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忠新：莫忘！民族英雄罗登贤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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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忠新：莫忘！民族英雄罗登贤
2024-08-14
【谨以此文纪念抗战胜利79周年】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伟大的卫国战争，是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就在这场民族解放战争中，有无数先烈血沃中华，他们如群星闪烁的历史夜空。就在这群星璀璨中，民族英雄罗登贤分外耀眼。值此抗战胜利79周年之际，莫忘民族英雄罗登贤。
1. 罗登贤是党内地位最高的满洲省委书记
他1905年，出生于佛山市南庄紫洞隔巷村，11岁在香港的太古船厂当学徒，师满后在厂里当钳工。1922年，他才17岁，却有7年工龄，参与发动成立了太古船厂工会，又发动铁工、铅铜铁喉和钨厂等行业工人成立了香港金属业工会，成为该会的领导人之一。他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与组织省港大罢工。1927年参与组织广州起义，任工人赤卫队第一联队长，率队攻打广州市公安局。其一，在中共无论党政军的高层领导中，作为工人出身的领导，则属于极少见的凤毛麟角。罗登贤11岁就做工，还是太古船厂的大产业工人，就属更为少见。其二，他一直在国内坚持和领导革命斗争，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革命经历和参与斗争的领域相对全面，实属天降大任，实属人才难得。其三，与王明、博古的什么留苏派毫不搭界，同吃“洋面包”的相比，属于“山沟里的马列主义”，同王明宗派主义格格不入。如此另类，也为后来王明搞宗派主义，遭排斥所不相容，埋下一个必然的结果。1928年6月，在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同年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那时他年仅24岁。中共六大的政治局委员7名，候补政治局委员7名，毛泽东因受排挤都未跻身其中。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扩大）改选了中央政治局，选举出周恩来等9人为政治局委员，毛泽东、罗登贤等7人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罗登贤无疑属于“六大”中央领导集体中的一员。他1930年2月任广东省委书记，后到上海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复回香港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1930年7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北方局、长江局、南方局和江苏省总行动委员会。那时，全国仅3个中央局，1930年10月，罗登贤任中共南方局书记，领导广东、广西、福建、贵州和云南等五省的党组织开展革命斗争。中共南方局的地位十分重要，在此之前。周恩来等6人组成南方局，以张国焘为书记；改组南方局，由国际代表指定张太雷等6人组成，张太雷任书记，周恩来为主任。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罗登贤调任中共中央驻东北代表兼满洲省委书记，他是中共满洲省委14位书记中（华岗赴任途中被捕未到任），在党内地位最高的省委书记，其他13位被任命满洲省委书记时，除刘少奇之外，无一人任过中央委员。罗登贤任满洲省委书记时，他的党内地位也高于刘少奇。刘少奇1927年在中共第5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29年6月4日任满洲省委书记时，也没进入中央政治局。而罗登贤1928年6月就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则在1931年1月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0年12月，罗登贤从中共南方局书记的位置，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身份，调任中共中央驻东北代表兼满洲省委书记，也足见东北抗日斗争的重要性。
2. 罗登贤是领导东北抗日的领袖级人物
“九一八”事变不久，1931年11月，中共满洲省委在沈阳遭到日本关东军严重破坏，同年12月中央任命罗登贤担任中共中央驻东北代表兼满洲省委书记后，他迅速将满洲省委机关转移到尚未沦陷的哈尔滨。“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人民武装抗日，罗登贤首次提出了，不同于土地革命战争的“民族革命战争胜利万岁”，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与第一个将鸡蛋立在桌上的人，那是不同凡响的人。罗登贤积极自觉地为土地革命战争向民族革命战争的转变，进行各种调研、起草文件、作报告等工作。在东北各地风起云涌的义勇军中，既有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也有自发的抗日武装。其中，中共满洲省委在罗登贤书记的领导下，坚持从东北的实际出发组织抗日，突出抓抓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较大一些的义勇军中，都派遣了中共党员，特别是将满洲省委的一些领导派往南满、吉东、北满地区,先后成立了十余支中共直接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就是在这些中共直接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后来分别发展出抗联的1、2、3、6、7等5个军。罗登贤是土地革命战争向民族革命战争转变的报晓金鸡，为将中国东北的武装抗日斗争揭开一个崭新的篇章，他是抗联的创始人，他为未来东北抗联的武装抗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能臣猛将灿如星斗，也不乏前仆后继的勇于牺牲，但有高瞻远瞩的眼光，且有不拘一格个性，还有驾驭大局能力的领袖人物，至少“遵义会议”之前，那时并不多见。即使在中华文明的发展史上，也缺少卓越的领袖级人物。而罗登贤就是一位难得的，属于有卓越领袖眼光的人物。如果罗登贤在东北能继续主持满洲省委工作，或能长期担任满洲省委书记，东北的武装抗日就有了核心领袖。后来的东北抗联3路军未能整合成，类似将中国工农红军第2军团、第6军团及第32军组成红军2方面军的抗联武装，未能建立起整个东北的抗联指挥机关，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一个领袖级人物。“核心是在斗争中形成的”，毛主席作为全党的领袖与核心，他不是上级任命的，也不是共产国际指定的，更不是自封为中共第一代领袖的，他是在严酷地斗争中形成，也是中国革命从实际出发选择出的核心。1942年元旦，陈云在中共中央在延安杨家岭举行的新年团拜会上的发言：“中国共产党成立已20多年，经历了各种严峻的考验，有成功，有失败。现在看来，最大的成绩，就是我们党培养出了一个领袖，我们选择了这个领袖，就是毛泽东同志。”而毛泽东真正成就了中国共产党，真正成就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只可惜，历史没有给罗登贤这样一个被选择的机会，东北抗联也失去了这样一个去选择的机会。这一个失去的选择令人扼腕痛惜，这一个选择的戛然而止，就始于1932年6月24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由满洲、河北、河南、山东、陕西地区负责人参加的“北方会议”。当时，罗登贤正忙于组织建立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正在抓“枪杆子”，一时脱不开身，委派满洲省委组织部长何成湘代表他出席“北方会议”。何成湘在“北方会议”上，汇报了满洲省委“九一八”事变以来的工作情况，表达了“满洲特殊论”，具体体现4点：(1)满洲与关内隔开，关内的情况与关外不同；(2)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满洲，满洲已成为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满洲已经成立了殖民政府——伪满洲国；(3)东北工业基本上掌握在日本帝国主义手中，满洲经济命脉被日本殖民主义者控制；(4)满洲人民文化水平很低，文盲多，伪满洲国定都长春，加上日本帝国在东北时间很长，奴化教育很严重，满洲群众相对比较落后。何成湘代表罗登贤特别提出建议：这次“北方会议”确定的方针、任务、政策等，应结合东北的实际，要凸显东北的特点，应在东北应采取与南方不同的斗争策略。可何成湘代表罗登贤做的汇报，却遭到主持会议的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的严厉批判。博古否认了满洲省委提出的“满洲特殊论”，认为罗登贤领导的满洲省委，严重脱离了共产国际和中央路线。由此可见，形而上学猖獗，“一刀切”的指导工作，要害就是否认事物的特殊性。毛泽东后来撰写哲学史上的巅峰之作《矛盾论》，核心就强调矛盾的特殊性，这有多么重要。“北方会议”决定：改组中共满洲省委，撤掉罗登贤的满洲省委书记，以中共中央驻东北代表的身份继续留在东北。1932年12月，受王明“左”倾路线的打击，罗登贤被撤销中共满洲省委书记职务，以中央驻东北代表的身份工作一段时间后，被调到上海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执行局书记。罗登贤1930年就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这实际是被降职处理。就在罗登贤被调到上海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执行局书记1个多月后，1933年1月26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下达满洲省委一封“一二六”指示信，改变了“北方会议”确定的，在东北“深入土地革命”等“左”倾政策。指示信传到满洲省委已是5月，只可惜罗登贤已看不到这封信了。1933年3月28日，罗登贤因叛徒出卖被敌人逮捕。1933年8月29日，罗登贤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智者，比常人察觉的早，看得远，可往往不被常人接受，也往往被当做异类和异端学说，而蒙冤受害，如此的历史悲剧循环上演，就成了人类思想史上，一道难以愈合的伤痕。1935年1月15日，“遵义会议”召开，中共产党在近乎处于绝境中选择了毛泽东，中共中央开始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1935年10月1日，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正式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由于文件注明日期为1935年8月1日，一般通称为《八一宣言》。就在这份宣言中，在列出的“罗登贤、徐名鸿、吉鸿昌、邓铁梅、伯阳、童长荣、潘洪生、史灿堂、瞿秋白、孙永勤、方志敏等民族英雄为救国而捐躯”的一串英名中，罗登贤被排在第一位，这算肯定了他的功绩。假如中国共产党能早几年选择了毛泽东，假如毛泽东能早几年同罗登贤相遇，假如......，可历史没有假如，很多的假如就成了历史的遗憾，也成了一曲曲历史的悲歌。自古以来，凡大智者必都超凡脱俗，又往往不被世俗所接受，就往往都带有悲剧性色彩。罗登贤也没有逃过历史的宿命，但他无愧于民族英雄。莫忘罗登贤，当不忘其英雄业绩！或许，也要莫忘一段沉痛的历史教训，以警醒少发生点这样的历史悲剧。（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特约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作者授权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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