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到一些资料，发现一个新情况。这就是，有的原来是顽固站在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立场上的学者（我不认为应该称他们为经济学家），现在突然表现为对国家的一些经济方面的决策表示了支持，甚至为当下中国经济的形势唱了不少喜歌。但是，在他们的支持与喜歌声中，其中的主要旋律和谱系，却依然是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理论或者观点。这种现象看起来有点不伦不类。
例如，有位马姓学者，在过去的一些文章里，表示过坚决要对国有企业动刀子的。现在他对于国有企业，不再说什么话了。他现在开始说，我们现在的经济对策都是很正确的，是有道理的。但是在当下的经济政策中，马学者对于国有企业在当前的经济建设与发展中到底在起什么作用，却是闭口不谈。这一点至少在表明，他当初对于要对国有企业动刀子的观点可能并没有改变。所以他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国有企业的作用只能闭口不谈。
最近，看到一个建在香港的电视台，播放了一位主持人与这位马学者的对话，马学者在对话中说，今天中国经济的发展主要抓住了两点，一个是抓住了全球化的机遇，每一个机遇我们都抓住了。还有一个就是发挥了市场经济的作用，所以中国在这些年里发展的速度就很快。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两点对中国经济的建设与发展确实起到了不小的作用。但是人们需要问的是，全球化的机遇对世界上所有国家应该都是同等的，这种机遇并不是只对某些国家开放，而对另外一些国家是关闭的。既然是对所有国家都打开了机遇的窗口，那么为什么只有中国抓住了这个机遇，而其他有些国家就没有抓住呢? 另一个问题就是，市场经济在西方世界，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已经盛行了几百年，那么为什么这个市场经济在今天，对于那些国家似乎不仅没有起到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反而使不少国家经济出现停滞、衰退，甚至都有点不太灵光了呢? 现在看起来，似乎只有中国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一直有所发展。这其中的理由何在? 这个道理要怎么才能讲清楚?
对于这些稍微深入一点的问题，马学者没有提到。马学者似乎只愿意表述现象本身的存在，而产生现象背后的本质却一字不提。
其实有些道理说出来并不复杂。面对全球化，中国之所以能抓住机会，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决策中，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也知道中国要做什么。在这里，方向是明确的，政策是对头的，决心是坚定的，措施是大胆的。
这篇电视台主持人与马学者对话或者访谈的标题说，经济的最大目标就是消费。这也是马学者自己的观点。这个命题也很让人产生怀疑。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上看，消费不过是生产全过程中的一个环节。这个全过程是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这四个环节相互联结，相互沟通，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缺一不可。至于说经济的最大目的，这个命题总是让人看着有点虚幻。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来看，人类社会之所以能够生存和繁衍，最主要的方式就是生产。一个是物质资料的生产，一个是人口的生产。消费从某种程度上说，有利于促进生产。但把消费作为所谓经济的最大目的，这个结论并不那么让人信服。
生产出来的产品的数量、质量、品级、标准，都有可能在影响消费和刺激消费。但有很多情况下，人们首先是进行了发明、研制，然后才会发现其中有消费的机遇与可能，人类才可能进行相关产品的生产，这个产品才有可能进入消费环节。人们的生产过程，从来不是先提出一个消费的目标，而人们的生产就为实现这个目标而进行的。贝尔实验室最早发明了有线的电信号通讯，但人们还不知道这个发明会实现电话通讯。只是这个发明在进入到某个环节或者某个阶段之后，人们才发现这个发明是能够为人类广泛使用的，是有可能进入人类的消费领域的。这才有了电话交换机，电话终端机，最终进入人们日常的生活中，成为重要的消费品。如果按照消费是经济的最大目标的观点，这个有线通讯到此就完成了。那么后来出现的无线通讯，特别是大量的蜂窝式手机电话，在人们还没有意识到有使用的可能性之前，生产领域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进行生产的。至少在生产之前的研发过程还需要经历一个很长的时间。
人类的物质资料的生产从来就不是只为消费服务的手段。所谓消费成为了目标，而生产只是手段与过程。这样的理解是片面的，也是不符合实际的。生产其实从它产生的那一天起，就是人类生存过程中重要的方式。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人类能够进行生产活动。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人之所以为人并不是人能够消费。只有生产才能解决人类消费形式与内容的巨大变革。如果只是为了消费，人类甚至也不一定要进行生产，除人类之外的其他灵长类生物，靠着自然界提供的现成食品，也能活下来，而且也能进行必要的繁衍。因此，说到经济活动的最大目的是消费，这在理论上和逻辑上都是有着重大缺陷的。
人类在不断进行生产活动的过程中，在不断扩大生产的规模、层级、范围和方式的过程中，也在不断地提升自己、发展自己。在生产的不断发展中，消费才会跟着不断地得到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生产是绝对的，是有着决定性的，生产在决定着消费。生产决定消费的种类、决定消费的数量和质量、决定消费的水平。而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是相对的，是有条件的，也是有限的。否则，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的时候，人们的消费需求没有任何削减，但生产却遭到了极大的破坏，以至于在危机下的经济，几乎不能满足大多数人的消费需求。这个所谓经济的最大目标在这个时候跑到哪里去了?
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在十九世纪，并没有所谓纯粹的经济学，有的只是政治经济学。那么如果我们今天来考察生产与消费的关系，依然使用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和方法，那就很清楚地看到，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我们的经济建设，目的是发展生产，是提高中国人民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单纯地讨论消费是不是目标的问题，意义并没有多大。在人民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里，消费只是其中的某一个手段，并不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动的所谓主要目标。简单地说，只有不断地发展生产，人民生活水平或者说人民的福祉才有可靠的保障。而消费，不过是生产关系中的一个环节，把这个环节看成是所谓最大的目标，是比较荒谬的。
党的二十大，在讲到中国社会的经济建设的问题时，强调而且使用最多的的词汇是发展，而不是经济。发展的内涵要比经济广泛得多，也深刻得多。如果只用所谓经济的范畴，它关注的更多的是数字，而发展关注的最多的是人，在中国，就是指的的人民。
按照这位马学者的观点，经济自身是一套体系，有自己的动因，有自己的目标。严格地说，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是西方经济学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是通过对资本这个生产关系的考察，来关注资本主义世界中的人。这个被关注的人，主要是工人阶级，是大多数被雇佣的劳动者。资本家不是具有独立人格的人，资本家不过是资本的代言人。一直在敌视马克思主义的西方所谓经济学，表面上看，强调的是数字，是他们臆造的概念，但在这套空洞系统的背后，维护的都是资产阶级少数人的利益。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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