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51年底至1952年10月，党中央就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 ”和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三反”“五反”运动。迄今，官僚主义依然没有被根除。解决这一复杂性艰巨性反复性并存的“牛皮癣”问题，既不可一蹴而就，更不会一劳永逸。只有深入分析官僚主义成为顽瘴痼疾的深层次原因，把握官僚主义问题的本质，才能“找准病根治胃病”，针对核心病灶，对症下药精准施治。
1992年春，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讲到会议多、文件太长的问题时说过：“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会议多，文章太长，讲的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内容并不很多。重复的话要讲，但要精简。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
“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这话说得好。官员在自己家里怎么不搞形式主义？一来，他知道形式主义害死人，一般不会在自己家里搞这害己的东西；二来，家里没有人拿他当官，他就算是想摆谱搞形式主义，也没人买账。由此可以看出，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而且是官僚主义派生出了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盛行还与承平日久相关。若是战争年代，即便是首长想搞官僚主义那一套，也不会有人叫好，更不会叫座。
二战期间的北非战场，巴顿将军看见一个战士爬在高高的电线杆上，出于好奇就一直不停地询问。最后，这个士兵显得不耐烦了：“敌机没有什么可怕的，倒是你不停地询问，把我打搅得一塌糊涂。”后来，巴顿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及此事，给予那位不知姓名的线路维修兵以高度赞扬：“在任何时候把履行职责作为第一要务，这才叫勇士，这就是了不起的英雄。”
巧合的是，也有“中国版”的通信兵的故事。上甘岭战役时，秦基伟军长通过电话与困守坑道的部队通话，说了一些客套话，电话兵毫不客气地打断：“首长，别啰嗦了！拣要紧的说，先下命令吧！”一名电话兵敢和军长这样说，非它也，主要是职责所系、使命所系。秦基伟说：“战士们做得对啊！那时牺牲了很多通信兵，也很难保障电话长时间通畅，只能抢一句算一句。”
即便身处和平年代，下级何尝不想“把履行职责作为第一要务”？何尝不知自己有职责所系、使命所系？但和平年代，几人敢于这样不给首长面子？至少，和平年代，下级出于职责、使命所系如此怼自己的首长，很大程度上会付出代价。换句话说，如果是和平时期（哪怕是演习时刻），我们的将军们还能不能如此容忍、理解并赞扬这样的通信兵？
解决和平年代官僚主义的顽疾，首先必须凝心铸魂，激发党员领导干部家国一体的家国情怀。第二，“常将有日思无日”“柳营春试马，虎帐夜谈兵”一样，居安思危，像战争年代那样时时处处较真碰硬，切实把和平模式切换成实战状态，把和平日子当战时岁月来过。这其中，最有操作性的是，首先舍得给出于职责、使命所系敢于怒怼官僚主义的下级授予“勇士”称号。
反对官僚主义离不开党的坚强领导和党的自我革命，同时也需要“人民战争”。“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作者：陶余来，常州大学红色文化研究院（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来源：昆仑策网【原创】图片来源网络 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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