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新四军的军服到底是灰色还是黄色？

 

85年前，为抵抗日本侵略者，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新编第四军，奔赴抗战前线。

 

我们现在看到一些抗战影视片，八路军、新四军军服颜色有灰色、有土黄色。有人就吐槽说这个不对或那个不对。实际上，这两种颜色确实都有。因为抗战时期环境十分艰苦，各个抗日根据地只能根据自己的条件，就地取材制作军装，而每个根据地所接触到的布料和染色剂都有区别，因此八路军、新四军各部队服装颜色和用料的差别较大。

 

本来八路军、新四军改编之初，军服是国民党政府按编制人数配发的，颜色为灰色。杨成武上将在回忆录中写道，红军改编八路军后第一次发军装，“那天，我和大家一样，也领到了一套崭新的灰布军装和一顶圆军帽。”

 

 

十八集团军（八路军）臂章

 

但后来八路军、新四军部队挺进敌后迅速发展，推行限共、反共政策的国民党政府停止了对八路军、新四军武器装备和军需给养的供应，八路军、新四军的军服完全靠自己解决，布料和染料来源都成了问题。

 

由于当时经费不足，许多部队的服装染料难以解决，有时买不到灰色染料，只好买黄色的。八路军山东纵队四支队被服厂张明吾回忆：“这时的军衣，既有灰色的，也有黄色的，由我们工厂自己染色。”灰、黄两色都搞不到时，许多工厂用稻草灰、麦秆灰、锅底灰、槐树花和种植的紫草染布。灰布是用桦树皮熏烟加牛胶和布一起煮染成（称为摔布），晋西北地区曾用乌来叶膏汤（一种色叶煮成）染布，也呈灰色。黄绿色布是用石花、橡树壳、槐树子和布煮染成的。部队虽然解决了穿衣问题，但靠一些土办法染出的布料都不理想，颜色不一致，而且掉色厉害。开国上将王新亭回忆道：“那时候，我们筹集到白布，但买不到染料，便采取土办法，用槐花子染布，做成军衣。虽然布匹染得黄绿不匀，但是，每个新战士都领到了一套新衣，穿起来很有精神，整整齐齐到了部队。”

 

1937年11月，聂荣臻率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一部向敌后挺进的路途中，为解决军服染布着色失败的问题，建议要到群众中寻求办法。很快在阜平县南街大槐树下找到几位染布的妇女，她们听说是子弟兵要解决军服染色问题，以便换新装的事情，主动献出了祖传秘方：将春季收获的槐花碾碎，和染料拌在一起调匀，这样染出的布色调鲜艳、不易褪色。她们还详细地传授了具体操作技术。经过一番努力，黄绿色的军服布料终于染制成功，部队换上了新装。

 

八路军第一二〇师供给处会计科科长范子瑜回忆：“1938年冬天一二〇师开赴冀中后，也是靠买。冀中产棉，高阳县产布。我们专门同当地老百姓联系，产的布有多少要多少。”当地有两种布，一种是土布，一种是宽面布。买来后，再用染料染色。开始染成灰色，1940年后改染黄色。为什么改染黄色呢？主要是从敌占区买不到硫化染料，没办法染。第一二〇师有学过化工的大学生，他们有办法能从槐树籽等植物中提取黄色染料，故以后第一二〇师部队的军服便改为黄色。

 

 

贺龙在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参谋长会议上讲话

 

1940年春，聂荣臻率南下支队开赴晋东南黎城，参加反击国民党顽固派斗争，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对南下支队身穿的黄绿军装赞不绝口。随后第一二九师派专人去晋察冀部队学习染布技术，使黄绿色军装在该部推广，并一直延续多年。1941年夏天，第一二九师还专门向所属部队下达了收集槐子的命令：

 

第一二九师关于收集槐子的命令

（一九四一年七月二日）

 

查现在正值槐子成熟之际，本部决定大量收集以解决今冬染料问题。此项任务不单是克服困难与生产节约之具体方法，且具有对敌经济斗争之重大意义，望各单位指派专人，协同地方政府规定具体收集办法，按当地情形适当规定价格，发动群众广为采集。收集之成绩于七月底报师。

 

此令

 

师长  刘伯承

政委  邓小平

 

以一个师的军政主官名义下发这样的命令，可以说在中外军队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足见当时部队对军服染料问题的重视程度，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八路军所处环境的艰苦。

 

 

1940年，晋东南阅兵大会主席台上的八路军将领。可以看出，当时八路军军服颜色很不统一

 

可以说，整个抗战期间，八路军、新四军都没有统一的服装染料，只能靠各部队自己想办法，根据各地的自然条件，因地制宜，选择适合的土办法。据八路军第一二〇师三五九旅纺织厂厂长刘韵秋回忆：“这时，我们已不满足于一色的白布，还想生产色布。没有染料，我们就用草木灰染灰色的布，采集南泥湾和金盆湾的‘黑格兰’树根，煮染土黄色的布。这样，第一批带颜色的布匹，终于生产出来了。”

 

由于敌人实行经济封锁，1940年以后外地物资很难运进根据地，制作军服的染料严重缺乏，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只好发动群众寻找土产染料来代替。太行二分区首先用黄柏根染出黄布，引起领导重视，曾被推广使用。后来有些部队又用黄芹、槐子作染料，也很成功。但黄柏、黄芹的产地不多，运输也困难，而槐子当地产量多，色素也浓，因此1943年春季以后，便改用橡壳染灰底，再用槐子染成草绿色。使用土产染料染出的颜色虽然不太均匀，也容易褪色，但这些染料就地取材，成本很低，解决了实际困难。

 

 

八路军机关干部、战士自己动手缝制棉衣、棉被

 

陕甘宁边区政府财政厅为搞好被服生产和供给，解决布料漂染问题，于1942年1月，在延安新市场后沟办起了一个染坊。1943年下半年开始，国民党加紧了对边区的封锁，染坊任务剧增。染坊使用的化工染料奇缺，边区政府通过秘密渠道也只能搞到少量的染料，实难满足大批量染色生产的需要。染坊工人们采取土办法，寻找能够代替染料的各种植物和矿物。他们将石榴皮、草木灰、黑格兰根皮、五倍子、桦树皮、栾树皮等植物和黑矾、硫磺等矿物，分别用不同的成分、不同的比例进行配制试验，终于摸索出一种最佳配方。这种配方以栾树皮及其叶子为主，再加其它原料，熬制成一种软膏。软膏的外观像沥青，黑糊糊的，溶化后就变成了一种略带暗红的灰色，被称为“植物膏染料”。这种就地取材、土法配制的染料解决了大问题，而且原料是土生土长，节省了生产费用。用它着色的军装，其色泽别具一格，与当时其它各抗日根据地的军装颜色明显不同。从抗战末期到解放战争时期，染坊一直使用这种植物染料，染制了数十万套军装的灰布，给边区各被服厂以有力的支援。

 

 

八路军被服厂

 

由于染料不能统一，各部队军服颜色无法一致，甚至到抗战后期有些部队服装颜色还是五花八门。王诚汉上将回忆道：1944年9月5日，在河南省林县临淇镇郭家园，八路军豫西抗日独立支队召开了支队成立暨挺进豫西出征誓师大会。“由于经济困难，再加上部队来自几个单位，支队没有统一颜色的军装，灰色、杏黄色、黄中带绿几种颜色都有，全是土法染制而成的；枪是中正式或三八式，每人身上挎着一个从日本鬼子手里缴获来的牛皮弹匣，精神抖擞地集合在操场上。”为统一军服颜色，1944年山东军区后勤部发布《关于被服装具制度的规定》：军服颜色统一，要求保护色，夏季草绿色，冬季土黄色或灰色，要看平原地、山地来分别。

 

二战期间援华的美军飞行员，每人的口袋里都带有一副小卡片，以识别中国军队、游击队、农民和日本侵略军。小卡片上八路军、新四军服装颜色为青灰和草绿两种，可以作为参考。

 

 

晋西北和陕甘宁边区的标准十八集团军制服

 

在所有的边区，战斗都在不断进行。一般来说穿成这样的是八路军或新四军

 

新四军的军服颜色、用料，各部队也都无法强求一致，一般由各支队、各师决定。如新四军四支队的被服，基本是根据国共谈判协议规定，由国民党政府提供军需给养经费，四支队供给部购买斜纹布、平洋布，按国民党军队式样统一生产的灰色中山服。据原新四军二师四旅被服厂董屏回忆：“在这一阶段（抗战初期），部队的穿衣很不整齐，搞到什么布，就做什么，穿什么，我当时就穿过一件兰色衣服，还有黑、灰、黄等布，这些布都是打击土豪、汉奸缴获来的。”

 

新四军五师被服生产用的布匹来源困难，形势缓和时，从敌占区采买一些细布；后敌人严密封锁，细布难以搞到，就用当地黄陂、孝感老乡纺的土布，经过自己加工，染成灰色。布的宽窄、长短粗细、厚度都不一致，下染锅上色后，色相也不一样。染料方面，开始从武汉买来染料，后来由于日伪封锁极严，硫化染料不能供应，就用黄陂矿山产的煤灰来染布，颜色黑不黑、灰不灰，很不好看。

 

 

整装待发的新四军战士。他们身上衣服、鞋帽的式样、颜色都不统一，但个个神情严肃、斗志昂扬，表现出一往无前的战斗精神！

 

可以说，整个抗战期间，八路军、新四军都没有统一的服装染料，直到抗战胜利，各部队服装颜色也没有统一起来。甚至解放战争大部分时期，我军各部队服装颜色都不统一，有灰色、青灰、草绿、土黄等颜色。直到1949年1月全军后勤部长会议上，才确定全军服装颜色为草绿色。但由于战事紧迫，各大野战军又在相对独立的区域作战，全军军服式样和颜色并没有很快统一，至少1949年上半年还是“各行其是”。从1949年下半年开始，我军军服才陆续统一为草绿色。

 

 

1949年2月，第一野战军四位首长在西北前线，他们军服颜色仍各不相同（从右至左）：副司令员赵寿山（蓝色）、副司令员张宗逊（深绿色）、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灰绿色）、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土黄色）。解放战争后期我军服装颜色尚且如此，那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新四军的服装就可想而知了。

 

来源：中国军网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