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毛泽东给刘少奇的批语
刘少奇说：“但是人的自然性，只是人的一种本性，人还有另一种本性，即是人的社会性。”
——毛泽东批：“二元论。”
二、“二元论”是“唯心论”
刘少奇将人性定义为“两个本性”（一个是人的“自然性”，另一个是人的“社会性”）。对于刘少奇的人性“二元论”，毛泽东作了如下批评：
——“人是一种什么动物？这就成为问题，几十万年直至资产阶级的费尔巴哈还解答得不正确，只待马克思才正确地答复了这个问题。既说人，它只有一种基本特性——社会性，不应该说它有两种基本特性：一是动物性，一是社会性，这样说就不好了，就是二元论，实际就是唯心论。”
毛泽东是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者。在毛泽东看来，即便是人的遗传基因或所谓人的“动物性”，也已经深深打上了“社会性”的烙印，他说：
——“自从人脱离猴子那一天起，一切都是社会的，体质、聪明、本能一概是社会的，不能以在母腹中为先天，出生后才算后天。要说先天，那么，猴子是先天，整个人的历史都是后天。拿体质说，现在的脑、手、五官，完全是在几十万年的劳动中改造过来了，带上社会性了，人的聪明与动物的聪明，人的本能与动物的本能，也完全两样了。人的五官百体聪明能力本于遗传，人们往往把这叫作先天，以便与出生后的社会熏陶相区别，但人的一切遗传都是社会的，是在几十万年中社会生产的结果，不指明这一点，就要堕入唯心论。”
让我们比较一下：
在毛泽东看来，就连人的一切遗传，其实“都是社会的”。
然而在人性“二元论”看来，人类与生俱来的“动物性”与“社会性”无关。因为“动物性”是先天的或先验的，所以先天遗传的“动物性”决定了人的观念和意识与“社会性”无关。
如果把“动物性”当作人性的基本特性，那么人性就不再是，或不再只是“社会关系”或“社会存在”的产物，而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动物性”的产物。
换言之，人性“二元论”强调先天的观念和意识在人性中的本源地位，这就必然否定唯物史观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所以，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人性“二元论”，“实际就是唯心论”。
三、人性与兽性不是一回事
有人坚决不同意毛泽东对人性“二元论”的批评，说：
——“我不管二元论是唯物论还是唯心论，我只相信人性中也有‘动物性’，这难道不是客观事实吗？”
在这里，我姑且不论人的“动物性”究竟在多大程度打上了“社会性”的烙印（毛泽东说：“人的一切遗传都是社会的”）。
人性“二元论”有一个前提：在人体中，或者说在人类的遗传基因中，天然地包含着与“社会性”无关的“动物性”。
我要指出的是：即便这个前提成立……然而，人类身体里面包含有或多或少的“动物性”，并不等于人性中也有“动物性”。
也就是说，“动物性”当然会或多或少地存在于人体之中，但“动物性”并不是人性，而是指与人性相区别的兽性。
我举一个例子：
——人们常说，“某某人缺乏人性”。比如说，“日本鬼子在中国烧杀抢掠，简直没有人性”。
所谓“没有人性”，这话反过来的意思就是：“某某人只有兽性”。
“兽性”，就是与人性相区别的“动物性”。说“某某人没有人性”，也就意味着人性（社会性）与兽性（动物性），二者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不是一回事。
“某某人没有人性”的言外之意是：一方面，某某虽然是“人”，但却只有兽性——也就是说，人的体内或多或少地有着动物性；另一方面，某某虽然是“人”，但却没有人性——也就是说，动物性不是人性。
既然人性与兽性是不同性质的两个东东，那么用“人性中包含着兽性”来为“二元论”辩护，也就把人性与兽性搅在一起，岂不谬哉？
更何况毛泽东所说：“但人的一切遗传都是社会的”。
所以，毛泽东在给刘少奇的批语中说：
——“既说人，它只有一种基本特性——社会性，不应该说它有两种基本特性：一是动物性，一是社会性，这样说就不好了，就是二元论，实际就是唯心论。”
——“（二元论）这个观点不妥，当作人，它只是社会的动物，人分成阶级后，只是阶级的人，再也不能多一点，无所谓人类共同的自然性”。
三、“二元论”的源头
很遗憾，把人性与兽性搅在一起，以此为人性“二元论”鸣锣开道，这在当下学界十分引人瞩目，粉丝众多——不仅西方经济学的学者趋之若鹜，而且马政经的学者中也有不少同志表示赞同。
人性“二元论”为什么会成为当下学界的主流观点呢？有人说，它对人性作出了不偏不倚、中庸平正的如下论证：
——人性不是单纯的，而是复杂滴；人性不是只“利己”的，而是既“利己”又“利他”的；人性不是“一元”的，而是“二元”的。
请大家注意，在人性“二元论”的逻辑链条中：“利己”，源于人的动物性；而“利他”，则源于人的社会性。
这两个源头与刘少奇强调的“两个本性”（一个是人的“自然性”，另一个是人的“社会性”），其实是一回事。
用“二元论”来定义人性之所以荒谬，不仅在于它把人性与兽性搅在一起、混为一谈了，其根子上的问题，还是在于它把人的本质属性与本质属性的外在表现搅在一起、混为一谈了——这个问题，我在本文第一集《人性论的前世今生》中已有讨论，不赘述。
有读者或许不知道，人性“二元论”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从源头上看，人性“二元论”至少可以在“经济人”的老祖宗亚当·斯密那里，找到理论根据。
在斯密看来，所谓“二元人性”，其实是《国富论》与《道德情操论》冲突的滥觞，是“利己论”和“利他论”折中的结果，是两个斯密互相打脸的定格——这是但凡读过斯密这两本书的人之共识。
比如，北京大学哲学系的何怀宏教授在解读西方经典时，曾这样论及斯密写的这两本名著：
——亚当.斯密“一方面他注意到人性的‘恶’的方面”，“另一方面他注意到人的道德情感，尤其是同情心的意义和作用”，“这两方面……恰恰是在人性中都有。”
何教授所说的“这两方面”，就是所谓的“二元人性”。
不知为什么，这个“二元人性”被后世学者一本正经，且无比崇敬地称之为“斯密问题”。
“二元人性”之所以没有被称为“柏拉图问题”，或“亚里斯多德问题”，或“世硕问题”，那意思是说，托斯密先生的福，自斯密那两本名著出版之后，人性“二元论”才被正式提了出来——其实未必。
四、“两个斯密”
我很无奈，既然人性“二元论”被饱学之士们溯源并定格在“斯密问题”上了，那我接下来就必须讨论一下“斯密问题”了。
所谓“斯密问题”，是指亚当·斯密对人性到底是“利己”还是“利他”做了矛盾的论述：
——在《国富论》中，他确认并肯定了“经济人”的自私自利本性；然而在《道德情操论》中，他又认为人的行为具有利他倾向。
有趣的是，现代经济学（即“西方经济学”）只要一提到“人性”，就一定会在朗诵了“经济人假设”之后，满脸凝重地重复“斯密问题”的故事。
令人不解的是，虽然《国富论》的斯密与《道德情操论》的斯密打起来了，而且打出了一个著名的“斯密问题”，可是一旦“经济人假设”与现实不一致，人性“二元论”就一定会搬出“两个斯密”来救驾：
——用《国富论》中的斯密来证明“利己”；用《道德情操论》中的斯密来证明“利他”。
至于这“两个斯密”如何才能“和谐”相处，绝大多数论者都是视而不见、存而不论的。即使偶有论者涉及，也只是拿“二元人性”来说事。
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有的学者干脆完全否定“两个斯密”之间存在矛盾，仿佛“两个斯密”从来就没有过裂痕存在。比如，何怀宏教授在解读“斯密问题”时就说：
——“这两方面其实不存在鸿沟和断裂，恰恰是在人性中都有。”
我不得不得罪一下何先生了：您否定“两个斯密”之间的矛盾，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没错，“利己”与“利他”可以共存于同一个人的行为之中；但是，这并不能为“利己”与“利他”从此和平共处提供任何证明。
事实上，正是由于“利己”与“利他”明摆着不和谐或相悖，有关“人性善”还是“人性恶”的争论，才会成为人们经久不息的话题。
五、“斯密问题”是伪问题
“两个斯密”互相掐架是显而易见的，是没法抹杀的。
问题在于：为什么斯密的论述会留下如此矛盾和困惑呢？
其实，这才是“斯密问题”的要害所在。
遗憾的是，在当下有关“经济人假设”的文献中，有谁认真关注过并搞清楚了这个要害问题呢？
于是，“斯密问题”在现代经济学中便稀里糊涂成了神圣不可质疑的教条。
更可笑的是，从此以后，这个自相矛盾的“斯密问题”居然成了调和现实中人性矛盾的不二法门。
在我看来，“斯密问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伪问题。
其所以是伪问题，就在于：
——斯密及其信徒们始终没有明白，“利己”或“利他”只是人性的表现形式，而在这些表现形式的背后，有着比“利己”或“利他”更为本原的东西，这个本原的东西就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也就是毛泽东不断强调的“社会关系”。
（未完待续；作者系西南财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作者授权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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