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历史研究》刊发了中国历史研究院课题组的《明清时期“闭关锁国”问题新探》（下面简称《新探》）一文，强调“闭关锁国”不是对明清时期对外政策的客观描述，它是晚清中日语言嫁接产生的特定历史名词，明清时期中国面对西方殖民势力的强势东侵，采取了“自主限关”为主要特征的对外政策。这一政策没有阻断当时的中外交往，但造成消极防御和漠视西方先进科技的负面影响。该文并不同意“闭关锁国”的概念，更不认为“闭关锁国”有利，并从利弊两个方面分析了“自主限关”的历史影响。然而，网上有篇名为《批驳历史研究院‘闭关锁国’有利论》的评论文章仍在沿用“闭关锁国”的概念和惯性思维，对《新探》一文进行了断章取义的解读，将之曲解为“‘闭关锁国’有利论”，认为闭关是“满清统治者主动采取的政策”，西方国家“恰恰想要的是开口岸通商”，“清廷千方百计阻止国人与西方交流”，闭关是“为了维护爱新觉罗一家的统治”。
网络文章《批驳历史研究院‘闭关锁国’有利论》对“闭关锁国”的上述曲解反映出该作者缺乏对当时世界格局的清醒认识，是把自己隔绝和“闭关”起来得出的武断之见。很显然，明清时期的中国已经进入欧洲主导的全球扩张时代，西方国家侵扰中国之前已在美洲、非洲和亚洲多个地方开展了殖民征服活动，其目的绝不只是为了开口岸通商；明清时期的限关政策虽然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外交往，但两者交流的渠道并未隔绝；限关政策的出发点固然是维护明清王朝统治，但在当时西方强势的国际态势下，它有助于维护中国的主权和完整性。
从世界历史的横向比较看，明清时期对应的是近代欧洲扩张的时期。自14、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开始，欧洲殖民者打着传播“文明”的旗号，名为传教和通商、实则奴役和征服，触角遍及世界各地，亚洲、非洲、美洲等地纷纷沦为西方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在“坚船利炮”的全球扩张下，许多国家的政治主权和民族独立遭到破坏，纷纷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正如德国学者沃尔夫冈·赖因哈德的《征服世界：一部欧洲扩张的全球史（1415—2015）》指出，欧洲人怀有强烈的占领、统治和掠夺欲望，在600年的时间里到达了世界各地，占领了世界，也剥削了世界。
面对欧洲强势扩张的举动，明清时期中国采取不与西方列强正面相抗或全面开放，是当时“西强东弱”世界格局下实现自保和生存的必要措施，是对中西力量对比态势的准确评估，为自己赢得了一定的发展时间，延缓了中国被迫纳入西方列强主导的国际体系的进程。在当时欧洲强大的军事、科技实力下，与其正面相抗或全面开放都是不利于己的、更是不明智的。明清时期采取“自主限关”，从某种程度上是避开欧洲的锋芒，完全有历史的正当性和必要性。
其一，欧洲殖民者对内大谈主权和人权，对外通常没有国家主权或民族平等的概念。
西方国家的对外扩张是受资本无限获利的动机驱使的，它的借口是“开口岸通商”，但目标显然不止于此，开口岸通商的下一步就是倾销商品和殖民奴役，最终是要把全世界作为其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在咄咄逼人的欧洲殖民扩张面前，听信或顺从殖民者的结果就是被快速征服和奴役。这里有太多的历史教训，西班牙殖民者皮萨罗用诈骗控制印加皇帝以勒索赎金，但当他得到了所有的财富后，立刻把皇帝处死并占领了整个帝国；葡萄牙和荷兰殖民者在东方建立据点的手段，几乎都是靠欺骗和火器。过于相信西方殖民者的仁慈，换来的不是对方的尊重，反而是快速的征服和奴役。
其二，近代世界格局的突出特点之一是，民族国家彼此竞争的时代。
近代早期欧洲国家间围绕“竞逐富强”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和冲突，为此出现了若干个大国的兴衰，例如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法国等。霸权的兴衰并不是和平过渡的，这些全球性殖民强国为了争夺世界霸权大打出手，发动了一场场战争。在民族国家竞争的态势下，各国都极力阻止本国的先进技术和财富流入竞争对手。为此西方国家之间彼此设置了许多壁垒，更根本不愿意主动向非西方国家输入先进技术和文化。所以说，通过对西方开放以获取先进思想和技术的做法是站不住脚的，这种做法无异于“农夫和蛇”的翻版故事。
其三，近代以来的中西交往日益呈现出不对等的态势。
西方国家日渐具有“攻击性”的叩关，引起明清官方的警惕，进而采取限关政策，这是当时情况下维护中国主权和完整性的必要举措。西方列强要求与中国通商是试探虚实，为下一步的侵略举动探路。伴随着西方商品输入的，不仅有先进技术，还有鸦片和思想渗透。明清时期西方传教士的本意并非帮助中国发展技术，而是传播宗教。在应对外部势力的侵扰下，明清王朝的国家观念逐渐清晰，通过限关来维护国家主权。有人认为“清朝闭关锁国，维护的只是爱新觉罗和满人权贵的利益。这种结果就是老百姓根本不愿意维护清廷”，这种说法显然把清朝统治者和中国对立起来，制造满汉对立，完全没有看清西方列强的侵略本质。
其四，从世界格局的视角来看，明清时期的对外开放和全球化程度其实是很高的，当时中国深度参与了全球经济交往和互动。
李伯重先生认为，“清代中国不仅没有闭关自守，而且相比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可说是相当开放”，呼吁必须把明清中国放在全球史的视野中进行研究，这一时期的中国不再是孤立地存在于世界，特别是到了全球化开始以后，就和其他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了。例如，中国在美洲白银全球化的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美洲白银作为一种主要的贵金属，自从被西班牙发现以来，逐渐成为世界性的流通货币，承担起连接世界的重任。美洲白银通过西班牙的贸易网络大量流向中国，交换中国的丝绸、瓷器和茶叶等商品，不仅确立了中国的银本位制，造就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巅峰。而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用几乎无偿获取的白银，购买到中国制造的商品，但是长期的贸易逆差，又成为欧洲爆发工业革命的重要因素。此外，明清时期美洲作物（玉米、甘薯、马铃薯、花生等）的大规模引进和种植，改变了中国的饮食结构，带动了人口的迅速增长。试想一下，如果中国完全采取“闭关锁国”，美洲的白银和作物根本就无法流入中国，更遑论参与全球化进程？
对外开放历来都属于一个国家的内政问题，是否采取开放以及开放的程度，完全由一国自主决定，而非取决于外部，这是任何主权国家必须坚持的原则立场。对谁开放、怎么开放，这些都取决于国家利益。实际上，限关的做法在近代西方国家的历史上也屡见不鲜，其目的不外乎是为了维护自身的主权和避免外部势力的干扰。拿破仑面对英国咄咄逼人的海上力量，采取“大陆封锁”政策，对英国实行贸易禁运、禁止一切英国货物登陆欧洲大陆，是为了限关自保和切断英国商品的倾销。美国在建国初期推行的“门罗主义”实质也是某种程度的限关，在当时欧洲强势的态势下，力图限制欧洲国家对美国的不利影响。
从世界格局的角度，全面理解明清时期的对外政策，就不至于得出“闭关锁国有利”的错误论点。明清两朝中国对西方列强采取“自主限关”政策，是在西方咄咄逼人的侵略态势下的防御举措，把对外关系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且，明清时期中国的对外政策并非一味采取限关政策，其对于周边友好邻邦就采取较为开放的态度。限关和开放与否，完全取决于主权国家面临的压力及其应对，这是一个主权国家的自主行为。在明清时期中国已进入前所未有的世界格局下，面对西方国家挟炮舰之利的强势叩关，限关正是积极维护主权的体现；如果牺牲主权选择对外开放，引狼入室，只会招致更加悲惨和屈辱的命运。
附：中国历史研究院课题组：明清时期“闭关锁国”问题新探
（作者：文史的天空下；来源：“文史爱好者之家”微信公众号，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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