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10月1日，毛主席和彭真和西哈努亲王在天安门城楼上。
毛主席是我们伟大领袖，这毋庸置疑，但最要研究的是，为什么第一代的领导和干部们，不管受到什么样的批评和处理，不管多么艰难困苦，仍坚定不移地几乎一口同声地肯定毛主席、敬仰毛主席。父亲彭真就是其中之一。我从出生直到1966年一直等于在中央领导身边生活，对于毛主席我认识但只是认识并不深刻，他的为人却让我无比佩服；他最不讲究吃喝玩乐，他生活简单，他是一个真正脱离低级趣味的人。他为党的事业献出了那么多亲人仍义无反顾，他受了那么多挫折和冤屈却仍义无反顾，居然没有怨言和立自己的山头，他无私心地按干部的特点、能力去安排干部，让其发展至极。最伟大之处是1949年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果从长征遵义会议开始算仅用了十四年，而如果从1945年七大确立了毛主席的领袖地位开始算仅用了四年。我只是凭在主席身边肤浅的感觉和认识，而父亲是在长期革命斗争中选择了领袖：父亲1923年入党后即任山西第一个党组织的负责人之一，从1923年至1937年一直在山西、河北、天津、北京（北平）做党的地下工作，中间曾被捕入狱长达六年。1937年在率北方白区工作团赴延安开会时认识了毛主席，他们相见恨晚，相谈甚欢。也是此次参加会议，因均在白区工作，代表们纷纷用了假名，父亲给自己取名“彭真”，大约是澎湃真理的意思吧，我竟以后数年没问过父亲为什么取名“彭真”！从1937年至1966年近30年的岁月中，毛主席前后将关乎中国共产党革命中六个重要任务交给了父亲，从这六个任务，看到了毛主席的高瞻远瞩，他老人家一环扣一环的伟大战略部署，引领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就如父亲说过的：“没有毛主席就不可能在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毛主席给父亲第一个任务是任命父亲为晋察冀书记，去开拓、建立晋察冀革命根据地。红军长征到达延安后，三万将士、各根据地来的干部、进步青年、知识分子、民主人士数万人聚集在延安地区，延安地区面积不大，又处在黄土高原上，这才有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口号。1937年为了生存，并为了走向抗日战场，毛主席决定开辟晋察冀根据地：晋察冀是建立在远离大中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山地、农村。政治上便于自治，军事上便于防守，经济上可以自给自足，离开城市可以生存，独立性强，这个决定是中国共产党的关键一步。 毛主席把开辟晋察冀根据地的重任交给父亲和聂荣臻，一位主党政，一位主军事。当时同派去的部队进村时，老百姓门都不开，他们只知道国民党政府，不知共产党是什么。但很快在晋察冀建立了政权，党的组织，关键把党组织直建到村，群众很快发动起来，才有了抗战时期1000万人口的山西，当兵支前就有500万人次，为抗战牺牲了26.7万子弟。晋察冀成为中国共产党巩固的自给自足的后方，同时亦是抗日战争的前线。中央给予了“晋察冀模范根据地”的称号，不仅如此，父亲在晋察冀同时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最早的新民主主义国家的雏形。1940年中央决定召开七大，七大代表是中央党校主要成员。各根据地负责同志先后齐聚延安。后中央又决定将抗日军政大学、鲁艺并入中央党校，以中央党校为主，学习理论，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提高干部的理论及文化水平，并通过整风统一思想。毛主席把父亲从晋察冀调回延安，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主持中央党校工作（毛主席任校长），后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这是毛主席交给父亲的第二个任务。中央党校在统一全党思想的关键时刻起了重要作用，为全国的解放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有了晋察冀模范根据地，顺利地召开了“七大”，日本投降，抗战胜利。毛主席此时提出“不能一直是小米加步枪”，“中国革命要准备由农村转变到城市，由游击战转变到正规战”，“如果我们对工业问题，对大城市问题，对于经济问题，对于军队正规化问题不能解决，那共产党就要灭亡”，而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的是东北。东北地区是中国最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更是全国钢铁、机械、能源、化工最大的生产基地。根据1936年统计，当时东北大豆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百分之六十以上，生铁产量占全国的百分之87.7，钢铁产量占全国百分之93以上，发电能力占全国百分之78，煤产量占全国百分之49.5，铁路占全国总长的1/2以上，公路也几乎占了一半。东北的地理位置：北靠苏联，西邻外蒙古，东南邻朝鲜，西南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晋察冀模范根据地，南面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隔海相望，紧接我山东解放区，毛主席说：“如果我们把现有的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独占东北”是毛主席进一步的伟大战略决策。毛主席又一次把重任交给了父亲，任命父亲为东北局书记。这是毛主席交给父亲的第三个重任。1945年9月父亲率四位政治局委员及十七位中委及候补中委赴东北。在这之前父亲在他赴东北前后已派遣近两万干部以隐蔽方式进入东北，抵达东北后建立了基层党的组织、政权及召开了东北各省联席会议迅速发动了群众、党仅几个月就控制了3/5的东北地区、并建立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个航校、培养了新中国第一批飞行员、建立了自己的兵工厂，生产了大量的枪炮、中央派往东北的十万部队，三个月就发展到三十万人……为1948年仅用三年半即“解放东北全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见讣告)。全国解放在即，父亲又被调回中央，继续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根据毛主席意图组织五万北方根据地干部南下，作解放全中国的准备。同时中央决定定都北平。毛主席给父亲的第四个任务是接收北平、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毛主席选择父亲任首都北京的第一任书记大概是因为父亲时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书记处为毛朱刘周任），父亲当时仍任中组部部长、城市工作部部长。且父亲曾在建立晋察冀根据地时建立了党新民主主义国家的雏型，有一定的治理经验；并曾长期领导北方城市的地下党工作对北京、天津，情况相对比较熟悉。1949年2月父亲率经过近一年组织培训的干部队伍开进了北平，随行带来了晋察冀人民支援的3500万斤粮食，20万斤食油，66万斤盐，70万吨煤等物资，以解决北京市民的饥寒交迫。北平市委在进京初期，首先接管了政权，扫荡了社会的“污泥浊水”—特务、间谍、一贯道、不法商人，包括妓院；扫荡了人民生活相关的“污泥浊水”—首先就是在市委领导下根治了北京最穷苦百姓居住的龙须沟；义务劳动清理了堆积在城市上百年的垃圾25万立方米；在一穷二白的经济条件下，在市委领导下，1952年陆续建起的北京友谊医院、同仁医院、北京儿童医院、阜外医院、北京积水潭医院、北京天坛医院、北京宣武医院、北京朝阳医院、北京妇产医院、首都医科大学、北京中医医院、肺结核防治专科等，同时还建立了区和区以下的街道的医疗卫生机构；义务劳动修建了至今仍是北京人民饮用水水源地的密云水库、十三陵水库……规划是城市的灵魂，父亲亲任市规划委主任。在市委领导下，1953年开始编制首都总体规划。1958年报中央获批准，这个规划建设了宽大马路，计划了二环至五环的环路，卫星城市（各区县），以及地铁、公交，涉及民生的工业企业：天燃气、纺织厂、钢铁厂……规划了公园绿地等，“有长远考虑，为后人留下了发展的余地”。世界瞩目的天安门广场，北京的十大建筑至今仍让人感到宏伟、大气，可以在世界面前自豪。父亲就像北京市的大家长，他操心首都的各种大事，也操心具体的细节：他为北京人爱吃的芝麻酱操心；为北京盖了大楼，总不能把蜂窝煤搬上楼而操心；他亲自选址便于各区百姓看病的医院；市委一夜关了妓院，同时为这些人办起了培训班，让她们能自食其力；北京停了人力三轮车，同时给车夫们办起了驾校；他从远郊区县里征集了一批苦孩子，给他们办了护校，医校，后来成为北京卫生系统的主力；北京有了传染病，他组织清理龙须沟，亲自参加清理25万立方米的百年垃圾，组织疫苗工作，亲自跑遍北京郊区，确定了北京上风口和下风口，在上风口种植了蔬菜果树，在下风口，建设了工厂……他的确像北京市的好家长。北京老市民都亲昵地称他为“老市长”。党的八大以后，父亲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父亲协助邓小平负总责，同时分管政法、统战、港澳、并任中央政法小组组长。这是毛主席交给父亲的第五个任务。父亲进北京后在中央任的职有：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人大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党组书记，中组部部长，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1951年2月兼任市长。我知道父亲这期间及以后很长时间的时间安排：白天忙中央的工作，晚上市委领导就来到七号，有时全体，有时个别，研究讨论北京的工作。而12点、1点左右则是去毛主席驻地的时间。我不知道父亲一天能有几个钟头睡觉。晚上我们睡了，他还在开会，早晨我们上学去，他可能刚睡。反正我能多少天见不到父亲。父亲他不会跳舞、打桥牌、打各种球，实在疲劳，只会散步，天安门广场是他经常去散步的地方。1963年到1965年是北京老人们认为是生活虽不富裕但舒心，社会稳定，城市安全，甚至是可以昼夜不用大门上锁的日子。此时，毛主席却感到了干部的变化，贪图享乐，官僚主义等，毛主席认为必须进行一次思想上的整风，要反修、防修。于是毛主席给了父亲第六个任务，任命父亲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思想上的整风，父亲并无更多的经验，仅有1942年延安整风的经验特别是教训，父亲接受了经验教训一直至60年代还经常检讨延安整风伤害了一些干部。父亲也是在七号，讨论撰写了后来有名的关于“文化大革命”指导思想的“二月提纲”。核心是“区别政治问题和学术、艺术问题”；“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必须实事求是，不能自以为是”。后来看，父亲和毛主席希冀不同。1966年4月父亲在杭州受到批评，5月16日，中央下达了“五.一六”通知，批判了彭罗陆杨。1966年12月4日父亲被绑架，后关在北京秦城监狱达九年，1975年5月父亲母亲分别被送往陕西商洛流放，奇怪的是，尽管如此，父亲从未被开除党籍，他始终是一名中共党员。毛主席很快反应过来，想起用父亲，1969年党的九大时，毛主席提出让父亲进中委，未成（见《毛泽东传》）；1973年八大军区调动时，在主席台上大声问邓小平：布加勒斯特会议是你去的吗？邓小平回答是彭真、康生去的，毛主席说：“彭真对整苏修还是有功的。”……（见《彭真传》）父亲出山又未成。毛主席的话不是一句顶一万句吗？！1978年12月28日，离别十三年，父亲回到北京并获得平反。从1979年至1988年，父亲任了好几个都是无法“偷懒”的职务，全国人大法委主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兼秘书长，政法委书记，“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主任，主持八二宪法修改，修宪委员会副主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父亲在八二宪法脱稿之日写了一首诗：“高原高山出高峰，珠穆拉玛凌太空。翻天覆地举世颂，黄昏失误遗憾终。忆老人家。于宪法修改草案脱稿之夜。”搁笔时，跟我说了句：“主席太急了。”此时已是深夜，我想让父亲静下来，他有些兴奋，更有些惋惜。我没有再发问什么，1988年父亲全退下来后，一直在研究理论，他写了好几篇关于中国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文章。我猜想这就是说主席“太急了”的理论根据吧。父亲1979年平反后第一次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就旗帜鲜明地说明我党必须依旧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关于毛主席的个人崇拜曾有一段很感情的话：“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与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是两回事。旗帜就是方向，一定要举；丢掉这面旗帜，就会迷失方向，党心民心会乱，那还得了？个人崇拜不是好事，不光误党误国，还可能把被崇拜的对象推向反面。不过， 对个人崇拜，也要历史地看。讲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就不能把账都算在毛主席头上，我们这些人都有责任。扪心自问，我不是一个盲目迷信的人，但我就是崇拜毛主席。打个比方，一件事情来了，如果是主席与少奇或总理有不同意见，我很自然地就赞成主席的意见；如果是少奇与总理有不同意见，那就不一定了，在这件事情上，我可能赞成少奇的意见，在那件事情上，我可能赞成总理的意见。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心态？这是因为，在党的历史上，几次重大关头，毛主席的意见开头多数人不赞成，他是孤立的，但最终的事实证明还是他正确，他高明，他站得高，看得远。这样一来，对他的个人崇拜就逐渐形成了。我也不例外。好多错误的决定我也举手了，不能毛主席去世了，都推到他身上……”。（见《彭真传》）从父亲的历史看，父亲是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坚定的践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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