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离所有制谈生产力，脱离生产方式谈分配，回避剩余价值谈共同富裕，成为当下普遍现象，也正是《感想》的平庸所在。
一年前，《今日头条》节选了一位媒体人三年前的文章，冠之以《如果卡尔·马克思来到今天的浙江，他将会有什么感想？》（下文简称《感想》），标题来自德国明镜周刊记者在两会期间对浙江私企代表的提问。这个标题比较注目，一是党中央要求浙江共同富裕先行，二是全党正在学习党史，包括社会主义发展史。因此这篇文章的观点值得注意。《感想》盛赞了浙江在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辉煌进步，今日头条编者按归纳了文章的中心思想：“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导向的激励下，财富总量的爆发式膨胀，既是中国改革突飞猛进的最优质助推剂，也可能成为扼杀改革最危险的旋涡。关键在于，财富是怎样产生的以及财富的流向是否具有良性的制度安排，进而惠及最广大人群”。
文章深刻地提出了问题。这个问题，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到了今天所面临的深刻问题。
其实，对于每一个了解新中国史的人来说，提出问题，是自然逻辑。意义不在于提出，而在于如何回答。文章行云流水，充满了对于时代的自豪，令人振奋，回顾浙江生产力的爆发，充满了时代的陶醉，令人赞叹。遗憾的是，对于编者按聚焦的共同富裕，文章开出的方子是：
“在努力让老百姓致富并将财富二次分配的天平向弱小群体倾斜的同时，由于得到了执政者的鼓励，浙江民众开始舒展表达自我主张的空间，民主新芽稚嫩而鲜活。”
这个方子在解决共同富裕上显示了含混和空洞，一些不准确的理念，表现了时代中的平庸。
谈起平庸，就要从100多年前的一桩公案说起。
1890年6月25日，恩格斯在《资本论》第4版序言中，谈起了马克思生前的一桩往事。说的是马克思在去世的前一年，德国工厂主联盟的刊物刊登了一篇匿名文章：《卡尔·马克思是怎样引证的》，诬指马克思在引用英国财政大臣20年前讲话时，添加了下文引号内的一句话。
……几乎会怀着忧虑和悲痛的心情来看待“财富和实力这种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我相信，这种增长仅限于富裕阶级的话。这里完全没有注意到工人居民的状况。我刚刚描述的增长，亦即以我认为十分确切的材料为根据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
对此，马克思揭露道，
"格莱斯顿先生非常明智地从事后经过炮制的他的这篇演说中删掉了无疑会使他这位英国财政大臣声誉扫地的一句话“，
马克思讽刺道，
“不过，这是英国常见的议会传统……”。
马克思去世后，有人继续诬指诽谤，受到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马克思的有力反驳。恩格斯嘲讽了这出闹剧，
“这帮大学教授们所策划的在两大国持续20年之久”……
好了，不再回溯，因为历史有惊人的相似。在斯大林和毛泽东去世后，这样的诽谤公案多如牛毛。
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两点。
1、即使在150年前，财富集中度低于当今中国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官员，在公开场合对经济发展“陶醉”时，对于阶级分化，也要作出“忧虑和悲痛的心情”状。这和《感想》“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导向的激励下”的豪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简直让人时空错乱。
2、在官方审查的刊物上，则偷偷摸摸删去"财富和实力这种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就像小偷绕开作案的地方，被马克思嘲讽为“非常明智”。
100多年来，虽然资本主义巨变，走向垄断，对内缓和阶级矛盾，对外帝国主义霸权，但这种“明智”，被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牢牢继承了下来。西方经济学和新闻舆论对资本的辩护，是因为屁股决定脑袋，毫不奇怪，需要警惕的是给它披上社会主义外衣忽悠大众，如某前市委书记在境外报纸上庆祝改革开放，宣称资本和劳动共同创造价值；用西方社会福利的增加，隐匿无产阶级的相对贫困，欢呼财富令人“陶醉”，并将其解释为共富。
《感想》一文以“把发展权还给民众”、“来一次人的解放”，描述了大量生动的财富成功案例，浙江的农民城、机场、跨海大桥、铁路干线的兴建等，与央视“创造民营经济新辉煌”的广告，与经济频道无数个私营经济的成功财富故事，构成了当今雄壮的旋律。《感想》兴奋的说，
“浙江的秘密就像哈耶克与杜润生所描绘的如下画卷：释放民间力量的精灵……汇聚成如同浩荡钱江大潮一般的自发扩展的秩序。民间力量在浙江人烹制的财富大餐上的份量，…… “蔚为壮观”。”
这个旋律与德沃夏克的“新大陆交响曲”产生了共鸣——曲作者用旋律抒发对美国内战后经济蓬勃发展的热情和乡愁，正如《感想》褒赞“中共农村问题元老杜润生”评点浙江基本经验是“民办、民营、民有、民享，”这与林肯的葛底斯堡著名演讲的“民有、民治、民享”异曲同工。南北战争后，一位成年人只要支付10美元登记费即可得到西部160英亩土地；有钢铁大王卡内基从童工做起的艰辛与奇迹，有洛克菲勒打了1000美元借条创业，发明托拉斯成为巨亨的神话，又有贝尔发明电话后，百货、连锁公司销售网络和全国铁路网飞速扩大，1890年美国GDP跃居世界首位——是西方世界“美国梦”的辉煌旋律。
没有人对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不感到兴奋。从大的历史视野看，东方农业大国从苏俄到中国，对资本主义、特别是帝国主义垄断之前的先进文明，不乏向往。
列宁坚定地提出吸收德国“最新成就基础上的大资本主义技术”和“有计划的组织”，原则是，吸收“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所共有的东西（全民的计算和监督）”，（《列宁选集》第3卷，525-526页）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和美军驻延安观察团成员长时间多次交谈，了解美国经济政治文化。去密西西比河游泳，成了学习了解美国文明的指代，到了晚年还对来访的斯诺等美国客人谈起。1960年3月25日，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时提出，“我们研究，恐怕要走托拉斯道路。就是主席提过的，一行为主，搞其他多行，搞托拉斯。”毛泽东说：“资产阶级发明这个托拉斯，是一个进步的方法。托拉斯制度实际上是个进步的制度，问题是个所有制”（同日《毛泽东年谱》）。
1959年12月21日，毛泽东同志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提出批评，“没有讲清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有什么不同的特点”（同日《毛泽东年谱》）。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把生产力看作中性，从未考虑过它的社会属性，成为理论、舆论主流。两者究竟哪一个合乎客观？
毛泽东历来主张要把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作为一个矛盾整体去对待，虽然生产力是决定因素，但任何脱离生产关系讲生产力，或脱离生产力讲生产关系都是形而上学的，都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提出的我国是先进生产关系和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是把生产关系和西方相比较，没有把国内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作为一个矛盾体去看待。有些同志没有弄清楚毛泽东同志阐述的这个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客观性，孤立地强调生产力，同时反过来认为，毛主席“忽视生产力的发展”，夸大1967、68两年“全面内战”产生的损失，用丢失两分法的感性认识，把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错误当作充分条件，混淆、加入到社会主义排他性的本质特征中。实践上，主观上认为生产力中性，“不搞两极分化”，客观上“两极分化自然形成”，主客观分离。
这种思想体系不断繁衍，反映到今天对待私营企业创造的繁荣上，往往顾此失彼。脱离所有制谈生产力，脱离生产方式谈分配，回避剩余价值谈共同富裕，成为当下普遍现象，也正是《感想》的平庸所在。
一是只看到“想尽千方百计，走尽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吃尽千辛万苦”的个体工商户的勤劳智慧，看不到市场分化中破产贫困化普遍的的政府兜底，忽视资本野蛮发展中的利润挂帅，以邻为壑，毒害社会。
二是聚焦资本，突破公主私辅的基本格局，忽视剩余价值推动财富积累，无视劳动群众的基本贡献，以有产者代替人民大众，不察雇佣劳动者“躺平”对抗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工人破坏机器相通，对历史上阶级矛盾从潜伏到对抗缺乏敏感性。
三是历史虚无，只看到今天私企体现的“把发展权还给民众”、“来一次人的解放”，把资本持有人的积极亢奋混淆为雇佣劳动者奉献的主动精神，类比公有制下劳动者主人翁的主动劳动，看不到新中国公有经济在“八字宪法”，农轻重的白手起家中突飞猛进的人民力量。
四是只看到私营经济在创业时的创造性、奋发性、在占领市场上为取得竞争优势的让利性普惠，看不到从竞争到垄断的必然趋势。《感想》一文三年前盛赞的马云楷模，作为资本的人格化，已经身不由己的走向互联网金融垄断的负面典型，从而一叶知秋，为浙商的宿命提出了严峻警示，哪里还有《感想》一文片面的莺歌燕舞呢？
这些观念是长期以来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对我们政策、舆论渗透的结果。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我国生产的主要特征演变为雇佣劳动，正如马克思指出：“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在雇佣劳动成为“普照之光”时，在中性的抽象的生产力概念影响下，中性的GDP，中性的资本，中性的所有制概念四处泛滥，反映了理论、观念上的折中主义。
今天我国绝大多数就业者就业于私营企业，浙江作为民营企业大省，情况更甚，中性化思维回避现实，回避矛盾，只谈市场主体，避谈公有制主体；可以向各个方面改革、尝试，就是绝口不谈劳动资本化，不谈中小企业共有化、公有化道路。所有这一切的顾此失彼，违背的是一个客观规律。这就是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核心，决定着社会的基本性质和发展方向。
习近平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分配决定于生产，又反作用于生产，‘而最能促进生产的是能使一切社会成员尽可能全面地发展、保持和施展自己能力的那种分配方式’”。(习近平《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2015.11.23)
面对共同富裕课题，核心问题只有一个，绕开公有制主体的生产方式，押宝于二次分配解决共同富裕，只能是重复资本主义百年来的被动、危机之路，画饼充饥。以典型的社会民主党观念修正解释党中央循序渐进、先易后难的共同富裕大政方针，任何自诩以此超越马克思，不过是无知无畏。
十月革命后，列宁提出新经济政策成功的标志之一是驾驭资本主义。今天，成功驾驭资本的标志，就是实现共富缩差。
提及共同富裕，有人马上想到平均主义，这是想多了，这往往是回避公有制主体，以攻为守的话术。从90年前的古田会议决议开始，我党就开始反对绝对平均主义了。但是，在我国贫富差距超英赶美之际，这种担心言不及义，往往成了资产阶级的托词。
驾驭资本，繁荣经济，首先要回归两分法。面对经济破局，浙江人围绕客户的“四个千万”主动劳动精神永远不会过时，但是，不首先变革雇佣劳动，就会变成昨日黄花。实施员工持股的劳动力资本化，激发企业内部活力，增加企业市场价值，才能变革一次分配，从根本上解决消费不足；在国家宏观调控下，继续发挥资本信用的大生产作用，克服盲目性和自发垄断，解决宏观过剩，应对帝国主义的强权，也正当其时。——生产方式的变革，才是“创造民营经济新辉煌”，繁荣经济，共同富裕的根本之路，也是深化改革道路。
“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毛泽东：《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第5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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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昆仑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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