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认为，张国焘对这个中央“分攻宁、青”计划响应积极的原因有三——
其一，要在当年[1936年]12月执行“以四方面军独立进取青海及甘西直至联系新疆边境”任务的前提条件，就是必须在甘南地区建立相对巩固的根据地以为后方，这对刚走出草地来到这片相对安定和富裕地区的红四方面军将士来说，是一个极其难得的舔伤裹创休养生息之所在。
张国焘就曾在《我的回忆》中留下过这样的回忆文字：
8月间我军从岷县西南，走出崇山峻岭和草地，全军皆大欢喜，岷县一带是甘南较富庶之区，集镇村庄，星罗棋布，人烟稠密。吃厌了青稞牛肉的我军，这里可以大嚼面粉疏菜，自是特别愉快，而且几百里地区，敌军防务相当空虚：驻岷县的鲁大昌部系杂牌部队，战斗力薄弱，只能据城防守；驻天水的胡宗南部，又为我右路军牵制，因此，军中就有人发生留恋这个地区的念头。[1]
这不就是毛泽东浪漫诗句“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之张氏散文版么？
张国焘如果不是那么健忘的话，他也应该有“悔不当初”之愧叹：要是年前就按“建立以岷州为中心的根据地尔后向东发展”的《夏洮战役计划》行事，两大主力红军共同北上，在这方天地打一片局面出来，中央何致落荒而走，自已也不致南下碰壁，现在又该是何等光景？——那时节，徐、陈所率的右路军距此间不过几天的行程，却戛然止步，掉头南下，真是令人扼腕！而那会儿的自己哩？还预言人家“不拖死也会冻死”，可笑啊！……
这当然是梦境中事了，张国焘是从来不会作这种反思的，要不他就不是张国焘了——他在同一篇回忆文字中是以这样的理由为自己“南下”开脱和辩白的：“如果在一年前我军果真全部自毛尔盖去到陕北，恐怕早就要饿死人了……”[2]
这个辩白真是令人啼笑皆非：即或从“无过推定”的前提出发而不对此言作“立场”和“路线”方面的过多批评，这位“张主席”也实在是太健忘了——或许因为身在国外无法查阅当年的原始文献资料作参照之故？当时党中央在沙窝会议和此后毛尔盖会议上拟定的“北出陕甘”的方针是一个“川陕甘计划”，具体而言就是全军进至夏河洮河流域与敌决战并建立以岷州为中心的根据地的方针，向陕北或陕南或川北发展只是夏洮战役计划实现后依托“以岷州为中心的根据地”的“下一步方针”。当时这个地域敌军力量薄弱，人口较多产出相对丰富，红一、四方面军集全军之力打出实现这个计划的胜算极大，相较于“南下”或“西进康北”，“吃饭问题”也更容易解决！而党中央在俄界会议上之所以决定直奔陕北，那是因为仅几千人马的中央红军一、三军团已无法独立完成“夏洮战役”与敌决战的计划，落难之人投靠穷亲戚那是别无选择！
再者说了，“张主席”为何就不想想：雪山草地间的几度徘徊，“早就饿死了”多少人？
其实更为可悲和可笑的还是当代人：有些研究者不从“全部事实的总和”中去细作研判，却在“张主席”可悲又可笑的自辩中寻章摘句，偏偏挑这句话为“张主席”洗清“冤枉”，还印成了铅字儿，摆出一副要“还历史于本原”的公允面目，有意无意地硬要把“张主席”的顽冥不化固执已见与红四方面军广大将士奋斗经历混作一谈！真不知道他们是如何面对红四方面军留在雪山草地中的那些红色英灵的——这当中好多就是红四方面军中最能打仗的一批人！
可叹啊可叹！
其二，执行该案，就意味着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要各自完成自己的战略任务后才能会师，这对于刚走出失败阴影的红四方面军将士来说，既能在会师前的相对独立的创业过程中获得重新证明自己的机会，又不致于与国民党军中央军主力硬碰，那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事情。
更何况，这也是张国焘本人图谋已久的“最佳的退路”[3]。
其三，对于年前力主“南下”而且掺和了“另立中央”的许多人来说，这样可以暂时避免双方再次会面后的尴尬。待到各自任务达成后再照面时，大家都带着各自的功劳苦劳，大家都执行的是“国际路线”，凑足了本钱再说话，谁也不比谁矮三分，过去的一切不快也必将被时间冲淡，谁还好意思去“清算”谁的“错误”？……
据诸多当事人回忆，此间的张国焘，就是“以四方面军独立进取青海及甘西直至联系新疆边境”最积极的鼓吹者——当然也是作为该案前提的“甘南根据地”的积极主张者——他的纠结心理，应该是所有人中最为严重甚至最为极端的：“另立中央”是个什么性质的“错误”，这个“错误”有多严重，他心中非常清楚明白！如此，只有在会师前尽力自创一片天地，才有可能获得以实力说话，“谁也不比谁矮三分”的对话地位——也就是在党内斗争中保全自己的地位！
他自己留下的回忆文字或可佐证一二：
……四方面军的同志，也觉得河西走廊将是未来西北抗日局面的交通要道，正是我们可以大显身手的地方，而且因此也不致与一方面军挤在一块，再发生磨擦。
……
关于解决党内争端问题。多数（人）认为我此时不能去陕北，应该集中力量，先执行西进的军事计划，然后再谈党内问题，……我也说到共产国际已知道我们赞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又批准了我们的西进计划．两个中央对立的形势也已解除了，四方面军如果能在河西走廊立住脚，莫斯科仍会照原议支持我们，并不会将我们视作是反共产国际的分子。[4]
而这个很对张国焘心思的方案，后来的西路军基本上践行了——除了“进取青海”。
这种“心思”与“方案”的对接，表明几个月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将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归结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并非无中生有：虽然在这个时期，张国焘与中共中央之间似乎在“打通国际”的路线选择上有了一定程度的共识，但用意却完全不同——也就是“思想和路线”完全不同：中共中央的战略重心在黄河以东而不是以西，张国焘却依然揣着“向西退却”的小九九。
关于这个时期的情况，傅钟回忆道：
在西北局内部，张国焘同朱德、任弼时同志的争论日益深刻和严重。从八月九日由救济寺出发以来，党中央对抗日统一战线的发展形势，对红军总的战略任务和冬季作战计划，频频发来指示。而张国焘口头上赞成统一战线策略，实际上是另一回事。他不相信在日寇加速全面进攻和全民抗日运动继续高涨的条件下，国民党及其军队大部或全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见到《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他说这像是韩愈的《祭鳄鱼文》，是不着实际的幻想；他还指责党中央提出成立国防政府，是重复法国镇压巴黎公社的资产阶级反革命口号。弼时同志针锋相对地驳斥他的谬论，批评他根本不相信统一战线，不晓得如何估计阶级力量的变动；给他指出，不能看到红军数量比过去少了就以为整个形势都不好，只有向西撤退，这是机械唯物论的错误观点。张国焘本来没有一点理论，更不接受马列主义理论，立刻抢白说：“机械唯物论总比唯心论好一些。”他不可救药到这种地步。
本来，朱总司令是主张四方面军不要在甘南停留而迳直跨过西兰公路去会合一方面军的。后来陈昌浩也提过，四方面军向陇东北前进。张国焘则相反，想往西去，甚至不知羞耻地说：“打日本不是简单的。我们现在的力量就是再增加十倍，也不见得一定能打赢它。我们只能将西方变为苏维埃的后方，做前方抗日红军的后备军。”朱总司令嘲笑他胆子太小了，说：“四川军阀打仗是溜边的，碰上敌人绕弯弯，见到便宜往前抢。国焘同志你莫要溜边边呀！我们长征是要到抗日的前进阵地，红军要成为抗日先锋军、模范军。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向绥远、宁夏进攻，敌情在北面吆，你老想向西去，当然打它不赢，只是跑得赢了！”[5]
如果对张国焘的这些说辞仅作表象上的静态考量，可能会有不少人认为这是“实事求是”——张国焘并没有说错呀？符合事实也符合常识呀？然而共产党人手中捧着的是“辩证法”的宝典！在这部宝典中，“一切都在运动之中，一切都在变化之中”，力量的对比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是可以变化和重组的，也必定会变化和重组的！共产党人就是要勇敢地参与这种“变化和重组”，积极地促进这种“变化和重组”，进而主动地引导这种“变化和重组”朝着有利于革命力量的方向发展，在这种“变化和重组”中发展和壮大的革命力量，寻求和造就强弱相互易位的客观态势，从而确立自己不可战胜的地位，乃至取得最终战胜对手的机会……
“南下”与“北上”的争论，其本质就是“偏安”与“进取”的分歧。只要“偏安”与“进取”的不同主张存在，那么两种方针，两种路线和两种战略的斗争就会存在！后来张国焘虽然被迫北上了，却又与党中央产生了“向西”还是“向东”的分歧，就足以说明这一点——实际上，就在张国焘与党中央在“南下”与“北上”的产生争论的前后，就已孕育着“向西”还是“向东”的分歧。
历史证明了党中央的远见卓识，也证明了张国焘的鼠目寸光！
不可同日而语啊不可同日而语！
有西路军幸存将士回忆，张国焘的这些说辞，陈昌浩等西路军首长在西路军西进河西走廊期间甚至“西安事变”爆发后，也作过类似表述，而且还直接影响到了相应的决策和行动——对此，陈昌浩在1961年5月10日的谈话中，也予以了间接的证实[6]。
毕竟张国焘久为红四方面军的“第一把手”，要消除“国焘路线”的影响，绝非一朝一夕之功。
注释
[1]张国焘《我的回忆（下）》第508页，东方出版社2004年8月第1版。
[2]张国焘《我的回忆（下）》第521页，东方出版社2004年8月第1版。
[3]张国焘《我的回忆（下）》第432页，东方出版社2004年8月第1版。
[4]张国焘《我的回忆（下）》第505～第510页，东方出版社2004年8月第1版。
[5]傅钟《西北局的光荣使命》，《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776～第777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6]欧阳毅《关于西路军问题》（1937年9月26日手稿），原件存中央档案馆；陈昌浩《1961年5月10日的谈话》，刘统《北上——党中央与张国焘斗争纪实》第342页，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6月第2版。
（作者系知名历史学者；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双石茶社”微信号 图片来源网络 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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