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文：从“第二个结合”看——屈原精神的新时代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其中，“‘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

我们在社会主义新时代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最根本的是要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坚定文化自信，以有效应对文化竞争场域的“惊涛骇浪”。在此方面，2300多年前的屈原为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宝库做出了标识性历史贡献，尤其是屈原的斗争精神，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契合性。

人格的真实感和思想精神的超越性

屈原，中国伟大的爱国诗人，是战国时期楚国的政治家，向往“领袖圣明、选贤使能、以民为本、修法治国、天下统一”的理想政治生态。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多次提及屈原或其作品，高度肯定了屈原精神的新时代意义。

屈原的伟大也在于屈原人格的真实感。我们研读屈原的一系列作品，可感受到其“忠贞”价值取向和“抗争”精神意识之间的复杂纠缠。可以说，屈原正是在经历了自我思想斗争的精神淬炼后，才最终铸成了穿越时代的斗争精神，将“爱国忠勇”“坚毅不屈”与“独立高洁”融为一体。更关键的是，屈原之言行为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提供了一个极为适宜的结合接口。

在新时代，我们实现“第二个结合”的前提，是要对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唯有如此，才能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在根本上，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判定传统文化优秀与否的价值标尺；在实践中，我们运用的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意味着，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判定传统文化对于现代文明的适应性的过程，已经是推进“第二个结合”的过程。作为政治家的屈原之思想，恰是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前的漫长历史中，对包括儒家、墨家、法家、道家、阴阳家等诸子学说的一次较为成功的批判性综合。

在屈原身后，诸子百家学说在很大程度上都被封建统治者所改造，沾染了很强的封建奴性文化色彩，这是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相符的。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屈原的“伟大”也被诠释为封建统治者所需的“忠君”。可以说，在新中国成立后，率先冲出封建文化束缚的优秀传统文化思想资源，正是屈原之言行及其所表征的精神。这并非历史偶然，其主要原因在于屈子之言行所反映的精神风骨的确白璧无瑕。

屈原的思想精神之于其所处的时代具有显著的超越性，可作为中华民族内源性的文化现代转型的思想能源。这也说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文化根源之悠久，早在战国时代，以屈原精神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蕴含了与未来的马克思主义的契合性。马克思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屈原以其个人所能实践的最彻底的斗争方式和狂飙激烈之言说开启了批判的武器掌握群众的跌宕起伏的历史进程。在两千余年后，鲁迅在其小说集《彷徨》扉页上再次摘录了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正确把握“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明确把“坚持敢于斗争”列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重要历史经验之一。党的百年奋斗赓续着中华民族数千年之奋斗，屈原精神对于我们充分理解“敢于斗争”的历史经验十分关键，尤其是正确把握“敢于斗争”与“善于斗争”的关系。

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屈原在与国内外势力的长期斗争后，终因历史条件所限而失败，在国破之际沉江自尽。很多人对屈原最终的选择感到伤痛且遗憾，甚至不解。事实上，屈原在《离骚》中的自白已经袒露心声，即宁愿正直清白地死去，也不愿意与污浊的世俗相合流。

按照儒家与道家的权变思想，屈原似乎“不善于斗争”。渔夫便劝言：“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醨？”当代学者亦有论调“屈原缺乏斗争谋略”。然而，这未免看低了屈原的政治才能。实际上，屈原“明于治乱，娴于辞令”，能够“入则与君王图议国事，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所以当我们论及“善于斗争”时，必须考虑到屈原的斗争目标在于“美政”理想。而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无论屈原多么“善于斗争”，其政治理想都难以成功实现。正是这样的逆境最能考验一个人的斗争意志，最能彰显一个人的斗争勇气。

毛泽东于1961年秋所作的《七绝·屈原》道出了屈原“敢于斗争”的英雄气概：“屈子当年赋楚骚，手中握有杀人刀。艾萧太盛椒兰少，一跃冲向万里涛。”因此，屈原的自沉绝非对其毕生斗争对象的无奈投降，恰恰相反，这是一种最刚烈的勇毅斗争，是我们应对“惊涛骇浪”所需的精神力量。屈原之精神不仅逐渐凝聚了曾经一盘散沙的楚人，以致“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而且塑成了中华爱国主义精神的底蕴。

屈原最终成为真正的精神的猛士，永在的思想的胜者，他以战斗到生命最后一刻的大无畏姿态，诠释了“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信念宣言。在两千余年的中华民族奋斗史中，屈原的斗争精神不断滋养着华夏儿女，历久弥新，最终由中国共产党人做出了升华：“为了人民、国家、民族，为了理想信念，无论敌人如何强大、道路如何艰险、挑战如何严峻，绝不畏惧、绝不退缩，不怕牺牲、百折不挠。”正是这样的斗争精神，引领我们开创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新篇章。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改革开放、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都是在斗争中诞生、在斗争中发展、在斗争中壮大的。”在谈及“敢于斗争”和“善于斗争”时，习近平总书记总是将“敢于斗争”置于“善于斗争”之前。他还强调：“年轻干部要自觉加强斗争历练，在斗争中学会斗争，在斗争中成长提高，努力成为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勇士。”

由此可见，唯有先“敢于斗争”，才能最终“善于斗争”；“敢于斗争”构成“善于斗争”的前提，这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如因暂时“不善于斗争”，就暂停斗争，就属于“不敢于斗争”，也就永远不会在实践中达到“善于斗争”。事实上，正因我们的很多斗争都是从“不善于”开始的，才需要我们的勇气，越是在“不善于斗争”的时候越能体现出是否“敢于斗争”。路漫漫其修远兮，非勇者无可求索。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都在增多。此时，我们遥想屈原所处的历史变局时代，理应更能感同身受。值此端午之际，我们当传承屈原斗争精神，领会历史经验，强化忧患意识，坚定斗争勇气，敢打仗，打胜仗，不负党和人民所赋予的历史使命。

（作者系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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