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国经济运行之所以较长时期内处于周期性变动与低增长态势是市场经济一般属性、一般特征规律的表现，它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本身的不完善与不成熟决定的。另外，西方世界新一轮经济危机的爆发也在较大程度上强化了我国经济的基本走势。基于此，那种希望以提振消费、扩大内需，以期达到振兴经济的主张与做法是很难行通的。要想使我国经济真正走出周期性与低增长，必须从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本身着手，即坚持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加强对公有制、国民经济的计划管理和按劳分配等制度建设，全面恢复这三者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与主导作用。这一点至关重要。否则，我国经济是不可能真正走出其周期性与低增长期的。

我国经济经过一段时间的高速发展之后，其增速逐渐放缓，在较长时期内陷入了低增长，尤其是近年来显得格外突出。根据国家权威部门提供的资料显示，我国自2021年之后的几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能利用率仅为75%左右波动，具体是2022年为75.6%，⓵ 2023年为75.1%，⓶ 2024年为75.0%，③上述数据显示，我国这几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开工不足，有四分之一左右的产能被闲置，处于自然消耗中或遭淘汰。这是规模以上的企业，至于那些小型企业的情况就更不容乐观了，可以说破产倒闭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此外，《每日经济新闻》（2025）1月27日披露：1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1%，比上月下降1.0个百分点；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比上月下降2.0个百分点。④ 由此可知，我国经济运行的总体态势还没有真正突破回升向好的临界点。这期间虽有增长，但增幅很小且不稳定，因而笔者将此称之为低增长期。

 

一、给主张提振消费、扩大内需的专家学者泼一瓢冷水

 

面对我国经济长时间的低增长态势，我们的各级政府深感不安，急得他们寝不安席、食不甘味。于是乎，我们的各方智库机构和专家学者们全力开动，为政府出谋献策，提出了不少政策建议与应对举措。如增加消费者收入、提升消费者有效支付能力，优化消费环境、提升消费体验，创新消费场景、激发消费活力，拓展消费市场、丰富消费业态，等等。这些政策建议与应对措施尽管多得不胜枚举，但是集中起来就是一条，即提振消费、扩大内需。因而，提振消费、扩大内需便成了目前我国走出低增长、实现振兴的最迫切的头等大事。有评论指出：“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关键环节......当前，国内有效需求不足是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特别是在外部不确定性持续增加的背景下，要聚焦关键领域，加大政策支持。”还指出：“扩大内需是战略之举，提振消费是重中之重。”⑤ 对此，笔者认为，这些建议虽可以在目前时期起到一定作用，但是非常非常有限，很难获得理想的效果。以下，笔者就此作出一点说明。

 

首先，关于增加居民收入。对此，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但是很难落地见效。问题的关键是我们怎么样去增加居民的收入？为此，我们的一些专家学者建议提高居民收入在GDP中的占比。对此，笔者毫不客气地说，这是老调重弹，根本不起作用。试想，这种建议从提出到现在已经不是三年、五年或10年、8年的时间，而是近20年的时间了。笔者注意到，“提高居民收入在GDP中的占比”是2007年党的十七大正式提出的，此后不知强调了多少次，如果它真是可行的、有效的，那么，在近20年的时间里问题早就应该解决了，而决不会成为今天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

 

另外，还须明白，我国现在实行的正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这种经济体制下，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主导作用已经所剩无几了，取而代之的是私有制经济。国家第4次全国经济普查资料显示，截至2018年末，全国共有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企业法人单位1857.0万个，其中，内资企业占98.8%，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占0.6%，外商投资企业占0.6%。内资企业中，私营企业占全部企业法人单位的84.1%，而国有企业却只占0.4%。⑥ 公私相较，前者只是后者的1/210，真是让人心惊！现在的中国好像就是一个私有制经济的汪洋大海。

在私有制经济的这片汪洋大海中，我们的政府怎么去增加居民的收入？我国今天的私有制经济的主人即私人企业主就是人们以往所常说的资本家。作为资本家，马克思说“他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而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获取剩余价值”。[1]260  联系到今天的社会现实，我们的企业主，他们满脑子想的一样的都是如何从工人获得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或利润。特别是在当前经济大环境不景气的情况下，他们更是会千方百计地去这样做。如此这般，我们还能指望这些企业主给工人提高工资，增加收入吗？

在此，或许有朋友会说，我们不可以动用国家这只“看得见的手”吗？即由政府发布红头文件，要求所有企业、所有用人单位给工人提高工资不是得心应手吗？笔者认为，这种主意行不通。因为提高工人工资属于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是直接生产过程中的事情。这种事情是在企业内部完成的，政府不宜强制干预，即使发布红头文件也只能作出一般性要求，至于企业执不执行最后还是业主们说了算。再说，这样的文件也不是没有，而每每都是因为业主们的集体“沉默”而阴消了。为了说明问题，笔者还举一个例子或许更有说服力。即那个人所共知的8小时工作制。8小时工作制，这是世界无产阶级用鲜血与生命经过无数次斗争得来的，在东西各方执行了100多年，而且还写进了我国的宪法，如今又怎样呢？有几家企业做到了？现在，我国的私人企业普遍实行的是“996”、“5+2”、“007”与“白加黑”的工作日制度，对此，尽管有无数主持正义的人士提出过无数次的批评建议，但又怎能奈何呢？可见，即使是动用政府的“看得见的手”也未必就能奏效。

另外，即使我们所有的私人企业的业主们全都接受国家的指令，愿意给工人增加工资，事情也不会那么美好。因为现在正是企业处在经营非常困难的时期，许多企业命悬一线、举步维艰。在这个时候让企业每月都拿出一笔资金来给工人增加工资有可能吗？有资料显示，截至2023年末，中国企业、政府和居民三个方面合计债务规模达到363万亿元。政府、企业和居民新增债务在全部新增债务中的占比大概是4∶4∶2。⑦ 从中可见，企业债务高达145.2万亿元。在这145.2万亿元中私人企业占了大头，这对它们自然是一个不小的压力。试想：此种情况下，除了那些极少数的垄断性大企业，绝大多数是很难为工人增加工资的。可见，那种不顾企业的真实情况，提出给工人增加工资是不现实的。

这里，或许还会有朋友建议，为增加居民收入，可由政府直接向居民发钞。对此，笔者认为，请别太乐观。因为一方面政府没有那么多的钱。同样，政府这些年的财务状况也不是那样的如意，尤其是几年因疫情破坏及其留下的后遗症，使政府财政入不敷出，也一样地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包袱。上文可知，在363万亿元的债务中，其中政府也占有四成，即145.2万亿元。这样大的债务负担对政府来说也是一种巨大的压力，是难以承受的。现在，国家建设、民生福祉、对外援助等许多项目都是靠举债来进行的。若在国家这样困难的情况下，通过直接向居民发钞来增加居民收入、提振消费是很难办到的。

如果一定要这么做，那就只能在多印票子或者增加举债。其实，这两条路也很难走得通，因为一方面，票子印多了必然又会引起通货膨胀，最后的结果是对居民现实消费力的破坏。另一方面，举债必然会使政府的债务负担更加沉重，甚至会越陷越深，最终会影响国家的长远发展与人民生活的改善。

即使我们不考虑这些，一定要走这一条路，也很难达到预期的目的。这是因为，在国家整个经济不太理想的大背景下，绝大多数劳动者的就业、收入都不稳定与都无保障的时候，除了那些等米下锅的极少数人，其他的大多数居民绝不会立即拿着这笔难得的收入去消费。他们要么去还债，要么用于对付随时都可能发生的失业。面对此，我们的这些劳动者不得不要为此有所准备，将这笔收入作为生活后备金保留下来以应对这种不测。

发钞不行，发消费券怎样？笔者认为，发消费券的确可以增加即期消费，起到扩大内需的作用。但是，消费券也只能是一种临时措施，政府不可能无限制地发下去。再说，消费券也是一种有价证券，是当作真实的人民币使用的，发多了也会引起通货膨胀，这一样的也会对居民的消费力起破坏作用。

上述可见，提高居民收入的确是一个好主意，但是在我国现实情况下难得如愿，事情不会有像我们的专家学者们所想象的那么美好，那么乐观。

最后，至于所谓优化消费环境、提升消费体验，创新消费场景、激发消费活力，拓展消费市场、丰富消费业态等等，这些也是好主意，但是没有足够的有效支付能力一切都是痴人说梦、异想天开。当然，事情也不是那么绝对，它对提振消费多少还是会有点作用。因为对于许多底层消费者来说，他们的口袋总不会是像水洗了的那么干净，因而或许也会壮着胆子去尝尝鲜。但是，这绝不会有如那些专家学者们所预想的那么如意。因为他们口袋里的钱毕竟是非常有限的。这些举措，即使是对于那些有钱人来说也没有多少实质性意义，因为对于这些人，他们的消费不需要刺激。你刺激也好，不刺激也罢，他们总是想怎么消费就怎么消费，一切由自己说了算。所以，所谓提振消费的各种举措对他们来说也是不怎么起作用的。

上述可见，在消费本身的范围内来谈论消费是没有多大实质性意义的，达不到扩大内需、振兴经济的目的。所以，那些专家学者们的对策建议与举措虽然在当下这个特殊时期会有一定的作用，但是不大，也不是长远之计与根本之策。为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让我国经济完全走出低增长，还需另辟蹊径，重觅良策。

二、我国经济问题的症结在哪里

既然提振消费达不到扩大内需、走出低增长，走向振兴目的，那么，这就说明消费本身并不是造成我国经济长时间低增长的最终决定性因素。那么，造成我国经济当前这种状况的最终决定性因素到底是什么呢？笔者认为，这就是我国现行市场经济体制中存在的种种不完善、不成熟的因素。

众所周知，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前的几十年一直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开放之后逐步实现了转轨，即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几十年，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的这20多年，我国的经济就一直是在市场经济的轨道上运行与发展的。

不错，我们的市场经济是有严格规定的，即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但是，我国经济从倡导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正式建成，在事实上自始至终不曾见有多少社会主义的因素，反而是社会主义的东西越来越少，越来越被边缘化。试想：如今，我国的公有制经济还有多少？国家对国民经济的计划管理还有多少？按劳分配的范围和作用还有多少？劳动者的主人公地位与权力还有多少？等等，等等。对于这些，所有明白人都清楚。

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我国的市场经济仍然没有脱离原有市场经济的一般属性。既然如此，那么它就必然会具有一般市场经济所共有的一般特征，如竞争、垄断、波动性乃至周期性变动，等等。市场经济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社会的生产及整个经济的运行始终不存在有计划的调节，一切皆由那只著名的“看不见的手”来指挥，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市场决定”。一切由“市场决定”，正是市场经济的弊端所在。实践表明，所谓“市场决定”，归根结底就是由“资本决定”，尤其由那些占据垄断地位的大资本决定。

由于“资本决定”的存在，社会生产及全部经济活动不可能实现有计划发展的可能。由此，恶意竞争与恶性膨胀便成为社会经济的普遍现象。这种恶意竞争与恶性膨胀，必然会使社会的生产、流通、分配与消费发生脱节，加剧了它们之间的矛盾。当这种矛盾发展到它的顶点时，就会不可避免地引起社会经济的剧烈震荡乃至危机。经济危机的爆发，只是社会经济内在矛盾的暂时解决，一段时间以后，还会再次爆发，以致无穷。市场经济的这种周期性表现在我国今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里也一样地不可避免。因为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还很不完善、很不成熟，尽管我们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有为政府”及庞大的国有企业，但是一方面，政府的干预只是宏观的、指导性的，不可能深入到千千万万个具体的企业。企业经济活动只能根据它们自己的利益要求去运作。另一方面，我国的国有企业虽然庞大，但是数量太少，覆盖的面极为有限，从而影响力也不够。既然如此，那么我国经济的运行与发展也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某种不稳定性，乃至一定程度的周期性现象。

众所周知，我国的经济改革一开始就从以引入市场机制、打破计划经济体制的约束、搞活企业与搞活市场起步的，同时又不断在所有制上取得突破。从市场机制的引入和所有制上的突破到整个市场经济体制的正式建立，其间我们走过了40多个春秋。对我国这40年的改革与发展的历程，学者吴照银先生以年度GDP增速的相对低点作为周期划分间隔的依据，认为我国经济从改革开放到2020年正好经历了完整的四轮周期。 吴照银先生的研究正好说明我国的市场经济依然具有周期性变动的特征。吴照银先生的研究认为：1980～1990年为第一轮经济周期；1990～2000年为第二轮经济周期；2000～2010年为第三轮经济周期；2010～2020年为第四轮经济周期。⑧

另外，作者还认为，每一轮新的经济周期的起点都是在上一轮经济周期的增速最低点之后，从这点看2020年经济增速是过去10年里的最低点，也肯定会低于2021年的经济增速，因而2020年是上一轮周期的尾部，而2021年大概率是新一轮经济周期的起点。对此，笔者认为，作者对2021年经济增速的这种预测是基本准确的，其GDP比上年增长了13.43%，达到1173823亿元。但是，在笔者看来，即便如此，我国的经济在总体上仍然处于低增长期。除了2021年外，此后的几年增长逐年放缓，2022年GDP为1234029亿元、比上年增长5.13%，2023年为1294271亿元、比上年增长4.88%，2024年为1349084亿元、比上年增长4.23%。⑨ 上述事实表明，我国经济这些年的确步履维艰，增长缓慢，造成这种状态的根本原因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不成熟决定的。它是市场经济运行规则在我国的一种规律性的表现。

我国经济这些年之所以处于这种状态，而不能迅速走出低增长，走向回升向好，达到振兴，除了我国市场经济内在规律的作用外，还在于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所致。众所周知，西方世界自2008年开始进入金融危机，后逐步发展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这个危机至今虽然已经过去了17年，但整个西方世界的经济仍没有恢复元气。这个波及整个西方世界的大危机也确实影响了我国经济的正常运行与发展。与此同时，我国经济还遭到了震惊世界的新冠疫情的袭击和来自美西方国家的蓄意打压与破坏。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发起了一系列且持续多年的贸易战、金融战、科技战、生物战、舆论战乃至军事威胁等全方位的围堵与压制，使我国经济的发展遭受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少有的打击。这些年来，我国的经济就是在这内外双重打压叠加的压力下运行与发展的，因此，尽管我们做了最大限度的努力，仍然难有我们所期望的增长速度与发展利好。

三、我国经济如何走低增长

我国经济要想走出低增长，就近期来说就是：一是调整产业结构，淘汰那些落后的、超过市场需求的产能，扶持、发展那些薄弱产业与新型产业，实现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均衡发展；二是不失时机地抓紧固定资产的更新与居民耐用消费品的换代，减少市场压力，为经济回升向好准备充分的物质基础；三是适应新技术革命的到来，尤其是以数字技术与智能技术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加大新基建的投入，带动经济全局的振兴；四是尽可能多地增加出口，扩大对外贸易规模，减少库存对国内市场的压力，如此等等。但是，这些措施只能短期有效，是一种权宜之计，一段时间过后，经济还会再次走进低增长期。因为经济周期性变动的根本性因素并没有改变，它们还会继续发挥作用。此外，还由于固定资产与居民耐用消费品的提前更新换代，将本来属于未来的消费变成了即期消费，这样便可能使下一轮低增长提前到来。所以，上述这些举措并不是长远之计与根本之策。

如果我们要想从根本上消除我国经济运行的周期性与低增长，始终保持持续、健康与稳定的增长，必须从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着手，即加强对公有制、国民经济的计划管理和按劳分配等制度建设，全面恢复这三者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与主导作用。为此，我们一定要在这三个方面下足功夫，做好文章。

（一）调整政策，改善我国的所有制结构，让公有制经济真正“主”起来、强起来。

要使我国经济走出市场经济固有的那种周期性与低增长期，最重要的就是要调整现行政策，改善我国现有的所有制结构，让公有制经济真正回到国民经济的主体地位，让国有经济切实回到起主导作用的定位上，为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与发展奠定相适宜的制度基础。

第一，大力发展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真正让它们“主”起来。应该明白，任何时候，唯有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才是我们共产党执政与共和国得以存在与巩固的唯一经济基础。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替代。所以，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忘了发展我们的公有制经济，任何时候都不要丢了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的主导作用。笔者认为，从现在起，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人民政府都要加强对发展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的投资力度，加快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把那些涉及国家经济安全、发展战略和民生福祉的重要领域与关键行业都控制在自己手里。对那些已经落入私人和外国资本手里的，国家要采取切实措施加以收购（或赎买），由国家直接经营；或进行股份制改造，实现国家控股；对那些暂时不能进行收购（或赎买）与改造的，也一定要给予强有力的保护与有效干预，把它们纳入到政府的监管之下健康有序发展。

我们不仅要让公有制尤其是国有经济“主”起来，还要做好现有企业的改革，让它们“强”起来。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不知搞了多少轮，至今还没有一个可令人民满意的结果，因此仍需继续改革。接下来的改革如何搞，往哪里改？笔者认为，这里要改的东西很多，包括企业的产权制度及其实现方式、组织形式与管理模式、用工制度与其分配方式等等，等等。但不论怎么改，我们的国有企业有几点是不能变的。这就是：党对企业领导的根本制度不能变、劳动者当家做主的权力和地位不能变、企业资产的产权归属关系不能变、企业为国家建设服务和为人民谋福祉的宗旨不能变、按劳分配原则与共同富裕的目标不能变、国有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与主导作用的定位不能变，如此等等，等等。这些不仅不能变，而且还必须加强，不断巩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国有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不改变；只有这样，我们的国有企业才能在改革中变得越来越强、越来越优。

国有企业的改革，除了改自身，还要改企业的生存环境与发展环境，如文化舆论环境、制度政策环境、金融与市场环境、社会服务环境以及国家宏观管理方式等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为企业发展培育一种良好的外部环境与和谐的社会氛围。

第二，为私人资本的存在与发展划出明确的底线与红线，引导、规范其合理运行，将它们的消极作用限制在最小范围与最低程度。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私人资本的存在与发展虽有其一定的必要性，但又不是无底线、无红线，可以任意泛滥的。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开国领袖毛主席就曾明确指出：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虽然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但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不是如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不受限制任其泛滥的.....孙中山的节制资本的口号，我们依然必须用和用得着。”[1]1432-1433 在今天，我们仍然可以说“孙中山的节制资本的口号，我们依然必须用和用得着。”因为它们毕竟是属于以往时代的一种旧的经济形式，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是一种抑制性因素。恩格斯在100多年前明明白白地告诉全世界的共产党人：对所有共产党人来说，“生产资料的公共占有”是“应当争取的唯一的主要目标”，“社会主义的利益决不在于维护个人占有，而是在于排除它，因为凡是个人占有还存在的地方，公共占有就成为不可能。”。[2]572 既然如此，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去限制，为之划出必要的底线与红线呢？

对私人资本的存在和发展不仅要划出底线与红线，而且还要对现有资本进行必要的改造或改革。笔者认为，改革不是为公有制企业独享的美味佳肴，其实，私人资本也一样地需要改革，并且一定要改好。我们现在的私人资本，除了少数大的和科技含量极高的创新型的企业之外，绝大多数其经营思想、组织形式、管理制度、技术手段等差不多还是几十年乃至几百年前的陈规陋矩，与我们现在倡导的“以人为本”、“遵纪守法”、“诚信经营”、“革故鼎新”、“环境友好”等新思想、新理念格格不入，有些甚至是南辕北辙。毫无疑问，这些都是应该好好改一改的。在这方面，我们应该有计划、有组织地把那些私人资本的业主们动员起来，来一番认真地改造。或者在党和政府的指导下由他们自愿地联合起来，走社会化合作发展之路；或者向任正非、于东来先生那样，学习走华为或胖东来的发展之路；或者由国有企业参股，走股份制发展之路；或者对那些于国家安全、发展战略以及民生福祉极为重要与关键的极少数企业，直接由国家控股、收购（或赎买）实行独立经营，等等。总之，一定要引导它们走健康、有序的发展之路，不能继续在那种无规则、无秩序的状态下野蛮生长，任性妄为了。

这里，也许会有朋友说这样不利于私有制经济的发展，有悖于我们党“两个毫不动摇”的基本经济制度。对此，笔者认为，上述主张没有哪一条是限制或影响私有制经济发展的。其中，引导它们“走社会化合作发展之路”、“走股份制发展之路”、“走华为、胖东来的发展之路”难道会限制或影响私人资本的发展吗？即使是由国家参股或控股乃至收购（或赎买）也不会限制或影响它们的发展。相反，在国家参与经营的条件下，它们背靠大树，会发展得更快、更好、更安全。即使是由国家完全买下实行独立经营的，它们也仍可选择新的投资领域继续发展。可见，上述意见完全是一种误解，并不成立。

另外，私人资本的企业主也要加强学习、加强自律，全面提高自身素质。习近平同志在2018年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希望广大民营经济人士加强自我学习、自我教育、自我提升。民营企业家要珍视自身的社会形象，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国共产党，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企业家精神，做爱国敬业、守法经营、创业创新、回报社会的典范。民营企业家要讲正气、走正道，做到聚精会神办企业、遵纪守法搞经营，在合法合规中提高企业竞争能力。”[3]  2023年“两会”期间，习近平同志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民建工商联界委员时又一次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是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都必须担负促进共同富裕的社会责任。民营企业家要增强家国情怀，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增强先富带后富、促进共同富裕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民营企业要在企业内部积极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推动构建全体员工利益共同体，让企业发展成果更公平惠及全体员工。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要筑牢依法合规经营底线，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做爱国敬业、守法经营、创业创新、回报社会的典范。要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积极参与和兴办社会公益慈善事业，做到富而有责、富而有义、富而有爱。”[4] 私人资本的业主们自身素质提高了，企业的经营思想、管理理念、营运方式等就会来一个转变，自觉地接受国家的监督与管理，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这样，我们就可以克服市场经济所固有的种种弊端，消除其延续数百年不变的周期性、特别是危机的痼疾。

（二）加强有为政府建设，强化政府对国民经济的计划管理与宏观调控。

有计划地分配社会劳动是所有社会条件下国民经济得以正常运行与发展的绝对要求，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更是不能例外。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指出：“正像单个人必须正确地分配自己的时间，才能以适当的比例获得知识或满足对他的活动所提出的各种要求，社会必须合理地分配自己的时间，才能实现符合社会全部需要的生产。因此，时间的节约，以及劳动时间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有计划的分配，在共同生产的基础上仍然是首要的经济规律。这甚至在更加高得多的程度上成为规律。”[5]120 后来，马克思还在《资本论》第一卷，又把“有计划的分配社会劳动”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与个人消费品的按劳分配一并提出，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经济特征揭示出来、确定下来。[6]95-96 另外，马克思恩格斯还干脆把社会主义社会直接称作是一个“自觉的、有计划的联合体”（而称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不自觉的、盲目的社会行为”主体。笔者注）。[7]745 或“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8]307 可见，有“自觉的、有计划的联合体”或“自觉的有组织的计划”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所在。

国民经济的运行与发展有“自觉的有组织的计划”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之一。虽说在当今西方社会也存在所谓国家计划，但是这个所谓的国家并不是代表全社会利益的国家，它只不过是一个“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9]468 或“理想的总资本家”。[8]303 所以，它所代表的仍然是整个资产阶级的利益。当国家制定计划时往往理所当然地会受到资本家群体的干预与左右。这样的所谓国家计划根本就不可能反映国民经济中的那个固有的比例关系，因而也就起不到科学干预与调节经济活动的作用。另外，尽管资产阶级的国家是代表全体资本家利益的，但是当所谓国家计划与某些资本集团的利益不符或相抵触时，就会遭到它们的抵制与否决。所以，当今西方社会真正科学的、客观反映国民经济内在比例关系、代表全社会利益的国家计划是根本不存在的。而只有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做到，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所在。

上述可见，要想消除我国经济运行与发展中存在的固有的种种弊端，除了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制度基础之外，还要改变那种左右它运行与发展的基本规则，即竞争、垄断与无政府状态。由此，我们还须在基础上建立起强大且科学的计划管理体制。没有稳固的公有制经济作基础，没有强大、科学的计划管理体制的存在，我们很难说我国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为了建立强大、科学的计划管理体制，必须尽可能地扩大自己的制度基础尤其是要壮大国有经济的领地。公有制尤其是国有经济，不仅是国家实施计划管理的基础，而且还是实施计划管理的重要工具与手段。没有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国家对国民经济的计划管理只能说一句空话。国家在实施计划管理时，必须将所有涉及国家安全、发展战略、民生福祉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牢牢抓在自己手里；那些已经被私人资本所占有的，也要采取有效措施,如前所述的那些入股、控股、收购（或赎买）等举措纳入自己的掌控之中。只有这样，才能将国家重要经济活动纳入国民经济计划管理的轨道，从而消除市场经济固有的那种周期性痼疾与低增长，使我国经济始终保持稳定、健康运行与发展的良好态势。

（三）按照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建立科学合理的分配制度。 

下面，我们再回到消费。众所周知，在社会生产的总过程中，消费是与分配之间最密切一个环节，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也是引发危机的最直接的根源。分配问题解决好了，消费的问题也就不存在了。因为消费是由一定经济关系下的分配方式所决定的。马克思指出：“调节需求原则的东西，本质上是由不同阶级的相互关系和他们各自的经济地位决定的，因而也就是，第一是由全部剩余价值和工资的比率决定的，第二是由剩余价值所分成的不同部分（利润、利息、地租、赋税等等）的比率决定的。”[7]203 这里，“全部剩余价值和工资的比率”最终还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决定的。所以，马克思恩格斯总是把分配（个人消费品的分配）、消费或需求放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背面来进行研究的。这里的逻辑是，人们的收入分配以及消费或需求都是由社会的生产关系尤其是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决定的，所以，我们的研究决不可离开一定的所有制关系而孤立地去谈所谓分配与消费。这样，必然会陷入历史唯心主义错误的泥坑。

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导言”中，对社会生产四环节即生产、分配、交换与分配的关系作了开创性研究与科学性阐述。其中，他对生产与分配的关系从劳动者个人与社会两个方面进行了研究与阐述。他指出：首先，“在单个的个人面前，分配自然表现为一种社会规律，这种规律决定他在生产中的地位，他在这个地位上生产，因而分配先于生产。”他举例说，“这个个人一开始就没有资本，也没有地产。他一出生就由社会分配指定专门从事雇佣劳动。但是这种指定本身是资本和地产作为独立的生产要素存在的结果。”另外，他还指出：“就整个社会来看，分配似乎还从一方面先于生产，并且决定生产，似乎是先于经济的事实。一个征服民族在征服者之间分配土地，因而造成了地产的一定的分配和形式，由此决定了生产。”[6]33 马克思的这些论述告诉我们，在任何社会条件下，个人消费品的分配都是以那个在此之前就已经存在的生产资料的分配为前提的，并且完全由它决定。有什么样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就一定会有什么样的分配方式与分配结果。马克思指出：“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10]23 “分配关系本质上和生产关系是同一的，是生产关系的反面。”[7]993

既然“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那么，我们要改变现行分配制度的不合理，提振消费，自然就要改变不合理的所有制关系。众所周知，我国这些年来，个人收入分配的不合理、居民消费水平的低迷一直在困扰我国经济正常运行与发展。这个问题，上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就已经发现，并及时提出要求，要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解决好。但遗憾的是，时至今日时间已经过去了30年，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变得更加严重了。有中金财富（2023）报告显示，0.3%的富人，却坐拥67%的财富，而92.7%的普通人群，仅仅拥有7%的财富。⑩ 这些数据，让人扎心！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就频繁引发了我国经济的周期性变动与低速增长的困扰。

这些问题的存在，归根结底，都是源于我国所有制结构中私人资本过于庞大所致。所以，我们要想消除我国经济运行的周期性、走出长期低增长态势，必须改变现已存在的不合理的所有制结构，让公有制尤其是公有制经济回到主体地位，发挥主导作用。如此，我们就可以重新建立起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制度基础，挖掉两极分化的根子，为数亿劳动者免去遭受剥削与贫困的厄运，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共同富裕的实现，那个引起危机或造成低速运行的“最根本的原因”，就会得以消除。于是，我国经济即可走上正常运行、稳定增长与健康发展的道路。

综上所述，我国经济要想走出周期性与低增长的态势，必须坚持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加强对公有制、国民经济的计划管理和按劳分配制度体制建设，全面恢复这三者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与主导作用。

此外，笔者还认为，我国经济要想走出周期性与低增长期，还必须坚持我们党一贯倡导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大政策、总原则，在坚持国际间正常经贸、科技、文化等交流与合作的同时，对美西方对我国进行的渗透、干涉与控制的企图及做法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并采取足够有效的措施予以应对，坚决维护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独立与自主，确保我国经济运行与发展的安全与稳定。

四、最后的结语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我国经济运行之所以长时期内处于周期性变动与低增长态势是市场经济一般属性、一般特征规律的表现，它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本身的不完善与不成熟决定的。另外，西方世界新一轮经济危机的广泛爆发也在较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经济的正常运行与发展。由于其内外双重因素叠加压力的存在与作用，使我国经济不得不在较长时间内陷入低增长的态势。这种态势的形成，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而，那种希望以提振消费、扩大内需，达到振兴经济的主张与做法是行不通的。所以，要想使我国经济真正走出周期性与长期低增长期，必须从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本身着手。即坚持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加强对公有制、国民经济的计划管理和按劳分配制度体制建设，全面恢复这三者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与主导作用。这一点至关重要。没有这一点，我国经济是不可能真正跳出其周期性与低增长的。 

在此，笔者相信，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与调整，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一定会得到更好发挥，当前这种低速运行的态势一定会得到扭转，达到完全振兴，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一定能如期实现。

注释：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 

⓶国家统计局：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国经济网北京2月29日讯）

③中国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国家统计局相关部门负责人解读2024年主要经济数据（2025-01-18 13:41来源：经济日报）

④国家统计局：2025年1月份我国经济景气水平总体保持扩张（每日经济新闻2025-01-27 09:40）

⑤聚焦关键领域大力提振消费 （光明网2024-12-30 08:32）

⑥国家统计局第4次全国经济普查报告 （国家统计局网（2019-02-11）

⑦中国债务规模算高吗？报告：总量视角下 中国没有创造过多债务2024年04月24日 21:32来源：第一财经）

⑧中国经济进入新一轮长周期 澎拜新闻客户端 2021-12-24 17：14）  

⑨中国历年GDP数据变化情况（https//baijiahaobaidu/s?Id...）

⑩92.7% 与 0.3%：财富分配背后的残酷真相（baijiahao.kunlunce.net 2025-02-03 09:58）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合订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3]2018年11月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新华社2018-11-01）

[4]习近平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民建工商联界委员时的讲话 （新华社2023-03-06）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 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6]马克思 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10]国家统计局：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国经济网北京2月29日讯）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特约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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