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穆臻 | 历史的真相：全面还原1958年到1960年最真实的毛主席

 

 

序言：

 

根据《毛泽东文集》以及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年谱》等大量文献分析来看，1958年——1960年，毛主席总体上是坚持了实事求是的。

 

为了打击颐指气使、压抑群众的官僚主义，为了保证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为核心的劳动人民全面当家作主的根本原则，为了最大限度尊重和调动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力、热情，为了粉碎一些照抄苏联导致的等级森严、干部脱离群众的腐朽作风，也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毛主席尊重了当时劳动群众的建设热情，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总路线。这是实事求是的。总路线提出之后，毛主席比其他党内同志都要冷静、理智得多。

 

在成都会议，毛主席就反复强调了实事求是、不能华而不实的问题。在转发赵紫阳的一封信中，毛主席就坚决反对农业产量的虚高。反对农业的浮夸风，是毛主席一直坚持的。大量史料证明——毛主席坚决不信亩产万斤。1070吨钢指标，确实是毛主席同意的。但是正如袁宝华回忆所说，这是少数服从多数。当时极端紧张的、濒临大战边缘的客观国际局势更是不可忽视的原因。

 

降低指标、解决“左”的问题，也是毛主席最早提出的。如吴冷西回忆所说，也如年谱等大量文献记载，1958年7月——10月，主席的主要精力用于指挥炮击金门和中苏关系的问题，国内具体经济工作就是一线领导同志负责。1958年11月，毛主席将国际事务处理相对稳妥之后，最早的、最迅速的去纠正一线的“左”的错误的。郑州会议、武昌会议、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庐山会议，毛主席都在不遗余力的大力纠“左”，同时坚决反对动摇集体化正确路线、捍卫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

 

大量中央文献研究室公开的真实文献表明，这一时期，毛周朱刘邓陈等等党的高级干部之中，毛主席的正确最多、错误最少、发现问题最及时、解决问题最早，总体上是坚持实事求是的。

 

 

一、1958年初、中期毛主席的实事求是

 

1958年1月1日的时候，面对我国群众空前的建设热情，“《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乘风破浪》的社论，再次强调‘多、快、好、省’的方针，并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口号。”[1]这是一个客观的社会环境的展现。当时群众的建设热情高涨，是应该尊重的。1958年1月，毛主席“认为我国在十五年后赶上或超过英国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是可能的。”[2]这个观点也是实事求是的，我国十五年之后确实在钢铁等产品的产量上基本超越了英国。

 

同月，毛主席还在杭州华东四省一市党委第一书记会议讲过，搞建设必须“要全面规划，几次检查，年终评比。”[3]不能只有指标没有措施，要实事求是。当时给群众泼冷水，导致很多本来可以完成的项目没有完成、导致很多项目被搁置、导致工人阶级为核心的群众遭到命令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打击无法当家作主，这些都是事实。为了保证群众当家作主、反对干部脱离群众，为了最大限度尊重群众热情、最大限度发挥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毛主席强调：“主观主义的原因。看不准，估计不足，右了。要经常提醒跟着形势前进。”[4]可见，主席这是在跟着形势前进，坚持的是从实际情况出发。主席这时讲破除迷信，也不等于不讲尊重知识分子专业能力。主席说：“要大量发展技术专家，发动向技术好的人学习，在工厂、农村中要有初级的技术家。政治家与技术家结合起来。从一九五八年起，在继续完成思想战线上政治 战线上革命的同时，着重放在技术革命方面。着重搞好技术革命，不是说不要政治了。技术与政治不应脱离，思想政治是统帅，政治又是业务的保证。”[5]这无疑是实事求是的。这也可见主席从来没有“不尊重技术专家”。为了保证群众的当家作主地位，主席讲：“对劳动人民只能说服，不能压服，不能使用权力，用权力就是压服。”[6]这些没有一句不是实事求是。

 

对于坚持实事求是，主席是反复强调的。1958年1月11日，主席还讲：“党委方面的同志，主要危险是红而不专，空虚、空头政治家很危险，脱离实际就慢慢褪色，变成粉色。”[7]过分给群众泼冷水，打击群众当家作主地位、导致大量做成的没做成，不站在大多数群众这一边，实际上不仅是脱离群众，更是脱离实际。主席讲的是对的。“是保护热情、鼓励干劲、乘风破浪，还是泼冷水泄气……破破烂烂的一个中国，蒋委员长二十年只搞四万吨钢，理应失败。”[8]当时群众有极大热情是一个事实，而且很多任务群众也是力所能及的，就应该实事求是的尊重群众热情、站在多数这一边。主席深知：“我们要注意，最怕的是六亿人民没有劲，抬不起头来就很不好。要有群众观点，从六亿人口出发,看问题要分清主流和支流、本质和现象。”[9]群众没有热情的话，谁还来建设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不就无法进行了吗！群众不愿意建设了的话，还怎么高效完成工业化呢？不站在多数这一边，脱离了群众的话，干部还是干部吗？不就成了对群众颐指气使的特权阶级了吗？主席对此看的最清楚。

 

1月14日，在南宁会议，主席指出，对群众颐指气使的泼冷水的话，“却不知道伤了许多人的心，修水利、办社、扫盲、除四害都没劲了。九个指头是大局，一个指 头是小局，要抓住主流，抓错了就不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这种做法历史上吃过大亏，教条主义这样搞过，因小失大。”[10]群众没心情真心实意的建设了，那么建设速度就根本提不上来了！在那样紧张的国际环境下，高效的建设速度也是必须的。这也体现了主席坚持实事求是。主席不仅看到了群众建设热潮的过程中好的一面，也深刻看到了其中不足的一面，1958年1月20日，主席实事求是指出：“两本账就是两种预算，不要因为解决历史问题，又来个大虚数。冒进是全国人民烈潮冲起来的，是好事，部分是坏事，反映在意识形态上，天天谈市场，天天谈库存，把前进放在第二位上了。不论哪个，专而不红，就很危险。”[11]

 

群众的建设热情被打击，群众不再真心实意的建设，效率是提不起来的。正如毛主席在1958年1月28日在最高国务会议所说：“几亿人口，精神发扬起来，许多认为做不到的事情，现在群众觉得做得到。我讲过这个话‘大有希望’，文章就在这个‘大’字。我们这个民族在觉醒起来，好像我们大家今天早晨醒来一样，在逐步觉醒。我们现在是又穷又白。穷者，几乎一无所有;白者，一张白纸，好做文章。穷，就要革命，就要干，就有一股干劲。”[12]毛主席实事求是的说：“但现在的情况完全不相称，钢还比不上比利时，比利时一年生产七百多万吨钢，我们只有五百多万吨。十五年赶上英国，我看完全可能。我们这个民族现在的热情、热潮，就像打破原子核释放出热能出来。为了达到目的，就要有一股干劲。有些观点要弄清一下。”[13]他的这个估计是正确的。钢产量我们确实在七十年代超过了英国。主席尊重群众热情同时也不忘记反反复复叮嘱大家坚持实事求是：“是反动派的好大喜功，还是革命派的好大喜功;革命派里又有两种，是主观主义的好大喜功，还是合乎实际的好大喜功。不急功近利不行，看是什么急功近利，是反动的还是革命的，是主观主义的还是合乎实际的。”[14]这就是毛主席，任何时候也不忘记实事求是。

 

在最高国务会议，毛主席强调了尊重群众热情同时，也强调尊重群众热情为的也是保证群众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不变质，不变成先锋队精英的统治工具。主席讲：“再一点叫打掉官风我们是做官，但是官风或者是官气要慢慢地打掉一些。我们每个工作人员，不管你官有多大，主席也好,总理也好,部长也好，委员也好，总而言之，只能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在人民中间出现，要使普通劳动者在我们面前感到平等。这一点要达到是不容易的，现在先从我们共产党里面的干部整起。”[15]对于打击官气、打击官僚主义，主席是矢志不渝的。主席讲：“蹲在北京使人闷得慌，官气太厉害，一跑出去就觉得有点东西。原料都是从工人、农民中间来的，我们可以加工，我们是个制造工厂劲可鼓而不可泄，元旦社论不是讲‘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吗?应该鼓励士气，不是败坏士气。”[16]不打击官气，就走向真正共产党人的反面，变成国民党官老爷了。

 

1958年2月8日，年谱记载，毛主席“审阅修改周恩来准备二月十日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作的题为《目前国际形势和我国外交政策》发言稿，批示退周恩来。毛泽东……将稿中的‘中国人民也争取在十五年或者稍多一点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它重要的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一句中的‘稍多一点’，改为‘更多一点’。”[17]可见毛主席的理智。同日，为了进一步打击官僚主义、打击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主席讲：“种试验田是一种彻底克服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方法。它可以打掉官风，使干部真正到群众中间去领导群众。它可以使干部走上‘又红又专’的道路，实现政治与技术的统一。”[18]

 

2月18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讲：“以前没有解放，一部分上层建筑，一些环节，有错误、缺点，生产关系上不完善。因为整风，就改善了，破坏了不好的，建立了比较好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较平等了，能讲话了，可以贴大字报了，老爷气少了。这样，群众就高兴了，就来了一个生产高潮。”[19]说明了当时群众热情高涨和人民当家作主的事实——这也是主席尊重群众热情、保证群众当家作主和批评“泼冷水”的重要成果。毛主席深刻指出，给群众泼冷水、压制群众热情、导致很多群众可以办成的没有办成、导致群众没有捍卫好自己当家作主的权力，根源在于干部的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所以，主席说：“人们的思想是往往落后于实际的。我们想出改进的办法,就是在北京做官的人，一年有四个月要离开北京，要下去，少一天也不行。这个办法我看会灵的，会使我们这个比较不切合实际的、不跟群众接触、比较空的脑筋好一些。我们要把国民党作风统统打掉。我们这个官还是官，可是是帮人民做事的，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不论你官多大，无非是当主席、当总理、当部长、当省长那么大的官，但是你只能以一个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样,你的官更好做,更多地得到人民拥护。在北京做官，官气比较重，下去的时候要很注意，不要学‘巡按出朝，地动山摇’那一套。”[20]为了保障群众当家作主，为了保障社会主义社会不变质，为坚持实事求是，毛主席真的是反反复复强调联系群众、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主席还说：“所有制问题已经解决了，现在就要解决人与人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问题，就是党政军干部和群众，工厂的领导和职工，合作社的领导和社员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群众中间有一个很大的革命热情。所以，我们中央委员会、政治局要适应这种情况，工作方法要改变，不改变就不能继续前进。”[21]这就是实事求是，这就是坚持人民当家作主，这就是坚持站在群众大多数一边。

 

1958年3月9日，在成都会议，毛主席特别指出了克服苏联模式弊端、走真正社会主义、粉碎苏联官僚资本主义、打击官僚主义因素的问题——可见主席实事求是的看出了苏联模式弊端，所以尊重群众热情，打击官僚主义。主席讲：“关于规章制度问题，规章制度从苏联搬了一大批，害人不浅。那些规章制度束缚生产力，制造浪费，制造官僚主义。建国之初，没有办法，搬苏联的，这有一部分真理，但也不是全部真理，不能认为非搬不可。搬，要有分析，不要硬搬，硬搬就是不独立思考，忘记了历史上教条主义的教训。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是唯物论;二者是对立的统一，也就是辩证法。对苏联的经验，只能是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不从之。什么事情都要提出两种办法来比较，这才是辩证法。为什么规章制度不可以有几个方案?规章制度是上层建筑，有部分属于生产关系，工资福利属于分配，也是生产关系。”[22]同时，也正是在成都会议，主席讲了一系列关于坚持实事求是的问题。

 

3月11日，在成都会议，毛主席讲：“现在有些虚，不要老加计划，要有措施。没有措施，工人没有信心。许多事还要有具体措施，才有保证。计划要和措施结合，否则会落空。”[23]可见，毛主席反对放卫星，坚持有措施的完成目标。同时，毛主席也对前进中的曲折做了充分准备：“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应当准备对付国际国内可能发生的许多重大困难。无论就国际方面说来，或者就国内方面说来，总的形势是有利的，这点是肯定的;但是一定会有许多重大困难发生，我们必须准备去对付。”[24]“错误还是要犯的，不可能不犯，犯错误是正确路线形成的必要条件。难免论是正确的，可免论是不正确的。问题是犯得少一点，犯得小一点。”[25]他更是没忘记反反复复多次强调实事求是：“凡是根据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能办到的，就应当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但办不到的不要勉强。现在有股风，十级台风，不要公开去挡，要在内部讲清楚，把空气压缩一下。压缩空气不是泼冷水,而是要把事情办得扎实一点。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务实，要有具体措施。”[26]主席坚持做的是主客观条件范围内能做到的事情。3月25日，主席还说：“我们的主观世界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主观反映客观是不容易的，要有大量事实，在实践中反复无数次，才能形成观点。一眼望去，一下抓住一两个观点，并无大量事实作根据，是不巩固的。要老老实实地听下级的话，个别交谈，小范围(县、社、工厂)交谈。省委解决问题如此，中央也如此，一定要与若干省委书记谈一谈。”[27]”究竟思想、观点、理论从何而来?就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客观世界所固有的规律，人们反映它，不过是比较地合乎客观情况。任何规律都是事物的一个侧面，是许多个别事物的抽象，离开客观的具体事物，那还有什么规律?”[28]可见成都会议的时候，主席是极其重视强调实事求是的。

 

对于压缩空气、注意指标、留有余地，主席在成都会议也是强调过的：“我希望一些过高的指标不要那么太高，要能办得到、行得通，至少有些东西不要去登报。做是一件事，讲又是一件事。即使能做得到，讲也要谨慎些，给群众留点余地，给下级留点余地，也就是替自己留点余地。”[29]“总而言之，支票开得太多，后头难于兑现。今年这一年，群众出现很高的热潮，我很担心我们一些同志在这种热潮下面被冲昏了头脑，提出一些办不到的口号。我并不是想消灭空气，而只是要求压缩空气，把膨胀的脑筋压缩一下，冷静一些，不是要下马，而是要搞措施。”[30]综上所述，主席在成都会议是最重视实事求是的。

 

1958年4月2日，主席警告吴芝圃：“你们能三年改变面貌很好，但是我表示怀疑，多搞几年也不要紧，你讲得有道理，我不能完全不信。河南人多，你们恐怕赶不上，不要蛮干。不要过早宣布水利化，要留有余地。宣布完成水利化、绿化、‘四无’是危险的，只能宣布基本完成。”[31]4月3日，主席在武汉会议讲：“说苦战三年就水利化了，我是怀疑的。三年基本改变面貌，我看只能初步改变。三年初步改变面貌的提法比较好，但也不好改了。《人民日报》不要随便轻易宣布什么‘化’，现在‘化’搞得很烂，动不动就宣布‘化’。”[32]实事求是、反对浮夸，主席的态度很明显了。4月5日，主席继续强调实事求是、反对吹牛的问题：“一年要实现几‘化’，不要说是‘过火’了，只是某些口号要调节，登报时要小心。空气还是那么多，一点不少，不过是压缩一下……我们不要砍，只是把空气压缩一下。现在担心会不会再来一个反冒进。如果今年得不到丰收，群众会泄气，到那时议论还会出来，又要刮台风的。此事要向地、县委书记讲清楚，如果收成不好，计划完不成怎么办?要有精神准备。现在劲头很大，不要到秋天泄了气。要搞具体措施，要看结果，吹牛不算。不要浮而不深，粗而不细，华而不实。今年有平津、淮海战役之势，要放手发动群众，一切经过试验。”[33]

 

4月27日，在广州会议，主席讲：“两个部提出十五年赶美国，有无可能?能不能超过?我们暂不提超美国，要苏联提，我们只提超英国，口号超英不变，超美国是第二本账，是内部的问题。”[34]“党代会，各部的报告写出来，要虚实并顾，谈一些方针、政策，路线。即使一年能完成的，也应该说二三年才好。绿化、除四害不可能一年完成。我们过去打仗觉得确实有把握，以为打一仗就可能解决,结果没有成功。”[35]可见主席是保持着冷静和理智、反对盲目性，坚持做有把握的事情的。

 

5月17日，在八大二次会议，主席讲：“现在我们规定中央的同志一年下去四个月，到几个社、几个工厂，解剖麻雀，扎根串连，人民群众的根扎在我们的脑子里，人民群众的观念才会扎深。扎根串连主题就是说要研究几个合作社、几个工厂、几个商店、几个连队、几个学校、各行各业，然后我们脑子才有深刻的印象。谭震林的报告用了江苏提出的口号，叫作要注意防止‘浮而不深，粗而不细，华而不实’。华者花也，不要只开花不结果实。我们至少当个张飞吧，粗中有细，不要粗而不细嘛。”[36]“我们要尊重唯物论，要尊重辩证法，首先要尊重唯物论，就是说我们这个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天赋的，生下来就有，还是后来我们因为观察了世界才有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看来这两句话也是非要不可。没有一点 劲，或者劲不足，那不好办事。”[37]可见，主席的一系列讲话都是围绕着实事求是讲的，没有一处脱离实际。同时，主席反对盲目的紧跟一个人，坚持紧跟真理：“我说，又跟又不跟，对的就跟，不对的就不跟，不能糊里糊涂地跟。要独立思考，一切什么都跟就不好。不管是伟大的领袖，或者是挖煤矿的、挑大粪的、扫街道的，对的就跟他们走，看真理在谁手里，我们就跟谁走。合作化我们是跟贫下中农。”[38]这些都是真相！

 

根据越来越紧张的国际局势，主席还讲：“要准备对付灾害，还要准备打大仗,还要准备搞得不好我们党会分裂。”[39]5月20日，主席讲：“所谓预见性，就是识别风向。要识别风向，这是个领导艺术。我们全党只要有一万两万人到三万人，有更高的觉悟，有识别风向的能力，有预见，我们的事情就能搞得更好一些。关于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灾难问题，他说:我们应当准备对付可能发生的灾难，我说的是大灾难，无非是世界大战，党内大分裂。”[40]越来越紧张的国际局势下，除了快速发展我国工业和国防外，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当时我国在制定工业计划方面还毫无经验，出现不太符合实际情况的高指标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农业方面，毛主席即使有过对粮食产量的高估，也从来没有信过亩产万斤，从来都在农业方面保持基本的理智，并从1958年11月之后根本不再相信一切粮食产量方面的高产卫星。工业方面，历史虚无主义者们的往往拿“1070吨钢”这一指标的确定作为主席有“错误”的铁证。但是要注意这些。第一，1958年6月，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越来越嚣张、蠢蠢欲动，这时主席就讲：“我们要有战争的准备，五年出原子弹，十年出氢弹。当然，现在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41]到6月17日，主席还提到：“没有现代化工业，哪有现代化国防?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42]当时欧美帝国主义国家封锁我们、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蠢蠢欲动，我们随时有可能面临大战。自从1958年3月苏联暴露侵略我国野心之后，主席也深知中苏决裂是早晚的事情。不独立自主的改变中国工业的落后面貌，是难以应对当时极端紧张的国际环境的。而且，对于1070吨钢的问题，袁宝华的回忆值得一看。袁宝华回忆中明确指出——毛主席实际上一直是拿不准、有疑惑的，当时大家多数都同意，甚至党内出了名的以最谨慎著称的陈云在反复计算之后都认为可行之后，毛主席才综合考虑了上述必要的国际背景之后勉强同意的。综合当时国际背景和当时我们毫无经验的实际情况来看，这不是一个“错误”就可以简单概括的。

 

据袁宝华回忆：当年完成1070万吨钢，冶金部的部长王鹤寿向毛主席拍了胸脯，他是想借毛主席的威望把钢铁搞上去，后来王鹤寿专门检讨了这一条。毛主席又把几个省市的负责人和冶金部负责人找在一起开会，王鹤寿、刘彬和我都参加了。当时刘彬是冶金部副部长，我是办公厅主任主要管建设和计划。毛主席找我们这些人在他的会议室里详细地询问了1070到底可靠不可靠，一个人一个人地问。首先问上海市副市长马天水行不行，马天水说，可以。接着问鞍山市委书记赵敏(已去世)行不行，说可以。又问武汉市委书记，也说行。还问了太原市委书记(他那里有个太钢)。太原市委书记姓麻，问行不行，说可以……后来又一个一个地问主要钢铁基地包括重庆、北京、天津、唐山、马鞍山，大家都说行。问到刘彬……主席说“就看你拿主意啦”。刘彬说“可以，我们都作了计算啦。”我当时心里打鼓，估计会问到自己，得作些准备。后来问到我，说“你做什么呢?”我说我先在东北工业部，后来去苏联谈判，回来在钢铁局。毛主席说：“你是经常接触基层的，你说究竟有没有把握?”我说：“冶金工业的生产，从矿山、冶炼、轧制到机修、运输等等有十个环节，我们树了十面红旗(先进单位)，只要十面红旗能站得住，他们的经验能够推广，我看有希望。”别人讲得简单，只是拍拍胸脯，我讲了十面红旗，毛主席很注意听十面红旗是什么。问到王鹤寿，他说：“主席只要下了决心，我们可以动员全国的力量实现这个目标。我们认为，实现这个目标是可以的。”当时是八月，到年底只有五个月时间。最后问到薄一波同志，他是比较实事求是的，他不赞成1070，可是又不好说不赞成。他讲了什么呢?他说：“主席，我建议把1070登报，登报以后，大家都看得到了，义无反顾，就会努力奋斗。”毛主席说，这是个好主意，根据你们刚才讲的不是1070，是1100多万吨，发表1070(上年是535，翻一番是1070)，那我们兜里还装有几十万吨。主席的思想是留有余地，这是他一贯的主张。当时他要秘书马上通知胡乔木，明天见报。这一次谈的时间不短，总有两个钟头。毛主席提出这个问题，有些不放心，所以专门开了这个会，结果大家都说行，而且报的数字超过1070，所以毛主席相信了，并在报纸上发表了。他对陈云说，1070看来还是可以的。陈云不放心，专门找王鹤寿和我去谈了一次。“究竟怎么样，你们算个细帐给我，毛主席那里不能算细帐，在我这里你们算个细帐。”我就把当时他要求的数字，现有的基础能生产多少，新建小高炉有多少，能生产多少，生产能力都打了折扣;原来炼钢设备能生产多少，新建小转炉能生产多少，这也是按公称能力打了折扣算的，今后五个月我按四个月算。这样算了细帐，陈云认为，看起来是有希望的。后来毛主席与陈云同志谈话时，陈云说，我与冶金部的同志算了细帐，看起来是有希望的。陈云同志说话向来是很慎重的。[43]

 

看看，多数人同意，出了名谨慎的陈云都认为可行——再加上当时极端紧张的国际环境对于钢铁的需要、我国制定计划缺乏足够经验等原因，主席还有什么理由不同意呢？之后，从1958年7月到1958年10月这段时间，不仅如年谱所展示，而且如吴冷西等亲历者所说，主席的主要精力都用于指挥炮击金门、中苏矛盾等一系列复杂严峻的国际问题，而经济工作由其他一线领导者负责。李慎明老师讲：“根据吴冷西的看法，1958年下半年，毛泽东很大一部分精力被国际问题吸引去了。一是赫鲁晓夫底8月初访华，二是不久又炮击金门，三是戴高乐上台、黎巴嫩事件等其他国际重大事件。具体领导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的主要是在第一线工作的其他中央领导同志。”[44]可见，当真的浮夸风逐渐产生的时候，主席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推波助澜”，主席在集中精力解决极端复杂、极端危险的国际问题！那时一线具体工作是其他领导同志负责的。

 

 

二、1958年中后期到1960年毛主席最早极力纠正一线干部的“左”的问题

 

1958年7月—1958年10月这段时间，毛主席主要精力用于处理国际事务，但是也在国内问题上保持着冷静、理智，尽可能兼顾反对国内浮夸。7月3日，毛主席在赵紫阳给广东省委的一封信批示：“我同意赵紫阳同志的意见，早造每亩能收三百斤已经很好，比去年的二百 斤增长百分之五十，何况还有三百五十到四百斤的希望。原先的八百斤指标是高了，肥料和深耕两个条件跟不上去。这是由于缺乏经验，下半年他们就有经验了。”[45]看看，主席是坚决坚持实事求是的。

 

1958年，群众自发办起了集体化程度更高、社会主义因素更多的农村人民公社。但是，面对公社的产生，毛主席一直保持冷静、理智的态度，反对公社宣告“全民所有制”，坚持公社是集体所有制，反对公社取消工资制，坚持公社实行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反对公社过早宣告“共产主义”。8月19日，主席讲：“关于人民公社，我的意见就叫人民公社，这仍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不过分强调共产主义。”[46]特别是8月29日，主席写道：“人民公社建成以后，不要忙于改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在目前还是以采用集体所有制为好，这可以避免在改变所有制的过程中发生不必要的麻烦。实际上，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中，就已经包含有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分了。这种全民所有制，将在不断发展中继续增长，逐步地代替集体所有制。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 更长一些的时间。过渡到了全民所有制，如国营工业那样，它的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然后再经过多少年，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和 道德品质都极大地提高了，全民教育普及并且提高了，社会主义时期还不得不保存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 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都逐步地消失了，反映这些差别的不 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也逐步地消失了，国家职能只是为 了对付外部敌人的侵略，对内已经不起作用了，在这种时候，我国社会就将进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时代。”[47]可见主席足够冷静、足够理智，清晰区分了两大所有制，反对过早过渡！

 

对于钢铁工业问题，毛主席也逐渐开始担心。10月，他讲：“真正抓工业，认真地把工业放在第一位，全党抓工业,各级党委第一书记挂帅,是在今年八月。落后于时代呀!过去也不是完全没有抓，问题是抓得不紧。今年的钢产量究竟能不能翻一番?我自己也是怀疑派，要到了手才算数!”[48]看看，主席是怀疑派！

 

对于过早宣告“全民所有制”的乡村，主席一直持反对态度。10月16日，年谱记载：“下午三时五十分,在天津市干部俱乐部召开会议，讨论人民公社问题，彭真、陈伯达、王鹤寿、张春桥、林铁、万晓塘、张承先、张明河、朱子强、李悦农、张国忠、王桂冀、刘振宗出席。当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谈到幸福院、幼儿园和建筑房屋的试点规划，是夫妇住一处、小孩住一处、老人住一处时，毛泽东说:太单调了嘛，也要大中小结合，老人不跟壮丁、小孩结合怎么办?整天只是老头对老头，行吗?公社造房子，只造夫妇住的，不造老人、孩子的,他们要另住在一块,群众赞成不赞成?恐怕脱离老人和孩子了，两头不喜欢，中间也不喜欢。当张国忠谈到徐水是全民所有制时，毛泽东说:徐水叫全民所有制，你和鞍钢有什么不同?机械化、生产能力不如它，你的产品是不是由国家调拨?你在徐水讲全民所有制，可以;你在全国讲，同鞍钢还是有差别的，还有所不同，贡献不同。”[49]看看，主席反对强制取消家庭，反对强迫群众，更反对混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10月17日，主席还讲：“徐水还是全县人民的所有制，还不是六亿人口的所有制，徐水叫大集体所有制也好，就本县说叫全民所有制也好。”[50]可见主席并没有混淆两大所有制。关于按劳分配，10月21日，主席讲：“要把劳动力多的户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他们收入多点,工资多点,不要平均主义，多劳多得还是社会主义原则。徐水应有清醒的头脑，知道事情有正面，还有另外的反面。”[51]看看，主席并没有在这方面头脑发热过。而且，主席更是坚决反对浮夸：“丰收有成绩，容易骄傲起来，铺张起来，不实事求是了。把猪都并到那里，就不实事求是了。要告诉县里，叫他们不要搞这么套。苦战三年，才只搞了 一年嘛，要搞百把年，不要弄得好像什么都好。”[52]看看，这就是毛主席，长期坚持实事求是。关于工资差别，毛主席还坚持保留，反对绝对平均主义：“现在就不要按劳取酬了，那也不行;工资差别太小了，也不妥当。同样，干部工资像过去差别很大，那不行;但是一下子搞得太小，没有差别，那也不行，不能持久。”[53]。可见，毛主席并没有犯过“平均主义错误”。也可见，其他干部把坏事当好事、把他们的急于求成导致的混淆两大所有者、混淆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等等问题当成绩向毛主席汇报的时候，毛主席越来越发现了“左”倾问题的严峻性。于是，在全党，毛主席最早提出并最大力纠“左”。

 

10月24日，主席找吴冷西、田家英谈话，特别强调：“下去调查中面对眼花缭乱的实际情况能够保持冷静的头脑。特别当记者的，不能道听途说，人云亦云，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心中有数，头脑清醒，做冷静的促进派。下去调查时不要名级领导作陪，要找生产队长就只找生产队长，不要公社书记、大队长参加，要找群众谈话就不要找干部参加，要找县委书记也只请他本人来谈，因为人多了谈话就有顾虑。找群众谈话要有各个阶层的人物，尤其要注意中农的态度。还可以找下放干部 谈话，他们可能顾虑较少。总之要了解各种人的真实想法。下去不要张扬。”[54]看看，主席是最早强调冷静、强调实事求是的！同月，主席强调：“现在是社会主义，价值法则还是存在的。”[55]反对忽视价值法则。

 

1958年11月，郑州会议召开，毛主席讲：“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谎报，不要把别人的猪报成自己的，不要把三百斤麦子报成四百斤。今年的九千亿斤粮食，最多是七千四百亿斤，把七千四百亿斤当数，其余一千六百亿斤当作谎报，比较妥当。人民是骗不了的。过去的战报，谎报战绩只能欺骗人民，欺骗不了敌人，敌人看了好笑。有真必有假，真真假假搞不清。偃师县原想瞒产，以多报少，也有的以少报多。《人民日报》最好要冷静一点。要把解决工作方法问题，当成重点，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实事求是。”[56]看看，这是毛主席开始极其尖锐、严厉的批判“左”的错误、反对浮夸风。也是在郑州会议，毛主席坚决反对取消商品生产：“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要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他们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分清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商品生产的作用的重要性。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是不认识五亿农民的问题。在社会主义时期，应当利用商品生产来团结几亿农民。我以为有了人民公社以后，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更要发展，要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例如畜产品、大豆、黄麻、肠衣、果木、皮毛。现在有人倾向不要商业了，至少有几十万人不要商业了。这个观点是错误的，这是违背客观法则的。”[57]可见取消商品生产绝对不是毛主席的意图，毛主席从来没有犯过这种错误。

 

1958年11月21日，毛主席强调了记者头脑必须冷静、反对虚报数字：“虚报不好，比瞒产有危险性。报多了，拿不出来。如果根据多报的数字作生产计划，有危险性，作供应计划，更危险。”[58]之后，在武昌会议，毛主席更是狠批、痛批“放卫星”：“现在横竖要放‘卫星’，争名誉，就造假。有一个公社，自己只有一百头猪，为了应付参观，借来了二百头大猪，参观后又送回去。有一百头就是一百头，没有就是没有，搞假干什么?过去打仗发捷报，讲俘虏多少、缴获多少，也有这样的事，虚报战绩，以壮声势，老百姓看了舒服，敌人看了好笑，欺骗不了的。后来我们反对这样做，三令五申，多次教育，要老实，才不敢作假了。其实，就都那么老实吗?人心不齐，我看还是有点假的，世界上的人有的就不那么老实。建议跟县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切实谈一下，要老老实实，不要作假。本来不行，就让人家骂，脸上无光，也不要紧。不要去争虚荣。比如扫盲，说什么半年、一年扫光，我就不太相信……群众确实做出了成绩，为什么要抹煞群众的成绩，但相信作假也要犯错误。比如一千一百万吨钢，你说一万吨也没有，那当然不对了，但是真有那么多吗?又比如粮食，究竟有多少，去年三千七百亿斤，今年先说九千亿斤，后来又压到七千五百亿斤到八千亿斤，这是否靠得住?我看七千五百亿斤翻了一番，那就了不起”[59]主席尖锐指出：“现在，不放手让群众吃饭，大概是产量报多了。人是要睡觉的，这也是科学。动物总是要休息，细菌也要休息，人的心脏一分钟跳七十二次，一天跳十万多次。一要吃饭，二要睡觉，破除了这两条，就不好办事，就要死人。此外，还有不少的东西被当作迷信在那里破除。人去压迫自然界，拿生产工具作用于生产对象，自然界这个对象要作抵抗，反作用一下，这是一条科学……破除迷信以来，效力极大，敢想敢说敢做，但有一小部分破得过分了，把科学真理也破了。比如说，连睡觉也不要了，说睡觉一小时就够了。方针是破除迷信，但科学是不能破的。”[60]看看，毛主席反对浮夸风是极其坚决的。武昌会议上，只有王稼祥同志第一时间提出了关于农业上不能急于过渡的个人意见，和主席一起纠“左”。在纠“左”初期，我们却不见彭大将军和张闻天同志提出什么意见。

 

后来，1959年2月27日，在第二次郑州会议，毛主席也是不遗余力的纠正着“左”的问题，坚决批判“一平二调”：“在公社内，由队的小集体所有制到社的大集体所有制，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要有几年时间才能完成。他们误认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产队的生产资料、人力、产品，就都可以由公社领导机关直接支配。他们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他们在许多地方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因此，他们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某些财产无代价地上调，银行方面也把许多农村中的贷款一律收回。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这就是我们目前同农民关系中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60]可见，毛主席从来没有允许过“一平二调”，更是坚决反对“一平二调”，坚决坚持反对平均主义。同时，毛主席强调尊重价值规律：“即令本位主义属实，应该加以批评，在实行这种批评之前，我们也必须首先检查和纠正自己的两种倾向，即平均主义倾向和过分集中倾向。所谓平均主义倾向，即是否认各个生产队和各个个人的收入应当有所差别。而否认这种差别，就是否认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原则。所谓过分集中倾向，即否认生产队的所有制，否认生产队应有的权利，任意把生产队的财产上调到公社来。同时，许多公社和县从生产队抽取的积累太多，公社的管理费又包括很大的浪费，例如有一些大社竟有成千工作人员不劳而食或半劳而食，甚至还有脱产文工团。上述两种倾向，都包含有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的思想在内，这当然是不对的。凡此一切，都不能不引起各生产队和广大社员的不满。”[61]可见，价值规律的存在、差别存在，都是毛主席实事求是的理解和坚持的。

 

在第二次郑州会议，毛主席特别强调了反对“共产风”的问题：“公社在一九五八年秋季成立之后，刮起了一阵‘共产风’。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产’。所谓‘共’各种‘产’，其中有各种不同情况。有些是应当归社的，如大部分自留地。有些是不得不借用的，如公社公共事业所需要的部分房屋、桌椅板凳和食堂所需要的刀锅碗筷等。有些是不应当归社而归了社的，如鸡鸭和部分的猪归社而未作价。这样一来，‘共产风’就刮起来了。即是说，在某种范围内，实际上造成了一部分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情况。当然，这里面不包括公共积累、集体福利、经全体社员同意和上级党组织批准的某些统一分配办法，如粮食供给制等，这些都不属于无偿占有性质。无偿占有别人劳动的情况，是我们所不许可的……同志们，我们对于剥削阶级的政策尚且是如此，那末，我们对于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又怎么可以无偿占有呢?”[62]可见，毛主席从来没有坚持“共产风”，而是坚决批判“共产风”。毛主席还讲了坚持“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问题——就要坚持按劳分配、等价交换，不能剥夺农民：“公社应当实行权力下放，三级管理，三级核算，并且以队的核算为基础。在社与队、队与队之间要实行等价交换。公社的积累应当适合情况，不要太高。必须坚决克服公社管理中的浪费现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有效地去克服那种确实存在于一部分人中的本位主义，巩固公社制度。这样做了以后，公社一级的权力并不是很小，仍然是相当大的；公社一级领导机关并不是没有事做，仍然有很多事做，并且要用很大的努力才能把事情做好。”[63]看看——毛主席是坚持按劳分配、坚持根据实际生产力水平实事求是的构建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第二次郑州会议开始，毛主席确定并推广“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一完全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公社制度。这时主席甚至无奈的说出“你们不和我坚持‘右倾机会主义’，我就‘右倾’到底，直到开除党籍！”这样的话。可见主席纠“左”阻力之大。主席这句话，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年谱》和《毛泽东传》都有引用。

 

之后，毛主席写了《党内通信》，大力反对浮夸风。主席科学指出：“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64]毛主席特别强调了坚持实事求是，坚持讲真话的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对各项增产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65]毛主席还表示：“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66]实事求是、反对浮夸、积极纠正“左”，这才是毛主席！综上所述，主席纠正“左”不仅是最早的，而且是最积极的。

 

在庐山会议，毛主席还在严厉的纠正“左”的问题。他特别提到坚持实事求是：“对县、社干部，山东、河北的想法，是给他们编三本书:一本是好人好事的书，收集去年大跃进中敢于坚持真理、不随风倒，工作有前进的，不说谎、不浮夸、实事求是的例子，例如河北王国藩，山东菏泽一个生产队。一本是坏人坏事的书，收集专门说假话的、违法乱纪的或工作中犯了严重错误的例子。每省要找几个，各省编各省的，每本不超过二万五千字。第三本是中央从去年到现在的各种指示文件(加上各省的)，有系统地编一本书。”[67]主席明确区分了两种积极性，并指出要坚决反对“一平二调”、“共产风”：“积极性有两种:一种是实事求是的积极性，一种是盲目的积极性。红军的三大纪律，现在有两条还有用:‘一切行动听指挥’，即统一领导，反对无政府主义；‘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即不搞一平二调。总的说来，群众生活提高了，文化水平也提高了。共产主义风格有两种:一种是真要搞共产主义；另一种，这种占多数，是事情归他办，权力都归他……山东曹县出现抢粮现象，这很好，抢得还少了，抢多了可以引起我们的注意。对那些摧残人民积极性的官僚主义就是要整一下。”[68]主席对实际情况看的是极其清楚的。大量事实证明，主席对问题的揭露和批判，远远比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要全面、具体、深刻得多！

 

根据实际情况，积累了经验教训之后，主席决定降低指标：“今年钢的产量是否定一千三百万吨?能超过就超过，不能超过就算了。今后应由中央确定方针，再交业务部门算账。粮食有多少?去年增产有无三成?今后是否每年增加三成?每年增加一千亿斤，搞到一万亿斤，要好几年。明年钢增加多少?增加四百万吨，是一千七百万吨。后年再增加四百万吨。十五年内主要工业产品的数量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还要坚持。总之，要量力而行，留有余地，让下面超过。人的脑子是逐渐变实际的，主观主义减少了。”[69] “去年有些虚夸，四大指标定高了，弄得今年不好宣传，现在有些被动。如何转为主动?上海会议时，有人提出，利用开人民代表大会的机会，把指标改了，后来没有这么做。现在看来失掉了点时机，但不要紧。指标改不改?看来改一下好。但改成多少，还拿不准。是否人大常委会开个会，把指标改过来。”[70]可见主席加紧了降低指标的进程，而且极其真诚的做了关于指标问题的自我批评。

 

主席在1959年7月5日继续纠“左”：“下年度销售计划，我感觉不但一千零二十亿斤是太多了，这个文件上调整为八百五十五亿斤，似乎也略为多了一点。是否可以调整为八百亿斤，或者八百一十、二十亿斤呢?告诉农民，恢复糠菜半年粮，可不可以呢?苦一年、两年、三年，就翻过身来了。多储备，少食用，以人定量，粮食归户，食堂吃饭，节余归己，忙时多吃，闲时少吃，有稀有干，粮菜混吃，仍然可以吃饱吃好，可不可以这样做呢?(三)多产粮，是上策。田头地角，零星土地，谁种谁收，不征不购，主要为了解决饲料，部分为了人用。恢复私人菜园，一定要酌给自留地。凡此种种，可以多收。既已多收，可以多吃(主要猪吃，部分人吃，例如菜)。”[71]可见，主席纠正“左”的问题的步伐并没有停止，而是极其坚决的继续向前。之后，1960年3月23日，主席也严格强调：“在一些县、社中，去年三月郑州决议忘记了，去年四月上海会议十八个问题的规定也忘记了，‘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又都刮起来了。一些公社工作人员很狂妄，毫无纪律观点，敢于不得上级批准，一平二调。另外还有三风: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又大发作，危害人民。什么叫做价值法则，等价交换，他们全不理会。所有以上这些，都是公社一级干的。范围多大，不很大，也不很小。是否有十分之一的社这样胡闹，要查清楚。中央相信，大多数公社是谨慎、公正、守纪律的，胡闹的只是少数。这个少数公社的所有工作人员，也不都是胡闹的，胡闹的只有其中一部分。对于这些人，应当分别情况，适当处理。教育为主，惩办为辅。对于那些最胡闹的，坚决撤掉，换上新人。平调方面的处理，一定要算账，全部退还，不许不退。对于大贪污犯，一定要法办。一些县委为什么没有注意这些问题呢?他们严重地丧失了职守，以后务要注意改正。对于少数县委实在不行的，也要坚决撤掉，换上新人。同志们须知，这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是一个客观存在。出现这些坏事，是必然不可避免的，是旧社会坏习惯的残余，要有长期教育工作，才能克服。”[72]主席纠正“左”的错误的论述，比任何“万言书”都严厉得多，比任何人批评的也都尖锐的多！这就是实事求是路线的开创者——毛泽东！

 

 

  三、1960年的《十年总结》——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历史上的一篇光辉经济建设史著作

 

毛主席在1960年6月18日做、写出了《十年总结》，这篇著作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光辉著作。之所以是前所未有，就是前人还没有一个可以像毛主席那样高屋建瓴、清晰流畅、简洁有力的写出这样一篇总结一段时期社会主义建设历史又深刻论述了具有自己原创性贡献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光辉著作。如徐久刚所说：“两个小时,总结十年,一气呵成,非常人所能为。这不仅是由于毛泽东才思泉涌, 更由于他作为执政党的最高领导人,肩负的责任重大,对建国后的十年,特别是大跃进的这两年,全局在胸,时时回味,不忘历史, 借鉴经验,思考未来,求成避败,深思熟虑, 水到渠成所致。”[73]读完《十年总结》，我真的会很发自内心的喊一声“毛主席万岁”，不喊才真的太不公道了。

 

主席开篇讲：“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74] 前八年，主席这里实际上指的是在建设方法上。但是在革命方法上我们是创新的，例如赎买方式改造民族资产阶级、引导农民自觉合作化、工业化和改造并举、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对农民改造并举，都是主席原创的，前人没这样做过。

 

之后，主席讲：“但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一九五七年反右整风斗争，是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反映了客观规律，而前者则是开始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75] 主席后面指出了《论十大关系》的实质——总结经验教训、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总路线。《论十大关系》之中，工农业关系、沿海内地辩证关系、中央地方辩证关系、经济国防辩证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个人辩证关系的全面、具体、创造性新的论述，都是前人所没有的。

 

之后，主席讲：“一九五八年五月党大会制定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总路线，并且提出了打破迷信、敢想敢说敢做的思想……是年八月发现人民公社是可行的。赫然挂在河南新乡县七里营的墙上的是这样几个字：‘七里营人民公社’。”[76]主席这里讲了1958之后的成就——调动群众参与建设热情和当家做主积极性，并利用一切先进因素实现大规模飞跃的总路线的提出——这是主席根据新的情况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创性贡献；农村办工业、工农商学兵合一的公社化的实行，这也是主席的原创性贡献。

 

接着，主席讲了整顿公社和纠正错误的问题：“八月在北戴河，中央起草了一个人民公社决议，九月发表。几个月内公社的架子就搭起来了，但是乱子出得不少，与秋冬大办钢铁同时并举，乱子就更多了。于是乎有十一月的郑州会议，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主要谈到价值法则、等价交换、自给生产、交换生产。又规定了劳逸结合，睡眠、休息、工作，一定要实行生产、生活两样抓。”[77]主席的概括精炼而又丰富，简洁而又深刻，几句话就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要存在价值法则、尊重等价交换、注意按劳分配、适度劳逸结合、反对过度劳累的深刻道理。主席还讲：“十二月武昌会议，作出了人民公社的长篇决议，基本正确，但只解决了集体、国营两种所有制的界线问题，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线问题，一共解决两个外部的界线问题，还不认识公社内部的三级所有制问题。”[78]可见主席又是深刻、清晰简短的论述了他对农村集体所有制的原创性贡献——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整顿公社，加强对两种所有制现在条件下商品交换、价值规律、货币关系、集体所有制中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所有制的实事求是的强调，这样丰富而深刻的道理这样简短概括，这样通俗简洁的把这样深刻的社会注意政治经济学道理说清楚，迄今为止唯有毛主席一人。

 

主席也提出了他对指标问题的担心：“一九五九年一月北京会议是为了想再减一批而召开的，我和陈云同志对此都感到不安，但会议仍有很大的压力，不肯改。我也提不出一个恰当的指标来。”[79]之后，主席讲：“一九五九年四月上海会议规定一个一六五○万吨的指标，仍然不合实际。我在会上作了批评。这个批评之所以作，是在会议开会之前两日，还没有一个成文的盘子交出来，不但各省不晓得，连我也不晓得，不和我商量，独断专行，我生气了，提出了批评。我说：我要挂帅。这是大家都记得的。”[79]可见主席对降低指标的问题是抓得很紧的。根据新的实际情况——苏联撤资和逼债问题、一线方法问题、初期指标过高，主席坚持适当降低指标。

 

主席还总结：“管农业的同志，和管工业的同志、管商业的同志，在这一段时间内，思想方法有一些不对头，忘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有一些片面思想(形而上学思想)。一九五九年夏季庐山会议，右倾机会主义猖狂进攻。他们教育了我们，使我们基本上清醒了。我们举行反击，获得胜利。”[80]这里不仅体现了主席的实事求是、坚持不断调整方法实现主观符合客观，也体现了主席斗争艺术的炉火纯青。反“左”，也反对右，统筹兼顾。反右倾的历史必然性要注意。捍卫农村集体化以保障苏联撤资之后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顺利继续进行、捍卫鼓足干劲正确路线保障中国工业化高速发展以应对极端紧张的国际环境，完全必要。这一点，我们处理的比苏联好。苏联在1930年之前出现对农民的严重过火打击的严重问题、1930年之后出现了集体农庄比例大幅度降低的问题。我们新中国不仅在1956年基本建成农业集体所有制的时候成功实现了农民的自愿合作而且实现了增产，而且在1959年中后期反右倾之后也没有出现公社的大垮台，成功的、比较稳定的捍卫和巩固了农村的集体所有制。

 

在后文，主席讲：“一九六○年六月上海会议规定后三年的指标，仍然存在一个极大的危险，就是对于留余地，对于藏一手，对于实际可能性，还要打一个大大的折扣，当事人还不懂得。一九五六年周恩来同志主持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农业方面则犯了错误，指标高了，以至不可能完成。要下决心改，在今年七月的党大会上一定要改过来。从此就完全主动了。”[81]可见，主席针对毫无经验导致的高指标问题做了自我批评。主席都做了自我批评，多数同志就更可以放下心来做检讨了。这就是主席的领导艺术。后来1961年，主席自我批评的时候说反右倾的“错误”在于“扩大到了县以下”。但是我们知道，第二次郑州会议就已经确定不能一平二调、反右倾不等于坚持一平二调。如果县以下的干部们真的严格贯彻主席的正确指示、在反右倾同时注意不搞一平二调的话，不可能会在1960—1961还需要主席继续带领全党根本纠“左”的。但是，为了号召全党多数责任很大甚至不愿意检讨同志放下包袱检讨错误，主席也对自己过分苛刻的、见缝插针一样的做了自我批评。大跃进时期，错误最少的毛主席做自我批评却最多……

 

主席讲：“同志们，主动权是一个极端重要的事情。主动权，就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这件事来自实事求是，来自客观情况对于人们头脑的真实的反映，即人们对于客观外界的辩证法的认识过程。”[82]这里主席着重讲了实事求是的问题。主席还指出：“我们过去十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中间经过许多错误的认识，逐步改正这些错误，以归于正确。现在就全党同志来说，他们的思想并不都是正确的，有许多人并不懂得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83] 之后，主席讲：“看来，错误不可能不犯。如列宁所说，不犯错误的人从来没有。郑重的党在于重视错误，找出错误的原因，分析所以犯错误的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公开改正。我党的总路线是正确的，实际工作也是基本上做得好的。”[84]可见，主席指出要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在实践中发展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可见，主席深刻指出——保持主动权，就要坚持实事求是，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根据新的实际情况调整方针正策。

 

之后，主席把他在《实践论》创造性发展的深刻道理也像创造性运用于军事领域开创了军事辩证法的辩证认识论一样，创造性的运用于政治经济学领域，开创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辩证认识论。主席指出：“有一部分错误大概也是难于避免的。哪里有完全不犯错误、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谓圣人呢？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我们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者，不是形而上学的认识论者。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是在一个长期认识过程中逐步地完成的。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了十年的经验了，已经懂得了不少的东西了。”[85]“但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对中国如此，对整个世界也应当如此。我试图做出一个十年经验的总结。”[86]正如主席所说，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必然到自由的过程。这就是主席开创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辩证认识论！清晰深刻论述了社会主义建设从盲目到认识、从必然到自由、不断地从实践到理论、理论到实践的两个飞跃的过程。

 

总之，《十年总结》这样光辉的一篇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历史著作，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前所未有。这也是主席坚持实事求是的典代表性著作。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知道，主席从1958年到1960年，总体上是坚持了实事求是的。这段时间主席的丰功伟绩是不容诋毁的，主席的正确实践也是不能抹黑的。

 

 

小结：

 

实际上，1958—1960年，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辉煌成就——这才是主要的。毫无经验可循导致的高指标、一线领导和地方领导违背毛主席正确指示导致的“共产风”则是次要的。据统计，从新中国建立到1964年，重工业主要部门累计新建的大中型项目中，有2/3以上是在1958年到1960年开工的。这三年新增的炼钢能力占从新中国成立到1979年新增炼钢能力的36.2%、采煤能力占29.6%。从1958年初开始，广大农村掀起了兴修水利的高潮，这对黄河的治理是有成效的。这一时期的成就还有太多太多，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在苏联撤资之后，新中国还要还清数十亿的债务，还要独立自主的保障工业化的继续、国防建设的继续。新中国在“二五计划”期间面对的困难远远大于“一五计划”期间面对的困难。总之，毛主席已经带领我们在当时条件下做到极致了！

 

后来的三年困难离不开极端严重的自然灾害，也离不开苏联的撤资和逼债。苏联的撤资和逼债，使我们不得不加大农业积累，以保障独立自主的工业化和对外债的偿还。如李慎明老师所说：“当时中国欠苏联的各项借款和应付利息，共计折合人民币52亿余元（其中60%以上是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国借支的军事物资的贷款和利息）。按照原定协议，这些外债于1965年全部还清。当时新中国成立仅十年有余，工业尚处于起步阶段，所以只能用猪肉、鸡蛋、苹果等农副产品来偿还。河南省一直是全国生产粮食和生猪的大省。2004年，时任郑州市金水区一基层单位党总支书记告诉笔者：‘20世纪60年代，我曾在郑州市肉联加工厂生产一线劳动过。该厂连续几年每年冬季前后的半年时间里，每天都要宰杀5000多头优质肥猪，当即运往苏联还债。’这就更加重了我国人民群众的生活困难。但是，我国人民有志气，到1964年，我国提前一年还清了20世纪50年代欠苏联的全部贷款和利息。”[87]这才是真实的历史！

 

主观方面，一切“左”的问题，至少在1958年11月，毛主席就开始极力纠正。正如薄一波所说：“应当公道地说，对于一九五八年‘左’的错误，是毛泽东同志首先提出要纠正的。”[88]极端严重的自然灾害、苏修的撤资和逼债，一线领导和中基层干部在具体执行中不执行主席正确指示……这些问题，是不能怪在毛主席身上的。这一时期，毛主席最早发现问题、最早解决问题。主席尽力而为，在党内同志之中最冷静、最理智。让当时正确最多、错误最少的主席老人家负“主要责任”，无论怎样也是说不过去的！

 

（作者：铁穆臻；来源：毛著和毛时代史Maoism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