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人碑：知识改变命运吗？一个女共产党员的成长、斗争与恋爱（上）

 

1929年，大名河北省立第五女子师范学校同学留念合影

 

“毕业就是失业，根本找不到生活出路！知识青年政治上苦闷，徘徊在十字街头，不知向何处去？”

 

1931年，18岁的河北省立第五女子师范学校学生张桂英，因为家里太穷，根本无力负担从濮阳（原属河北，今属河南）到大名，回学校的旅费，只能失学在家。幸好此时，河北省女子蚕桑师范讲习所在全省各县招生，录取参加考试的前两名。张桂英轻松考取第一名，顺利入学。

 

同为师范类院校，桑蚕女师和五女师一样，都免除学杂费和住宿、吃饭费用，更重要的是每年150块的补助，只要你考上，发榜当天，就由本县财政局预支给你，概不拖欠。

 

这不但解决了燃眉之急，还能给家人留足生活费，张桂英自然欣喜若狂。

 

 

大名女五师旧址

 

但是来到北平上学之后，很快她就发现求学梦破了，不管是成为知识女性，抑或是小镇做题家，在当时都没有出路！

 

1912年即民国元年，号称“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的中华民国建立了，统治中国二百多年的清王朝和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同时终结。

 

尽管城市知识阶层欢欣鼓舞，但就在广大中国农村地区，特别是在农民群众中，却影响甚微，他们的苦难还在继续……

 

这年秋天，张桂英出生在河北省濮阳县大屯村一户贫苦农民家庭。

 

桂英爹幼年丧父，少年丧母， 孤苦伶仃，举目无亲，守着一间破土房、几亩薄田，靠着起早贪黑，省吃俭用，攒钱从人贩子手中买了个姑娘为妻，这就是桂英娘。

 

 

濮阳县四牌楼

 

桂英娘家也是贫苦农民，老家遭了灾，欠地主的租子还不上，要看就要被逼得家破人亡，只能卖儿卖女。在那个时代，卖儿卖女和自卖都属常事，冀鲁豫地区天灾人祸不断，每逢大集就有“人市”，十七八的姑娘头插草标，哪个给她买点馍，买个窝头，就跟着走了。

 

冀南一带民谣有唱：

 

“针穿黑豆上街卖，河里水草上秤称。二十多的小寡妇，倒贴光棍两烧饼。十七八的大姑娘，不值三文或两文。四五十岁的老嬷嬷，捋巴捋巴填粪坑。”

 

桂英娘来后，相继生下两个女孩，这个家刚有点生机，却被本村恶霸地主无情扼杀。

 

1919年的一个晚上，突然一群人踹开门，闯了进来。

 

 

1917年的河南省会开封附近，（美）西德尼·甘博

 

带头的是当地著名的恶霸张小黑，本村财主张玉德努力兼并土地，这家人的几亩薄田，就成了耽误张玉德“勤劳致富”的“拦路虎”，本着先富帮后富的精神，张玉德指使张小黑，逼迫这家买地，然后靠出卖劳动力，男的给东家当佃户，老婆孩子当老妈子、丫鬟，实现真正的“福报”。

 

可桂英爹“不识抬举”，坚决不买，这可气坏了“体面人”张老爷。

 

张老爷那也是被逼无奈，谁让你穷生奸计？干脆弄死这家的男人，把他媳妇和俩闺女，都卖到窑子去，岂不是拓展就业途径？

 

于是张小黑追着桂英爹打，你白天在地里干活，它到地里打你，晚上你回家睡觉，它追到家里打你。幸亏穷人帮穷人，隔壁贫农李大爷心眼好，让桂英爹晚上来自己家躲着睡觉，可母女仨就倒霉了。

 

这一夜，身怀有孕，22岁的母亲，让张小黑活活打死了，一尸两命。

 

 

1931年的河北定州，（美）西德尼·甘博

 

打官司？县衙门向来是流水的知事，铁打的老爷，你没钱没势，哪有理呢？

 

男人没办法，满村哀求，希望好心人买了他家的地和房子，反正不能便宜了张财主。可张财主有张小黑啊！人家有“以商养黑、以黑护商”的良性机制，谁惹得起？张小黑也满街宣传，张老爷看好的，谁敢抢横，就弄死他全家，不信你试试？

 

几千年来，封建地主阶级就是这样“勤俭持家，发家致富”的，所以穷人活该被欺负，稍敢反抗就是“穷生奸计”，妨碍了老爷“富长良心”，后果非常严重。

 

最后，桂英爹只好扔了世代居住的田地家园，背井离乡，一根扁担俩箩筐，挑着小姐妹，怀着深仇大恨，到处流浪。

 

每到一个村子，总有孩子追着喊， “卖小孩的来了！”

 

 

濮阳县东关福音堂（濮阳市文物保护单位）

 

但桂英爹骨头硬，再穷也不卖孩子，有钱的人家想买，不论怎么说，出多少钱，都不同意。

 

颠沛流离，风餐露宿中，桂英慢慢长大，从幼年就有了鲜明的爱憎感情和倔强的性格。

 

濮阳东关有个美国传教士的福音堂，经人介绍，看父女三人可怜，就给桂英爹找了个既当杂役，又替他们在四里八乡推销福音书的营生，能挣点小钱，小姐妹也能到教会的女子小学读书，还管食宿，费用低廉。

 

听了美国传教士的话，桂英爹千恩万谢，想着这样既能让孩子读书上进，学文化长志气，不再受欺压，又能有份固定收入，不再拖累孩子，也算对桂英娘有个交代。

 

这样，小姐妹就成了教会小学的住校生，桂英爹住在东关一家大车棚下，总算有个安身立命之处。终于有条活路，桂英爹每天步行几十里，下乡串村去卖书。可是在旧社会，农村识字的人很少，人家既便买书，也不是为了看，而是为了做鞋样子，所以销售不多，每日挣的工钱除给小姐妹缴学费之外，自己连肚子都填不饱，更不用说穿衣了。

 

 

生活在开封城墙下的城市贫民，1917年，（美）西德尼·甘博

 

说是管食宿，实际上相当有限。特别是到了冬天，日子更难熬，晚上小姐俩只有一条白粗布被可盖。怕妹妹冻着，桂英就把自己小小薄薄的棉袄棉裤，都给妹妹盖在身上。

 

没多久，美国人就露出真面目了，先是向桂英爹劝募，说教堂要扩建，上帝这么爱你，你是不是要回报上帝？说白了，就是克扣工钱，顺带拉羊入教。

 

桂英爹据理力争，说父女三人，除交学费外，吃饭都困难，根本剩不下钱，也存不住钱，您要我捐，我捐不起，您要以扣工钱的形式让我捐，那我们根本活不下去了！

 

美国牧师暴跳如雷，指责桂英爹不知感恩，也顾不得上帝的诸般教诲，痛打桂英爹一顿，还要拽他到教堂里，向上帝真心忏悔。

 

 

开封教堂女子班，1917年，（美）西德尼·甘博

 

别看桂英爹是老实巴交没文化的农民，却极富民族气节，绝不容忍帝国主义分子的侮辱，更不肯出卖人格国格，索性扔下他们的书，带着小姐妹，愤然而去。从此认清了“洋大人”的真面目，毕生再不踏进教堂半步。

 

王助镇有家亲戚，桂英爹拉下脸哭求，租种了三亩半地，维持父女三人的生计。这家正好也有跟桂英同岁的独生女，在县城读女子小学，觉得孤单，一直想找个伴儿。碰巧跟桂英投缘，桂英学习又好，亲戚就请桂英当伴读。桂英也是争气，门门名列前茅，最终取得了高小文凭。

 

尽管品学兼优，可是桂英家贫，无力继续求学。学校老师看她可怜，就介绍到南坝头镇完全小学教书，一人同时教国文和音乐、图画三门课，每月工资12元。

 

可是好景不长，桂英这姑娘性格耿直，看不惯校长跟她同屋的女老师，光天化日，不避学生，就乱搞男女关系。稍微提点意见，让他们收敛注意些，就砸了饭碗，被校长辞退。

 

 

开封城市贫民家的儿童，1917年，（美）西德尼·甘博

 

女小的穷同学尚其贵、张秀梅等人听说后，都很同情桂英，大家组成了个互助组，一起想办法，找出路，为了糊口，有时就给人家洗衣服。

 

1927年，女小的程老师介绍桂英到县通俗教育讲演所工作，当放足宣传员，负责走街串巷，向妇女宣讲裹脚的害处，放脚的好处，也是每月工资12元。

 

一年多，桂英又失业了。因为有人去省里告状，说讲演所宣传女子放足，男子剪辫，还大讲时政，反对求神拜佛，是伤风败俗，毁坏良序，肯定是共产党在里面“捣乱”，不单辞退了所有宣传员，还一并裁撤了讲演所。

 

几个穷女生都学习好，大家一商量，干脆投考大名第五女师，竟然全部考取。因为是高小毕业生，16岁的桂英被分到了初级师范班，毕业后分发各县县立初小，就成了有编制的老师，再不是校长可以轻易辞退的。

 

 

1917年，浙江杭州，裹脚的小女孩，（美）西德尼·甘博

 

五女师是当时大名周边冀鲁豫几十个县的最高女子院校，师资条件相当优秀，但校长黄世芬政治上很反动，限制学生的一切自由，连学生的信件和课外阅读的书籍都要受到审查，亲友来访旁边还得站个训育员监视，跟探监没啥区别。

 

这就引起了学生的强烈不满，忍无可忍的她们，在进步学生组织的学生会领导下，爆发了罢课斗争。大家提出要求：

 

准许学生有言论、集会、结社、看书、通信自由，校方不得无理干涉，如果得不到答复，学生决不复课。

 

共产党在冀南地区的基础非常好，特别是大名七师，不但是直南的文化中心，也是党的战斗堡垒和革命策源地，天津著名的《益世报》称其为“共产党大本营”。老校长谢台臣和教师骨干晁哲甫、王振华都是党员，培养了大批革命青年。至1929年底，七师约有党团员百余名，占全校师生员工总人数的三分之一。以致党团的大名特支，实际上就是七师的党团组织，女五师党团支部也归其领导。

 

 

大名河北省立第七师范学校校门

 

罢课斗争中，桂英是骨干，被推选为学生纠察队队长，实际上她此时已经是一名共青团员。随着年龄的增长，桂英对社会的不满情绪更强烈了，在进步同学的带领下，阅读了大量革命小说，产生了砸碎旧社会、改造旧社会的思想。

 

在罢课斗争中，桂英表现积极，一向孱弱的女同学们爆发出惊人的斗争力量，最终赶走了黄淑范，逼迫反动政府不得不更换校长。但也为此付出了代价，桂英的入团介绍人李秀芬、刘月琴和其他5名同学被开除。

 

顺便说，大家可能想不到，当年黄校长还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读书的时候，可是五四运动的干将。校方不许学生们出去“散步”，这位学过武术的湖南女生一怒之下，大吼一声，一脚踹断门闩，带着同学们就出去，到承天门了。

 

停课期间，桂英爹病倒了，开学后要返校了，发现路费都成问题，桂英只能失学在家，一边照顾父亲，一边想辙。

 

 

1931年，河北定州的女学生，（美）西德尼·甘博

 

幸好考上桑蚕女师，作为“低端职业院校”，这种学校天生就是为没钱没势的小镇做题家，特别是那些怀揣“知识改变命运”的穷人家女生准备的。富家小姐不屑于去的，因为不但要求学习好，更重要的事业方向“不太好”，毕业后要长期扎根基层，指导农村养蚕家庭的合作桑蚕事业。关键跟穷人在一起，那多丢份？

 

由于预支了150元，桂英可以从容安顿家人，留下一部分作为丧失劳动能力的父亲和妹妹的生活费，以使他们维持最起码的生活，剩下的足够路费和在平期间的最低生活消费。

 

每年150块，意味着什么呢？

 

桑蚕女师在北平安定门内琉璃胡同，当时北平普通人家每月生活费平均只需要30元左右，工人的最高工资（包食宿）也不过每月16元。

 

 

平汉铁路始发站前门西站

 

从濮阳到北平，需要先雇马车到道口（今属河南滑县），从道口经道清铁路到新乡，再上平汉线的火车到北平。到北平后，雇黄包车到安定门内的学校。

 

本来想着人生地不熟，可是到北平上学不久，桂英参加了一次河北省在北平上学的同乡会，就发现熟人不少：

 

有在大名五女师闹学潮时相识的，省立十一中的学生冯洋舟，他不仅是当时援助五女师时的志同道合的同学，而且是濮阳女小学程老师的丈夫，程老师一直很关心桂英，多次给她介绍工作。

 

冯洋舟的兄长冯品毅，更是我党的早期革命家，在豫北冀南一带，为党组织的创建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是这一带中共党组织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大名党团特支就是他一手建立的，党团的特支负责人也是他介绍入党的。

 

 

重修后的大名明代城墙

 

此外，桂英还遇到了在教会学校上学时的同班的王同学的丈夫平杰三。

 

冯洋舟、平杰三都是党员，在北平做地下工作。既是老乡，又是熟人，更是同志，桂英喜出望外，私底下就跟他们说，我还想继续为党工作。

 

由此，他们经常找桂英，安排一些革命工作。先是散发革命传单，书写革命标语，桂英表现积极，不惧危险，所以很快，冯洋舟同志就代表党组织通知桂英，她由团转党，正式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了！

 

那时候党团员没有太多界限，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甚至宣誓都不一定，只是组织上说一下，同意了再告诉你一声，你就不再是团员，而是一名共产党员了。

 

 

中共“五大”会场主席台上的国共党旗（俄文为“1927年4-5月，中共五次代表大会”）

 

为啥不宣誓？

 

我祖父的一位老战友，就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入党的，他说他认为反正都在党旗下宣誓过了。这倒有可能，因为那时候没有团旗，入团也在党旗下，宣誓都是为了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那时候我们是个穷党，你不但要冒着杀头坐牢的威胁，为党工作，还要把微薄的收入，拿出一部分贡献出来，比如张桂英这样的公费生，就要把相当一部分收入交给组织，你怎么生活呢？

 

只有靠理想，靠省吃俭用，这就是那时那党那人。

 

 

 1928年中共修水县第二区区委秘密发展党员时使用过的CCP党旗

 

那时候入党，可不意味着享受，没有分文工资和任何待遇，分分钟被捕牺牲都是家常便饭。正如桂英同志后来回忆所说：

 

“那时的党员完全是自愿、自费、甘心情愿为党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干革命的。我们一无所有。有的就是一颗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的坚定决心。”

 

此时正逢“九·一八”，北方特别是河北党组织（北平党组织当时也归河北管）积极宣传抗日，桂英很快就被捕了，没办法蒋介石在搞攘外安内，人家说了，“侈言抗日斩无赦！”

 

还好，桂英坚不吐口，看起来又是个“小镇做题家”，还是个女生，国民党的有关部门关了一年就把她放出来，学校也没追究就让她回去复学了。但这个学校，却在蒋介石“不抵抗”政策下，变得桂英都认不出了。

 

 

北京美国公理会寄宿女子小学的女生，（美）西德尼·甘博

 

不换思想就换人，国民党北平市党部做主，让教育局换了河北蚕桑女师的校长，积极贯彻亲日“和平”主张，说白了就是给日本帝国义当清道夫，即把学生由学英语而改为日语，并制订出很多限制学生爱国运动的一系列清规戒律：

 

不准学生有集会、结社、言论等自由，连学生看课外书的自由都被剥夺，学校的教务主任整天贼头贼脑地监视着学生，如学生有违犯他们的戒律，就立即处理。

 

如发现有看课外书的，他马上就给没收，然后对书的内容进行检查。是那啥颜色小说，就还给学生；有进步内容的，就刨根问底地追查政治背景，逼问是从哪里借来的，跟共产党有没有关系？

 

特别可笑的是，当学生拿本红色封面的书时，根本不管书是什么内容，马上没收！

 

 

沙尘暴中的北京街头，1917年，（美）西德尼·甘博

 

有这样的“教学宗旨”，主张抗日就是你的罪过，所以复学没多久，桂英就被开除了。从此，张桂英同志走上了职业革命者的道路。

 

不过在此期间，桂英爹却冻饿而死。

 

年幼的妹妹在组织的帮助下，到北平找到姐姐，告诉姐姐：

 

入狱期间，原本正常发放的学费，被小学某同学从县财政局领走归为己有，致使父亲和妹妹失去经济上的资助，生活无保障，父老妹幼，丧失劳动力，父女俩只好沿街乞讨，当父亲知道我被捕的消息后，再也经不住这打击，在绝望之中，冻饿死在街头。

 

尽管心如刀割，悲痛欲绝，但国难当头，党需要桂英继续工作，所以桂英只能把悲痛埋在心里，更加积极地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九一八”事变中，日军占领北大营

 

1932年底，中共天津地下党市委组织部干事，以宝成纱厂细纱车间女工为掩护身份的桂英，因为叛徒的出卖而被捕，当时她的住地在谦德庄。

 

熟悉老天津卫历史的朋友都知道，那是块三不管地带，鱼龙混杂，善恶交汇，道路四通八达，一直没建立正规的社会管理体系，不但居住了大量贫苦市民，也有窑子、烟馆等许多不良场所，所以低价相当便宜。

 

请大家注意，这样的地方，特别适合当时我地下党作为交通站。

 

多说两句，“谦德庄”从字面上看，含有典型中国文化的内涵，但它却不是咱中国人起的地名，而是引申天主教直隶东南教区（后改为献县教区）经租机构“崇德堂”的堂号。

 

 

“九一八”事变中，日军占领东北边防军长官公署

 

交通站的地方选得不错，问题是宝成纱厂的党组织里出了叛徒。那时候我党强调多吸收工人入党，这不是坏事，相反是好事，能稳定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主的党员队伍。可是入党了，只是解决了组织身份，并不一定解决人的思想，起码不是塞进去个芯片，一劳永逸就可以了。

 

厂里有个工贼，平时跳得很高，领导觉得是个人才，可却不知道他是两面吃，随时准备出卖我们党组织以换取荣华富贵的。敌人觉得该收网了，一网下去，桂英同志就被抓了。

 

当天夜里，敌人把桂英从谦德庄的组织部所在地押上警车，一直开到位于金汤桥附近的天津市警察局。

 

过了几次堂，桂英同志别看也是小知识分子的学生出身，可是艰苦斗争经验较多，所以敌人一直没问出来什么，就这样拘押在警察局的看守所里。

 

 

暴雨过后的天津市内，1917年，（美）西德尼·甘博

 

几个月后，到了第二年初，敌人把桂英和市委三位被捕的男同志一同押上了囚车。临行前，每个人的衣襟上都别个小纸条，写上：“共匪某某某”，然后每人拍一张照片。

 

桂英同志也不例外，比男同志还多一个字——“‘女’共匪”！

 

熟悉我讲革命史的朋友和同志们都熟悉这套流程，下一步就该是枪毙了，前几年我在网上找到的山东济南那批烈士照片，就是这个状态，不过韩复榘的人，给咱的同志写的还“含蓄”点，不写“共匪”，写“共犯”，或者直接写个“共”。

 

囚车开动，大家互相看了看，都是老熟人，不但没有恐惧，反而笑起来了，难得聚这么全！然后就不约而同唱起了《国际歌》，高呼“共产党万岁”，无论男女，同志们都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大考到了，真正的共产党人，不改信仰，岂能叛党？

 

 

1931年8月19日，牺牲在济南纬八路刑场的21位烈士中的王立敬同志

 

谁知车没往刑场走，拐个弯去了河北省政府卫戍司令部军法处。看来暂时是死不了了，但这是敌人的“武衙门”，过堂更狠，所以就得赶紧把刚才唱歌喊口号这事儿，给圆回来，不然不是不打自招，我们都是共产党员吗？！

 

编了好几个理由，自己都不信，怎么办？

 

桂英同志牙一咬，说咱们干脆不承认唱过、喊过，让他们打吧，怕死不革命，革命不怕死，刑场都不怕去，还怕他们打？

 

结果过了三次堂，敌人楞没问这事儿。后来才明白，河北这帮国民党反动派是土鳖，东北军系统的，远不如南京那帮“专业”，责任心更是差许多。

 

 

民国明信片上的天津金汤桥及警察厅

 

因此管押运的，移交后，一句“废话”都没多说，就走了，至于囚车上他们喊什么、唱什么，自从移交之后，就跟我没关系了，我凭啥给下家儿提供方便呢？你多给我一份工资奖金了吗？

 

这事儿也就这么糊弄过去了！

 

1933年秋，桂英他们几个被捕同志，陆续从军法处被放出来，大家向组织报到，经过审查后，又被派到新的工作岗位上，继续战斗。

 

今天的我们，特别是不少青年朋友，也许不理解桂英：

 

那么危险，随时可能掉脑袋，轻则也要蹲监狱，这革命还有什么奔头？革命的确浪漫，但现实太过残酷无情，你说你革命为了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但国家爱你吗？民族珍惜你吗？

 

 

1942年的河南灾民，一眼望去都是妇孺

 

桂英在那时并没有专门回答过这个问题，但她的奋斗，却在一次次回答这个问题。

 

个人与国家民族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特别是青年，青年决定着国家未来发展的方向与发展的程度，正如李大钊同志曾寄语青年的：

 

“中华自身无所谓运命也，而以青年之运命为运命。青年不死，即中华不亡。国家不可一日无青年，青年不可一日无觉醒。”

 

今天我们的幸福生活，是无数个桂英，觉醒奋斗创造的结果，但是我们的未来，幸福与否，却需要今天的无数个桂英，去觉醒，去奋斗，去创造！

 

 

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五四运动”

 

又：题图照片来自《老照片》第40辑，中排右一就是张桂英同志的入党介绍人刘月琴同志，她就是大名学潮被开除的七女生之一，也是我的清丰老乡。文中提到的不少同志，我祖父在世时也多次提到，有的甚至就是我祖父的革命领路人。

 

我的本专业是宋代政治制度史，当年读书的时候，家师苗书梅先生就经常引用邓小南先生“‘活’的制度史”的观点，教导我们，历史是鲜活的，事件和人物也是鲜活的，每项制度的创设更该是有原因的，不是没有来由，突然就诞生的。所谓“‘活’的制度史”，不仅是指生动活泼的写作方式，而首先是指一种从现实出发，注重发展变迁、注重相互关系的研究范式。

 

如今我做基层革命史研究，仍然是这个观点，中国革命特别是基层爆发的革命烈火，不是吃饱撑的，更不是“一声炮响”就能轻易带动的，是几代中华民族优秀分子，特别是青年，因为种种原因理解革命，参与革命，为革命而牺牲，才最终形成燎原之势，所以中国革命史，特别是基层革命史，也该是“活”的。即一张张鲜活的面孔，无数璀璨的生命，被点燃之后，划破夜空，驱散黑暗，最终迎来阳光普照大地。

 

由此，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我，虽然收入微薄，完全的网络卖文求生，但我的“两微（微博和微信公众号）”却很少赶热点，追风头。宁愿多写写张桂英同志这样的基层的、普通的、无名的革命者，因为愿意去做，还有能力去做这种“傻事”的极少，更因为他们就是我们，他们完成了那代人的历史使命，剩下的就该看我们的了。如果我们不努力，后人会如何看待我们，书写我们？

 

这次又是分成上下文，无它还是老原因，写得太多没人看，更关键的是“支持”太少，无以为生了。大家如果喜欢这篇，希望看到桂英同志的爱情，还有从城市到农村，作为地下党员，完全不同于影视剧怒马鲜衣的生活斗争方式，那就拜托多多支持，让我有能力能继续写下去，做下去！

 

2024年7月13日中午12:59于郑

注：所有图片均来自网络。

 

来源：党人碑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