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改革不能丢掉人民的利益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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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木：改革不能丢掉人民的利益
2024-02-24
【编者按】本文主要内容以《社会主义是中国改革永不褪色的旗帜》为题发表在《凤凰周刊》2005年第32期；以《改革不能丢掉人民的利益》为题收入《张文木战略文集》第10卷，有修订。现经作者授权转发，以飨读者。
中国的改革要有适合中国国情的标准，这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标准，人民的标准。社会主义改革的主体不能改为改革的客体，改革的主力不能改为改革的对象。我们知道改革能解放生产力，但革命也能解放生产力。如果改革将中国生产力改到需要革命来进一步解放，那中国的改革就失去了历史进步作用。中国改革的底线就是不能把共产党改革到人民的对立面；国企改革，不能改出“二七大罢工”。规则决定价值，而规则却是由有利益倾向的人定的。全球化时代的市场经济规则是西方人定的，这对我们极为不利。我们应该反思。反思的核心还是毛泽东在延安说的那句老话：“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原则的问题，根本的问题。”[1]所谓“效益”的立场，在市场经济的语境下，就是资本的立场，就是利润挂帅的立场，而不是人民的立场。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也就是驾驭资本的能力。中国市场经济中的资本必须受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驾驭。效率脱离了公平，资本脱离了人民驾驭，中国的发展就不是可持续的。只依靠海外市场的国家，就会像拉丁美洲一些国家那样成为向西方供血的“被切开的血管” [2]，就会被外人打垮。什么是“素质”？这要看标准。电影《决裂》里有标准，行不行我就看手上的茧子，这就过头了，肯定不对。论机械化作业，中国的小农种地肯定比不过美国；但在一小块土地上精耕细作，美国就不如中国；到了非洲，中国农民就是专家。就看你比什么。你比电脑他不行，但他有他的技术。从生态农业看，将来中国小块土地精耕细作技术一定会再次复兴，只不过是眼下他们的技术在西方利益主导的市场中贬值了。正如文官制度是中国人发明[3]而现在我们却要到西方取经一样，不知是否将来我们还需再到哈佛或牛津学习小农业耕作技术？小农业技术的贬值，导致中国农民日益破产，另一方面国家大量引进外资和国外农产品又加剧了中国传统农业的破产。殷鉴不远，蒋介石走过这条路：经济也获得快速发展，但同时在中国也播下了“星星之火”，造成中国工农的大革命。这当然不是我们今天的改革所期待的结果，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必须和人民共命运。经济发展的“硬道理”不能丢下人民，不能丢下人民的利益。改革要结合中国的实际，GDP的发展还是要以人为本。一味地以GDP为指标的市场经济，是很糟糕的。GDP作为衡量国有企业的绝对指标，这实际是不利于第三世界国家的理论陷阱。由于社会保障功能有限，第三世界的国企不仅担负生产的功能，它同时还兼有社会保障的责任。即使按纯经济学的说法，社会公平也是生产力，也是良好的投资环境的一部分。但在我们现在的绝对利润指标下，这就体现不出来。在西方国家，由于有良好的社会保障系统，它们的大企业可以由财团搞。但在中国，将国有企业市场化，利润挂帅，这样，社会两极分化就是必然的结果。利润挂了帅，企业竞争规则就变了。在利润规则下，同等规模的企业，“国企”很难打过“私企”，因为后者可以较少考虑社会责任，前者则有社会公平责任。如“军转民”，有人说：“私企”好，私企两天办成的事国防企业半年办不成。但国防企业“拖家带口”，有公平的负担，还有保密责任，保密是无形成本，这是没有办法越过的。私企没有这么重的包袱，那它当然活。但一个国家却不能这样“活”，要有包括公平、保密等内容在内的国家必须支出的巨大隐性成本。因此，公私效率不能只以利润为绝对标准，不能脱离“为人民服务”的方向。中国的国有企业有它特殊的效益：它担负了社会公平的责任，其贡献在利润指标中显示不出来，但不能抹杀。有些人不承认它反而要在国有制企业中“吐痰”，这是在毁掉国家的基础。需要提及的是，西方良好的社会保障体系，并不仅仅是靠本国，更多的是靠强力——说白了就是暴力——获得来自第三世界的资源支撑。且不说其早期原始积累的来源，即使是现今，西方以其高势能资本大量向第三世界国家投资，所获大量超额利润回流，才使它们可以供养一个昂贵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庞大的中产阶级。这样它们就有了一个较高的社会保障门坎和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中国没有这个条件，这方面也不能“全盘西化”，而只有走社会主义的路，用内部生产关系革命的方式强行打破私有权在生产消费之间的高额利润截流，并由此实现社会内部稳定。目前的标准是西方设的，然后叫第三世界国家往里钻，与它们“接轨”，其结果将与“接鬼”无异。全球化的进程，同时也是资本国家化和国家资本化分裂式并进的过程，前者是欧美式国家主宰资本的自主道路，后者是拉美式资本主宰国家的依附道路；前者是“融”入全球化，后者则被全球化所“溶”入，一字之差，命运却判若云泥。西方和东方不一样，东方是亚细亚生产方式。其特点是自然经济下的农村和商品经济，尤其是外来商品刺激下的城市二元存在，相对分离，城市没有那么大资源来支撑农村，这迫使农村自成体系。我们所说的农村“落后” 的东西，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也有相当的合理性。比如以前农村的宗法社会，它实际上就是封建时代的自治系统，支撑这个系统的是自然经济而非市场经济。它不是靠国法而是靠宗法实行的家族式管理，在这里“家族的基础也是‘宪法’的基础”[4]。相对于现代司法程序而言，这个系统管理成本不高，家族间长者按实际是“习惯法”的原则，说一说事情就摆平了。毛泽东把中国农村管理改造成以小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这也是一个自我管理的系统：尽管没有剥削，但其中宗法传统的力量还是很强的。在中国城市没有办法吸收庞大的农民成为中产阶级公民之前，也就是说，在中国城市没有西方那样充足的改造农村并使之城市化的资源之前，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农村的自治系统是国家稳定的绝对前提。我们一些人，学了西方的东西就用来套中国。农村民主从基层选举开始。须知现代民主是公民社会的事，搬到自然经济下的农村就不适用。公民社会是要有社会保障支撑的，农民有吗？没有，那他选谁呢，只有沿宗法原则选与其血缘相近的人。“三个老乡顶一个公章”，公民觉悟在农村不如有血缘关系的“乡党”管用。我们都是下过乡的人，知道农村是怎么回事。现在农村有些“民主改革”，与20世纪30年代的“新生活运动”差不多，许多政策还浮在表面。耕地日益贬值，大量的西方粮食进口，农民在土地上所获甚微，只有涌进城市，进城后又没有社会保障，这时他们主要关心的就不是什么“民主选举”，而是基本生存及其权利。今天，我们的社会保障很多还停留在纸面上。我们13亿人，大概有9亿农民，若有4亿进入城市，其社会保障就是无法填充的“黑洞”。比如，我们有“法律援助”，这相当的时候仅有道义上的意义，而没有实质意义。别说天边的事情，就说天桥上的老太太是否能得到“援助”？现在改革使人民生活越来越好了，但同时有些地方天桥上躺着的老年乞丐也越来越多了。这不行，这样的“经济效率”当然不能要。为什么人的问题，在当前的情况下，仍是原则的问题。我觉得现在对中国的“国民收入”的理解应有所调整，要考虑介入基尼系数，换句话说，中国GDP劳动成果是谁在享受，是人民还是少数人？市场不应由少数人的消费拉动，必须有人民参与，这样才有强大的市场拉动力，国家才有全民族的可持续发展。有一次我到医院取体检结果，后面排队的是个残疾人。结果出来一看，残疾人的主要指标比我还好。这能说明他比我身体潜力更好吗？他的身体结构就不行，下半身功能不行，但这从体检化验指数上反映不出来。一个人的下半身是全身的基础，这对一个国家而言，就是占这个国家多数的劳动者。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工人农民这两条腿，市场如果没有人民消费的支持，那就只有靠外资。尽管其发展指数不错，但它是不自主的，因而是不可持续的发展。我研究印度，印度就是这样的国家。在人民消费领域，印度依靠资本家、依靠外资搞经济。结果，经济越“发展”，穷人却越多。人民为什么难有革命？这是因为政府整个包下了人民群众的最低的消费：政府每天给贫民窟及火车站台等免费送饮用水；医疗、教育几乎不花什么钱。我曾在印度一家医院做了一个小手术，费用合人民币两元，就是挂号钱，剩下全免费。这是进步还是落后？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不得已，是落后中的进步。中国计划经济时期没有私有权，中间没有私人利润截留，所有积累用于基本建设而非像印度那样用于产权交易，经济建设投资速度有赖于国家包下的人民最低消费。这说明，不管意识形态如何，最低的社会保障对任何社会都是必需的，这样社会才能稳定。与中国不同的只是，在印度的最低消费保障基础上形成的巨大的利润，因其私有权造成大量的非生产性截留，使生产消费链条中间形成一个庞大的非生产性“赘瘤”，社会劳动成果既不能像中国那样形成直接经济投资，也不能形成人民的收入。人民没有收入就不会有人民消费从而人民市场的增长。没有人民拉动消费增长，就没有民族市场发展，就只有靠外资和海外市场，靠向西方“供血”换取自身的“发展”。人民应当是中国改革的核心价值。改革不能改出人民革命，这是我们改革“攻关”的一个底线。目前中国出现的大量社会问题已涉及中国改革的道路问题。我主张中国改革不能脱离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道路就是以人民为核心价值而不是以资本为核心价值的道路。有人说西方是想让中国放弃社会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我说不是，西方人实际上是想让中国走拉美式的依附型资本主义，而不是欧美式的自主型资本主义道路。美国南北战争的实质是美国要走自主型的资本主义道路。美国人为此与欧洲霸权发生冲突并获得成功。退一万步讲，即使中国真要走欧美式的自主型资本主义道路，与美国当年面对的形势一样，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不会答应并为此一定要与中国冲突的。反过来看，走社会主义道路，也有自主型的苏联模式和依附型的东欧模式。毛泽东拒绝的是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东欧模式，并为此与苏联发生了冲突：称苏联是“社会帝国主义”，称苏共为“修正主义”。人民支持是国家改革立于不败之地的保证。中国这么大，如果走上依附型发展道路，而不管它是什么主义下的依附，那结果不是内部冲突就是人民革命；如果走上自主型发展道路，那结果就不是与霸权国家的一般意义上的博弈，而少不了有相当的冲突。而在这种博弈中，如果国家要想成功，就必须获得绝大多数人民而不仅仅是少数精英的支持；而要获得人民支持，那中国改革就必须有人民性，就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在整个中国改革的进程中，就应当是永不褪色的旗帜。[1]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7页。[2]［乌拉圭］爱德华多·加莱亚诺著，王玫等译：《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3] “科举制度对后来西方的文官制度也有催生的作用。西方学者都认为中国是文官制度的创始者。美国卡特政府的人事总署长艾伦·贝尔于1983年来华讲学时说：‘西方所有政治教科书中，当谈到文官制度的时候，都把文官制度的创始者归于中国。’（邱继臣：《科举制度与文官制》，《中国青年报》1988年3月17日）这就是说，西方的文官制度来源于中国的科举制度。由此可见，科举制度的历史作用是有世界意义的。”牛致功著：《唐高祖传》，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15页。[4]［德］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123页。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修订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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