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党组织的早期发展阶段，经常会遇到新问题，党的组织体系会及时进行调整。这些新的实践，不断促进党章相关条款的完善。二大党章设计了党的组织系统，三大、四大党章在此基础上进行微调，直至五大党章对党的组织系统进行重大调整。
“干部”曾是组织单元三大、四大党章虽与二大党章结构相同，但在有关组织系统的具体内容上，仍有一些新变化。
一是基层组织单位及人数的调整。
二大党章中，党的基层组织是“组”，党员三至五人成立一组，每组公推一人为组长。三大党章中，党的基层组织名称改用“小组”，人数要求增加到五至十人。四大党章将基层组织单位予以更换，“组”不再作为基层组织名称，而改用“支部”。支部侧重“以产业和机关为单位”；在小手工业者和商工业办事人当中，“可以地域为标准”。支部人数限定也有所不同：有党员三人以上均得成立一个支部。
由于支部人数不设上限，就不可避免地会有党员人数较多的机关。对于这一新情况，四大党章相应规定：每支部推书记一人或三人组织干事会；当支部人员较多时，可将支部划分为若干小组，每组设组长一人，但“组”不再作为独立的一级组织。
二是“干部”单元的取消。
二大党章中，“干部”单元是事实存在的一级特殊组织。二大党章中的“干部”，事实上有两种含义：一为干部人员，一为设有干部人员的组织单元。
作为承上启下的一级组织，“干部”这一层级较为特殊。党的地方执行委员会、区执行委员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均由推举产生，而干部人员则由地方执行委员会随时任免。由此，形成了组、干部、地方执行委员会、区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虚五级的组织体系。
三大、四大党章中“干部”单元及“干部”会议均被取消。但这并不意味这级组织的冗余，“干部”单元的设定根本在于解决一个机关内党员人数较多的问题，之后的党章只是采取其他组织模式来化解罢了。二大党章中，在机关内有两个组织以上的，即由地方执行委员会指定若干人为该机关各组之干部。四大党章则采用在支部下分设小组的办法。
三是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调整。
二大党章要求中央执行委员会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5人组成，并选举候补委员3人。三大党章适应发展需要，增加了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数，常务委员调整为9人，候补委员为5人。
二大党章规定各级委员会互推委员长一人总理党务及会计，即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最高职务为委员长。三大党章继承二大党章的规定。四大党章则规定，中央执行委员会须互推总书记一人总理全国党务。这样一来，党的最高领导职务改称总书记，各级执行委员会及干事会的领导称呼也相应调整为书记。
上海早一步设立“部委”
上海是党的诞生地，且长期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处于组织建设的桥头堡。梳理1922年至1925年上海党的组织建设情况，可以更好地认识党的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的关系。
第一，党的中层组织调整。
1921年底，上海成立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中共二大后，上海地委改组为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负责上海和江苏、浙江的党组织和工作。
上海地委兼区委成立后，除了在上海发展党的小组外，还在江苏、浙江着手扩大党的组织。三大党章规定，一地方有十人以上，经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许可，区执行委员会得派员至该地方召集全体党员大会或代表会，由该会推举三人组织地方执行委员会，并推举候补委员三人。上海地委兼区委所辖的南京小组和临近的浦口小组共有20人，达到成立地方执行委员会的要求，后被批准合组成立地方执行委员会。而杭州的党员同志太少，暂时无法成立地方执行委员会。
1925年8月，中央决定上海地区正式成立区委，其职权和管辖范围为上海、江苏、浙江以及安徽沿津浦铁路线的一些城市和地区的党组织和工作。
第二，党的基层组织运作。
1923年7月9日，上海地委兼区委改选后的第一次会议上，决定把居住相近的党员重新编组，有第一组（上海大学）、第二组（商务印书馆）、第三组（西门）、第四组（虹口），另有10人暂未编组。1925年1月中共四大后，小组改为支部。1925年五卅运动前夕，上海地委辖有26个支部。
第三，新的一级组织——部委。
1925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这次会议通过的组织委员议决案中提到，像上海这种地方，我们的党现在扩大了不少，现在已经要在区委之下按区域分划几部，组织部委员会。这一组织上的新办法非常之必要，一则因为指导上方便，二则因为更容易扩大党的组织。党的这一文件点出了“部委”设立的客观事实及缘由。
在中央出台上述决议前，上海区委下属“部委”其实已经出现。1925年7月16日，上海区委组织部会议议决“一切经常的工作都归支部，特别工作由部委负担，不倚赖于上总或区委”。
综上所述，二大党章奠定了党的早期组织系统，虚设“干部”一级。三大、四大党章进行微调：“支部”取代“组”成为基层组织专名，干部组织单元被取消，地方执行委员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也有细微调整。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原文载《解放日报》，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研究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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