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2025年元旦即将来临，按照习惯我们会思考与元旦，与过去带“5”的年份有关的事物。自然我们会想到毛主席“重上井冈山”，因为这件事发生在1965年，而且在1976年元旦毛主席的词二首发表，其中一首正是《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我们应该领悟其中的深意了。这肯定有难度，但不能因为有难度，我们放弃深悟其道，是不是？

“你是没有忘记我在专列上的许诺吧。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 

“一回到井冈山，脑子里就看到一张张年轻的面孔，都是活生生的。他们都是有坚定信仰、有牺牲精神的好同志，牺牲时只有二十多岁呀!一想到建立红色政权牺牲了那么多的好青年、好同志，我就担心今天的政权。苏联的政权变了颜色，苏联党内有个特权集团、官僚集团，他们掌握了国家的要害部门，为个人捞取了大量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一般党员和普通老百姓是没有什么权利的。

你提意见他们不听，还要打击迫害。我们国家也有危险，官僚主义作风反了多次，还是存在，甚至比较严重。打击迫害、假公济私的事有没有?县官不如现管、假话满天飞，忽‘左’忽右、形‘左’实右，这些很容易造成干部的腐化、退化和变质。我很担心高级干部出现修正主义，中央出修正主义怎么办？”

“井冈山时，我们摸索了一套好制度、好作风，现在比较提倡的是艰苦奋斗，得到重视的是支部建在连上，忽视的是士兵委员会。支部建在连上，随着我们掌握政权，现在全国各行各业都建有党的组织，成为领导机构，党的力量加强了，但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实行政治民主，保证我们党不脱离群众，比井冈山时士兵委员会要差多了。全国性的政治民主更没有形成一种制度、一种有效的方式，井冈山时期士兵委员会是有很大作用的。”

“两者不一样，士兵委员会可以监督连长、营长、团长的，它有很大的权利。现在工厂的工会真的可以监督厂长、书记吗?谁又来监督我们的市委书记、省委书记?谁来监督中央的领导，中央出修正主义怎么办?我们的制度，我们的政治思想教育都有些不完善的地方，特别是在上层建筑领域。”

“早几年我就说过，绝不要实行少数人的高薪制度，应该合理地逐步缩小而不应当扩大党、国家、企业、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之间的个人收入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享受任何特权。苏联修正主义正是有了一个特权阶层，把列宁的党变成了修正主义的党，国家也变了颜色，我们不能像他们那样……怎样防止特权阶层，要有一整套好的制度，要继承井冈山的好制度、好作风。井冈山精神不仅仅是艰苦奋斗，士兵委员会和支部建在连上一样深远，它们是井冈山革命精神的三个支点。”

“井冈山时官兵生活一个样，除了作战指挥权以外，不分上下。现在我们官兵待遇区别较大。我叫总参做过一个调查，上将的工资是上士的17倍多，1964年后有所下降，仍有10倍以上。苏联上将工资是上士的30多倍，美国是20多倍。我们比苏联、美国好一些，但比战争年代区别大多了。我们高级干部有小车、秘书、小楼，还有站岗的。官做大了、钱挣多了，拉开了与群众的距离，还愿意不愿意下去当普通人？”

“我们这支军队为什么成为新型的军队?就是在改造旧中国的同时，也改造我们自己。人的思想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改造的。井冈山上袁文才、王佐，不是被改造过来，为井冈山根据地做了贡献吗?红军中的不少干部原来是旧军官，一个月拿不少大洋，后来不是心甘情愿和士兵一样吗?关键还是要有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才能官兵一致。”

“为什么古田会议已经解决的问题，现在又迷糊了?军队里也有派嘛!我们军队几十年经常有人闹乱子，闹乱子最大的是张国焘，四方面军会合时，一方面军三万人，四方面军有八万人，张国焘说他的人多，队伍要听他的。其实人多人少不是关键问题，要紧的问题是你的路线正确不正确。大大小小的事没有断过，井冈山闹过，闽西闹过，赣东北闹过，中央苏区也闹过。闹来闹去，问题的本质是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

“鲁迅有句名言，世界上本来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成其为路。井冈山道路是这样，社会主义的道路也是这样。不过，走这条路比井冈山时期还要难。搞不好，就会走到邪路上去，苏联不就是这样吗？苏联修正主义集团已经失去人民的拥护，将来帝国主义一打压，搞不好甚至会亡党亡国。”

“战争时期，检验路线正确不正确，比较容易。王明说自己的路线正确，根据地是整片整片失去嘛！张国焘说自己路线正确，八万人过了两次草地，大队伍被打得七零八落。”

“和平时期检验路线正确不正确，要难得多。这个胜仗和败仗，不光看有哪些成绩和错误，还要看举什么旗帜，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张国焘的路线不对，在一定时间内，比我们的势力还要大，但长久地看，就不行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也可能会这样。党内对这个问题，还没有充分认识。”

“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人家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了几百年，比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会历史长，地区发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国主义弱肉强食，搞得民不聊生，实际上四分五裂。

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等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

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利用……”

“我想到1929年1月，红四军从井冈山下来，在江西大余和敌人遭遇，打了第一仗，队伍就打散了。朱德同志的妻子伍若兰被敌人抓住，宁死不屈，头被砍下来，挂在赣州城门上。直至大柏地打了一个伏击战，才转危为安。如果当年一见失败，马放南山，就不可能有九打吉安的兴奋，更不会夺取全国的胜利。”

“你们这次陪我重上井冈山，要看到革命的道路还很长，不是几个小时说下山、就到吉安那样的。不要光想红一片兴奋的事、成功的事，以后可能还会失败。革命嘛，总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不过，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这句话应该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要注意一个倾向掩盖着另一个倾向。反对陈独秀的“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右倾机会主义，掩盖着“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纠正王明的“左”倾，又掩盖着王明的右倾。反对刘--的修正主义，掩盖着林彪的修正主义。这种一个倾向掩盖另一个倾向，一种潮流来了，多数人跟着跑，只有个别人顶住的事，在历史上多次发生。今天，在国际国内斗争中，类似过去同资产阶级讲联合，忘掉了必不可少的斗争；同资产阶级决裂了，又忘掉了在一定条件下还可以联合的倾向，仍然可能出现。需要我们尽可能地及时发现，及时纠正，而当一种错误倾向象潮水般涌来的时候，要不怕孤立，敢于反潮流，敢于硬着头皮顶住。毛主席说：“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毛主席就是在党内十次路线斗争中敢于反潮流，敢于坚持正确路线的代表和导师，我们每一个同志应当向毛主席好好学习，坚持这个原则。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指引下，同党内的、党外的、国内的、国外的、武装的、非武装的、公开的、隐蔽的阶级敌人，进行了长期的较量。我们党没有被分裂，没有被打垮。相反，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更加发展，我们党更加壮大。历史的经验使我们深信：“我们这个党是有希望的”。正象毛主席在一九六六年所预言的：“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只要我们全党牢记历史经验，坚持毛主席的正确路线，资产阶级的一切复辟阴谋总是要失败的。不管再发生多少次重大的路线斗争，也改变不了历史的规律，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终究是要胜利的。

毛泽东在60年代初期做出为了维护自己的独立主权，不惜和苏联决裂的决策，是经过反复的、慎重的考虑的。当时的苏联具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而且他的指挥棒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还很能生效。所以做出上述决定不但要准备遇到从北方来的侵略势力，而且要准备在世界上处于完全孤立的地位。就中国国内来说，要转变向来普遍存在的对苏联的崇敬，也不是容易的事。毛泽东一生曾遇到许多艰难复杂的局势，要求他做出正确的决策。这个决策是他一生中所做的有长远历史影响的、足以表现出他用远大的眼光解决最难解决的问题的才能的伟大决策之一。在1989年以前，也许还有人怀疑这个决策是否完全正确和必要，但是经过了1989年到1991年从东欧到苏联的一系列剧烈的变化以后，恐怕再没有人能低估30年前毛泽东在中苏关系问题上做出的决策。

如果那时不做出这样的决策，如果中国在那时走上上述两条路的第二条路，以至成为苏联的“卫星国”，那么后来的结果会是怎样？对这样的问题要是进行讨论，大概很多人会做出同样的答复。

至于在苏联解体前不久，由于各种情况已和30年前不同，中国和前苏联的关系正常化当然是必要的，这为今日中国和原属苏联的各国保持正常友好关系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