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有着上下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家，之所以称为“文明历史”，就是说有文字记载的一脉相承历史。一般认为，甲骨文是目前所能看到的最早而又比较完备的文字，迄今，我们已发现多达3000个以上字汇，包括名词、代名词、动词、助动词、形容词等数大类，而且还能由此组成长达170多字的记叙文。由此推论，甲骨文绝不是我中国文字的初创阶段，在它以前，一定已经有一段较长时间的发展过程了。中国古代文献上诸如“结绳”、“八卦”、“图画”、“书契”等，这些刻画符号应该是文字的草创时期留下的印迹。古书记载黄帝有史官仓颉，既是“史官”，便要记载史实，先秦时代的《易·系辞传下》中这样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 “书契”这类的象形符号，就是文明的端倪，文字的先声，最早的刻画符号距今8000多年，因此“上下五千年”绝非虚说。
我国还有一个传统，从上古以来，代有史官。《汉书·艺文志》云：“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糜不同之。”后经夏、商二代的积累，至西周时期，已就有了丰富的藏书和藏书的机构，这种合图书与档案为一体的藏书机构在当时被称为“守藏室”，管理员称“柱下吏”，老子便是周室的“柱下吏”。而负责记载政事和保存国家文献的官员称作“史”和“府”，“史”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和女史之分。“府”有天府、王府、内府、外府等。“史”和“府”又分为二级，第一级是国家政府的天、地、春、夏、秋、冬六个部门的史府，第二级是第一级六个部门管辖下的360个分支机构，其中大史收藏职治文书、盟约和券书，小史典藏诸侯国的资料，内史专管国家法令、诏书存根和奏章，外史负责方志和三皇五帝的文献资料，女史分管后宫文书副本，各府文书各自收藏。《二十五史》中记载：“《周官》御史掌治朝之法，大史掌万民之药剂与质剂…….然则百司庶府，备藏其事。”正是有了这些史志，才有了中国最早的书籍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等，可惜这些书籍大多已经亡佚。
据现有的考古资料，书房大概萌芽于奴隶社会的后期，也就是我国西周时期。大家知道，从公元前21世纪，建立夏朝开始，我国进入了奴隶社会。以后经过商朝，历经千年发展，周朝应运而生，此时社会已进入较为完备的奴隶社会时期。为了巩固政权，管理臣民，王公贵族子弟就要学习一些管理技能、典章制度和基本知识。于是学校出现了，夏朝称“校”，商朝称“庠”，周朝称“序”,而且还有最高学府,商时叫“太学”，周时叫“国学”，这是周王办的，也就是中央政府办的；各地诸侯办的则叫“泮宫”。据《周礼·保氏》：“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书，六曰九数。”这是周代教育贵族子弟的六种科目。“六艺”即为“六种必学艺能”之意。礼包含礼仪、典章、制度、道德等内容；乐包含音乐、舞蹈、诗歌等内容；射是射箭、搏击的技能；御是驾驭战车的技术；书是识字教育；数包含数学等自然科学技术及宗教知识的传授。这种王公贵族教育制度，在夏代已见端倪，经商代发展，至周而逐步完善。“六艺”教育的特点是文、武并重。
王公贵族在“庠序”之校中学习，那作为这种学校中的老师，肯定都是学富五车的饱满学之士，他们要教学，肯定要备课，白天可在“庠序”中进行，回家后，难免还要备课，批改作业；而有权有势的贵族子弟，回家后，也要“学后时习之”，用现在的话来说，要做功课，这样就要有个书房的要求。商末周初，记载先朝典章、征战的简策已经问世，西晋杜预在《春秋经传集解序》中说：“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这种用竹木做书写材料的“简策”(或“简牍)，在纸发明以前，是中国书籍的主要形式。社会需要呼唤社会制造，这样书房就会脱颖而出。
近代的考古成果对此已有证明：我国的四合院房屋的布局早在商朝已经萌芽，而在西周建筑物中所发现的四合院，向我们展示了当时堂、室、院、塾等多种功能的院落结构住宅，其中“塾”就是家族的教育所在。例如1976年，考古工作者在陕西省岐山县凤雏村发现了一处西周早期建筑遗址。这是一座相当严整的居住的四合院建筑，很有可能性是当年先周的京宫，人称“凤雏宫”，它由二进院落组成。整个院落建筑在一整片夯土台基上，台基南北长
45.2米，东西宽
32.5米，南北纵向，面积1469平方米，院落自南向北由影壁、门厅、东西两塾、庭院、前堂、东西两厢、主廊、东西小院和后室组成，布局对称，井然有序。
【陕西歧山凤雏村西周建筑遗址书房雏形】
东西两塾，就是教育周室子弟的塾所，很有可能这里就是相传“周公辅成王”的地方。西周二年，周武王病逝，他的儿子成王继承王位，由于当时成王年龄很小，朝政由其叔父 —— 周代杰出的政治家周公旦（也称周公）辅政，这样，周公也成了成王的老师。作为一国之君，成王当然要学习天文，地理、人文等众多的知识，而作为老师的周公也尽心尽力地教授他各种知识和治国安邦之道。我们可以在一些历史书籍上看到这样的插图；成王和周公席地而坐在一间铺设着茵席的房间里（当时还没有凳子），四周帷幔高挂，一张敞腿的平桌上堆满了简策，二人正在秉烛而读（谈）。诚然，这些画并不是真实的写生，但也并非空穴来风，毫无根据的，根据《中国古代家具图谱》和有关出土文物的照片来看，当时已经具备了构成这样书斋的条件，因此可以说，历史上最早的书斋雏形就源于此。
另有一例，据《封神演义》所载，周文王率大臣往郊外访贤，行至渭水之滨，听一伙渔夫作歌而来：“忆昔成汤扫桀时,十一征兮自葛始，堂堂正大应天人,义旗一举民安止。今经六百有余年,祝纲恩波将歇息。悬肉为林酒作池，鹿台积血高千尺。内荒于色外荒禽,唧嘈四海沸呻吟。我曹本是沧海客，洗耳不听亡国音。日逐洪涛歌浩浩，夜观星斗垂孤钓。孤钓不如天地宽,白头俯仰天地老。”相询之下，获悉此歌为“朝暮垂竿”的姜太公所作。姜太公此歌，讲历史“成汤扫桀”头头是道，且年代数字准确，很难相信其茅舍中无“简策”备考、披阅。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特约研究员，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中华文化促进会书房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来源：昆仑策网
【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发布，原文载于美国南方出版社《中华书房文化》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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