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独立性”在于是驻海外的(国家)网信特战队; 其“重要性”在于为先发制人的“精准打击”提供情报; 其“有效性”在于信息(和情报)共享以及联合行动。但是,所不能(不应)忽略的是,“战略目标”以及不同于传统冷战(如核威慑)的“网信威慑”(Cyber Deterrence);毕竟,“追捕”作战的主要目的是“为国防部长和总统的决策提供一系列依据”(或情报)。反之,如仅对战术和/或技术(以及现象)的关注和探究,所得到的“启示”或存在误会,或有失偏颇。 参考关联术语包括:战略威慑(Defend Forward),战术行动(Persistent Engagement),技术过程(Hunt Forward)。 二、“网信威慑”研究探索的要点 “网信威慑”不仅是现代网络信息战争重要的理论和决策的研究课题,而且是动态的科学和实践的考试与验证命题。其兴衰和更替至少包括: 1)“核威慑”趋向于“核平衡”,因而核战争的毁灭性后果使得其威慑力的“可信度”大打折扣,至少已与美苏冷战时期不可同日而语。 2)不同于核威慑以及常规性武力威慑,“网信威慑”的威胁目的不尽相同,胁迫对象也在随机变化,“网信威慑”不应是“一刀切”,也不可能是“一劳永逸”。 3)尽管欧美日等国正在联合研究“威慑理论”尚未取得共识,但多种主要的“网信威慑”机制已在实战实用之中,且对“威慑理论”的研究产生深远影响。其中,美国的“清洁网络”和“未来互联网宣言”是典型的“拒止威慑”。 从俄乌战争得到的最关键启示,应该制订和完善(并非“一刀切”的)网络信息战略和战术规划,指导跨网络与信息领域以及多学科领域的研究和实践。例如,在情报界研判如何有效发现和阻止网络信息间谍活动,须从心理学、社会学领域探讨如何缓解和应对信息战等等。 三、美国对中国的“网信威慑”正在进行时 历史和现实已充分证明:“没有战略的战术是失败前的喧嚣。”国防高校有关战略安全研究学者指出,网络信息战争是围绕全局性“国家安全”的网络信息空间领域全局性的激烈斗争。 FCC撤销CTA、CUA等5家中国国有电信运营商“214条款授权”的理由,公开表明是出于美国的国家安全考虑,直言CTA向法院提出上诉“缺乏法定权利”;美国上诉法院明确支持FCC的答辩,驳回CTA不留余地。为了美国的“国家安全”撤销“214条款授权”,实际上就是宣示“美国利益至上”的霸权,就是毫不掩饰对中国全面展开网络战争的“宣言”,而如此霸道地“宣示”和“宣言”,受到了美国司法的认同、支持和庇护,更是有恃无恐。 FCC是在美国通讯电信领域拥有独立决策权和执法权的机构,隶属美国国会,不受美国政府的管辖和钳制。CTA发言人在12月22日表示,“将在1月3日的最后期限后继续在美国经营其私人运营商业务”。而美国及国际社会普遍认为,这是中国方面公然藐视美国司法,挑战FCC的权威。路透社等报道,“中国电信誓言无视FCC的驱逐,继续在美国运营”(China Telecom vows to defy FCC eviction, keep operating in U.S.)。国外媒体认为,美国政府可能介入制裁中国电信等。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战略技术项目主任刘易斯(James Lewis)表示:如果我是中国电信,赶紧走人(If I were China Telecom, If start packing.)。 什么意思呢,至少是说,白宫(美国政府)一旦出手,制裁的范围将更广、选项会更多,更难有回旋的余地,中国的损失及被动局面会更大。如果美国政府认定,中国电信等挑战FCC“出于美国国家安全”原因撤销“214条款”授权命令的权威性、藐视美国司法,美国政府出手没收中国各家电信运营商在美国的资产(包括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更不是没有可能。 美国正在积极组建“未来互联网联盟”(The Alliance for the Future of the Internet),并已经拉拢包括台湾在内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签署《未来互联网宣言》,还正在推动发布被称为“新盟约”(new covenant)的所谓行动倡议和高级别的愿景声明(Vision Statement)。 根据被披露的“新盟约”文件(讨论稿),“未来互联网联盟”的宗旨,是为了应对三大趋势:
一是中国和俄罗斯等“专制大国”推动互联网作为国家控制工具的另类目的兴起;
二是世界范围内虚假信息泛滥,主导权力被集中于少数科技公司,以及网信攻击和其他安全问题增加,需要重新评估从上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所盛行互联网的理想化愿景,以及具有挑战性的发展;
三是来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一群志同道合的国家(及非国家的经济实体),是时候应制定和促进一个开放、可信和安全之新的和更好的互联网愿景,以促进核心民主价值观和对人权的尊重。“未来互联网联盟”的倡议和行动计划,不仅是美国白宫“清洁网络”计划的进行时,而且被套上了“民主价值观”(人权、自由)的外衣,及涂上了“互联网治理模式”的色彩,更具欺骗性、混淆性和两面性。 显然,“未来互联网联盟”的目标是针对并企图孤立“中国和俄罗斯”,形成新的围困态势。其纲领提出,“将提升、扩大、汇集和发展在七国集团(G7)、亚太经合组织(APEC)、经合发展组织(OECD)和不同国家正在进行的工作。”“联盟的长期成员将向那些确实满足商定的标准和承诺的国家开放。” 订立“新盟约”的想法,是由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国际经济和竞争力高级主任彼得•哈雷尔(Peter Harrell)和技术与竞争政策总统特别助理吴修铭(Tim Wu)提出。美国试图在互联网治理领域再次发挥符合美国价值观的“道义上”(moral)的领导(或制高点)作用。 不得不说,白宫在2021年3月任命的“台裔美国人”吴修铭,祖父是日本占领台湾时期的官员,父亲出生于台南,本人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法学教授,2013年入选美国《国家法律杂志》“美国100位最具影响力的律师”。2019年2月12日,吴修铭在《纽约时报》撰文“美国不该对中国的互联网审查姑息讨好”,认为:“姑息讨好无法成为有效的外交政策或贸易政策。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和拥有最重要互联网行业的国家,美国应当利用其优势地位进行谈判。…贸易谈判向来都是如此这般进行的,互联网也不应成为例外。否则,我们就会冒赢得昨日之战、却放弃明日之战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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