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经济处于崩溃边缘吗？美国国会对中国经济的重新估计

 

对中国经济的重新估计

——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的研究报告

1975年11月

 

[编者按]1971年中美关系解冻，美国认识到，今后要持续不断地跟中国打交道，就必须深刻、准确地了解中国的经济现状及今后前景。由此，美国国会成立了一个联合经济委员会，汇集了大批资深专家，对中国的经济状况进行研究。研究成果是一个大部头的报告《对中国经济的重新估计》，于1975年7月发表。研究结果表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已经为满足中国领导人的国内目标、同时也为满足中国领导人的主要国际目标的要求奠定了比较巩固的基础。尽管目前存在着许多问题，今后也可能会有一些问题，我们都不应设想中华人民共和国将无法满足它的优先的经济需要。 

 

《参考消息》于1975年11月17-19日分三次编发这份报告的摘要。1976年4月，这份报告由北京对外贸易学院翻译成中文，作为内部资料印行。 

 

谨发此文纪念毛泽东主席诞辰128周年。

 

【本刊讯】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今年七月间发表一份题为《对中国经济的重新估计》的研究报告。这份报告分五章，七三七页。报告前附有该委员会行政负责人斯塔克写给该委员会主席休·汉弗莱的信，汉弗莱提交报告时写给该委员会的信和国会研究处高级专家哈特写的一篇报告概要。斯塔克在信中说，报告“将有助于美国在可预见的将来安排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时，看清面前的各种选择办法”。

 

现将汉弗莱的信和哈特写的概要，摘载如下：

 

汉弗莱的信

 

随信附上的是一份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的真实而具分析性的研究报告，供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和有兴趣的公众使用。这是一份征集文件的汇编。

 

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国家，是关系到世界稳定的一个既难以捉摸又具有潜力的因素。中国的经济情况当然是人们首先关切的问题，我们显然迫切需要了解这问题。本汇编涉及中国经济的各个重要方面。对于本委员会就此问题作进一步研究将提供一本宝贵的原始材料。

 

在美国撤出越南和柬埔寨之后，我们来考察一下我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的各个方面，是非常适时的。这样一种考察在指导国会在制订对外政策方面发挥新的、更为知情的作用，也许是有益的。我们当中许多人有幸不久前曾到中国去旅行，亲自看见了人民，并同中国领导人举行了会谈。这本综合材料将加深对那些印象的了解。

 

我们以前发表的材料为更好地了解中国的经济提供了真实的基础。我们希望这本材料将不仅为以前的努力补充了新的材料，而且提供了当前的重新估计。

 

哈特写的概要

 

经济政策和经济工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其他主要国家一样都是很重要的。中国领导人在经济方面所优先考虑的问题已由一九七五年一月关于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进程的公开报道以及在那次大会上宣布的新宪法所表明。目前在执行的第四个五年计划（一九七一——七五年）在完成指标和满足优先考虑的需要方面看来是相当成功的。最近取得的这个成就，部分地反映了现在的气氛比早先的文化革命（一九六六——六九年）和大跃进（一九五八——六一年）期间破坏性的环境较有助于经济的发展和效率的提高。

 

中国还以审慎的方式让它的经济同西方建立了商业和技术关系。政治上的正常化和从先进工业国进口的需要增加，使得有可能并且鼓励中国把经济孤立和自给自足的政策进行这样一次改变。

 

这本书是继早些时候出版的两本关于中国经济的纲要《大陆中国的经济概貌》（一九六七年）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的估计》（一九七二年）之后出版的。这本书更新和补充了前两本书的内容。本书有二十八名撰稿人，数目比一九七二年出版的那一本书的撰稿人增加一倍以上。参加写稿的人代表美国、加拿大和瑞典的学术机构、美国政府各部门和各研究机构。

 

这本纲要共分五个部分：政策估计和执行情况，城市和工业发展情况，农村和农业发展情况，国防经济和商业关系。在研究报告中提出的一些重要问题以及一些答案的要点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是否已经安定得进入了稳定和持续的经济增长过程？

 

当前的第四个五年计划的完成情况仅次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一九五三——五七年）。虽然对最近的完成情况不应作出机械的估计，但是在正规化计划工作过程下的未来前景看来应当使中国领导人感到鼓舞：

 

“除了政治动乱之外，今后二十五年里对中国经济的主要挑战将是，把比较复杂的产品组合适应于它的制度，保持没有经历过民族耻辱和个人耻辱的一代人苦干和牺牲的精神，并且在进行普遍教育和提高技术的时代里保持对消费的限制。”（阿什布鲁克）

 

此外，尽管大跃进和文化革命政策过去对中国的经济情况起了破坏性的作用，政治动乱可能不会严重地影响长期的经济情况：

 

“最后，正如任何观察中国过去二十五年经历的人现在必然知道的，中国的领导人并没有消极地接受他们的决策所带来的出乎意料的、或意料之中但被低估的经济后果。一种政策造成不可取的或不能接受的后果后，很快就会制订新的政策来纠正这些后果；中国领导人显得他们非常愿意并且能够在他们的意识形态前提的基本范围内进行试验，并且以相当大的独创性进行革新以对付或消除他们的政策所产生的不可取的后果。”（德恩伯格）

 

通过交流多同中国进行接触、多透露些经济资料以及情报变得可靠些，这样是否能使我们对中国的经济情况作出较正确的估计？

 

“总的来说，中国的统计从它的可得性、可靠性和有用性来看是充满了问题和困难的。

 

一九七○年以来，中国逐步恢复向外透露一些统计数字，使有可能进行新的研究。可以肯定，中国的统计数字中，特别是近年来公布的统计数字中，是有许多缺陷和圈套的。但是人们根据中国到现在为止已经公布的统计数字，进行耐心、谨慎和机智的工作，还是能够作出一些有意义的估计的。”（陈南伦）

 

西方专业人员对中国人口进行的估计彼此之间有很大的差异。联合国为一九七五年作出的最权威的统计数字表明，中国人口根据假设可能不到八亿三千万人，而根据美国商务部国外人口统计分析处的估计，中国人口在九亿三千万人以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目前发展过程中就关心它的环境是不是为时过早？

 

“看来中国由于明智加上‘运气’，将不会遭遇现在世界上大多数工业国所遭遇的那种环境恶化的情况。

 

中国一直很明智，因为很早以前毛泽东就认识到，要在长期中使经济发展获得成功，就需要保护人民不致受到环境的危害，也需要保护环境不致遭到毫无控制的滥用。毛坚信人民身体方面的基本需要——良好的卫生、清洁的水和足够的粮食——是实现国家其他一切目标的先决条件，因此，很早就采取了改善环境卫生和健康情况，并且提高土地生产力的政策。只有在这些需要大部分满足之后，对环境的关注才能转到一些起源于工业污染的虽然很重要但不是那么迫切的问题上去。

 

中国有‘运气’，因为它的五分之四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地区，那里人口密度低和主要从事农业活动，因此环境问题比较容易处理。中国至于将来，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中国的农业产量将继续增长，尽管眼前看不出会有什么重大突破。

 

有‘运气’，因为它并没有对环境那么有害的富裕的经济，而只有俭朴的经济。在俭朴的经济中，‘不要浪费’的道德推行起来比较容易，因为它必然成为社会固有的东西。”（奥林斯）

 

中国工业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在最近的将来发展速度是否会慢下来？

 

“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四年，中国的工业生产……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十三。五十年代的经历同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经历是相当不同的。一九四九——一九五○年期间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二，而一九六○——一九七四年期间平均每年只增长百分之六。

 

尽管存在着积累起来的结构上的问题和一九七四年的情况不佳，在七十年代剩下的几年里，工业生产应该可以恢复到最近的这一增长趋势，即百分之八到百分之十。

 

周恩来特别指出第五个五年计划时期（一九七六——一九八○年）对于中国在本世纪末取得‘前列’地位是关键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本的经济问题是使粮食生产的增长率大大超过人口的增长率。中国在促进节育和提高农业产量方面取得成功的程度，将是决定工业增长率的重要因素，因为它将影响——比方说——可以省下来用以扩大和革新重工业的投资数量。”（菲尔德）

 

中国的石油和天然气是否已能自给自足？中华人民共和国会不会成为石油和石油产品的一个重要生产国和输出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迅速成为石油和天然气的重要供应国不仅具有经济上的意义，同时也具有地理政治上的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一个重要的石油生产国和石油输出国是最近的事。在一九四九年以前，中国的石油产量是微不足道的。新政府在石油工业方面作出了广泛的勘探和开发的努力，这是它加强工业力量和减少对外国资源供应依赖性的这一总计划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能够不再依赖外国石油，保证中国经济现代化可以得到充足的石油供应，并且使北京能够从一九七三年起出口数量相当大的石油。

 

突出之点如下：

 

中国在一九七四年生产六千五百万吨原油，是居于印度尼西亚之后的世界第十三位产油国。

 

据保守的估计，探明的蕴藏量估计为十一亿公吨。

 

探明的蕴藏量加上可能的蕴藏量估计有五十九亿吨，极有可能达到七十六亿吨。近海蕴藏量将使上述估计数字有很大的增加。

 

当前的勘探工作集中在现有的油田和渤海湾。至少有三艘自升式钻井船和也许一艘半潜式钻井船在渤海湾工作。

 

原油的出口在一九七四年增加到四百万吨以上，在一九七五年应能超过八百万吨，这将使中国获得七亿多美元。

 

中国的天然气生产在世界上占第五位。一九七四年的产量为大约六百亿立方米，其中五百二十亿立方米是四川省生产的。

 

自从一九七四年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铺设了几乎长达二千公里的新油管——这主要是便于石油的出口；还在海港、装卸设施和油船方面大量投资。

 

到一九八○年，中国每年应该能够生产两亿吨以上的原油，其中约五千万吨可以出口。

 

北京不会允许外国人广泛参与它的石油资源开发工作，在可以预见到的将来，同外界的交道将限于直接购买设备、技术和劳务。”（威廉斯）

 

“一些日本人士预料，到一九七八年，对日本的石油出口数量将从现在的大约五百万公吨增加到二千五百万公吨。

 

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出口达到一些日本人士预言的水平，他们能够在今后的年头中获得下述这么多的收入（按每桶十二点八五美元计算）：一九七八年——四十亿美元（四千五百万公吨）；一九八五年——九十亿美元（一亿公吨）；一九八八年——一百二十亿美元（一亿三千五百万公吨）。

 

到一九九○年，中国可能同沙特阿拉伯、伊朗、美国、苏联并列为五大石油生产国，如果它的产量能够超过日本人所估计的四亿五千万公吨的话。”（金）

 

中国的工业部门如钢铁工业是否可以同其他工业国的类似部门相比？

 

“在头二十五年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发展它的主要钢铁工业方面取得了迅速的进展。粗钢的年产量现在是二千五百万公吨左右，这使中国的钢产量在世界上占第六位。

 

中国具有建立大得多的钢铁工业的潜力。妨碍发展的是这三个因素：

 

中国国内铁矿砂和煤的资源虽然很丰富，但是质量低，必须加以特别处理。

 

当苏联技术人员在一九六○年撤退的时候，中国人尚未训练一支能完全挑起担子的劳动队伍。

 

整个经济缺乏资金，因此钢铁业出现不平衡现象。

 

中国人正在设法纠正这些缺陷，主要是通过进口现代化的资本设备。最近几年中国购买了一些采矿和处理矿砂的设备和大型的轧钢设备。

 

这些设备的安装需要几年工夫。与此同时，对钢产品的需求将继续增加。因此，由于产量增加的速度不会很快，目前的不平衡状态大概将持续到七十年代末。

 

在一九八○年以后，工业领域里的进展将取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己生产那些所需的机械和设备的能力提高得多快，同时也将取决于它愿意在多大程度上把大量的外汇用来购买制钢设备和技术。”（尤萨克和伊根）

 

在基本金属方面，中国对日本的依靠很大。

 

“一九六八年以来，日本每年出口一百多万吨钢铁，中国是日本的第二大主顾（最大主顾是美国）。日本在一九七二年出口了一百四十万吨钢。钢铁占日本对中国的总出口量的百分之四十以上，它是最大的一个出口项目。因此，中国是日本钢铁工业的一个重要的和稳定的市场。”（金）

 

建设部门的组织和工作如何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资本形成作出贡献？

 

“中国当前的建设活动反映了一九七二年底和一九七三年对投资的轻重缓急次序进行修正的情况。根据这个修正的次序，北京试图弥补工农业方面的缺陷。现在建设活动的重点是建造支援农业的工业项目，加强发电能力，改进港口和码头设施，使原料工业（采矿业）有基本的改进。一九七三年，中国同日本、美国和西欧国家签订购买价值十二亿美元的整套工厂设备的合同——主要是化肥厂和人造纤维厂。一九七四年，购买的整套工厂设备约值九亿美元，主要是将设在武汉的轧钢厂（五亿多美元）。

 

今后两年到五年内建设活动的重点将是生产化学产品、原料和电力的工业。这个活动将包括建立现在已签订合同购买的许多进口的工厂。采矿工业的建设将优先考虑露天采矿。在露天采矿技术方面中国有许多地方要向西方学习。在国际港口上建造大型的新设备将随着对外贸易的扩展而加速。钢铁工业将在建设中继续占最优先的地位，而且主要重点将放在生产成品钢的能力方面。石油工业正在加速本来已经很快的步伐。在今后几年的发展中，敷设油管和开发渤海湾的浅水矿藏的工作将占主要地位。”（麦克法兰）

 

农业产量的增长有什么限制？在人口不断增长的情况下中国人是否也能够使他们的人民丰衣足食？

 

尽管农业受到很大的重视和取得了重要的进展，但是农业情况仍然是经济上的一个重要的可变因素。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改善农业情况的问题究竟能解决得多好，专家们有不同的看法。

 

“北京已保证能满足中期的谷物需要，并且为了长期解决农业问题已在投资的轻重缓急次序方面作了必要的大规模的调整。

 

进口总共十三个大化肥厂的整套设备以提供一级肥料和人造纤维厂的整套设备以补充天然纤维的供应。

 

这些化肥厂是中国农业发展的关键。当这些工厂中的最后一座在一九七八年或一九七九年投产时，中国的氮肥供应将达到八百万吨，比目前的供应量增加一倍。氮肥的大量增加显然将对农业起很大的刺激作用，虽然实际收益大概会是很低的，至少在开头的时候是这样，因为化肥增加的程度将超过高产所需要的下列补充条件提高的程度——对水的有效控制；产量非常高的种籽；磷肥和钾肥；农业化学品等等。尽管如此，到一九八○年谷物产量可能增加到大约三亿吨。北京利用它的有限的科学能力来达到实际的短期目的（如简单的选种和杂交）而不是进行基本的、深入的研究工作（如复杂的品种的发展）可能证明是妨碍中国农业现代化取得进展的最严重的障碍。

 

在七十年代剩下的几年里，中国将继续依靠进口来满足消费需要，在收成低于正常年景时更是这样。此外，中国人口的增加也会导致国内对粮食和纤维的需要量的增加。尽管有加速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计划，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七十年代末期以前也许还不能在谷物和其他重要作物方面做到自给自足。”（埃里斯曼）

 

“中国农业在今后十年中将不得不面对的一些问题同其他欠发达国家将面对的问题有明显的不同。中国农业并不存在明显的和严重的低效率的情况。如果存在这种情况，只要农村里的人了解克服低效率的必要性，或者举办能够教他们新方法的业余教育，那就可以迅速克服。十多年来，中国建立在公社制度基础上的业余教育看来起了很好的作用。在六十年代初，那里有大量的没有采用的新技术等待着政府采取行动以供应必需的资金，今天已不存在那样的新技术没有采用的现象。问题就在这里。

 

一九四九年以来，中国农业产量的增加从来不是轻而易举的。我们有理由认为，将来的增产需要作出更大的、并且和过去不同的努力。将来的扩展不仅仅是再挖些管井或多施些肥的问题，虽然这两者都是有帮助的。在中国的基本农业科学方面和充分利用中国北部河流灌溉潜力方面需要来一个新的突破。

 

……很清楚，中国在六十年代把农业列为优先项目的这一转变既是实在的，也是大规模的。

 

但是，尽管投入了这么多的人力物力，农业产量并没有很大的跃进。农业生产是上升了，但是，就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四年整个时期来说，农业生产增长率仅仅稍高于人口增长率。

 

农业增长率没有提高得更快的主要原因看来只是由于中国试图在基本上不利的情况下取得农业大增产。

 

在耕地面积非耗费巨资不能再扩大，投入的肥料、水和劳动力已经高度使用的情况下，进一步增加同样的肥料、水和劳动力所得到的收益将不会很高。

 

至于将来，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中国的农业产量将继续增长，尽管眼前看不出会有什么重大突破。但是，为了取得这样的继续增长，中国农业政策的重点作一些调整很可能是必要的。中国北部河流的淤泥问题必须解决。中国对基本科学的研究工作的质量也必须大大提高。看来中国完全有能力进行这些变革，而且看来中国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选择，这些变革大概是会付诸实施的。中国太大了，因此不能效法日本或欧洲而越来越依靠进口来满足它的粮食需要。”（珀金斯）

 

估计中国军事力量发展和使用武力的情况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政策有什么了解？

 

“……对中国战略政策作出的专业性判断的根据一直是，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和维持什么样的军事力量和如何使用这些军事力量。从这一估计中得出的一些主要结论如下：

 

（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要目的一直是取得充分的具体安全。现在和将来的要求主要是准备对付苏联地面上的大举入侵，并且避免他们的工业和运输系统遭到越南战争中那样的破坏。

 

（２）第二个战略政策目的是再次坚持中国对诸如帕拉塞尔群岛（即我西沙群岛——本刊注）、台湾和其他边界地区等据认为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部分地区拥有领土主权。在领土问题上以军事行动进行有控制的联系是中国一九五○——一九五三年在朝鲜，一九六二年在印度边界问题上的行为的特点。

 

（３）第三个政策是扩大中国的势力和影响。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把它认为并不构成威胁的那些邻国主要看成是缓冲地带而不看成是目标。从长远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很可能希望跟美国和苏联具有平等地位坐在谈判桌边。但是，对于取得这个亚洲和世界强国地位的问题，中国看来是抱耐心和现实的态度的。”（弗雷泽）

 

自从签署上海公报以来中美贸易关系建立了什么样的制度？有哪些妨碍这种关系进一步发展的问题和障碍？

 

“从数量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尽管幅员广大，但不是一个主要的贸易国家。中国的出口从来没有超过世界出口的百分之二。中国贸易总额约等于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六。从按人口平均计算的贸易额来看，中国平均每人约为十四美元，它属于世界大国中最低者之列。

 

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贸易额很低，但是对外贸易是它为了追求它全面的政治和经济目的所使用的一个重要政策工具。由于对外贸易是在中国的控制经济范围内由国家垄断的，它已经成为中国把自己变成一个现代化工业国的发展计划中的一个重要成分。”（陈）

 

“一九七○年还不存在的（美中）贸易，到一九七三年增加到八亿零五百一十万美元，一九七四年增加到九亿三千三百八十万美元。中美贸易关系恢复了一定程度的正常化。但是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显然还阻碍着贸易关系取得进一步的重大发展。

 

如果被冻结的中国资产的问题和美国私营企业提出的财产权要求的问题得到解决，那将为贸易关系的进一步正常化扫清道路。这些问题不解决，就无法进行直接的海运和直接的空运联系，因为这会有这样的危险：挂本国旗帜的船只和飞机会被对方扣押起来以使上述的要求得到满足。目前不能建立直接的银行业务，也不能互相在对方举办展览会。

 

另一个重大的商业问题牵涉到美国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最惠国非歧视性关税待遇的问题。

 

今后几年中国向美国的出口将会继续增长。增长的速度将取决于美国的经济情况，取决于中国对这个市场的理解和是否愿意适应这个市场的需求，也取决于中国国内是否能够提供美国所需的必要数量和质量的商品。

 

向美国出口石油看来不成为一个因素，虽然美国拥有的石油公司可能购买中国石油然后在东亚销售。

 

中国对美贸易的逆差一九七五年将大大减少，大概减少到五千万美元。这种逆差可能会持续下去。今后逆差的大小主要取决于中国采购美国农产品的多少。”（克拉克和艾弗里）

 

中国人是如何理解他们对外国技术的需求的？中国人在传播从西方得来的技术方面效果怎样？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二十五年来在接受外国技术方面有几次很大的转变，一忽儿热情接受，一忽儿又坚决拒绝。

 

一九七○年以来，中国的领导人再一次转而向外国大规模购进资本设备和知识。他们购买了大量的成套工厂设备和联合企业的工业设备以增加基本工业的产量，主要是冶金、石油化工和能源方面，因此，近年来的机器进口比以往任何时期增加得快。

 

虽然如此，他们继续强调自力更生。他们这样做至少是为了下列三个目的：

 

（１）把中国在战略上和财政上对外国的依赖减少到最低限度；

 

（２）创造有自信心的‘毛泽东主义新人’，并且防止沾染外国影响；

 

（３）动员国内履行节约以节省为数很少的外汇和国家在投资方面的开支。

 

根据这些条件实行自力更生已使中国人在很大程度上摆脱技术和经济方面对外部世界的依靠。

 

中国现在自己生产的机器和设备的数量很大，因此进口的技术只占它全部技术增长的一小部分（也许是百分之六到百分之八）。

 

但是在质量方面，技术进口仍旧是发展中国工业生产系统中比较先进部门的一个重要因素。”（海曼）

 

中国同第三世界的经济关系的规模、效果和负担有多大？

 

“中华人民共和国于一九七○年重新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并且重新决心要表明自己是一个世界大国。它谋求充当第三世界的负责的发言人以使它的地位取得国际上更广泛的承认。中国在充当新的领导角色时，不再强调它以前采取的关于促进激烈变革、推翻现有政府的直接行动政策。因此，作为对欠发达国家的政策的工具，经济和军事援助以及贸易的重要性增加了。北京在加强它在欠发达国家中的地位的同时，还设法削弱苏联和西方在第三世界中的影响。

 

在一九七○年到一九七四年这五年中，中国把它向欠发达国家承担的经济援助义务增加了二十四亿美元，比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九年这十四年中提供的十一亿美元增加了一倍多。七十年代里提供的援助中近三分之二是给非洲的。中国最重要的一个援助工程项目是即将完成的坦赞铁路。从一九七○年起，北京平均每年为这条铁路投入将近一亿美元的资金。

 

中国同欠发达国家的关系重新活跃起来也表现在军事援助的增加方面。在过去五年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三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而过去总共只提供了二亿五千万美元。中国向欠发达国家提供的军事援助中约有四分之三是给巴基斯坦的。

 

至于贸易，欠发达国家成了中国大米、钢铁和纺织品的巨大市场，也是供应橡胶、棉花和有色金属的重要来源。此外，东亚的欠发达国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获得硬通货的主要来源。中国在一九七四年向欠发达国家的出口约为十四亿美元，进口为九亿美元。”（福格蒂）前景和问题

 

基于下列几个原因，这个探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的文集对美国的决策人、学者和一般公众可能很有用：

 

１、在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和解以后，政治、商业、社会及其他关系一直在增加。商业关系的扩大是由于对西方技术的需求越来越大——包括用以增加农业产量的现代化肥厂整套设备。石油收益的增加以及对信贷和西方市场的其他方面采取的比较灵活的态度意味着今后会有更广泛的商业联系。

 

２、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些领导人已经把改善经济情况放在优先地位。尽管节制生育可能取得进展，在今后的中国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幽灵仍然笼罩着中国的未来。从西方进口谷物和获得农业技术的转让，虽然在短期内有些帮助，但并没有解除中国农业肩负的维持人民生活的沉重长期的负担。

 

３、公布经济资料的情况有了程度不大但是重要的改进，从交流中凭经验可以得到的证据，以及更多地注意准确的报道，这样都有助于西方分析家对中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情况作出估计。

 

要把经济情况中的长期趋势的因素同周期性的或易变的因素区别开来是困难的。但是，在执政二十五年后这一点似乎是清楚的：中国领导人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能与超级大国处于平等地位、并且充分满足其公民需要的、现代化的强大的工业国。但是在中国当前的发展中，不存在要在一个规定的很短时期内赶上和超过其他国家的那种斯大林式的紧迫做法——这曾经是他们在大跃进中提出的一个目标。

 

在这个要为超级大国地位奠定经济基础的长期目标背后，看来有一些不时使国家建设的短期进展受影响的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政策。其中有些政策在今后几年中可能有很大重要性，并且影响经济情况。

 

在连续进行的每次经济估计中都越来越清楚地看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已经为满足中国领导人的国内目标、同时也为满足中国领导人的主要国际目标的要求奠定了比较巩固的基础。尽管目前存在着许多问题，今后也可能会有一些问题，我们都不应设想中华人民共和国将无法满足它的优先的经济需要。（续完）

 

原载《参考消息》1975年11月17日-19日

 

转自正经沙龙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