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存刚：全球价值链重构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外政策新趋向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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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存刚：全球价值链重构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外政策新趋向
2022-07-15
【摘要】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价值链重构成为引人关注且影响日益重大的国际经济现象。全球价值链重构增加了国际竞争参与者，刺激着国家间的战略竞争行为，促使国际组织形成新的工作重心，引发国际竞争格局新变化。为应对全球价值链重构引发的新变化与新挑战，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纷纷调整本国对外政策，主要包括凸显经济外交重要性、重视区域经济与安全平台建设、在全球价值链重构中“去中国化”、强调价值观的一致或相近性以及试图重塑国际制度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外政策新趋势对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产生了多方面、多层次的深刻影响，是深刻认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及准确把握中国外部战略环境的重要切入点，是在新形势下开展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牢牢把握战略主动权的现实基础。
自20世纪后半期以来，伴随经济全球化进程深入发展，以及以信息技术革命为核心的新工业革命的驱动，全球投资和贸易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全球生产体系在原有基础上被进一步细分为不同工序和模块，且彼此关联程度空前增强，由此，世界经济运行方式和整体格局呈现不同于以往的面貌。世界经济领域的新现象、新特点、新趋势，需要有新概念加以表达，有新理论加以阐述。在经历了“价值链”、“商品链”和“全球商品链”等概念的演化和整合后，“全球价值链”的概念及理论形成。对于“全球价值链”这一概念，国际机构和学术界给出了不同界定。其中，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如下界定最有影响，“全球价值链是指在全球范围内为实现商品或服务价值而连接生产、销售、回收处理等过程的全球性跨企业网络组织，涉及从原料采集和运输、半成品和成品的生产和分销、直至最终消费和回收处理的过程”。从这一界定可以看出，全球价值链涵盖全球产业链和全球供应链。像其他社会领域一样，全球价值链发展也呈现曲折中前行的总体态势，其中，在1990～2008年间的发展最为迅猛。在近20年时间里，与全球价值链相关的贸易额占全球贸易总额的比例超过50%，2008年该比例达到52%的峰值。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中止了全球价值链迅猛发展的势头。由于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增速显著放缓、劳动力成本急剧上升以及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全球价值链出现扩张停止甚至萎缩的趋势。2020年春全球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对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均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就供给侧而言，疫情广泛冲击了供应商的生产能力。企业为有效控制风险、降低管理难度，倾向于缩短供应链长度。就需求侧而言，经济运行和政策环境出现更大的不确定性，沉重打击了投资和消费的积极性，一些国家和地区进一步降低了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度。此外，随着贸易环境恶化，保护主义和各种关税及非关税壁垒也在不断增加。这些都阻滞了全球价值链的延伸。全球价值链重构由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对于全球价值链的未来发展趋势，是阶段性回调后继续扩张，还是不可逆转地收缩，各方看法并不一致。世界银行2020年发布的一份报告认为：只要发展中国家深化改革、促进参与全球价值链，先进工业国奉行开放、可预测的政策，所有国家重振多边合作，全球价值链就能继续促进增长、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和削减贫困。
从现实情况看，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以及2020年全球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虽然对全球化进程构成重大冲击，使得过去30多年基于新自由主义原则运行的“超级全球化”明显失去动力，裂解力量在全球社会中出现，但“全球化仍在演化而非退化”。先进制造、人工智能、3D打印等新的生产技术以及数字平台等新的分销技术的出现，尽管带来了新的风险，但也创造了新的机遇。陆续产生的新技术总体上对全球价值链是有正面推动作用的，全球价值链重构及在此基础上的扩张不会停止。从本质上讲，全球价值链重构是全球生产再配置过程，而生产过程通过一系列复杂环节对国际经济关系整体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国际关系和社会生活其他领域。在传统生产过程中，各环节通常不可分割。这意味着一种产品的比较优势通常包含所有生产环节的比较优势，经济分析家们通常将这种优势称为“整体优势”。然而，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下，一种产品通常由各国、各地区投入不同生产要素和中间品联合完成。相应的，竞争优势由传统的最终品优势，转移至所从事的价值链环节的竞争优势，即经济分析家所说的“环节优势”。国际竞争模式也由“最终品竞争”模式演化为“价值链环节竞争”模式。在此背景下，即使一个国家或地区在最终品上不具备比较优势，但只要其在特定环节具备比较优势，就可以进入全球生产网络。这就使得那些不具备整体竞争优势的国家和地区能够进入全球生产网络，尤其是那些原先被排除在全球价值链之外或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的发展中国家“逐渐成为全球价值链的关键参与者”，它们“在全球价值链中发挥着重要且多样化的作用”。国际竞争参与者数量的增加势必加剧国际竞争。既有参与者之间的竞争依然存在甚至进一步强化，既有参与者与新参与者之间以及新参与者自身之间的竞争陆续形成。参与全球价值链重构的主体除了主权国家外，还包括跨国公司。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国家快速崛起，这些国家的跨国公司数量大幅增加，相应大幅增加了全球跨国公司总数。目前，全球有超过10万家跨国公司，约为30年前的3倍；其中有超过1／3的世界500强企业来自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国家。全球价值链重构是左右跨国公司战略选择的关键因素之一，而这些全球经济活动积极参与者的战略选择，以及它们与主权国家的互动，又势必影响全球价值链重构的未来。在国际体系中，一国为维持或提升自己的地位，通常会根据特定时期的内外形势而制定和实施具有全局性、前瞻性特点的竞争战略，由此引发国际关系中的战略竞争现象。在当今国际经济关系中，那些处于全球价值链高端的国家为了维持自身高阶地位并获取垄断利润，先后制定各种发展先进技术的国家战略。美国自2008年以来陆续推出了“先进制造伙伴计划”、“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和“美国先进制造领先战略”，持续聚焦下一代先进制造技术，全力捍卫美国制造的全球竞争力。德国自2013年起实施“工业4.0”战略，主要以物联网和务联网为基础，以新一代互联网技术为载体，加速向制造业等工业领域的全面渗透。深感“一流工业强国”地位遭遇严重挑战的法国也从2013年起实施“新工业法国”计划，涵盖环境保护和新能源、医疗和健康、前沿技术三大类别。英国则在2008年推出“高价值制造”战略，鼓励本国企业在本土生产更多世界级高附加值产品，以确保高价值制造成为英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上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制定和实施高新技术发展国家战略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进行“技术锁定”，即抑制那些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国家的技术进步，阻止它们向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攀升。与此同时，那些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的国家为避免本国陷入“产业空心化”困境，特别是被长期锁定在中低端环节的不利局面，也主动采取发展高端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行为。2005年，印度政府发布《印度制造业国家战略》白皮书，称其每年需要在农业以外创造700～800万个就业岗位，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被视为唯一能够实现如此规模就业机会的来源。但是近年来，面对数字经济的巨大冲击和国际竞争的空前加剧，印度政府调整了本国的产业政策，开始将芯片制造列为国家战略产业，并在财政和政策上大力扶持。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代表，中国政府于2015年5月发布《中国制造2025》，提出了实现制造强国目标的战略任务和重点工作。近年来，中国政府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扶持力度，推动相关产业融合化、集群化、生态化发展。截至2019年，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在世界500强榜单中已占有29个席位，数量较2015年增加11个。中国在高端装备制造领域取得专利数量年均增速超过30%，追平了一些发达国家。由此，新兴经济体国家与那些处于全球价值链高端的发达国家之间的发展战略竞争加剧。国际组织特别是全球性国际经济组织是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组织者和协调者，面对全球价值链重构引发的新变化，国际组织在运作过程中形成新的关注点和工作重心。2013年召开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就将“全球价值链：促进发展的投资与贸易”确立为会议主题，并发布《世界投资报告》，专门探讨全球价值链的形成与发展问题。2015年召开的二十国集团峰会提出“构建互利共赢的全球价值链，通过全球价值链推动经济全球化”。2016年召开的G20峰会提出“重构包容性全球价值链，促进全球贸易和投资强劲增长，提升价值链效率，实现全球经济创新、协调、包容发展”的倡议并达成共识。这些有重要影响的全球性国际组织对全球经济治理的广泛参与，强化了全球价值链重构中的组织整合，对其成员的行为自然具有规约作用。一些地区性国际组织同样重视全球价值链重构问题。2014年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在主办国中国的积极努力下，达成了《促进亚太地区全球价值链发展战略蓝图》和《全球价值链中的APEC贸易增加值核算战略框架》。前者旨在为亚太地区全球价值链发展合作确立政策指南和合作框架，是世界上首份全球价值链政策的纲领性文件；后者旨在通过对亚太地区全球价值链的分析和对贸易增加值的核算，更好地揭示亚太地区各经济体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经济表现，从而推动亚太地区贸易投资便利化和供应链互联互通，降低系统性风险，强化亚太地区制造中心地位，增强贸易投资对亚太地区发展的动力。国际竞争参与者数量的增加、各国战略竞争行为的实施以及国际组织的广泛介入，自然会对国际竞争格局产生全方位、多层次的深刻影响。不仅如此，全球价值链重构本身所蕴含的经济逻辑也在影响国际竞争的基本态势。这是因为，全球价值链分工要求各国充分利用国内资源，选择最优生产模式进行特定环节的生产。这样做理论上可以实现各环节的“规模效应”，而将分散的“规模效应”整合起来，则可以实现最终品的“整体规模效应”。然而，客观情况是，各国和各地区的要素禀赋有所不同，在某些方面甚至存在巨大差异，因而它们在现实的全球价值链上的不同环节具有不同比较优势。全球价值链重构有可能形成产业集群化效应，即那些劳动力相对丰裕的国家和地区将吸引更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相对丰裕型的国家和地区将吸引更多的资本密集型产业，而技术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则将聚集更多的技术型产业。从整体上看，这种状况可以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形成新的国际产业格局，进而产生新的国际竞争格局。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在更加频繁因而也更加复杂的国际互动中实现国家发展目标，而在国家发展目标中，经济目标是核心。从现实情况看，全球价值链重构所引发的国际竞争格局的诸多新变化，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目标乃至整个国家发展目标的实现无疑构成重大挑战。为应对这种挑战，并在新的国际竞争格局中占据有利地位甚至获得主导地位，近年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制定和实施新的发展战略。为保护这些战略的顺利实施并达到预期目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对外政策方面进行诸多调整，从而呈现以下新趋向。
重构全球价值链以及在国际互动中实施国家发展战略，均属于经济范畴，它们与外交的交集是经济外交。从历史上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始终重视经济外交，重构全球价值链行为则进一步强化了这一特点。在美国，奥巴马执政时期经济是其施政重点，这一时期美国对外政策促进经济发展、保护和拓展美国经济利益的特点极为鲜明。约翰·克里在任国务卿期间曾表示，美国如果希望继续成为全球领导国家，就必须理顺自己的财政局面，“外交政策即为经济政策”。特朗普执政期间挑起与中国激烈的贸易战，美国经济外交的负面作用空前彰显，对美国全球价值链产生了诸多严重的消极影响。拜登上台后，对美国对外政策整体上进行回调，经济外交被视为维护美国权力的头号工具。拜登强调，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认为外交政策与国内政策之间没有明显界限，并提出了所谓的“中产阶级外交”，意在全面提升美国国际竞争力、制定经济全球化新规则以及团结“民主国家”经济体。在法国，奥朗德任总统期间，为重振低迷的法国经济，“有活力的经济”成为法国外交政策的四大目标之一，经济外交被确立为对外政策的最重要部分，法国政府甚至提出了“一切服从经济外交”的口号。奥朗德还与时任外交部长洛朗·法比尤斯一起在外交部设立专门机构，负责向国际社会推介“法国制造”，并为法国中小企业“走出去”创造更多机会。马克龙执政后，经济外交仍是其治下的法国政府参与全球和地区博弈的重要手段。自2017年以来，意在推介法国经济吸引力的“选择法国”峰会已连续举办5届，广邀全球各大金融机构和跨国企业领导人与会。此外，法国总统府每年都组织外国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领域专家为法国“吸引力战略”建言献策。在日本，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历届内阁均大力推进经济外交，并将重点放在与更多国家缔结“经济合作协定”和“自由贸易协定”、加快推进基础设施和技术出口等重构全球价值链方面。高调的经济外交被视为“安倍经济学”的一个重要侧面。岸田文雄就任日本首相后，提出了一项总额高达数十万亿日元的经济提振计划，并将其称为“新的日本型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的转化”。这一思路被认为是对“安倍经济学”的继承。日本政府重视经济外交，既与经济全球化进入深度调整期、中美关系持续紧张所引发的全球和地区局势有关，也是当今日本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地位的必然要求。全球化与地区化是两个并非根本冲突的历史趋势，在全球化趋势因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暂时放缓的背景下尤其如此。也因此，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价值链重构中对区域平台建设给予特别重视，以适应全球价值链区域化趋势以及地缘政治争夺的新特点。作为欧盟领头羊，法国近年来十分重视将地缘政治与新兴技术关联起来，积极倡导新兴技术的地缘政治理念并努力将其制度化。进入2022年后，法国借担任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之机，推动欧盟拟投资80亿欧元发展“欧洲共同利益重大项目”。在法国的大力推动下，欧盟近年来相继出台《数字服务法》和《数字市场法案》，以加强对谷歌、苹果、亚马逊、脸书等进入欧盟市场的美国科技巨头的监管。与法国相比，美国尤为重视对地区安全平台的打造，以实现其安全护持经济的目的。这一点在亚太地区最为突出。自奥巴马政府开始，美国基于“世界重心已经转移”的战略判断，对亚太地区的重视程度日益增强，围绕“重返亚太”这一战略目标，出台了名目繁多的亚太战略，宣称将在该地区投入更多外交与安全资源。特朗普执政后，美国利用“四方安全对话”机制进行全方位布局。2021年9月，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三国联合宣布，将组建一个新的印太伙伴体系——美英澳三方安全伙伴关系，在远端精确制导武器、网络能力、人工智能技术、量子技术，以及深海技术等高端技术领域进行合作。不仅如此，美国还采取了一种被称为“区域拆解”的地缘战略。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美国将其视为中国重组全球贸易路线的雄心，认为其既具有地缘经济和全球战略的企图，也是中美战略竞争的重要维度。特朗普政府先后采取一系列外交、舆论和经济举措，阻挠或干扰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拜登政府则采取了既可以压制中国以使其改变现行政策又为相关国家提供替代选项的新策略。随着社会主义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基于意识形态考量并由于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的历史记忆，开始把中国作为主要对手进行全方位打压。美国重构全球价值链行动具有最鲜明的针对中国的目的。这一点在特朗普执政时期尤为突出。这一时期的美国对中国实施“脱钩”政策，并聚焦于贸易、科技和产业链三大领域，意欲对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构成全方位打击。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后，特朗普政府加快重构全球价值链格局的步伐，并于2020年4月宣布了一项名为“经济繁荣网络”的计划。该计划成员国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韩国等美国传统盟友和印度、越南等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要合作伙伴，内容覆盖商贸、投资、能源、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医疗卫生、教育研发等广泛领域。美国精心制定该计划的目的，就是寻求在亚太地区这个新的全球战略重心重组价值链，以实现所谓的“去中国化”目标。拜登政府上台后，改变了特朗普政府对中国一味打压、疯狂围堵的粗暴做法，在交替使用单多边方式对华施压基础上，更强调对美国自身投入，以巩固其赢在未来的实力基础。2021年6月，拜登政府发布名为《重建弹性供应链、重振美国制造业和促进广泛增长》的报告，认定美国在半导体制造及封装、电动汽车电池、稀土等关键矿产及其他战略原材料、药品和活性药物成分等4个关键供应链存在漏洞和风险，强调美国必须通过重建生产和创新能力、提升产业链可持续性、加大政府采购和支持力度、强化国际贸易规则、加强盟友伙伴合作、监控供应链中断情况等方式，修补关键供应链漏洞，夯实长期产业基础。虽然这份报告表面上看起来“就事论事”，并不明确针对中国，但报告几乎每个章节都提到了中国，并对中国在相关领域的做法提出了尖锐批评。欧盟及其成员国重构全球价值链行动同样有明显针对中国的成分。为实现所谓的价值链“安全性”目标，欧盟采取内部“本土化”与外部“多样性”相结合的方式。就中欧关系而言，由于两者在经济领域依存度很高，且从发展趋势看，两者在全球价值链上的竞争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因此，欧盟近年来试图摆脱对中国的价值链依赖，力图在双方技术竞争中保持既有优势。为此，一方面，欧盟在贸易和技术领域对中国的态度逐渐强硬。2021年9月，欧洲议会通过《新欧中战略报告》，虽然承认中国是欧盟的合作与谈判伙伴，但仍认为中国正日益成为欧盟的“经济竞争者”和“制度性对手”，呼吁欧盟成员国制定更加自信、全面、一致的对华战略，塑造符合欧盟价值观的对华关系。另一方面，欧盟又在全球范围寻求合作对象建设自由贸易区，以进一步重构全球价值链。由此，欧盟可以减少其对中国在原材料、中间贸易品和投资等方面的依赖。与此同时，欧盟还与日本、加拿大、韩国等国家签署自贸协定，由此，又可以减少其对中国市场的依赖。日本重构全球价值链行动也有明显针对中国的考量。中国是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日本则是中国第二大贸易对象国，日本在全球价值链上对中国高度依赖，其程度超过日本的盟国。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日本政府更加深刻地认识到维护自身产业链安全的重要性，进而在全球范围内更为积极地推动价值链多元化进程。2020年4月，日本政府发起一项总额高达2435亿日元的“百亿补贴”计划，号召日本企业改革自身供应链，将企业或迁回日本本土，或转至东南亚地区，总之要离开中国。但令日本执政当局失望的是，这项看似有吸引力的计划却应者寥寥。一方面，由于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日本国内市场持续萎缩；另一方面，日本企业对中国的经营环境总体上是满意的。
（四）在全球价值链重构中刻意强调价值观的一致或相近性在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国家快速崛起的大背景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合作中尤为强调价值观的一致性或相近性。2020年2月，欧盟委员会发布《塑造欧洲的数字未来》、《人工智能白皮书》和《欧洲数据战略》三份数字战略文件，强调欧洲价值观和道德规则以及社会和环境标准必须适用于数字空间。2020年9月，美国在台协会与欧洲经贸办事处、“日本台湾交流协会”等机构，在中国台湾地区举办“重组供应链：促进理念相近伙伴间韧性”论坛。此次论坛刻意强调要在理念相近的优先区域强化供应链韧性，并公开鼓励合作伙伴将供应链撤离中国大陆。2021年6月，美国与欧盟联合宣布成立贸易与技术委员会（TTC），着眼于制定21世纪的标准和规则。在同年9月举行的首次会议上，TTC声称将以“共同的民主价值观”为基础，在投资审查、出口管制、人工智能、半导体供应链、全球贸易挑战等五大领域加强合作。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由于全球价值链本土化趋势增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进一步加剧。2020年2月，《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在美国正式生效。这是自2007年出台《外商投资与国家安全法案》后，美国首次对其外资安全审查制度进行立法改革。此次改革主要还是为了满足应对所谓的“外部安全威胁”的需要，这种威胁既来自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国家，也来自于美国盟国与合作伙伴。2019年6月，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与欧洲国际经济学领域顶尖智库布鲁盖尔联合发布名为《重新定义欧洲的经济主权》的政策报告，认为欧盟具有决定自身经济命运的集体经济的规模和能力，但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大国正在使这种能力受到置疑。前述欧盟委员会发布的三份数字战略文件，在整体性勾勒欧盟数字化转型战略的核心要素和路线图时，强调维护“技术主权”，包括确保欧盟数据基础设施、网络和通信的完整性和恢复力，减少欧洲在关键技术方面对全球其他地区的依赖，加强欧洲在数字时代定义自身规则和价值观的能力。新兴经济体国家在全球价值链的关键作用，使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与这些国家交往时不得不改变长期以来居高临下的态度，在外交策略和外交形式上进行某些调整。对于那些价值观不同或差异甚大的国家，特别是被视为战略竞争对手的国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仍然主要采用“打”的方式。中国既是社会主义国家，又是新兴经济体国家的代表，因而被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视为最强劲的战略竞争对手。这些国家在全球价值链重构中特别强调对中国的“战略脱钩”。2020年9月，日本、澳大利亚联手主要新兴经济体国家印度，启动“弹性供应链倡议”，声称旨在创造自由稳定的贸易和投资环境，增强印太地区供应链弹性，并呼吁包括东盟国家在内的域内国家积极参与以开展区域合作。该倡议实质上是一项针对中国的地缘战略，即试图打破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占优势地位的格局。对于其他新兴经济体国家，特别是那些价值观一致和相近国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则主要采用“拉”的手段。拜登政府上台后，推出所谓的“民主供应链联盟”，其最显著特点就是采用“供应链+价值观”的驱动模式，强调供应链合作伙伴拥有“共同价值观”。拜登政府还在国际关系中刻意挑起价值观之争，试图营造所谓的“民主国家联手对抗中国”的压倒性局面。2021年12月，美国牵头举办“世界领导人民主峰会”，邀请全球各地区100多个国家线上参会，但却没有邀请联合国安理会两大常任理事国中国和俄罗斯。会议主题聚焦反对威权主义、腐败和保护人权。拜登在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宣称，“面对世界各地民主和普世人权面临的持续和令人震惊的挑战，民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捍卫者”。他还宣布了一项“总统民主复兴倡议”，提出将与美国国会合作，提供高达4.244亿美元的“对外援助”资金，以便“在全球范围内加强民主和人权”，包括支持自由和独立媒体、打击腐败、支持民主改革者、促进有助于民主的技术，捍卫自由和公正的选举与政治进程。面对全球价值链重构引发的诸多新变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试图通过重塑包括国际经济制度在内的整个国际制度，构建新形势下有利于自身的国际秩序。二战结束后，美国长期运用国际制度护持自身霸权，并随着自身相对实力的变化不断调整相关策略。冷战结束后，随着美国相对实力持续下降、一大批新兴经济体快速崛起，国际制度特别是国际经济制度出现了一些不同于以往的新特点，一些全球性国际制度在美国反对的情况下仍然成功建立起来。美国对多边主义和国际制度的态度随之逐渐发生变化，全球价值链重构进一步加快了这种变化。特朗普执政时期，完全抛弃美国长期奉行的多边主义政策，转而奉行以“美国优先”原则为核心的单边主义政策，强调国际交往中要获取明确可见的实际利益。对于那些被认为无益于美国利益的国际规则和国际组织，特朗普政府采取直接退出方式。对于那些运行良好的国际经济协议，特朗普政府则采取威胁退出并重新谈判的方式。对于既有国际组织，特朗普政府或瘫痪其职能，或降低其活动能力。拜登政府上台后，强调美国将重新回归多边主义，奉行所谓的“基于规则的多边主义”，并重新加入特朗普政府退出的所有国际组织和国际条约。在对待WTO和联合国等全球性国际组织方面，拜登政府虽然回归合作性博弈立场，但仍维持特朗普政府时期的某些做法。因此，从本质上说，拜登政府奉行的仍是“美国优先”的利己主义。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重塑国际制度方面也采取具有自身特点的政策与行为。长期以来，欧盟对国际制度和多边主义总体上持积极立场，并曾誓言成为“国际机制的主要照管者”和“多边主义的先行者”。面对英国脱欧后欧洲一体化进程出现的新局面，以及国际金融危机和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新挑战，欧盟对待国际制度和多边主义的态度发生某些新变化。2021年2月，欧盟委员会发布与欧洲议会和理事会的联合通讯《加强欧盟对基于规则的多边主义的贡献》，重新定义了欧盟的多边主义立场和战略重点，阐述了欧盟加强多边体系的行动方向和计划。包括：
· 重建新冠肺炎疫情后的全球卫生系统及供应链，推动绿色、数字化、包容、可持续的全球复苏等；
· 推进在民主、国际税收、数字合作、绿色技术等新的全球治理问题中的国际规范建立和国际合作等。
全球价值链重构背景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上述新趋向，在对全球生产体系和贸易体系产生多方面、多层次深刻影响的同时，也对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产生了多方面的深刻影响。准确把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外政策新趋势，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国际环境中的新矛盾新挑战，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有助于我们在长期“一球两制”下更好地运筹大国关系，推动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推进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建设；更有助于我们在复杂多变、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更加凸显的国际环境中始终保持战略定力，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在应对挑战中趋利避害，稳步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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