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回顾党的历程，会发现我党是有史以来人类最成功的组织，因为我党的宗旨是毛主席提出的为人民服务，抓住了人类最根本的需求！这是因为人是社会性的动物，战胜自然、冠绝全球、推进文明的关键就是互相帮助、彼此协作、服务他人。所以人心本善，公有制代表了人类发展正确方向，而这一点从我党一大时就确立了！简述：大会确定了党的名称，规定党的奋斗目标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废除资本私有制”。大会确定了党成立后的基本任务。一大宣告了党的正式成立。不过坦率说，这其实只是一次非正式的集会，如果不是后来党的成功、这次聚会将湮灭在历史中——那个年代的先驱们寻求救国之路，成立的各种组织成百上千。广州辛亥革命纪念馆有一面墙深深震撼了我，那是当时中国人尝试的各种主义的一部分，可见探索之复杂、胜利之不易——我党一大的仓促简单可以从开会细节看出——开会日期是后来才考证清楚的，最后一天是被迫在嘉兴南湖上进行的，会议代表和当时的党员则是大浪淘沙，只有一部分人沿着正确的道路走了下来。所以当我们回顾一大，就更能看到我党伟大而艰辛的发展历程！1921年7月23日晚，我党一大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李汉俊哥哥李书城的住宅，今兴业路76号）)正式开幕——出席者有各地代表13人，代表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包括上海小组的李汉俊、李达，北京小组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小组的毛主席、何叔衡，武汉小组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小组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小组的陈公博、包惠僧，还有旅日小组的周佛海。此外还有两位共产国际的代表：荷兰人马林和俄国人尼克尔斯基。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正式成立，陈独秀任临时书记，成员有李汉俊、李达等。这是中国第一个地方共产党组织。作为党的发起组和联络中心，它在建立全国统一的工人阶级革命政党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当年12月陈独秀离沪去穗，先后由李汉俊、李达代理书记。1920年10月，由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3人发起成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李大钊为负责人。罗章龙、刘仁静、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范鸿劼、张太雷等先后加入，成员大多为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骨干。1920年秋，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在武昌秘密召开会议，正式成立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推选包惠僧为书记。1920年秋，施存统、周佛海等在日本东京建立旅日共产主义小组，施存统为负责人。1920年秋冬之际，毛主席、何叔衡等在长沙，以新民学会骨干为核心秘密组建共产主义小组。1920年底至1921年初，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建立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春，在与无政府主义者组织的“共产党”分道扬镳后，陈独秀等重新组建广州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有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陈独秀、谭平山先后任书记。1921年，张申府、周恩来、赵世炎、刘清扬等在法国巴黎也建立了由留学生中先进分子组成的共产主义小组，张申府为负责人。上海小组14人：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沈玄庐、邵力子、袁振英、林伯渠、沈雁冰、沈泽民、杨明斋、俞秀松、李启汉、李中北京小组16人：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范鸿劼、李梅羹、张太雷、朱务善、江浩、宋介、吴雨铭、陈德荣武汉小组8人：董必武、陈潭秋、刘伯垂、包惠僧、郑凯卿、张国恩、赵子键、赵子俊长沙小组6人：毛泽东、何叔衡、陈子博、贺民范、彭璜、易礼容旅法小组5人：张申府、刘清扬、周恩来、赵世炎、陈公培作为党的最早发起人的陈独秀、李大钊没有参加一大，仅仅由张国焘、包惠僧作为代表，十分遗憾。陈独秀当时在广州，原因是孙中山正在广州建立国民政府，发帖邀请陈独秀前往就任教育部长，陈独秀前去任职、兼任广东大学预科校长。一大召开时，陈独秀正在为解决政府开销和筹备学校经费而四处奔波，无暇分身。安排包惠僧出席会议。李大钊当时在北京，一大召开时正忙于筹备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少年中国学会”的年会（李大钊是此学会发起人之一）；此外当时北洋政府拖欠北京八所高校老师的工资，李大钊帮助老师们讨薪。所以也没时间。一大的简陋和南陈北李的表现就能看出一二。最后两位派了代表代为出席。陈独秀安排的是包惠僧，李大钊则曲折得多，最后是张国焘刘仁静作为代表。当时李大钊准备派两人参加，之一张国焘，他是李大钊的学生兼助手、而且正在上海，所以很快定下来；之二是邓中夏、他也是李大钊的得意门生，但邓中夏坚持要跟李大钊去参加“少年中国学会”，所以李大钊又找到了学生罗章龙，然而罗章龙正在筹备一次大规模的工人罢工运动，实在是离不开……最后找来找去，接受这个任务的是小字辈刘仁静。总之大家都很忙，19岁的刘仁静反而成了这件大事的代表——当然那时认为这是大事的人估计不多，要知道那时候的中国每天都有几十个党派成立、但随即又消失的无影无踪。当时全部党员满打满算才58人。大热天的从北京到上海出差开一个可有可无的会，我估计愿意的人不多。建国后有人问刘仁静参加一大时的感受，他老老实实说“谁会想到那个会议到了今天会变得这么重要的！”其实没想到的恐怕不止刘仁静，1938年在延安开展纪念建党17周年的活动，在延安的一大代表毛主席、董必武竟然不记得当年会议的确切日期，所以就使用了7月1日的说法。1938年5月，毛主席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发表了《论持久战》的著名讲演，他首次提出“今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17周年纪念日。”1941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指示》，提及“今年七一是中共产生的20周年”。这是以中共中央名义作出的把“七一”作为党的生日进行纪念的第一个文件。而一大时间后来考证清楚是1980年的事情了，这是在寻找一大产生的我党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这两份重要文件过程中的意外收获。这两份文件会后未能保留下来，直到1970年代末，研究者才分别在美国哥伦比亚图书馆与共产国际归还的档案中发现两个文献的英文稿与俄文稿，这才确定了会议日期。这两份文件的中文稿迄今未能找到。甚至会议历程的记忆也不精确——15名参会者中，陈公博、马林和尼克尔斯基没有参加南湖会议，加之有人认为李汉俊、何叔衡也没有去南湖，这样参加南湖会议的为10人，他们的年龄最大的45岁、最小的19岁，30岁以下的9人。平均年龄28岁——这正是毛主席当时的年龄。历史的巧合有时候让我们不得不感叹。1945年4月21日，党的七大预备会议在延安举行。毛主席在会上作报告时回忆了一大的情况“……会是在7月间开的，我们现在定7月1日为党的周年纪念日。本来是在上海开的，因为巡捕房要捉人，跑到浙江嘉兴南湖，是在船上开的。发了宣言没有？我不记得了。当时对马克思主义有多少，世界上的事如何办，也还不甚了了。所谓代表，哪有同志们现在这样高明，懂得这样，懂得那样。什么经济、文化、党务、整风等等，一样也不晓得。当时我就是这样，其他人也差不多……我们中国《庄子》上有句话说‘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现在我们还没有‘毕’，已经很大”。1945年6月17日，在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上，毛主席发表演说，又一次引用了“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并解释说“‘作始’就是开头的时候，‘简’就是很少，是简略的，‘将毕’就是快结束的时候，‘巨’就是巨大、伟大。这可以用来说明是有生命力的东西，有生命力的国家，有生命力的人民群众，有生命力的政党。”我讲这些事情的重点并非描写我党一大的简陋仓促，而是向读者叙说我党探索救国道路之难、起点之低、组织之乱，由此我们更为感叹我党学习能力之强、自省意愿之强、发展力度之强。参加一大的13位代表怀揣救国救民的理想抱负、走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起点。后来因种种原因各奔东西，书写了跌宕起伏、命运迥异的人生。 一大代表走上开国大典天安门城楼的仅毛主席、董必武两位。毛主席是万古伟人，而且过去的时间越久、我们越发认识到毛主席的伟大！董必武早年参加过辛亥革命，后来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担任过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代主席。1945年他代表中国共产党参加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历史性的联合国制宪大会，并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现在的南湖红船就是根据他的回忆加以设计和复制的。陈潭秋、何叔衡、邓恩铭、王尽美四位代表英勇奋斗一生，先后牺牲或病故。陈潭秋，参与建立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先后担任过江西、满洲、福建等省的省委书记。1935年去苏联，1939年回国途经新疆、留疆工作争取盛世才。1942年他与毛泽民等一起被盛世才逮捕，1943年被残忍地用麻绳勒死。1945年召开七大时，因不知其已经牺牲，还选他为中央委员。何叔衡，一大代表中年龄最大的，时年45岁。他曾任中央苏区临时法庭主席，中央红军长征后留在苏区，1935年在长汀突围时牺牲。邓恩铭，在山东参与创建了共产党早期组织，曾受到过列宁的接见，1928年底被捕，1931年就义。王尽美，创建了山东共产党早期组织，1925年因病去世。李达、李汉俊，两人因不满陈独秀家长制作风等原因退党，但仍坚持马克思主义信念。李达，负责一大的筹备、其妻王会悟也参与了筹备。1923年他因不满陈独秀的家长制作风而脱党，后来承认这是一生中“最大的错误”。1949年5月，经由毛主席、刘少奇、李维汉等作为历史见证人，刘少奇作为介绍人，重新入党。李汉俊，其胞兄提供了一大前期会议场地，他还负责起草了党纲和给共产国际的报告。1923年但因不同意陈独秀主张的中央集权制而退党，1927年因保护共产党人被国民党军阀杀害，1952年被定为烈士，证书由毛主席签署。包惠僧，1927年脱党，后在国民党军校和政府任职。张国焘曾任党和军队重要领导职务，但在长征中另立中央，1938年投奔国民党，成为叛徒。后凄惨死于加拿大。有一种说法是1924年被捕时就叛变、甚至出卖了李大钊。陈公博、周佛海二十年代就与党离心离德，随后脱党，党亦做出开除和准其脱党的决定。两人随后加入国民党，到抗战期间沦为臭名昭彰的大汉奸。抗战胜利后陈被正法、周判无期徒刑死于监狱。
当我们作为后人审视他们的一生时，几多感慨，几多唏嘘，几多警示，几多启发。当我们将视野放宽到一大时期全体党员时，这种感觉越发强烈。一大时我党党员数量一直众说纷纭，常见的有53人、56人、57人等多种说法，早期的文献则笼统表述为一大代表“代表着50多名党员”。经过长期细致的考证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2016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采用了58人之说。学历维度：留学日本的18人，北京大学毕业的17人，其他大学的8人，中师、中学毕业的13人，另外2人文化程度不高。职业维度：教授、教师17人，学生24人，报人（记者）、律师、职员等自由职业者10人，弃官不做的3人，工人4人。籍贯维度：湖南20人，湖北11人，浙江7人，广东5人，河北（含天津）4人，山东4人，江苏2人，安徽、重庆、贵州、江西、山西各1人。他们基本上都受过中等以上的教育，有的还是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老同盟会会员，很多是五四运动前后出国留学的知识分子，还有在五四时期成长起来的左翼青年学生。他们大多数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活跃分子。大部分人的职业是教师、记者或学生。换而言之他们投身革命、参与建党，并不是迫于生计，也不是为了个人，更不是逼上梁山。他们是自觉自愿地肩负起救国救民的责任，甚至毁家纾难、不惧牺牲，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改造中国和世界，从而创立了中国共产党。经过时代的大浪淘沙，这58人大部分坚持初心、坚守信仰，实现了伟大的人生价值！坚持到革命胜利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有4人：毛主席、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牺牲、病逝的有23人：李汉俊、沈泽民、杨明斋、李启汉、俞秀松、李大钊、高君宇、范鸿劼、何孟雄、缪伯英、张太雷、邓中夏、李梅羹、江浩、何叔衡、彭璜、陈子博、陈潭秋、刘伯垂、赵子俊、王尽美、邓恩铭、赵世炎。脱离党组织后又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有5人：李达、陈望道、沈雁冰、谭植棠、刘清扬。脱党或与党组织失去联系新中国成立后病逝的有14人：劭力子、袁振英、李中、朱务善、易礼容、贺民范、包惠僧、郑凯卿、赵子健、王翔千、李季、张申府、陈公培、施存统。被开除党籍后没叛变投敌的有4人：陈独秀、刘仁静、罗章龙、谭平山被开除党籍或脱党后叛变投敌的有8人：沈玄庐、张国焘、陈德荣、吴雨铭、宋介、张国恩、陈公博、周佛海。从这些情况看，这58个人虽然历经大浪淘沙，但绝大多数还是经受了考验，做到了矢志不渝。这些早期党员是当时的精英、佼佼者，生活无忧、事业坦途，如果只为自己谋划，根本没必要背叛自己的阶级、根本犯不着以帮助穷苦人为己任、根本不需要出钱出力甚至出人命，一辈子安安稳稳在中国当人上人、混个方方那样的大别墅不成问题，再不济留欧赴美当寓公，岂不快哉。 从这样的家庭背景和个人条件下投身革命，决定了这个群体必然是先进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乃至解放全人类。2018年我在济南讲课，课后到英雄山革命烈士陵园瞻仰时，发现一位老人在几座碑前特地鞠躬——走近一看原来是王尽美、邓恩铭两位一大代表长眠于此——这样优秀的组织必然会得到持久的发展，党员力量不断壮大——这样的数量放到国家人口排行榜的话大约是第15名，在这样强大的力量下，我们想干什么就一定能取得成功、前提是加强党的建设、保证党的先进性！事实上我们是先进的，这不但是符合逻辑的结果、也是被无数事实证明的结果，比如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就是极其有力的证据。我们甚至可以从党代会被全球瞩目来证明党的先进性——我党光明磊落、严肃认真，说话算数，所以党代会才被高度关注，因为会议结论会极大地影响中国未来几年甚至更长时期的发展。你会关注别的第三世界政党的大会吗？不会！他们对这个世界影响甚小，甚至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你会关注那些第二世界政党的大会吗？不会！无非是吵吵闹闹、喊喊打打、推推搡搡，互相做交易；你会关注第一世界（美国）政党的大会吗？不会！美国对外都是随随便便撕毁国际协议、摧毁商业规则，内部就更是闹得不可开交了。世界唯独会关注中国的党代会，因为党的领导对中国的发展至关重要，这是党的先进性决定的。现在也会有大浪淘沙的现象，新陈代谢是一个组织永葆活力的保障。
当我们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充满了自豪和憧憬，而且坚信这一切都能实现。（作者系昆仑策特约评论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方中云讯”，修订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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