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歇尔·茨维格：有关阶级问题的六点看法

作者：米歇尔·茨维格（Michael Zweig）

纽约州立大学教授经济学、工人阶级生活研究中心主任（director of the center for Study of Working Class Life）

 1、我们需要改变对美国社会中阶级的理解，应从“富人与穷人”的划分转向“工人和资本家”的划分。

 

当我们更为经常地使用“工人和资本家”这一更为准确和有用的术语时，我们将更好地把握美国社会发展的阶级动力，并能更容易地理解美国社会中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的持续存在。抛开种族和性别问题，我们也将更便于开展政治运动，以扭转几十年来以牺牲劳动人民利益为代价使公司权力日益巩固的趋势。

我们应清楚界定工人阶级和公司精英（或资本家阶级）的阶级分野，前者占美国人的大多数（占美国劳动力的62%），后者仅占美国劳动力2%。两大阶级之间是所谓的中间阶级（占美国劳动力的36%）。

约翰·爱德华（John Edwards）曾于2004年界定的“两个美国”，费尔南多·费乐（Fernando Ferrer）在其2005年纽约市长选举中所说的“两个纽约”，都指出了应成为我们政治对话和社会政策前沿和中心的重要的社会现实。但这些划分从未像“穷人与富人”的简单区别那样得到最好的理解。

必须从权力角度理解阶级，而不仅仅是从收入、财富或生活方式，虽然这些确实都随阶级不同而不同。从权力出发，有助于我们将阶级理解为一种动态的社会关系，而不是一组静态的特征。从权力入手调查阶级问题才有可能发现阶级、种族和性别之间的有机联系。从收入、财富、生活方式，或教育等角度理解阶级，则将阶级问题与种族和性别问题分割开来，只有作为权力关系而不是作为个人具有的固定特征，才能最好地理解种族和性别问题。

工人阶级（The working class）是这些人，他们相对来讲在工作中几乎没有什么权力——如白领的银行应答员、呼叫中心的职工；蓝领的机械师、建筑业工人和装配线工人；粉领的秘书、护士和家庭护工，有技术的和无技术的各种族、民族和性取向的男人和女人们。这些工人阶级的成员，对于工作的节奏和内容几乎没有什么个人的控制权，对他人的工作也没有什么监督控制权。今天在美国的劳动力中属于工人阶级的有9000万人，美国有一个相当意义上的工人阶级多数（working class majority）。

资本家阶级（The capitalist class）是大公司的公司精英、高层经理和董事，其工作是对各自的公司进行战略性的指导，并与政府机关和其他公司的高级经理进行交往，其公司的日常运作则交由中层的经营管理人员打理。在这方面，他们不同于小企业业主，小企业业主与其极少的雇员一起工作并直接管理雇员。这些小企业业主，虽然就其雇佣工资劳动者而言是字面的资本家，但如下所述他们作为中间阶级则更好理解一些。

统治阶级（The ruling class）比整个资本家阶级人数上要少得多，且包括非资本家阶级的成员。统治阶级是这样一些人，他们超越其个人的企业或机构而从国家整体意义上给出战略性指导。例如那些在多个董事会任职的公司董事们，他们有机会协调跨企业的资本家的活动，并吸收政府三个分支机构的政治精英及文化和教育界领导人，以维护公司利益。整个的美国统治阶级的数量可以塞满扬基体育馆（Yankee Stadium）的座位（54000）。

 

中间阶级（the middle class）是专业人士（professionals），小企业业主（small-business owners）和管理监督类雇员（managerial and supervisory employees）。不应把他们理解为收入分配方面的中间阶层，而应视为生活于资本主义社会两大对立阶级之间的中间阶层。他们的经历既与工人阶级有共性，也有与公司精英相类似的特点。

例如，小企业业主，在企业资产的私人占有方面、敌视工会和弱化劳动规章等方面与资本家有共同利益。但他们也在亲自劳动、在资本主义市场和政府权力面前有着很大的脆弱性、以及难于确保充分的健康保险和退休保障等方面，与工人的处境相似。

专业人士也在主要的劳资间阶级冲突中处于中间位置。就过去的三十年的情况看，那些其生活与工人阶级的生活紧密缠绕在一起的专业人士——如社区大学教师、公诉机关的律师、一些在工人阶级居住区的小诊所开业的医生、公立学校的教师等的经济地位和社会位置，与他们所服务的阶级的状况的恶化一起也已经恶化了。而那些更多地参与到服务于资本家阶级的人——如公司律师、金融服务专家、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会计师（Big-Four CPAs）、在HMOs和保险公司监管之外执业的医生——这些专业人士的财富虽然在增长幅度上绝对地和成比例地略小一些，但仍伴随着其服务的阶级财富的增长而增长。

在学术共同体的大部分领域中（特别是紧密联系工人阶级选区的学院）的专业人士，和工人阶级成员一样经受着公司压力加大的痛苦。在这一过程中，许多学术工作降级了。它们不再是相对安全的论资历的中间阶级岗位，而成为附属的或访问者的岗位，充斥着一个日益增多的第二层级，这些人被随意雇用而没有实质的学术岗位保证，这是一个新的学术工人阶级（academic working class）。

应强调的是，工人阶级不同于劳工部的统计范畴“生产和非监督雇员”。后者包括每一个不是监督者的雇员，如为薪水而工作的大多数教授和其他中间阶级的专业人士。然而，将全部无监督权力的雇员汇总为工人阶级，掩盖了其中专业人士所享有的社会地位与工人阶级的真实差别。认清专业人士和其他中间阶级雇员的矛盾地位，有助于我们理解这部分人群的政治倾向，从而寻求促使他们成为工人阶级同盟军的方法。

 

 2、通常的所谓两头（富和穷）小、中间（中产阶级）大的说法，是极具误导性的，导致了我们在美国政治领域中的两个重要混淆。

 

A. 陷入了将阶级与种族混淆的陷阱，并丧失了阶级眼光。在流行的想象和政治选举的话语中，“穷人”通常指“黑人和西语裔人”或“少数民族”。实际上，在美国，2/3的穷人是白人，全部黑人的3/4不是穷人。种族歧视仍在起作用，并说明了这一事实，贫穷在黑人和西语裔人中被不成比例地经受着（以及由于性别歧视在妇女中）。但我们不应让他们所受的相当沉重的负担遮蔽我们对于美国全部贫穷现实的理解。

实际上，贫穷是工人阶级的事情。美国大多数穷人生活于这样的家庭中，这些家庭的成年人经受着周期性的失业，或从事着部分时制工作或低报酬工作。在有两个挣工资成员的家庭中，一个是全日工作，一个是半日工作，每人都挣最低工资，所得不足以使三口之家脱离贫穷。为摆脱贫穷，我们需要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生产条件。当然所谓“底层阶级”（underclass）具有特殊的需要，必须得到理解和承认，但大多数穷人并不属于底层阶级；他们是经历着艰难时光的工人阶级成员。

B. 使我们的政治目标混乱，陷入错误的二难选择之中，或者主张“谴责穷人，改正其性格（fix their character），提升其工作技能”，或者主张“从富人身上削减一二”（take down the rich a notch or two）。

将“富人”视为美国政治错误方向的原因和我们政治攻击的目标是错误的。在2000年总统选举中，当戈尔（Al Gore）通过攻击乔治·W·布什仅仅是有利于最富有的1%人口的减税计划来挑战后者时，民意调查显示，令人吃惊的是19%的美国人相信他们自己属于这最高的1%，另有21%的人相信他们在下一个十年中将进入这1%的行列。当我们攻击“富人”时，许多人认为我们正在攻击他们和他们的将来。

这个国家政治和经济的错误方向的真正原因是，资本家阶级日益不受控制的权力和他们对于少数人利润的傲慢的追求，这种追求以牺牲大多数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为代价。这应成为我们政治运动的目标。成为富人不是问题的关键——在彩票（the Power Ball Lottery）中赢得3.8亿美元使一个人变富，但并不能使他成为公司精英的成员。2001年伊始与迪克·切尼（Dick Cheney）商谈确定能源政策的人们是富人，但更为关键的一点是他们是产业领导人，是美国能源公司的最高领导人。

 

保守主义业已使太多的美国人相信他们的问题出在政府对穷人的关照上。我们需要扭转这一视角，谴责的目标不是指向“富人”而是指向公司精英。这一扭转不应被误解为“威胁剥夺劳动人民的未来”。

 

然而，“指向富人”在环保运动中有某些合理之处，不是在通常的意义上，而是在如下意义上，即工业国的人们，特别是富人，需要限制其消费。虽然人们也确信，热切追求扩大市场的资本家阶级，将抵制对其不受限制的消费的任何挑战，但不受限制的消费更多的是收入问题，而不是阶级权力问题。

 

3、卡特里娜飓风破坏之后海湾沿岸的种族和阶级的现实大大不同于媒体在灾难之后喋喋不休所说的“种族和阶级的教训”（lessons of race and class）。

 

卡特里娜飓风之后，美国各媒体的头条和新闻分析中充斥着有关“重新发现美国阶级和种族”的断言。但即使美国媒体及留心的公众从长期以来千百万民众默默地独自忍受的贫困生活的现实中惊醒过来，旧有的混淆仍在持续，遮蔽着美国的种族和阶级现实。在媒体的典型的用法中，“种族”意指“黑人”，而“阶级”意指“贫穷”，二者是所有被困入新奥尔良大运动馆和会议中心（the New Orleans Superdome and Convention）的非裔美国人的共同特征。

从阶级的眼光来分析这种形势，会将新的信息带入事件的焦点。在新奥尔良城区（包括路易斯安那东南部的七个县）的所有劳动力中，70%从事着工人阶级的职业。就整个城区而言，在卡特里娜之前，全部劳动力的37%是少数民族，几乎全部是黑人，这一份额在最大的三个县（三个县合计占整个城区的85%）有着很大的差异：最大的Jefferson 县，少数民族占26%；奥尔良县，少数民族占66%；St. Tammany县的少数民族则仅占11%。

 

四个白人工人中就有一人就业于工资等于或接近官方贫困线的工作。无论是在黑人占主体的奥尔良县，还是白人占主体的Jefferson 县，都是如此。他们从事着低工资的工人阶级职业（保健类、食品准备类、建筑维护类、护理和销售类等），这些职业的年工资在12000美元到18000美元之间——最多者仍不足以使四口之家脱离贫困。新奥尔良的劳动力中有工作的穷人中有85000名白人。相对照的是，这种状况的少数民族（几乎全部为黑人）大约有65000人（30%的少数民族在这一地区就业）。

看一下就业图谱的另一端，管理类和专业类职业，黑人的从数虽然不成比例，但毫无疑问是缺席的。2004年在新奥尔良城区少数民族持有47000个这类职业（或26%），在新奥尔良城（奥尔良县）少数民族持有45%的管理和专业类职业（他们在整个劳动力队伍中占66%的份额）。

在建筑业（construction trades），这一地区的黑人和白人所从事的这类职业则与其人数上所占比例相符，在29000个这类相对的“好工作”中，少数民族从事着11000个。布什总统中止“戴维斯-培根法案”（the Davis-Bacon Act）——这一法案要求联邦政府资助建筑项目以支付工会水平的工资——对海湾地区的建筑业来说，同等严重地打击了建筑业的黑人和白人。相似地，联邦住房规划的第8部分（Federal Section 8 housing programs）系为有工作的穷人家庭所设计，布什当局在卡特里娜飓风后拒绝使用这一规划同样既影响了白人，也影响了黑人工人阶级家庭。

如果在卡特里娜飓风灾难中仅仅看到和提及黑人牺牲者，我们就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在不忽视也不低估非裔美国社区所遭受的不成比例的灾难的同时，很有必要——既是道德上的也是政治上的——承认成千上万的白人家庭与其黑人邻居一起所遭受的打击，这些家庭几乎全属于工人阶级，忽视白人所遭受的苦难只能有助于种族仇恨，而阻碍了黑人与白人之间政治联盟的发展，工人阶级和中间阶级需要这种联盟以挽救为了公共福利而进行的重建。

4、准确地界定阶级力量是发起一个更为有效的政治运动的出发点，这一政治运动旨在推翻近40年来横扫美国的日益强盛的右翼潮流。

 

我们需要重估进步的政治运动的构成基础，而将阶级作为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重构（reformulate）我们的工作。纽约时报的一篇新闻报道这样评价2005年的纽约市长选举：“布鲁姆伯格（Bloomberg）在少数民族选民中所获得的支持，意味着民主党人费尔南多·费乐（Fernando Ferrer）建立依附性的黑人和西语裔选民的战略成为正逐渐显现的政治现实的牺牲品：黑人和西语裔人不再自动地作为一个集团投票，一个中间阶级联盟可以胜过传统的以种族为基础的诉求。”

目前，阶级差别已以更为重要的方式分割了各种族和民族的人口。与其在劳动力中所占份额相比，虽然黑人和西语裔人在更大程度上不成比例地成为工人阶级，而在更少的程度上成为中间阶级和资本家阶级（而且与白人相比，他们更多地从事着低工资职业），但是仍有上百万的黑人和西语裔专业人员、经理和小企业业主，在公司上层精英中的数量与日俱增。每个阶级都因种族和民族的不同而分裂；每个种族和民族集团也分裂为不同的阶级。

将这种阶级和种族的马赛克中的力量重组到进步联盟中需要的是直接诉之于阶级利益和阶级认同，同时继续承认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仍是导致跨阶级苦难的重要因素。只有以阶级为基础并与种族和性别问题相协调的政治运动，才能产生推翻和限制公司权力的社会力量，近几十年来这种公司权力挣脱了控制，造成了很大的社会灾难。

在这个方向上最近的例子是杰西·杰克逊（Jesse Jackson）1984和1988年的总统选举，在这两次选举中，他通过无休止地维护工人阶级的愿望，参与工会、罢工和其他工人运动，同时绝不忽视种族和性别问题的持久重要性，而获得了相当数量的白人男性工人阶级的选票。

主张劳动人民的利益，也可以成为有益于大部分中间阶级成员的政治联盟的基础。正如上面所指出的，在过去的30年里，当工人阶级的生活变得日益困难的同时，上百万的专业人士、低层经理（supervisors）和小企业业主——那些中间阶级中其生活最接近工人群众的部分——同样遭受了挫折。同时，中间阶级中紧密与公司精英相联并服务于后者的部分状况很好。以阶级为基础的政治运动，可以在共同利益基础上将工人阶级和中间阶级联系起来以限制公司精英的权力。为了绝大多数美国人的政治运动，将很难如通常那样“作为特定的利益集团”而被驱散。

阶级应在估价最高法院及其他联邦法院法官提名候选人时起重要的作用，对此公司精英共同体有着很好的理解。当约翰·罗伯特（John Roberts）在2005年7月被提名时，华尔街杂志报道了他作为一个成功的和有效的公司律师的经历及其对公司的忠诚，最为著名的是他对抗工人的补偿金要求为丰田公司所作的辩护。

 

纽约时报报道布什当局在幕后筹划一年，以联合宗教力量来接受罗伯特的提名。这一过程伴随着有组织的公司集团为确保提名候选人既得到宗教力量的支持也有利于企业利益，而对联邦法官任命的游说努力。在撒缪尔·阿利托（Samuel Alito）的提名之后，有着类似的报道，在许多有关他的关于堕胎观点的报道文章中，强调他已经“站在雇主而非雇员一边”。

对女性生育权的保护是一个进步政治运动日程中内在的一个部分，但我们不应在没有紧密联系这一日程的工人阶级维度下追求它。例如，假如堕胎非法，对工人阶级妇女的堕胎可能性的限制，将远远胜过中间阶级或资本家阶级妇女所受到的限制。从那些反堕胎法官及其政治支持者的反劳工立场中，我们可以充分看到这个国家权力的运作轮廓（contours），从而拓展反右翼法官提名者从事同等服务于妇女和劳动人民进步政策的联盟。

传统的智慧认为大多数美国人自认为是中产阶级成员，所以政治诉求于中产阶级对于选举获胜是适当的。确实，当提供的选项是“上、中、下”或“富、中、贫”时，大多数人说他们处于中间阶级。但，当工人阶级作为选项之一时，45-55%的美国人自认为是工人阶级。

 

我们尚不知当人们自我认定为工人阶级成员时他们的意思。我们也不知在他们看来属于这一阶级的标准是什么。我们也不知这种认定与其他认定相比较的力量，这些其他认定，既包括种族的，也包括如作为猎人、志愿防火员、小协会教练、或作为医院志愿者的“粉红小组”等特定利益集团的。但这种认定很可能意味着，当阶级话语点亮了美国人生活的现实并导向将改善他们及其子孙生活的政治实践时，他们已经准备好服从和认同于阶级话语。

在八年或十年以前，以权力术语表述的阶级范畴，工人阶级、资本家阶级，似乎如此地远离政治对话，以至于它们对于建设性的政治争论是无用的。但今天甚至主流的评论员也正日益频繁地提到工人阶级、阶级斗争，而在总体上以阶级术语贯穿其文章。纽约时报关于美国阶级的系列报道，于2005年集为一本书出版，是一个显著的例子。杰夫·福克斯（Jeff Faux）的书《全球阶级斗争》（The Global Class War）是另一个例子。严肃的阶级话语再次成为可能，并充满生机、奥妙和信心。

回到1981年，汽车业第一次破坏性的退让性集体谈判以后，汽车业工会（UAM）主席道格拉斯·弗瑞泽（Douglas Fraser）将这一过程描述为“单方面的阶级斗争”，在其中劳工未做准备。从那时以来，公司精英——基于对其阶级利益的完整理解——对劳工进行了持续的攻击。进步人士早应认清这场阶级斗争的性质，而创造一个基于劳动人民和其他与公司权力相对抗阶层的利益的政治愿景和政策。

5、阶级在全球规模上运作。

 

全球经济并非孤立于国内经济。一般的观点认为，全球化指所谓的“在外的那儿”，而国内经济是“这儿”——而“在外的那儿”威胁着“这儿”，导致失业、工资降低和资本逃离——这种观点没有看到资本积累以其全部的内在动力既在国家范围内也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着。

过去30年来在新自由主义体制下的全球积累过程已经使许多发展中国家（巴西、中国和印度作为主要的例子）产生了强硬的资本家阶级，并开始将他们融入到一个全球规模的统一的国际资本家阶级中。同时，积累过程的全球展开也导致了全球工人阶级的产生，这已经在跨国界组织劳工和国内对移民的反应中有所表现。

基于权力而非收入的阶级分析的引入，将扭转我们对于WTO和IMF运作的观点。不是将冲突看作全球贫穷的南方和富裕的北方之间的冲突，而是看到贯穿于北方和南方的阶级分野，这将人们重新组合而进入各自的国际的也是国内的集团中。虽然国家利益仍在起作用，但只要南方的国家政权（aspiration）把持在那儿的资本家手中，他们主导着利益的政治表达，则无论南方还是北方的劳动人民将仍处于不利地位。通常所说的南方是进步的而北方是压迫性的观念，不仅视全球竞技场上作为进步力量的北方工人阶级为无物，而且对野蛮的南方统治精英也视而不见。

将我们生活其中的单一经济体系的国内方面和国际方面整合起来，也使我们更易于在劳动人民中发起为合理的外交政策和反伊拉克战争和占领而斗争的运动。阶级分析能使我们看到在巨额的军事预算所导致的金融成本和丧失的社会服务之外的东西。它有助于我们认清：这场战争和美国的外交政策追求，是在全球范围内强化（empower）同一个公司资本家阶级的统治，这个阶级在国内的每一个经济和社会问题上都对劳动人民构成了挑战。

 

6、阶级是关于思想运动的观念。

 

如果民主党要实现进步主义的复兴，或追求代表劳动人民的第三党的兴起，它就必须成为一个具有宽广视野的政党，而不能仅成为一个以利益为基础的政策提出者的政党。这一点对于希望影响公共政策和政治结果的社会运动来说同样正确，。

政策是必要的，但它必须置于对于这个世界如何运作、我们的生活前景如何成形、以及如何创造和使用我们巨大的创造财富和社会关系（our capacity for wealth and community involvement）能力的宽广的理解的背景下。将阶级分析引入国内对话中能够激活政治过程，并带来新的能量和对一系列问题的新的理解，包括对作为引发冲突和所需改进之处的种族和性别问题的持久重要性的理解。

阶级对话允许我们回忆起以往的经济和社会正义的语言，并复兴有关经济民主的号召，这是一百多年来进步的社会运动的基础。公司行为（corporate agenda）业已从经济事务中将道德事宜全数剥离。对右翼来说，不受管制的市场是与经济事务相关的全部。这是进步主义必须直接对付的核心问题。阶级观点将有助于我们解释和找到我们的政治学的种族维度，有助于我们想象和创造组织、联盟和社会力量以反击资本的破坏性力量，并代之以将人类从苦难中解放出来并增加社会福利的价值和政策。

 

（译者：孙寿涛，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编自“思想火炬”，修订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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