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敬亭案的导火索：手下团长叛变，检讨会上，“历史问题”被抖出

 

 

 1939年中旬，叶挺来到了新四军的江北指挥部，严令第四支队开赴皖东。

 

第二天，支队司令高敬亭指挥所部开始行动；但两天后，行军途中的四支队却突然发生了一件大事，七团团长杨克志、政委曹玉富率几十个官兵突然投奔了国军李品仙部，并公开登报反共。

 

事件发生后，叶挺第一时间来到了事发地点；在会上，叶挺才得知杨克志、曹玉富生活腐化堕落，经常将缴获的钱财私吞，之前高敬亭就要将两人撤职，但考虑到战事吃紧才暂缓执行；但两人深知过后也会遭到严惩，狗急跳墙，叛逃到了李品仙部。

 

当时叶挺、项英虽然要求国民党将两人交出，但国共合作面和心不合，蒋介石唯恐共产党不乱。

 

但发展到最后，杨克志、曹玉富不仅没有要回，还引发了轰动一时的“高敬亭事件”：新四军最有战斗力的第四支队的司令高敬亭，被“自己人”杀害，直到1977年才获得“平反”。

 

不少读者可能有听说过新四军“高敬亭事件”，但对具体的来龙去脉可能了解得不多，本文就来说说这件事.....

 

时间回到1930年，党组织在高敬亭的家乡河南光山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已从事革命多年的高敬亭当选为政府主席，开始走上了领导岗位之路，并逐渐展现出“领导才能”，步步高升，在四年后的1934年，高敬亭先后成为苏维埃共和国的中央执行委员以及皖西北道委书记，成为这里的军政一把手。

 

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不久，鄂豫皖地区的红25军主力也奉命北上（长征），和中央红军一样，红25军也留下一部分兵力坚持游击，而这个“重任”就落在高敬亭的肩上。

 

当时苏区被反动派分成好几块，首尾不能相连，高敬亭在这种情况下，带着红25军留下的部队来到抱儿山与鄂东北独立团会合，并根据鄂豫皖省委的指示，重建有1400余人的红28军，留在鄂豫皖边与敌人坚持游击斗争，牵制反动派的有生力量，由高敬亭担任军政委（未设军长）。【注：红28军成立于1933年，后因形势发展需要，数次与其他部队合编】

 

起初蒋介石并没有将高敬亭的这支红军放在眼里，因为他得到情报：红28军虽然号称有一个“军”，但实际上只有千把人，且粮弹短缺，类似于“游击队”性质，并未调集太多的兵力进行围剿，直到高敬亭指挥处决了余谊密后，才引起蒋介石的重视。

 

 

余谊密是安徽的财政厅长，当时正好是春节，他带着一二十个卫兵回老家潜山过年，当地的交通站得到情报后，第一时间上报给高敬亭。

 

高敬亭认为这是给反动派一个“下马威”的机会，从部队中抽调一批身手较好的指战员，星夜兼程，急行军数百里进入余谊密老家所在的官庄，在交通员的带领下，来到余谊密的家，将其逮捕处决。

 

这个事件迅速在鄂豫皖地区传开，蒋介石得知后大骂“无能”“饭桶”，并下令：必须在1935年6月之前将高敬亭为首的大别山红军剿灭，否则军法从事。

 

见老蒋大怒，“剿总”负责人梁冠英调集60余个正规团以及地方民团共25万的兵力围剿一千多人的红28军。

 

虽然敌人的兵力是红28军的数十倍，但高敬亭临危不惧，在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独自指挥部队展开反围剿作战；在一次次战斗中，高敬亭意识到，“反围剿”不能光靠主力部队，地方游击队起到的作用不容小觑。

 

 

随后，高敬亭从部队中抽出军事干部到各地帮助地方发展游击队，牵制敌人的有生力量，而主力部队，则可以更加灵活地与敌作战。此举很快就奏效，经过两个月的战斗，就扭转了被动局面，敌人深感红军“越剿越多”。

 

由于梁冠英剿匪不力被撤职，蒋介石调来自己的爱将卫立煌接替指挥鄂豫皖的剿匪行动。

 

高敬亭采取了新的策略，在建立游击队的基础上，又在各县镇建立了数十支的便衣队。便衣队的规模很小，只有10余人左右，采取“昼伏夜出”的方式，白天潜伏，晚上组织革命群众“打土豪”，来无影去无踪。

 

三年的游击战争，高敬亭采取灵活多变的战略战术，军民同心将反动派耍得团团转，围剿了三年，红28军不仅没有被歼灭，还从最初的1400余人发展到3000余人，牵制了大量的国军有生力量，策应了红军主力的长征，蒋介石称高敬亭为“高神仙”。

 

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高敬亭率先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谈判，最终达成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决议，鄂豫皖地区的内战自此结束，这是在统一战线建立之前的谈判，可见高敬亭的政治眼光。

 

 

不得不说，高敬亭的确是一员足智多谋的猛将，面对25万敌军的包围，不仅没有被消灭，还不断发展壮大。

 

但三年游击战争，高敬亭远离党中央，孤军作战，长期独揽军政大权，长此以往，逐渐养成“一言堂”的作风。

 

需要指出的是，高敬亭还被称为“S反专家”，早在担任75师政委时，就在部队内开展“S反”，超过千人遭到高敬亭的捕杀；高敬亭也是用这个办法，导致上级领导作出错误判断，将原皖西北道委书记郭述申撤职，由其接任。

 

在重建红28军后，高敬亭依旧如此，红28军迟迟没有军长，也是这个原因；因此在内部，官兵都对高敬亭十分地恐惧，加上部队远离中央，政治工作严重不到位，只要是他做出的决定，没人敢发表不同的意见，日积月累，就形成了“一言堂”的作风。

 

 

国共再次合作后，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成新四军，红28军改编成第四支队，高敬亭任司令；第四支队，也是新四军改编初期人数最多，最有战斗力的部队。

 

为加强对新四军的领导，中央派出了一批军政人员到新四军工作，派到第四支队的主要领导干部是郑位三、肖望东等。其中郑位三是黄麻起义领导人，在鄂豫皖地区有着较大的声望，中央专门派他到第四支队，也是考虑到高敬亭性格的原因。

 

根据中央的安排，郑位三任第四支队副司令（政委），因为国民党不让设政委，对外都是称副职，肖望东任政治部主任。

 

但两人到达第四支队司令部后，发现高敬亭已接受之前国民党颁发的委任状（我们前文说过，高敬亭率先与国民党谈判），便要求将这张委任状退回，服从中央统一的安排，高敬亭也接受了郑位三的建议。但紧接着，郑位三指出了他在“S反”中犯下的错误，这引起了高敬亭的不满，两人发生了不愉快。

 

因第四支队都是高敬亭一人说的算，因此郑位三以及肖望东在工作中屡屡受到他的排挤和打压。就在这时，高敬亭致电上级，要求派戴季英来替代郑位三。

 

 

戴季英也是黄麻起义的领导人之一，也是高敬亭的老领导，同时更是一名“S反”专家；虽然高敬亭与中央讨价还价，引起中央的不满，但为使第四支队能够顺利地改编，中央还是满足高敬亭的要求，将郑位三、肖望东调离，让戴季英担任副司令。

 

本以为戴季英是高敬亭自己要求来，会相处得融洽一点，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两人也很快出现了矛盾。

 

当时戴季英本是奉命担任副司令，来到司令部后，高敬亭组织召开“见面会”，却当众宣布戴季英是来担任政治部主任，但刚刚犯过“错误”（在陕甘苏区大搞S反被撤职反省）的戴季英从大局出发也忍了，去担任了政治部主任。

 

与此同时，戴季英也一直以“中央派来”的自居，这让高敬亭认为是中央派来“监视”他的，后悔将他要来，最终发生了“新开岭事件”。

 

当时第四支队已开到舒城县附近，高敬亭因旧病复发，将部队交给参谋长林维先以及戴季英负责，自己则返回后方养病，一切看似都风平浪静。

 

 

但这一切，很快就被一个小道消息打破了。

 

一日，高敬亭突然得到“密报”，称戴季英与机要员江腾蛟“走得很近”，有可能是在向军部打“小报告”。

 

高敬亭本来就一直防着中央派来的这些干部，深怕削弱自己在第四支队的影响力，于是就骑着马来到司令部的驻地新开岭“兴师问罪”，因为戴季英是中央派来的，高敬亭不敢公开把他怎么样，便将机要员江腾蛟叫来，严刑拷打，要其承认自己是“托派”。

 

高敬亭愤怒地问江腾蛟：“戴季英给了你多少钱？”

 

由于本来就是无中生有的事，江腾蛟委屈地说道：“没给钱，我的钱都是司令部每月发的津贴....”

 

最后，高敬亭带着伤痕累累的江腾蛟到司令部附近的队伍中走了一圈，向戴季英等中央来的同志“示威”。

 

戴季英也知道这是高敬亭“杀鸡给猴看”，当天晚上就带着中央派到第四支队的干部撤出，到八团“避难”，这就是“新开岭事件”。

 

 

这个事件影响很大，上级领导越来越觉得高敬亭身上的问题很严重；不久后，高敬亭考虑到影响，派人将戴季英接了回来，但两人依旧矛盾不断。

 

根据中央的要求，第四支队要东进，但高敬亭在大别山经营多年，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不愿意放弃这块根据地；因为他在鄂豫皖留守坚持游击时，吃尽了没有根据地的苦头，能指挥红28军坚持下去实属不易，如今要将这里让给国民党，他认为这是“投降主义”。

 

习惯靠“山”作战的高敬亭对东进到平原地区没有把握；当年高敬亭曾打算带红28军西进追赶红25军，但到达泌阳县的五道岭时，高敬亭拿着望远镜，看到前方一马平川，没有高山作为屏障，以红28军的力量，如在这里与敌人遭遇，简直是活靶子，最后带着部队返回大别山，坚持游击。

 

虽然高敬亭的担忧不无道理，但中央的格局更大，有更深远的考虑。

 

 

高敬亭迟迟不动，毛主席也很生气，命令新四军军部要让高敬亭东进；为此，张云逸来到江北，让高敬亭尽快行动，但遭到反对。

 

见劝不动高敬亭，张云逸带着第八团以及江北游击纵队东进，试图来推动第四支队的行动；虽然前期取得一定的效果，7团和9团都动了动，但到达淮南铁路一带时，这两个团却停了下来，准备依靠大别山，在怀宁一带建立根据地。

 

高敬亭屡次抗命，引起上级领导的警觉；在1939年4月，中原局书记朱理治就给中央发了一封电报，提出了处理高敬亭问题的三条办法。上策是让他到延安学习一段时间，中策是将其提拔为江北指挥部副指挥（明升暗降），下策是直接撤职。

 

从朱理治的电报可以看出，他也认为高敬亭的确是一位难得的将才，只是三年的游击战争，面对数十万敌军的围剿，使其没有时间和精力静下心来给自己“充电”，在经过学习后，仍可委以重任。

 

叶挺见高敬亭屡次抗命，带着邓子恢、罗炳辉一行人来到江北指挥部，召开连以上干部的工作会议，传达中央东进的命令，高敬亭这才“勉勉强强”的指挥7团和9团缓慢的东进。

 

 

就在这时，高敬亭后院起火，手下爱将杨克志与曹玉富叛逃到国军李品仙部，这也成为高敬亭案的导火索。

 

杨克志和曹玉富都是高敬亭老部下，分别担任过他的警卫员和秘书，跟随高敬亭在南方坚持了三年的游击斗争，深受信任。

 

高敬亭所部被改编成新四军第四支队后，下辖七团、八团、九团、手枪团以及一个直属队，其中七团由杨克志担任团长，曹玉富担任政委。

 

但下山之后的杨克志、曹玉富却迅速堕落；其中杨克志曾瞒着组织在六安县城内娶了一个富商的女儿，为和她住在一起，杨克志在县城的繁华地段买了一处房产，杨克志经常有事没事的往这里跑，后来七团奉命到麻埠驻防时，杨克志与当地的土豪劣绅来往密切，将军务丢在一边，笙歌燕舞。还与曹玉富一起，将缴获上来的钱财私吞，用在吃喝玩乐上。

 

高敬亭发现问题后本要将两人法办，戴季英考虑到战事紧急，便暂缓执行，但杨克志与曹玉富深知打完仗后肯定会受到处理，便趁机叛逃到李品仙部，后因失去利用价值，被21集团军副总司令张义纯处决。

 

 

为稳定军心，江北指挥部开展批判针对杨克志、曹玉富错误的会议（当时高敬亭在养病，没有参加）

 

大会由戴季英主持，我们前文说过，戴季英与高敬亭有纠葛，在会上对高敬亭“居功自傲”等等问题也进行了批判。

 

在开了这个头之后，一些平日受到高敬亭粗狂作风伤害到的同志，利用这个机会纷纷向叶挺告状。

 

就这样，我们前文提到的问题都被“抖出”，还有一些同志说高敬亭任人唯贤，只重用杨克志、曹玉富等等，短短半天，高敬亭身上就被加了十几条的罪名，一场批判杨、曹的大会变成批判高敬亭的大会。在反映的问题中，有一些客观存在，但有一些则是捕风捉影。

 

为防止重演张国焘的覆辙，叶挺、张云逸在请示了军部之后，决定将高敬亭逮捕扣押。

 

6月4日，叶挺派人去给在舒城养病的高敬亭传达命令，让其率手枪团到下塘集。高敬亭接到指令后，告别妻子和不满周岁的女儿，带着部队来到了指定地点；紧接着，高敬亭被叫到叶挺的住所，刚一进门，就被逮捕。

 

 

高敬亭被捕后，只承认自己过去在“S反”中存在的错误，拒不承认杨克志、曹玉富的叛逃与他有关，也否定对他的指控。

 

最终，在种种因素之下，高敬亭于1939年6月24日上午8时在青龙场被枪决，年仅32岁。

 

在新中国成立后，郑位三曾说：“当时如果把他送到延安就不会有危险，但交通不便不能送去，于是决定杀他。杀了他，就有把握挽救几百个干部；不杀他，几百干部如果跑到国民党那就危险。当时研究不够，实际上关起来教育几年更好些....”

 

1977年4月，在高敬亭女儿的不断努力下，总政终于给高敬亭平反，但明确指出：高敬亭在鄂豫皖地区的斗争中有功，但在第四支队工作期间犯有严重错误，但是可以教育的....

 

来源：晴天陪你看历史百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