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的小学同学S,常年外出务工,去年离婚了。原因是他因赌博欠了几十万。原本,他有一个幸福的三口之家,孩子9岁左右。得知他赌博欠债,妻子曾给过他两次机会,条件只有一个——每年打工的钱要至少拿3万回家里。怎奈收不住手的S始终未能兑现允诺,妻子含恨离家,留下他一人带着儿子生活。过年期间,S依然忍不住往村里的赌桌上坐,试图一把翻盘,解决债务问题。
同村的B某,在本镇经营副食生意多年。小有积蓄的他,受到社会朋友的不良引导,逐渐开始频繁出入赌场。2022年左右,B卖掉店面用于偿还赌债。年近50岁的他,现在正在外地务工,艰难谋生。
X某,女,28岁,婚后一直在家带娃。一次偶然的机会,X在某交友软件上认识一位朋友。受此人诱带,X陷入网络赌博。2023年,因欠债近30万且一直戒不掉赌瘾,其丈夫与X离婚。
类似的本村青年赌博欠债的事件,还在继续增加。 就村里的赌博群体构成而言,50岁以上的人大多打纸牌,玩法包括但不限于斗地主、“三捉(打)一”、长牌,起底价1-2块,一个下午至多输一两百块;相较而言,20-50岁这一群体的赌博,赌法多样,浮动较大,比如前些年流行的“炸金花”,一晚上至少输赢几千元。与之类似,L某,女,31岁,在县城陪读。从最初的打小牌消磨时间,逐步发展为搓麻将、炸金花,高峰期一晚输掉2万多。其丈夫因无法忍受L欠下几十万的赌债而提出离婚,只是因家公坚持“孩子不能没有妈妈”,暂时保住了L的婚姻。现在,L正和丈夫一同外出,打工偿还赌债。
在赌博空间分布上,50岁以上的群体大多在村里小店或私人家里赌博;而中青年群体的赌博地点更加灵活,跨镇聚赌也是常有的事。甚至在某个山头、某个隐蔽的小村支起一张桌,赌场便开始“营业”了。 实际上,自上世纪90年代起,笔者村里就经常发生夫妻一方因沉迷赌博而产生家庭矛盾的故事。时隔数年,赌博已成为村民见怪不怪的事情,甚至不乏有人以此为营生,过上了“一朝有,一朝无”的日子。 然而,与过往不同的是,今天的赌博欠债,对象已不仅仅局限于做生意的或包工头等“有点小钱”的人群。越来越多的普通打工青年、居家带娃的年轻妈妈也深陷其中,一不小心就背上了“10万+”的债务。从家庭生产角度看,青年群体若因个体投机、环境诱导等因素陷入赌博泥潭,轻则“在外辛苦一年,回家一夜返贫”,重则背负巨债、家庭破碎。 眼下,农村赌博泛滥的问题已经并不仅仅局限于笔者所在的北方村庄。据吕德文教授观察,以两湖平原为代表的南方农村,近年来也存在赌博风气盛行的现象。 总的来说,赌博行为的蔓延正在席卷农村青年群体。一旦无法控制,或将导致农村中产及其以下家庭的再生产困境。因此,这一问题尤需警惕。据说,之前隔壁村的某个小包工头曾来到本村赌博,结果一夜之间输掉几十万,第二天喝药自杀。他被救之后,赌场的头头不得不打电话来协商解决方案。
正如村民Z所言,“屋檐滴水照旧涡”——家庭赌博已经逐渐成为嗜赌青年的首要培育土壤。 其二,隐性赌博产业培育出以赌博为业的群体。早些年,村民赌博属于季节性、临时性的娱乐活动,参与对象以男性为主;现在,村民们的赌博场所和“上下游产业”日益多元化、参赌频次更高,赌博成为了男女老少“皆宜”的项目。 相比于其他社会活动,打牌、搓麻将的组局门槛不高,3-4个人便可“开张”。本村以村部为核心的2公里范围内,几个小店合起来至少有25桌/天,这还不包括在村民自家设立的赌局。除此之外,村里另有部分人从事赌博服务业,比如开赌点、“放炮子”(放高利贷)、“二五仔”(收贷)等。 相较于“高端”的城市赌场,农村里的赌点比较简陋,有时亦会选择某个偏僻小寨作为临时赌点,这些均强化了赌博行为的隐蔽性。为了躲避执法部门的打击,有的场子老板会有偿雇用一些返乡青年沿路放哨。据了解,这些青年大多在外也从事帮人看赌场的营生。 与此同时,赌博活动的有效运转还离不开“放炮子”的人。如果对方欠债不还,“二五仔”便上场了。虽然,“二五仔”的手段远比过去“文明”,但对欠债人来说仍是十分“消磨人”的。用村民的话来说:上文提及的L,她的父母就喜爱赌博。L自小就在村里各个小卖部里围观父母打牌,如今自身也沉迷麻将。
其三,对赌博行为的认知扭曲化。曾几何时,村民们普遍认为打牌属于不务正业,对赌博者持有较大的负面评价。 近年来,关于赌博行为的社会认知逐渐发生了明显变化:一方面,大家将上桌打牌视为一种休闲娱乐活动,觉得赌博欠贷只是少数极端行为;另一方面,部分以赌博为业的群体发展出一种“职业化”心理,即认为从事与赌博相关的职业也只不过是“工作的一种”,只要能挣得来钱,且“通过适当手段约束在法律法规限制内”,便没有什么问题。 正因如此,一些店主或组局者以“玩一玩”、“开心开心”等话语,诱劝农村青年习染赌博兴趣。有些父母还无视子女依靠赌博场所谋生,炫耀子女为其购买的黄金珠宝等物品,潜移默化地影响了部分民众的收入观念,让传统意义上的勤劳致富、按劳分配等社会规则被赌博投机理念替代。 总体上,农村赌博的常态化,既有主体的成瘾性因素,更因为日益组织化的赌博环境不断浸润。在这条隐形的产业链上,尽管获利者始终是少数,但“一夜暴富”的美梦还是足以驱动足够多的“猎物”不断涌入。“像蚂蟥一样,天天吸着你,赶集上店都有人跟在屁股后面。搞烦了,那人(欠贷者)也就想办法还了。”
归根结底,这些活动内容过于一般化,缺少吸引当地居民的文化特色,无法激发活动与观众的现场共鸣。久而久之,愿意来参加的人就越来越少。 公共娱乐活动不足,个体娱乐方式比较有限,于是聚众赌博、围观赌博成为一个对文化知识、理解能力要求不高的娱乐节目。偶尔娱乐无可厚非,最怕沾染成瘾,某村民笑言:“在手机就能看到,何必费劲跑村支部那里?”
笔者有一位表亲,自年轻时便喜好打牌。这些年,虽不至家庭破产,却也引得家庭关系长期不和。据悉,年轻时她和丈夫多次吵架,最终凭借“你不叫我赌博,只有死路一条”的决绝态度为自己“赢得”继续赌博的空间。而今,她的儿子媳妇不愿给她生活费,主要原因是怕她乱赌输钱。 从这个角度讲,开展具有农村特色的群众性文化体育活动[2],增加居民的公共参与度,可以帮助农村居民逐步养成健康的休闲习惯。“牌上可能有洗脑液,手一粘上,脑子也被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