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张国焘野心很大，欲壑难填，在过草地以后一意孤行地拒绝北上，表示如果中央红军不跟他走，他就要带原四方面军部队单独南下，甚至企图胁迫中央放弃北上方针，据说还发过一份要“武力解决”的密电。我从未见过这份电报，史实到底如何留待党史研究者去考证核实，但不论有没有那份电报，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确有行动，已是事实，我也是这一历史事件的见证人之一。在过草地前，一、四方面军混合编为左路军和右路军，张国焘和朱德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率左路军，中央机关和原一、三军团及四方面军部分部队组成右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和叶剑英等带队。当我们越过草地到达巴西一带时，右路军参谋长叶剑英连夜赶回中央报告了张国焘闹分裂的紧急情况。毛泽东为防意外，带着中央机关和一、三军团连夜离开驻地我所在的10团奉彭德怀军团长之命，负责保卫中央机关。那天清晨，我见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正和三军团的彭德怀、杨尚昆和叶剑英等在一座大庙旁议事。我们听说张国焘要派部队来，血气方刚的10团政委杨勇气愤地说，他们要来，我们就坚决打！毛泽东听到了忙过来说，打不得，打不得！这时原四方面军参谋长李特骑马赶来了，命令原四方面军的人都跟他走，“南下吃大米去，不要跟机会主义者北上！”我们许多人都很生气，毛泽东却冷静地去劝阻李特。但李特不听，他又把李特拉到庙里去坐下来谈。李特按张国焘的腔调指责中央是退却逃跑的机会主义。毛泽东还是耐心开导他说，北上方针是中央政治局讨论决定的，任何个人不能随便改变。李特仍然不听，执拗地拉原四方面军的同志马上跟他回去。我的马夫（当时叫饲养员）也是四方面军来的，不得不跟李特去了，所以长征后期只得由我自己牵马养马。面对这种情况，我们与李特等人的对立情绪很严重。但是毛泽东依然大度地说，四方面军的同志实在要走也可以，相信将来总有重新会合的一天。他还对我们说，一、四方面军都是红军，都是共产党领导的，全是一家人，一家人不打一家人嘛！现在愿意北上的就跟党中央走，愿意南下的也可以跟张国焘同志走，不过以后还会回来的。我们有的人还是愤愤不平想不通，他又对我们说，“捆绑不成夫妻”，他们要走，就让他们走吧，只要他们还是红军，迟早还会走到一起来的。
1936年，到达陕北的红一、二、四方面军部分团以上干部在甘肃宫和镇合影。毛泽东同志从未向我单独交代过什么任务，我也从未直接向他报告过什么。相反，毛泽东同志不只要求大家继续尊重张国焘，注意称呼他为“张主席”，自己也经常同他来往交谈，甚至照常和他说笑拉家常。1937年秋天，张国焘的妻子杨子烈带着儿子来到延安，毛泽东和他们开玩笑说，国民党里有个“张杨”（指发动西安事变的张学良、杨虎城），共产党也有个“张杨”（指张国焘及其妻子杨子烈）。这实际表明了他对张国焘还是另有看法的。1938年2月，我离开延安调任为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处长。同年4月张国焘乘祭黄帝陵的机会，私逃到国民党统治区，毛泽东当即同意杨子烈带着儿子去了张国焘那儿，对他们一家做到了仁至义尽。直到张国焘公开背叛革命，拒绝党的挽救，中央才决定开除他的党籍并公布了他的罪行。毛泽东对待和处理这件事，给了我很深的印象，即使对张国焘这样的人，他都能如此谦诚相待和宽宏大量，不愧为我党坚持原则又讲究方式的典范。
谢觉哉、伍修权、彭家伦等八办领导与兰州文艺界人士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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