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旅的前身是冯玉祥旧部苏雨生在蒋、冯、阎大战期间趁机拉起来的几个旅（七、八、九、十三旅）之一。当时，谢子长、刘志丹等同志到宁夏的平罗、瑶窑堡一带活动，在苏雨生的部队中建立了党的地下组织。1930年谢、刘向陕北特委要干部，当时刘澜涛同志担任陕北特委秘书长，便介绍绥德第四师范、榆林第六中学及地方上几十名党员和进步青年到我党在该部办的学兵队学习。这些人毕业后有一部分就留在原部队中，更加强了我党的影响。十一旅便是九旅发展演变来的。
抗战胜利后，我党对三边地区的工作方针变化为：巩固发展我党和十一旅的统战关系，保存力量，促进该旅进步势力，待机发动起义，统一三边。
1945年抗战胜利后，胡宗南积极反共，为了加紧准备内战，命令邓宝珊将代旅长曹又参调到榆林，企图以武力整编十一旅，并预定史舫城担任整编后的师长。因曹又参不接受这种安排，邓宝珊便不准他回部队。这样，一、二两团形成武装对峙，剑拔弩张，随时可能发生变故。10月15日，副旅长吴棻命令二团副团长张鼎臣率领卫士10余人进驻安边“万发店”，对一团官兵宣扬整编的所谓“好处”，同时用封官许愿的卑鄙手段来瓦解一团。地下党组织经过研究，认为情势紧迫，如不及时起义，一团革命力量难以保全，十一旅的进步势力也会遭到摧残。因此，决定派冯世光、王子庄同志到定边警三旅旅部来找我汇报情况，并请求援助起义。
不几天，冯世光同志又于10月23日到定边向我汇报，说由地下党员赵武臣连长处得知，二团已决定于10月28日以长途野营的名义进驻安边整掉一团。针对这一紧急情况，经请示中央军委同意，决定十一旅提前于25日起义。我对冯世光说，届时将派我旅的参谋长张文舟同志率领先头部队去安边，大部队随后就到，支援起义。
十一旅旅部及驻安边一团的起义工作，虽然处在急迫的情势之下，由于有长期的工作基础，组织领导又比较周密，进行是很顺利的。10月24日晚，牛化东、冯世光、李树林、王子庄、赵武臣、高昆山等同志，以及从我们这里派去的葛伸同志，共同开会研究，由牛化东同志担任起义总指挥，并命令驻防白泥井的一团二营营长柴明堂要听从调动，同时将该营朱子春（地下党员）领导的第六连调进安边执行任务。
10月25日拂晓，起义军开始行动。首先，围攻旅部，扣押了副旅长吴棻、参谋长石佩玖，以及国民党安边县党部书记长、公安局局长等人。同时，冯世光同志立即带人来到“万发店”，击毙了叛徒张鼎臣。
此时，城内的起义军已经占领伪县政府和国民党县党部，并控制了全城的制高点；张文舟同志带进去的4个连，分到4城门和起义军共同把守，城内秩序井然，秋毫无犯。
10月27日，在安边城内召开了起义部队和警三旅的会师大会。十一旅的参谋主任王子庄代表该旅宣布武装起义，并作了攻打宁条梁二团的誓师动员，警三旅参谋长张文舟同志宣读了欢迎起义声明。
（宁条梁战斗遗址）
至此，红旗插上了安边城。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解放了定边、靖边县城后，曾攻打过安边和宁条梁，因为该处城墙坚固，暗堡工事密布，没有拿下来，现在安边的新十一旅一团起义了，只剩下二团在宁条梁，打下宁条梁，三边就一片红了。
张文舟同志出发前，我们曾商定，必须攻下宁条梁，把顽固、反动的二团消灭掉，十一旅起义的全部成果才能保住；否则，还可能引起其他的变化。由于宁条梁城外地形开阔，四周多沙漠，不易接近，所以该地易守不易攻。我们进安边后，宜从速用兵，采取偷袭手段攻打宁条梁。不料此着没有成功，偷袭被敌人发觉。张文舟即拍电报给我，打与不打让我决定。我马上从定边赶到安边。
我到安边后，决定把警三旅八团的6个连从吴旗调来，部署在宁条梁南面；七团2个连（有2个连留在安边）攻打宁条梁的西门；九团和十一旅一团的1个营从北面进攻，并决心以八团分成3个梯队从南面主攻，爆破手用炸药实施爆破，把城墙炸开后，突击队即用梯子登城，进城后向东发展。宁条梁只有两个城门（西门和东门），东门方向我没有部署部队，因为在那个方向上，有我们的一个骑兵大队，东南是陕甘宁边区，敌人若弃城而去，只能从西北逃向榆林，我们的骑兵大队就正好在半路上消灭他们。开始，军委答应给我们2门三七战防炮，准备用骡子驮载运来，后未运到。敌人的团指挥所设在宁条梁西北城角的炮楼上，打起来要费点事。
10月底的陕北，已进入隆冬天气了。我们三面进攻宁条梁的部队都住在帐篷里，周围都是沙漠，西北风一刮，飞沙走石，到处昏天暗地，黑夜更是伸手不见五指。指战员们亲自动手，割来荒草，铺在帐篷里面的沙土地上，累了就躺在上面休息休息，饿了就吃点干粮。
旅指挥所设在八团的西侧和七团的南侧之间。从10月27日起义开始，到11月3日对宁条梁实施进攻，前后共准备了1个星期。我曾亲自带人到城墙根去摸地形。城上的敌人发现了我们的动静，有时一梭子机枪子弹扫过来，有时扔下手榴弹，我们就隐蔽好，等他爆炸了再往前察看。摸清了地形情况，我思考着拿下宁条梁的各种因素。一方面，过去我们的装备比现在差，攻坚战难以奏效，就是现在装备比过去好多了，敌人也还是居高临下，很难接近；另一方面，十一旅已经起义的人们当中，虽然绝大多数跟我们党和人民是一条心的，但是也有少数军官对国民党抱有幻想，想升官发财，对人民军队的严格纪律生活不习惯，对我们不发薪金，还要自己搞大生产运动，也很不理解。这些不稳定的因素，时刻影响着起义部队。宁条梁不攻克，反动的二团不消灭，地方恶霸地主的基础也不会动摇。这样一来，不仅一团和旅部不能巩固，还会引起其他的变化。这是促使我们下决心非打宁条梁不可的主要原因。
我翻来覆去地想着上面这些问题，一个作战方案便在头脑里逐渐形成：离城50米，围着宁条梁城挖一条堑壕，把地里挖上来的土，都朝城墙那面堆上去，给敌人造成视觉屏障，另外从斜方向挖许多条交通壕与这条主堑壕相联。这样，我们的火力组织、人员运动和转移，就不受开阔地形的限制了。指战员们白天吃饭、睡觉。晚上在前面放个哨兵，后面的人就排开来，每人分一段，两三个晚上，这个野外筑城就完工了。
为了在总攻前更多地给敌人施加压力，从部署到旅指挥所面前（主要对准宁条梁的西南角）的迫击炮阵地抽调了2门炮，在宁条梁西门外的一座破庙的墙壁上，掏了个洞，把炮架在这里，迫击炮手在大练兵运动中，学会了红军时期赵章成同志创造的迫击炮直射法，几发炮弹就把西门楼轰开了一个大缺口。
没想到我们使用的这几招，在总攻前收到了镇住敌人的效果。战后我从俘虏那里得知（其中有个营长叫米吉三，过去我们也认识），当敌人看见我们把堑壕挖成后，离城这么近，他们站在城墙上都傻了眼，精神防线被我们击溃了一半。米吉三还对我说，因为过去他们了解警三旅没有战防炮，当西门楼被推开一个大洞后，敌人便产生了一个错觉，认为我们没有平射炮的消息不确切，更是惶惶不可终日。
总之，经过一周的战前准备，万事俱备，只待下达总攻命令了。
不过这期间也曾发生过两件事，完全可能动摇我们的进攻决心。其一，邓宝珊得知十一旅起义，慌忙把曹又参从榆林放回来，让他处置这件事。曹又参回到白泥井一团二营驻地，因不了解起义的全部情况，便给我写了一封信，要我把部队撤回定边，宁条梁的问题不用武力，让他去和平解决。当时我没有时间去跟他讲道理，我考虑的那个因素几句话也说不清楚，所以把他的来信压下，没有回他的信。其二，没料到进攻的前夜，中央军委从延安给我们拍来一份电报，大意是红军在1936年时打过宁条梁，该地利守不利攻，估计我们打不开，不若巩固安边以待时机。这是中央军委的意见，我们该怎么办？前面已经说过了，打不下宁条梁，安边是很难巩固的。我们分析中央军委电报的精神，也不是完全不让我们打，只是担心我们打不下来。我军的作战传统有一条就是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在一定的可行条件下，一个指挥员应该有果断的决心。问题在于我们的把握究竟有多大？
这个电报正好在下达总攻命令前收到，已是深夜了。我把张文舟同志请来，马上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在会上，再次检查了战前的准备工作：野外筑城，改变了不利于我的地形；在火力配备上，虽然没有攻城的直射火力，这两天用八二迫击炮组织对城内敌人的密集射击，也产生了一定效果，进攻时，集中几十门掷弹筒，再组织好特等射手和机枪火力，完全可以把敌人压住；大练兵中，战士们都掌握了一套白刃格斗的硬功夫……这一切，都坚定了我们的决心。经过讨论，第二天拂晓发动总攻不变。
下半夜了，我跟八团的团长郭宝山通了电话（八团的政委是高维嵩），我说，“你们的把握怎么样？伤亡可能要大一点，要忍得住……”电话里传来郭宝山同志坚定的声音：“请旅长放心，没问题！”那好，拂晓前准备好！”
4点差5分，我又一次跟郭宝山通了电话。他向我报告：“一切都准备好了！”我问：“上不去怎么办？我把中央的电报都压下了。”郭宝山一字一字咬着牙说：“打不进去，我拿头来见你！”
4点整，一声震天动地的爆破声从宁条梁南边城墙处传来。这时，影影绰绰只见这里那里闪动着火光，从望远镜里看不清整个战斗进展的情况，只听见响彻天空的枪炮声、手榴弹爆炸声和喊杀声，看见西北风扬起的沙尘搅和着弥漫的硝烟，到处是一片混浊。
我的眼睛一直紧盯着手表。15分钟后，电话铃响了，攻打西门的七团副团长马有才首先带人打进去了。但是那里不是主攻方向，我只放了2个连，没有后劲，突破口很难巩固住。电话向我报告：西门的敌人正在组织反扑，副团长马有才从敌人手中夺过大刀同战士们一齐砍杀敌人。我说，一定要他们顶住。南城的情况怎么样，八团的同志向我报告：因为是外部爆破，所以爆破效果不理想，云梯已搭上城墙，我们的掷弹筒和机枪把敌人的火力压住了！我心里沉了一下，炸不塌城墙也是意料中的事，只要把敌人震慑住，能搭上云梯就行。不过，这样就会增加登城的伤亡……正当我寻思时，电话铃又响了：进攻南城的第一梯队已经登城！我对着话筒大声说了一句：命令第二梯队赶快跟上！随即拿起望远镜向八团发起进攻的堑壕走去。
这时天已经放亮了。从望远镜里，模模糊糊能看见城墙上厮杀的情况。我们的战士用刺刀，敌人则用大刀，这场白刃战是十分残酷的，而且持续的时间也长。八团的第一梯队杀进去了，第二梯队、第三梯队也跟着杀进去了。登城后主要靠的是白刃战。战后，八团的同志向我反映，有个战士在肉搏中，头上被敌人砍了11刀，因为他头上戴着一顶我们部队在大生产运动中自制的毡帽，挨了这么多刀，却只伤及皮肉，未触及骨头，所以他能坚持拼倒好几个敌人，最后才支持不住晕倒在地。宁条梁就是靠这样的英雄战士打进去的！
八团进城后，战斗按照预定方案向东城发展，我和张文舟同志在城外沿着墙根往东走。进了城，通过望远镜，我发现西北角和北城的敌人还在抵抗，便一直朝敌人的团部走去。我们尚未到达敌人团部，在攻进城内的七、八团和攻打北城的九团及新十一旅起义军的夹击下，负隅顽抗的敌人被粉碎了。
我和张文舟同志在占领后的敌人团部里，给中央军委拟定了一份电报，已攻克宁条梁，同时我写了一封回信给曹又参旅长送去。听说他看到信时，说了一句：“他真的打进去了！”原来曹又参是不相信我们能攻克宁条梁，才想“和平”解决的。
《解放陕西回眸》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来源：弘基文化微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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