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震治疆：两次震怒为哪般

 

 

第一次震怒

 

历史是由无数细节构成的，对国家对个人都是这样；精彩的细节能生动传神地记录历史，振聋发聩地启迪后人。“三区革命”的亲历者，原新疆兵团副参谋长格尔夏的回忆录《历史的回声》（兵团出版社2008年出版），记录了他目睹的王震将军的三次冲冠震怒。格尔夏，蒙古族，1945年参加“三区革命”，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赛福鼎同志翻译，是解放初期新疆上层领导重大活动的见证人。半个多世纪过去，闻听他目睹的王震将军震怒的历史回声，深为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浩然正气，犀利目光，爱憎分明，刚正不阿所钦服所感动。

 

第一次震怒是1950年7月；起因是王震听到部队在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中，有的部队把机关枪挡板打造成坎土曼。当时进疆部队除少部分执行战斗任务外，大部分进入荒无人烟的荒原展开大生产运动。生产工具急缺，有的部队“铸剑为犁”了。在一次汇报会上，王震震怒了。担任赛福鼎翻译的年轻的格尔夏看到：

 

一天，我被叫到分局会议室去为赛福鼎当翻译，会场里全是军、师领导干部，我一个也不认识。

 

王震同志举手笑着向大家问候，坐到了沙发上。我第一次靠他这么近，见他这样朴素随便，不像一个高傲的将军。穿着一件黄布中山装，一只袖子搭在胳膊外面，脚上是黑布鞋，一支后跟趿拉着。他拿桌上的报纸随手扯了一小块，卷了一支莫合烟抽起来，看他的门牙都熏黄了。他首先讲，今天开的分局常委扩大会议，主要讨论当前的生产问题，然后就听大家汇报。一位驻南疆的师长汇报到“因为生产条件差，劳动工具缺乏，就把机关枪的防弹板拆下来，打成十字镐砍土曼”。王震一下子站起来，气愤地指着那位师长说：“蒋介石都没能解除我们的武装，你想解除我们的武装吗?这是犯罪!”我第一次见王司令员发脾气，思想很紧张，赛福鼎问我怎么啦?我竟愣在那里，不知怎么给他翻译。

 

王震的震怒是有道理的：大生产运动关系到解放军能否在新疆立足，新的政权能否巩固，意义十分深远；但是，不能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不能“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更不能毁了武器去搞生产；因为解放军的本质是战斗队，生产队，工作队，三者互为依存，密不可分；绝不能互相否定。尤其是新疆局势非常复杂，北疆剿匪战斗正在紧张进行；南疆个别地方发生叛乱；再看国际形势，朝鲜战争已打响；台湾蒋介石集团幻想“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人民军队怎么能忽视手中的枪杆子呢？虽然重机枪没有挡板仍然可以使用，但领导干部胸中敌情淡漠的思想苗头可能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王震一怒制止了“解除武装”的错误思想苗头。1952年毛泽东主席发布的著名的部队整编命令中说：“你们现在可以把战斗的武器保存起来，拿起生产建设的武器。当祖国有事需要召唤你们的时候，我将命令你们重新拿起战斗的武器，捍卫祖国。”1954年中央军委决定成立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时，赋予“劳武结合，屯垦戍边”的光荣任务。这是对王震的深刻敏锐的战略眼光最鲜明，最深刻的诠释。

 

启示之一：只要世界上还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战争的危险就始终存在；只要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势力，暴力恐怖主义还存在，对新疆社会稳定的威胁就存在；我们一定要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但没有任何理由放松对“枪杆子”的高度重视，没有任何理由放松居安思危观念。固然“善战者不言兵”，但不可胸中无战，永远牢记“宁可千日有备无战，不可一日有战无备”。不可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

 

第二次震怒

 

第二次震怒是1951年4月，起因是新疆高层领导中有人散布分裂主义；身为民族军军长的列斯肯居然参加了分裂主义的秘密聚会而且知情不报。

 

1951年2月，有人在伊犁秘密召开了“五十一个知识分子座谈会”，讨论新疆成立维吾尔斯坦共和国的问题，具体内容是：一、新疆成立维吾尔斯坦共和国；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下面加上维吾尔斯坦共和国国徽；三、中国人民解放军经过千山万水解放新疆很辛苦，应该回关内休息，新疆的治安由民族军负责；四、在联合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权代表下面设一个维吾尔斯坦共和国观察员等。

 

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关系到祖国统一的重大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又涉及新疆党内军内上层。

 

1951年4月，中共新疆分局在西大楼召开分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分局领导和各部门、各地区党政主要领导，参加过三区革命的主要领导干部，赛福鼎·艾则孜、赛都拉·赛甫拉也夫、买买提伊敏·伊敏诺夫、艾斯海提·伊斯哈库夫、列斯肯（俄罗斯族）、艾尼瓦尔·贾库林、艾尼瓦尔·汗巴巴、曹达诺夫·扎衣尔、库尔班·马木托夫、阿布里米提·哈吉也夫等等。会议由新疆分局第二书记徐立清主持说：“会议主要讨论批判最近在伊犁开的“五十一个知识分子座谈会”提出的关于维吾尔斯坦共和国的问题，必须按照马列主义民族观的原则，进行深入地讨论和批判！”参加会议的格尔夏立即意识到会议内容的重要性，他全神贯注地看着王震：

 

接着分局第一书记王震同志讲话，开始比较平和地说：“苏联的少数民族和中国的少数民族，各有不同的地域环境，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苏联的联邦制建立在二十世纪十几年代，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提出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这是完全不同的历史背景，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政策。所以，你们提出什么共和国问题，实际上是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的极端错误行为。”说到这里，王震同志很气愤的站起来，走到北边坐着的民族同志面前，我们都跟着站了起来。王震同志指着赛甫拉也夫大声斥责：“你的肚子这么大，是剥削劳动人民的血汗，天天吃抓饭吃的！”我给赛甫拉也夫作了翻译。王震同志又注意到旁边站的列斯肯（民族军军长、俄罗斯族）非常气愤地指着他说：“你身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长，参加五十一人座谈会，是叛国行为，要杀头！”我听了感到很紧张，没敢给列斯肯翻译“杀头”这个词，可是旁边站的伊敏诺夫用俄语给他翻译了“杀头”的话，把列斯肯吓得快晕倒过去，旁边的人连忙扶他出会场。

 

这次会上有一次批判维吾尔斯坦共和国问题时，王震同志插话中指着我们戴的民族军勋章和军衔说：“你们勋章上的标帜五星半月牙，为什么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俘虏的联合国部队里的土耳其军队标帜一样？”我第一次听说我们戴的勋章军衔和土耳其的一样，回家就把它取掉了，以后也没有见到有人再佩戴过。

 

解放军进疆开始就面临着非常复杂的情况，其中之一就是新疆高层存在的思想混乱，而且不仅仅是认识问题，是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的重大问题。以王震同志为书记的中共新疆分局，充分认识到这个问题的极端严重性，及时召开专题会议解决这个问题。2003年国务院《新疆的历史与发展》白皮书中指出：1944年，爆发了反对国民党统治的，作为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运动一部分的“三区革命”，分裂分子艾力汗·吐烈（原苏联乌兹别克人）窃取了“三区革命”初期的领导权，在伊宁成立了所谓“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自任主席。1946年6月，“三区革命”领导人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等撤销了艾力汗·吐烈的职务，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改组为伊犁专区参议会，接受了张治中代表国民政府的提议，组成联合政府，分裂势力受到致命的打击。

 

但是，解放初期，“东突”思潮影响甚大。在1950年国庆一周年，中央领导为新疆代表团举行的宴会上，有人公然举杯“为维吾尔斯坦共和国干杯”；有人借新中国成立之初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提出像苏联那样成立“加盟共和国”，实质是分裂祖国的“东突”。“五十一个知识分子座谈会”就是这个错误思潮的反映。王震在这个关系祖国统一的大是大非问题上，态度不可能平和，立场不可能含糊，只有震怒之下，才能讲通道理。事实是，中共新疆分局扩大会议克服了错误思想的干扰，统一了思想认识，为减租反霸，土改建政奠定了思想基础。正如格尔夏的评价：

 

批判“五十一人座谈会”对当时新疆的形势，确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王震同志讲话对维护祖国统一，开展减租反霸土地改革起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

 

启示之二：小平同志多次告诫：中国要出问题就出在共产党内；要警惕党内高层出问题。新疆的治乱兴衰，长治久安系于“一体四翼”：“一体”即共产党；党的执政是主体。“四翼”即经济是基础；利益是根本；文化是核心；法治是正路。由于新疆历史的特殊局限，新中国成立后“东突”分裂主义思潮在党内外都没有得到彻底的清理和批判，以致成为引发新疆一系列动乱原因之一，成为影响新疆长治久安的危害因素。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的严重教训。王震将军高瞻远瞩，光明磊落，为国家为民族，敢于亮剑；这是我的我军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中华民族的坚强的脊梁。

 

转自历史的回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