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冶 伍星：对《中央红军突围和红四方面军电台的贡献》的解析

 

【转载者按：双爷最不喜欢掺和子女党们争功诿过一地鸡毛的话题——其实一代们也未必真滴热衷于这些话题，提着脑袋闹革命那年头，明天是死是活都知不道，历经千难万难能活到革命胜利，那就是一个万幸——要不咋叫“幸存者”耶？那些牺牲者们，好些人连姓甚名谁家居何处有无子嗣不都到现在也没闹明白拎清爽么？所以要双爷我看耶，陈谷子烂芝麻鸣冤争功的东东最好别扯，尤其是没凭没据牵强附会的事儿耶？拿着电报说事儿的时候耶，最好还是把电报上说的是些神马，说的是哪疙瘩的事儿，拎个清楚明白，引用敌方的电报来当自己父辈们“截获”功劳用，还是需要亮出已方的证据的——比如我方部署电中的“敌情通报”啥滴，这是考据历史事实最起码的要求。反正不能红口白牙闭着眼睛牵强又附会还满嘴跑火车地胡侃一气，是吧？

 

下面这篇文字和评述者的评述，究竟哪个是在有凭有据地讲话，不用双爷我多嘴，大家伙儿自己瞅吧！】

 

（请见文中红字）

曹冶、伍星

红军精神研究会 宋小荻（原文作者）

 

前言：徐向前元帅曾说过：《长征组歌》中不是有这么一句吗，“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不错，毛主席用兵确有过人之处，但他也是以情报做基础的。”1934年10月至1935年6月，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几十万部队的围追堵截，经过艰苦卓绝的2万5千里长征，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在此期间，红四方面军电台和中央红军联络基本保持畅通，为中央红军突围提供了大量敌情情报，为中央红军成功突围做出来重大贡献。

 

【评析：中央红军长征，特别是四渡赤水期间的情报保障工作，长期以来是高度机密。军委二局（中央红军从事无线电侦察的专业部门）的同志们严守纪律，几乎没有透露过任何相关情况，因此鲜为人知。公众所得的传闻多源自红四方面军同志的说法。近年来对这一特殊工作陆续出现了较为详尽的披露，使一些读者得以了解历史深处的一些真实情况。

 

对于不同的说法，本可由感兴趣的读者自行思考、判断，无奈有些过于离谱的叙述反复出现，且颇有呼应，迫使我们不得不出来发声。鉴于《中央红军突围和红四方面军电台的贡献》较具代表性，又较系统，我们愿就此文涉及的相关历史细节做些探讨。

 

为方便对照阅读，解析文字以红色标在原文相关段落之后。】

 

一、电报见证历史

 

1934年10月 – 1935年1月：中央红军突围撤离苏区至遵义会议期间

 

1933月11月–1934年09月：红四方面军粉碎国民党四川军阀的“六路围攻”。

 

1933年6月–7月：红四方面军成立西北军委会电务处: 宋侃夫任处长兼三台台长，一台台长王子刚，二台台长蔡威。

 

1934年9月30日：红四方面军电台侦获蒋介石发给四川军阀的密电：

 

[近日川中匪情，依然猖獗有加，各路部队，亦复涣散如故。除已另电刘总司令，即将捏报战情望风奔逃之新编二十三师长罗泽洲革职查办，以资儆惩，并转令知照外；目前第一切要者，即甫澄兄(即刘湘——作者注)应即日遵命复职。重行区分，提挈进剿，以资振作。并遵照巧电之命令推进，毋得再有局部之撤退，致影响全线之战局。其在五路方面，应即督励反攻，以牵制匪之西犯。务希兄等分别切实遵照。关于陕西方面，业已命杨主任迅饬陕南各军袭击匪后，以资呼应。]

 

【评析：此系红四方面军当面敌情，与中央红军当前作战（江西苏区）无直接关系。】

 

1934年10月：红四方面军电台侦获蒋与四川军阀密电，得知蒋介石飞赴西安部署“川陕会剿”。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反第五次围剿失利，中央红军撤出苏区，开始突围。党中央及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电台失去联系，并未通告红四方面军其撤出中央苏区的情况。

 

1934年11月中旬：西北军委会在巴中县清江渡召开军事会议，商讨如何打破蒋介石的“川陕会剿”。

 

1934年11月：红四方面军电台从国民党广播电台播报的“匪情新闻”获知中央红军撤出苏区的消息，并通报西北军委会。

 

1934月11月：红四方面军举行高级干部会议，讨论中央红军退出中央苏区的问题。徐向前的判断是：瑞金是党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放弃红色首都而没有告之其他根据地，说明中央红军的情势万分危急。

 

1934年12月初：红四方面军电台开始整训工作，加紧培训无线电技术人才。同时将反“六路围攻”中缴获的器材组装成两部20瓦的收报机。

 

1934年12月12日：中革军委通道会议决定中央红军避实就虚，西进贵州。会后移师贵州。

 

1934年12月18日: 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上决定放弃中央红军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继续西进，在川黔边建立新苏区。

 

1934年12月19日：红四方面军电台与中央失联后首次接到中革军委发来的密电: 根据黎平会议决议部署，要求红四方面军重新准备进攻，以便当中央红军继续向西北前进时，钳制四川军阀。

 

1934年12月下旬开始：根据西北军委会和徐向前的指示，红四方面军电台全力以赴投入追踪中央红军行踪和侦破国民党及四川军阀的电报，并及时上报西北军委会。

 

1935年1月4日: 中央红军强渡乌江，向遵义前进时，红四方面军根据破获的敌情和我军部署情况向中革军委发去一份密电：

 

【廖泽之援黔所谓湘模范第三旅及穆瀛洲旅共六团，原集中泸洲(州)拟取道南川、正安入黔，十二日已由口口口口(注：原档案如此)

 

口告刘湘约5师，陈鸣谦部及田钟毅旅共9团在川南，陈之达在石硅、黔江，袁旅在涪陵、彭水，田旅在酉阳、秀山正赶筑碉堡取守势，咸丰为渝团，来凤为潘旅，古宋、叙永、赤水一带无敌。肖、贺已占慈利，徐源泉一部有开往剿肖、贺讯。

 

吴焕先同志所率领之红二十五军约三千人，现已到商南一带。刘湘60团在绥、宣、城口，李、罗、杨森共约30团分布营山双河场、仪陇前方至新政坝线，田敌颂尧30团在阆、苍、南嘉陵江西岸，邓锡侯敌1 5团在昭化、广元、剑阁一线，胡宗南师之丁旅到广元，余部在碧口、略阳一带。陕南敌约1 7团集中南郑6团。肖之楚部约9团在白河及郧西一带，荣景芳师在竹山、竹溪一带。上官云相之四十七、七十六两师有开安康进万源说，敌正赶筑碉堡。东方城口一带山大、穷困，人口少，西方有嘉陵、剑阁、碧口之险，再采取决战防御亦非良策，如何请示。】 

 

【评析：此电署名:焘，对于中央红军了解川军部署的总态势是有价值的。这是唯一一份有据可查的红四方面军电告中央军委的敌情通报。】

 

1935年1月1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城召开。

 

1935年1月-1935年5月：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期间

 

1935年1月18日：红四方面军电台破获胡宗南部电台“密报”：

 

 [本师主力分驻陇南及兰州，一部(丁旅)进驻碧口、姚家渡、三磊坝一带，构筑碉堡，加紧防务。自(民国)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奉委员长蒋南昌寒(十四)日战电令，令本师克日派队接昭化、广元之防，遵即派独立旅丁德隆部三团进驻广、昭，同时并派第一旅之第一团，及西北补充旅之第一团，进驻三磊坝、羊模坝一带，统归丁旅长指挥，以固广元侧背；第二旅之第六团，进驻阳平关，遥为策应，本日始行接替完竣。部署如次……]

 

【评析：此系红四方面军当面（川陕边界）敌情，与中央红军当前行军作战（黔北地区）无直接关系。】

 

同日：红四方面军电台截获敌台密电，密电内容显示，敌上官云相所属二个师已抵达奉节、万县等地，企图“防堵朱毛残部北渡长江”,并通报中革军委。

 

【评析：未见红四方面军致中革军委通报相关敌情的电报。】

 

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开始了著名的“四渡赤水”之战。

 

【评析：1月19日，中央红军离开遵义，准备西进渡(长)江入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并非后来因渡江受阻滞留贵州与敌周旋2个月的“四渡赤水”的开端。】

 

1935年1月20日：红四方面军电台收到中革军委密电：提出中央红军北渡长江作战具体部署，和对红四方面军如何策应等作了明确规定。

 

【我野战军目前基本方针，在由黔北地域经过川南，渡江后转入新的地域协同四方面军由四川西北方面实行总的反攻，而以二、六军团在川黔湘鄂之间活动，来牵制四川东南会剿之敌，配合此反攻，以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并争取四川赤化……

 

四方面军在我野战军渡江之先，应向重庆方向积极行动，吸引重庆川敌之主力于自己方面，以便我野战军顺利渡江。在我野战军渡江后，则转向苍溪及南部之嘉陵江两岸反攻，密切配合我野战军与川敌进行决战，以打通横贯川西北的连(联)系。】

 

【评析：此系中央军委《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电。】

 

同日：红四方面军总部就中革军委的部署召开会议，决定发起广(元)昭(化)战役，集中主力打击胡宗南部，然后向陕甘发展，吸引敌军，从战略上策应中央红军。

 

1935年1月22日：广昭战役打响。

 

1935年1月22日：红四电台收到中央政治局及中革军委给红四方面军的一封指示电：

 

【我野战军(指中央红军——本书作者注)转入川西，拟从泸州上游渡江，若无障碍，约二月中旬即可渡江北上，预计沿途将有许多激烈的战斗，这一战略方针的实现，与你们的行动有密切关系。为使四方面军与野战军乘蒋敌尚未完全入川实施“围剿”以前，密切的协同作战，先击破川敌起见，我们建议：你们应以群众武装与独立师、团向东线积极活动，钳制刘敌，而集中红军全力向西线进攻…… 。】

 

【评析：中革军委指示电。】

 

此时，中央红军已离开遵义，向川黔边的赤水方向前进。

 

同日：红四电台收到中革军委发来的《关于配合野战军转入川西作战的指示电》，要求红四方面军迅速集结部队完成进攻准备，于最近实施向嘉陵江以西进攻。

 

【评析：中革军委指示电。】

 

徐向前深知，中央红军处境若不是特别艰难，中央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因此决定：暂时停止与胡宗南的角逐；西进策应中央红军作战，并接应已经进入陕南商县一带的红二十五军。

 

1935年1月27日：红四电台破译了川军邓锡侯的密电：敌二十八军5个旅已逼近广、昭。徐向前决定立即撤兵，提前结束广昭战役。

 

【评析：红四方面军当面（川陕边界）敌情，与中央红军当前行军作战（贵州土城）无直接关系。】

 

1935年2月上旬：红四方面军展开陕南之战，历时10多天，先后占领宁羌、沔县两城和阳平关重镇，歼敌4个团，逼使胡宗南部调整部署，调动重兵向川陕边境增援。徐向前见战役目的已达到，便回师川北，准备渡江西进。

 

同时，红四电台截获川军电台情报，得知中央红军在土城与敌郭勋祺部激战数日，双方伤亡甚大。中央红军已退出土城，向扎西地区集结。

 

【评析：土城战斗，中央红军与川军激战。关键时刻，红四方面军并没有向中央红军提供任何相关情报。】

 

 

土城战斗示意图

 

根据红四电台截获和侦察敌情情报汇总，红四电台向中革军委发出敌情密电：

 

【川敌追击部队大部集中高(县)、珙(县)、长宁之线及其以南地域。其达(凤冈)、袁(如骏)两旅抵高县，刘旅由珙县向筠连，范、章两旅在珙县，章旅将向安边前进，潘旅主力在长宁，一部在兴文，郭旅十号在罗表，廖旅缺一团在罗海，郭、廖均拟向王场前进，穆旅向屏山前进，蒋(尚朴)布防滩头，安边之线，另二三旅前在永宁，目前行动不明。】

 

【评析：此系从《朱德关于目前敌情及我军向赤水河东发展争取先机致各军团电》（1935年2月11日）中的综合敌情（包括川军、滇军、黔军及中央军）部分截取的有关川军相关情报，未见红四方面军致中革军委通报相关敌情的电报。把这个情报说成提四方面军电台提供的情况，除非提供足够的证据，否则就有牵强附会之嫌！】

 

 

 

1935年2月11日：中革军委将以上情报列入综合敌情向各作战部队通报。

 

1935年2月: 西北军委会电务处利用陕南战役缴获了两部电台扩建第四台。同时对所属电台作了调整和分工：原来的三台改称一台，由王子纲负责，主要任务是建立电台联络网，跟随总部行动，报务员有李永悌、胡正先，机务员有王清生(王华)等人；二台由蔡威负责，主要任务是侦察、破译敌军密电，为总部提供前敌情报，报务员有冯志陆、耿锡祥等；原一台改称三台，由宋侃夫负责，主要任务是与中央红军及红四方面军前方台保持联系，并兼任战略性侦破工作，工作人员有马文波、徐明德、徐定选等。新成立的四台由游正刚任台长，胡立信任副台长，跟随孙玉清的红三十一军行动。

 

【评析：至1935年4月下旬，红四方面军有5部电台，因人手不够，五台只有台长1人。】

 

1935年2月14日：红四电台破译川军南岸总指挥潘文华的“电令”并转发中央红军：

 

 [匪在扎西附近，经滇军压迫，又侦知我郭(勋祺)、廖(泽)旅分头围攻，遂乘间于昨日午、今晨回窜叙(永)(古)蔺，现已到黄泥嘴、分水岭、海坝、树坪、营盘山一带，正分攻该一带洞岩中。

 

基此情况，特处置如后：

 

(1)郭指迅率袁(治)、廖(泽)两旅，由现地向黄泥嘴、分水岭方面横扫……

(2)潘旅星夜兼程回守叙永，范指率该部兼程由金鹅池，向两羽口截击……

(3)陈指率达(凤冈)旅，着即向长宁、古宋转移，准备策应，袁(如骏)旅着回筠连待命。

 (4)蒋(尚朴)旅仍回肪横江、滩头、安边一带。

已报请刘总电古蔺薛军与我协力截堵，并会同歼灭之。

各部务须自取连(联)络，并责成郭、范两指在叙、蔺以南地区歼灭此为要。]

 

【评析：未见红四方面军向中革军委通报相关敌情的电报。何以证明此电由红四方面军截获并报中央红军？

 

中央红军方面， 2月7日、8日、9日、10日，军委二局破译科连克国民党军6种新密本，报告了上至蒋介石意图，下至各路“围剿”军的具体部署和行止。在一渡赤水后的10余天里，军委的计划和部署几乎一日一变,依据就是二局关于敌情变化的报告。】

 

1935年2月15日：得知敌潘文华的这一部署，中革军委立即改变了原北渡长江作战计划，改东渡赤水河，迅速向桐梓地区前进。

 

【评析：2月7日中革军委根据军委二局报告的敌情，电告各军团：“原定渡河计划已不可能实现”，正式放弃原定渡江计划；2月11日确定“向赤水河东发展争取先机”；2月15日朱德下达东渡赤水河的具体作战计划。并非文中所说2月15日接到红四方面军的敌情报告后，中革军委才“立即改变了原北渡长江作战计划，改东渡赤水河”。】

 

1935年2月16日：中央红军就改变渡江计划、争取创造川滇黔根据地，联名发电给红四方面军和红二、红六军团领导人： 

 

【甲、我野战军原定渡过长江直接与红四方面军配合作战，赤化四川，及我野战军进入川黔边区继续向西北前进时，川敌以十二个旅向我追击并沿江布防，曾于一月二十八日在土城与川敌郭、潘两旅作战未得手，滇敌集中主力亦在川滇限性边境防堵，使我野战军渡江计划不能实现。因此军委决定我野战军改在川滇黔边区广大地区活动，争取在这一广大地区创造新的苏维埃根据地，以与二、六军团及四方面军呼应作战。

 

乙、本月我野战军在向金沙江前进中已调动川敌十二个旅向兴文、长宁、高珙、筠连、横江地域集中，滇军主力亦向威信、镇雄防堵，因在该地域作战不利，现我野战军已折向赤水河乌江以北活动，并以黔西敌人为主要作战目标。】

 

【评析：此系朱德、周恩来、王稼祥致红四方面军、中央军区及红二、六军团的电报，通报中央红军改变渡长江计划等情况。】

 

根据以上电报可以看出，中央红军在收到红四电台敌情通报后，及时改变作战计划，避免了与强敌正面交锋的危险境地。至此，中央红军完成二渡赤水作战行动。

 

【评析：未见红四方面军向中革军委通报相关敌情的电报。何以证明中央红军因“收到红四电台敌情通报后，及时改变作战计划”，“完成二渡赤水作战行动”？】

 

此时中央红军的处境仍处于极其困难之中。红四方面军领导要求所属电台严密侦察中央红军周边的敌军动态，及时提供准确情报给中革军委，帮助中央红军摆脱被动局面。

 

1935年2月–5月：红四电台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破译蒋介石嫡系国民党成都行营主任贺国光电台的密码上。蔡威和宋侃夫等人破译的密电每天都有几十份，多则上百份。这些破译的敌情情报为中央红军以后成功完成三渡和四渡赤水作战行动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

 

【评析：未见红四方面军致中革军委通报相关敌情的电报，电报发到哪儿了？具体或大致是什么内容？与三渡赤水和四渡赤水有何关系？

 

又及：“破译的密电每天都有几十份，多则上百份”，从何谈起！？如指译电，尚勉强能通；如指破译，无异天方夜谭。将破译与译电混为一谈，有讳基本常识。】

 

 

 

1935年3月～1935年4月：红四方面军“嘉陵江战役”

 

1935年3月5日–4月21日：为配合和策应中央红军北上，红四方面军放弃原定的北上建立陕甘苏区的计划，南下开展“嘉陵江战役”。 1935年春，在北起广元、南到南部长达200多公里的嘉陵江两岸，东岸的红四方面军与西岸的川军田颂尧、邓锡侯部共53个团形成了对峙。强渡嘉陵江，过江击敌，是红四方面军对中央红军的又一次战略性支持。

 

为配合“嘉陵江战役”作战计划，红四电台除继续与中央红军保持联系外，同时加强对川军田颂尧、邓锡侯部的电报侦破工作。

 

1935年3月5日：朱德致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电：

 

【(甲)我四方面军自在川陕边宁强(羌)、沔县及汉中等地胜利后，目前所采取的战略方针与发展方向如何。

 (乙)目前川敌及甘陕敌人对我四方面军的进攻部署如何，均望立即电告。】

 

【评析：中革军委询问红四方面军情况及当面敌情电。】

 

当日，红四方面军复电：

 

【我南路军大举攻川敌，本日完全消灭了仪陇城北七十里二龙场之罗泽洲两个团及田颂尧第三师两个团大部。获步枪三千枝，机枪二十余挺，俘团长二名，俘虏官兵二千余。正乘胜猛进中。】

 

【评析：红四方面军根据军委要求报告红四方面军当面（川北嘉陵江东）敌情。】

 

1935年3月8日：红四方面军总部再次致电中革军委：

 

【我南路军乘胜追罗泽洲残部百余里到仪陇城南七十里之寨金义。七、八日完全将罗泽洲五团消灭，缴获步枪二千五百枝。现在仪城外围打李家钰部六团，即将消灭。】

 

【评析：红四方面军根据军委要求报告红四方面军当面（川北嘉陵江东）敌情。】

 

1935年3月11日：红四方面军致电中革军委，报告胡宗南部及川敌部署情况：

 

【敌判断我主力回川，胡宗南师及第二师补充旅现在略阳、徽县、碧口一带，拟即攻取宁羌。邓拟以8团守昭、广线，另1 0团出击朝天驿、红土关及广元正面。田之二十余团守昭、苍、阆、南线，三、四路共l 8团，守王渡场、栅鬣铺、恩阳线。五路以三十余团固守巴州东南沿巴河、大河口、竹峪关、万源线。五路王纵队四个旅已调南，许纵队一个旅已调青、渝、渠、万、开，·两团已调重庆。蒋之八十师陈沛部在陕云风县，伍诚仁师及王旅即由西安开城固、洋县，庞炳勋师到安康。目前，我军在南路大捷，拟大进，彻底灭敌，配合西方军行动。我军正围攻仪城，并已取回苍溪。】

 

【评析：红四方面军根据军委要求报告红四方面军当面（川北嘉陵江东）敌情。】

 

红四电台侦悉并向红四方面军总部呈报敌情如下：

 

【邓锡侯的第二十八军共21个团防守上游广元以北的朝天驿至射箭河一线，其中以1 5个团守备江防，6个团分置于广元西北的车家坝和昭化东南的剑门关，作预备队。田颂尧的第二十九军共35个团防守昭化以南的射箭河至南部的新政坝一线，其中28个团守备江防，另有7个团为总预备队，配置于阆中以西的衣思场地区。】

 

【评析：红四电台向红四方面军总部报告当面敌情。】

 

根据红四电台提供的敌情和徐向前等亲自勘察的地形、水文情况，总部决定以水流较缓，西岸滩头平坦，敌兵力较弱的田颂尧的防区为突破点，强渡嘉陵江，为进击甘南创造条件。

 

1935年3月28日夜：渡江作战打响，战况异常激烈。红四电台不断收到敌台紧急战况和求救电报：

 

 [营长陈泽仁阵前战亡；营长江文钦、贺占云不幸殉职；凌晨3时许，团长陈崇朴阵亡；第二十旅旅长陈继善、第二十一旅旅长杨特生相继受重伤……]

 

1935年4月2日：红四电台截获蒋介石撤职查办田颂尧电报：

 

[盖川陕边防剿匪督办第十二路总指挥，四川剿匪军第二路总指挥，第二十九军军长田颂尧着即撤职查办；其副军长孙震，辅助不力，记大过一次。着令孙震督率二十九军，戴罪图功；此次该军失败，负责诸将领，由孙震查明呈报，以免分别惩处；该军现在收容若干，着孙震速即整理改编。秉承刘总司令湘办理具报。仰即转令，一律遵照。]

 

 

1935年4月10日：红四电台截获蒋介石急电邓锡侯电报：

 

[沿涪江北上，决歼徐匪于江油、中坝一线。]

 

同时截获蒋介石至胡宗南电报：

 

 [沿涪江东岸南下，与邓部配合，南北夹击。]

 

随后红四电台又截获邓锡侯具体作战部署电报，并将敌情通报总部：

 

【敌游广居指挥右翼3个旅将攻击塔子山一线，龚渭清指挥他的旅和陶凯旅为左翼将攻击鲁家梁子一线，另有李勋和任建勋两个团为预备队，邓锡侯亲率督战队进驻岩嘴头。】

 

【评析：以上5例均系红四方面军当面敌情（嘉陵江战役）——就是这5例是否被红四电台截获，也需要证据，与中央红军当前行军作战（南渡乌江、威逼贵阳、突出重围）情报无直接关系。

 

均未见红四方面军向中革军委通报相关敌情的电报。】

 

1935年4月14日–4月15日：根据以上情报，徐向前以“围点打援”战法，将邓锡侯主力聚歼于中坝以北山地。

 

1935年4月17日–4月21日：红四方面军占领中坝，克彰明；再克北川县城。至此，嘉陵江战役落下了帷幕。

 

嘉陵江战役:  红四方面军以强大的战斗力震撼了蒋介石和四川军阀，迫使他们四处调兵，大大减轻了正在云贵高原疾进中的中央红军的压力，很好地执行了中革军委的战略部署。

 

嘉陵江战役期间，红四方面军总部电台与中央红军电台的联络中断过一段时间。中央红军电台工作人员黄萍后来回忆：

 

【在中央红军四渡赤水之后，正向金沙江挺进时，不知什么原因，我们同红四方面军的联络突然中断了，这引起了中央首长的严重关注。朱总司令、刘总参谋长为此常来电话询问情况，鼓励大家千方百计地与红四方面军联络上。我们都非常着急，每天都按原定的联络时间，细心地呼叫、守听，但总是联络无效。直到抢渡金沙江的前夕，大约是1935年4月下旬的一天下午，我刚接陈笑云的班不久，突然听到一个非常熟悉的信号，再仔细一听，正是红四方面军的电台在呼叫我们，而且又是王子纲亲自上机。他当时呼叫得特别急促，时间也较长，我多想尽快地和他沟通联络啊!在中央红军将要渡金沙江的关键时刻，能和红四方面军恢复联络，这该是多么令人兴奋呀!我情不自禁地喊起来：  “红四方面军出来了!出来了!”王诤听了马上走过来，从我头上摘下耳机，他戴上亲自抄收了对方的一纷长报，接着把我们积压的电报也发出去了。据以后了解到：红四方面军的那份长报，除了通报(中央红军)当面的详细敌情外，还说明了红四方面军的行动概况。在这样的紧要关头，收到如此重要的电报，对中央红军决定尔后的行动无疑是有重要意义的。】

 

【评析：原文：“除了通报当面的详细敌情外，还说明了红四方面军的行动概况。”引文在原文上加了“中央红军”4个字，严重曲解原文。如此偷梁换柱，用心何在？令人费解。

 

另，未见红四方面军向中革军委通报相关敌情的“长报”内容。】

 

由此可见，中央红军盼望红四方面军情报支持的急迫心情，溢于言表。

 

1935年4月–6月：中央红军北渡金沙江、大渡河；

 

一、四方面军会师

 

1935年4月29日：中革军委在恢复和红四电台的联络并收到红四总部的“长报”后，便召开会议做出《关于野战军速渡金沙江转入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

 

【评析：关于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何时中断了联络，又在何时恢复了联络，除了上述在军委电台一分队工作的黄萍叙述（见黄萍：《一、四方面军会师前后》）外，目前所查到的资料中还有不同的说法：

 

中央红军三局一分队队长岳夏（罗若遐）回忆：两军 在“中央红军成功地抢渡了大渡河（5月25日——引者注），由泸定桥经化林坪向天全、芦山方向挺进”之际突然中断了联络，“当中央红军快要到达宝兴县向夹金山方向前进的前几天”（6月上旬——引者注）恢复了双方的通报联络；（见岳夏：《一个通讯战士对长征的回忆》）

 

红四方面军一台台长王子纲的回忆中未说及何时中断了联络，但说到“中央红军到宝兴附近时，我们又联络上了。”（见《王子纲同志在红四方面军技侦工作老同志座谈会上的发言》，1986年4月）

 

共产国际驻中央红军的军事顾问李德也未说及何时中断联络，只说“将近六月中，……位于四川西部的小城天全被我军占领”时，得到了红四方面军的确实消息。（见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 1932-1939》）

 

以上4人说法在时间上有差异，后3人所说的时间比较接近，都是在渡金沙江后才恢复了两军的通信联络。因此，有选择地以黄萍所说在渡金沙江前收到的红四方面军的“长报”为依据，硬说中革军委做出《关于野战军速渡金沙江转入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是由于红四方面军提供了情报而做出的，缺乏说服力，也很不严肃。

 

经查现有文献资料，亦未见红四方面军向中革军委通报相关敌情的“长报”内容。】

 

【甲、由于两月来的机动，我野战军已取得西向的有利条件，一般追敌已在我侧后，但敌已集中70团以上兵力向我追击，在现在地区我已不便进行较大的作战机动，另方面金沙江两岸空虚，中央过去决定野战军转入川西，创立苏维埃根据地的根本方针，现在已有实现的可能了。

乙、因此政治局决定我野战军应利用目前有利时机，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起苏区根据地。】

 

【评析：中革军委关于野战军速渡金沙江情况通报及作战部署电。】

 

1935年5月2日：红四电台截获国民党“云南王”龙云发给蒋介石的一封紧急密电称：抓获共军参谋陈伸山，搜出情报一束，都是国军往来密电，皆翻译成文。现正研究其译电“系有我方电码本，抑以他种技术译出”，并电询“此后宜用何法通信，方免泄漏”。

 

【评析：土城战斗（2月28日）后，军委二局已经按毛泽东的指示成功控制了龙云的电台通信。军委二局译电员陈仲山被俘后，身上搜出蒋滇往来电文，从另一个侧面证实军委二局已攻破他们的密码。以此例来说明红四方面军情报对中央红军的贡献，实在令人啼笑皆非。

 

红四方面军到达茂县（5月15日攻占茂县）后，二台才开始监控四川军阀刘文辉的电台。那么何时开始侦控龙云（滇军）与蒋介石的通联，截获其密电？依据何在？】

 

1935年5月3日：红四电台截获蒋介石发给龙云的“特急密电”：

 

[我军电文被匪窃译，实属严重问题。此事只有将另行编印之密码多备，每日调换。凡每一密码，在一星期中至多只用一次，按日换用。密码每部各发十种密本，每日换一种，每十日再另发十种密码。一面如气候良佳，用飞机通信以补之。请兄就近编发密本，照此办理。]

 

【评析：未见红四方面军向中革军委通报相关电报。】

 

1935年5月4日：蒋介石又发一手令给龙云：

 

 [查我军往来电文多为匪方窃译，危险堪虞，耻莫甚焉!]

 

【评析：未见红四方面军向中革军委通报相关电报。】

 

随后，蒋介石亲自制订了《通讯注意事项》，规定：

 

[电报首尾均须用代名词，对于呼号尤须用代名词，重要地名及各级主官姓名、部队番号一律用代名词；有有线地方，所有电文一律用有线电告之；各部队今后的密电，都要由其主官与参谋长检核后再发，且发电时必须有得力参谋监视，不许其各电台相互通报，擅自问话；如不遵照新定人名、地点、时日各种代名词译发，而仍照老法发电，其各主官与参谋长也不加检查审核，由其译电员任意译发，一经查出，当以其参谋长泄机通匪论罪，而其主宫亦以懈怠失职论罪。]

 

【评析：未见红四方面军向中革军委通报相关电报。】

 

围绕着破译与反破译，国共双方开始了又一轮激烈的较量。此后，蒋介石的中央军和和军阀之间的往来密电每天都在变换，这给红四电台的破译工作带来了极大困难。

 

尽管敌人的密码一日数变，但蒋介石、贺国光的密令一下达，还是迅速被红四电台截获破译，并报告了中革军委。

 

1935年4月底：中央红军的各部队按照中革军委的部署，陆续进抵金沙江边的皎平渡渡口。红四方面军电台截获国民党成都行营有关两支红军动向的电报：

 

 [红四方面军在川北，“大部窜据清溪河左岸，且有一部西犯土门”；中央红军在滇东，“由嵩明向武定、元谋窜走，企图渡过金沙江”。]

 

【评析：未见红四方面军向中革军委通报相关敌情的电报。】

 

据此，蒋介石电令:

 

[不顾任何牺牲，追堵兜截，限歼匪于金沙江以南地区，否则以纵匪论罪”。]

 

【评析：未见红四方面军向中革军委通报相关敌情的电报。】

 

成都行营主任贺国光为防堵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向川军各部发出命令：

 

 [一．雅安由刘文辉负责，赶筑广大之飞机场，限月底完成……

 

二．松、理、茂、懋，及雅、宁——西昌——各属地区，应择战略、战术上之各线、各点，如雷波、昭觉至西昌，至会理，与沿大渡河、雅河各线，及各重要城镇、隘路口，均须赶筑碉堡工事。

 

三．对上列各地区之土番夷人，应速派员分往宣传其土官、土司，使其号召，为我所用，并令其派兵协助防剿及坚壁清野。

 

四．松、理、茂、懋地区归邓锡侯，雅、宁各属归刘文辉负责办理。

 

五．灌县及水闸，应赶筑碉堡，派兵驻守。

 

六．着别动队总队长康泽，立即派队分往上列各地区，负责指导组织民众及筑碉事宜。]节

 

【评析：未见红四方面军向中革军委通报相关敌情的电报。】 

 

1935年5月6日– 9日：在红四方面军有力策应下，中央红军红一、三、五军团和军委纵队从皎平渡渡过了金沙江，冲出敌军围追堵截，实现了渡江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战略预想。

 

1935年5月份: 红四方面军占领了川西北大片土地，初步实现了建立川西北根据地的战略意图。此时，中央红军已进入川康边，经会理、冕宁向北挺进。两军会师指日可待。

 

1935年5月15日: 红四方面军电台截获蒋介石密电，电报任命杨森为大渡河守备指挥，并拨国民党第二十一军、川康军一部约4个旅归其调遣，借以巩固防务，保障川南，电报还以“清代活捉石达开之川督骆秉章相勖勉”。

 

1935年5月16日：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在茂县总部开会，决定由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率部分红四部队，西进小金川迎接中央红军。同时决定派红四无线电五台跟随韩东山部行动，以便及时报告情况。

 

五台台长徐明德回忆：

 

【一天，通信员送来方面军领导的指示信，信上命令我带电台立即返回茂县方面军总部。我带电台刚到茂县，张国焘便亲自将九军二十五师师长韩东山和我找去，当面给我们交任务。这样的“架式”不多见，我猜测一定有重要任务。任务果然重要而令人兴奋：迎接中央红军!

 

张国焘对韩东山说：“你韩师长带两个团到懋功、夹金山去接中央红军，如果到那里接不到，就派小部队过夹金山到天全、芦山一带寻找，一定要找到毛、朱、周、张、博。配备无线电五台随你师行动。”】

 

【评析：回忆文章，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情景描述。】

 

此时，蒋介石断定中央红军必过大渡河北上，飞抵昆明亲自部署大渡河会战，命令大渡河沿线各地赶筑碉堡工事，并调集1 0余万兵力，企图将中央红军围歼于金沙江以北、大渡河以南、雅砻江以东地区。

 

形势十分严峻。蒋介石已令川军第五路军、第三路军主力向邛崃、懋功、宝兴一带移动，企图阻止红四方面军南下策应；同时，令杨森第二十军主力及第二十五军一部向雅安、汉源地区推进，加强大渡河以北的防御力量，又令薛岳部迅速渡过金沙江向北追击。对于中央红军来说，能否渡过大渡河，又是一场决定命运的博弈。

 

 

 

插图：大渡河作战及红一、四方面军会师示意图图

 

1935月5月24日：中央红军先遣队红一师第一团急行军赶到安顺场，歼灭守敌2个连，缴获渡船1只，控制了渡口。

 

1935年5月25日：中央红军先遣队敢死队在炮兵火力掩护下，展开了惊心动魄的渡河战斗。之后，红四团又飞夺泸定桥，袭占泸定城，掩护主力渡过了大渡河。

 

1935年6月12日：红四方面军韩东山率部南下，一举攻克懋功县城后，进抵夹金山北麓的一个小镇—哒维。同日中午，中央红军先头部队与韩东山率领的部队在达维镇以南一个叫木城沟的藏族寨子里会师。

 

喜讯传来，红四方面军指战员无不奔走相告，欢呼雀跃。这天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等连发两封电报给中央红军。第一封电报以张国焘的名义发出，要求中革军委【立发整个战略，便致作战，今后两军行动大计，请即告知。如有必要，请指示会面地点”。】

 

第二封则是徐向前草拟的《红四方面军关于川西北敌我情况给中央的报告》，以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的名义，由红四蔡威二台发给毛泽东、周恩来、朱德：

 

【一．敌情：

 

1.松潘平武方面：为蒋匪之嫡系胡宗南部。其兵力位置如下：

伪第一，二旅及伪六十师（共三团）大约在松潘正面。伪独立第一旅在

敌右翼（岷江西岸）与我镇江关部队接触中。

伪六十一师及王光武之独立旅与钟松之补充旅，大约（在我军涪江西岸兵力西移后）已由江油城北之白石铺到平武城一段渡过西岸，其企图如何尚在侦察。

 

2.江油到安县之香水场方面：为刘匪残部之许绍宗师彭诚孚师，及邓和X等部，安县正面之邓家渡、曲山、白道坪一线为田颂尧残部。

 

北川南面之茶坪到大坝一线为王治易指挥之八个旅，此敌大部向后集中，似有抽调成都、大邑、雅州之企图，现与我对峙中。

 

3.李家钰部之一部，在汶川马安山与我一部对峙中（前敌一部过岷江西岸被我击溃残部退东岸）。

 

4.范绍增师大约有一旅位彭、灌间之金马场，一旅位灌县东北之宝兴场，有一旅大约在成都附近。

 

5.邓锡侯之大部已向雅州、芒山调动，其先头一部大约已到青龙场、隆兴场、王加口、宝胜场一带扼制。

杨森之大部为大约亦在雅、荣，向芦山间进。

 

6.刘文辉在丹巴有一团。

 

7.薛岳部大约到大渡河（现情不知）。

敌之企图一面阻我军大会合（现已不可能了），一面防我会合后再向东打。

 

二、我方现阵及各军位置(略)

 

三、目前我军之主要敌人为胡宗南及刘湘残部，我军之当前任务必先消灭其一个，战局才能顺利开展，因之或先打胡或先打刘须急(亟)待决定者。

 

弟等意见，西征军(指中央红军——本书作者注)万里长征，屡克名城，迭摧强敌，然长途跋涉，不无疲劳。休息补充亦属必要。最好西征军暂位后方固阵休息补充，把四方面军放在前面消灭敌人。究以先打胡先打刘何者为好，请兄方按各方实况商决示之为盼。

 

四、此方对番回夷羌少数民族工作正加紧进行中，理、懋一带大约地瘠人稀，粮食不丰，大金川之丹巴、崇化、绥靖一带或较此为好，马塘以上即为小草地，居民游牧生活者为多，然人烟亦密。

 

五、三十军政委李先念同志已来懋功，并带电台一架。在懋功之部队目前应如何配合兄方行动，请直接示知之。

 

六、以后关于党政军应如何组织行动，总方针应如何决定，兄等抽人来懋或我方抽人前来，请立即告知。电码密本请亦编好告知，以便灵通消息。最后红四方面军及川西北数千万工农群众，正准备十二万分的热忱欢迎我百战百胜的中央西征军。】

 

【评析：红四方面军在会师期间的情况通报。】

 

这份电报，不仅报告了敌军的兵力部署、红四方面军各部所在位置，也充分表达了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会师的急切心情。此后数日，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领导人的电文来往十分频繁。

 

1935年6月15日：在中央红军主力离开达维前往懋功的路上，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并以红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的名义发去了贺电：

 

【懋功会合的捷电传来，全军欢跃。你们胜利的(地)转战千余里，横扫西南，为反帝的苏维埃运动与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历尽艰苦卓绝的长期奋斗。造成了今日主力红军的会合，定下了赤化西北的最有利的基础的条件。我们与你们今后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指挥之下，共同去争取西北革命的胜利，直至苏维埃新中国胜利。】

 

【评析：红四方面军祝贺电，与情报无关。】

 

1935年6月16日：中央红军给红四方面军发来了回复贺电：

 

【来电欣悉。中国苏维埃运动二大主力的会合，创造中国革命史上的新纪录，展开中国革命新的阶段，使我们的敌人帝国主义、国民党惊慌战栗。我们久已耳闻你们的光荣战绩，每次得到你们的捷电，就非常欣喜。此次会合，使我们更加兴奋。今后，我们将与你们手携着手，打大胜仗，消灭蒋介石、刘湘、胡宗南、邓锡侯等军阀，赤化川西北。我们八个月的长途行军，是为苏维埃而奋斗。我们誓与你们一起，为苏维埃奋斗到底。特此电复。】

 

【评析：中央红军祝贺电，与情报无关。】

 

同一天，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和张闻天又向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发出一封电报，明确提出两军会合后的战略总方针：

 

【甲、为着把苏维埃运动之发展放在更巩固更有力的基础之上，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就是占领J11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

 

乙、目前计划则兄方全部及我野战军主力均宜在岷江以东，对于即将到来的敌人新的大举进攻给以坚决的打破，向着岷、嘉两江之间发展。至发展受限制时，则以陕、甘各一部为战略机动地区。因此坚决的(地)巩固茂县、北川、威州在我手中，并击破胡宗南之南进是这一计划的枢纽。

 

丙、以懋功为中心之地区纵横千余里，均深山穷谷，人口稀少，给养困难。大渡河两岸直至峨眉山附近情形略同。至于西康情形更差。敌始封锁岷江上游(敌正进行此计划)，则北出机动极感困难。因此邛崃山脉区域只能使用小部队活动，主力出此似非良策。

 

丁、我野战军于十二日已全部通过天全、芦山之线，十八日主力及中央机关可集中懋功、两河口之线，因粮食极少，不能休息，约月底全军可集中理番地区，并准备渡岷江。

 

戊、弟等意见如此，兄意如何乞复为盼！】

 

【评析：朱、毛、周和张闻天致张国焘、徐、陈电，与情报无关。】

 

1935年6月17日：张国焘、陈昌浩发报给李先念，请他转达张闻天、朱德、毛泽东、周恩来：

 

【甲、北川1一带地形给养均不利大部队行动；再者水深流急，敌已有准备，不易过。由岷江东打口先念能详告。沿岷江北打松潘，地形粮食绝无。

 

乙、同时(意)向JII陕甘发展，组织远征军，占领青海、新疆……】

 

【评析：红四方面军在会师期间的情况通报。】

 

1935年6月18日：张闻天、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即联名回复张国焘：

 

【目前形势须集中火力首先突破平武，以为向北转移枢纽。其已过理番部队，速经口塘绕攻松潘，力求得手。否则兄、我如此大部队经阿坝与草原游牧区域入甘、青，将感绝大困难，甚至不可能。向雅、名、邛、大南出，即一时得手，亦少继进前途。因此力攻平武、松潘，是此时主要一着，望即下决心为要。】

 

【评析：中央红军在会师期间的情况通报。】

 

此时，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主力会师在即，双方通过电讯联系已在探讨下一步的大政方针。作为“红军耳目”的红四方面军无线电技侦人员，宋侃夫、蔡威、王子纲等电台人员，一边忙碌着传送双方的电报，一边沉浸在两大主力红军即将会师的喜悦中。

 

1935年6月18日黄昏：红四方面军三十军政委李先念率部列队在懋功城外的山坡上，迎来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一批中央红军领导人。这历史性的一刻，标志着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这两大主力红军在夹金山下胜利会师。

 

二．中央红军及红四方面军领导的高度评价与回忆

 

毛泽东同志的评价：

 

肖全夫：【我的好局长 - 宋侃夫】摘录：“……长征结束后，毛泽东在延安曾对宋侃夫讲：你们红四方面军电台的同志辛苦了，有功劳呀! 在我们困难的时候，特别是长征在贵州期间，是你们提供了情报，使我们比较顺利地克服了困难。’”

 

陈福初：【怀念侃夫同志】摘录：“……没过几天，毛主席就亲切地接见了他。毛主席对他说：你们四方面军的技术侦察工作做得很好嘛，特别是我们长征到贵州，四渡赤水时，天天行军很紧张，你们提供了许多重要情报，对我们帮助很大，要感谢你们啊!”

 

【民主革命时期无线电通信人才培训情况资料汇编】摘录：“四方面军电台在破译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以后在延安毛泽东同志见到宋侃夫等同志时说：在我们困难时候，四渡赤水，在云贵川湘一带，你们提供了重要情报，我们顺利渡过了困难”。

 

【总参三部红四方面军技侦工作老同志座谈会会议纪要】摘录：“长征中为中央红军提供情报：一九三四年底，中央红军长征到贵州，遭敌堵截、追击，每天都在紧张地行军，对敌侦察遇到了困难。红四方面军电台就及时跟踪敌台，逐步摸清了中央红军周围的敌情，整理后，先送总指挥部领导审阅，然后再发给中央红军。会师后，中央红军电台的同志说，红四方面军电台提供的情报很快、很准，对红一方面军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起了很好的作用。长征结束后，毛主席在延安见到宋侃夫同志时说，你们红四方面军电台的同志辛苦了，有功劳啊！在我们困难的时候，在四渡赤水前后，是你们提供了情报，使我们比较顺利地克服了困难。”

 

朱德同志的评价：

 

宋侃夫：【天下红军是一家】摘录：“有一次他(指朱德)对我说：我也记得当我们(一方面军) 进入到云贵川地区时，我们的敌情也很紧张，我们也是整天在行进当中，无法停下来收报，是你们四方面军电台的同志，包括你，经常收集和整理情报及时告诉我们周围敌人的情况，对我们的行动方向有极为重要的帮助。”

 

徐向前同志回忆录摘录：“我军一边密切注视中央红军的动向，及时用电台向他们提供情报；一边调整兵力部署，积极进行强渡嘉陵江的准备。”

 

张国焘回忆录摘录：“我们事实上放松了对四川军阀作战。仅有的侦察电台，日夜不停的(地)工作，只有小部分时间用在侦察四川敌情，多数时间用来侦察中央红军行进所在及其四周敌情。中央红军行进到广西贵州边境地带时，我们即开始供给中央红军情报。这是一件相当繁重的工作，侦察电台每天都译出敌军大批密码电讯，再由参谋人员扼要作成通报，经我鉴定后拍发给中央红军，我们的电台须守候中央红军电台出现，有时从晚七时余守候到翌晨三点左右。有时我自己也守候在电台旁，解答对方的疑难。至少有两三个月时间，中央红军是完全依靠我们供应情报(特别是在他们由遵义向云南方面行进时)。他们日夜在行进中，电台没有时间做侦察工作。每当他们宿营或休息的时候，立即与我们通报。根据我们所供给的情形，决定行动，发布命令。而我们这种行动，对于著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极尽了耳目的作用。我们配合中央红军的军事行动，是1934年12月间开始的。

 

【评析：张国焘在此大言不惭地信口开河：“至少有两三个月时间，中央红军是完全依靠我们供应情报(特别是在他们由遵义向云南方面行进时) ”。实际上，张国焘并不了解军委二局的具体工作。由于实行了二部制，中央红军的无线电侦察即使在行军中从来没有间断过，并非张所说“他们日夜在行进中，电台没有时间做侦察工作”。 张国焘没有资格给中央红军的侦察工作下结论。

 

至于张所说向中央红军提供了那么多的情报，请以电报为证。历史的真实性要以事实为依据，不能总是语焉不详地说这么多不着边际的空话。】

 

三．中央红军及红四方面军电台人员的回忆

 

宋侃夫（原红四方面军电务处处长电台台长，红军总司令部三局局长）：

 

【红四方面军电台始末】摘录：“1934年，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到湖南时，我们从收到的情报中，深知他们的处境十分困难，但当时我们对中央红军的去向捉摸不定。为了给中央红军提供情报，我们抓住贺国光行营电台为中心，加紧破译蒋介石的密码。蒋的密码非常难猜，破译的任务主要由我和蔡威同志担任。开始我们只能猜出几个字，以后发展到一部分字，我们一个电报一个电报地猜，逐步积累，摸索规律，终于破译了蒋介石的密码。当时只有一个电台，把所有的收音机打开收听敌报，训练班学员也值班收报，每人守收一个敌台为中心，抓住其通报的电台，日夜不停，非常紧张。在菜油灯下，正襟危坐，精神高度集中，两耳认真地辨别敌台发出的滴答声，手中的笔不停地在纸上写着。由于学员的能力较差，我们还要亲自动手，有病也要坚持工作，然后将我们收录的大量敌报和掌握的中央红军周围的大量敌情，送给军委及总指挥部，经过分析、整理，再发给中央红军。中央红军的电台在约定的时间内就要向我们呼叫。几年前我和曹祥仁同志曾深谈过破译敌人的密码问题，他说，中央红军到达湘川黔地区时相当困难，他们行军中很难收听到敌台的情报，你们电告的敌情是起了重要作用的。”（原文注：在这里，侃夫同志的录音稿是这样说的：“后来，我们曾见到曾三同志，他说：你们提供的情报对我们是起了作用的，使中央红军避免了一些可能发生的遭遇战。”）

 

【评析：曹祥仁从未说过此话。究竟是谁说的？曹祥仁？曾三？感觉有些混乱。】

 

【怀念我的亲密战友蔡威同志】摘录：一九三四年以后，毛主席带领红一方面军长征到了云、贵、川一带，他们因天天行军打仗，没有更多的时间去收敌人的电报，所以对周围的敌情就不大了解。我们是住在一个地方，环境相对稳定，有时间。我们收到敌人的情报后，每天都发一份给中央红军，使得中央红军行动时顾及前后左右敌人的运动情况，了解周围的敌情，做到知已知彼。

 

王子刚（原红四方面军电台台长，红军总司令部二局电台台长）

 

【总参三部技侦工作老同志座谈会上的发言稿】摘录：“在长征途中，我们同红一方面军中断过两次联络，责任都不在我们。一次是时差造成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把它都说成是政治问题，是执行张国焘路线，有意断绝同中央的联系。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当时我们两个台按规定时间轮番呼叫，一直未叫通。中央红军到宝兴附近时，我们又联络上了。另一次是在包座，一、四方面军分开后，一方面军的呼号金变了，所以我们没法同他们进行联络。这次中断的时间相当长，直到又北上回到道孚时才恢复。这次恢复联络是很不容易的。总司令到电台来亲自对我说：“要想尽一切办法同中央红军恢复联络。”我当时采取的办法是：先对它进行干扰，迫使它和我们联络，然后先向它发报，这样才使得它同我们恢复了联络。资料来源：【两史资料征集】1986年第4期

 

【评析：王子纲谈的是与中央红军的通联，并未谈及向中央红军提供情报，】

 

肖全夫（原红四方面军电台，红军总司令部二局工作人员）：

 

【我的好局长 - 宋侃夫】摘录：“···在他(指宋侃夫)的领导下，红四方面军电台昼夜不停地工作。他自己更是废寝忘食，常常在昏暗的煤油灯下通宵达旦地跟踪敌人电台，逐步查清了中央红军前后左右的敌情，并且每天整理一份电报，先送总部领导看，然后再发给中央红军电台。他提供的情报既快又准，对一方面军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起了一定作用。

 

【忆无名英雄蔡威同志】摘录：“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于一九三四年十月开始长征以后，我们电台的工作就更加繁重了，既要和中央红军及时取得联系，又要向他们提供有关敌军的情报。由于中央红军天天行军打仗，没有固定的位置，电信联系十分困难，蔡威同志每夜都要守候在电台上，等待讯号，寻机呼唤，每夜彻夜不眠。”

 

【评析：中央红军内部的通信和侦察实行二部制，2个梯队交替行军、轮班工作，从未中断。上文“由于中央红军天天行军打仗，没有固定的位置，电信联系十分困难”等描述，与中央红军长征中无线电联络和侦察的实际情况不相符。

 

鉴于有些读者很难想象军委二局的同志们，在长途行军、作战中是怎样坚持侦察工作不间断的，这里有必要引一段钱江同志对实施二部制轮班侦听的描述：

 

“晚上九、十点钟，夜里十一点钟、十二点了，这时候我们就开始走了，就同先遣队、设营队，跟上他们，21军军长，过去是连长，跟着我们走的。等到我们走到半路上，太阳出来了，估计那边已经撤线走了，我们就在半路上架起线来，开始工作了。我们工作了，我们的部队慢慢就过了。估计到了下午两三点，他们已经到了宿营地，我们又把机器撤了线，我们又开始走。走了半夜到了那个地方，我们又得把机器架了起来，他们又准备他们第二天先走，我们在那里坚持工作。我们就是这样，我们做侦察工作的，讲起来这个艰苦，比那个战士还苦。那个时候人拖得不能休息，那你就不好办了，白天也没有什么条件，苍蝇也多，你怎么睡得着呢？白天根本就不能睡，晚上呢你又要经常行军，经常是这样子的。脑子休息了，腿在那里走，搞不好就掉了队了，搞不好就摔一跤了，幸好还没有摔死了的。一路上电台都是这样的，就这么干的，从江西出发，最后到吴起镇吧，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录音整理稿摘录）】

 

黄萍（中央红军无线电第一分队报务员）回忆：“在离开遵义到四渡赤水的两个多月里，军委总部同所属各部队的联络始终畅通，同红四方面军的联络非常密切，……(原文在此处并不衔接，此处省略60余字)通讯联络顺畅，来往电报收发及时，这对党中央、军委及时了解情况，正确制定作战计划，实施不间断的作战指挥，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起了重要作用。”(黄萍回忆到此为止，以下不是黄萍回忆)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期间：红四电台为了保证中央红军及时获得敌情通报，决定将一台的李永悌调配到二台，并启用一部备用电台加强技侦破译的工作。

 

李永悌（红四方面军电台人员）回忆：“在调整和分工时，领导又决定将我从一台调到二台去搞侦察。……。那时，二台除了蔡威同志，还有报务员冯志陆、刘忠生(刘昆)，译电员陈福初，机务员肖大来、熊远绪等，他们都是从鄂豫皖苏区来的老同志。……我们二台由仪陇县转移到苍溪县离嘉陵江边不远的山下一个村子里。这个村子只有三四家人，一家一户住得很分散，我住的一家距蔡威同志住的那家还有一里多地。刚住下，他派人把我叫去，第一句话就说：我叫肖大来给你送一部收报机去，你把邓锡侯的电台找出来，对它进行严密控制。然后递过一张字条：这是邓锡侯军部电台的呼号和波长。敌军与各师电台之间不停的出联，弄得我睡觉、吃饭的时间都很紧张。连上厕所都得钻工作时间的空子。要想睡觉，又怕错过了时间，就告诉警卫班和哨兵帮我看着表，到时间一定要把我叫醒，拉也要拉醒，不然就会耽误了工作。就这样，还只能趴在放机器的桌子边上睡睡。吃饭常常是公务员送来没时间吃，冷了又端去热，热了端来又没有时间吃，过一会儿又冷了，有时要如此来回二三次、三四次才吃上二顿饭。摘自：李永悌回忆录【帷幄深处】

 

【评析：监控红四方面军当面敌情，与中央红军行军作战无直接关联。】

 

探讨：

 

一、两军会师前军委二局（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侦察台技侦力量对比

 

1.装备和技术人员

 

军委二局有侦察台6 部；技术人员30多人，其中专职破译3人，根据密码登记本记录，长征前已破译450余本，内有相当部分是特别本。

 

红四方面军有侦察台1部，电务处另有1~2部有时兼做侦察；专职技术人员2~3人，1935年2月之后有所增加。

 

2.组织及工作流程

 

军委二局专业分工明确，侦收——破译——译电三个科各司其职，长征期间侦收台实行二部制，2个梯队交替行军、轮班工作，从未中断。

 

红四方面军侦察台（二台）以及电务处尚未实行机通分离，侦察台无明确分工。“将全盘工作放在几个人的身上（翻猜译），都要包办，结果使工作效能减低。”（引自1940年代马文波的工作总结）

 

二、红四方面军向中央红军提供情报的传递路径

 

情报的传递是要有路径的。红四方面军向中央红军提供的情报是如何传递的呢？在当事人的回忆中可见端倪：

 

宋侃夫说：“我们收录的大量敌报和掌握的中央红军周围的大量敌情，送给军委及总指挥部，经过分析、整理，再发给中央红军。”

 

张国焘声称：“侦察电台每天都译出敌军大批密码电讯，再由参谋人员扼要作成通报，经我鉴定后拍发给中央红军。”

 

由此可知，凡四方面军向中央红军提供的敌情，都需经整理汇编成通报，由张国焘拍板确认签发后，再发给中央红军的。只此一个通道，绝无可能由侦收人员收译敌报后自行发报给中央红军。这一清晰的情报传递路径，为几十年后的研究者指出了明确的检索方向，即：只要查阅中央红军总部与红四方面军总部的往来电报（均应收录在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往来电报的文献资料中），有关敌情通报的内容，便会一目了然。有则有，无则无，因为情报传递舍此无他。目前为止，仅见1935年1月4日红四方面军向中央红军提供的综合情报。至于红四方面军在中央红军长征、特别是土城战斗和四渡赤水期间具体提供了哪些作战情报，尚待举证。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志研究者能够发掘出有价值的新材料。

 

三、长征中军委二局工作简况

 

长征中特别是四渡赤水期间，敌情瞬息万变，中央的决策及红军的行动方向也在不断地调整、改变，军委首长不是仅凭1~2份综合敌情通报就能下决心的。为了保障长途转战的情报供应，军委二局实行的二部轮替工作制，昼夜不停。同志们都明白，情报关乎全军生死，舍我其谁！

 

贺俊侦说：“我和钱江两个人，他一部机器我一部机器，我走前面他就走后面，他走前面我就走后面，两个人轮流，一天都不能停。” “国民党的所有师以上的电台，根据我们的需要和我们人员的可能，基本上全部给他收下来，想抄哪个就抄哪个。”（贺俊侦谈话录音记录，1995年）

 

李行律回忆：长征中无线电报务工作，“每天要在晚上的两三点钟就出发，中途停下来工作。或者是晚出发三四小时，也就是等部队差不多要走完时才出发，……每晚平均只有三四个小时的睡眠，……这样不间断的行军、工作与熬夜。因此，身体健康逐渐的减弱着，于是有的同志在中途就倒下去了，相当部份的同志是在与死亡斗争、挣扎，而我总算是挣扎到了目的地。” （《李行律自传》，1953年）

 

军委二局长征的光荣历史不是任意杜撰的。除了军委的敌情通报，敌伪档案、亲历者回忆等，最重要的依据是珍藏至今的军委二局破译工作纪录。根据邹毕兆手书的1932-1936年破译登记，仅1935年月1月19日中央红军撤离遵义至5月9日渡过金沙江，军委二局在重兵围堵、危机四伏的险恶环境中，相继突破蒋、湘、桂、滇、川当面之敌的密码90余本，及时准确地侦悉了当面敌情，为中央红军的胜利突围做出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贡献，被毛泽东主席誉为长征的灯笼。

 

小结

 

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是互相支持的两支主力红军。在长征中，待别在两军会师途中经常互通情况，包括敌情。但根据已知的往来电报，双方通报的多为战略层面上各自当面敌情的概要。这固然重要，但远不能保障对方的行军和作战所需。作战情报须含敌方部队位置、兵力、动向、意图、计划、时间等要素，而这样的作战情报很少或根本就没有出现在已知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双边的通报之中。实际上，当时双方各自的侦察部门都很难有余力和可能就对方当面的敌情做出周密侦察。《中央红军突围和红四方面军电台的贡献》一文竭力例举的一系列电报，恰恰证明了这一点。

 

两军各自当面敌情侦察，必然要依靠本部的侦察单位完成。中央红军如此，红四方面军也如此。红四方面军侦察台，特别是被陈昌浩誉为“活菩萨”的蔡威同志，对红四方面军当面之敌的侦察做出了重要贡献。但迄今为止，并没有电报能够令人信服地证明中央红军突围是完全依靠红四方面军提供的情报行军、打仗的。这种想当然式的推断不仅没有依据，也不符合历史实事。

 

2019/3/8 

 

来源：双石茶社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