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晓：郭沫若先生〈石鼓文研究〉发微——破解石鼓文千古之谜

 

缘起

 

郭沫若先生于1932年左右撰写了《石鼓文研究》一书。《石鼓文研究》首版于1936年正式出版。《石鼓文研究》于1954年再版。郭老在“再版弁言”中有两个企望：

 

一是把石鼓文所缺之字补缀完整。郭沫若先生在《石鼓文研究》（第三版）一书的“原文之复原与考释”一节中提出设想：“石鼓文年代及次序既定，今且根据安氏二善本进而恢复其原文。二本均经剪装，行次已失，幸原石尚存字位多可复其原文[1]。”显然郭沫若先生有根据上下文及全篇内容补其缺字的想法，但不知何故最终也没能完成这一工作。

 

二是希望有人对他所提出的“秦襄公八年说”提出有力之反证。1959年11月28日郭老在他《石鼓文研究》再版时他“仍持秦襄公八年说，以待更有力之反证。”[2]在一九六三年以前，郭老的“秦襄公八年说”几成定论。然而由于宝鸡出土了一块石碑，记述了石鼓真实的出土地（陈仓渭河边，即现中华石鼓园）。完全动摇了“秦襄公八年说”。由于郭老先生年事已高，只对原论作了一些修补，但显然只是捉襟见肘之论（后详）

 

在笔者退休前一直关注这件事。但由于精力和时间的关系，并未着手完成郭老的遗愿。在当今由于互联网促进了历史文献、知识、资讯大爆发，检索手段非常便捷的今天。每个人都相当于在电脑上拥有一个硕大的图书馆，一个数以万计的各学科老师。从今天来看完成郭老的心愿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本文正是拟完成郭老的这两个心愿。

 

引言

 

自从唐代在陕西宝鸡陈仓发现神秘的有字石鼓以来，一千多年来引起了中国学者的强烈兴趣。从十个石鼓上的文字看，显然是十首“四言诗”。其中仅涉及观渔、田猎、筹划、驾车、战事等闲适题材。作者是谁？其写作意图是什么？围绕石鼓的年代问题、石鼓上文字的内容、字体、书法问题、石鼓文的内容所涉故事婆娑迷离。特别是为什么在唐初发现之前没有任何文献记载？因此“石鼓文”成为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学上的一个千古不解之谜。

 

关于石鼓文的研究。初唐以降，许多著名文人、学者耗费多年的富贵时间沉溺其间。最早注意到石鼓的文坛名人、诗人、文学大家有杜甫、韩愈、欧阳修、苏轼（东坡）、薛尚功等。直至清代，康熙皇帝还写过《石鼓赞》；清高宗乾隆有《再题石鼓》。清末大思想家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称其为“书家第一法则”。认为“石鼓”为中华“第一文物”。由于时代年久，石鼓上的文字不断风化。现仅存古代拓片。清代学者所用最好的石鼓文拓本为“天一阁藏之北宋拓本”。

 

 

民国时期，著名研究石鼓文的学者有罗振玉、王国维、马衡、马绪伦、杨寿祺、罗君惕、唐兰、郭沫若等。这十个石鼓现存于故宫列为专存，专修“石鼓馆”藏之。成为国家镇馆宝藏。石鼓上所刻文字多残，北宋欧阳修录时尚存四百六十五字，明代范氏天一阁藏本仅四百六十二字，今之“马荐”鼓已一字无存。原石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石鼓馆。成为我们国家九大宝藏之一。

 

抗日战争时期，石鼓曾迁至西南史称“石鼓南迁”事件。抗日战争结束日本投降后迁回北京。国民党败走大陆后曾经与故宫其他文物一起装船准备带至台湾，后因石鼓确实太重（平均一千公斤左右）又从船上卸下，留在大陆，后国家才移回故宫。

 

一、关于石鼓文研究沿革

 

现藏故宫“石鼓馆”的十个石鼓，是唐代在宝鸡陈仓发现的。现被列为国家宝藏之一。这里强调“故宫石鼓”是因为在中国一些朝代都有仿刻古鼓的记载。

 

清代陕西耀州区药王山曾有翻刻石鼓记载、乾隆五十五年有御刻石鼓记载、清代中期有名的藏书家，张燕昌（公元1738年—1841年)翻刻过石鼓（石鼓根据“天一阁”藏元赵孟頫“松雪斋”旧藏拓本，杂采他本摹刻上石，存字四百六十二，较北宋欧阳修《集古录》所载少三字。）

 

根据《续修四库全书》记载，阮元[3]（公元1764—1849年)也有翻刻石鼓的记载。其翻刻石鼓影响最大，阮元在金石学、经学、史学、书画等方面确有造诣。嘉庆二年（1797)阮元第一次翻刻的十枚石鼓后曾置于杭州学府明伦堂壁间。嘉庆十二年（1807)他又重新摹刻十枚石鼓置于扬州府学明伦堂壁间。

 

 

（如图：阮氏翻刻石鼓拓片及仿鼓）

 

阮元曾经两次翻刻石鼓两组。每组十石。清代还有不少人仿刻石鼓，据悉近代也有人在仿刻石鼓。因此，网上、市上的石鼓文拓片乱象丛生。关于石鼓的年代考证更是五花八门。

 

因此，确定研究的版本是非常重要的，本文的研究依据采用的是郭沫若先生从日本觅回来的宋代拓本《先锋》《中权》《后劲》三个版本的照片。这三个版本的原件是日本三井银行在中国高价购得，郭沫若先生是以文物互借方式，亲自拍摄寄回中国的。因此他对文物原件中的各种细节均有深入研究。这三个版本中以《中权本》为最全，字数最多。原因是《中权本》保留了不太清楚的半字，风化的地方也保留了字位。显然古人从来没有人想到过有一天可能会有人会对石鼓文进行复原补缀的事。在那个年代确实是不可想象的事。郭沫若先生对这三个版本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将这三个版本互参，并亲自用笔撰写出来，得出了一个考订本。这个“考定本”以《中权本》为主，注意了半字、空字位，还对许多细节作了考证。（如《田车》鼓）

 

 

如上图左起第三列第一字。各本训为篆书的“人”字。郭沫若先生从细节上考证发现“人”右上角有一星形符号（人在月或星星之下，古人会意为夜字）。故训此字应为“夜”字。因此句应为“其猎奔夜，四出各亚”。显然与上下文意比较通顺。从此处我们可以看出郭老的考证是非常细致入微的。故笔者认为可以把郭老版本定为“沫若定本”。

 

本文则以“沫若定本”为依据进行研究。试想，如果研究的依据是一个仿品，那就笑话了。对于网上、市面仿品的拓片，学界是宽容的，给了它一个名字——新鼓。

 

一千多年来对石鼓及其上的文字，断代、内容争议很大，各说不一，形成众多假说。过去研究这个问题难度较大，而在互联网横行，知识、资讯大爆发的今天，解谜的困难小了很多。从今天来看实际上许多历史谜案的形成原因，只不过是因为在信息流通不畅的情况下，研究者个人掌握相关信息不全所造成的。在互联网非常发达的今天，文化知识信息通畅、文化资源大爆炸、大数据纵横四海、古今历史文献获取非常容易的今天，在一个研究者在电脑前就可以轻易获得成千上万图书、古今历史文献的时代。揭开石鼓文的谜案应该不是难题。因此当今，正是可以一次性把这个谜案的谜底揭穿的时候了。我们今天的互联网时代，在电脑异常普及的时代，有很多的研究工具和研究方法岂容谜案继续下去。过去我们要找一个在“石鼓文”中常见带“马”字偏旁的字，需要费很多精力去考证，而今天由于“中国繁难文字字库”的出现，就非常简单：

 

 

由于电脑技术的发展，这些矢量字符可以任意放大缩小变换字体。并且可以转换成大篆、小篆，如“驿”字的大篆（）、小篆（）。过去我们需要通过专业的学习才能知道某字的大篆、小篆怎样写法 ，今天就变得非常简单。以前很多复杂的考证，是需要具备多个学科知识。系统整体性的考释需要众多的历史文献。今天这些都不成问题。但是今天由于载体的局限性，无论是出书还是刊物发表，都只能是“碎片化的”“盲人摸象”式的片面之说。

 

既然是谜案，有过逾千年争议未有结论的问题，显然任何杂志、书籍都不可能容下。这得感谢当今的网络刊物及网刊编辑们的宽容、大度和辛勤劳动。能放过这些论证稍长，可能还有些贅述的长文和有重要作用的图表、图片。

 

二、关于石鼓文的辨识依据

 

由于石鼓文是一千多年前的中国文字，与现在的字体大不相同。辨识石鼓上的文字是一个难点。好在中国东汉时期有一个名叫许慎的人，著有一本考究汉字字形、字源变化的书——《说文解字》。因此对辨识石鼓文上的文字字义就比较容易了：

 

 

三、关于石鼓的断代问题

 

对于石鼓文撰写的时代研究，一千多年来各说不一。让我们来看看关于石鼓文各种断代说究竟有哪些主要的说法（这里只披露历史上重要历史人物的典型说法）：

 

①有北宋欧阳修的“西周文王说”（约公元前11世纪)；

②有董逌[4]、程大昌、沈梧等人的“西周成王说”（约公元前10世纪)；

③有唐初书法家吏部尚书苏勖[5]的“西周宣王说”（约公元前8世纪)“宣王说”。

④有郭沫若的“秦襄公时说”[6]（公元前770—公元前766)；

⑤有清代震钧的“秦文公时说”[7]（公元前765—公元前716)；

⑥有王国维的“秦德公时说”（公元前667—公元前676)。

⑦有李仲操、胡建人、张启成等的“秦宣公时说”（公元前675—公元前664)。

⑧有原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秦穆公时说”（公元前659—公元前621)。

⑨有王辉、徐宝贵“秦景公时说”（公元前576—公元前552)。

⑩香港易越石、徐畅“哀公三十二年说”（公元前506年公元)。

⑪有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唐兰“秦灵公时说”（公元前424—公元前415)

⑫有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唐兰改“秦灵公时说”为“献公时说”（公元前384一公元前369)。

⑬有李学勤“春秋中晚期”说。

⑭有裘锡圭、黄奇逸、陈昭容“春秋战国之间”说。

⑮有郑樵《石鼓音序》、罗君惕、程质清“秦惠文王之后，始皇帝之前说”。

⑯有清代武亿的“汉代时说”（公元前206—公元220),

⑰有末清王闾运“晋代所刻说”。

⑱有金史学家马定国“南北朝宇文周时说”。

⑲有清人俞正燮“北魏时说”。姚大荣《石鼓文足证记》从之并论证。

 

本世纪初，还有我省贵州大学刘星先生申报国家社科基金获立项，持“秦始皇二十八年说”。一千多年来喜欢、考证、注释的学者不少，其著述汗牛充栋。甚至近年（2015）贵州还出版了贵州名人向义先生的《石鼓从考》（一套五册本）、贵州大学出版社、暨南大学出版社争相出版了刘星先生的《石鼓诗文复原译释》一书。

 

四、笔者破译石鼓文问题的缘起

 

笔者本不是文字学专家，只因笔者的工作涉及管理贵州省申报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工作中的一项管理项目与石鼓文有关。 2006年，全国社科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发布《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指南》后，我省各大学照例如期报来各校申报材料。在审核申报材料中，我发现贵州大学有一个老教授申报了一个关于石鼓文的课题。一看年龄，老先生已经八十多岁了，再看研究的是“石鼓古文的复原”。看起来似乎选题不太靠谱。因为据我所知，“石鼓”及石鼓文的考证都几乎真相大，已成定论了。特别是郭沫若先生1936年出版的《石鼓文研究》，当时在我看来已经是非常系统、详实了。20世纪90年代，笔者在看过一篇关于“石鼓南迁”过程中的一些小故事，我曾经找出郭沫若先生的《石鼓文研究》认真拜读过。郭老的考证功夫使我非常佩服。看了郭老的《石鼓文研究》，发现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郭老研究石鼓及石鼓文的方法、手段都比较专业，似乎都没有必要再考了。只不过郭老试图把“石鼓文”中的缺字给它补缀复原的工作还留下一个烂尾。但这个工作似乎难度太大。

 

我们决定联系贵州大学科研处，这个研究项目拟不送申报全国规划办社科基金项目评审。我们从研究人员的年纪太大及课题意义不大及研究价值不高等因素，说明不申报的理由，其实私下也担心刘星先生不能完成课题；拟不上报全国规划办。

 

不久一个八十多岁的老教授来到我们规划办，我见他走得急切便让他坐下来谈谈他的意见。这个老教授侃侃而谈，他竟然就是持“秦始皇二十八年说”的刘星先生。他研究这个课题从年轻的时候就有了成果。他的申报课题不仅仅要研究石鼓断代问题及各拓片版本的问题，还提到了关于考证“东坡版”的真伪问题；同时他还要全部复原译释石鼓文的全文。据我所知，这十只石鼓到今天石上基本上没有剩下多少字了。我们认为这真是一个破天荒的想法。我同他谈到郭沫若先生的《石鼓文研究》已经非常系统翔实了。并且有了很多成果了。他告诉我两个申报研究的理由：

 

1、郭老的“秦襄王时说”几成定论。但是1963出土的一通石碑使他的“秦襄王说”受到了质疑而失据。

 

2、郭老生前曾经拟复原石鼓上的缺字，但这一工作郭老一直没有做成。本课题则拟继续完成这一工作。

 

我们答应查阅一下资料再决定。通过在“超星图书馆”[8]及有关部门藏书查阅，我发现这个项目的确应该还是可以继续研究的。有鉴于此，我们同意报全国规划办参加项目评审。当年下发立项通知后发现刘星先生的《石鼓诗文译释》得到了全国社科规划办立项。

 

2008年刘星先生的项目完成后，我们在中宣部全国社科规划办内部下发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专家库》中，选择联系了专家库中发表过有关石鼓文文章的五位评审专家，来对这一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进行鉴定。通过专家评审并联系征求专家们的个别意见，我们发现这个项目确实是一个谜案，远没有结束的可能。该课题的研究也还存在许多问题。虽然刘星先生的课题已经结题，但是鉴定专家们也还提出了许多存在的问题。比如在他60多本参考书中竟然缺少持“北魏时说”的一个重要人物姚大荣的著作《惜道味斋集》。

 

持“石鼓北魏时说”者，系笔者家乡清代贵州名人姚大荣[9]。在宣统年间，学术界曾热议过石鼓文，当时任学部图书局行走的姚老先生也觉得这东西确实十分蹊跷。姚老发现关于“石鼓文”一些人相信其为秦时古物，一些人又有怀疑。在他看来，相信的人固然并不知其原委听到便跟着起哄；怀疑的人要想找到怀疑的确实证据也是徒劳往复。

 

姚老素以博览群书著称，因此才引起了他的兴趣。他读了石鼓文后也不得要领。又奇怪石鼓文所载的语言，其事其文都与关于朝章、政典、讲武以及文学源流等相关，不应该在古之经史中丝毫没有考见。况且石鼓文出土那么久的年代，论著已经非常之多了，大体上也与经部的小学、史部的金石、子部的艺术、集部的诗文都有相关的地方，哪里可能有那么有名的东西，还能任其没有定论的道理？于是他下决心一定要弄清楚这件事。姚老先生并非清代旧学遗老，他对西学十分关注。他也是当时中国首倡使用阳历的不多的几个学者之一。姚大荣先生在清代曾任“学部图书局行走”显然有机会见到各种版本图书。

 

 

笔者曾经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过姚大荣先生的《石鼓文足征记》一文。先是在旧书摊上发现了《续修安顺府志》“艺文志”上有姚大荣的《惜道味斋集》其中就有《王子安年谱》《马阁老洗冤录》《石鼓文足征记》还有关于《兰亭序》真伪版本的考证等。但当时的《续修安顺府志》用的是铅字字钉印刷的，由于印刷厂里许多体字没有，许多字不是黑条就是乱找相仿字钉代替，很多地方文理不通，断句也显然存在问题，实在是不忍卒读。虽然互联网发达，我曾经考遍全网各大数字大图书馆也未能寻获原文所在。几年后我才到省图书馆的黔人稿本部找到了仅存一件孤本的《惜道味斋集》中《石鼓文足征记》原件。

 

普定（现贵州安顺市）姚大荣《石鼓文中征记》首页（钤印“北京图书馆藏”）

 

我们可以看出，这个版本的钤印为“北京图书馆藏”。这是宣统三年出版印行的。从读《郭沫若全集》来看。由于姚大荣先生的文集发行量不大，郭老可能也未曾见过该文。《石鼓文足征记》中列有“石鼓为北魏时说之21条铁证”。如果郭老见过该文，定会有所评价。

 

清代石鼓文方面的研究，涉及产生年代，制作原因的极少，著作多为《石鼓文》“考释”“集注”“定本”之类。清代乾隆皇帝本人一直对石鼓文怀有浓厚的兴趣，早在乾隆十四年就作有《石鼓诗》，其影响较大。其次就是朱彝尊、张燕昌著有《石鼓文释存》、尹彭寿《石鼓文汇》、强运开《石鼓释文》、沈梧《石鼓定本》、吴大澂著有《说文古籀补》等。清代著名书法与篆刻家有邓石如、杨沂孙、吴昌硕等也从书法角度有深入研究。近代有从历史研究角度关于石鼓文的研究情况。倪晋波先生的《1923年以来的“石鼓文”研究述要》，谭步云先生的《石鼓文论著目》，文章从宋代到2007年止，收集了110多本（篇）著作。

 

纵览各书，笔者认为，关于石鼓文研究的文章著述实际上最具专业性的还是郭沫若先生的《石鼓文研究》一书。郭老可以说是石鼓文研究的“天花板”。但是关于断代问题所列考证证据显然尚嫌不足。过去研究者主要分四个方向，一是“石鼓文”的书法艺术方向，二是“石鼓文”的断代方向，三是“石鼓文”的内容方向，四是“石鼓文”的补缀复原方向。而郭沫若先生是包括四个方向的系统整体性研究方向。因此可以说是最具专业性的。关于书法，这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关于石鼓文内容的研究，由于宋代出土时就有缺字，同时断代没有肯定的铁证。因此，石鼓文的内容只能从字面上理解，对于与其时代联系的深层次的“比兴”“讽喻”等诗歌内涵则显得比较苍白。同时也因为存在石鼓上文字缺失，不能深究其内容。

 

郭沫若先生与其他研究者不同的是，他注意到了石鼓上文字的字位问题，即石鼓上的文字在石鼓上的定位问题。郭沫若先生考定了字位，这才有了复原石鼓文的可能性。有了这些前辈的工作，对我们今天复原与研究都有重要价值。

 

郭沫若先生在《石鼓文研究》（第三版）一书的“原文之复原与考释”一节中提出设想：“石鼓文年代及次序既定，今且根据安氏二善本进而恢复其原文。二本均经剪装，行次已失，幸原石尚存字位多可复其原文。”（见《郭沫若全集》第九卷第42页）

 

显然郭沫若先生有根据上下文及全篇内容补其缺字的想法，但不知何故最终也没能完成这一工作。过去的石鼓文研究者重视的只是字形、字体的“高古玄妙”没有人从专业角度重视刻石的文体结构。也就是说，没有对石鼓上的文字进行“文字在石鼓上的定位”，无论是《先锋本》《后劲本》对于不清楚的残字、半字，拓片直接避开或摒弃直接下接。而《中权本》则标注了半字及被风化的字标注了空格。因此，郭老通过对石鼓实体的实际考察刊定了各鼓行、列字数，并对“石鼓文”在石鼓上的位置作了“精准定位”。郭老企图补缀复原石鼓文中的缺字这一工作直至他去世也还没有完成。其实在有了“精准定位”这种情况下，从今天我们能轻易掌握众多历史文献资料的情况来说。补缀四言诗实际上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以四个字说明一个意思的结构，是比较简单的，因为不需要考虑断句，四字词无论补一个或补三个，只要根据上下文意思来补缀都不是难事，即便其间缺少七八个字，因为我们知道它是四言诗，也是方便补缀的。显然郭老对石鼓文做的石鼓行、列定位是非常有意义的。

 

①《吾车》鼓 每行6字位，全诗共11列。

②《汧殹》鼓 每行7字位，全诗共9列。

③《田车》鼓 每行7字位，全诗共10列。

④《銮车》鼓 每行7字位，全诗共10列。

⑤《乍原》鼓 每行7字位，全诗共11列。

⑥《而师》鼓 每行6字位，全诗共11列。

⑦《马荐》鼓 每行5字位，全诗共8列。

⑧《吾水》鼓 每行5字位，全诗共14列。

⑨《吴人》鼓 每行8字位，全诗共9列。

⑩《灵雨》鼓 每行6字位，全诗共11列。

 

显然这对后来研究者对石鼓文进行文字复原、解读石鼓文有重大帮助作用。从这种研究的态度来看郭老的研究很专业的。郭沫若先生对每字的考证也是比较认真、严谨的。从大篆、小篆角度分析确定字义。对不清楚的文字不但作了定位，还对该字漫漶不清之处做了外形描绘。对一些字形特点有专门加注。

 

中国历代关于石鼓文的断代，研究者很多，虽各有依据但许多所谓证据并不成立。郭沫若先生在他的著作中也承认他的断代并非定论，1959年11月28日郭老在他《石鼓文研究》再版时“仍持秦襄公八年说，以待更有力之反证。”（见《郭沫若全集》第九卷第6页）。

 

从笔者纵览各说来看，余以为仅从秦代以前文字书写工具（竹刀及火漆）的角度上看；从先秦时代打磨工具看，古代人怎么在弧形石上的“书丹”角度看，这是一个极其宏大的工程。石鼓文先秦及先秦前之说成立的可能性不大。仅有“北魏时说”比较靠谱（后详）。“石鼓北魏时说”锁定了作者北魏时的一位政治家、军事家、诗人、书法家北魏名臣——崔浩。

 

五、关于石鼓文研究情况的综述

 

无论是纵观横断，一千多年来的研究者，其最具专业性的考证的还是要数郭沫若先生的《石鼓文研究》比较专业。原因是：

 

1、郭沫若在日本发现了最早的宋代“石鼓文”拓本：清代以来石鼓文研究者们大多使用的是北宋“范氏天一阁拓本”。此本为宁波范钦“天一阁”所藏的赵孟頫旧藏北宋拓本，存字462字的清人摹刻本（即非原本）。这个版本存在一个问题：即是在清乾隆时，张燕昌1738-1814间据“天一阁”拓本，杂采他本摹刻上石，存字四百六十二（较北宋欧阳修《集古录》所载少三字）。不久天一阁孤本原拓毁于1860年火灾。

 

后来陆元（公元1764—1849年)先生依据张氏刻本，连同嘉庆二年（公元1797年)摹刻本重摹上石，复刻了一组石鼓。因此清人大多数学者所见并非“天一阁本”的真本。原因是张燕昌原来就是“杂采他本摹刻上石”的。

 

在清代还有一个比较流行的研究版本就是“薛尚功《歧阳石鼓》本”但此本系手书非拓片，曾号称“东坡本”共614字，石鼓文文字最多本。但薛尚功本的特点是：重于文字的字体的关注，摒弃不清楚的残字，对石鼓文根据自己的想法及推测，且不考虑石鼓拓片在石鼓上的字位，而进行的补字显然与复原无涉。

 

以《而师》鼓为例，第一行因有位无字，他全部摒除，全篇不按石鼓行列字数方式撰写。第二行“而师”二字前补有“徒吾嘽嘽[10]然”五个字。何意或不可解读。（如图）。

 

 

（郭沫若先生原石鼓字位与薛尚功补缀版的比较）

 

我们用郭沫若先生的石鼓文复原行、列定位与薛尚功补字比较，显然薛尚功的补字是不专业的。特别是直接丢弃残字、空字位。这在考古上是错误的。因为半字、缺字在研究上是不可或缺的。

 

由于薛尚功精于篆体，写出的篆体与石鼓文上的字非常相似，故拓文文字与自补之言语文字混杂，在传承书法上是可以的。但在考证、研究上并无多少参考价值。由于是手书的，就让人更不知道哪些是原文，哪些是他自己补写的。而薛尚功只是南宋金石学家，文字学家、书法家，但他并非诗人，文学家，而只是书法有长而已。对于石鼓文内容的研究意义不大。因此这个号称字数最多版本显然没有研究价值。相当于用石鼓上的文字在造句。

 

清代之际由于“石鼓文”拓片来源混乱，即便是两个比较好一点的版本都不太靠谱。而郭沫若先生在日本发现的拓本即是石鼓文最为有名的明代安国“十鼓斋”所藏北宋三拓本[11]，就是：《先锋》《中权》《后劲》三个拓本。这三个拓片版本是公认时间最早、字数最多的三个版本。

 

 

这些版本中有一个相同的问题，都没有注明石鼓的字位。而是直接跳开石鼓上的风化字位及半字部分。《先锋》本拓片每行三字，《中权》本拓片每行五字，《后劲》本拓片每行四字。正是这三个版本奠定了石鼓文研究的重要依据。

 

2、为什么“明代安国十鼓斋版”是珍贵的版本？安国其人本系道光年间人，是著名的收藏家。安国先生搜罗石鼓文拓片近二十年余，耗费万金，终于墨缘有份，得到了这个版本拓片。（其中有题识，于嘉靖甲午二月中旬，即公元1534年，也就是安国病故这一年。）

 

当时安国去世后，其后人分财产，拆售天香堂，于梁上得安氏所藏十鼓文拓本三册，分别以‘先锋’、‘中权’、‘后劲’本命名，皆北宋时所拓，时为沈梧所得，秘不外传故世知者甚少。民国初为锡山秦文锦所得。1921至1935年左右三种拓本经三井银行的老板河井荃庐鉴定为真，秦文锦以四万二千元价格，于抗日战争前售予河井荃庐，随即并被送往日本东京。

 

郭沫若先生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日本通过各种途径拍到照片后，于1932年左右撰写了《石鼓文研究》一书。并将照片立即寄回给国内书法家沈尹默先生。当时是一件轰动文艺、考古界的一件大事。迄今为止这三个版本仍然是石鼓文研究者公认最权威版本。郭沫若先生在《石鼓文研究》第三次再版时在前言中详述了这三个“石鼓文拓片”获得的详情：

 

 

（郭沫若先生自述获得石鼓文拓片的情况）

 

2、为什么说郭沫若先生是以最专业的方式对石鼓文进行研究的研究者？我们从郭沫若先生摹写石鼓文看，郭老对石鼓文书法上的摹写也是非常到位的。可见是下了功夫的。从他作了石鼓文的文字的行、列定位来看，他是要准备根据原有内容进行全文补缀复原的。只是后来因故未能完成这件工作（郭老的《石鼓文研究》成书于1936年）。郭老的这一想法，多年来也一直萦绕在笔者心头，但是过去无论在时间上，还是文献的资料准备上，其条件都不成熟。

 

今天由于各种条件都基本具备。无论是退休后有充足的时间读书，无论是历史文献的数字化收集、整理阅读的方便性。通过对各种研究版本的阅读，本文拟根据郭沫若先生及各时代研究者的学术成就为依据。从今天来看，只要我们真正弄清了作者经历、时代背景、创作意图补缀复原石鼓诗文并不困难。首先石鼓需要补的字并不多。其次，我们知道它是十首四言诗。不存在断句错误问题。也就是说，每四个字为一个句子，无论这一句缺一字、二字还是三字，都只是在语词的层面上。即使如《马荐》那支石鼓有大面积的缺字。我们也知道，它的缺字是按四字一句格式。根据上下文即可推定大体意思。从而完成石鼓文的补缀复原探索。

 

我们说，要对文字进行补缀复原的前提是石鼓的断代要准确；需要考证作石鼓诗的作者的真实身份，社会地位、其所处环境等问题。即需要掌握：谁人？何时？何地？何因？何事？才能根据其人的身份经历、所处环境，思想感情，根据其人的特点和所思、所虑来复原其诗情画意。我们知道，在古时候要下决心作这十只鼓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但费时、费工、费力。光是打磨、制鼓、书丹、刻字的工夫所需要费用必定不菲。因此，还要考虑其各种可能性。比如书写工具、资金来源、制作石鼓的机缘、费用、权力等等。

 

 六、关于石鼓文断代的问题

 

1、郭沫若先生在详细考证“石鼓诗文”后撰文推翻了“西周说”。郭老通过详细考证推翻了北宋欧阳修的“西周文王说”（约公元前11世纪)、董逌、程大昌、沈梧等人的“西周成王说”（约公元前10世纪)；唐初书法家吏部尚书苏勖的“西周宣王说”[12]（公元前770—公元前766年)；

 

2、郭沫若先生通过考证力主“秦襄公时说”[13]。郭老的考证应该是比较系统、全面的。应该说他思路是非常缜密的。由于《吾水》及《而師》出現“天子”“嗣王”與“太子”“公”這些称谓，因此不管是石鼓的“周时说”或“秦时说”，应该有“天子”与“嗣王”“公”曾经在某处相会或有交集的记载。同时有称“嗣王”有称“公”，也需要有合理解释。

 

清人震钧在《天咫偶闻》卷四中曾在质疑石鼓“西周时说”时，已经有此类观点：“鼓中，天子与公杂见。岂有宣王猎碣，既称天子复称公之理。则天子，周王也。公，秦文也”。但是，遗憾的是“秦文公时说”缺乏关于秦文公与周天子曾经在岐州或雍城（天兴）活动的记载。如此重大的事件没有记载是很难想象的。应该说郭老的“秦襄公时说”是有很多依据，确与石鼓文内容有契合点的：

 

①因为“周天子”曾与秦襄公的联系是有记载的。据《秦本纪》记载：“七年春，周幽王用褒姒废太子，立褒姒子为适，数欺诸侯，诸侯叛之。西戎犬戎与申侯伐周，杀幽王郦山下。而秦襄公将兵救周，战甚力，有功。周避犬戎难，东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可见，周天子即周平王（宜白）曾与襄公有交道。那么石鼓中的“天子”指周平王，“嗣王”则是救周天子有功的襄公。故《吾水》鼓中称“公”。几乎可以说得通。

 

②因为《汧殹》鼓中有“汧殹[14]沔沔”之句。《汧殹》鼓是写“汧水”的，其中而“汧水”发源地在蒲谷，也是历史记载秦襄公作西畤[15]的所在地。郭老认为这应该就是石鼓制作、出土之地。但是一通20世纪60年代出土的石碑并不支持此说。因为石鼓真实初始出土地在陈仓（与唐代记载相符，但并不在凤翔）。陕西天兴（今陕西凤翔)三畤原只是被发现、记载的地方。通过各种文献考研，石鼓的真实出土地确实在陈仓渭水河边（即现中华石鼓园）。对此，郭沫若先生当年也是存疑的。他在研究中倡议应该有学者到陈仓去考察当地的石质是否与石鼓一致？其实，我们从《乍原》鼓曾被当地屠夫作磨石用，说明取石地与当地石质并不相同。如果相同便不可能将其作磨刀石用了。

 

③郭沫若先生根据“天子与公杂见” 认定石鼓为秦襄王时物。 郭老认为对于石鼓上的“天子与公杂见”的逻辑推论认为，即若“天子”指的是周平王，那么“嗣王”“公”指秦襄公，史实与石鼓完全可以契合。因而得出石鼓文作于秦襄公时代（前777年 一前766年 ）的结论。但“天子与公杂见”，并非仅有先秦独有。“石鼓北魏时说”中作者崔浩曾被北魏皇帝拓跋焘封东郡公。因此，在《吾水》中的“公谓大£”可能指作者崔浩，也可能指其他王公。

 

④因为“石鼓秦襄公时说”，应该有秦襄公与“天子”来往记载。而史载：秦襄公八年（公元前770年）在西垂，作西畤，祠白帝。《史记•封禅书》亦载有：“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为主少皞之神，（前770年）作西畤，祠白帝，其牲用骝驹黄牛羝羊各一。”又据《正义括地志》[16]云：“三畤原在岐州雍县南二十里。封禅书云秦文公作鄜畤，襄公作西畤，灵公作吴阳上畤，并此原上，因名也。”“秦襄公”也确有在岐州或雍城驻军的记载。从这些情况来看石鼓文与“秦襄公说”是有很多契合之处。而再看石鼓出土地记载：“唐初时发现于陕西天兴（今陕西凤翔)三畤原。”而“雍城”与“天兴”实际上就是一个地方，只是由于原来的雍县后来改为天兴县。因此，不但“天子与公杂见”可以有契合，石鼓发现地的记载也还吻合。

 

很多人看不明白郭老的《石鼓文研究》，不知道为什么一直纠结“天子”“公”“嗣王”呢？我们知道，在考证、论证一个问题的时候，需要有“充要条件”。只有一个论据的叫“孤证”，一个问题的论证不但需要有“必要条件”还要有包括旁证及间接证据的“充分条件”。

 

“天子”“公”“嗣王”是石鼓上人物曾经共处、交集的内容。显然这是必要条件。这个条件不成立，其他均属扯淡。

 

那么是不是有了“天子”“公”“嗣王”相交集的情况就一定可以认定呢？那也并不一定。因为“嗣王”有两层含义：一是“继位之王”。二是一个名为“嗣”的王。在秦始皇未统一六国之前，六国领导者均称王，而“天子”之称仅属“周天子”。同时石鼓发现于秦地的宝鸡陈仓，又与汧水（即现千水）有关。因而秦襄公是可称“嗣王”的。“天子”“公”“嗣王”的交集，是需要有时代可能性的。因此，秦襄公前的各説，如没有“天子”到过此处，并与某“王”有交集于陈仓便不可能成立。这样一来，“周宣王时说”便失据了。在当时来说，郭老的“秦襄公时说”的契合点是比较多的。相比之下也比较符合逻辑。因此，自清末以来，此说几可自圆其说。

 

但是也有很多需要解释的问题。既然石鼓文是四言诗，那么作者这个人应该还是个诗人，我们知道《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的开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11世纪至前6世纪）的诗歌。那么为何这些诗《诗经》没有收录呢？诗人在很多鼓文中有“吾”的自称。“吾”是谁？谁是这些文字的撰写人？谁题的诗？谁刻的字？这个人首先应该是个诗人，并且这个题诗的人一定是能得到唐宋以降众多书法家推崇的书法大家。而且这个书法家还到过陈仓，这个人的地位应该还不低。应该与“天子”“嗣王”“太子”“公”等皇室之人有往来的人，并且这个人还应该有决定刻石鼓的权力。还有决定使用人工，开支钱财的实力。

 

即便是在今天，我们如果用当时的工具去做这个石鼓也是非常困难的。因此古代刻这十个石鼓应该是一个大工程。因为中国古代工具的缺乏，要打磨一个玉器都是需要很长的时间和功夫的。何况十个一两千斤的石头。除了打磨到能写字的光洁度，同时还要考虑书写工具问题。先秦以来汉字都是以竹刀与火漆作书写工具，写出的字由于书写工具的关系必定是“钉头鼠尾”特别是要考虑硬笔如何在石头上写字（书丹）的问题。石鼓是由花岗石制作的，每个一吨左右，是何人有钱有权订制？何处取石？石鼓有何作用？为何被埋在地上？唐代以前（隋、汉、秦、周）上溯千多年来为何竟无人知晓？所制为何？有何作用？等等还有许许多多疑问。这就是后来“郭说”受到质疑的原因。

 

七、郭沫若先生的石鼓“秦襄公时说”受到质疑的主要情况汇总

 

由于石鼓文中的“必要条件”并非一个，而是需要一个证据群。这正如作“拼图”一样，一两个边的契合还不能说完全契合。在论证中一个关键的必要条件没有，当然就可以直接否定任何一说。而只有一两个条件契合却不能肯定能契合。因此郭老的“石鼓秦襄公时说”还需要更多的契合点。让我们来看看郭老的契合点还缺少哪些证据。

 

1、故宫博物院学术委员会主任、陈列室主任、副院长唐兰[17]先生年轻时就曾向郭老提出：石鼓上的“四”字始于李斯。那么石鼓的年代不可能早于始皇年代。我们通过汉字“四”字的变迁与郭老《銮车》鼓上的“四”字比对。（如图）

 

 

（郭沫若先生《石鼓文研究》中《銮车》鼓上的“四”字与“四”字的历史变迁比对）

 

 从图上看，先秦时期各种重要的文物上的“四”字都是四横。直到李斯时期才有了与现代四字相同的写法。然而郭老则认为关于“四”字不用介意。先秦以前文字混乱比较混乱，李斯以前也有可能存在过这种写法。这样说也并无不可，确实谁也不能肯定李斯前也就没有这种民间的写法。

 

如果以“四”字的出现为标准，不但东、西周时说失据，就连郭老的“秦襄公时说”、唐兰自己所持的“秦灵公时说”及“秦献公时说”也失据。郭老曾经辩说李斯只是收集各地写法，不能排除早有这一写法，也可能是一种省写。就算这可以说得通，但还有更多疑点存在。

 

2、石鼓文中的诗人“吾”是谁？石鼓文中有“吾车既工，吾马既同”之句，那么这个“吾”是谁呢？因为在《吴人》鼓中，还有“吴人怜极”之句，那《吴人》中的“吴人”又指的是谁呢？可以是“虞人”（古时虞、吴通假）、“吴山人”“吴国俘虏”不明。关于“吾”“吴人”的所指，郭老自己其实是“存疑”的。

 

3、一块60年代出土的清嘉庆十三年《重修石鼓寺记》碑的出现，从根本上动摇了郭老的“秦襄公时说”。“秦襄公时说”的依据是秦襄公曾经作西畤（即祭祠白帝的地方）并不在陈仓，而是岐州雍县南二十里处。

 

石鼓出土之地，历来比较清楚，是在古之“陈仓之野”，雍城和天兴两地实指一处，因为天兴县原名即雍县。那么出土石鼓的具体地点记载归纳起来，只有天兴（或雍县）和陈仓两种说法。而《重修石鼓寺记》上记载：“山去邑东南十余里，蜿蜒南来，如蛇龙然，自鸡峰而下逼临渭水．其山之阳有寺，颓废有年，荒烟蔓草，荆榛满目，遥望之，不啻寒郊一荒冢耳，父老尝曰：‘此古之大刹也，昔之石鼓实出于此……’”。

 

从历史文献可知，在唐“安史之乱”时期，唐肃宗曾经躲避在雍城（陕西凤翔）时听说石鼓之事，令人将石鼓从陈仓运到雍城（凤翔后改天兴），因叛军逼近雍城将其掩埋在荒野之中。唐宪宗李纯继位不久的元和元年（公元806年）人们将石鼓重新挖出。显然，石鼓初次真实出土地应该是在宝鸡市郊东南十余里的渭河南岸。这里地处陈仓山（即鸡峰山）的北阪，隔渭水，与秦汉时的古陈仓城相对，距隋唐陈仓城不远，它与记载的“陈仓之野”完全吻合。

 

 

显然石鼓雍县（天兴）的出现只不过是唐末发现石鼓的地方。这与“秦襄公八年（前770年）在西垂，作西畤祠白帝”时作的结论产生矛盾。“秦襄公作西畤祠白帝时”石鼓怎么可能在雍城？因为石鼓是唐末时，唐肃宗令人将石鼓从陈仓运到雍城的。同时再看石鼓上的文字，完全与“祠白帝”八竿子打不着。虽然《霝雨》鼓文中有关于祭祀的内容。但显然与“祠白帝”完全无关。

 

20世纪60年代，当郭老得知《重修石鼓寺记》碑的出土后，在1972年发表的《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一文中，对他原来依据《元和郡县志》的石鼓在“天兴县南二十里许”，遂改为“石鼓原在宝鸡（古称陈仓）三畤原上”，但仍持“秦襄公时说”。然而从地理位置上看，三畤原这一带包括“千河东岸，横跨天兴，虢，郿，岐山，扶风，武功等县，是一个较大的范围”，而古陈仓的东界只达千河东岸，显然从“三畤原”与陈仓的关系来看，“三畤原”是一个大范围，陈仓则是“三畤原”的一个小地方。郭老“陈仓、三畤原”之说。并不能证明秦襄公作西畴的地方就是石鼓出土的地方。“秦襄公时说”显然亦失据。

 

有人说石鼓出于哪个时代有那么重要吗？是的，很重要。如不能确定年代就无法评述诗人描述景象的造景意图。只有弄清史实和人物生景的情况，才能把握诗中的文意。体悟人物用词的情感、情绪。才能真正明白其诗的内容。若不如此也不可能从这个诗人的角度探索其背后的意义。

 

4、从石鼓如何“书丹”角度看，其实石鼓“先秦时说”都是不可信的。因为“书丹”指的是两种情况：一是用毛笔蘸墨或朱砂直接写在石头上，以便刻字。二是用朱砂写在纸、帛上转拓在石头上再刻字。先秦时期中国的文字是用竹刀刻在骨头或竹片上填以火漆而成的。而软笔、毛笔、墨、纸的发明还是后来很多个世纪的事了。试想当时的硬笔怎么可能在有弧形的石鼓上写出如此复杂、流畅的字来？深究下去，还有许多问题，中国古人的毛笔发明、墨的发明、纸的发明、墨的加胶工艺、书丹方式的出现时间，由谁发明都是有非常具体的历史记载的，都不可能穿越到先秦以前时期去。即便是今天，由于石头是弧形的，重约一吨多。移动不便，即便我们用最好的毛笔在石鼓上写字也是有很大难度的。因为这墨会流汁。而用纸、帛书丹可能是唯一的方式。但先秦时有这些条件吗？

 

八、与石鼓文断代契和点最多的“北魏时说”浮出水面。

 

 关于石鼓研究，历史上有“石鼓文北魏时说”。此说的主要发见人为清人俞正燮，他力主“石鼓北魏时说”。宣统年间，我省老家贵州安顺籍学人姚大荣先生根据此说，撰写了《石鼓文足证记》一书。书中列出了“石鼓或为北魏时物之二十一条铁证”。

 

1、“石鼓北魏时说”的相关历史时代的背景。关于我国北魏时期的历史，国人对这一段历史大多并不太熟悉。特别是非历史专业的学者一般对中国秦、汉、隋、唐历史都还比较了解，但对三国归晋后的南北朝的情况就比较陌生了一些。这里有必要回頋一下北魏的历史。

 

我们知道，秦亡于汉后，汉又分东汉、西汉存在426年。“曹丕篡汉”的三国时代（公元220年－—公元280年）约六十余年。到“三国归晋”后，晋又分裂成东晋、西晋。然后又分成南朝和北朝。而北朝又分裂为十余个小国。其中就有北魏。所谓北魏原本属大兴安岭一带的少数民族即鲜卑族。入主中原之前曾经建都于“代国”。

 

 

（代国在先秦时期的地理位置）

 

公元386年，鲜卑族首领拓跋珪趁前秦四分五裂之际，在牛川一带重建代国，自称代王。定都盛乐（今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县）。“拓跋”是鲜卑族姓氏的汉译，意为土王、土豪之意。当时的代国实际使用的语言是混杂了古突厥语（Turkic）的一种古蒙古语（Mongolic）。而书面语言却只能用汉语，而且其他国家记录代国的事情也都用汉语。

 

公元386年四月，拓跋珪自称魏王。通过十余年征战，魏统一北朝。公元398年六月，正式定国号为“魏”建都平城（即现山西大同市），史称“北魏”。

 

 

（北魏的版图及朝代情况如图)

 

北魏的第一个皇帝叫拓跋珪[18]是北朝第一个王朝。北魏的第二个皇帝叫拓跋嗣。其父拓跋珪在世时，拓跋嗣被封为齐王。由于姓拓跋名曰：嗣，故无论他在世，还是他父亲去世前后他继任后，都可以叫“嗣王”。

 

若契合石鼓文，“天子”即可指道武帝拓跋珪，“嗣王”则指明元帝拓跋嗣。“太子”即指太武帝拓跋焘。显然石鼓“北魏时说”先得了“天子”与“嗣王”“太子”所属之意。石鼓诗中除出现这三个人外，还暗藏一个人“吾”即诗的作者。从石鼓全部诗文来看，这个人应该是一个汉人，一个诗人，可能还是一个书法家。应该与“天子”与“嗣王”“太子”有交集之人。石鼓诗中还提到一个“公”，“公”系何人？历代研究者大费周折。其实这个“公”即是皇帝所封的“王公”。北魏时期汉人崔浩就曾在不同的时代被封过“白马公”（袭爵）、“东郡公”（拓跋焘时期）。

 

 

3、关于“石鼓文”的作者的考定。姚大荣先生认为石鼓文既然是诗，就应该从那个时代的诗人入手。细数北魏的汉人、诗人、书法家、在宫廷中任职，有接触“天子”“嗣王”“太子”“公”的汉人。最有可能的就是崔浩。崔浩是北魏历史上最著名也是最杰出的汉人官僚，其人学识渊博，才智过人。道武帝时期崔浩曾任著作郎，得到道武帝（拓跋珪）的赏识。不过他在政治上真正发挥作用则自明元帝（拓跋嗣）时期开始，他对明元帝一朝许多重大的政治军事决策都发生过重要影响。崔浩精通“玄象阴阳”，这一才能在明元帝拓跋嗣时期的政治中得到充分发挥。

 

 根据《魏书》卷三五《崔浩传》记载。太宗（拓跋嗣）初，拜博士祭酒，赐爵武城子，常授太宗经书。每至郊祠，并乘轩轺车出入，时人荣之。

 

故姚大荣先生认为俞理初先生“石鼓文应为元魏世祖太平真君七年西征盖吴时的东西”一说“颇具说服力”。因为北魏时确有皇帝到过陈仓，而崔浩也曾经随太武帝拓跋焘到过陈仓、雍州一线。而石鼓中所提到的汧水即在此地。石鼓文中的《汧殹》鼓、《吴人》鼓都有提到汧水（现千河）。

 

《北魏政治史》载：“太武帝的个别出巡活动是与平定叛乱相关联的，最突出体现在太平真君六年（公元445年)十一月癸未至七年四月甲申西巡亲征薛永宗、盖吴之乱上，此行历经东雍州→汾阴→长安（并幸昆明池)→盩厔（今陕西周至东）→陈仓→雍城→岐山之阳→洛水，回到平城皇宫。”

 

4、关于“石鼓文北魏时说”石鼓诗作者的考定。“石鼓文北魏时说”锁定了一个诗人，即北魏时期的政治家、军事家、书法家、诗人——崔浩。

 

当姚大荣先生从崔浩考起。于是感到读了《魏书》，关于崔浩作石鼓文的证据“触手便来”。于是姚大荣先生撰写了一篇《石鼓文足征记》。文中列出“石鼓为北魏时物”的21条铁证。（全文附后）

 

为了解了这段历史，我们再来看，石鼓文可不可能是由崔浩所撰呢？如果假定“石鼓文为北魏崔浩所撰”那么石鼓文的年代所需要的“充要条件”有吗？是的，不但必要条件都具备，还有许多直接、间接的充分证据：因此，可以说石鼓“北魏时说”包括了全部的充要条件。

 

从崔浩其人的情况来看，首先他是诗人，书法家系石鼓文作者的可能性最大。崔浩生于北魏贵族高门，七世祖崔林在三国曹魏时，官拜司空；曾祖父崔悦。西晋末年任司空、从事中郎。祖父崔潜十六国之前为燕国书法家。在道武帝拓跋珪时期其父亲崔宏系北魏开国名臣，官至天部大人，封白马公。

 

魏书《崔浩传》中记载崔浩 “弱冠为郎，道武以其工书，常置左右”。崔浩少时就很得道武帝拓跋珪器重。道武帝天兴（公元398年－公元404年）年间，崔浩曾任给事秘书，后转任著作郎。

 

《魏史》记载崔浩少时也曾与道武帝拓跋珪之长子拓跋嗣（齐王）有交往。由于北魏明元帝拓跋嗣的母语不是汉语，北魏统治下的庶民也都是汉人，拓跋嗣显然也需要学习汉语。崔浩少时则常为明元帝拓跋嗣讲授经书。明元帝拓跋嗣登基后，即拜崔浩为博士祭酒，赐爵武城子。也就是说无论是拓跋珪在位时，还是拓跋嗣在位时，军国大事对崔浩大都言听计从，凡未采用之计均告失利或无果。明元帝拓跋嗣去世后由太子拓跋焘[19]继位。在拓跋焘即位初期，崔浩也很得拓跋焘赏识、倚重。

 

4、关于“四”的写法起于何时不用讨论。如果从“石鼓北魏时说”入手，首先“四”字问题就不用纠结了。因为北魏的年代当然在李斯改定“四”字后的很多年，显然不是问题。

 

5、从崔浩出身和地位看有制作石鼓文的可能。崔浩在其父崔宏逝世后，袭爵白马公。北魏后期崔浩官至宰辅、国师、三朝元老，“朝廷礼仪、优文策诏、军国书记”大多出于其手。《魏史》对崔浩的评价很高：“史臣曰：崔浩才艺通博，究览天人，政事筹策，时莫之二，此其所以自比于子房也。属太宗为政之秋，值世祖经营之日，言听计从，宁廓区夏。遇既隆也，勤亦茂哉。”

 

崔浩死于七十多岁，并对前两位皇帝的历史情况比较熟悉。同时曾经做过大量的“立碑刻铭”的工作（后详）。手中有“撰文立碑、用钱使人”的便利条件。

 

6、“石鼓北魏时说”有“天子”与“嗣王”交集。关于石鼓产生的必要条件是需要对石鼓产生年代考查其可能性。郭沫若先生认为断代的必要条件必须有“天子”“嗣王”交集的情况。《魏史》记载每当郊祀天地时“嗣王”及崔浩他们都乘坐轩轺车一同往返。时人羡慕不已。当时朝廷礼仪、优文策诏、军国书记，全是崔浩负责。实际上崔浩就是我们后世所说的国师。道武帝拓跋珪与拓跋嗣是父子关系，拓跋嗣（齐王）的长子亦是太子（由于道武帝拓跋珪在位时比较年轻，故太子并未立拓跋嗣为太子而是封齐王，立拓跋嗣长子为太子）。关于“天子”与“嗣王”“太子”都有所指代。而关于石鼓文中“公”的指代，显然可以指崔浩，也可以指其同僚。因为《魏史》崔浩有封“公”的记载。其交集便不成问题。因此，在石鼓《而师》中出现的“天子”即拓跋珪，“嗣王”即指拓跋嗣。“太子”即拓跋焘。“公”则可以指崔浩，或同僚。这些都能一一契合。因此，无论在道武帝拓跋珪去世前后，其“太子”都是指拓跋焘。实际上石鼓中还暗含有一个作者“吾”。即作者崔浩。由于他是三朝元老，与“天子”“嗣王”“太子”有交集不成问题。也就是说这个作者的地位有能见到“天子”“嗣王”“太子”的可能。有与“公”交集的可能。从崔浩的地位来看完全没有问题。

 

7、北魏时鲜卑政权曾经有过造字运动。 据史料记载：“世祖曾颁布新字诏书”据史料记载，北魏时期曾经造千余新字（造字者崔浩），其名为“太武新字”（指魏太武帝拓跋焘时所造之新字，其时崔浩已是三朝元老）其造字宗旨偏重会义。北朝专辄造字，如曾经造过这样一些字：“神虫为蚕”“巧言为辩”，“追来为归”“百念为忧”“不用为罢”“更生为苏”“先人为老”等字。我们再看石鼓文许多文字便有这些特点。比如《汧殹》鼓中的“汗”字下加了一个土字。历代训字都认为此字首见于石鼓文。也就是说字源首先见于石鼓文。从文字会义的角度看，显然是表示汗水滴在土地上的意思。由于崔浩行笔道雅，结体整密，又纯用篆法，同时又翻以古厚之趣。所以自唐苏勖以来很多人为它所蒙蔽，以为他是古物。

 

8、石鼓文中有关于吴人的情况。石鼓《吴人》中有“吴人怜极”之句。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于太延五年（公元439年）灭北凉统一北方后，对诸少数族人民实行军事统治。太平真君六年（公元445）九月，杂居于今陕西北部、甘肃南部和山西西部的汉、氐、羌、屠等族人民为反抗北魏的压迫，在首领盖吴领导下爆发了农民起义。

 

盖吴（?——446)，时称吴人或北地卢水胡人。太平真君六年九月二十九起兵杏城天台，诸少数族人民纷纷响应。十月，盖吴义军歼灭前来镇压的魏军并杀死北魏长安镇副将拓跋纥。十一月，盖吴派白广平向西进军。南至渭水南岸的长安、盩厔（今陕西周至东）。太平真君六年十一月，太武帝拓跋焘亲率大军到雍州，围攻薛永宗营垒。

 

《魏史》载：太平真君六年底七年初，太武帝征讨盖吴、薛永宗，时崔浩随行，并对太武帝的战术提出了有益的建议。“世祖西巡，诏浩与尚书、顺阳公兰延都督行台中外诸军事。世祖至东雍，亲临汾曲，观叛贼薛永宗垒，进军围之。永宗出兵欲战，世祖问浩曰：‘今日可击不？’浩曰：  ‘永宗未知陛下自来，人心安闲，北风迅疾，宜急击之’”。

 

《魏史》还有拓跋焘问计崔浩的记载：“车驾济河，前驱告贼在滑北。世祖（即拓跋焘）至洛水桥贼已夜遁。诏问浩曰：‘盖吴在长安北九十里。渭北地空，谷草不备。欲渡渭南西行，何如？’浩对曰：‘盖吴营去此六十里，贼魁所在。击蛇之法，当须破头，头破则尾岂能复动？宜乘势先击吴。今军往，一日便到。平吴之后，回向长安，亦一日而至。一日之内，未便损伤。愚谓宜从北道。若从南道，则盖吴徐入北山，卒未可平。’世祖不从，乃渡渭南。吴闻世祖至，尽散入北山果如浩言，军无所克。世祖悔之。”

 

 后来拓跋焘依崔浩之计，沿渭水南岸进入长安，进攻盩厔义军，屠杀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起义的氐族人民。此时军驻吴地，故有《汧殹》《吴人》《吾水》《霝雨》等篇目的描述。

 

这段历史记载说明：太武帝拓跋焘平盖吴时，崔浩曾随太武帝亲征陕西时，到过渭河、汧水、陈仓一带。时间正是太平真君六年冬月（11月）至太平真君七年秋。

 

 

显然北魏境内曾经有与吴人杂居的记载。诗中称“吴人怜极”就有相关联系了。无论是从《吴人》鼓上的诗、还是从《霝雨》鼓诗中，崔浩对“吴人” 的态度来看，崔浩是比较同情“吴人”的。

 

9、崔浩是当时书法家，为文喜用叠字。崔浩是崔潜之孙（崔潜十六国之前为燕书法家）。父亲崔宏系北魏开国名臣，官至天部大人，封白马公。这些情况来看，撰文、写诗、书法都不存在问题。崔浩既是北魏时集军事家、史学家、文学家、诗人、大书法家于一身的人，为文还常常喜欢用叠字（石鼓文五百多字的诗竟有重文叠字符号35起左右。）。比如崔浩的《广德殿碑颂》：“肃清帝道，震慑四荒；有蛮有戎，自彼氐羌。无思不服，重绎稽颡。恂恂南秦，敛敛推亡。莪莪广德，奕奕焜煌！”[20]

 

仅仅此十句中，连用重文的就有四句（恂恂，敛敛，莪莪，奕奕）。可见崔浩为文常用叠字，与其石鼓文十分相似。因之崔浩捉笔的可能性最大的。

 

九、关于石鼓诗文内容的事件发生地及时间推定

 

欲考定崔浩所作石鼓文，那么应该看他人生中是否有与之相符的经历？我们可从《魏史》及十卷本的《北魏政治史》中寻找到一些相关的端倪。根据《魏史》记载。我们可以将这十支石鼓诗所描述的事件发生地和时间大概分为两个地域。

 

过去的研究者大多认为这十支石鼓都是在一次在外驻军闲暇时所作。并且都认为是在陈仓驻军期间所为。从石鼓文的内容来看，确实有涉及汧水、陈仓、散关一带吴人的内容。石鼓诗文中有一些故事的发生地，大都可能发生在陈仓驻军时。但有些诗文明显不在陈仓。笔者认为，石鼓出土于陈仓也并不代表石鼓制作于陈仓（后议）。我们从《乍原》鼓看就不太可能。因为该鼓文内容是：“对一个“乍”（新）得的新的封地的规划，如何设置这个园子，种什么树，如何做栅栏的计划”。其内容显然与陈仓讨伐“吴人”不相干。更有可能的是在平城（北魏当时都城）也就是说这些诗应该写于北魏拓跋珪、拓跋嗣在位时期及拓跋焘在位时期的故事。关于与《汧水》《吴人》有关联的显然写的是陈仓地区的故事。因此可以肯定这十支石鼓上的诗所描述的事件发生地一是在陈仓、二是在平城。

 

1、拓跋焘时期，写于太武帝拓跋焘征讨盖吴时。由于石鼓诗中有事件的发生地的地名，人名。我们从历史文献可知其时间及地点。即太平真君六年冬（公元446年）。诗中所涉事件系太武帝拓跋焘陈兵宝鸡天兴、陈仓征讨盖吴时。文献记载北魏时期，只有一位皇帝拓跋焘亲征陕西到过陈仓，并在散关一带灭吴人，并有崔浩随行记载。石鼓制作于陈仓是有可能，但从石鼓的打磨、取石、书丹在军旅过程中并非易事的情况来看，也有可能仅仅是所写诗文与陈仓有关而已。更有可能是崔浩撰写北魏国《国记》，用石碑大规模磡刻《国记》时顺便所刻。那么为什么又会在唐代“突然”出土于陈仓呢？其中可能还有故事。（后详）

 

 

由于《魏史》记载，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是首次到陈仓的北魏皇帝。也就是说北魏前二帝未到过陈仓，崔浩也不可能自己到汧水。而汧水（即现千河）与吴人都在陈仓一带。而《田车》鼓有“吾戎止陕”之句，显然是指太武帝拓跋焘御驾亲征平盖吴起义军之后。《銮车》描述的是一次有军队演习或是用俘虏进行演练的情况。并且在《銮车》鼓中有“四驾齐泻”的描述，说明有军队、有王公同行。这与《魏书》中太武帝拓跋焘亲征盖吴时情形相契合。《汧殹》描述的是在汧水的情况，汧水（即现千河） 从地点来看，正是太武帝拓跋焘亲征盖吴的地方。《而师》鼓中有“天子”“嗣王”“吾”的表述需要有合理的解释。《而师》所描述，提到的“天子”“嗣王”的应该出于征讨盖吴时的“告庙而师”时的用语。

 

因此，从鼓文中所涉人名、地名、河名等可以断定其故事发生地及发生时间。《吴人》鼓 、《田车》鼓、《銮车》鼓、《汧殹》鼓、《霝雨》鼓、《而师》鼓都有明显故事发生地和时间。这些诗可能的时间是太武帝拓跋焘征讨盖吴屯军陈仓的时间，即太平真君六年冬至太平真君七年夏天。

 

2、写于平城[21]（即北魏都城大同）。石鼓上还有一类属于休闲、狩猎内容应该是写于崔浩年轻时期及老年时期。“吾”（即作者）有车、有马，属于贵族中人。这一点与崔浩的身份契合。从《吾车》《马荐》《乍原》鼓看，我们可以看出诗文是写于崔浩年轻时期，最有可能的是写于明元帝拓跋嗣在位时期。而从《吾水》鼓诗的内容判断，因为内容中的情况看，所乘坐的马车有“四瀚”、其车有“左骖右骖”的情况看，这应该是崔浩被“以公归第”后的情形。

 

据《魏史》载：“世祖（拓跋焘）即位，左右忌浩正直，共排毁之。世祖虽知其能，不免群议，故出浩，以公归第。及有疑义，召而问焉。浩织妍洁白，如美妇人。而性敏达，长于谋计。常自比张良，谓已稽古过之。”从《吾水》的描述其所乘坐的车装饰符合“以公归第”后的待遇。这个时候显然是在拓跋焘在位时期。《吾水》应是崔浩写于老年时，其中的“其害不余”应该是在他受“国史之狱”前，即太平真君十一年（公元450年）六月之前。

 

十、关于石鼓考证、释读及补缀

 

过去的研究者对石鼓的排序有不同的排序方式，其中有以所剩下字数多少排序，有以推测祭祀用的需要作左、右排序：

 

左昭                 右穆

甲《吾水》         乙 《马荐》

丙《汧殹》         丁 《吴人》

戊《乍原》         已 《銮车》

庚《而师》         辛 《田车》

壬《霝雨》         癸 《吾车》

其实这些排列都是比较主观的。为了便于描述，本文拟用诗歌所涉及内容的时间排序：

 

①《吾车》

②《乍原》

③《马荐》

④《而师》

⑤《吴人》

⑥《霝雨》

⑦《銮车》

⑧《田车》

⑨《汧殹》

⑩《吾水》。

 

石鼓上的文字既然是古诗，那么我们在赏析、破解、释意的时候就要遵守对古诗释读、解意的规则。也就是要辨析诗中的时间、地点、时令、人物、事件、背景、河流、山川、地域风俗、历史政治、人物关系等等。我们不仅要领会诗的表面内容，还要深入体会其深层次的意境、含义。因为无论诗中写的是写天气阴晴冷暖、写月缺花残，写风景画面等等都是在表达作者的心境。毕竟没有人会无缘无故地做文字游戏。因此，我们可以根据诗的文字表述，探索、揣摩作者的深层次意图及内心当时的喜、怒、哀、乐的情感。

 

本文拟依此次序对其内容进行补缀复原、译释、解读。（注：诗中红字部分为补缀文字。）

 

（一） 《吾车》鼓译释与复原

 

（《吾车》石鼓原件）

 

1、《吾车》鼓拓片及郭沫若行、列定位并补缀

 

2、《吾车》石鼓诗译释

 

吾車既工             吾车工整无疵暇，

吾馬既同             吾马从不拉偏驾。

吾車既好             华车宝马极华丽，

吾馬既騃[22]            吾马追风如翻花[23]。

君子员员             君子聚集猎场中，

猎猎员游             猎物游玩兴致佳。

麀鹿速速             母鹿速速奔原野，

君子之求              君子急急开箭匣。

騂騂角弓              角弓纷纷搭羽矢，

弓玆以寺              张弓以侍射八叉[24]。

吾敺其特              吾猎玉角[25]太奇特，

其來趩趩              其来叱叱[26]且惊诧。

憲憲炱炱              趑趄前行蹄烟尘。

即禦即時              随时警惕裂睚眦。

麀鹿趚趚              牝鹿速速奔原野，

其來大次              惊鹿迟疑受惊吓 。

吾敺[27]其樸             吾驱木镖向鹿群，

其來䢱䢱[28]              牝鹿受伤仍挣扎。

射其豜[29]蜀[30]射获鹿蜀吾最大。

 

3、关于《吾车》诗补缀之依据、逻辑、内容刍议

 

《吾车》鼓是保存文字最多的一支石鼓。基本不用补字。根据《吾车》中所描述的内容，这首诗或是作者第一次或是某次新获新车参加田猎的感叹和描述。我们知道崔浩是明元帝拓跋嗣的侍读。《魏史》记载“每当郊祀天地时他们都乘坐轩轺车一同往返”。由于古时阶级地位等级是很森严的。也就是说在明元帝拓跋嗣登基前，道武帝天兴（公元398年－公元404年）年间，崔浩只是道武帝拓跋珪的给事秘书，后转任著作郎。那时候可能还没有自己的配车。而当明元帝拓跋嗣登基后，即拜崔浩为博士祭酒，赐爵武城子之后才可能有自己的配车。《吾车》诗应该是赐爵后诗人得到配车时的欣喜。由于《吴人》鼓描述的是拓跋焘太平真君六七年的事。其时崔浩的地位已经上升到宰相的地位。所乘之车不计其数，不大可能为自己拥有所乘之车的欣喜而写诗。因此，为“吾车”而欣喜写诗，更可能是在明元帝拓跋嗣登基前后。这显然是他年轻时的感受。我们再从《吾车》鼓上的诗的内容看， 《吾车》诗描述的是一次田猎过程。在古代所谓田猎，又叫畋猎，其意指大规模的狩猎活动。

 

这首诗内容完整，所叙之事简单，几乎不用解释即可阅读。

 

第一句：“吾車既工”。我的车做工很工整。

第二句：“吾馬既同”。我的马训练得很好，从不拉偏驾。

第三句：“吾車既好”。我的车整体都很豪华漂亮。

第四句：“吾馬既騃[31]”。“騃”即雄壮。本句其意为我的马雄壮跑得很快。

第五句： “君子员员”。 很多王公贵族聚集猎场中。

第六句：“猎猎员游”。  这些王公贵族，猎物游玩兴致浓。

第七句：“麀鹿速速”。 麀鹿即母鹿，速速奔跑在原野上。

第八句：“君子之求”。  这是君子求之不得的，特别喜欢的。

第九句：“騂騂[32]角弓”  “騂騂”角弓。騂騂，指红色的，两头镶有兽角的弓箭。古代红色的弓系皇帝所赐之弓。羽矢亦红色。

第十句：“弓玆以寺”。寺通侍。即张弓以待之意。

第十一句：“吾敺其特”。敺，读音为qū，意同驱、赶之意。此句意为我追的那个动物太奇特。

第十二句：“其來趩趩”。“趩趩”其意为行走声、踟蹰不前的行走状态。且有惊诧之意。

第十三句：“憲憲[33]炱炱[34]”。此字始见于西周金文。憲即宪。其本义一般认为是敏捷、聪颖。描述趑趄前行。炱炱指踩踏起烟尘的意思。

第十四句：“即禦即時” 。随时警惕状。

第十五句：“麀鹿趚趚[35]”。麀鹿即牝鹿。指快速跑动的声音。

第十六句：“其來大次”。迟疑受惊吓后，慢下来不敢前往，其数大不如前的样子 。

第十七句：“吾敺[36]其樸”。樸，木镖。本句之意为我驱、投掷木镖向鹿群。

第十八句：“其來䢱䢱[37]”。䢱，音独。行动受限之意。

第十九句：“射其豜[38]蜀[39]”。我射获一头最大的鹿蜀。鹿蜀：《山海經》其狀如馬，其纹如虎，名曰鹿蜀。疑指马鹿。

 

诗人首先赞美自己的车装饰工整，所谓“既同”指拉车的马也调教得很好，协调跑得很快。“君子员员，猎猎员游”说明参加田猎的贵族很多，大家都有狩猎的兴致。一群母鹿快速跑过来，大家都将角弓搭上箭，“吾”看见个奇特的动物，趑趄前行向“吾”蹄踏烟尘以示反抗。警惕地睚眦裂眼看着“吾”，受惊鹿群众受到惊吓迟疑不前。“吾”将一木叉投向一个大鹿，其鹿受伤还在挣扎。“吾”猎获的这只鹿名为马鹿，又名“八叉”是最大的一只。

 

因此，可以认为这首诗是崔浩参加的一次皇家田猎活动的感受。在太武帝拓跋焘时期崔浩已经在七十来岁。特别是用木叉投向一个大鹿这样的事不会是近七十岁的崔浩干的事，因此，《吾车》诗，应该是崔浩年轻时写下的。另外，田猎活动也并不一定在陈仓。最可能是在与明元帝拓跋嗣在位时参加田猎的时候。这种田猎活动发生地在哪里都有可能。但是从“君子员员，猎猎员游”看，这种多人参加的，田猎行为看，不似军队在外时参加的田猎，应该是王公贵族们的休闲行为。或更像是一场皇家日常的田猎行动。活动之地当然应该在当时的都城——平城（即现大同市）附近皇家猎场可能性最大。

 

（二）《乍原》石鼓译释与复原

 

 

（《乍原》石鼓原物）

 

1、《乍原》鼓拓片及郭沫若行、列定位并补缀

 

2、《乍原》石鼓诗译释

 

封地嘉猷[40]， 封地需有好规划，

乍原乍设[41]。 新原新愿新办法。

有路道遄[42]，有路宽阔亦平整，

我嗣王来，嗣王前来定会誇，

进除[43]帥彼。进出率兵都能行。

阪[44]芃[45]马荐。坡上遍植马荐花。

草為川里， 以草为川设其里，

选种其微。马荐要选肯发芽。

域域乃罟[46]。四周定要用网围，

栅之以栗。最佳应以栗为栅。

柞棫其间，柞树棫树置其间，

再稙椶桕[47]。棕树乌桕亦甚佳。

噰噰鸣禽，噰噰鸣禽原中养，

统统设亚。统统修栅堵各垭。

著其华房。再修华房于其中，

以其为所，临时休闲以为家。

游忧忧少。若要出入游忧少。

必修盩道[48]，盘山修道才为佳。

二日树狩，猎鸟于林需两天，

田猎五日。田猎五日定要花。

 

3、关于《乍原》诗补缀之依据、逻辑、内容刍议

 

《乍原》这只石鼓比较特殊。唐初在陈仓发现十支石鼓后并未得到保护。唐“安史之乱”时期，唐肃宗躲避在雍城（陕西凤翔）时听说石鼓之事，令人将石鼓从陈仓运到雍城（凤翔后改天兴），因叛军逼近雍城离开时将其草草掩埋在荒野之中。元和元年，（公元806年）有人将石鼓重新挖出。石鼓上文字已经残缺不全，并有一只石鼓不知去向。公元1052年，金石家向传师意外在一屠夫家中发现《乍原》石鼓。因被屠户作磨刀石用，磨去了上半部分。因此历来有“磨一字说”，“磨二字说”，“磨三字说”。郭老根据石鼓高度及文字语词结构的规律研究，取3字说。“乍原”指的是乍得的、即新得的“原”。或指崔浩在拓跋嗣继位后，新得的封地。“猷”指计划、打算，筹划。这首诗内容应该是对这个新的封地，即这个“原”的打算、规划及安排。这首诗应该名为“新原嘉猷”。“嘉猷”即比较好的一个规划设想。

 

第一句：“封地嘉猷。《乍原》石鼓所存的第一个字是“猷”字。故补成“封地嘉猷[49]。猷字是计划、规划之意。故诗第一行前三字补缀“封地嘉”三字，是根据全篇内容所涉内容而补。

 

第二句：“乍原乍设”[50]。补“设”字。“乍”是新的，乍得的意思。其实也有意外新得之意。从全诗来看是谋划、规划修建一个“园子”的新想法。故补“设”字。

 

第三句：“有路道遄[51]”，“道遄”前需补二字。因“道遄”指宽阔亦平整之意。故补“有路”。

 

第四句：“我嗣王来”“我嗣”后需补二字。故补成“我嗣王来”，即指嗣王拓跋嗣来。连下句成“我嗣王来，进除帥彼”。

 

第五句：“进除[52]帥彼”，“进除”古意即进出，嗣王即指拓跋嗣（齐王）来，“帥”率兵，“彼”即“他”。从《魏史》知，无论是在拓跋珪在位时期，还是在拓跋嗣在位时期，崔浩与拓跋嗣的往来都非常频繁。这前面一段诗文应该是对如何规划“乍原”的总体要求和规划的考虑。也就是首先从总体上考虑：路要修平整，以利“我嗣王来，进除帥彼”，“进除”古意即进出。“进除帥彼”即进出休闲，从这里率兵出征都比较方便。诗的下一部分应该是对这个“园子”的具体规划。

 

第六句：“阪[53]芃[54]马荐。” “阪”指坡地，陂田即有坡的梯田之意，亦指荒地。因下句有“草為川里”故补“芃马荐”。“芃”即遍地之意。全句意为坡上遍植马荐之意。“荐”一种马草。

 

第七句：“选种其微”该句仅剩“微”字，故补“选种其微”其意指选种那种小而嫩的马荐，如苜蓿、马豆草等类。

 

第八句：“域域乃罟[55]”，“罟”即网。其本意应为：四周要用网围起之意。

 

第九句：“栅之以栗”。本句仅遗留“栗”字。“栗”即：板栗树。故补“栅之以栗”即以栗树为栅栏。

 

第十句：“柞棫[56]其间”。本句四字缺一，故本句补“间”字应该可以。其意为以“柞、棫”两种树杂植其间。

 

第十一句：“再稙椶桕[57]”“椶、桕”是两种树。即棕树与乌桕树，这些树的种子是鸟类喜欢的食物。故本句补“再稙”二字。

 

第十二句：“噰噰鸣禽”。“噰噰”象声词，禽鸟鸣叫之声音。这一句补“禽”字应该比较适当。

 

第十三句：“统统设亚”此句前应补二字位，但根据上下文意思需三个字，故用叠字“统统”补成三字。“统统”用叠字故亦仅占一字位。古时“亚”意为“闭锁圈”。“木”与“亚”联合起来表示用“树木枝条上再长枝条，形成接近四方形即‘亚’字形的“闭锁圈”。

 

第十四句：“著其华房”即，再修豪华房子于其中之意。故此句补“房”字。

 

第十五句：“以其为所”此句需补二字，根据上文补“以其”二字。其意为临时狩猎的别墅。

 

第十六句：“游憂憂少”。“憂”即“忧”的繁体字。拓片“憂”字下似有叠字符号。 许多研究者认为与上下文不通，故有疑问。郭老版保留叠字符号，但又加了一个斜扛（见图）。或许他也认为有疑问。其实“游憂”即 “优游”。《集传》：“优游”闲暇之意；《大雅》有“优游尔休矣”。笔者认为“憂”字还应为叠字。 因此句补“少”字。成“游憂憂少”。其意为：休闲出游，忧少。应可与下句进行逻辑衔接。

 

第十六句：“必修盩道[58]”。“盩”（音zhōu）山或水盘曲貌。《正字通》“山曲为盩，水曲为厔”。“盩道”即曲道，盘山曲道。由于诗中的“乍原”是“阪地”（即坡地）。为了“游憂憂少”，因此其路在坡地不能太陡。故规划为“盩道”，即盘山修曲道才为最佳。

 

第十七句、第十八句：“二日树狩，田猎五日”。其二句中的二日、五日系合字。其间需补三字。故根据全诗内容分别补缀为“二日树狩，田猎五日”。即在“乍原”中猎鸟于树林可玩两天，田猎估计可能要安排五天时间的意思。

 

（三）《马荐》石鼓译释与复原

 

 

1、《马荐》鼓拓片及郭沫若行列定位复原。

 

2、 《马荐》诗复原、破译及考释

 

霁云在天  霁云播雨于高天，

彩虹灿灿  灿灿彩虹雨后现。

彼车辚辚[59]  彼车辚辚入荒野，

奔走跻跻[60]跻跻奔走入莽原。

马荐著著  马草茂盛著花草，

芃芃微微芃芃微微一大片。

雉立于中雉鸡立于草丛中，

其一呆立其一呆立于其间。

其余翻飞  其余蓦然翻飞走，

济济翔翔   济济翔翔于水边。

稳稳持弓  稳稳取下吾弓矢，

一箭射之  猎之仅需吾一箭。

 

3、关于《马荐》诗补缀之依据、逻辑、内容刍议

 

《马荐》石鼓是掉字较多的一支石鼓。但我们从“虹、马荐著著、芃芃微微、雉立于中”这些词中可看出本诗是一首关于猎鸟过程的诗。

 

第一句：“霁云在天”。有三个空字位。其诗第一个字是“天”字。根据后句中有一个“虹”字。由于只有在霁云[61]的时候才会有彩虹出现。故第一句补为“霁云在天”。

 

第二句：“彩虹灿灿”。 第二句仅存“虹”字，联系上句故补 故补缀为“彩虹灿灿”。应可与前句呼应。

 

第三句：“彼车辚辚”。需补三字。“彼”可以是“他、他们、对方之意”。同时说明出行非诗人单独出行。故补为“彼车辚辚”。辚辚：象声词。车行声。朱熹集注：“辚辚，车声也。”

 

第四句：“奔走跻跻”。此句需补一字，走字前补“奔”。成“奔走跻跻”。“跻跻”形容人物众多的。

 

第五句：“马荐著著”。指马草长得很茂盛的状态。

 

第六句：“芃芃微微”。“芃”遍地，鲜嫩马草。

 

第七句：“雉立于中”。“雉”即“野鸡”。立于其中。“中”字历代研究者有训为“心”者。在汉语中，无论立于心和立于中。都是一个意思。

 

第八句： “其一呆立”。这一句中需补两字。补“呆立”。诗人专门提出“其一”也就是说，这其一与其他显然有不同的状态。

 

第九句：“其余翻飞”。“其一呆立”，显然应该与其他不同。显然需要补其他鸟的状态。故补全句“其余翻飞”。由于雉鸡虽然会飞但飞不远故用翻飞。

 

第十句：“济济翔翔”，本句需补四字在“其余翻飞”后，济济翔翔于水边。应该符合逻辑。

 

第十一句：“稳稳持弓”。其余的鸟都飞走了，持弓显然是对准“呆立”之鸟。

 

第十二句：“一箭射之”，因最后一字是“之” 。 故补成“一箭射之”。

 

（四）《而师》石鼓译释与复原

 

 

（现存《而师》石鼓图片）

 

1、《而师》鼓拓片郭沫若行、列定位并补缀

 

 2、《而师》鼓诗文复原及破译及考释

 

乱起陕西盖吴叛乱起陕西，

人神共愤 人神共愤波澜起，

告庙[62]而師  告庙而师御驾出，

弓矢孔庶弓矢满备欲出师。

军旗猎猎西征猎猎飘军旗。

将士欲以 三军将士均欲以。

左驂旛旛[63]左驂旛旛风雷急，

浩浩滔滔[64]  雄师浩浩波涛起。

是识其敌 出师之前识其敌，

胙不具笃[65] 告庙之胙不具晚，

神复同具[66] 人神告庙胙[67]同具，

胙來肃穆  胙来告庙极肃穆，

其寫矢[68]具 齐泻矢具朝天射，

君灵來樂  君灵来时礼乐备，

天子[69]先来 天子之灵先到来，

嗣王[70]始至嗣王英灵随后至。

古[71]我來迟    迎我先王吾来迟。

 

3、关于《而师》鼓诗补缀之依据、逻辑、内容刍议

 

《而师》鼓描述的是太平真君六年，北魏皇帝拓跋焘平叛陕西盖吴前的祭祀先皇的场面。古代皇帝亲征前有“告庙而师[72]”的程序。故本诗应该是描写拓跋焘御驾亲征陕西盖吴，平乱前的出师“告庙”场面。

 

第一句：“乱起陕西”。从《而师》鼓拓片及图片看，郭沫若先生注意到《而师》

 

鼓第一行文字全部风化，故需补六字。根据北魏皇帝拓跋焘平叛陕西盖吴上下文内容，补“乱起陕西”四字。

 

第二句：“人神共愤”。魏太武帝拓跋焘于太延五年（公元439年）灭北凉统一北方后，对诸少数族人民实行军事统治。民族矛盾更加尖锐。太平真君六年（公元445年）九月，杂居于今陕西北部、甘肃南部和山西西部等地各族人民为反抗北魏的压迫，在盖吴[73]领导下起义。诸少数族人民纷纷响应。十月，盖吴义军歼灭前来镇压的魏军，杀死了魏长安镇副将拓跋纥。盖吴势力不断扩大。太武帝拓跋焘御驾亲讨伐盖吴。在宝鸡闻盖吴主力在长安北，相隔不过六十里，但不敢与之决战。他沿渭水南岸进入长安，进攻盩厔义军，屠杀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起义的氐族人民。盖吴杀死北魏长安镇副将拓跋纥，在平城引起皇室愤怒。太武帝拓跋焘决定前往亲征吴贼。从崔浩的角度故补：“人神共愤”。

 

第三句： “告庙[74]而師”。“而师”是本石鼓的最先有的两个字。古代皇帝御驾亲征前有“告庙而师[75]”的程序。本句需补二字。故补“告庙”二字。

 

第四句：“弓矢孔庶[76]”。“孔庶”孔者甚也；庶者众也。词义为甚多、众多之意。

 

第五，六句：“军旗猎猎，将士欲以” 与第四句间有空字位七，故需补七字。据前意补“告庙而师”应有的场景。

 

第七句：“左驂旛旛[77]”即左面的两马插着旗帜。旛旛：飘动迎风飘动。补“旛旛”系参借石鼓其他诗中的用法。《田车》鼓中有“左驂旛旛，右驂騝騝。” 之句故参用。

 

第八句：“浩浩滔滔”。本句仅剩下两字。根据上下文，此处应补叠字。故补为“浩浩滔滔”。 其意同。

 

第九句：“是识其敌”。本句需补二字。此应是出师前说明敌人是谁，或是对敌人的控诉。内容应该是吴人起义，各支军队的特征、情况等。

 

第十句：“胙[78]不具笃”。本句需补一字“胙”。“胙”即祭祀之肉。古代祭祀之肉有享胙肉的等级。在战事出征之前亦有三军共享的情况。“笃”，此处意为慢。“胙不具笃”意即：“胙”需要等祭祀完成后才能享用，不急之意。

 

第十一句： “神复同具”。本句补二字。补为“神复同具”其意为：祭祀的神也要同我们一起享用其“胙”。

 

第十二句：“胙來肃穆”。祭祀的胙肉来了，在这种情况下是最严肃的时刻，故补为“胙來肃穆”。

 

第十三句：“其寫矢[79]具”。“矢具”即弓箭。“其寫”应该指很多兵士向天放箭的意思。估计应该是与现代人向天鸣枪一类的祭祀方式。

 

第十四句：“君灵來樂”，应该是祭师宣布，受祭祀的先王的灵魂来时，祭祀的音乐响起之意。太平真君六年，此时北魏道武帝拓跋珪、明元帝拓跋嗣已经去世。此处“君灵”应指道武帝拓跋珪、明元帝拓跋嗣。

 

第十五句：“天子[80]先来”。此处天子应指道武帝拓跋珪之灵。故此句补“先”字。

第十六句：“嗣王[81]始至”。道武帝拓跋珪是明元帝拓跋嗣之父。父天子先即位，嗣王明元帝依次受享。

第十六句： “古[82]我來迟”。此句需补一字“迟”。古，通故。诗人曾经或当时即当时的祭酒[83]，“古我來迟”全句。意思为我来迟的原因是我要引导先王灵魂前来。

 

（五）《霝雨》石鼓译释复原

 

 

（《霝雨》石鼓原件）

 

1、《霝雨》鼓拓片及郭沫若行、列定位并补缀

 

2、 《霝雨》石鼓文译释

 

冬月逢癸[84]  冬月寒天祭亡灵，

霝雨濛濛  霝雨濛濛雾沉沉。

流迄湧湧 水流滔滔泪湧湧，

盈渫濟君[85]盈渫一盏以濟君。

子即涉涉[86]   君子即将随水去，

馬泪泪流[87]   马泪泪流送君行。

汧殹洎洎[88]  蒙眬汧水潺潺流。

淒淒荒草淒淒荒草易黄昏。

舫舟西逮[89]舫舟西追故人去。

同类自掳   同类自掳已成魂，

徒馭湯湯徒馭相搏血成河，

維舟以行  血沃其地舟可行。

或陰或陽   新血旧痕呈阴阳，

极深以户   村户流血极为深，

濟于水一   一直流至汧水平。

方勿洎洎流血汧水血才凝。

阻止其奔  残血不时阻马革。

其敔[90] 静静其敔静静思死者，

穆穆其事穆穆其事奠亡灵。

 

1、关于《霝雨》鼓诗补缀之依据、逻辑、内容刍议

 

《霝雨》鼓是一篇诗人参加祭祀并描述祭祀场面及诗人心情的四言叙事诗。北魏太平真君六年（公元445年）九月，杂居于今陕西北部吴人起兵杏城天台，诸少数族人民纷纷响应。十月，盖吴义军歼灭前来镇压的魏军，杀死魏长安镇副将拓跋纥。拓跋纥，代郡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人）人。北魏宗室大臣，中都大官拓跋那之子。袭封高凉王，曾担任长安镇副都大将。十一月，盖吴派白广平向西进军。白广平渡过泾河，杀北魏汧城（今陕西陇县南）守将。太武帝拓跋焘大怒，于十一月（冬月）御驾亲征，到雍城讨伐盖吴。故有“冬月逢癸”活动。因诗中有“汧殹洎洎”之句，应该是拓跋焘到雍城、陈仓之汧水河边举行的祭祀活动场面。

 

第一句：“冬月逢癸[91]”。《霝雨》鼓诗，前三字风化，石鼓上第一字为“癸”，前面有缺三字位。故补“冬月逢癸”。意为在北魏大军到达事发地汧水边祭奠拓跋纥及被吴人起义军杀死的亡灵， 

 

第二句：“霝雨濛濛”。霝（líng）。古同“零（灵）”，霝雨有“与灵魂降落的雨”之意。《詩》曰：“霝雨其濛。” 。故补为“霝雨濛濛”。濛濛，形容雾气沉沉之状态。

 

第三句：“流迄湧湧”。 水流滔滔的样子，亦有人们泪流湧湧的象征。

 

第四句：“盈渫濟君”。[92]盈的基本释义为：充满、盈满、盈溢、充盈。此处的“君”，抑或指皇亲拓跋纥等。

 

第五句：“子即涉涉[93]”。其意应为君子即将随水去（估计是马革裹尸水葬仪式）。古代军人战死后有土葬、水葬、火葬。而高级将军指挥官等头领，最高待遇是采用水葬。这是世界上比较古老的葬法，即将死者遗体投于江河湖海的葬法。水是人类生命之源，人们对水寄予无限美好的向往和遐想。在许多神话中，都把水和神、幸福、美好、不朽连在一起。汧水汇于渭水，渭水流入黄河，此处入黄河只几十公里抑或是古人认为理想的水葬之地。

 

第六句：“馬泪泪流[94]”。本句需补一字位。故补泪之叠字。补为“马泪泪流”送君行之意。

 

第七句：“汧殹洎洎[95]”。石鼓文中第二次用“汧殹”的语词作名词用。因此“汧殹”的“殹”（古通翳，有混浊、模糊之意，亦有用于感叹、虚词“耶、兮”）此处应作修饰汧水用。洎洎：洎的基本释义是往锅里添水之意。洎洎即不断注水之意。

 

第八句：“淒淒[96]荒草”。本句酌补“荒草”二字，“凄凄” 在诗中表示有一种悲凉的感觉；本诗是写祭祀的印象，故补为“淒淒荒草”。 取“此生遗憾人世间，凄凄荒草漫野烟”之意。

 

第九句：“舫舟西逮[97]”。逮：《正韵》追也。本句意为舫舟西追故人去之意。

 

第十句：“同类自掳”。本句需补二字，从“自掳”会诗人意，应为人类自己都是同类为何自相残杀。取“同类自掳已成魂”之意。

 

第十一句：“徒馭湯湯”。“徒馭”指古军队作战部队。徒指步卒，驭指兵车上的甲士。古代中国正规军队以“乘”（一车四甲七十二卒）为单位作战。诗人遥想敌我双方那些步卒、甲士相互厮杀场面。“湯湯”流血如注，血流成河。描述战争“徒馭相搏血成河”的场面。诗人内心深处应该是在拷问，为什么要“同类自掳”。

 

第十二句：“維舟以行”。其意应为：血流成河维舟可以行走。

 

第十三句：“或陰或陽”。本句应是描写战场上新血旧痕呈现阴阳状态。

 

第十四句：“极深以户”。意或指在汧河边各村户门前血水最深。

 

第十五句：“濟于水一”。 本句需补一字。“濟”，古意是越過、度過、流通、貫通。其意应该是指血水流得与河水齐一了。

 

第十六句：“方勿洎洎”。 “方勿”后需补二字。酌补“洎洎”二字。其意指血流到河中水才凝结不动之意。

 

第十七句：“阻止其奔”。本句拟补一字“阻”，阻止其奔奔。或指血流成河，止其马革裹尸顺水漂流之意。

 

第十八句：“其奔其敔”。[98]此处的“其”，显然是指上句“止其奔奔”的其。其意应为，时而漂流时而终止 的意思。此处诗人感叹无辜生灵此处陨落，不忍别离之意。 

 

第十九句：“其敔[99] 静静”。本句需补二字，酌补“静静”二字。敔[yǔ] ：古代打击乐器，奏乐将终时，击之使演奏停止。其敔停止时静思死者，相当于现代之默哀。

 

第二十句：“穆穆其事”。大家穆穆纪念冬月逢癸祭祀亡灵之事。

 

（六）《吴人》石鼓译释与复原

 

 

（《吴人》鼓原件图片）

 

2、《吴人》鼓拓片郭沫若行、列定位并补缀

 

 

 2、 《吴人》鼓诗文复原破译及考释

 

吳人憐极  吴地庶民实可怜，

朝夕敬之  早晚对人有真情。

載西載北  南来北往载东西，

勿奄[100]勿代[101] 从不掩饰待人诚。

心而出门出门规矩亦小心，

常献用品常献蔬果及用品。

殷殷相迎 大军来时殷殷迎，

小心翼翼小心翼翼共相处，

大祝频频   频频大祝吾军胜。

曾受其享   吾等也曾受其享，

伐木执寓   伐木造房又建营。

逢中囿孔    建房逢中有其突[102]。

家雉鹿肉家鸡鹿肉表其情。

吾其车马 大军众多车与马，

蹬蹬緟緟[103]   时常咚咚亦蹬蹬。

大军粮草 大军辎重及粮草，

征之及来  征之即来运送勤。

有情殷殷    黎庶殷殷亦有义。

楚楚怜怜[104]楚楚可怜是吴人。

与吾心是    与吾相似是人心。

 

3、关于《吴人》鼓诗补缀之依据、逻辑、内容刍议

 

《吴人》鼓诗文内容，应该是北魏皇帝拓跋焘到陈仓、雍州一带征诗盖吴起义时安营扎寨时，得到当地吴人的帮助及配合时的情景。

 

第一句：“吳人憐极”。关于“吴人”前文已有说明，“憐极”即可怜之极。

 

第二句：“朝夕敬之”。本句需补一字。补“之”字。

 

第三句：“載西載北”。应该是指大军到雍州后安营扎寨的情况。其意应指征集当地吴人民伕南来北往运载东西的情况。             

 

第四句：“勿奄[105]勿代[106]”。从不掩藏待人真诚之意。

 

第五句：“心而出门”。本句需补一字。补“门”字 。成小心出门之意。或出门小心规矩。

 

第六句：“常献用品”。本句需补二字。应该是大军初到吴地，供给未丰，当地维持乡绅抑或庶民常献蔬菜及用品。故补为“常献用品”。

 

第七句、第八句：两句间需补六字位。根据上下文意思补为两句八字。“殷殷相迎，小心翼翼”。两句各用一重文，“殷殷”“翼翼”填六字位。意为：北魏驻军来时殷殷迎，小心翼翼和平共处。

 

第九句：“大祝频频”。其意为吴人频频大祝北魏大军得胜。

第十句：“曾受其享”。意为我等也曾经享受过这些百姓们送来的东西。

第十一句：“伐木执寓”。本句需补二字，“寓”其意为：寄居、居所，执寓应为修建营房。皇帝亲征，应有比较多的需求。故本句补为：“伐木执寓”即伐木造房、建营。

 

第十二句：“逢中囿孔”。“囿孔”“囿”的意思是中国古代供帝王贵族进行狩猎、游乐的园林形式。通常选定地域后划出范围，或筑界垣。囿中草木鸟兽自然滋生繁育。《诗经·大雅》中记述了最早的周文王灵囿。由于上句为“执寓”。本句之意应为所建之房，逢中有孔，这个孔可能为烟囱。 

 

第十三句：“家雉鹿肉”。本句只剩一个“鹿”字。应补三字，联系上文“常献用品”。补成“家雉鹿肉”。意为乡绅向皇帝大军贡献家鸡鹿肉以表其情之意。

 

第十四句：“吾其车马”。本句需补二字。联系下句有象声车行之声音的“緟緟”。故在“吾其” 后试补“车马”二字。

 

第十五句：“蹬蹬緟緟”[107]本句需补两字，但仅一位字。故拟补叠字“蹬蹬”。蹬蹬是一种形容声音的词语，常用于形容脚步声或机械设备运转时的声音。与象声车行之声音的“緟緟”同用。

 

第十六句、第十七句：“大军粮草，征之及来”。这两句间需补六字。根据上下文拟补成“大军辎重及粮草，征之即运送来”之意思。

 

第十八句，第十九句、第二十句：此三句中间应补六个字位。设三个叠字九字，与下遗留文字“心是”连接。根据上下文意拟补“有情殷殷。楚楚怜怜[108]与吾心是”。表示作者认为吴人黎庶有殷殷之情，与前文“吳人憐极”呼应。即认为吴人是楚楚可怜的，表达他们也是与我们一样是人。崔浩毕竟是受诸子百家思想文化影响极深的汉人。

 

（七）《汧殹》石鼓译释与复原

 

 

（《汧殹》石鼓图片）

 

1、《汧殹》鼓拓片郭沫若行、列定位并补缀

 

 

 2、《汧殹》诗复原、破译及考释

 

汧殹[109]沔沔[110]            混浊荡漾之汧水，

烝[111]彼淖淵              浸淫他处之淖淵。

鰋鯉處之               但看鲇鯉聚集处，

君子漁之               君子漁之乐不厌。

濿[112]有小魚               石缝之间有小鱼，

其游散散               其游懵懂自散散。

帛魚皪皪[113]              帛鱼个个白烁烁，

其筵氐鮮                装扮犹如去赴宴。

黃帛其鯾[114]              灿灿黄帛饰其尾，

有鯆[115]有              灵动脯白亦光艳。

其影[116]孔庶[117]             其影斑驳亦众多，

臠[118]之毚毚[119]            争食诱饵响嚵嚵。 

 [120]         流汗其地强争夺。

其魚維何               其鱼为何突骚乱？

維鱮[121]維鯉             有鲢有鲤突然现。

何以苞之              渔鱼何以带其走？

維楊及柳               唯有楊条及柳串。

 

3、关于《汧殹》鼓诗补缀之依据、逻辑、内容刍议

 

《汧殹》鼓文是十支石鼓中一首比较奇特的诗。这首诗是意外地没有被“风化”的一首诗。字迹清楚无需补缀。这首诗并非与其他诗一样直接描述某件事情，而是采用暗喻的方式借在汧水边的感受，用观鱼为比兴，描述军旅中抑或北魏上层的情形。是一种拟人化的比兴[122]描述。比兴是中国诗歌中的一种传统表现手法，宋代朱熹比较准确地说明了“比、兴”作为表现手法的基本特征，他认为：“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所谓“比”就是比喻，是对人或物加以形象的譬喻，使其特征更加鲜明突出。“兴”就是起兴，即借助其他事物作为诗歌发端，以引起所要歌咏的内容。“比”与“兴”常常连用。诗中的观鱼，实际上是描写驻军军队中或随军贵族上层的放浪形骸的“派对”场面。

 

对于石鼓上的这首诗，我们初读的时候是不是感到奇怪，诗人在汧水之上看见的是混浊荡漾的汧水，汧水烝彼淖淵，从表面意思上说汧水泛滥，越过堤坝，淹没了沼泽、水潭。“殹”过去一般认为它是虚词。其意如“啊”，“兮”之意，用于词尾作感叹词用。但从《汧殹》一词在十支石鼓诗中，用过两次（如在《霝雨》用过），从前后文所用语词内容来看，似以“殹”修饰“汧水”。作名词用即表示浑浊、模糊的汧河。亦有诡之意。《韩非子·八经》:“醫曰诡，诡曰易。”。这与用颜色修饰江河如“黄河”“乌江”的用法一样。这首诗中最令人不解的是他用了一个“烝”字。“烝”浸淫也。烝：烝、蒸古通。古代的烝原是指冬天祭祀；也指即浸淫上辈的女人意思。甚至娶父亲的妻妾及兄长的妻妾亦谓之烝，在中国古时的人看来，这种行为属于不伦之罪，是不能够被接受的。在一些朝代甚至把“烝”作为骂人的语言。显然从“比兴”的角度看，诗人是把这支军队看成了“混浊、模糊不堪的汧河”，“烝”即浸淫了两岸“淖淵”。这使我们联想到一些历史上的军队到一些村庄中调戏、浸淫当地妇女的情况，“高雅”的如“卡门”，凶残的不胜数。让我们来深入破译这首诗究竟传达给我们些什么印象。

 

第一句：“汧殹[123]沔沔[124]”。 “汧殹”混浊之汧殹，“沔沔”是水满荡漾，形容水流满的样子。形容汧水漫过堤坝。

 

第二句：“烝[125]彼淖淵”。 即汧水漫过堤坝，浸淫了别处之淖淵。“淖淵”比兴什么虽不可考，但可意会。

 

第三句：“鰋鯉處之”。 即鲶鱼、鲇鱼亦称胡子鲶。鲶鱼是一种底层凶猛性鱼类，而且很贪食， 鲶鱼是食肉鱼，是沙丁鱼的天敌。鲤鱼则是一种以 植物性食物为主食，包括水生植物、藻类、浮游植物和底泥中的有机物。它们能够吃下植物的叶子、茎、根和果实等，以获取所需的营养。鲇鱼的显著特征是周身无鳞，身体表面多黏液，头扁口阔，上下颌有四根胡须，有多排细齿，口的周围有数条长须。“鰋鯉處之”实际上是肉食者与素食者处之。

 

第四句：“君子漁之”。“君子”在石鼓诗文中有多次出现，从其用法及内容上看，显然不是指下级士兵，而是指统治集团的高层，甚至指王公一级。君子渔鱼，即君子们在捉鱼。

 

第五句：“濿[126]有小魚”。“濿”古同“砅”即有石头的浅水。从石鼓拓片上看，历代研究者都认同“小鱼”是一个合体字。全句意思为：石缝之间有小鱼。

 

第六句：“其游散散”。表面意指小鱼游玩的状态。这一句与诗人站在汧水边感慨“汧殹沔沔”是两个角度。一个是宏观一个是微观。同时也是描述两个不同的状态。“烝彼淖淵”浸淫河岸的汧水，怎么可能看见石缝之间“其游散散”的小鱼？显然诗人并非真的指小鱼。

 

第七句：“帛魚皪皪[127]”。“帛”白色的。皪皪其意为明亮、鲜明。其意为：水中白色的鱼一个个白烁烁。

 

第八句：“其筵氐鮮”。其意为犹如精心装扮去赴宴的人。

 

第九句：“黃帛其鯾[128]”。“鯾”拓片本为（鱼+丙）其意应为鱼尾，郭沫若先生训为“鯾”，其意也是尾之意。本句具体描述其水中鱼的状态。意为其尾有黄白其间的妆饰。

 

第十句：“有鯆[129]有”。“鯆”即江豚，海鰩鱼的别名。古语中有如“涛头倏尔过，数顷跳鯆鯆。”之句，引申为灵巧、灵动之意。

 

即鱼腹。

 

第十一句：“其影[130]孔庶[131]”。拓片为（立+月）郭沫若先生训为“影”。认为是会意字，人立于月下之意。“其影孔庶” “孔庶”古为众多之意。本句为其影亦众多之意，

 

第十二句：“臠[132]之毚毚[133]”，“毚毚”象声词，吃东西发出的声音。“臠”即简体“脔”字之意。本句为嚵嚵争食碎肉之意。其比兴何事亦不可知。

 

第十三句：“[134]”。 《难僻字字典》及《中国繁难字库》无此二字。疑为“太武新字”。《康熙字典》：籀文字，見《周宣王·石鼓文·郭註》。其按认为此字始见于东周时期秦国的《石鼓文》。其意为：汗流浃背其脚踹地地强行争夺。这里有一个问题，诗人为什么用这个字？为什么在“汗”字下还特地加上一个“土”字。要知道如果真的是描写“鱼群”争抢食物的场面。鱼的“汗”从何来？还特地造字会义一个“汗滴于土”的意思。显然描写的这个场面另有所指。联系《魏书》历来有“秽史”[135]之说。抑或诗人描述的或是男女“派对”，抑或交媾之情景也未可知。

 

第十四句：“其魚維何”。本句应该是一个疑问句。意为其“鱼们”为何突然乱了起来？

 

第十五句：“維鱮[136]維鯉”。 “鱮”即鲢鱼[137]。鲢鱼（lianyu）不是鲇鱼（nianyu）的读音很相似，鲢鱼和鲶鱼不是一种鱼，而且区别很大。1、鲶鱼：鲶鱼生活在中下层，属夜行性动物，为肉食性鱼类，捕食对象多为小型鱼类。有牙但主要以吞食为主，牙齿的作用主要是防止食物逃脱。2、鲢鱼：鲢鱼属中上层鱼，靠腮的特殊结构滤取水中的浮游生物，终生以浮游生物为食。为什么“鱮”来了其鱼群为何大乱？原因是“維鱮維鯉”，也就是说因为鲢与鯉的关系。诗人暗示什么不得而知。

 

第十六句：“何以苞之”。《说文》注“苞”艸也，苞、藨也。古代做草席、草鞋之原材料。古语有“曲礼苞屦不入公门”。《子虚赋》有“葴析苞荔”。作动词用通“包”，有包裹、怀抱之意。

 

第十七句：“維楊及柳”。诗人自己回答“何以苞之”。表面上的意思是唯有用楊树之皮及柳条串之。其引申意思不明。

 

（八）《田车》石鼓译释复原

 

（《田车》鼓原件图片）

 

1、《田车》鼓拓片郭沫若行、列定位并补缀

 

2、 《田车》诗复原、破译及考释

 

田車孔安，田猎之车已妥备，

鋚勒[138]马马。 鋚勒马马配羁穈。

四介[139]既簡，  四马脱甲亦从简， 

左驂旛旛，左驂猎猎飘旌旗。

右驂騝騝。右驂咄咄示健壮。

吾以躋于， 须臾吾已登陇原，

吾戎止陕。 吾军兵戎已止陕。

宮車其寫，宫车浩荡如水泻，

秀弓寺[140]射。秀美弓矢齐待射。

麋豕孔庶， 麋鹿野猪多如毛，

麀鹿雉兔。母鹿雉鸡及野兔。

其逋有陈， 猎捕之物有陈列，     

其猎奔夜。其物惊慌欲夜奔。          

四出各亚，猎物四散各垭口。

君子昊锐， 君子敏锐宣口谕，

執而勿射。 执守各口而勿射。

多庶轢轢， 众士黎庶齐欢腾，

君王攸樂[141]。   君王观之亦攸樂。

 

3、关于《田车》鼓诗补缀之依据、逻辑、内容刍议

 

《田车》鼓描写的是一场“田猎”过程。拓跋鲜卑本是一个以狩猎和游牧为生的草原民族，田猎无疑是保持其民族传统、维持其民族特性的重要途径。《北魏政治史》载：“在太武帝五十余次的出巡中，田猎（狩猎、校猎)占有很大的比重，甚至可以说是最主要的目的，他对河西、阴山、北山、南山等地的行幸几乎都要进行田猎。田猎既是娱乐的一种，同时更具有重要的军事意义，也有一定的经济目的。通过经常不断的田猎活动，锻炼各级将领的指挥才能，培养士兵的武勇精神，提高军队的战斗力。田猎的收获物用来赏赐将士，是他们获取收入和财富的重要方式。”（《北魏政治史》第四部59页）

 

太武帝拓跋焘出巡时进行田猎的事例有明确记载的共有五十多起。《田车》即是这些田猎中的一次。而我们从“吾戎止陕”一句可以看出，其时间应该是在陕西平盖吴义军之后的一场“田猎”活动。为什么不可能描述的是其他皇帝如拓跋珪、拓跋嗣田猎的情景呢？因为北魏历史上只有拓跋焘亲征盖吴到过陈仓一线，时间即太平真君六年冬季至七年春季。“吾戎止陕”即是平盖吴之后。平盖吴的开始时间是太平真君六年冬月至七年夏天。拓跋焘亲征盖吴于太平真君七年的七八月间返回平城（都城大同）。

 

第一句：“田車孔安”。其意为田猎之车已妥备。

 

第二句：“鋚勒马马”。“鋚勒”[ tiáo lè ]鋚勒古义是指马嚼子或缰绳上的装饰品，通常是用金或铜制成的。这个词语在古代文献中有所记载。拓片马字下有叠字符号。应为所有的马之意。即每个马都配上了羁穈。

 

第三句：“四介[142]既簡”。介，古通甲。田猎非战场，故简其甲。

 

第四句：“左驂旛旛[143]”。旛旛：意形容飞驰貌。此处意为左驂旌旗猎猎飘飞之貌。

 

第五句：“右驂騝騝”。“騝騝”形容马的壮健貌。本名句意为右边的马非常健壮的样子。

 

第六句：“吾以躋于”。《释文》跻，本又作隮。《公羊传》跻者何，升也。《集韵》或作隮。本句其意为我们已经登上这里。

 

第七句：“吾戎止陕”。我们的军队已（占领、平息、平叛）陕西。 

 

第八句：“宮車其寫”。 宫车浩荡如水泄一般。这符合御驾亲征的态势。

 

第九句：“秀弓寺[144]射”。“寺”古通侍。本句应为进入猎场，秀美弓矢随时准备射出。

 

第十句：“麋豕孔庶”。“孔庶”众多之意。麋鹿野猪很多。

 

第十一句：“麀鹿雉兔”。意为母鹿、雉鸡及野兔。

 

第十二句：“其逋有陈”。田猎中猎捕之物都有圈定、陈列。     

 

第十三句：第十四句：“其猎奔夜，四出各亚”。该句需各补一字，第一句补“猎”字，第二句第一字郭老仔细绘了该字石花的外形图，认为可能是四字。根据上下文故补“猎、四”二字。郭沫若先生考证了文中“奔夜”二字，认为“奔”字下应无叠字符。即不是重文。“人”右面可能有符号。郭老训其字“”应为夜字（见《郭沫若全集》第九卷22页）。故其句应为“其物奔夜，四出各亚”。亚，即垭口。故此二句之意应为“其猎物惊慌欲夜奔，冲出陈列的地方向四面垭口狂奔”之意。

 

第十五句：“君子昊锐”。 此句需补一个字拟补“锐”字。补为“君子昊锐”。“昊锐”，其意在古代特指皇上、君王，所宣敏锐、睿智口谕之意。因拓片半字上有“人”字残笔，而“昊”之各词中，唯“锐”字与其形其意相符。故在昊字下补“锐”字。

 

第十六句：“執而勿射”。应为君王下的命令，即执守各口而勿射杀之意。

 

第十七句：“多庶轢轢”。轢（轹lì）；车轮碾过之意，古语有“火燔野草，车轹所致”之句。作动词有敲打之意。如轹辐（表示敲击车辐，促马快跑之意）。本句其意为众人根据君王要求，驱车各自追回其猎物之意。

 

第十七句：“君王攸樂[145]”  。本句补“王”字。从“昊锐”一词，我们知道“昊”古时常用于指天。“锐”意为敏锐，灵敏之意。应该是指皇帝、天子下的命令。因古代除天子没有人敢于称昊。故补“王”字。攸乐：攸，水流的样子。乐，意为喜悦，愉快之意。故此句意为：君王观之亦攸樂。

 

（九）《銮车》石鼓译释复原

 

 

（《鑾車》石鼓原件）

 

1、《銮车》鼓拓片及郭沫若行、列定位并补缀

 

 

2、 《銮车》鼓诗复原、破译及考释

 

纬炜[146]鑾車[147]，纬炜鑾車华光煊，

賁漆真艳 。  新着彩漆色真艳。

彤弓[148]孔碩，彤弓孔碩若苍龙[149]。

彤矢电闪[150] 。彤矢出弓犹电闪。

四馬其寫， 驷马奔腾如泄水，

六轡驁放。六轡驁放快似箭。

徒馭[151]孔庶，战车步卒多如毛，

廓狩宣搏[152]。王师再演追俘战。  

眚[153]車載行，  兵车肆意乱冲撞，

馭徒如章。  杀戮流血图章现。   

原灦陰陽，  原野血湿似阴阳。 

趍趍奔馬。 血原苍苍奔马见，

射之族族， 弓矢族族遮天宇，

预[154]其如虎， 野兽如虎系预判，

獸鹿如鼠。   岂知獸鹿如老鼠。

武卒多賢，  演练武卒多有賢，

陳禽以献。  奖励勇者以禽献。

吾获允异[155]。通过狩猎人才现。

 

3、关于《鑾车》鼓诗补缀之依据、逻辑、内容刍议

 

拓跋鲜卑本是一个以狩猎和游牧为生的草原民族，田猎无疑是保持其民族传统、维持其民族特性的重要途径。“田猎既是娱乐的一种，同时更具有重要的军事意义，也有一定的经济目的。通过经常不断的田猎活动，锻炼各级将领的指挥才能，培养士兵的武勇精神，提高军队的战斗力。田猎的收获物用来赏赐将士，是他们获取收入和财富的重要方式。” （见《北魏政治史》）

 

《鑾车》鼓中的诗文也是描述一场田猎活动。此石鼓诗文消失的缺字不太多，其基本意思也比较清楚。

 

第一句：“纬炜[156]鑾車[157]”第一句补“纬炜”，“纬炜”形容闪亮的丝织品。意为鑾車华光煊亮。

 

第二句：“賁漆真艳” 。 本句的“真”字拓片只有半字，但与篆体真字非常相似。故补“真艳”二字。意为新着彩漆色真鲜艳。

 

第三句：“彤弓[158]孔碩”。“彤弓”是古代君主赐给有功巨子的奖品。“孔硕”。此字始见于西周金文，本义一般认为是洞穴，窟窿之义。由本义引申为空阔，深远之义。由洞穴义引申为硕大、通达之义。故“彤弓孔碩”其意应为彤弓都很特别。

 

第四句：“彤矢电闪[159]”。本句需补二字。补“电闪”。“彤矢” 即红色的箭头。其意为彤矢出弓犹如电闪一般。

 

第五句：“四馬其寫”。“其寫” 表示“四马”如水泄一般的状态。“四马”并非四匹一般个体的马，而是指“同驾一辆车的四匹马；或套着四匹马的车。”我国古代驾二马为骈，驾三马为骖，驾四马为驷，也称乘。一车四马为一乘。春秋时甲车一乘，不仅指一车四马，而且配有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按车乘的多少区分国之大小。天子是万乘之国，诸侯是千乘之国。本句应为“四马”奔腾如泄水一般。

 

第六句：“六轡驁放”。六轡：辔，缰绳。古一车四马，马各二辔，其两边骖马之内辔系于轼前，谓之軜，御者只执六辔。故语有“内持定见而六辔在手”之句。本句补“放”。成词“驁放”。读音是ào fàng，傲慢放任之意“六轡驁放快似箭”。

 

第七句：“徒馭[160]孔庶”。 “徒馭”，其意为步卒及车兵。古时一车四马三甲七十二卒为一乘。有些时代，车下还设七名步甲。“孔庶”意为很多的意思。本句其意为：战车步卒多如毛。

 

第八句：“廓狩宣搏[161]”。“廓狩”本句需补一字，酌补“狩”字。“廓狩宣博”：廓，石鼓原文实为：即（广+虜+邑）。薛尚功训为“廓”，郭沫若训为“逋”，王国维训为“雍”，根据崔浩“太武新字”造字原则。全句应为田猎中的狩猎的人猎物在喧哗搏斗。这里也可能是用俘虏作猎物之意。因为在此字中包括一个虜字一个邑字。上古时，国都也称作邑。“邑”是汉字部首之一，用作偏旁时变体为阝。“广”（yǎn）始见于小篆，实际产生时代可能更早。东汉许慎《说文》认为此字像建筑在山崖上的房子；如考虑“太武新字”的造字原则，其字可以为“山崖下，其外邑的俘虏” 。

 

第九句：“眚[162]車載行”。眚：原意指眼睛生翳看不清、盲目之意。本句指这些兵车肆意乱冲撞之意。

 

第十句：“馭徒如章”。“馭徒”应指其驾车的甲士与徒走步卒。“馭徒如章”其意为追赶杀戮猎物其流血如图章一样。   

 

第十一句：“原灦陰陽”。其意为原野上血湿如阴阳图像。 

 

第十二句：“趍趍奔馬”。趍其意为：趋，驰、 众多奔跑之意。本句之意应为苍苍血原上有许多奔马。

 

第十三句：“射之族族”。族族[163]， “族”本义指箭头。《说文》：族，矢锋也。古语有“束之族族”。本句应指射出的弓矢族族遮天蔽日之意。

 

第十四句：“预[164]其如虎”。本句补“其”字，这个字位上的字原指不明，但用其应该可以。本句应为预判其兽应该如老虎。              

 

第十五句：“獸鹿如鼠”。本句补一鼠字。其意直白岂知獸鹿如老鼠一样。

 

第十六句：“武卒多賢”。由《北魏政治史》可知：太武帝时，“田猎的收获物用来赏赐将士，是他们获取收入和财富的重要方式”。本句其意为，通过演练发现武卒中多有賢才。

 

第十七句：“陳禽以献”。本句补二字“以献”。其意为用猎获的野鸡、野鸭等禽奖励勇敢者。

 

第十八句：“吾获允异[165]”。允异：古意为“众望所归、抱诚守真、不同凡响、卓尔不凡、出类拔萃”之义。通过狩猎我们发现许多有异能的人才。

 

（十）《吾水》石鼓译释复原

 

 

（《吾水》石鼓原件）

 

1、《吾水》鼓拓片及石鼓诗郭沫若行、列定位

 

 

2、 《吾水》石鼓文译释

 

吾水既瀞，                 吾水清澈亦平静，

吾道既平。                 吾道宽阔且直平。

吾心既止，                 吾心已然如止水，

嘉樹則里。                 胸有嘉樹在其里。

天子永寧，                 但愿天子心永宁。

日維丙申。                 今日细算是丙申。

昱昱薪薪，                 艳阳高悬万物新。

吾其周道。                 吾于周道向前行，

吾馬既陳，                 吾马已于大道陈[166]。

前路康康。                 前途无阻道康康，

驭弇[167]盂鸣，               驾车玉盖铛铛响。

左驂驁驁。驁驁雄壮左驂马，

右驂駻駻駻駻右驂亦强健。

牝牡驪[168]黄[169]。             无论公母与黑黄。

汝不断鞅[170]。汝等岂能思退缩。

四翰[171]靃靃。四翰飘飞雹霍霍。

霰雨[172]飘飘。               天落霰籽雨飘飘。

公謂大凶。                 公谓其象示凶兆，

余及如咎[173]。吾等如是真有咎，

其害不余。                 灾害祸患不余友。

 

3、关于《吾水》鼓诗补缀之依据、逻辑、内容刍议

 

从石鼓《吾水》诗看，诗人写的是一次乘坐华车过程中的心路历程。很可能写于崔浩“国史之狱”前。我们知道崔浩出身北魏高门。其父崔宏逝世后，崔浩袭爵白马公。在北魏后期崔浩身份显赫，是官至宰辅、国师的三朝元老，“朝廷礼仪、优文策诏、军国书记”大多出于其手。太平真君七年（公元446年）随拓跋焘征盖吴，而被获罪杀害于太平真君十一年（公元450年7月5日）。北魏都城平城（今山西大同）南郊刑场。《魏史》对崔浩的评价很高：“史臣曰：崔浩才艺通博，究览天人，政事筹策，时莫之二，此其所以自比于子房也。属太宗为政之秋，值世祖经营之日，言听计从，宁廓区夏。遇既隆也，勤亦茂哉。”

 

《吾水》鼓诗文撰写的时间可能写于太平征君十一年左右。此时，崔浩七十余岁，他凭着自己是三朝元老，为人正直，不畏权贵，对许多事多有自己的独特看法。我们从《吴人》鼓中“吴人怜极”，从《霝雨》中也可看出他对战争的痛恨。我们从《吾水》中流露的情绪来看，略带一些惆怅[174]。也就是说他当时带有一些伤感，愁闷及失意。《魏史》载：“世祖即位，左右忌浩正直，共排毁之。世祖虽知其能，不免群议，故出浩，以公归第。及有疑义，召而问焉。太平真君十一年六月诛浩。”（此时离太平真君六年拓跋焘征盖吴崔浩随行陕西宝鸡陈仓不过三年。）显然此时崔浩已经“归第”并不住在平城皇宫。从《吾水》中“吾心既止”及最末三句“公謂大凶。余及如咎。其害不余。” 时间应该是崔浩从陈仓回平城后，在他继续完成《国记》时，因此《吾水》诗最大的可能写于这段时间。这时候他已经感觉到可能有大难将至。

 

第一句：“吾水既瀞”。“吾水”，吾水之所指，可能指崔浩被 “归递”后住在自己的封地。本诗所述所思可能写于太武帝拓跋焘“召而问焉”后回家的路上。“吾水既瀞”抑或他心里正在忐忑不安，强迫安慰自己不用害怕。取心如止水的意思。

 

第二句：“吾道既平”。 此时的崔浩正是“左右忌浩正直，共排毁之”的时候，他似乎感到最来自诸方面的压力。但他认为自己一身正气，如眼前的道路一样宽阔且平直。

 

第三句：“吾心既止”。北魏后期崔浩官至宰辅、国师。并且是三朝元老，但被“归第”，经历过煊赫人生的他，或已然心如止水。

 

第四句：“嘉樹則里”。“嘉树”：嘉意为美好、赞美，树意为使之显露、使之扬名。嘉树亦形容一个人或事物受到普遍赞美。本句其意为我胸有嘉樹在其里，我无所畏惧。

 

第五句：“天子永寧”。此处的“天子”一是可能指道武帝拓跋珪、拓跋嗣在天之灵保佑，另外也可能指义武帝拓跋焘。希望其心永宁不受其他人的蛊惑。

 

第六句：“日維丙申”。日维丙申。这里的“丙申”若指年，那就是北魏道武帝拓跋珪登国十年（乙未）即丙申年。（公元395年）。如是指日，一年中两个月左右就应该有一个丙申日，由于不能确定是哪一年，故具体是哪一天不可考。但可肯定是太平真君七年至太平真君十一年间的一个丙申日。过去许多研究者认为全部的诗都是北魏驻军在陈仓时一次性写就的，笔者认为这或许并不正确，而更可能是不同时段所写。

 

第七句：“昱昱[175]薪薪”。昱昱即光彩闪耀的样子。本句需补一字位。故补叠字“薪”：“薪薪”薪薪本义指林木、木柴。 其意为艳阳高照木林新新之意。

 

第八句：“吾其周道”。本句需补一“周”字，其意为“我驾车行驶在周道上”之意，“周道”去往周都的官道。作者或引申为正道之意。

 

第九句：“吾馬既陳”。陈，备也。此句意为，我的马已经为去大道的地方

 

备好。或为追随周公而去之意。

 

第十句：“前路康康”。本句需补二字位。从上下文看其意应该指：前途无阻道路康康之意。故补“前路”二字。

 

第十一句：“驭弇[176]盂鸣”，本句需补一字，酌补“鸣”字。弇：盖也，指车盖。“盂鸣”其意为车盖上玉坠发出的声音。驾车在路上车盖上的玉坠钉钉铛铛响着的意思。

 

第十二句：“左驂驁驁”。“左驂”左边的马。本句需补二字一位故酌补“驁驁”，雄壮之意。

 

第十三句：“右驂駻駻”。“右驂”右边的马。本句需补二字一位故酌补“駻駻” 强健之意。

 

第十四句：“牝牡驪黄”。 “牝”公、雄性。“牝牡”，公母也。驪，黑也。据上下文意此句补为：“牝牡驪黄[177]”。其本意为“公母黑黄”混为一谈。公母与黑黄本是两个不同性质的东西混淆本质。

 

第十五句：“汝不断鞅”。 汝或指前文提到的“牝牡驪黄”。抑或指自己。本句补二字“断鞅”，“断鞅”指马拉车时绳子下垂，亦有“撂挑子”不干活之意。“不断鞅”原意为拉着快跑之意。这里的“汝”可能指是自指，抑或指同车的人。其意为你可不能“撂挑子”啊 。

 

第十六句：“四翰[178]靃靃”。四翰及指车盖上的群边。其句其意为：车飘的四翰，被天上飞下的雪籽打得车顶上“霍霍作响”。或暗喻崔浩自己当时可能已经在各方面受人诟病，甚至攻击了。

 

第十七句：“霰雨[179]飘飘”。此句需补四字三位。 从上句意酌补“霰雨飘飘”飘用叠字。

 

第十八句：“公謂大凶”。此句需补一字，关于“公”的所指历来有不同说法。其实这里的公，可能指与他同修订《国记》的副手高允[180]。因高允多次向崔浩示其凶兆。当时，崔浩曾推荐冀、定、相、幽、并五州之士数十人做官，每人都拟任郡守。拓跋晃（当时太子）对崔浩说：先召的人，也是州郡官职的人选，在职已久，勤劳政事未见酬答。现今可先补前番征召的人为郡县守令，以新召的人代为郎吏。而且太守县令治理百姓，应该派那些有经验的人。而崔浩坚决不让步，固执地派用了那些新征召的人。高允听说此事，对东宫博士管恬说：“崔公要遭殃了！坚持自己的错误，而要与太子争个高低，这哪会有什么好结果。” 这里的“公” 可能指的就是同他一起修《国记》的副手——咸阳公高允。崔浩凭借三朝元老刚愎自用，开罪的权贵不少。最后因修《国记》陷“国书之狱”。

 

第十九句：“余及如咎[181]”。此句补一字“咎”。余及，其意为我等一干人，亦是我们之意。咎，即灾祸、灾殃之意。“余及如咎”即我们如果有灾祸之意。古有鲁哀公曾问孟孙氏说“请有问于子，余及死乎？”之句。

 

第二十句：“其害不余”。其句之意为：我等如是真有灾祸、灾殃的话。不要贻害、连累朋友。                 

 

十一、 余论

 

关于对石鼓文的研究，其实还有一些问题需要深究。崔浩在历史上究竟是一个什么人？如果说石鼓不是北魏大军一次性在陈仓制作的，那么为什么会一起出现在陈仓出土？如果说石鼓的制作地不在陈仓那可能在哪里呢？石鼓上的文字是自然风化还是人为破坏？从石鼓图片看，不太像自然风化的痕迹，因为如是自然风化一定是同等漫漶[182]。而从石鼓的拓片、石鼓照片看。许多字都非常清楚，而只有一些地方不清楚，并且其边沿较硬。其次，这十只石鼓是否与崔浩的“国史之狱”有关联？等等这些都应该有可信的解释或推测。但都存在许多疑点。

 

一是崔浩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很高。是北魏的三朝元老为何不得善终？中华民族历史上人才辈出，崔浩正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人物。杜牧将崔浩看作周秦以至唐代最杰出的二十位军事家之一：“周有齐太公，秦有王翦，两汉有韩信、赵充国、耿鼻、虞诩、段题，魏有司马懿，吴有周瑜，蜀有诸葛武侯，晋有羊祜、杜公元凯，梁有韦叡，元魏有崔浩，周有韦孝宽，隋有杨素，国朝有李靖、李绩、裴行俭、郭元振。如此人者，当其一时，其所出计划，皆考古校今，奇秘长远，策先定于内，功后成于外。彼壮健轻死善击刺者，供其呼召指使耳。”

 

唐人朱敬则列举了十位秦汉至周隋时期最杰出的军事谋略家，崔浩亦居其一，他说：“至若陈平、荀彧、贾诩、荀攸、刘晔、郭嘉、田丰、沮授、崔浩、张宾等，可谓天下之菁英，帷幄之至妙，中权合变，因败为功。爰自秦汉，讫于周隋，兰菊相熏，惟有此矣。”在这些备受推崇的军事家中唯有崔浩是没有任何统兵征战经历的军事谋略家。但他所看问题鞭辟入里。他历仕北魏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三朝，是太武帝最重要的谋臣为促进北魏统一北方做出重大贡献。屡次力排众议，判断时机，辅佐太武帝灭亡胡夏、北凉等国，击破柔然，解除了来自北方和关中地区的军事威胁，打开了通往西域的商道。累拜司徒，封袭爵白马公、封东郡公。崔浩作为军事谋略家，深为道武帝、明元帝和太武帝所器重。作为北魏统一战争的谋主，他参与了北魏王朝三代帝王许多重大的军事决策，多谋善断，算无遗策，屡建功勋，在北魏统一中国北方的一系列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

 

《魏史》载：拓跋焘曾在召集当时新降的高车渠将领数百人交谈中，在赐酒食之时对这些将帅说了一番话：“世祖指浩以示之，曰：‘汝曹视此人，正纤懦弱，手不能弯弓持矛，其胸中所怀，乃逾于甲兵。朕始时虽有征讨之意，而虑不自决，前后克捷，皆此人导吾至此也。’乃敕诸尚书曰：凡军国大计，卿等所不能决，皆先谘浩，然后施行。”可见崔浩在北魏时期曾经深得三代皇帝的倚重。他有“料事如神，算无遗筹”的历史口碑。

 

实际上崔浩还是中国古代唯一一个从未统兵打过仗的军事战略家。崔浩甚至认为诸葛亮的许多战备决策是失误的。据《蕉轩随录》记载，崔浩认为诸葛亮的战略眼光有限。认为诸葛亮辅佐刘备主动离开战略要地荆州而偏居巴蜀“此策下之下者”。崔浩认为《隆中对》战略失策在于：“不能与曹氏争天下，委弃荆州，退入巴蜀，诱夺刘璋，伪连孙氏，守穷崎岖之地……”。认为放弃荆州确是失策，退入巴蜀的方针也不太高明。因为蜀地自古就被认为是可以安乐死的“绝地”。历史上确实少有川军夺取过全国政权的例子。所以后来诸葛亮出川北伐，屡战屡败，恰好可以说明这个问题。《隆中对》中提出的分散使用兵力也是个失策的地方。毛泽东对此有过评点，认为分散兵力是兵家大忌。谋取荆益虽然使得刘备有了立足之地，但却也陷入被动，加上选错了据守大将，形成了得而又失、失而再失的连锁性失败。赤壁之战后，刘备和孙权为争荆州一直内闹，结果使曹操趁机恢复了元气，也为后来失荆州埋下隐患。而诸葛亮出兵陇右，攻打祁山和陈仓都是失败战略决策。进入秦川后又不攻占城池企图与魏国的主力军决战，“不复攻城，更求野战”，魏国偏偏不出战，壁垒固守，长期耗费蜀军。诸葛亮还企图以“以不战屈之”亦是下下之策等等。可见崔浩是非常具有战略头脑的。

 

二是关于崔浩与“国书之狱”如何获罪的？由于鲜卑族当时是大兴安岭一带的游牧民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在争战杀伐年代，必然启用汉人学者，崔浩即这时期的重要汉人之一。神麚二年（公元429年），崔浩受太武帝（即拓跋嗣之子拓跋焘)之命参与撰录国史。北魏的国史其实比较混乱。在拓跋珪还未称魏王之前，其父献明帝拓跋寔所建之国名为代国。道武帝的父亲拓跋寔，因伤薨于代国建国三十四年五月，同年七月道武帝出生，道武帝其实应为遗腹子，献明皇后已孀居。拓跋寔死后其父什翼犍收继了儿子拓跋寔的妻子贺皇后为妻（也就是拓跋珪的母亲）。这在当时鲜卑族习俗来看并无不妥。但由于入主中原后，大部分领土都兴汉俗。故坊间质疑：不知道拓跋珪到底是算什翼犍的孙子还是儿子？而且贺皇后还跟什翼犍生了拓跋觚。这个记载是准确的，但这等于暴露了北魏统治者祖先的羞耻屈辱的历史。这些历史的记载无论如何回避不了的。其实这种收继婚习俗“翁媳婚配”，不但于当时鲜卑族并不以为奇。即使在各民族古时均有这种习俗。而在太武帝时，因其国人渐受汉族儒家文化影响，并且可能有强烈的民族自卑心。因此对此事讳莫如深。曾有一个叫邓渊的汉人撰写过《代史》由于秉直记之而被杀。现在《代史》完全失传。

 

拓跋珪十五岁即位，入主中原统一北方后称北魏。成为北魏第一任皇帝——道武帝。道武帝拓跋珪也是一个固执的皇帝。少时他看上了他母亲的妹妹，即我们今天所说的小姨子，也爱得发狂，神魂颠倒。“初太祖如贺兰部，见而悦之，告献明后，请纳焉。后曰：‘不可，此过美不善，且已有夫。’太祖密令人杀其夫而纳之，生绍，终致大逆焉。”（《魏书》·卷十六·列传第四·道武七王》载）

 

“终致大逆焉”何意？道武帝拓跋珪本有长子拓跋嗣，后杀姨父强纳小姨子，后生拓跋绍（公元394年～公元409年）。拓跋绍即道武帝拓跋珪次子，母为贺夫人。拓跋绍与拓跋嗣系同父异母兄弟（封秦王）。由于道武帝拓跋珪年纪不过四十，故立长子拓跋嗣之长子拓跋焘为太子。拓跋嗣受封齐王，官任相国，加封车骑将军。天赐六年十月戊辰日（公元409年11月6日），拓跋绍发动宫廷政变，拓跋珪遇弑身亡，年仅三十九岁。当年拓跋嗣起兵平乱杀拓跋绍（绍时年仅十六岁）。平乱后拓跋嗣即位。泰常七年（公元422年），拓跋嗣患病，大封诸王，册立泰平王拓跋焘为皇太子，命其临朝听政，以长孙嵩等人为辅。泰常八年（公元423年），拓跋嗣驾崩，年仅三十二岁，谥号明元皇帝，庙号太宗，安葬于云中金陵。

 

明元帝拓跋嗣去世后，太武帝拓跋焘继位。神麚二年（公元429）太武帝（即拓跋珪之孙拓跋焘）令崔浩在《代史》旧稿的基础上编《国记》，总结太武帝之前北魏的全部历史。即记载道武帝拓跋珪及明元帝拓跋嗣的文治武功。当然也希望把太武帝他自己的非凡成就写入历史，所以下诏命，令已高居宰辅之位的崔浩“综理史务，述成此书”。

 

《魏史》载，太武帝要求崔浩：“上叙祖宗开基所由，下及君臣废兴之迹。务从实录续成前纪外，同时要歌颂神麚以来十几年间太武帝的辉煌武功。”所谓实录、直笔，都是要把这一部分写好的意思。

 

而崔浩负责全书的“损益褒贬，折中润色”，崔浩少通经史，非常清楚史官的责任和要求。对关于“苻坚[183]灭代”之后，关于代王什翼犍之事、其婚姻情况也如实照录，未作美化；比如道武帝拓跋珪曾被迁（或指流放）至蜀国等地的情况崔浩也如实记录（亦或是保留了当年邓渊所记录情况）。

 

比如道武帝拓跋珪之父献明帝拓跋寔死后，其父的“翁媳念”的情况可能也如实作了实录。拓跋珪杀姨父强纳小姨子的事也如实作了记载。这种行为即如《汧殹》鼓中的“烝”的行为。崔浩可能没有对这些事“为尊者讳”而是作了实录。可能还有许多鲜卑族历史上的习俗，若以汉人孔孟道德观看则属于恶俗的情况。

 

修国史是当时比较“形而上”的事，崔浩通过七年的努力，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任务。他手下的闵湛、郄标“请立石铭，刊载《国记》，并勒所注《五经》”时，崔浩轻率地同意了这一建议。这是崔浩一生最大的失误。其实中原所谓“史宫直书一般都是本朝不见，留与后世评说的”。崔浩本意是要讨太武帝拓跋焘的欢心。于是在平城（即现山西省大同市）以西，每年举行天郊大典的地方附近，专辟一个“方百三十步”的广场，“立碑刻铭立之衢路，令路人观之”。崔浩这样招摇地把国史铭石立碑，向公众发布这部新编国史。其影响之大可想而知。

 

 

崔浩修国史是一个浩大的工程。一部《国史》需要刻多少块碑？如果按两步一公尺算，这个场地至少有4000多平方。按两公尺立一块碑算，至少可立数百块。据历史文献记载当时“用功三百万乃讫”。我们不清楚是300万人功，还是300万金。后世有猜测“用人功三百万”的，也有记载为“用金三百万”的，史书上两者都有所记。

 

这就引出一个问题，石鼓或并非制于陈仓而是制作于当时刻《国记》的大同附近。郭沫若先生在撰文中也纳闷，制这十个石鼓在古时应该是一件大的工程。他曾经建议应该有人到陈仓附近考察一下当地石质，后因故未成行。因为取石、打磨、抛光、定型、书丹、书写、作文应该不是短期内能完成的。谁有这样大的权力呢？除非诗人自己富可敌国，自己写了几首诗渔猎闲适诗，就兴师动众弄十个石鼓来卖弄文才？如果说是在刊刻《国记》的时候顺便为之。这倒是很有可能。

 

由于崔浩的招摇，导致其政敌的构陷，称其所撰写之国史，皇室风传说虽名为《国记》但实际是汉人对鲜卑人的污蔑，认为鲜卑人不配做汉人的皇帝。因而触动了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的敏感的神经，最终导致了崔浩被杀并诛五族。并且在被行刑之前，还被数十名鲜卑人撒尿侮辱。魏国后世自“崔浩‘国书之狱’后，史家始讳言之”。

 

显然崔浩的“秉笔直书”可能触及了北魏先人鲜卑族的不堪历史。历史上鲜卑人只是一个非常神秘的小部落，可能有许多我们鲜为人知的恶俗。

 

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崔浩可能是被“朋友”构陷。我们从石鼓《吾水》诗中可看到最后一句为“害不余及（友）”。我们可以看到最后一个关键字似被摩擦过，郭老似乎拟训其为“友”。

 

崔浩修《国记》时，有一个后世亦称文章大家的副手高充[184]。他们同修《国记》崔浩被斩并诛五族，而高允却完全无事，他不但无事后来一直得到重用，并活到九十多岁。在崔浩被杀后，高允不但全身而退还独领风骚37年。后世的史书“画蛇添足”地记载，高允如何主动向太子求情，如何在拓跋焘面前为崔浩担责。但并未受到处罚。若以生性暴虐的拓跋焘而言，怎么也不可能放过从犯高允。这些伎俩瞒得过愚民，瞒不过智者。骗得了古人，难骗今人。韩非子在《难二》中指出：“好利恶害，夫人之所有也。只要有利的地方就会有人行奸”。“事起而有所利，其尸主之；有所害，必反察之”。也就是说一般而言，总是得利的人在行奸，受害的人是不会行奸的，应从相反方面去追查。韩非曰：“昭奚恤之用荆也，有烧仓廥窌者而不知其人。昭奚恤令吏执贩茅者而问之，果烧也”（《内储说下六微》）

 

无论是拓跋焘还是太子拓跋晃，他们的母语都不是汉语。《魏书》中的许多地方，没有深谙汉语之辈的挑剔，必不知其深意，何况汉语并非母语的鲜卑人。从韩非子的观点看高允行奸的可能性最大。因为高允是太子拓跋晃的侍读（皇帝的老师）。崔浩历来“扬道恶佛”多年一直以“灭佛”思想影响太武帝拓跋焘。而太子在高允的影响下则“喜好佛法”。以崔浩系三朝元老的身份，不除崔浩高允后世将无法立足。而拓跋晃作为北魏的皇太子还死于24岁上，他的死因确实也是个谜，因为历史上记述他是忧虑而死的。一说造成他忧虑而死的原因就是他反对其父要灭掉佛教，喜好佛法的拓跋晃与其父发生了冲突忧虑而死。其实可能还有不为人知的原因，因为崔司徒在宫廷中有深厚的基础和人缘。太子不死，难免会有一些不利的消息流出。以韩非观点，作案的人一定是后来得利的人。北魏皇太子拓跋晃的死亦是北魏一时之谜。

 

北魏时期的历史从今天看来确实比较诡异。第一次有邓渊修《代史》因秉承汉人修史的传统而被诛杀。后来崔浩也因修《国记》而被诛五族。再后来北魏继任修史人魏收所撰的《魏书》，也经过三次大的重修才得以通过。但就是这种情况，还被后世历代学者称《魏书》为“秽史”。可见北魏时期可能有许多难以见人的东西。《魏书》之“崔浩传”载“世祖即位，左右忌浩正直，共排毁之。真君十一年六月诛浩。”当时拓跋焘就令人将崔浩所撰北魏《国记》全部损毁，失传至今。这就是北魏“国史之狱”经过。

 

三是当时“用功三百万乃讫”，用石头刻成的《国记》到哪里去了？为什么石鼓会出现在陈仓？这其实也是北魏乃至中国历史上的一大疑案。崔浩成修的如此众多的《国记》石碑到哪里去了？一千多年来竟然没有人研究去向。那时也没有碎石机，要砸碎石碑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最有可能的是将其埋藏才能在最短的时间让其消失而消除影响。为什么十支石鼓会出现在陈仓？这也是一个谜。这两件事是否会有相关联的情况呢，我们可以提出如下的假说：

 

如若我们站在当时的统治者的角度考虑，要想让如此众多《国记》石碑在最短的时间让它消失，消除影响最佳的办法就是让兵车拉到大河边沉入河底是最稳妥的办法。我们知道拓跋焘曾经从平城到陕西宝鸡的陈仓、渭河、汧水一带讨伐盖吴起义军。显然这条道是当时的干道。如果将石碑用兵车推到汧水、渭河一线沉入江底是最快的处理方法。由于渭河离黄河只有不足三百里，甚至可能运至黄河沉没。这个方案在有兵车的情况下是可行的。那为什么不就近（如准格尔、清水河）沉入黄河呢？如果从保密的角度看，陈仓汧水、渭河理我利于保密。从平城到陈仓是当时著名的周道。石鼓诗大都因为所写的都崔浩随拓跋焘在汧水一带平盖吴时的事。故有这种考虑也未可知。特别是从北魏当时的彊域地图来看，汧水、渭河实际上是当时北魏国界最偏远的地带。从十只石鼓在陈仓渭河岸发现，我们不妨作一大胆的猜想。失传一千多年的，由崔浩所修北魏的《国记》可能还躺在渭河、黄河故道一段的地底埋藏着也未可知。

 

①《魏书》卷三三《李先传》。

②《魏书》卷三三《王宪传》。

《资治通鉴》卷一一〇《晋纪三二》安帝隆安二年（398)正月条：  “庚子，魏王珪自中山“南巡”至高邑，得王永之子宪喜曰：‘王景略之孙也。’以为本州中正，领选曹事，兼掌门下。”

③《魏书》卷二四《崔玄伯传》。淝水之战后崔宏本欲逃亡东晋，但未能

如愿，本传载“始玄伯因苻坚乱，欲避地江南，于泰山为张愿所获”，其后又被慕容后燕统治者所用。

④《魏书》卷三五《崔浩传》。

⑤《魏书》卷二四《邓渊传》。

 

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离退休支部

王春晓

2024年5月30日   于贵阳

 

附：

 

石鼓文足征记

（根据姚大荣《惜道味斋集》北京图书馆钤印本断句加标点转简体整理）

 

 

石鼓文足征记

贵州安顺 姚大荣[185]

 

自苏勖以石鼓文为史籀之迹，迄今千二百余年，信者十七，疑者十三。信者固不讯端末，寻声佐哄；疑者亦徒劳往复，终无确证。往读崔浩《广德殿碑颂》，怪其辞气与鼓文如出一手，亟思推究来历。俾虚声退而实际出。又怪石鼓所载，事与文皆关朝章政典、会同讲武及文字源流，不应经史俱无所考见。况阅世既久，论者斯繁，大率与经部小学、史部金石、子部艺术、集部诗文动多相涉，岂有盛名若斯，任其久假弗归之理？间尝浏览群集，平心静气，以求合于苏勖所言，终不得一；当求合于崔浩之据，则众证奔赴，触目有会。恐一人之见不足以破积非，迟回久之。嗣阅俞理初（正燃)与成筠园（君瑾)书，证知石鼓文为元魏世祖太平真君七年西征盖吴时物，索隐钩沉，援据精确，私幸鄙见不谬于前贤，而叹千古无不破之疑案，亦终无可掩之实迹也。

 

俞氏与成君瑾书见《癸巳类稿》。兹先逸录，以谂观者：石鼓得示李彪一语，奚翅千金也。近石鼓有汇考，唐以来文章搜罗尽矣，求周鼓证据，丝毫不可得。尝读石鼓见存字，以薛尚功所摹勘之有曰“日惟丙申”，有曰“公谓天子”，有曰“天子来”，有曰“嗣王”，有曰“吴人怜悯”。寻石鼓始见书传者，《后汉书·邓骘传注》及《元和郡县志》载苏勖语，此后韦、韩诗兴会议论，乃仰椽虚构也。谓为周宣王时物，史籀写作。《说文》所载籀文，确与石鼓不同。鼓曰“嗣王”，曰“公”，可言成王时；然既曰“公谓天子”，“天子来”属周公、成王矣？鼓文又曰“嗣王”，“嗣王”当何指？又谓文王制鼓，成王刻文；又或以漆书刓及有周秦“权”字，谓是秦鼓，均与“天子”“嗣王”“公”不合。检《续汉书·郡国志》右扶风陈仓注，引汉辛氏《三秦记》有“石鼓山，将有兵，此山则鸣”。山在今凤翔县西南。辛氏不言石鼓有文。今有文十鼓实出古陈仓地，其地在今宝鸡县南二十里，知当辛氏作记后，在汉以后、唐以前，早不过曹魏，迟不过隋。马定国以为宇文周时物（《姚氏残语》)，则南宋温彦威传其说，后元刘仁本亦从之。而其文《中州集》《金史》俱不载，其意则可推也。大统十一年为东魏武定三年，为梁大同十一年。《魏书·晋帝纪》是年十月有乙未，《梁书·武帝纪》是年十一月有乙未，盖南北大小尽殊。梁十月乙未朔；魏十月乙未晦，十一月丙申朔也。《周书·文帝纪》“大统十一年冬十月。大阅不白水，遂狩于岐阳”，遂事在十一月朔可也，然不得“嗣王”义。又十三年十一月狩岐阳保定元年十一月丁巳狩于岐阳，十二月壬午止，自岐阳二十六日无丙申；天和三年十一月田辰幸岐阳，十二月丁丑止，自岐阳三十四日无丙申。（大荣案：此驳马定国之说也。汪上湖：文内“鯉鲤杨柳，灵雨舫舟”，皆春巡之景，非冬狩也；既非冬景，则马生万余言徒费笔舌矣，以宇文四狩皆在冬而不在春也。)至大统十三年夏五月，周太祖奉魏太子登陇刻石，不由岐州。建德二年二月诏皇太子赟巡抚西土，三月己卯皇太子于岐州获二白鹿，明著太子不得谓之“嗣王”。汪君师韩则以为大象中补刻，“天子”指天元，“嗣王”谓静帝，则杨氏执政矣。（大荣按：大象元年己亥距贞观元年丁亥仅四十九年，时代太近，苏勖何得以为史籀之迹？汪中驳马定国已畅言之矣。)今检李彪表云：“礼田岐阳，先皇之义也。”表在宣武时。又检《世祖太武纪》，则表文合鼓文，字皆合。太平真君六年九月，杏城盖吴反。十一月诏扶风公元处真、平阳公慕容嵩、西平公寇提及尚书乙拔讨之，车驾西征。七年二月丙申。幸整屋，诛叛民军次；陈仓诛散关氏，还幸雍城，田于岐山之阳。乙拔等破吴，吴遁走。三月车驾旋轸。八月吴死，传首京师。则鼓曰丙申朔鳌屋之事也。云“天子来”，世祖也；云“嗣王”，谓五年太子晃副理万机，总统百揆也；云“公谓天子”，扶风四公也；云“吴人怜悯”，宋人雍、梁二州兵屯境上，助盖吴者遁也。《世祖纪》云，始光二年初造新字千余，《周书·黎景熙传》亦言魏太武字义颇与许氏有异。（大荣按：检《周书·黎景熙传》不涉及太武，《北史》同此条。小误。)今检石鼓文非籀文，又与《说文》异；自始光二年至太平真君七年，新字行已二十年。推石鼓为大武时物，其地合，其人合，其事合，其日合，其字画合。阁下一言胜马生万余言矣。

 

按：俞君此书作于嘉庆十二年丁卯，在王昶《金石萃编》成书后二年，为考定石鼓最精确之书。余获此依据，复加嵬讨，乃得发石鼓之覆，存崔浩之真。谨列铁证二十一条，以质好古不妄之君子。

 

按《魏书·崔浩传》，世祖西巡至东雍，亲临汾曲，进军围薛永宗垒。浩请急击之，世祖从之，永宗溃灭。车驾济河，前驱告贼在渭北。诏问浩，欲渡渭南西行。浩对宜从北道先击盖吴，若从南道，则盖吴徐入北山，卒未可平。世祖不从，乃渡渭南，果如浩言，军无所克，世祖悔之。浩在行所，两陈军略。岐阳之狩，石鼓之刻，正在此时，属辞书丹，非浩而谁？证一。

 

或谓太武神舞四年行幸漠南，大狩，勒石以纪功德；太平真君四年，行幸中山，次于恒山之阳，诏有司刊石勒铭。两事俱载《本纪》，若石鼓果纪太武时事，《本纪》岂得不书？不知太平真君三年，世祖行幸阴山，杨难当朝于行宫，世祖因名新殿曰“广德”（见《本纪》).刻石树碑，勒宣时事，侍中司徒东郡公崔浩之辞也。碑阴刻从臣姓名，所谓《广德殿碑颂》是也。语见《水经注·河水篇》。而《魏书》及《北史》纪传皆不载勒碑事，则史文或具或不具，而浩刻石之文不必于史征信。（按范祖禹《魏书·叙》称，魏史官邓渊、崔浩、高允皆作编年书，遗落时事，三不存一。由是言之。太武刻石《本纪》只言其二，恐所遗者尚不止《广德殿颂》及石鼓文已也，特不可考耳。)证二。

 

石鼓多重文。其挦撦[186]《风》《雅》，如苏绰之摹仿《大诰》。其夹用诗词，如伪孔之缀辑逸经。《广德殿碑颂》亦然。其词云：“肃清帝道，振摄四荒。有蛮有戎，自彼氐羌。无思不服，重译稽颡。恂恂南秦，敛敛推亡。莪莪广德，奕奕焜煌。”仅十语耳，而直抄《雅》《颂》者二，连用重文者四。试杂置潘迪音训、王昶释文间而并颂之，其章句、音节、神理，一一与鼓文合同而化。所谓其言与《雅》《颂》同文者，非他人，实崔浩也。（按：浩生平著作喜摹经典，其册封沮渠蒙逊为凉王，制词多与训诰同。文节录于此，并可考见一家笔格云：“钦哉惟时，往践乃职，祗服朕命，协亮天工。俾九德咸事，无忝庶官，用终尔显德，对扬我皇祖之休烈。”见《魏书·沮渠蒙逊传》)证三。

 

鼓文有“吴人怜悯”之语，与《崔浩传》“吴贼南寇，而舍之北伐”语气相类，皆斥宋师，以宋建国吴地故也。（《通典》：东晋末大将宋武帝讨南燕慕容超。超召群臣议拒晋师，大将公孙五楼曰：“吴兵轻果，利在速战，不可当也。”《洛阳伽蓝记》:“张景仁宅在归正里，民间号为吴人坊，南来投化者多居其内。”宋敏求《长安志》:“颜师古、欧阳询、沈越宾俱往敦化坊。”颜即南朝旧族，欧阳与沈又江左士人。时人呼为吴儿坊，则北朝斥南朝为吴，习尚类然，何疑于吴人之为宋师乎？)其下文“载西载北”，正述魏师循渭西行，北追盖吴事。是时两军相持，利钝未决。太武此行，为畋渔游观而来，故无一语及战事，决知刻石在破吴前，与太武纪一一吻合。证四。

 

世传魏碑多系隶、楷，间有杂篆笔者，如《嵩阳寺碑》《李仲璇修孔庙碑》之类。惟石鼓纯是篆文，多非《说文》所有，而造句类“车攻”“吉日”等篇，故苏勖不知为北魏新字，而以为史籀之迹。然《说文》所载籀文，皆首尾锐锋，与三代古文同体；石鼓文首尾齐一，形同秦篆，而结体团扁，状类北碑，实开拓一代风气。通观自见，安得以为籀文乎？证五。

 

《周书·黎景熙传》:“从祖广常从崔宏受字义，又从崔浩学楷篆，自是家传其法。季明亦传习之，颇与许氏有异。”是崔氏世精书学，兼长训诂，浩更工篆书。其注经，喜陵跨先儒，故当时谀之者谓马、郑、王、贾不如其精微，则其篆书变古嗜奇，不屑拘守《说文》正体，一时传习，自成宗派；参伍斯、冰之间。洵无愧色。《碧落碑》极意效颦，唐人尚妄有称说，况此文乎？证六。

 

史称浩留心制度科举及经术之言，历事三主。自朝廷礼仪、军图、书记皆待咨决而行。出石鼓篆文与世祖所造新字千余，并振新耳目之作，确出浩手，夫复何疑？证七。

 

世祖颁下新字诏，中有“文体错谬，会义不惬”之语。（按：《说文》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 撝[187]，‘武’‘信’是也。”“谊”“义”古今字通，“会义”即“合谊”。魏诏“会义”即六书之“会意”，特易一字以示立异耳。)其于六书，单提会义生文，则其造字宗旨偏重会义可知。北朝专辄造字。鄙陋猥拙。乃以神虫为“蚕”，巧言为“辩”，追来为“归”，百念为“忧”，不用为“罢”，更生为“苏”。先人为“老”等字，大为江式、颜之推所讥。今检石鼓等文，虽未能确定其音义（诸家各以音释，未便附和）。寻其旨趣，大约与江、颜所举义主会意诸字无殊。惟浩书为一代冠冕，其行笔遒雅，结体整密。又纯用篆法，翻以古厚之趣，掩其俗劣之迹。故自苏勖以来，多为所蔽。证八。

 

《魏书·江式传》:“式表请撰集古今文字，叙述源流备矣，独未及太武新字。意者，纠之则碍于祖制，依之又同于俗讹。为尊者讳，事有难言，未竟其功，职是之故。”假使江式之书竟成，则此奇惑之体，必班正篆之下开卷即晓，何至章怀因之证史，退之藉以谤经也？证九。

 

《魏书·崔浩传》:“弱冠为郎，道武以其工书，常置左右。”又云：“浩既工书，人多托写急就章。自少至老所书，盖以百数。世宝其迹，裁割缀连，以为模楷”。

 

《北史》浩附父宏传：宏祖悦与范阳卢谌并以博艺齐名，谌法钟繇，悦法卫瓘而俱习索靖之草。谌传子偃，偃传子邀；悦传子潜，潜传子宏（《宝刻类编七》有《郑司农碑》，崔潜撰，八分书。崔氏书碑之见于著录者仅此，惜今无传)，世不替业。故魏初称崔、卢之书。由是观之，浩家四世工书，并有重名一脉相传，不闲旁支，古今所未有也。又《魏书·江式传》:“篆体尤工，洛京宫殿诸门版题，皆式书也。”又云：“兄子顺和，亦工篆书。兖州人沈法会，能隶书。宣武在东宫，敕法会侍书。以后隶迹见知于闾里者甚众，未有如崔浩之妙。”北魏书家林立，史独举浩，扬摧一代，其妙可想。今观魏齐间碑刻，虽结体不同，而古厚多变态，殆非唐初诸人所及。况浩位重才高，杰出冠代，所著《国记》，勒石衢路，惜遭毁弃，妙迹永绝。幸存石鼓，惜未镌名，委于榛莽之中，显于有唐之世，其为欧、虞心折，固不待言。宜苏勖臆断为史籀之迹，而欧、赵著录，亦以为非史籀不能作也。王、羊、褚、薛精鉴非差。证十或谓太武之父明元皇帝讳“嗣”，作鼓文者断无不避此讳而以“嗣王”称其子之理。南北朝人最重家讳，凛不可犯，见于史传说部者甚多，士夫交际且然，何况廷臣之于君父，敢斥所讳似也。然此论诸夏之礼则，然不可以概论。拓跋氏尤不可以概论。崔浩之时，拓跋氏起自北荒，本鲜卑别部。“鲜卑”系译音，译音无定字：《穆天子传》作“西膜”。近译西史作“西米底”，或作“瑟密底”，又作“辛卑尔”，皆即鲜卑特古译省尾声耳。《魏书·帝纪》称“拓拔远祖皇帝”，此后来缘饰之词，未足为据。今通合西史考之，如《纪》称：宣帝推寅南迁大泽，方千余里.厥土昏冥沮洳，谋更南徙。献皇帝邻命圣武皇帝诘汾南移，山谷高深，九难八阻，有神兽导引历年乃出居匈奴故地。其迁徙策略，多出宣、献二帝，故人并号曰“推寅”，盖俗云“钻研”之义。以上所述，他书无考，西史亦无考。惟所称千余里大泽，非中国北边所有，其为黑海无疑。（洪钧《元史译文证补》引希腊、罗马古史载里海以西、黑海以北，有辛卑尔族居之，距今二千六百余年。黑海北境有辛卑尔古城，黑海峡口初名“辛卑尔峡”。)是魏之先本居西北荒外，后渐徙而南，而东，不知历几何年，始出居匈奴故地。魏之来历如此。西戎之俗：子孙会元可世袭高会祖父之名。（例如帕提亚国君名阿耳撒盖斯者。三十有一代；西亚国君名安底约古斯者，十有三代：其地中海沿岸诸国，后人袭前代之名者尤多不胜纪。戎俗固难绳以华礼也。)今《魏纪》云宣帝二年并号“推寅”。是祖孙不嫌同名。（献帝之讳邻，当由迁洛以后追改。)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举魏诸宗室王公同名者数十条，赵翼《二十二史札记》讥魏追尊其先世，并名号亦出于追制。“追制”云者，以鲜卑语译华文，其不合雅训者别易之，如“创造”者然也。“嗣”字之义在鲜卑语为何等字，今不可晓。按《隋书·经籍》，魏氏迁洛，未达华语，孝文帝命侯伏、侯可、悉陵以国语译《孝经》之旨，教于国人，谓之《国语孝经》。迁洛在太和十八年，上距太平真君七年凡五十年，是时鲜卑尚未达华语，则太武之时华戎语言隔阂尤可想见。明元之讳“嗣”，实由鲜卑语译成华文，论其国俗本不避讳；而华文非鲜卑所晓，鲜卑语又非华人所晓，虽欲避讳，其将何从？故《宋书·索虏传》:“太平真君四年十一月，令皇太子总百揆。诏云：‘其令皇太子嗣理万机，总统百揆也’”。又《南齐书·魏虏传下》：“太子晃诏云：‘储宫嗣绍，百王旧例。’”二诏皆不避“嗣”字，此其证也。夫堂堂诏书，传播邻国，形诸记载，皆不避“嗣”字。而后人转以是疑石鼓，盖亦蹈常袭故之见，而未知华裔礼俗之有不同也。崔浩久参帷幄，知魏之国俗不同华夏，故其所著《国记》，尽述国事，备而不典，虽云实录，然在华言华，而侈陈戎俗，何异腾谤？此其所以获祸独酷也。孝文迁洛，用夏变夷，史官纪述，鉴于崔浩，谁敢直笔？故魏收之书。博访百家，包举一代。范祖禹讥其文不直而事不核。非直与核之难，而不能直、不能核之为难也。综考元魏一代，孝文以前循其国俗，故避讳之礼略而不讲；孝文以后，则以华礼润饰戎俗，故史多曲笔。而以论石鼓之不避“嗣”字，则尤有故。古人临文不讳，故《噫嘻》之诗歌咏成王、周公，而曰“骏发尔私”，不避武王讳也。《雍》诗禘[188]文王，而曰“克昌厥后”，不避文王讳也。石鼓文规仿《雅》《颂》。不主故常.“嗣王”亦沿前代名词，三代之王，后世之帝也。与宗藩沿例封王者，貌同心异，未可执一而概议之。证十一。

 

或谓苏勖去崔浩年代不远，果出浩手。勖岂不知？不知典午南迁而后，隋唐统一以前，江左以中原为戎马之余，中原以江左为文物所在。学术文章每不相照，学者往往疑世间或有奇妙罕传之典籍，零落于兵燹转徙之际。亟欲复得，故不免失之于轻信。苏勖之去崔浩，其视孔颖达之去枚颐为近，视去姚方兴为远，综而论之，略相先后耳。颖达通儒，经籍道重流传授受。先典攸昭，颖达尚排斥马、郑来历分明之本，而信崇校姚晚出售伪之本（伪《古文尚书》乃王肃作，特自枚颐奏上施行，故沿称《枚书》耳)，苏勖得不拥戴石鼓为史籀之迹乎？证十二。

 

苏勖《叙记》后世无传，其见之唐人征引者，为窦臮[189]《述书赋》注及李吉甫《元和郡县志》。臮云：“吏部侍郎苏勖《叙记》卷首云：‘世咸言笔迹存者，李斯最古，不知史籀之迹，近在关中’”。吉甫云：“贞观中，吏部侍郎苏勖记其事云：‘虞、褚、欧阳，共称古妙，虽岁久讹厥，然遗迹尚有可观，而历代纪地理志者不存纪录，尤可叹惜。’”二书所引，详略互备。苏勖所言，羌无故实，意在谬托史籀，翻前人笔迹存者李斯最古之案，方以文不足征为惜，不得已乃近取虞、褚、欧阳古妙之虚称，以为敷佐。其向壁虚造，有乖不知为不知之义亦明矣。乃至欧阳修而其说一变。《集古录》云：“传记不载，不知韦、韩二君何据，而知为文宣之鼓也。隋唐古今书籍粗备，岂当时犹有所见而今不见之耶？”欧公但引韦、韩二诗为证，而不知韦、韩实祖述苏勖。苏氏本周隋世家，勖入唐更以贵戚历官文学侍从，史称其博学有美名。果有古籍称道石鼓，勖叹惜何为？且勖之《叙记》即系隋唐间书籍，欧公尚未之见，顾欲求隋唐未有之书籍耶？宜刘敞笑其不甚读书也。及至王厚之，而其说再变。《复斋碑录》云（已佚，今见《宝刻业编》及《古文苑》章樵注附录）：“予意，此鼓之刻载于传记，而经历乱离，散落草莽。至唐之初，文物稍盛，好事者始加采录，乃复显于世。及观苏勖《叙记》，尤喜予言之为得也。”又云：“唐之文籍，视今为甚备，而学者不敢为臆说，当时传记必有可考。”夫果传记可考，苏勖不应为是言，窦臮、李吉甫亦必详为征引。乃二家惟苏勖臆说是从以外，更无一字称述，岂唐初诸人皆未见此等传记，而顺伯于梦想间见之耶？夫本无是传记而虚拟为有，且谓古有而今无，此尚可与道古耶？顺伯所言，与苏勖《叙记》全不相应，疑其未尝寓目，不然则务为遁饰，自欺以欺人也。（张淏[190]《云谷杂记》说与《复斋碑录》同。崔述《丰镐考信录》已详驳之，故不复及。)考贞观元年上距太平真君七年仅一百八十二年，未为甚久：因露处于野，故有訛阙；前代地志不录，可见去唐不远。岐阳为帝王蒐[191]狩名区，屡见于史，地非迂僻。盘盘巨石，磊磊棋布，果系籀文，自在耳目，之前史家早应著录。（《丰镐考信录》云：“汉都长安，距岐为近。班固，扶风人，郡中有此古物，不应不知及知之而不言也。”)许慎《说文》搜采旁及郡国山川鼎彝，郦道元《水经注》备录关中古迹，岂有胜地名刻而反遗之？一则以事在汉后未由甄录，一则以篆迹新而不典，人所难识，又未勒石如《广德殿碑颂》之比故也。（此条尤要。石鼓声名所以震爆古今者，苏勖《叙记》之力也。惜自贞观迄今，无人勘破其说耳。故崇信石鼓者，当推本苏勖为开堂说法之祖；而讨论石鼓者，尤应以案问苏助为直倾巢穴之师。舍是而别自为说，是谓狐不首丘，叶不归根。)证十三。

 

或谓唐代善书、善鉴之家林立，勖言果谬，虞、褚、欧阳及李嗣真、张怀瓘、窦臮、韦续之徒，未必人人扶同。不知欧师北齐刘珉、虞师陈僧智永、褚师隋史陵，皆诸家年辈相接之人也，而各以为师。石鼓文在北魏之初，约在诸家高会以上，又系不经见篆迹，得不其称古妙乎？（以近事例之：惠定宇之《易述》，陈兰甫称其古雅；章实斋之《志例》，戴东原亦以古雅称之。盖称其体裁之古，非年代之古也。欧、虞诸家以古妙称石鼓文，意殆犹此。)然亦但称古妙而已，未以为籀文也。其以为籀文者，仍苏勖附会之说也。嗣真《书后品》，怀瓘《书断》，臮《述书赋》《续九品书人》，备录南朝书家而北魏阙如，轻蔑甚矣。（自贞观趋风晋帖以来，北魏书派湮晦千载。欧阳永叔评论唐以前书，谓后魏、北齐差劣；黄伯思谓后魏、北齐人书，虽差近古，终不脱毡裘气。盖非就书论书，由意存夷、夏习尚使然也。本朝何义门、陈子文辈已渐赏魏碑之妙，迨邓顽伯、阮云台、包慎伯诸公竭力表彰，魏碑始大显于世。晋帖早贵而雁[192]本多，魏碑晚达而流传远，岂文字亦各有命运耶？)忽焉得一无名古刻，非秦汉、非魏晋、又非南朝蹊径，而书实古妙，无可归美，安得不以属史籀？此苏勖之言所以易人也。假使知为崔浩书，则诋毁随之矣。传曰：“以今视古，古犹今也。”今代善篆者推邓石如为冠，而在嘉庆间论犹未定也。钱坫[193]自负其篆为直接少温，及见邓书，初不知其人，推服甚至，以为非少温不能作；世有其人，己当搁笔。迨询知为邓，遂曲加诋毁。贵远贱近，厌鸡爱鹜，古今同弊。证十四。

 

或谓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叙石鼓于仓颉之后，李斯之前，若石鼓是后人作，岂其论次如此？余谓：著述自有体式。当杜甫时，李嗣真、张怀瓘、实臮之徒附和苏勖臆说，其书已流布，然疑可否，自应如其时代而位置之。今甫诗云：“苍颉鸟迹既茫昧，陈仓石鼓又已訛。”“又”与“既”对，“訛”与“茫昧”对，等石鼓于鸟迹，皆是借作波澜，引起李斯、蔡邕，方入正论。若杜意果以石鼓为籀文，自当如东坡殽毂冰、斯，而以良吏笔法诏其甥以取法乎上矣。今但称“已讹”，其视石鼓有无、轻重毫不介意，自在言外。杜去苏勖不远，所见石鼓谅系初拓，顾乃以甫经发见之物，遽斥曰“讹”，与太古鸟迹同论，其反抗苏勖之意可知矣。杜为唐一代诗人之冠，其论书不取石鼓，识力亦足冠一代。奈何后学将此诗滑口轻读耶？证十五。

 

或谓《后汉书·邓骘传》“遭元二之灾”，章怀注引岐州石鼓铭凡重言者皆为二字。以证“元二”当为“元元”；缘石鼓是三代物。故引以释汉事，而非以后证前。余按：古书重文。以小二字赘其下者，三代钟鼎及秦石、汉碑、晋帖多有之，卫宏所谓古一字有两名者.因就注之是也。石鼓文在后，自是因而非创。而“元二”之为“元年二年”，不当为“元元”。钱大昕曾纠之，语在《后汉书〉辨证考》。司隶校尉杨孟文《石门颂》，凡“蒸蒸”“明明”“荡荡”诸重文，皆旁书小二字。至中遭“元二”之“二”字，则大书在中，《孔耽碑》遭“元二坎坷”之“二”字亦然。益信章怀注之误。盖其书成于仪凤年间，张大安诸人习闻苏勖之言新奇可喜，故详加征引。实则旁书小二字作重文，究嫌苟简。故汉《石经》及其他典册高文，皆无此体；而谓成周盛时，文尚繁富，又开苟简之风乎？若谓注书不当引后证前，则《毛传》曾引颜叔子、柳下惠以证巷伯刺幽王之诗，郑君注《周礼》，引董仲舒就日食以证大祝之说，引吕步舒治淮南狱以证讶士之职矣。此两汉经师家法也，岂注史转严于经乎？证十六。

 

或谓《续汉书·晋国志》引辛氏《三秦记》“陈仓石鼓山，有兵则鸣”，而不言其时代。使石鼓果为北魏之物，不应汉时即以名山；刘昭在北魏前，不应先取以注史。不知《魏都赋》注引《冀州图志》:“邺西北石鼓山，山上有石，鼓形。”谢灵运有《登上戍石鼓山》诗。《太平寰宇记》:“武安县南鼓山，上有石鼓二。”此皆山以鼓名者，非因有文字而名之也。陈仓石鼓山虽自汉著名，而辛氏不言有文，度其初不过顽石十枚，确具鼓形，地志因以名山。崔浩随猎见之，因制文刻其上。今安顺府城南有石七枚，形亦如鼓，莫知其由来，府志谓之七星石。假令后有好事者续加篆刻，固不得追咎《府志》不录其文矣。证十七。

 

或谓坛山石刻传为周穆王书迹，赵明诚以笔画类小篆为疑，宋濂尚辩正而重摹之；石鼓文则明诚不复有异词，似属可信。余谓：坛山篆迹古无记载，突出于北宋中叶，其来处岂堪究诘？若赏其字画奇古，缺疑可也。竟断以为周穆王书，试问古来刻石缘起，必因纪功与事，或以纪游，无专记日者，坛山之石止刻“吉日癸巳”羌无故实当是东晋以后人欲以古迹眩世，影托《穆天子传》而为之。且“癸巳巳字”訛为“戊己”之“己”字，触手便错。前人不辩而误信之，非也。石鼓文歌咏当日之事，本非依托古迹。三人成市虎，则初唐诸人之过，非崔浩意料所及。赵明诚疑彼信此，不充其类，宋濂大惑不解，强辩何益？证十八。

 

然则周代无刻石乎？曰：无之。非西周无之，夏、商亦未有也。先秦古迹有道及石刻者，惟《穆天子传》。传称：“天子五日观于春山之上，乃为铭迹于县圃之上，以诏后世。”郭注谓“勒石铭功德也”。秦始皇、汉武帝巡狩登名山，所在石刻立表，此之类也。《穆传》又称：“天子遂驱，乃纪铭于弇山之石，而树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此当为古刻石之始。但县圃、弇山所在.葱岭之西，古为波斯、巴比伦、亚西里亚诸国地。穆王西征万四千里，据《列子》《山海经》、诸史《西域传》及近译西史地图参证，西王母之邦即古亚西里亚国。周穆王见西王母后.更行千九百里，至西北大旷原，观日之所入，盖已涉欧罗巴东境（别详拙著《西王母证》)，乃南征东归，考波斯、巴比伦诸地，古多石刻，穆王至其地，因其俗，故亦有刻石。东归后则无之，缘中国古代重镂金不尚刻石也。郭注但引秦汉为证，可知秦以前固无可举似也。证十九。

 

或谓《始皇本纪》群臣议称“古之帝者，犹刻金石”云云。可见石刻由来甚古，不始于秦。曰：秦时虽有是说，不过以金石相配成文。其实三代制作，镂金而不刻石。刻石是秦人特创之制，故史公以特笔记之。遍考三代古书，并无刻石只字见于纪载，惟《秦本纪》载蜚廉石棺铭十五字，在商周之际，是为石刻见于纪载之始。然托言天赐，索隐驳其非实；谯周深所不信，其有无乌足深辨。史称秦兼戎狄之制。东周之时，波斯最强，统一西土，沿用古代亚西里亚橛形文字而小变之，其诏令刻之崖石，自馀公私文字，则画革为书。秦起西陲与波斯仅隔流沙一域，故亦仿效其制。勒碑刻铭，仅其一端。当时群臣议称“古之帝者，犹刻金石”。刻金，中国制也；刻石，西戎制也。秦兼而用之，故群臣以是为言。然亦只用之歌颂功德，其他公私文字仍用竹帛，并非一概勒石，与波斯制度大略相同。且由今溯秦二千一百余年，泰山琅琊秦篆遗刻，尚有存者；许叔重去周数百年，《说文解字》取证仅及鼎彝，曾无成周片石供其采择。比而观之，益了然其故矣。且秦汉石刻传世者，指不胜偻[194]；周祚绵长，果有石刻，八百年间应有千百种流传，今不及见。岂唐以前人皆不及见，仅让石鼓文孤行天壤耶？盖无者不能饰为有，即强为附属，终嫌不类。举凡尧碑舜碣，峋嵝红崖，延陵墓石，胥可持吾说以称量之。此事理之最易明者，胡前修之不悟耶？证二十。

 

或谓汲县《吊比干文》，论者以为崔浩之笔。今考其字画，不类石鼓，何欤？余谓此论者之疏也。比干墓上之文，是魏孝文帝太和十八年之作，是时崔浩死将五十年矣，安得谓是其书乎？（按：宋王案《刻汝帖》摘取《吊比干文》中数行，强名为崔浩书，黄伯思笑其不稽古，陈奕禧《隐绿轩题识》论崔浩书条，即就汝帖所刻为言，殊欠分晓。)非者不得冒为是，是者即不得没其真。安能以《汝帖》之非，夺石鼓之是乎？证二十一。

 

以上二十一条，均称博考群籍，力抉本真，不参世谛。每树一义、征一典，其有关考订者，必探溯根源，穷其究竟。不强前人以就已说，不割裂字句以证成私见。后之览者，定能鉴此苦衷也。窃慨浩修《国史》，以直笔见尤，文字之祸甚烈，而得以此文冒良吏之名，嵌置禁殿，以填金见珍；登诸太学，以石经埒重。何不幸而遇闵湛？何多幸而遇苏勖也！昌黎自谓能识古书正伪，而失之眉睫之前，不勇于自信乎？考证之事，前疏后密，俞君之言，俟全不惑，余亦乐得而赓续之。馀若董逌、程大昌（二家以为周成王鼓，至今尚有袭其说者，以诗书之文校多，尤便掇拾附会耳）。郑樵（以为秦鼓）。陆友仁（以为北魏宣武帝景明二年所刻），杨慎臆造全文以欺世，贻笑千古。后来师其故智、实繁有徒.动辄增改鼓文，以图私说，似此何必考古？旧须另刻十石，欲题为何代即以为何代之鼓，无所不可，而必以诬石鼓乎？故余谓石鼓文之可信者，除天一阁北宋真本外，凡有不合于薛尚功、郑樵、王厚之、施宿、潘迪、王昶诸家所录者，皆伪造也。不可以污吾简牍）等臆说，日滋及其他专书丛说，片文孤证，语等捕风，无烦扫雪。若夫韦、韩、苏、梅及两宋以远诸名辈之诗歌，虽善无征。谓之寓言可矣。

 

注释

[1]（见《郭沫若全集》第九卷第42页）

[2]（见《郭沫若全集》第九卷第6页）。

1、阮元：江苏扬州人，字伯元，号芸台，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文渊阁直阁事南书房行走，提督浙江全省学政，官至体仁阁大学士。阮元在金石学、经学、史学、书画等方面颇有造诣，撰有大量的著作如《集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挛经室集》《两江金石志》等等。

[4]董逌(生卒年不详)，字彦远，宋东平人。在政和年间(1111—1118)官至徽猷阁待制。

[5]苏勖（勗xu（四声））唐初书法家吏部尚书，也是第一次记载石古文的人。此说影响较大，曾经得到清时几代皇帝的认同与支持，所以一直延续至清末。

[6]1982年发表《石鼓文研究诅楚文考释》时又重新提出，他批评了前人仅从字形比较研究的方法，而从研究地名入手，考定为襄公八年立西畴时作。

[7]此说有罗振玉、马叙伦、许庄叔、宋鸿文、杨寿祺、尹博灵、李铁华、蒋五宝等支持，但各人所持依据并不完全相同，具体时间也不太一致，刻制石鼓之原因也各自有别。

[8]“超星图书馆”:“超星数字图书馆”是国家“863”计划的中国数字图书馆示范工程项目， 2000年1月，在互联网上正式开通运行。在电脑上查阅图书非常方便并且是PDF格式。也就是说它是按原书数字化的。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各时代名人的全集、甚至全国各地各个版本的地方志也能从电脑上查询了。

[9]（姚大荣（1860-1939），字俪桓，一字芷峰，号芷澧。清朝贵州普定（即今贵州省安顺市）人。光绪九年(公元1883年)癸未科进士，三甲六十三名。历任内阁中书，起居注主事，刑部主事，学部图书局行走，官至大理寺推丞。辛亥革命后，定居北京专事著述。当时京城中新旧学家均对其十分推崇。著有《墨缘汇观撰人考》、《惜道味斋事集》、《马阁老洗冤录》、《木兰从军时地表微》、《西王母国故》等新旧学著作。1939年4月21日姚大荣先生在天津英租界去世。）

[10]嘽（音chǎn）形容牲畜喘息的样子。

[11]《先锋本》最早为皇祐年间拓制，《后劲本》早于《中权本》为大观年(1107)或元丰、元祐年间的拓本，《中权本》最晚为政和元年(1112)赐本。其中据郭沫若统计，《中权本》存字最多，有501个字(不计重文，全字465个，半字30个，合文5,赘文1),《后劲本》字数比《中权本》略少，现存491个字(不计重文),《先锋本》因剪裁去的最多，存字最少为480个。

[12]此说影响较大，曾经得到几代皇帝的认同与支持，所以一直延续至清末。

[13]1982年发表《石鼓文研究·诅楚文考释》时又重新提出，他批评了前人仅从字形比较研究的方法，而从研究地名入手，考定为襄公八年立西畴时作。

[14]汧殹：殹，通翳。糢糊、混浊不清等意。也作为古文虚词用。类似也、噫、兮等用法多用于句未。但从石鼓文中看，应该是作形容词用。“殹”是形容汧水的。即“混浊的汧水”之意。

[15]作西畴：这里的畴并非现代解释是经营田地之意。西畴古指秦襄公专门修建祭祀“白帝”的地方，中国古代神话中的五天帝之一，古代指西方之神。《周礼·天官冢宰·大宰》：“祀五帝。”唐贾公彦疏：“五帝者，东方青帝灵威仰，南方赤帝赤熛怒，中央黄帝含枢纽，西方白帝白招拒，北方黑帝汁光纪。”作西畴指祭祀的场所。

[16]《括地志》是我国唐朝时的一部大型地理著作，正义除了解释原文、说明地理之外，还对一些字加了音注。

[17]唐兰（1901年—1979年1月11日），原名张佩，出生于浙江嘉兴，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文字学家、历史学家、金石学家对金文、甲骨文等古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古代史学等诸多领域都造诣很深，且治学严谨，学术创见甚多，对所及领域均有很大贡献。20世纪30年代著有《古文字学导论》《中国文字学》，对古文字研究造诣很深，贡献大。20世纪40年代专门研究过战国文字和战国史，对中国古代史有独创的见解。后入故宫博物院学术委员会主任、陈列室主任、美术史部主任、副院长等职。后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中国古文字学术研究会理事等职。1979年1月11日在北京病逝。

[18]鲜卑时首领叫可汗，改魏国之后称天子。拓跋姓后改为汉姓。有改长孙、李、王、元、郑等，后期孝文帝自己也将名字改为元宏）

[19]《魏史》记载，在拓跋珪时代，所立的太子并非长子拓跋嗣，而是长子拓跋嗣之长子——拓跋焘。因为道武帝拓跋珪被其子拓跋绍所杀。死于非命。（道武帝拓跋珪在16岁时觊觎小姨子美貌，派人暗杀其夫强娶小姨子后，强纳小姨妈，生拓跋绍,）。拓跋珪去世时年仅39岁。后拓跋嗣诛杀拓跋绍母子后，成为北魏第二任皇帝——明元帝。

[20]（见1989年江苏古籍出版社《水经注疏》（郦道元撰，杨守敬、熊会贞疏第234—236页）。

[21]注：北魏迁都洛阳是太和十八年即公元494年。

[22]騃：雄壮

[23]翻花：形容马蹄腾疾的样子。

[24]八叉：古代一种鹿的别称

[25]玉角：鹿的古称

[26]叱叱：动物叫声。

[27]敺:   驱、举之意。

[28]䢱䢱：音独。行动受限之意。

[29]豜：泛指大型动物。

[30]鹿蜀：獸名。《山海經》其狀如馬，其纹如虎，名曰鹿蜀。疑指马鹿。

[31]騃：雄壮

[32]騂騂 拼音 [ xīng xīng ]其1.指弓调和后呈弯曲状。 2.指赤色的。

[33]憲：宪之繁体字。（拼音：xiàn）是汉语一级通用规范汉字。

[34]炱：其字基本含义为：烟气凝积而成的黑灰。俗称“烟子”《说文》：积烟为炱。

[35]趚 ：音sù 趚趚：指迅速跑动的声音。

[36]敺:   驱、举之意。

[37]䢱䢱：音独。行动受限之意。

[38]豜：泛指大型动物。

[39]鹿蜀：獸名。《山海經》其狀如馬，其纹如虎，名曰鹿蜀。疑指马鹿。

[40]嘉猷：猷:猷字本义是计划、计谋的意思。嘉好、聪明、智慧、有远见的意思。嘉猷：聪明的规划。

[41]乍设：新的设想。

[42]遄：急、迅、通达之意

[43]除：古除通出。进出。

[44]阪：坡地，陂田之意，亦指荒地。

[45]芃：汉语词语，形容植物茂盛，草木茂盛的样子。汉字注释péng 形容植物茂盛。

[46]罟：网

[47]椶桕：棕树与乌桕树。

[48]盩道：弯曲、蜿蜒之道路。

[49]嘉猷：猷:猷字本义是计划、计谋的意思。嘉好、聪明、智慧、有远见的意思。嘉猷：聪明的规划。

[50]乍设：新的设想。

[51]遄：急、迅、通达之意

[52]除：古除通出。进出。

[53]陂：坡地，陂田之意，亦指荒地。

[54]芃：汉字注释péng 形容植物茂盛。形容植物茂盛，草木茂盛的样子。

[55]罟：网

[56]“柞，櫟也；棫，白桵也。”《诗·大雅·緜》：“柞棫拔矣，行道兑矣。”

[57]椶桕：棕树与乌桕树。

[58]盩道：弯曲、蜿蜒之道路。

[59]辚辚，读音为lín lín，汉语词语，象声词。车行声。朱熹集注：“辚辚，车声。”

[60]跻跻：人物众多。

[61]带雨的云。

[62]告庙：拼音gào miào,在文言文中告庙,汉语词语意思是：古代天子或诸侯出巡或遇兵戎等重大事件而祭告祖庙。古时天子御驾亲征都有“告庙而师”的仪式。 出处 《左传·桓公二年》:“凡公行,告於宗庙”

[63]旛旛：飘动。

[64]滔滔：形容流水不断。像流水那样毫不间断。

[65]笃：慢

[66]胙，亦作“祚”。原意指天子祭祀社稷后的肉，古代只能分给宗室享用。指君王把将士当宗室。

[67]具胙：共同享受祭祀后的胙肉。

[68]尖：薜尚功训为“尖”；杨慎训为“矢”字，古今均有学者训其为“小、大”之合字。本文用“矢”意。

[69]天子：指先王道武帝拓跋珪。

[70]嗣王：指明元帝拓跋嗣。

[71]古：通故。见《说文解字》

[72]告庙：古时出师前告慰列祖列宗保佑得胜回朝。

[73]盖吴(公元?～公元446年)，盖吴军队，时称吴人。

[74]告庙：拼音gào miào,在文言文中告庙,汉语词语意思是：古代天子或诸侯出巡或遇兵戎等重大事件而祭告祖庙。古时天子御驾亲征都有“告庙而师”的仪式。 出处 《左传·桓公二年》:“凡公行,告於宗庙”

[75]告庙：古时出师前告慰列祖列宗保佑得胜回朝。

[76]孔庶：郑《笺》:孔,甚;庶,众也。

[77]旛旛：飘动。

[78]。胙：食品是祭祀时供奉给神灵或祖先后分食的肉。胙肉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食品,通常指祭祀时供奉给神灵或祖先后分食的肉。在古代,每逢祭祀典礼结束后,人们会将祭祀用的肉类分割下来,分给参与者享用,寓意得到神灵或祖先的庇佑,同时也象征着家族、宗族或社群成员共享福祉和联系。

[79]尖：薜尚功训为“尖”；杨慎训为“矢”字，古今均有学者训其为“小、大”之合字。本文用“矢”意。

[80]天子：指先王道武帝拓跋珪。

[81]嗣王：指明元帝拓跋嗣。

[82]古：通故。见《说文解字》

[83]祭酒一词在古代典籍中出现较早，最初在古代的宴会或祭祀活动中，用于指代被推选出来举酒祭神的年高望重之人。这个人通常被尊称为“祭酒”，

[84]中国古代在祭祀中有“八月逢辛，九月逢己，十月逢壬， 冬月逢癸，腊月逢己”的祭祀风俗。

[85]此处的“君”，抑或指皇亲拓跋纥等。太平真君六年（445）九月，杂居于今陕西北部吴人起兵杏城天台，诸少数族人民纷纷响应。十月，盖吴义军歼灭前来镇压的魏军，杀死魏长安镇副将拓跋纥。十一月，盖吴派白广平向西进军。白广平渡过泾河，杀北魏汧城（今陕西陇县南）守将。十一月即冬月。故有“冬月逢癸”在汧水的祭祀活动。

[86]涉涉：本义:趟水过河，涉,徒行濿水也。——《说文》 冯河,徒涉也。——《尔雅》。

[87]萧萧：是一个象声词，主要用于形容发出“萧萧”状的声音，如风声、马嘶声、草木摇落声等。

[88]洎：读作洎（jì）。洎的基本释义是往锅里添水。

[89] 逮：《正韵》追也。

[90]敔 ：[yǔ] ：1.古代打击乐器，奏乐将终时，击之使演奏停止。

[91]中国古代在祭祀中有“八月逢辛，九月逢己，十月逢壬， 冬月逢癸”的祭祀风俗。

[92]此处的“君”，抑或指皇亲拓跋纥等。太平真君六年（445）九月，杂居于今陕西北部吴人起兵杏城天台，诸少数族人民纷纷响应。十月，盖吴义军歼灭前来镇压的魏军，杀死魏长安镇副将拓跋纥。十一月，盖吴派白广平向西进军。白广平渡过泾河，杀北魏汧城（今陕西陇县南）守将。十一月即冬月。故有“冬月逢癸”在汧水的祭祀活动。

[93]涉涉：本义:趟水过河，涉,徒行濿水也。——《说文》 冯河,徒涉也。——《尔雅》。

[94]萧萧：是一个象声词，主要用于形容发出“萧萧”状的声音，如风声、马嘶声、草木摇落声等。

[95]洎：读作洎（jì）。洎的基本释义是往锅里添水。

[96]“凄凄” 是有一种悲凉的感觉；而 萋萋则是指一种茂盛的样子。

[97] 逮：《正韵》追也。

[98]敔 ：[yǔ] ：1.古代打击乐器，奏乐将终时，击之使演奏停止。

[99]敔 ：[yǔ] ：1.古代打击乐器，奏乐将终时，击之使演奏停止。

[100]奄：覆盖、涵盖。

[101]代：的基本义指更替，引申为交替、替代

[102]突：古指烟筒、烟囱。

[103]緟[chóng]。緟緟：象声车行之声音。

[104]楚楚怜怜：可怜。古诗：“那时小蕊刚刚好，人相似，楚楚怜怜。”之句。

[105]奄：覆盖、涵盖。

[106]代：的基本义指更替，引申为交替、替代

[107]緟[chóng]。緟緟：象声车行之声音。

[108]楚楚怜怜：可怜。古诗：“那时小蕊刚刚好，人相似，楚楚怜怜。”之句。

[109]汧殹：“殹”古通“翳、醫”,其意是掩蔽、混浊、模糊、障蔽。“汧殹”在十支石鼓中用过两次，从前后文所用语词内容来看，似以“殹”修饰“汧水”。作名词用。即表示混浊、模糊的汧河。亦有诡之意。《韩非子·八经》:“醫曰诡,诡曰易。”

[110]沔：古通“瀰”。水满荡漾。形容水流满的样子。沔彼流水，朝宗于海。——《诗·小雅·沔水》。作动词则有沉迷的意思。流沔沉佚，遂往不返。——《史记·乐书》

[111]烝：烝、蒸古通。古代的烝原是指冬天祭祀;也指即浸淫上辈的女人意思。甚至娶父亲的妻妾及兄长的妻妾亦谓之烝，在古时的人看来，这种行为属于不伦之恋，是不能够被接受的。在一些朝代甚至把“烝”作为骂人的语言。

[112]濿：古同“砅”。会意即有石头的浅水。

[113] 明亮、鲜明

[114]鯾：拓片本为（鱼+丙）其意应为鱼尾，郭沫若训为“鯾”。

[115]鯆：灵巧之意。

[116]鼓文为：（立+月）郭沫若训为“影”。认为是会意字，人立于月下之意。

[117]孔庶：多少分明之意。孔，指孔子、庶，庶民。会意圣人少而庶民多之意。

[118]臠：简体脔。碎肉。

[119]毚毚：象声词，吃东西发出的声音。

[120]各学者训为：汗，并注名此字首见于石鼓文。但从石鼓拓片看，下有一土字。此字存疑。

[121]鱮：鲢鱼

[122]比兴是中国诗歌中的一种传统表现手法，宋代朱熹比较准确地说明了“比、兴”作为表现手法的基本特征，他认为：“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通俗地讲，比就是譬喻，是对人或物加以形象的比喻，使其特征更加鲜明突出。

[123]汧殹：“殹”古通“翳、醫”,其意是掩蔽、混浊、模糊、障蔽。

[124]沔：古通“瀰”。水满荡漾。形容水流满的样子。《诗·小雅·沔水》有沔彼流水，朝宗于海。作动词则有沉迷的意思。《史记·乐书》有流沔沉佚，遂往不返。

[125]烝：烝、蒸古通。古代的烝原是指冬天祭祀;也指即浸淫上辈的女人意思。甚至娶父亲的妻妾及兄长的妻妾亦谓之烝，在古时的人看来，这种行为属于不伦之恋，是不能够被接受的。在一些朝代甚至把“烝”作为骂人的语言。

[126]濿：古同“砅”。会意即有石头的浅水。

[127]皪皪：明亮、鲜明之意。

[128]鯾：拓片本为（鱼+丙）其意应为鱼尾，郭沫若先生训为“鯾”。

[129]鯆：灵巧之意。

[130]鼓文为：（立+月）郭沫若先生训为“影”。认为是会意字，人立于月下之意。

[131]孔庶：多少分明之意。孔，指孔子、庶，庶民。会意圣人少而庶民多之意。

[132]臠：简体脔。碎肉。

[133]毚毚：象声词，吃东西发出的声音。

[134]历代学者训为：汗，并注明此字首见于石鼓文。但从石鼓拓片看，下有一土字。此字存疑。

[135]《魏书》被称为“秽史”的原因主要在于其记载了大量违反传统道德和礼义的内容，特别是关于北魏和北齐时期的淫秽行为。这些内容不仅包括皇室成员的荒淫行为，还包括对女性角色的描写，如皇后们与大臣的私通等。这些描述与传统的儒家道德观念相悖，因此被后世文人所不齿，并给予“秽史”的称号。

[136]鱮：鲢鱼

[137]鲢鱼（lianyu）和鲶鱼（nianyu）的读音很相似，鲢鱼和鲶鱼不是一种鱼，而且区别很大。1、鲶鱼：鲶鱼生活在中下层，属夜行性动物，为肉食性鱼类，捕食对象多为小型鱼类。有牙但主要以吞食为主，牙齿的作用主要是防止食物逃脱。2、鲢鱼：鲢鱼属中上层鱼，靠腮的特殊结构滤取水中的浮游生物，终生以浮游生物为食。

[138]“鋚勒”[ tiáo lè ]鋚勒古义是指马嚼子或缰绳上的装饰品，通常是用金铜制成的。这个词语在古代文献中有所记载。

[139]介：古通铠甲。田猎非战场故简其甲。

[140]寺：古通待。

[141]攸乐：攸,水流的样子。 乐,意为喜悦,愉快。寓指文静、淡定之义,寓意吉祥又有内涵。 乐,欢喜,快活;声音,和谐成调。

[142]介：古通铠甲。田猎非战场故简其甲。

[143]旛旛：飞驰貌。《古文苑·石鼓文之三》：“左骖旛旛，右骖騝騝。” 章樵注：“旛旛，取其轻举貌。”

[144]寺：古通侍。

[145]攸乐：攸,水流的样子。 乐,意为喜悦,愉快。寓指文静、淡定之义,寓意吉祥又有内涵。 乐,欢喜,快活;声音,和谐成调。

[146]纬炜：闪亮的丝织品。

[147]鑾車:古代皇家、宫廷装饰有金鈴的车。

[148]彤弓：古代皇帝赏赐有功大臣的弓箭。一般彤弓一，彤矢百。

[149]苍龙：古名弓名

[150]炜炜：缺字补。根据上下文补。

[151]徒馭孔庶：徒，徒步，驭，架车。步兵与车兵众多。

[152]廓狩宣博：廓：石鼓原文实为：[广+虜+邑] 。薜尚功训为“廓”，郭沫若训为“蒲”，王国维训为“雍”，根据崔浩造字原则。全句应为田猎中的狩猎中的喧哗博斗。

[153]眚：原意眼睛生翳，看不清、盲目之意。

[154]预先之意。

[155]允异：古意为“众望所归、抱诚守真、不同凡响、卓尔不凡、出类拔萃”之义。

[156]纬炜：闪亮的丝织品。

[157]鑾車:古代皇家、宫廷装饰有金鈴的车。

[158]彤弓：古代皇帝赏赐有功大臣的弓箭。一般彤弓一，彤矢百。

[159]炜炜：缺字补。根据上下文补。

[160]徒馭孔庶：徒，徒步，驭，架车。步兵与车兵众多。

[161]廓狩宣博：廓：石鼓原文实为：[广+虜+邑] 。薜尚功训为“廓”，郭沫若训为“蒲”，王国维训为“雍”，根据崔浩造字原则。全句应为田猎中的狩猎中的喧哗博斗。

[162]眚：原意眼睛生翳，看不清、盲目之意。

[163]族zú ，本义:箭头。《说文》：族,矢锋也。束之族族也。

[164]预先之意。

[165]允异：古意为“众望所归、抱诚守真、不同凡响、卓尔不凡、出类拔萃”之义。

[166]陈：备。《左传》有“既陈而后击之”。

[167]弇：盖也，指车盖。盂，形声车盖玉堕发出的声音。

[168]骊：黒色。

[169]牝牡骊黄：公母黑黄。指千里马无论“公母黑黄”都可能是千里马。

[170]断鞅、追风均为形容马跑疾速。

[171]翰：指车盖上的群边。

[172]霰雨：小雪籽。

[173]如咎：如有灾祸、灾殃。

[174]惆怅：犹豫不决或指有些不知所措，大多用来形容很无奈的意思。伤感，愁闷及失意的意思。

[175]昱昱：明亮貌。晋傅玄有《紫花赋》：“涣涣昱昱，奪人目精。”之句。

[176]弇：盖也，指车盖。盂，形声车盖玉堕发出的声音。

[177]牝牡骊黄：成语，最早出自于战国·列御寇《列子·说符》。牝牡骊黄（骊：黑色）原指观察事物要注重本质，不在乎外表怎样。现代汉语中多用于比喻事物的表面现象。

[178]翰：指车盖上的群边。

[179]霰雨：小雪籽。

[180]高允（390年～487年），字伯恭，北魏名臣、文学家、政治家、史学家，丞相参军高韬之子。配合司徒崔浩述成《国记》，领著作郎、秦王（拓跋翰）傅，教授太子拓跋濬。进爵咸阳公。

[181]余及如咎：咎，灾祸、灾殃。“余及如咎”即我等如果有灾祸之意。鲁哀公曾问孟孙氏说“请有问于子，余及死乎？”

[182]漫漶：其意思是，文字、图画等因磨损、浸水受潮或长时间受风雨侵蚀而变得模糊不清。

[183]先秦名将

[184]高允（390年～487年），字伯恭，勃海蓨县人。北魏重臣，丞相参军高韬之子。

[185]（姚大荣（1860-1939），字俪桓，一字芷峰，号芷澧。清朝贵州普定（即今贵州省安顺市）人。光绪九年(公元1883年)癸未科进士，三甲六十三名。历任内阁中书，起居注主事，刑部主事，学部图书局行走，官至大理寺推丞。辛亥革命后，定居北京专事著述。当时京城中新旧学家均对其十分推崇。著有《墨缘汇观撰人考》、《惜道味斋事集》、《马阁老洗冤录》、《木兰从军时地表微》、《西王母国故》等新旧学著作。1939年4月21日姚大荣先生在天津英租界去世。）

[186]挦撦：拼音:chě xián  意思解释亦作“ 撏扯 ”。其意为拉撕剥取。特指在写作中对他人的著作率意割裂,取用。

[187] 撝 读音:[huī]1.分裂；剖开。 2.挥；挥散。 3.指挥。 4.挥动。 5.挥手呵斥或挥手示退。

[188]禘：音dì　异体字：祶。古代帝王或诸侯在始祖庙里对祖先的一种盛大祭祀：“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

[189]臮：音  jì。古同“暨”

[190]张淏：宋代武义城中书台山书生，字清源，号云谷。生卒年限均不详。据《云谷杂记》载，绍熙五年（1149年）张淏祖先自四川酉阳迁居武义。

[191]蒐：音 sou,古文打猎的意思.搜的异体字。

[192]雁：古无“赝”字,大雁、赝品皆用“雁”;后人加“贝”作“赝”,以区别于大雁之“雁”,专用于赝品这一义项。

[193]坫：音（diàn）本义:古代设于堂中供祭祀、宴会时放礼器和酒具的土台。此地应为人名。

[194]指不胜偻：汉语成语,意思是形容数量很多,扳着指头数也数不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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