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后，在“是谁夺取了泸定桥”的问题上，又有一些“猛料”爆出且引出了诸多是非。
一个“猛料”源于
1979年8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长征日记》——这也是出版最早的长征日记。这本日记的作者称，他率红三团侦察排在红四团突击队夺桥的同时赶到了泸定桥，在敌人即将炸桥的一瞬间掐断了敌人的炸药包，红四团突击队始得顺利过桥。[1]按一般人通常的认知来看，这种说法比“冒着枪林弹雨攀铁索夺桥”显得更为合乎情理，于是也就因此而产生了非常广泛的影响。之后，也有史籍和文章不断地引用这本日记中的内容——包括笔者本人，以及许多当事人的子女撰写父辈传记时也将其当作信史引用甚至还作了更为夸张的发挥。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文献史料的公布，再加上十余年来在大渡河两岸沿线实地踏勘的补充，笔者最后还是不得不非常不情愿地面对这样一个结论：这本日记并不是当年的历史记录，而是多年后根据有限的史料补写甚至编撰的“革命故事”，完全不具备历史文献资料的分量。
而且，这样的“猛料”即便是当作“革命故事”来传播，那也是有百害而无一利。
首先，这本日记的日程与有足够依据并能互洽互证的历史事件发生的日期，难以契合，离散性大得惊人；其次，这本日记的地名非常混乱且相互混淆，甚至还夹杂着诸多解放后更改、迁徙、合并过的地名，里程上的错讹更是比比皆是；其三，每日日记的篇幅很长，而且有非常多的文学性描绘语句，不太像是天天长途行军者的记录。后来出版的诸如《赖传珠日记》、《伍云甫日记》、《童小鹏日记》等虽然每日记录篇幅很小，有些甚至就是今天打哪儿出发到哪儿宿营一句话，但反而更能接近作者所处的真实环境，给出的恰恰是最有效的信息。当然，也有如《陈伯钧日记》这样的有篇幅较长的日程记录，但这与作者的文化素养和所担任的职责（作者在长征中长期担任参谋长职务），以及养成的良好习惯有关。更何况，这些较长篇幅的记录也多是有事件、人物的有效信息，而且与有关原始档案文献能够互洽。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这本《长征日记》作者自陈：大渡河之役时他担任红三团总支书记。但近年在香港出版的《吴法宪回忆录》却提出了反证：时任红三团总支书记的是吴法宪。[2]这本《长征日记》出版之时吴法宪正在接受审查准备接受审判，当然也难以对日记作者的说辞提出质疑。但这两人各执一辞究竟孰真孰伪，那不是还需要更多的旁证佐证来进行进一步的辨析么？
至于大渡河之役红三团战斗活动的陈述，吴、肖两人也是各执一词。吴的回忆称：
五月二十九日，先头部队二师四团在团长黄开湘、政委刘亚楼（笔者注：应为杨成武）的带领下，经过三天的急行军，来到泸定桥边，冒着对岸敌人点燃桥板的熊熊大火，在浓烟烈火中发起强攻，终于占领了泸定桥。与此同时，我们一师部队也在大渡河右岸，即敌人的背后发起攻击，消灭了守敌，有力地配合了对岸二师夺取泸定桥。[3]
吴法宪这段回忆中所称“大渡河右岸，即敌人的背后发起攻击”，指的就是瓦斯沟—石门坎—海子山—龙八埠等一系列战斗，这些战斗的确都是在泸定桥守军的“背后”发起的，而且千真万确，也“有力地配合了对岸二师夺取泸定桥”！服刑后回家的吴法宪，至少在这个问题上，除了记错红四团政治委员的名字外，的的确确是没有哪个字是说错了的！
而这本《长征日记》的作者所执之词那就是一个乃至一串“猛料”！比如，除开道路里程地名上存在的问题外，日记作者还写出了一段传奇：红三团一天之内从安顺场赶到泸定桥，并在红四团突击队夺桥时成功阻止了敌人的炸桥阴谋！而且这个说法在此后还多有变化：最早的版本是《长征日记》的作者指挥红三团侦察排的战士掐断了敌人炸药包的导火索，作者到达泸定桥的当天便随红三团翻越马鞍山追击逃敌，一直追到二郎山那头的紫石关[4]；而后来出版的回忆录还将故事更加延展：红三团到达安乐坝时消灭敌军一营，而后化装混入泸定城，夺取了东桥楼，当晚又跟随红一师队伍翻越二郎山……[5]
后来的网络版文字更传奇，掐灭敌人炸药包的干脆就成了《长征日记》作者本人。
其实，与饶杰那个口述一样，这本《长征日记》这段记载也是很容易证伪的：其一，从安顺场到泸定桥的行程在三百里以上，行军序列在红二团之后的红三团在一天之内无论如何也赶不到泸定桥——这还不说走在红三团前面的红二团在瓦斯沟—石门坎—海子山延续了大半天儿的战斗。其二，红二团和红三团各一部赶到泸定桥时，“我们四团的哨兵已在那里叫‘口令’”[6]了，所以不可能有掐炸药包导火索的故事发生。其三，红三团不可能在到达泸定桥的当日即追击敌第三十八团溃兵到达几百里外的紫石关——下面我们将要谈到，中革军委在5月30日的确有过这样的部署，但这个部署随即就被改变而并没有执行。红三团是与中央红军主力一起，又沿东岸来路往回走了50里，经龙八埠、化林坪，翻越飞越岭脱离大渡河峡谷的，而翻越马鞍山（不是二郎山！）向天全前进的，是最后赶到泸定桥的红九军团部队。
1993年出版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对红一师在东岸的行动曾经有过这样的陈述：“沿大渡河左岸北上的红一师和干部团，在刘伯承、聂荣臻率领下，也日夜兼程向北急进。红三团的五个连和红二团一个营于29日14时由冷碛一直打到泸定城，有力地配合了右岸红四团行动。”[7]这个陈述的依据，是林彪、刘伯承、聂荣臻在泸定会面后向中央报告战况的电报[8]。而笔者经过实地踏勘，又将相关地理要素、时间及敌方、我方和当地群众提供的情况与该电内容进行了对比判读，认为：林、刘、聂在仓促中发出的这份电报陈述的有关信息是不准确也不可靠的。28日晚，红二团宿营加郡河口，一师主力（三团、师部及刘、聂）宿营德妥——两者之前相距20里即两个小时行程。加郡河口到泸定如今的公路行程45公里，德妥距泸定55公里——当年翻山走崎岖小路，行程更远。正常情况下——既或是排除途中作战的时间，红一师部队从加郡河口—得妥一线赶到泸定，需要9至11小时时间。而向泸定前进过程中翻山越岭且经过苦战的红一师主力，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在“当日14时”就“打到泸定城”：当年从冷碛到泸定的行程在20公里以上（如今的公路行程为19公里），而龙八埠或沈村到泸定的行程约为25公里左右，红一师部队既或是14时从冷碛出发，要“打”到20公里外的泸定城，也只能是在傍晚以后。而且，当地群众口碑和史志资料均可证明，红一师部队是在当天16时后才进至沈村、龙八埠一线并分兵向泸定城前进的。
后来，上海版《长征日记》的作者还出版过了一部回忆录，而在这部名为《十年百战亲历记》回忆录中，作者还杜撰出了一个该作者与“红四团特派员张国华”的对话，对话中还涉及了对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的非议[9]。笔者之所以判定这段“回忆”纯属杜撰，是因为红四团、红六团有关当事人的回忆足以证明：当时的张国华并非“红四团特派员”，而在红六团任总支书记[10]。再者，作为红军基层政治工作干部的他们，当时是不可能对一位他们此前并不了解的友军最高领导人作轻率评议的。
另外，这本《长征日记》还有诸多极不可靠的“记录”，直接误导了一些地方党史部门。比如，该日记称：红一师是由宝兴经陇东翻越夹金山直接进抵懋功的，没有经过硗碛，[11]此说亦为当地党史部门及很多史籍采信，甚至载入了雅安、四川等地地方和省级党史部门编纂的长征史志。笔者根据《李聚奎回忆录》、《耿飚回忆录》、《杨得志回忆录》及此间军委部署文电等多方查证，此说不能成立！中央红军翻越夹金山只有一条路线，即由宝兴经硗碛，翻越夹金山王母寨垭口进至达维。红一师紧随红二师之后，都是翻越王母寨垭口，经达维而转向懋功的。
另一个“猛料”出自覃应机的回忆录《硝烟岁月》。覃老先生在这部回忆录中称，时任红三军团第十三团侦察连政治指导员的他和连长韦杰一起，在团长彭雪枫指挥下率领本连十二名勇士夺取了泸定桥——文中还提供了那十二名勇士中大部分人的姓名，以及彭雪枫的指挥位置“天主教堂”。[12]这段文字也使某些人士大为兴奋，并为此添油加醋炮制了出了如“黄（开湘）彭（雪枫）争功秘闻”这样的离奇文章来……
其实这个问题仍然是非常容易证伪的：这几天中革军委的部署文电都明明白白地标示了红三军团每日进止位置。红三军团在中央红军左纵队（西岸）行军序列中属于“倒数第二”位置：他们前面是军委纵队，军委纵队前面是红五军团，红五军团前面是红一军团……覃老先生所在的红十三团与红一军团前卫红四团在行程上形成的时间差，至少也在两个昼夜以上！夺桥战斗发生时，红十三团距离泸定桥还有二百多里，当然也就完全没有参加这场战斗的可能了……
不过，笔者在详研了中央红军在这段日子里经历过的战斗后认为，《硝烟岁月》爆出的这个“猛料”应该不属于“刻意编造”，而的确是因作者本人当时的文化、视野局限所产生的“认知错位”：泸定桥战斗一周后红三军团进抵了天全河畔，中革军委赋予了他们“夺取天全之龙衣、沙坝头两铁索桥，并相机袭占天全的任务”[13]，而这两个地方中的沙坝头索桥附近（与泸定桥附近的沙坝村同名）也的确发生过战斗[14]。当年文化程度不高的覃应机老先生很可能把这次战斗与泸定桥战斗弄混淆了。长征中红军跨越雄关险道无数，虽然大渡河上只有这么一座铁索桥，但他们经过的其他铁索桥其实还是很多的——特别是在云贵川康地区，只不过不像泸定桥那么有名罢了！
笔者对红军方面这些惹出了诸多是非的“猛料”进行认真辨析，并不是为了显摆红四团的功劳而贬低其他部队的作用，而是恰恰相反！比如，红一师对泸定桥之战的胜利所起的作用那就是绝对不可抹杀的：红一师在东岸前进途中遭遇的是川军第四旅袁镛部的主力，红一师以坚决顽强的战斗打垮了敌人的主力！迫使泸定桥守军陷入了前后受敌的窘迫处境，大大地震撼和动摇了泸定桥守敌的守桥信心，迫使他们在战斗的重要关头作出了无可奈何的选择！这极其有力地配合了西岸部队的夺桥战斗——这也是红四团能够顺利夺桥的重要原因之一！泸定桥战斗的胜利是中央红军左右两个纵队夹河而进这两个进取矢量的合成效果！时任红二师政治部干事并随红四团行动，参加过泸定桥战斗的王东保将军后来也说：“夺取泸定桥没有一师也是不行的，两路夹击，敌人被迫逃窜[15]”。
还有，李聚奎所率红一师一部在占领龙八埠后又转向东进，继续向化林坪、飞越岭方向发展进攻，并于30日占领盐水溪，为中央红军尔后打开这条脱离大渡河上游峡谷的通路，又垫上了一个起跳的台阶。随后赶到的红一团（31日左右赶到龙八埠）也参加了进攻化林坪、飞越岭的战斗，而军委干部团主力此间一直在东岸节节阻滞跟进的的川康军部队，6月2日左右才赶到龙八埠。他们都没有到过泸定桥，但他们的功劳苦劳也应该是不可忽视的——大渡河之役并不是以夺取了泸定桥而画上句号的！
如果不尽快脱离这条狭窄的险峻河谷，中央红军的处境照样非常危险！
中革军委首长们前往泸定桥的途中，就已经在作这样的考虑了。
注释
[1]肖锋：《长征日记》第82～第8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8月第1版。
[2]《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第72～第73页，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9月第1版。
[3]《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第72页，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9月第1版。
[4]肖锋：《长征日记》第82～第8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8月第1版。
[5]肖锋：《十年百战亲历记》第183～第185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5月第1版。
[6]邓华：《铁丝沟战斗》，《亲历长征：来自红军长征者的原始记录》（刘统整理注释）第36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3月第1版。
[7]《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第549页，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
[8]该电原件存中央档案馆。虽然原始文献电报作为史证的确有较高权重，但也不是绝对不会出问题，特别是在仓促间很难掌握全面可靠信息的情况下——笔者遇到的相类的情况还有很多。
[9]肖锋：《十年百战亲历记》第185～第186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5月第1版。
[10]邓飞口述，文有仁记录：《红六团过泸定》，《泸定县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57页。
[11]肖锋：《长征日记》第87～第8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8月第1版。
[12]覃应机：《硝烟岁月》第62～第63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11月第1版。
[13]《朱德关于我军突破敌雅州、芦山、天全防线的部署（1935年6月5日2时30分）》，《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369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14]《于无声处咱惊雷——红军长征第一次过天全》，《天全文史资料·第1辑》第1页。
[15]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红军长征革命历史调查小组王永模、文荣普1975年9月18日访问王东保记录，王东保时任成都军区副司令员（长征时曾任红二师政治部干事），泸定县红军纪念馆存档。
（作者系知名历史学者；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双石茶社”微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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