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荣与富强：大国治理的政治经济学》序言
中国用几十年时间从一个积贫积弱的落后农业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重要工业国，走完了西方国家历时几百年的现代化进程，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和社会长期稳定的 “中国奇迹”。特别是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又取得了全面胜利，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中国减贫实践不但精彩、生动，而且具有史诗般的意义，足以载入人类社会发展史册。
目前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接近17%，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30%。与此同时，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将给世界带来更多的机遇。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研究报告显示，到2040年，中国和世界其他经济体的彼此融合有望创造22万亿至37万亿美元的经济价值，相当于全球经济总量的15%—26%。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世界市场”，也是世界研发基地和创投中心，在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中均占有重要地位。
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发生的天翻地覆历史性巨变，无论是在中华民族历史上，还是在世界历史上，这都是一部感天动地的奋斗史诗。中国何以能？中国奇迹的成功密码是什么？
中国为什么能，首先要回答的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西方主流经济学里有一个“团队生产”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如果团队产出大于独自产出之和并且能消化将团队成员组织起来并加以约束的管理成本，人们就会选择团队生产；然而由于企业最终的产出物是由团队成员共同努力的结果，不可能精确地对每个人的贡献进行分解和观测，因而不可能按每个人的真实贡献支付报酬，这就导致了“搭便车”的问题，即道德风险问题。因此，西方经济学结论是不提倡团队生产，而是提倡个人奋斗、自由放任，主张个体化、私有化。
西方经济学的主流理论强调个体的理性、自由放任和私有化，然而个体理性会导致集体非理性，这一现象被定义为合成推理谬误。个体的理性往往导致集体与社会的非理性结果，经济理性人缺乏为集体的共同利益采取行动的动力。因此，西方主流经济学认为，当个人融入团队的时候，会增加个人的交易成本。但是，与西方不同，中国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分工和协作的效率远远大于个人的交易成本，这就是领导的作用。中国有个典故，“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为什么有这样的结果？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总结出中国革命的最大经验就是把支部建立在连队，发挥组织的重要性，三个人就要建立支部。“支部一建立，连队立刻有了灵魂，各种工作迅速地开展起来”。三个和尚没水吃的原因就在于三个和尚没有领导，没有发挥出领导的作用性。因此，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讲了一个非常经典的例子，“一个单独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挥自己，一个乐队就需要一个乐队指挥”。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奇迹最鲜明的标志，是创造中国奇迹最核心的密码。由此来看，中国奇迹最关键、最核心的是坚持党的领导，统领全局，协调各方。正是有了坚强的党的领导，才成功地驾驭中国经济发展的大局。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这一理念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中所没有的，却又是在深刻总结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经验所形成的经济发展理论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理论前提和发展基础。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另一方面，由于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特点，使得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可以做到协调各方，调动各方力量形成合力，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势，也是中国发展奇迹的奥秘所在。
历史和现实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是团结带领人民攻坚克难、开拓前进最可靠的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用伟大治理成果雄辩地证明，党的领导是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根本保障。只有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笃定自信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够把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起来，形成万众一心、无坚不摧的磅礴力量，才能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中国为什么能，关键在于成功破解市场与政府关系的经济学世界性难题
放眼全球，如何让“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协同发力，堪称经济学上的世界性难题。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我们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努力将市场的作用和政府的作用结合得更好一些，这是一个止于至善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奇迹，在实践上是对西方经济发展的超越，在理论上是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市场和政府关系认知的重构，不仅宣告着我国已成功走出一条崭新的中国道路，而且也预示着初步形成了经济学的中国理论。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突破传统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束缚，开创性地把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相结合，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建立充满生机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造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到跃居世界第二的经济快速增长奇迹。我国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不是接受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激进西方化方案，也不是遵循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渐进式改革，而是摆脱西方经济学的教条理论和窠臼模式，独立自主地探索符合自身实际的发展道路和经济发展的实践方案。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不是简单复制西方市场主导一切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也不是重复西方市场与政府二元对立、此消彼长的原始市场经济，而是走出了一条政府与市场有机结合的高水平现代化市场经济新道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成功，既打破了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神话，破除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意识形态迷雾和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话语霸权，又不断探索出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新高度，为发展中国家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提供可资借鉴的新方案。正因为如此，我国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中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成功典范。
当前，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提出了大量亟待解决的新问题，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迫切需要回答好“世界怎么了”“人类向何处去”的时代命题。繁荣与富强，国家何以兴衰，这种宏大议题，近代以来一直笼罩在西方话语之中。今天，当我们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点上，更要立足中国实践，全面提炼中国经济发展经验，努力揭示中国经济发展伟大成就背后所蕴含的系统化和规律化学说，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深入阐释如何更好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理论体系。大国治理的政治经济学，就是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提炼中国经验，从政治经济学理论角度系统回答中国何以能，更好地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从而更好地彰显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
（作者系复旦大学特聘教授，
本文为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繁荣与富强：大国治理的政治经济学》序言；来源：党建网，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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