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7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14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4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2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1页。
⑪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98-99页。
⑫《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98页。
⑬《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99页。
⑭《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677-678页。
⑮《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326页。
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326-327页。
⑰《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5页。
⑱《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5页。
⑲《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327页。
⑳《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327-328页。
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330页。
㉒《列宁全集》第2版增订版第36卷第82页。
㉓《列宁全集》第2版增订版第36卷第111页。
㉔《列宁全集》第2版增订版第41卷第209页。
㉕《列宁全集》第2版增订版第42卷第239页。
㉖《斯大林文集》第607-608页。
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0页。
㉘同上书，第51-52页。
㉙《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99页。
㉚《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93页。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来源：昆仑策网
【作者授权】，原刊于《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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