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华飞：中央特科参与营救牛兰夫妇

 

1931年6月，上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牛兰博士事件”。在处理“牛兰事件”中，中央特科任命潘汉年担任我中共中央的联络员，苏联方面具体负责人是红色情报员理查德·佐尔格，加之宋庆龄等人的协力，几方密切合作，为营救牛兰夫妇作出了杰出贡献。

 

牛兰事件回放 

 

牛兰，本名雅各布·马特耶维奇·鲁德尼克，出生于乌克兰，是共产国际联络部在上海的秘密交通负责人，负责转送各种文件和经费等。他的夫人名叫汪德利曾，出生于圣彼得堡，精通法、德、英、意大利语。牛兰1930年3月从莫斯科经中国的哈尔滨、大连抵达上海，担任共产国际远东局秘书，他实际上是这个秘密机构的主要负责人。他在上海还有一个公开职务，就是泛太平洋产业同盟上海办事处秘书。所谓泛太平洋产业同盟，实际上是国际红色工会远东分会。牛兰手下有9名工作人员，夫人汪德利曾是他最主要的助手，夫妇二人一直在谍海闯荡，特工经验异常丰富，他们持有比利时、瑞士等国护照，使用若干假姓名，登记了8个信箱，7个电话报号，租用了10处住所。1931年，牛兰和夫人、儿子一起在上海被捕。

 

现已查明，牛兰一家被捕也是叛徒顾顺章出卖的。顾顺章叛变后，他便以其当时掌握的许多党的重大机密为投敌资本，向蒋介石邀功，其中就提供有牛兰夫妇在华活动的情况，但顾只知道远东局主任名叫牛兰（叫他“老毛子”），不知道地址。1931年6月1日，新加坡警察当局逮捕了一名和马来亚共产党有联系的法共成员杜克洛克斯，发现其密件中有一个电报地址和上海邮政信箱号码 “邮政信箱205号，海伦诺尔”。上海英租界巡捕房据此线索，对205信箱进行监视，查明信箱租借者是牛兰，又发现他用不同假名租用的8个信箱，还侦查到牛兰住北四川路（现四川北路）235号，而在南京路96号C字50号房间还有一个秘密活动点。

 

当年6月15日，泛太平洋产业同盟上海办事处秘书牛兰和夫人汪德利曾及其三岁幼儿在北四川路235号寓所先后被捕，搜走文件600多件。英租界西捕又搜查了汪得利曾两个密点——愚园路宏业花园74号和赫德路66号。牛兰夫妇于1931年6月17日被引渡到南京政府，由中统局看管审理，囚于南京警备司令部监狱。这一消息传出后，上海各界著名人士立刻行动起来，开展营救行动。

 

中央密令潘汉年负责营救

 

1931年顾顺章叛变，使中央特科的工作危机重重。周恩来下令将中央的秘密机关和中央领导人全部转移，中央特科相关人员也必须转移，中央特科面临着重新组建。可是让谁来接替即将撤离的陈赓呢？这时周恩来想到了一个人，他就是潘汉年。

 

潘汉年，1906年1月12日生于江苏省宜兴县陆平村。1925年初春，潘汉年走出宜兴，闯进上海滩，开始接受革命的洗礼。同年秋，经阮仲一、王弼介绍，潘汉年秘密参加中国共产党，随后在党的领导下从事文化统一战线工作。

 

1930年5月，党中央决定组织“左翼文化同盟”（简称“文总”），以统一领导“左联” “社联” “剧联” “美联”等革命团体开展革命斗争。同年8月26日，由“左联”发起召开革命文化团体参加的代表大会，会议决定成立“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化运动总同盟”（简称“文总”），潘汉年以中央“文委”身份兼任“文总”党组书记。

 

周恩来找到潘汉年，神情严肃地说：“中央特科原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叛变了，我党面临着极大的危险，为避免损失，必须立刻改组中央特科，由陈云同志、赵容（康生）同志和你负责。你同时兼任情报科长，赵容兼任行动队长，立即开始工作。”听到周恩来不容置疑的决定，潘汉年意识到这一任务非同一般，他郑重地回答道：“一切听从党组织安排！”

 

1931年6月22日，党内再次发生危机，这就是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因擅自在外面过夜而被捕，供出周恩来在小沙渡路的住处。周恩来虽及时撤离，但在上海已很难存身。不久，中央决定周恩来停止工作，等候转移到中央苏区。中央特科的重担完全压在陈云肩上。1981年，陈云在接见“特科工作者座谈会”代表时说：“1931年顾顺章叛变以后，我是特科主任，康生叫‘老板’，潘汉年叫‘小开’，我叫‘先生’。一直到1932年我去搞工会工作，康生接任。康生后来走了，就是潘汉年负责。”

 

潘汉年首先抓了重新建立情报网的工作。他绞尽脑汁，精心运筹，说服、收买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吴汉棋为我服务。吴汉棋早年曾参加北伐，因为工作关系，潘汉年和他相识，而且还和潘汉年的秘书很熟。大革命失败后，吴汉棋投靠到上海市社会局吴醒亚门下效力，充当情报人员。潘汉年的秘书欧阳新主动与吴汉棋接触。在潘汉年指导下，欧阳新经过一番周折，使吴汉棋成为自己无话不说的“朋友”。并在较短的时间内，在公共租界巡捕房和警备司令部安插了自己的情报耳目。

 

设法打入国民党淞沪司令部。国民党上海市准备接待欧洲某国的一位王子，亟须会讲法语的人充当翻译。潘汉年就要鲍文蔚（他俩在宜兴早就相识），利用此机会打进去任法文秘书（翻译）。鲍文蔚的上司徐某之弟也会法语，但不精通。此人也认识社会局局长吴醒亚的下属吴汉棋。这样，潘汉年就让欧阳新抓紧工作，以便从吴汉棋处搭桥认识徐某的弟弟，进而用经济手段收买徐弟为我们做事，也让他为鲍文蔚出一把力。同时进一步进攻吴汉棋，猎取社会局以及其他方面更多的情报。

 

经过一番活动，鲍文蔚担任了法文秘书，此后他利用职务之便把警备司令部的密码分批强记后写出交给潘汉年。一次特科镇压一个叛徒，潘汉年托鲍文蔚在这个叛徒住的旅馆房间对面租了房间，供特科人员隐蔽在内，以避开敌人注意。隔日，红队人员突然冲进叛徒住的房间，将其秘密处决。

 

潘汉年自1931年4月奉调中央特科，到1933年5月14日，潘梓年、丁玲被捕后离沪去中央苏区。他在中央保卫情报机关只有两年多时间，但是做了大量有风险的工作，在营救牛兰夫妇中，利用自己的情报关系做了不少秘密工作。潘汉年在中央特科的作用，正如1981年冬陈云在特科史料会议上所说，“‘一·二八’后，就由潘汉年具体负责特科” “应该说，潘汉年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不是一般的，实际上是他领导”。

 

牛兰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决定由潘汉年负责参与营救牛兰夫妇工作。

 

多方行动 不计代价 

 

营救牛兰夫妇的计划是中共中央命令情报保卫部门中央特科和苏联红军总参情报部上海站共同制定的。中共中央的联络员是潘汉年，苏方具体负责人是理查德·佐尔格，他们两人密切配合。营救活动分公开和秘密两种方式进行。  

 

7月10日，中央特科负责人潘汉年在上海汉口路老半斋菜馆以请客为名邀集上海文化界知名人士柳亚子、田汉、郑振铎、郁达夫等，商讨动员与组织文化界知名人士联名致电南京政府营救牛兰夫妇。结果，由柳亚子、鲁迅、陈望道、郁达夫、茅盾、丁玲等36名著名文化人士联合签名，致电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司法院长居正、司法行政部长罗文干，要求立即释放牛兰夫妇。  

 

为了营救牛兰夫妇，共产国际决定动用苏联红军情报部门的远东情报组织佐尔格小组，查明牛兰夫妇的关押地，为公开营救行动提供确凿证据。应该指出的是，使用战略情报组织，营救被捕人员，说明共产国际下了巨大的决心。因为这样做，显然冒着该情报组织暴露的风险。当时，佐尔格上海小组通过艰苦努力，刚刚在中国各地建立起了一个战略情报网络，一旦暴露，损失无法估计。即使如此，红军情报部、佐尔格本人都没有任何犹豫，因为营救牛兰夫妇当时是头等大事。  

 

佐尔格决定让小组成员刘进中负责查找牛兰夫妇下落。刘进中接受任务后，冒着极大的风险，通过中央特科的关系让刘逸樵的手下与负责看管牛兰夫妇的中统负责人之一张冲取得联系。佐尔格接着指示刘进中，设法通过张冲拿到牛兰的亲笔纸条，证明他确实在南京。有了这个确凿的证据共产国际才能进一步开展行动。  

 

刘进中又与张冲联系，两天后答复：“手迹可以送出，代价是2万美金。”2万美元，这在当时是笔巨款。佐尔格拿不出，中央特科潘汉年也拿不出。当时共产国际给中共党的经费每年才2.5万美元。连刘进中也反对送给张冲如此巨款。但是佐尔格坚决同意，并立即向莫斯科总部报告，要求火速送来2万美元，作为营救牛兰夫妇特别经费。莫斯科总部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佐尔格的要求。红军总参谋部派遣哈尔滨秘密联络站的负责人、德国共产党员赫尔曼·西伯勒尔运送这笔巨款。这时，在哈尔滨的另外一个苏军情报员、德国共产党员奥托·布劳恩也要求一同前往上海，奥托·布劳恩就是后来进入江西苏区的李德。  

 

2万美元一到，佐尔格通过刘进中告诉张冲：“先交货，后付款。”很快，一张三寸长、一寸宽的小纸条交给了刘进中，上边写了两行俄文。过了两天，佐尔格给刘进中一个小包，并对他说：“货是真的。这是货款，速付对方。”有了这张纸条，国际营救组织了更为声势浩大的行动。佐尔格将这张纸条连同写好的文章，在宁、沪、杭等各大报纸全部公开。这样南京国民政府不得不公开审理牛兰夫妇案。  

 

与此同时，国际进步组织与进步人士也积极采取行动，他们分别致电宋庆龄，把营救牛兰夫妇的希望寄托在刚从海外归国的宋庆龄身上。  

 

宋庆龄是为母亲奔丧于1931年7月末离开德国，8月18日抵达上海的。8月18日，美国著名作家德莱塞等32人联名致电宋庆龄，恳请对牛兰夫妇“予以援助，免除不良待遇及求得释放”。劳动妇女领袖、国际救援组织“红色救济会”主席蔡特金以个人名义致电宋庆龄，希望她设法营救牛兰夫妇。此外，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苏联著名作家高尔基、美国哲学家杜威等人，也有类似来电。  

 

宋庆龄不负众望，全力以赴投入到营救牛兰夫妇运动中，并成为这场运动当之无愧的领导人。1931年8月20日，宋庆龄和爱因斯坦、蔡特金、高尔基、史沫特莱等国际知名人士发起成立设在欧洲的“国际营救牛兰委员会”，使营救牛兰的行动演变成一次世界性的运动。宋庆龄以个人名义发表声明，向南京国民政府提出抗议，要求释放牛兰夫妇。接着，宋庆龄通过著名经济学家陈翰笙，与牛兰夫妇的律师取得联系，协商为牛兰夫妇进行法庭辩护及营救方法；她又指派美籍进步人士马海德，以医生名义去南京监狱为牛兰夫妇治病，并设法将牛兰夫妇的儿子吉米送往苏联。  

 

宋庆龄营救牛兰夫妇最重要的一次行动，也是任何人无法替代她的行动，是她亲自出面同蒋介石本人谈判：南京政府释放牛兰夫妇，苏联当局遣送蒋经国回国。当年前往苏联留学的蒋经国，这时已是苏联手中的人质了。显然，只有苏联高层才能作出这种交换高级人质的决定,才能派出宋庆龄这样的高级代表。不过，蒋介石也担心拒绝宋庆龄的条件会导致苏方加害蒋经国。因此，蒋介石私下也积极进行与苏联恢复邦交的谈判，争取通过外交途径让蒋经国尽早回国。

 

死里逃生 终返莫斯科

 

外国名流的抗议活动，佐尔格、潘汉年的秘密计划，宋庆龄的南京之行等使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对牛兰夫妇案有了动摇。这时，在佐尔格、潘汉年的鼓动下，宋庆龄又采取了一项新的行动。

 

1932年7月12日，宋庆龄组织了“牛兰夫妇救援委员会”，并亲自担任委员会主席。同一天，在华的美国著名记者史沫特莱（共产国际秘密党员）邀请宋庆龄、杨杏佛、鲁迅、蔡元培、斯诺、伊赛克（伊罗生）等32人组成牛兰夫妇上海营救委员会，史沫特莱任秘书，设办事处于北四川路216号302室，与国际援救牛兰委员会合作，“要求将牛兰案移沪审理，或无条件释放牛兰夫妇”。

 

其时，蒋介石正在争取帝国主义的经济、武器支持反共内战，加之他的亲儿蒋经国还被扣在苏联，国际舆论抗议自然于蒋不利，于是不得不先把牛兰夫妇的幼儿放出，并将牛兰交法庭公开审理。但中统间谍人员仍打算用假证件判牛兰死刑，此事系张冲、顾建中密商经陈立夫同意，在法庭上出示了顾顺章在武汉的手写口供，说顾的暗杀活动皆牛兰主使（顾与牛兰未见过面，故无法对质），律师质问：如此重大证据何以无武汉警司之关防？引起幕后监听之张冲、顾建中相顾失色。法官则说：“这种特务工作毋须繁琐手续。”引起法庭众多听者哄堂大笑…… 

 

1932年8月19日，南京国民政府当局因内部分歧,加之世界舆论的谴责下，以扰乱治安触犯“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为罪名，判处牛兰夫妇死刑，援引大赦条例，改判为无期徒刑。

 

1937年8月27日，日本侵略军炮轰南京时，牛兰夫妇在特科成员的协助下趁乱逃出监狱，来到上海躲藏起来，因为按情报员的纪律是不能寻找苏联驻华机构帮助的。此后近两年时间里，他们通过宋庆龄的资助和关照坚持了下来。1938年底，牛兰将一封求救信辗转送到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手中，牛兰夫妇才得以返回莫斯科。

 

相关资料：

 

李德讳莫如深的身份：营救牛兰夫妇的送款员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位戴着眼镜、脸型瘦削的德国老人在书桌前沉思，良久提笔：“……1930年，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人员诺伦斯·鲁格被捕，他办公室里的许多文件也被查出，只是当时对腐化的中国法官进行了贿赂，才使他免受死刑和处决……”

 

他在回忆当年的中国往事，大概预见到自己的时日不多，他想要为自己、也为历史留下些什么了。

 

 

奥托·布劳恩

 

因为就在回忆录成稿出版一年后，他也追随往事而去，留下一本有些说不清的《中国纪事（1932年～1939年）》。

 

这位德国老人叫奥托·布劳恩，因年代久远，他对年轻时代的记忆已有些许偏差，诺伦斯·鲁格被捕时间为1931年6月15日，他的中文名叫牛兰。

 

布劳恩描述的这件事是当时在大上海甚至整个东方世界轰动一时的牛兰夫妇被捕案。当然，一同被捕的还有牛兰的夫人格特鲁德·鲁格，中文名汪得利昂。

 

不过，布劳恩为什么会在回忆录中提起这件事，他与牛兰夫妇被捕案到底有什么关系，回忆录中却再也没有提及。

 

奥托·布劳恩是谁，他的真实身份到底是什么，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也很是好奇，为了搞清楚这一点，甚至用掉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

 

为什么会对奥托·布劳恩如此重视，因为他还有个中文名，就是李德，大名鼎鼎的红军“太上皇”，那时的头衔是“共产国际派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

 

李德到底来自何方？真的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吗？他来中国干什么？

 

这一切，仿佛蝴蝶效应一般，要从遥远的源头说起。

 

1931年6月1日，共产国际的信使约瑟夫在新加坡被捕。审问结果，发现约瑟夫向马来亚共产党人转递的经费来自上海，其携带的文件中还有一个上海的电报挂号和邮政信箱。

 

新加坡是英国殖民地，上海又有英租界，英国人高效率地作出反应：立即通知上海公共租界警务处。

 

租界警务处也迅速查实了两处可疑地点：一处为上海四川路235号4室，房主是NoulensRuegg（诺伦斯·鲁格），中文名牛兰；其妻GertrudeRuegg（格特鲁德·鲁格）中文名汪得利昂，被称为牛兰夫人；夫妻俩分别持比利时和瑞士护照。

 

另一处为南京路49号30室，是“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秘书处”驻上海办事机构，负责人也是牛兰。

 

泛太平洋产业同盟是一个公开的工会组织，英国警方由此很快锁定牛兰。6月15日，牛兰夫妇被上海公共租界警务处逮捕。

 

由于事先毫无预兆，密码和账簿都来不及转移，被租界当局如数缴获。确实是迅雷不及掩耳。

此即著名的牛兰夫妇被捕案。

 

被捕时，牛兰自称是比利时人，牛兰夫人自称是法国人。警务处到比、法领事馆进行调查，因为牛兰夫妇来沪时未到领事馆注册，无从稽考，因而两国领事馆均不认可他们的国籍。

 

随后租界警察在牛兰夫妇的另一住所搜到他们两人的比利时护照，当时的《国闻周报》还予以刊登。比利时领事馆不好推托，交由比利时政府调查其护照 的真假后，明确回复租界警务处，牛兰夫妇的护照系伪造。

 

牛兰遂改口称自己为瑞士人，名柏尔特(Beuret)。瑞士驻沪领事起初对牛兰夫妇的瑞士籍不置可否，后曾向法院提出申请延期审判，以待核实清楚。

 

而在当时，上海本身就是“冒险家的乐园”，全世界各种投机者在此地使用各种合法、非法、地上、地下手段淘金，外籍人士持有多国护照和不同姓名早已见怪不怪，甚至曾有一种夸张的说法，“我们的面孔就是护照、就是身份”。

 

因此，警方试图从护照入手查清牛兰来历的企图没有得逞。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警方转而试图从牛兰一家人所操的语言上打开缺口，但是很快他们又失望了。

 

牛兰夫人不仅谙熟俄语，还精通法、德、英、意大利语，就连他们当时年仅4岁的孩子也只会说德语。警方试图证明他们是苏联人的阴谋再次失败。

 

现在回顾这桩当年轰动整个东方的要案，不得不叹服共产国际秘密工作者的素质和纪律。

 

在搜查牛兰夫妇掌握着的几处房子时，租界警察搜得有共产国际远东局1930—1931年的帐册，太平洋产业工人联合会秘书处中国办事处的帐册，上海各银行的存折，以及大批文件。

 

其中既有共产国际给远东局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各国共产党的指示，也有远东局和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从他那里搜得的共产党文件如此之多，以至于《申报》登了两个月的秘密文件。

 

不过，在如山铁证面前，牛兰夫妇拒绝回答警方的任何问题，坚持自己的公开身份——太平洋产业工人联合会秘书。

 

 

牛兰夫妇

 

牛兰夫妇不仅革命工作一丝不苟，商业方面也是天资过人。他们二人都在多个国家工作过，在上海他们持有多国护照，使用数个化名，登记了八个信箱、七个电报号，租用十处住所、两个办公室和一家店铺，并频繁更换联络地点，同时尽量避免与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直接接触。

 

牛兰到上海最初一年多时间，不是到中国其他城市旅行，就是往来于上海和欧洲疏通贸易渠道。后来夫妇二人搞了三家贸易公司，其中最大的“大都会贸易公司”资金雄厚，信誉也好，在上海商圈里口碑颇佳。

 

于是，共产国际利用工会组织开展营救。法国工会联盟从巴黎发来电报，抗议警方逮捕工会秘书牛兰夫妇；国际反帝同盟主席明岑贝尔格发起“保卫无罪的工会秘书”运动。

 

由于牛兰夫妇坚守秘密工作制度，纵然通信密码和资金账簿被缴获，但其身份无法查实，工作性质也无法查实，租界当局几乎无可奈何。重重压力下，上海公共租界警务处官员曾私下说：这个案子很棘手，若查无实据，也只好放人。

 

但看似形势好转的背后，隐藏着巨大的风险。

 

因为“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顾顺章，叛变了。

 

顾顺章的被捕叛变，是我党白区斗争史上一个极其严重的事件。

 

在我党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不计其数的叛徒，其中不乏比顾顺章地位高得多的领导人，但没有哪一个叛徒可能造成比顾顺章更大的危害。

 

这是因为，他几乎知晓中央所有的秘密，他所造成的危害，关系到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的存亡，关系到包括周恩来、博古、张闻天等在内的多名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性命。

 

这是一个差点改写历史的事件，顾顺章被视为“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

 

顾顺章化名黎明、化广奇，时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一说为候补委员）、中央委员，是仅次于向忠发、周恩来的中央特委领导人，也是仅次于周恩来的中央特科负责人。

 

逞勇斗狠的顾顺章曾经当过青帮小头目，五卅运动后逐渐成长为工人领袖。他天赋异禀，化装、表演魔术、操作和修理机械、心理学等样样精通，也曾为革命事业出生入死。

 

但他在负责中央特科工作期间，工作重点不是放在保卫中共中央的安全、营救被捕的同志方面，而是热衷于处决叛徒、暗杀敌人等一些恐怖行为。

 

一时的胜利冲昏了顾顺章的头脑，他自认不可一世，骄傲蛮横，自我陶醉，以恐怖行动为乐。执行党交给的任务时，他忽视秘密工作的政治方向，在具体行动中忘掉党的政策，把严肃的政治斗争，看成是单纯的恐怖行动，因而被人视为“杀人魔王”。

 

党内只有周恩来的话他能够听一些，他的家中只有陈赓可以去。陈赓到顾家去过两次，发现此人生活腐化，花天酒地，抽鸦片烟。

 

对此，时任中央特科二科(情报科)科长的陈赓曾忧虑地对人说：“只要我们不死，准能见到顾顺章叛变的那一天。”

 

陈赓一语成谶，顾顺章在一次执行任务过程中滞留汉口，自恃艺高胆大，忘形地登台进行魔术表演，被特务认出，被捕当天即叛变。

 

顾顺章对中共中央的所有秘密，几乎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他的叛变使党中央面临严重危险。幸亏打入敌人内部的钱壮飞在顾叛变的第二天便获此情报，立即从南京奔赴上海向特委负责人周恩来报告。

 

周恩来当机立断，在聂荣臻、陈赓、李克农、李强等人协助下，连夜布置中央机关和人员的转移撤离。

 

国民党的大搜捕很快开始，上海戈登路中共中央机关、各联络处和办事机构，向忠发、周恩来、瞿秋白、陈云、博古、张闻天等人的住处，凡是顾顺章知道的地方，同时遭到搜捕。

 

但是处处人去楼空，中共中央机关200多人消失得无影无踪。

 

聂荣臻后来回忆说：“这两三天里真是紧张极了，恩来和我们都没有合眼，终于抢在敌人前面，完成了任务。”

 

国民党“中统”负责人陈立夫曾仰天长叹：活捉周恩来只差了5分钟。

 

周恩来在以后多次对人说过：要不是钱壮飞同志，我们这些人都会死在反动派的手里。

 

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中共虽然努力将顾顺章叛变的影响减到最低，但付出的代价依然是惨痛的。

 

首先是4月顾顺章被捕叛变的连锁反应：6月，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10月，代理总书记王明离开上海去莫斯科。12月，周恩来离开上海赴中央苏区。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核心被迫停止工作，分头转移。

 

外面的人容易走脱，已被关在监狱里的，危险接踵而至。

 

先前被捕未暴露身份者，陆续被叛徒顾顺章指认。

 

最典型的莫如恽代英。恽代英1930年4月在公共租界被捕。他当时机智地抓破脸皮，化名王作霖，在监狱中未暴露身份。

 

在周恩来指挥下，中央特委的营救工作颇为有效：老闸巡捕房的探长被塞上一笔厚礼“打招呼”，使恽代英得以从轻发落转押苏州陆军监狱。

 

江苏高等法院的法官也被疏通了关节，准备将恽代英提前释放，周恩来已经派人到苏州去给将出狱的恽代英送路费了。

 

恰在此关节顾顺章叛变，直接指认即将释放的苏州陆军监狱“王某”是中共重要领导人物恽代英，导致恽代英最终遇害。

 

顾顺章指认的另一对人物，即牛兰夫妇。

 

顾顺章是和牛兰夫妇打过交道的。早在1931年初，共产国际派遣两名军事人员到上海准备去中央苏区做军事顾问，在上海由牛兰将两人装扮成传教士。中共方面则由顾顺章安排两人潜入瑞金。但此举未能成功，两人返回上海后牛兰迅速将他们送上外轮离境。

 

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后，立即指认了此事。

 

6月上旬，牛兰获悉顾顺章叛变的消息，马上通知联络站三名苏联工作人员携带机密文件以最快的速度分别离开上海，而他自己，则利用合法身份留在上海静观事态发展。

 

由于牛兰夫妇行事谨慎，不直接与中共地下工作者接触，也包括顾顺章本人。顾顺章倾其所想，也只能供出共产国际在上海有一个“洋人俱乐部”（指联络站），其负责人是德国人，绰号“牛轧糖”。（Nougat，德法文意指牛轧糖。顾顺章早年曾留德）

 

顾顺章的供词说：“共产国际派遣代表九人来上海，即系国际远东局，大多数是俄人，也有波兰人、德国人，姓名住址不太知道。远东局主任，绰号‘牛轧糖’，我们都叫他老毛子。他有一个妻子，非常厉害，名字不详”。

 

接着，向忠发也间接供出了牛兰夫妇：“共产国际驻上海之东方部负责人，前为米夫，现已回国。此刻由一波兰人负责，但自称是比国人，闻已被捕，押在英租界捕房中”。

 

牛兰（Noulens）的发音与德文牛轧糖（Nougat）相近。当时国民党方面正苦恼跑掉了周恩来这条大鱼，一听有共产国际的“洋人俱乐部”，马上高度兴奋起来。

 

综合各方面情报，他们迅速认定在上海租界被捕、操德语、国籍得不到确认的牛兰夫妇，就是顾顺章所说的“牛轧糖”——共产国际在上海的“洋人俱乐部”负责人。遂要求“引渡”牛兰一家人，以一举破获中共上层机关，瘫痪共产国际的远东联络体系。

 

1931年8月，牛兰夫妇被租界引渡给国民党当局。8月14日，大批全副武装的宪兵押解牛兰一家从上海前往南京。

 

牛兰夫妇意识到，他们从此将踏上一条不归之路。不过，意志坚定的国际革命者并没有因此开口说话，依然一口咬定太平洋产业工人联合会秘书的身份，其他一概不知。

 

8月20日，宋庆龄联合爱因斯坦、蔡特金、高尔基、史沫特莱等国际知名人士发起成立了设在欧洲的“国际营救牛兰委员会”，使营救牛兰的行动演变为一次世界性的运动。

 

 

史沫莱特、萧伯纳、宋庆龄、蔡元培、鲁迅在鲁迅家中合影

 

国际红色救济会率先发动强大的舆论攻势。当时该组织是一个非党性的国际救援组织，在77个国家和地区拥有1300万会员，以十几种文字定期不定期地出版散发几十种报刊杂志和救援公告。

 

在国际红色救济会的组织下，一份份声援牛兰夫妇的呼吁书传到各地，一封封抗议信电发给南京国民党军事当局。

 

不过此后近十个月内，南京政府采取沉默态度，始终未作公开答复，甚至否认牛兰夫妇在他们手中。

 

期间不断有各种消息传出，有的说牛兰夫妇已被证实是苏联间谍，也有消息说牛兰夫妇已被秘密处决。共产国际综合各方面情报后认为：牛兰夫妇并未暴露真实身份，仍被关押在南京某监狱中。

 

为了营救牛兰夫妇，共产国际开始动用苏联红军情报部门的远东情报组织佐尔格小组。

 

佐尔格原是德国共产党人，于1925年3月秘密取得苏联国籍同时加入了苏联共产党。

 

他的公开身份，是德国报纸《法兰克福新闻》驻上海记者，主要研究中国农业问题。而他的真实身份，是负责苏军总参谋部上海工作站的负责人。

 

他的身份和牛兰很相像，只不过牛兰隶属共产国际，佐尔格隶属苏军总参谋部。但他们一位已成国民党的阶下囚，一位依然是租界的座上客。

 

收到苏军总参谋部的指示，佐尔格全力投入对牛兰夫妇的营救工作。当务之急是查明牛兰夫妇的关押地，为公开营救行动提供确凿证据。

 

佐尔格安排他的助手方文查找牛兰夫妇的下落。方文接受任务后，通过情报员联系到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总干事、中统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张冲。

 

找到张冲，实施援救行动还远远不够，但确认牛兰夫妇的下落足够了。

 

佐尔格希望通过张冲拿到牛兰的亲笔纸条，证明他确实在南京。只有确认这一点，共产国际才能针对性地开展营救行动。

 

张冲很快回复：“手迹可以送出，代价是二万美金。”

 

二万美金，在当时是一笔巨款。佐尔格拿不出来，中共方面也拿不出来。

 

因为共产国际每个月通过牛兰给中共的经费也就这个数目，以至于方文都反对送给张冲如此巨款。

 

但同为秘密工作者的佐尔格深知工作的危险，更知救援的珍贵。他坚持同意，并立即向莫斯科总部报告，要求火速送来二万美金，作为营救牛兰夫妇的特别经费。

 

莫斯科总部答应了佐尔格的请求。但送款是个麻烦事，这么一大笔巨款，怎么送都容易被人盯上。别忘了，牛兰夫妇开始就是栽在汇款上。

 

还是派专人递送吧，不过送款的路线经过西伯利亚后，还要穿过中国东北。而当时“九一八”事变已经发生，该地区全部被日本人控制。

 

考虑到德国与日本关系不错，于是苏军总参谋部决定选派德共党员执行这项使命。为保险起见，安排两人，每人各携带两万美元，分别走不同的路线。

 

任务下达绝对秘密，他们相互间都不知道还有另外一人在完成与自己完全相同的任务。

 

最后，两位送钱的德共党员都完成了这项颇具风险的任务，先后穿越中国东北抵达上海，将钱送到了佐尔格手里。

 

两人都是具有十年以上党龄的德共党员。一位叫赫尔曼·西伯勒尔，晚年撰写文章时还激动地回忆安全到达上海后，和佐尔格拥抱的兴奋情景。

 

另一位就是李德，当时他还叫奥托·布劳恩。但他在晚年写文章时却是另一番面孔，一个字也不提当年的秘密使命，更不提佐尔格，只是含糊地写起文章开头提及的内容。

 

他不但说错了被捕时间和人数，而且对自己与此事件的关系讳莫如深。

 

奥托·布劳恩出生在德国慕尼黑，是工人起义中的积极分子，曾经为“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英勇战斗。此期间他两次被捕，第二次被捕后越狱成功，逃往苏联。1929年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

 

当约瑟夫在新加坡被捕、英国警方发现牛兰夫妇的地址时，奥托·布劳恩还是一名学员，在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内规规矩矩地听课。很快毕业分配了，他来到了苏军总参谋部。

 

奥托·布劳恩在苏军总参谋部领受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给佐尔格送款，却也是最后一个。从来没有人想到这位交通员会一去不返，还在中国做起了“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

 

从20年代中期起，共产国际就对中国革命给予了极大的重视。先后有维经斯基、马林、鲍罗廷、罗明纳兹等著名人物被派来中国，指导革命。

 

维经斯基来华，在“南陈北李”之间穿针引线，推动了中国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

 

马林参加了中共一大，并在会场出现意外情况后，首先提出转移，以其丰富的地下斗争经验，避免了中共在成立初期便可能遭受的一次重大损失。

 

而且马林还是国共合作的主要倡导者。当时俄共（布）远东局、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对中国采取的政策倾向是联合实力派，北联吴佩孚、南联陈炯明，却疏远孙中山。直到马林来华，才拨正航向。

 

鲍罗廷来华5年，大革命时期在中国政坛上举足轻重、影响深远，被称为“广州的列宁”。

 

罗明纳兹为中共八七会议起草《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并作政治报告，主张武装暴动、开展土地革命和建立苏维埃政权，对中共中央转变总方针起了重要作用。

 

以上这些人，可以说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老资格的革命者。

 

但这些老资格的革命者又都曾在中国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

 

鲍罗廷一手开启了蒋介石的魔瓶，罗明纳兹差点阻止了南昌起义。

 

所以自罗明纳兹以后，驻中国的共产国际代表只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不再享有决定权。共产国际再未派遣所谓“全权代表”来中国。

 

那为什么又会是李德呢？他刚刚从军事学院毕业，并未受过共产国际特别训练， 更谈不上对东方革命有什么了解，脑海中较多的还是些街垒巷战的经验和教科式军事理论。

 

历史的巧合是如何形成的？原来，帮助奥托·布劳恩完成身份转换的，不是共产国际，也不是苏军总参谋部，而是中共中央自己。

 

顾顺章的叛变对中共中央的伤害极大，紧随着向忠发的被捕叛变，中央特委的三位领导人只剩下周恩来，也只能被迫隐蔽，后来于年底奔赴江西苏区。

 

中共中央在上海开展工作已极为困难，王明先行离开，于1931年10月份前往莫斯科。留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远不足半数。

 

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提议，在王明和周恩来离开之前，驻上海的中共中央改为临时中央，何人出任临时中央负责人，中共中央自行决定。

 

可以说，这是共产国家第一次将这样的权利交给中共中央。

 

决定临时中央负责人的会议上，代理总书记王明提议：由博古来总负责。

 

博古，名秦邦宪，“博古”之名源于俄文音译名“博古诺夫”。那时的他年轻气盛，热情奔放，并不把眼前的白色恐怖放在眼里。

 

他口才极佳，善于作充满激情的演讲；六届四中全会后出任团中央书记，曾因组织和鼓动的才能受到少共国际的表扬。

 

还有一点，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他与王明不但是同学，还同属“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

博古很干脆：“好，我来就我来！”丝毫没有一点顾虑。

 

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这一年，博古24岁。

 

当时中共中央发给国际的报告和接受国际的指示，都要通过驻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

 

博古作为临时中央负责人，便成为远东局的常客。

 

佐尔格小组虽然隶属苏军总参谋部，也常来远东局交换情况。

 

于是，远东局负责人尤尔特、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苏军总参谋部上海工作站负责人佐尔格三人之间，来往密切。

 

现在又从苏联远道来了一个送款员奥托·布劳恩，他和这三个人中的两个人是老相识，剩下的一个不算熟的还是同乡，这下就热闹了。

 

熟悉的两位，一位是尤尔特，在德国时两人就一起做过党的工作。尤尔特当时在德共党内地位颇高，但与德共领导人台尔曼意见不合，被共产国际调出德共，分配到中国工作。

 

另一位便是博古，他俩曾一同在苏联学习，奥托·布劳恩是伏龙芝军事学院学生，博古则是中山大学学生，都在莫斯科，当时两人就认识。

 

而尤尔特、佐尔格和奥托·布劳恩三人虽然代表不同方面，但都是德国人，这实在是个历史巧合。

 

担负重大使命的他们在白色恐怖的上海相遇，既十分兴奋，又分外亲热。

 

奥托·布劳恩来华前，博古刚刚出任中共临时中央的负责职务不久，白区工作已经逐渐退居次要地位。

 

那时的全国各个苏区，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武装斗争，工农武装割据逐渐形成。星星之火，正在燎原。

 

中共的主要任务已不再是组织示威游行和举行集会了，也不再是发动城市武装暴动。苏区的工作已经上升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工作。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军事问题正在成为革命斗争中首要的、迫切的和关键的问题。

 

博古作为一位出家门就进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门，出中山大学校门即进中共中央机关的领导者，有着丰富的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经验，也极富鼓动力和感染力。

 

但面对正规的军事行动，他底气明显不足，也很有自知之明。

 

恰恰这时来了个伏龙芝军事学院的毕业生奥托·布劳恩，还曾是苏联红军骑兵师的参谋长，又有着丰富的街垒巷战经验和扎实的军事理论知识。

 

博古喜出望外，他把这位老相识留了下来。

 

这一年奥托·布劳恩31岁，长博古7岁。

 

从1932年初到1933年初，博古与奥托·布劳恩在上海整整相处一年。这段时间里，博古对奥托·布劳恩建立了绝对的信任。

 

不久，迫于国民党统治的白色恐怖，临时中央在上海也待不住了。1933年春，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指示，博古前往中央苏区。博古希望奥托·布劳恩能够一同前去。

 

而布劳恩作为一个曾多次从危险中脱身的国际革命者，并不害怕前方可能出现的艰险。但他有着自己的考虑：他是苏军总参谋部的人，不是共产国际的人。

 

所以当尤尔特代表远东局征求他的意见时，他提出一个条件，请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出一个相应的指示。

 

他希望凭借这个指示，完成自己的身份转换。

 

但事情并非奥托·布劳恩想象的那么简单。他后来回忆说，“尤尔特和博古因此向莫斯科发出了几封电报。”到底是几封，他也说不清。

 

在博古临离开上海前，临时中央终于盼来了共产国际的正式答复，正式且含混：

 

“奥托·布劳恩作为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受支配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这个指示尽管含混，却极为重要。奥托·布劳恩将由它，完成在中国革命中的身份转换，尽管这个转换不是共产国际下达的。

 

显然，共产国际只是要求中共临时中央对自己选定的顾问负责。布劳恩后来说，“其他的命令和指示我没有得到”。

 

布劳恩自己也知道他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微妙，共产国际从来不直接对他发出任何指示电报，他与共产国际也从来没有建立过直接联系。

 

到了中央苏区，起初在军事会议上他一再说明，他的职务只是一个顾问，没有下达指示的权力。

 

但博古并不这么认为，在介绍他的第一个欢迎会上，博古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同志们！我们在这里召开一个特别会议，热烈欢迎我们盼望已久的共产国际派驻我党中央的军事顾问，奥托·布劳恩同志。

 

为了保密和顾问同志的安全，会后对他的称呼一律用中文的“李德”（意为李姓的德国人），不得泄露他的身份和原名。

 

李德同志是位卓越的布尔什维克军事家，又是位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国际主义战士。他来到中国，体现了共产国际对我们党和红军以及中国革命的深切关怀与巨大支援，也体现了这位老革命家和军事家国际主义精神和献身世界革命的崇高感情。

 

从此，奥托·布劳恩以“李德”这个名字，进入中国革命史册。

 

他将和临时中央一起，导演出一场历史大悲剧，又在实践中走向独立自主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下，演绎成一部英雄的革命史诗——二万五千里长征。

 

顾顺章叛变：除2元老被害，牛兰事件和内线杨登瀛暴露均与他有关

 

 

顾顺章叛变后，在顾顺章的积极配合下，中统特务针对中共地下组织的活动特点，“搞了一套对付我们的办法”，使中共地下组织遭受了相当程度的损失，“其结果是八百多共产党人遭逮捕”，其中有几个中共中央“特科”（即“红队”）遭受毁灭打击。

 

1、恽代英被捕就义

 

徐恩曾对这次大搜捕是尽了全力的，他几乎三天三夜未眠，数过沪上的家门而不入，虽然尽了全力，表面成绩斐然，破获了一些来不及撤退的中共地下组织，如红旗报社、中央军委保卫组办公处、北四川路接头处、武定路秘密机关等，但其欲达到的逮捕周恩来等中共领袖，将中共中央机关一网打尽的企图却没有实现。

 

但是，由于顾顺章的出卖，我党在武汉设立的机构，如中央军委武汉交通大站及省、市、区委交通五所，湘鄂边区红二军团驻汉交通处、采购处，湘鄂边特委、湘鄂西红二军团后方医院药品采购处，汉川独立师驻汉交通处、采购处，沔阳驻汉交通站等二十余处中共地下交通联络组织以及数处秘密掩护机关均遭到了严重破坏。加上原已遭破坏的鄂西联县苏维埃政府和红二军团驻武汉办事处，我党在武汉地下组织几乎无一幸免，党的工作受到了相当程度的损失。

 

徐恩曾从顾顺章处得到的第一项大收获，是他发现了隐藏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囚犯中的中共重要领导人恽代英。

 

按照中共中央的布置，中央常委等党的高级干部，每年都要有一段时间深入基层组织工作。恽代英当时化名王作霖，去上海浦东基层支部发动工运，1929年5月6日，当他化装成工人上街散发传单时，不幸被捕。因国民党警察中无人认识他，便得以自称为不识字的工友，被送往苏州反省院感化，后转押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党组织为了营救他，通过顾顺章，花了几千元的“运通费”，结果获得批准，即将送南京“军法处”宣判无罪释放。在此重要关头，顾顺章的叛变使营救恽代英的工作功亏一篑。

 

顾顺章投敌后，急于卖友求功，4月27日，他在陪蔡孟坚去见蒋介石的路上，忽然想到了恽代英的事，立即向蔡告发，并说恽代英是中共重要人物，需立即查明是否已开释。

 

徐恩曾获报，即派干员顾建中、王思诚与李熙元，手执刊有恽代英照片的黄埔四期同学录，火速赶往中央军人监狱，在犯人中将恽指认出来，立即严加看押。两天后的4月29日，奉蒋介石批示，将恽代英就地枪杀于狱中刑场。临行刑时，恽代英毫不畏惧，大义凛然之正气使特务们为之惊恐。多年以后，徐恩曾回忆此事仍心怀恐惧，他说：“共产党的可怕就在于此”。

 

2、出卖打入中统高层的杨登瀛

 

顾顺章投敌后的另一项“功劳”，是他出卖了中共地下党在中统组织中的又一内线杨登瀛。顾顺章对杨登瀛的身份一清二楚，于是，杨随即被供出逮捕。但杨在受审时拒不吐实，又因为他在国民党内与中统头目陈立夫、张道藩有较深的私交，最后被张以个人名义保释，其结果尚称安全。

 

杨登瀛真名鲍君甫，在大革命时期曾是国民党“左派”，与中共人士有密切的关系。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他混迹于上海滩，经同乡密友、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总干事的杨剑虹介绍，加入中统，专事对付中共与其他反蒋势力。但他并没有真正投蒋，却利用这一机会与中共地下党取得了联系，通过中共中央特科人员陈养山向中共闸北区委表示愿意为中共工作。

 

1928年5月，在获得周恩来的同意后，陈赓与杨登瀛见了面，建立了关系，杨便成为一名“白皮红心”的中统特务，成为中共地下党的重要线人之一。他为中共在中统内部安插了许多人员，并提供了许多重要情报，特别是及时提供的中共被捕人员变节的情况，使中共避免了多次损失。

 

3、杨登瀛的功劳

 

他还在以下几个重大的事件上帮助了我党。

 

其一，营救被捕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局主任罗亦农。

 

罗亦农，湖南湘潭人，出生于富家，后到上海求学，结识陈独秀，加入中共。1922年被送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任中共旅莫支部负责人，与刘少奇、任弼时是同学。1925年回国后，从事工人运动。1927年任中共江浙区委书记，参与领导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并在随后党的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大革命失败后，调任湖北省委书记，并在“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后组织领导了鄂南暴动。这年11月，在上海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与周恩来、李维汉组成中央组织局，出任主任。是月下旬，作为中央巡视员前往武汉指导两湖省委工作。1928年元旦回上海同李文宜结婚，主持中央组织局工作。4月15日，罗亦农因其秘书何家兴、郝稚华夫妇的出卖（在杨登瀛的侦探之下），被英租界巡捕房抓获。周恩来与陈赓、顾顺章等人策划在巡捕房向上海当局解送他时实行武装劫夺，但由于陈立夫对此案的高度重视，亲自出马指挥与英方交涉，最后提前解送，以致抢救不及。当局审讯无结果，于21日奉蒋介石命令将罗亦农枪杀。

 

中央特科营救不成便派出“红队”，于4月25日将叛徒何家兴、郝稚华处决在住所内。

 

其二，1928年8月，中共平凉路沪东区工会机关被中统侦悉，淞沪警备司令部函知英巡捕房政治部搜查，结果有七名共产党人被捕。在杨登瀛的侦探之下，中共特科得知是叛徒戴冰石8月初秘密自首投敌所为，遂将其处死。

 

其三，1929年8月24日，法租界新闸巡捕房在上海沪西新闸路经远里六一三弄12号，将正在开会的中共重要人物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张际春等五人逮捕，周恩来因事缺席而幸免。杨登瀛立即打听到了这一绝密消息，获悉告密者就是该处房东、中共中央军委秘书白鑫。周恩来遂于当晚召集中央特委紧急会议，布置营救工作。

 

白鑫原系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生，先后参加过东征北伐，大革命失败后，参加南昌起义、广州起义，随军到达海陆丰，一度出任彭湃属下的团长。海陆丰农民起义失败后，他偕妻子王英北上上海，出任中央军委秘书。1928年冬，彭湃到上海担任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军委书记后，白又兼任彭的秘书。因此，白鑫夫妇的住所便成为党的一个重要联络地点。

 

因对革命前途失去信心，他们遂通过在南京政府军政部储备司任司长的白鑫之弟白云深，向国民党自首，透露了中共中央军委与江苏省军委于是日下午在他家里召开联席会议事，由上海警察局通报给法租界巡捕房缉捕。

 

26日，彭湃等五人经租界临时法院审讯后，当即判决。下午便引渡给上海市警察局。陈赓通过杨登瀛获悉上述情况后，指示他利用陪审员的身份，与彭湃等人取得了联系，并决定在把他们解往淞沪警备司令部途中组织营救。8月27日晚，蒋介石亲自抵达上海处理此案。在火车站意外遭到刺客的袭击，险些丧命。蒋介石一怒之下，决定立即处死人犯。次日凌晨，特科营救成员在顾顺章、陈赓等人的指挥下，按计划埋伏到囚车必经之地枫林桥准备救人，但行动时因枪械意外出了问题，致使行动失败。

 

30日上午，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对彭湃等五人进行了复审和严刑拷打，午后1时，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等四人被枪杀于警备司令部大院内。周恩来知悉噩耗以后，悲愤难抑，当即起草了《中共中央为反抗国民党屠杀革命领袖告全国劳苦群众书》，愤怒声讨国民党当局勾结帝国主义屠杀彭湃等革命领袖的罪行。

 

不久之后，在杨登瀛的帮助下，中共“红队”在叛徒白鑫逃往国外前夕将其刺杀。

 

1929年农历新年，淞沪警备司令部接到湖南人黄歧密报，可抓到共产党的重要人物罗迈。在打入淞沪警备司令部的中共情报员宋再生的安排下，黄歧于正月初五在司令部见面宴请之时被毒死，此举有效地保护了中共领导人的安全。不久后，宋再生又将出卖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秘书长，兼任宣传部长李立三的铁路工会秘书顾某解决，并将李的住所古玩店搬迁，杜绝了后患。

 

杨登瀛还在钱壮飞打入徐恩曾中统组织、成为徐的机要秘书的过程中起到了辅助作用。中共中央由此掌握了国民党中统特务机构所有重要的机密。

 

周恩来称此举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钱壮飞伪装出色，取得了徐恩曾的信任与重用，并在最后的危急关头挽救了党中央和中国革命。

 

4、蔡和森的被捕

 

在顾顺章被押期间，徐恩曾、张冲、顾建中轮番到狱中与他见面、谈话。但在上海大搜捕后，因未抓住一名够得上档次的中共首脑级人物，徐恩曾遂不得不考虑派顾顺章亲自出马，企图能够抓获一两位中共重要人物。

 

1931年5月底，徐恩曾将顾顺章安排到南京城南双塘巷居住，并派自己亲信特务王思诚做顾的秘书，由中共叛徒王国栋、李志远、胡洪涛陪伴，实行监控。徐恩曾陪同陈立夫到顾顺章的住处看望。陈立夫对顾说，蒋介石对他指认恽代英一事十分满意，并转达蒋介石的话，说“党国”不会亏待每一个效忠的人。顾顺章不由受宠若惊，他进而主动提出可以设法捉到中共著名的工运领袖蔡和森。

 

蔡和森曾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五名常委之一，后受到共产国际的处分，被罢免了政治局常委的职务，当时已被分配到广东省任省委书记。顾顺章认为，虽然周恩来现在应该已通知他转移，但蔡和森脾气倔强，绝扔不下广东的工作，现在肯定还留在香港，估计只是换了住所。据说，原先他一家三口住在香港一家罐头公司的楼上。陈立夫听罢当即拍板：立即安排人手，到香港捉拿蔡和森。

 

随后，顾顺章在徐恩曾的安排下，由几名调查科特务监视着南下香港。6月10日，徐恩曾得到了香港传来的消息：蔡和森在参加香港海员工会会议时，连同与会五人一同被捕，现关在香港英国监狱。

 

蔡和森被捕后，不久就被广东军阀陈济棠押解到广州。在狱中，他虽然受尽种种酷刑，但始终没有暴露党的任何情况。8月间，陈济棠下令用铁钉把蔡和森的四肢钉在墙上，然后用刺刀将他的胸脯戳得稀烂。蔡和森英勇就义，年仅三十六岁。

 

曾与蔡和森在湖南长沙共同创办新民学会的毛泽东闻此噩耗，悲痛地说：“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到的，和森同志都做到了。”

 

5、牛兰事件

 

顾顺章投敌后，给共产党造成的又一重大损失，是共产国际驻中国的重要负责人希莱雷·努伦斯和他的妻子在上海公共租界被中统特务逮捕事件，即所谓的“牛兰事件”。

 

希莱雷·努伦斯（Hilaire　Nuolens）真名为保罗·鲁埃格，波兰人，他的中文名字叫牛兰，于1927年11月受共产国际派遣来到上海。

 

1927年“四一二”、“七一五”事变相继发生后，中国的革命阵营分裂，国内局势急剧变化，使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不知所措，共产国际召开会议，严评了共产国际联络部和负责中国事务的远东局。为了进一步了解中国国内的情况，用更加合适的方法加强中国共产党的联系，决定组建对中共的秘密联络站。

 

经过慎重选择，共产国际决定派遣牛兰前往中国，命令他以私人身份经欧洲绕道哈尔滨、大连，然后到达上海，以开商业公司作掩护建立秘密联络站，并要求牛兰不管在任何情况下，不许与苏联在华的公开机构联系，以保持他的秘密性。

 

牛兰的妻子汪得利曾，为了协助丈夫的工作，于1930年带着年仅两岁的儿子吉米也来到上海。牛兰夫妇在中国积极活动，利用其在上海租界内的各种合法身份，经常与中国共产党和亚洲各国共产党取得联络，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取得了较大的成绩。

 

远东局的主要工作是扶助中国革命，它转发经费给中国共产党及青年团等组织，征募学生，并安排他们前往莫斯科的列宁学校和东方劳动大学学习，培训共产党未来的干部。

 

顾顺章以恽代英及其他许多中共党员的鲜血生命来换取国民党的青睐，给中共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从此顾成为中共的死敌。中共对其采取了严厉的制裁措施。

 

正当牛兰夫妇及其领导的共产国际远东局积极开展活动时，危险从天而降。

 

顾顺章供出有关牛兰的情报后，1931年6月15日，国民党当局联络上海公共租界将其逮捕。随后，中统特务对牛兰夫妇的住处进行了搜查，发现了一把南京路某公寓房间的钥匙，租界当局警方在那房间里又查出三个铁箱，箱中存有共产国际远东局和太平洋职工书记处上海支会的档案文件，这是上海外国租界当局第一次获得有关共产国际在远东活动的情况。

 

8月30日，牛兰等人被引渡给南京政府，关押在苏州监狱，他在狱中曾三次绝食抗议。

 

陈云在主持中央特科工作的前前后后

 

 

在腥风血雨、艰难竭蹶的白色恐怖环境下，中央特科在获取情报、保卫中共中央安全等方面功绩卓著，并且为发展党的隐蔽战线奠定了良好基础。“隐蔽战线的统帅”中央特科的创始人周恩来，家喻户晓。相较而言，另一位特科机构领导人陈云在特科的风云岁月则鲜为人知。

 

临危受命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并未建立保卫自身的各种武装。因此，也未专门设立负责开展情报收集、政治保卫的机构。可以说，早期的中共中央还“不懂得情报”工作，直至1927 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猝不及防中所酿造的惨案才让共产党瞬间惊醒，中央特科才由此应运而生。1927 年4 月11 日夜到12 日清晨，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在党和人民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先以阴谋诡计缴了工人纠察队的枪械，随后开始了疯狂的屠杀和搜捕，致使大批共产党人和工人群众惨死街头。据不完全统计，“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三天内，被杀害者300 多人，被逮捕者500 多人，5000 多人流亡失踪。在此中国革命的紧急关头，中共中央机关从上海迁往武汉，并在武昌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革命遭受失败的惨痛教训，引起周恩来和党中央许多领导同志的重视，大家开始懂得：和强大的敌人作斗争，必须了解它的军事、政治动向，才能准确有效地攻击敌人、战胜敌人。1927 年，周恩来领导军事部后，与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和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三人组成“中共中央特别委员会”，直接指挥以情报、保卫工作为着重点的中央特科。

 

在建立初期，中央特科就明确了其主要任务：保证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收集掌握情报，镇压叛徒，营救被捕同志和建立秘密电台。在机构设置上，特科共开设四个科：一科为总部，后来称总务科，科长洪扬生。该科主要负责中央机关的

 

庶务工作。凡是中央召开的会议和设立的秘密机构及接头地点，都由一科负责。二科是情报科，科长陈赓。该科主要负责收集情报，掌握敌情。三科是行动科，科长由顾顺章兼任。该科负责抢救被捕同志，打击罪大恶极的叛徒。该科下面设有手枪、盒子枪武装的“红队”，也叫打“狗”队。其成员都是从上海工人中和各苏区红军中，选调一些机智勇敢、枪法最好的特等射手组成，专门负责打“狗”（镇压叛徒和国民党特务）的工作。四科是交通科又称通讯联络科，科长李强。其任务是负责党中央同各根据地、红军和各省委的无线电台联系、水陆交通线的联系。

 

新建立的特科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站在敌我军事政治斗争的第一线，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特科成立不到两年，就已利用各种复杂人际关系“渗透”到了上海租界巡捕房、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公安局、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南京各国驻华使馆，以及国民党通讯社、地方法院和其他党政军机关，掌握了敌人致命的要害部门，截获了大量国民党核心机密。这些正如国民党人士后来所说：中央特科“在国民党特务机关建立内应”，“掌握了特务机关全盘活动机密，及时从中统最机密档案中得到共党叛徒、奸细活动的正确情报，不必费多大气力及时镇压，有时还能事先发现国特行动计划而做到先发制人”。

 

1931 年4 月24 日，顾顺章在护送张国焘前往鄂豫皖根据地返回途中于武汉被捕叛变。这是中共保卫工作史上所受的一次重大挫折。顾顺章掌握中共中央核心机密，熟知中央领导人及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派驻上海的工作人员的化名及秘密住址。顾案发生后，周恩来在陈云等人的协助下果断指挥中央负责人及有关人员马上转移；中共中央、中共江苏省委和共产国际机关全部搬家；顾顺章所知道的秘密工作方法立即废止。这样巨大的变化所引起的内部收缩，给党和中央特科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特科工作面临重大调整。

 

为了整顿特科，中共中央决定：“特委本身的组织，从最高指导委员会起，一律重新改组，特委的负责人必须以政治坚定、党籍较长、有斗争历史的干部特别是工人干部担任。”陈云在协助周恩来处理顾顺章叛变过程中显示出他的机智果断，他本人又具备中央规定的上述条件。因此，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陈云、康生、潘汉年、邝惠安重新组成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领导中央特科的工作。但是在6 月21 日又发生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因擅自在外面过夜而被捕，供出周恩来在小沙渡路的住处。周恩来虽及时撤离，但在上海已很难继续存身。不久，中央决定周恩来停止工作、等候转移到中央苏区去。这时，陈云在危难之际挑起了重建中央特科的重担。陈云回忆说：“一九三一年顾顺章叛变以后，我是特科主任（又称书记——引者注），康生叫‘老板’，潘汉年叫‘小开’，我叫‘先生’。”

 

1931 年5 月，陈云临危受命，正式担任中央特科书记。如何从顾顺章叛变的致命打击中开辟新的工作局面，成为特科新领导人陈云所面临的巨大挑战。面对这一严峻考验，他灵活机动、周密部署、绝地反击，交出一份出色的答卷。

 

（一）纠正观念，精简机构。由于顾顺章的叛变使得特科内部人员在思想上产生了很大的震动：一方面，少数革命意志不坚定的投机分子产生动摇，在敌人自首政策的诱惑下开始密谋叛变投敌；另一方面，受党内“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影响，面对敌特日益猖獗的破坏活动，相当多的战友按捺不住报仇雪恨的情绪，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盲目要求与敌人作斗争，这无异于以卵击石。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情况下，向来以“冷静、沉着”著称的陈云并没有慌乱阵脚，而是首先通过细致分析当时的敌我形势，然后再决定如何行动。他强调：适当采取一些反击措施，打击特务、叛徒的嚣张气焰是必要的。但是，大家必须明确根据目前的现状，中央特科的工作重点是政治保卫，打击敌人应该服务于保卫工作。在陈云的坚强领导下，特科工作又回到了正确的路线上来。

 

与此同时，由于过去特科组织与工作人员在党内并没有严格隔离，陈云主持特科工作后，吸取教训并根据少而精的原则，进行内部组织的调整：首先，他将已有一定程度暴露、不宜继续做秘密工作的主要干部李强、李克农、陈赓等转移上海；其次，撤销第四科，将通讯电台的工作移交中央秘书处，其余三个科进行精简缩编。陈云兼一科科长，潘汉年兼二科科长，康生兼三科科长。最后，采取更严密的防范措施，强调单线联系，严格限制相互之间的往来，以确保特科工作人员的身份安全。“当时特科同志之间，除相互之间有一二人的联系外，并无其他联系。”

 

（二）深入社会，隐秘工作。特科组织要在白色恐怖下生存和活动，就必须依靠全体党员严格执行秘密工作纪律，利用公开合法的形式来掩护特科工作，密切与群众的联系，随时防止敌人的袭击。一方面，为了扩大情报来源，争取社会支持，陈云和潘汉年等人充分利用各种关系，积极广泛地跟上海各阶层人士建立联系。这些人中有社会名流如董健吾、杨度等，也有普通店员、邮递员等。这些革命的同情者利用其合法的社会职业为中央特科的工作提供了很多便利。另一方面，陈云改变了特科的活动方式，要求一切工作人员以真实的公开职业掩护自己，从而能够深入社会活动，通过社会活动去建立起各种社会关系，以这些社会关系掩护特科的工作。在深入群众的基础上，陈云花了几千块钱，由一些同情革命的可靠人士出面，办了一二十间小商铺，分布在上海各个地区，以做买卖的形式掩护特科人员的往来接头。比如，他在上海红庙路派人开了一个木器家具店，像一个旧货商店的样子。那时在白色恐怖严重的上海，中央经常要根据形势的变化，设立或撤销某个机关。有了这个木器店，“机关搬家的时候，东西都弄到它那里去，要成立机关，没有家具又可来搬，很方便，是仓库，又做商店，又接头”。

 

对于特科这些工作方式的变化，一个当年的国民党特务在回忆录中感慨道：“实行新的隐蔽策略之后，把我们在共党中所建立的线索，一下割断了，于是我们的耳朵又失灵了，眼睛又失明了。我们只知道共党的地下组织已经变了，但是怎样变？何人负责？机关设在哪里？一切具体情况，我们便茫然无知。”

 

（三）将计就计，深入敌营。顾顺章叛变后，敌人实行自首政策，妄图分化、瓦解中共中央的特科机构。陈云与潘汉年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将计就计，派特科人员以“假自首”的方式打入敌特机关，在其内部建立情报点。这个建议得到中共临时中央的批准。另一方面，为了进一步保障特科骨干的人身安全，陈云和潘汉年经过商议后决定：保卫机关的干部被捕后，如无法掩藏身份，在不帮助敌人破坏组织（抓人、破坏机关）的条件下，可以实行假自首，以便埋伏在敌人内部获取情报，或者在适当时候潜逃回部队。

 

“假自首”政策的实行有效地破坏了敌人的自首政策。它一方面为特科人员打入敌人内部开辟了一条新途径，另一方面也减少了不必要的牺牲，为中国共产党保存了一批骨干。后来的事实也证明绝大多数经党批准向敌人“自首”的干部在脱离敌人魔掌后，又义无反顾地投入与敌人的斗争中。更为重要的是，该政策成功地混淆了敌人的视听，对“真”“假”叛徒都心存疑虑，放慢了向特科进攻的脚步。敌人也因此对大叛徒顾顺章失去信任，将其秘密处死。

 

（四）保卫中央，惩凶除恶。中央特科的另一项重要任务就是保卫中央机关和重要领导人的安全，设法营救被捕的战士。1932 年11 月，中央领导人瞿秋白因遭受敌人的秘密围捕而潜藏于鲁迅家中。中共中央为了确保他们二人的安全，特别委派陈云在一个雨夜将瞿秋白夫妇从鲁迅家中安全转移。在《一个深晚》一文中，陈云详细记述了与鲁迅会面的情景，并称赞鲁迅是“爱护我们党，爱护我们革命战士的中国共产党的最好的朋友”。此外，曾经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的“牛兰事件”中，陈云及其领导的中央特科为成功营救牛兰夫妇再次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正如陈云所言，中央特科的工作重点是政治保卫，打击敌人应该服务于保卫工作。面对特务和叛徒的嚣张气焰，为了鼓舞战士们的革命士气，陈云遵照中央指示，召集潘汉年等人商议，决定在短期内对敌人的首恶分子，用武力手段予以镇压。经过陈云等人的周密部署和多方努力，一名敌方的特务首脑被成功刺杀。公开镇压敌特首脑的胜利，为中央特科的反特防奸工作开辟了崭新的突破口，此举更令敌特和叛徒大受震撼，有力地打击了敌方的嚣张气焰，就进一步为中共情报机构分化、争取和利用他们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作者：姚华飞 来源：《开国将士后代》、《上海老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