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燕：俄罗斯议会关于美国在乌克兰军事生物活动的调查报告述评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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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燕：俄罗斯议会关于美国在乌克兰军事生物活动的调查报告述评
2025-03-22
【摘要】乌克兰危机升级两年多来，围绕俄乌冲突原因，学界有多种解读。2023年4月，俄国家杜马网站发布“调查美国专家在乌克兰境内建立生物实验室相关情况的议会委员会最终报告”，从生物安全视角阐释了俄罗斯采取军事行动的原因。“最终报告”认为，美国军事生物计划已有80余年历史，其海内外军事生物活动对人类安全构成威胁；美国在乌克兰从事军事生物活动，目的是收集当地生物信息，服务美国军事利益，将乌克兰变成美国海外军事生物基地。美乌军事生物活动违反了《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及国际人道主义法规，对俄罗斯及周边国家生物安全构成直接威胁；俄罗斯的军事行动是反对“外国代理人”的斗争。该报告证据基本确凿，分析理性全面。这是全球第一个官方生物安全报告，有助于深入了解当前全球生物安全形势，全面认识俄乌冲突的发生。同时，全球生物安全治理极其复杂，应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本着国家间平等原则，加强并完善在《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框架下的监督、监查机制，通过共商共治等途径解决面临的各种问题。
引 言
乌克兰危机升级已有两年多，有关其发生的原因，学界有多种分析。代表性的观点，一种是从地缘政治视角，将俄乌冲突置于俄罗斯与西方争夺势力范围大背景下分析。如，有学者认为，表面看冲突发生在两个东斯拉夫国家之间，实质是俄罗斯与北约长期对峙形成的结构性矛盾总爆发，乌克兰成了大国地缘争斗的牺牲品。有学者从俄罗斯与北约之间不断恶化的安全困境入手分析俄乌冲突的发生。一种从历史和民族矛盾视角，分析俄罗斯国家观念与西方认识的差异和结构性矛盾及影响。还有一种是综合视角，强调俄乌冲突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因素，俄方意欲去除乌克兰独立发展、融入欧洲、加入北约的可能性，将其重新纳入俄方战略轨道和势力范围，同时“逼和”美欧，改变“后冷战时代”欧洲安全秩序格局，并以外部矛盾缓解国内压力。随着冲突扩大，掌握材料增加，学界研究也在深化。有学者从“地位信号”理论出发，认为俄方军事行动是基于“斗争型”国际地位寻求策略，由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促成的结果。还有学者综合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等俄罗斯顶级智库观点，从俄罗斯与北约关系、俄乌“无界之域”关系角度分析俄方行动起因。这些分析证明，俄乌冲突原因复杂。尽管双方并未正式宣战，实际上就是一场现代意义的局部战争，要从历史和现实等多方面理解。不过，无论怎样分析，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介入都是一个重要因素，并且随着冲突延宕，该因素越来越明显。
2023年4月12日，俄联邦议会两院，即国家杜马和联邦委员会批准了“调查美国专家在乌克兰境内建立生物实验室相关情况的议会委员会最终报告”（下简称“最终报告”），并在俄议会网站发布。进入新世纪以来，俄罗斯关注美国在后苏联空间的生物活动，注意收集相关资料。2022年乌克兰危机升级后，俄国防部不断曝光美国在乌克兰从事军事生物活动的证据，引发诸多讨论和猜测。在此情况下，俄议会组织专门调查，对美国军事生物活动历史、美国在乌克兰的军事生物活动的事实、性质、影响等做了全面调查分析，并形成“最终报告”，“记录了美国在乌克兰‘犯罪活动’的所有事实”。“最终报告”明确，生物安全问题与俄罗斯采取军事行动有密切关联，其直接威胁来自美国和西方。尽管“最终报告”未明确地将美乌军事生物活动作为俄乌冲突的直接导因，但就其内容看，可视为现实导因之一。
一、俄罗斯发布“最终报告”的背景与材料来源
俄罗斯之所以要组织调查并在乌克兰危机升级一年之际公布“最终报告”，有自苏联解体以来生物安全问题的历史背景和俄罗斯国家安全威胁的现实问题，还有俄乌冲突这个直接导因。
（一）俄罗斯始终关注并力图解决欧亚空间生物安全问题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和欧亚生物安全问题始终没有很好地解决，且外部影响不容忽视，这是俄罗斯开展生物安全调查并发布该报告的总体历史背景。苏联时期，“政府确信，西方打算把细菌武器作为对付这个新生社会主义国家的军事工具”，政府在建立起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公共医疗体系同时，也开展军事生物实验。在半个多世纪时间里，苏联在全国各地建立了一批生物实验室，开展炭疽病、鼠疫、口蹄疫、霍乱等病毒研究和实验，并研制相应疫苗。苏联解体后，原有生物实验室大体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在俄境内，另一部分在后苏联空间其他国家。还在苏联解体之初，美国与西方就开始介入后苏联空间生物安全领域。进入新世纪前后，美国打着“降低生物威胁”和无害化处理旗号，“帮助”相关国家处理苏联遗留的生物实验室，结果是，欧亚空间多数国家原有生物实验室的管理权限从本国政府“移交”给美方，美国还以资金、技术、人员“援助”形式，在欧亚空间新建了一批实验室，其设施条件、技术装备、等级越来越高，多为秘密研究，有的实验室专门收集斯拉夫人种信息，那些国家成了俄罗斯“危险的邻居”。根据俄方信息，美、英和北约、欧盟主要在格鲁吉亚、亚美尼亚、乌克兰、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塞拜疆等国改建和新建了一系列生物实验室。其中，无论从实验室数量及合作研究范围看，乌克兰都是最多的。
还在新世纪初，就有俄学者提出生物武器和生物安全问题。2009年颁布的《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战略》和其他国家规划中明确，流行病和大规模疫情等是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之一。2013年前后，俄罗斯生物安全规划开始公开提到周边国家生物安全问题。2014年后，俄罗斯政府把“美国实验室”作为涉及生物安全的外交政策重要问题单列，提出要加强跟踪监测，并在2019年起草《俄罗斯联邦生物安全法》，希冀以立法加以规范。新冠肺炎疫情开始后，围绕该法案及俄联邦国家生物安全的讨论骤然增加。与此同时，美国等西方国家拒绝与俄方就生物安全问题展开沟通，并指责俄方散布“虚假信息”，沿袭了苏联时期的“信息战”手段。鉴于沟通不畅，俄方不得不投入军事力量开展调查。乌克兰危机升级后，收集美国和西方在乌克兰从事军事生物活动的证据成了目标之一。
（二）俄乌冲突的发生是直接导因
俄方选择在乌克兰危机升级一年多之际发布“最终报告”，一个直接导因是在舆论宣传上配合普京2023年国情咨文演说。俄方开始军事行动后，面临各种压力和批评，乌方称之“俄罗斯的侵略”，美西方媒体也大肆指责俄“全面入侵乌克兰”，加上“布恰事件”等“人道主义事件”渲染，国际舆论对俄方十分不利。2023年2月21日，普京发布国情咨文，谈及军事行动的目的、进展，提到“近年来美国和北约在我国边境附近快速部署军事基地和秘密生物实验室”，这是俄罗斯总统首次在国情咨文中公开提及美国生物实验室。普京直言，俄乌冲突“是美西方挑起的战争”，“他们毫不隐瞒灭绝俄罗斯的想法，还希望将这场地区性危机变成全球性对抗”。普京还指出，美国在境外建设数百个军事基地，“安插在全世界”。西方准备将乌克兰打造成攻击俄罗斯的“武器发射场”，“俄罗斯必须先发制人”。他分析美西方行为的逻辑，“西方支持2014年政变，其意识形态基础是俄罗斯恐惧症、极端民族主义”，而“‘反俄’活动是俄乌两国边界不稳定和冲突的温床。美西方目的是在欧洲点燃战火，通过代理人战争消灭竞争对手。”普京明确，俄方“不是与乌克兰人民交战。乌克兰人民己成为基辅政权及其西方主子的人质，那些人实际上已在政治、军事、经济意义上占领了该国，摧毁了乌克兰工业，掠夺自然资源。”“西方将乌克兰作为对抗俄罗斯的攻城锤和试验场。”普京讲话在国内外引发很大反响，俄政治学家鲍里斯·亚克缅科说：“最近的事件表明，我们实际上是在与北约作战，而不是与乌克兰作战。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和北约没有宣战，但实际冲突明显可见。”阿拉伯专家艾哈迈德·穆萨·霍马尼也认为，普京亲睹苏东剧变，主动出击，先发制人，宣布采取军事行动，是“首位与美国开战的人”（Первый нанёс удар в схватке с США），正是普京给瓦解俄罗斯的“美国梦”致命一击。 “最终报告”有关美国生物战规划、美国在全球部署生物实验室、美国对乌国家生物安全系统的操控等内容，从生物安全角度强化美国对乌克兰事务的介入以及俄方军事行动的“正义性”，与普京国情咨文中的观点相互映衬相互印证。
（三）材料收集历时多年且有足够证据
“最终报告”材料主要由俄辐射、化学和生物防护部队（简称“三防部队”）收集。该部队是俄罗斯为应对越来越复杂的生化、核安全形势而组建的，专门收集安全情报并处理国内外安全事件。2014年乌克兰危机之初，俄“三防部队”就开始加大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欧亚地区生物活动的监测，对美国设在格鲁吉亚、乌克兰、阿塞拜疆、乌兹别克斯坦等国的生物实验室活动展开调查并部分曝光，普京总统也多次公开质疑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目的。可以肯定，乌克兰危机升级前俄方已掌握美乌军事生物活动情况并在跟踪调查，但不能确定实验室具体数量，证据也不是很充分。多数证据是在军事冲突开始后收集并予以公开的，主要是乌克兰部分生物实验室中未及销毁的材料、文字证据、电脑文件等，还有被俘乌克兰军人及乌东地区居民的口述材料等。在乌克兰危机升级的最初一个多月时间里，俄国防部发布了几十份文件，揭示乌克兰生物实验室情况及美方“赞助者”工作细节。主要证据有：俄方在基辅附近的五个生物实验室发现了乌卫生部2月24日命令，内容是要求紧急销毁储存危险毒株、用最危险病原体进行实验的文件，向美国紧急转移一系列病毒与研究成果的文件，还有多份工作文档，如乌方给土耳其拜拉克塔尔无人机制造商的订单等。随着军事行动推进，俄方不断发现新证据。如，扎波罗热州管委会成员披露，扎波罗热境内至少有3个生物实验室，军事冲突开始后，那里抓紧疏散包括西方国家（主要是美国）公民在内的工作人员，拆除设备，加强安保。还有电子数据显示，乌克兰危机升级后，美方通过敖德萨转走大量生物材料、危险病原体，以掩盖生物武器研究痕迹。俄军方还在军事行动中获得了多份名单。2022年4月，俄国防部发言人伊戈尔·基里洛夫中将公布了参与实施军事生物计划的各国官员姓名，包括担任乌克兰科技中心执董的美国人柯蒂斯·贝拉赫（Curtis Belach），来自欧盟的董事会主席迈耶（Eddie Arthur Mayer）。还有乌克兰国家机构和私营公司代表谢尔盖·莫根（Сергей Моргун）、谢尔盖·利托夫卡（Сергей Литовка）、弗拉基米尔·库尔皮塔（Владимир Курпита）等。俄国防部称，已掌握一百多位两用生物项目参与者的个人信息。随着军事行动进行，俄国防部一边补充或收集新证据，一边随时曝光。伊戈尔·基里洛夫中将多次举行新闻发布会，曝光新证据。由于俄国防部曝光的“美国生物实验室”证据越来越多，生物安全一度成为俄乌冲突中的主要话题之一。
在诸多证据面前，美方“不得已”承认了其在乌克兰有生物实验室。同时，俄方继续加紧收集材料，并组建“议会调查委员会”进行专门调查。俄方宣布，调查目的是“分析美国在乌克兰进行生物活动的缘起与条件，向俄联邦政府通报并向社会公布，协助联邦政府清除威胁，保证本国公民健康和良好环境。”从动机看，其主要目标是揭开美国在乌克兰部署生物军事基地的完整面目，拨开美国海外军事生物活动的“迷雾”，掌握舆论主动权，争取在国际社会尤其是联合国层面讨论并解决该问题。同时，也不排除从生物安全视角为俄方采取军事行动寻求合法性依据的因素。
二、“最终报告”主要观点和内容
“最终报告”几经压缩，终稿全文207页，共六个章节，分别是“美国制造全球生物威胁”、“五角大楼在乌克兰的生物医学活动是美国军事生物计划的一部分”、“美国和乌克兰生物医学活动的国际法评估”、“俄联邦生物安全系统全面应对新的生物威胁挑战”、“调查委员会的结论”、“关于加强俄联邦生物安全系统和《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制度化的建议”。因篇幅所限，本文主要介绍和分析最重要部分内容，即美国的军事生物活动及美乌军事生物合作。
（一）美国全球军事生物活动严重威胁人类安全
“最终报告”对美国军事生物规划及演变历程、美乌军事生物合作内容与形式、美乌军事生物活动后果等做了全面分析介绍，完整披露从二战时至当今美国的全球军事生物活动，基本观点为美国凭借全球领先的生物技术与国家实力，在几十年间不断落实其军事生物规划，进入新世纪以来不断向海外渗透，在世界各地部署生物实验室。“美国是目前全球唯一一个既使用过核武器也使用过生物武器的国家”，“美国军事生物活动已构成全球生物风险与威胁”。
1. 美国有全球军事生物规划，研制生物武器是其主要目标
“最终报告”首先回溯美国全球军事生物规划与演变过程。指出，早在1942-1943年美国就开始启动生物武器计划，先后在马里兰州、犹他州建设实验室和大型实验场，在亚利桑那州建造生物战剂生产和存储库。二战期间及战后，美国中情局实施“回形针行动”，从德、日“引进”生物专家，其中不少是战犯，他们被安排参与秘密军事生物项目研究，并免于战争罪惩罚，这些人是美国早期生物武器专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到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已建成一个军事生物武器库，以炭疽、图拉雷米亚、鼠疫、黄热病、布鲁氏菌病、马脑炎等病毒为基础研制新配方，同时研制军用运载工具（改装的小口径炸弹、专门设计的集束弹和空中喷洒装置），不仅可杀人，还可毁灭农作物。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期间，美国都使用过生物武器。1969年，美国正式宣布停止生物武器研制，1975年批准《禁止生物武器公约》，但并未停止生物杀伤剂研究，且仅过几年美国国防部就因专家“抗议”改变了对生物武器军事价值的看法。
2001年“炭疽邮件”事件发生后，美国中情局借机组织媒体大肆渲染生物恐怖威胁。当年10月，布什总统签署《国土安全总统令》，以加强特别危险新病毒开发试验，并着手研发具有高抗药性的转基因病原体。2002年起，美国生物武器研发投入明显增加，带起一波高等级实验室（BSL-3和BSL-4）建设热潮。2005年以后，美国政府不再公开生物防御计划信息，资金投入却稳步增加，处理危险病毒的技术能力也快速提升，且始终将军事生物能力建设纳入国家政策文件。2022年10月18日，美国政府公布了一项涉及880亿美元的“应对生物威胁新战略”，一个重要导向是深入研究特定地区特别危险传染病病毒，升级美军个人和集体生物保护手段。在此过程中，美国军事生物活动不仅没停止，还在生物防御计划掩护下得以加强，其举措包括升级本国生物实验室，重建德特里克堡的国防部传染病医学研究所，将其作为病毒学、细菌学和遗传学研究基地，还模拟作战环境，研究将生物制剂改为气溶胶的方法。2001年美国专家“仿效苏联科学家”制造转基因炭疽病毒，2002年人工合成脊髓灰质炎病毒，重组杀伤力达100%的鼠疫天花病毒等。美国尤其关注合成生物研究。2014年美国国防部设立生物技术办公室，负责基因编辑研究。此外，美国国防部还启动了“昆虫联盟”（Insect Allies）项目，评估各类昆虫传播转基因病毒的可能性。“最终报告”认为，前述情况证实，“美国在研究进攻性生物病毒”，不断提升自身生物设施现代化水平，在技术上不断改进升级，将炭疽、瘟疫、图拉雷米亚、肉毒杆菌等最敏感的危险病毒研究放在高度机密的实验室，还研究高致病性出血热病毒的空气传播，并模拟作战使用，生物研究的军民两用性质越来越明显。但由于研究材料不受限，若不深入实验室，根本无法核查其真实用途。
2. 美国不断强化海外军事生物活动，给所在地带来严重生物安全风险
进入新世纪后，美国军事生物活动发生了“转向”——重心转到海外，其原因：一可在海外就地进行人类基因和其他生物实验，不必担心本国公众抗议和违宪；二可利用海外实验室收集和研发能攻击人、动植物特定基因的病毒，并在真实气候条件下研究微生物传播行为；三可对美方感兴趣的生物制剂进行现场测试，研究其致病性、毒性、可能的“靶点”与其他潜在用途；四是美国专家可通过外交渠道将收集到的霍乱、炭疽等极危险病原体和遗传材料运回国，以便在国防部封闭实验室继续研究，避开材料所属国监督；五是可借机研究美国感兴趣的国家境内带天然病原体的特别危险病毒，需要时将其伪装成传染病自然爆发加以传播。秉持上述理念，美国打着“降低生物威胁计划”（Biologic Threat Reduction Program[BTRP]）旗号，主要由国防部立项资助，其下属机构或公司具体落实，先后在后苏联空间国家、中东、东南亚和非洲建立了约400个两用生物实验室，加紧在海外进行传染病军事生物研究。多数海外实验室由美专家实控，不受当地政府管控，研究结果和实验材料可“直送美国”。
“最终报告”分析美国海外军事生物活动的后果：通过国外生物实验室网，美国力图掌控他国生物发展和流行病传播，还研究影响人体对各种疾病的抵抗力的遗传因素，用他国作为军事生物试验场，“导致数百万人不知不觉中成了美国致命生物威胁的人质”，其事例很多，如，美国生物实验室经常发生危险病毒处理不当的事故，还有通风系统和防护设备故障等，仅2001年以来就发生了上千起生物材料失踪或被盗案。美国境内外实验室还不时出现病毒泄漏。2022年11月，美刊Intercept对国家卫生研究所（National Health Institute）有关生物实验室安全漏洞文件进行综合分析，发现，过去18年，已审事故报告达5500多页，包括华盛顿大学等大学的三、四级实验室存在感染和传播转基因病毒、高致病性禽流感等疾病和感染风险，还有200多起通风和保护设备故障等事故。“最终报告”判断，此为官方统计数字，仅涵盖政府资助的实验室，而私人实验室安全风险更高且未列入。这说明，美国存在高危险生物病毒安全储存水平低、处理时缺乏安全监督等系统性问题。美国生物实验室经常出现安全问题或病毒泄露，给所在国及周边地区带来生物威胁。
3. 美国在后苏联空间大肆从事军事生物活动
“最终报告”指出，美国以应对生物恐怖威胁和加强生物安全为借口，筹划在后苏联空间建立一个单一封闭的生物实验室和流行病监测机构网络体系。其主要目标是，掌握地区流行病情况，研究当地病原体；收集靠近俄罗斯边界的生物材料；研究后苏联空间国家居民对各种传染病的易感性及治疗方法；利用当地人测试新药。具体实施路径是：在一国或一个区域建造至少一座中央参考实验室，以此为中心设立多个环境监测和传染病实验室，再将所有生物实验室按美国标准整合到一个系统中。全部实验室的美国军事生物专家都享有外交豁免权，实验室活动和结果保密，只向五角大楼汇报，研究结果报送美国传染病医学研究所、沃尔特·里德研究所和美国海军医学研究中心等军事机构，而东道国机构只能从事次级研究。美国专家还可随意抽取当地人的血液，包括传染病感染者的血液，用封闭渠道送回美国，由相关实验室深入分析。美方由此可取得当地人遗传密码及免疫系统特征的准确数据，为各种传染病病毒实验创造条件，甚至还研究如何攻破当地居民的免疫系统。“最终报告”强调，由于现有国际组织和国际法不限制病原体跨界转移，美国专家可从后苏联空间大量收集传染病材料。该情况在乌克兰尤为突出：据悉，美国及其盟友从乌克兰转出至少1.6万个生物样本，俄方已掌握多个从乌克兰向境外转移人体组织和血清样本及危险病原体或载体的案例。
（二）美乌军事生物合作威胁地区与全球安全
“最终报告”的核心是第二、三章，即美国在乌克兰的军事生物活动以及美乌军事生物合作，重点阐析美国通过军事生物活动操控乌克兰国家医疗卫生系统及生物安全体系，说明乌克兰现政府已成“傀儡”，美乌军事生物活动给乌克兰及其周边国家生物安全带来极大安全风险，对俄罗斯生物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也是全球生物威胁。
1. 美乌生物安全合作是不平等合作，有意忽略乌国家利益
“最终报告”回顾了美国介入乌克兰生物安全的历史过程，指出，乌克兰是图拉雷米亚、鼠疫、蜱虫脑炎、钩端螺旋菌病、禽流感、刚果-克里米亚出血热等传染病的自然发源地。苏联解体前，该加盟共和国有多个瘟疫研究所和诸多专业人士，利沃夫、基辅和敖德萨的生物实验室存有过去七八十年间收集的特别危险毒株。1993年，美乌签署《合作降低生物威胁计划》（CTR），这是美国1991年开始实施的“纳恩-卢格计划”的一部分，任务是开展联合研究，推动乌克兰生物实验室与美国为主的西方生物研究组织一体化。作为出资方，美国国防部要求参与项目的乌克兰实验室全部活动对美方透明，结果提交美方。为落实并扩展该计划，当年10月，乌克兰与美、加、瑞典签署政府间协议，建立乌克兰科技中心（UNTC），1998年欧盟加入。1995-2021年，乌克兰科技中心在后苏联国家落实了2000多个项目。中心成立以来，美方已为其项目投入3.5亿多美元，出资者有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也有美国环保署和农业部、卫生部、能源部。俄方认为，该中心与波兰军事医学和流行病研究所及美国太平洋西北国家实验室等西方军事组织合作，从事埃博拉病毒和生物反恐研究，实际被视同美国和北约所属军事政治机构。该中心还与后苏联空间的摩尔多瓦、格鲁吉亚等国签署合作协议，共同完成美方任务。
2005年8月，美国国防部和乌克兰卫生部签署《关于在防止可用于发展生物武器的技术、病原体和知识扩散领域开展合作的协定》，美乌就此开展联合研究，调查生物制剂威胁，处理乌克兰实验室的危险病毒。该协议还规定，乌方收集的所有病毒样本和传染病监测数据都需提交美国，危险病原体必须存放在美国军方援助的实验室，且研究过程及结果保密，美国国防部代表及承包商有权参与和落实该协议相关活动。全部活动均由美方控制，但美国代表有外交豁免权，对活动后果不负法律责任。2008年8月，美乌再次签署意向协议，美国向乌克兰卫生部提供技术援助，计划2014年前建造两个可收集储藏病原体的中央参考实验室，完成其余28个实验室的改造升级，项目总预算1.83亿多美元。在美方坚持下，乌克兰政府颁令其卫生部门所有机构及国家科学院都可参与项目，以开展数据库建设、收集材料并提供专家信息，美国军事专家有权公开出入在乌各种生物设施。该协议奠定了美乌全面生物合作的基础，此后，美乌合作全面展开。上述三个主要协议的签署及落实，使美国国防部得以在乌克兰建立起一个中央控制系统，把乌克兰生物研究纳入到美国生物安全国家计划中，且“全部条款有意忽略乌国家利益”。
2. 美乌生物安全合作具有明显军事生物特征
美国在乌克兰军事生物活动主要形式是按“美标”升级或新建生物实验室，实施“UP”系列研究项目，带来严重生物安全风险。“最终报告”详细梳理美乌合作内容，指出，依美乌合作计划，美方打算对乌克兰约50个国家和州两级生物实验室进行现代化改造，使全部实验室达到二级以上标准且实现并网。改造和后期管理均由美方负责，资金由五角大楼直接拨付。第一阶段（2007年3月至2009年3月）将基辅中央卫生防疫站、敖德萨卫生流行病研究所和利沃夫流行病医学研究所按五角大楼二级实验室标准全面改装且并网。2008年10月，美国国防部为乌克兰实验室现代化招标投入约1.75亿美元，布莱克威奇公司（Black&Veatch Special Projects Corp）竞标成功。美国国防部下属其他承包商如雷神公司（Raytheon）、迈塔生物公司（Metabiota）和西图公司（CH2M Hill）也有参与，负责基础设施建设或提供设备。“最终报告”指出，美国引入私营机构和组织参与两用生物项目，违反了《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第4条和联合国安理会第1540（2004）号决议，即所有国家不得向有开发、获取、制造、运输、转移或使用核武器、生化武器意图的非国家行为者提供任何支持。
2010年6月15日，以梅奇尼科夫（I.I.Mechnikov）生物研究所为基础的乌克兰敖德萨临时中央参考实验室落成，项目总投入约300万美元，为三级实验室，是“研究恐怖分子所用危险病原体的主要机构”。美方要求，乌克兰全国危险传染病毒株尽可能集中于此，计划到2020年建成病原体访问控制系统，通过给微生物贴上独特代码来管控所有活动。俄专家指出，自苏联时代起乌克兰一直实行病原体分散储存制，眼下这种集中储存不仅违背防疫原则，还威胁当地居民安全，增加了生物风险。2014年前，美国对乌克兰15个生物实验室进行了现代化改造，2014年，美国又游说在哈尔科夫州梅雷法市再建一个三级永久性中央参考实验室，可研究炭疽、鼠疫、禽流感、口蹄疫等特别危险动物疾病，配备大型现代化仓库，以方便集中储存所有传染病菌株样本。建造和装备资金由五角大楼负担，美乌双方人员一起工作。俄方认为，该实验室位于顿河最大支流附近，若发生病毒泄露事故，不仅危及整个乌东，还殃及俄罗斯的罗斯托夫州和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覆盖顿河全域。
“最终报告”认定，上述实验室都有两用特征，美方不能确保实验室安全达标。实验室建设不仅存在腐败现象，在改造中还有严重违反技术安全情况，如梅奇尼科夫研究所不遵守环保标准，使用劣质材料和设备，无法保证存储危险病毒的安全性，改造者也没考虑敖德萨位于地震带。此类设施还成了恐怖分子的目标。这完全背离了美向乌提供人道主义生物医学援助的说法，令民众面临不可测风险。
关于美乌军事生物活动的落实，“最终报告”描述比较全面详尽，指出，其主要以“UP”（Ukrainian Project）系列研究项目及其“子项目”形式落实，报告列举了UP-1至UP-10项目中与军事生物活动有关的内容。UP-1项目（后升级为UP-6）研究传导性立克次体（трансмиссионный риккетсиоз）和库热病（Ку-лихорадка），主要评估感染病原体的蚊子、蜱虫和虱子在乌境内传播情况；UP-2项目模拟西伯利亚等人畜重感染区情况，专门关注动物传染病的病原体及传播范围，目标是建立一个炭疽病数据库和动态地理信息跟踪监测系统；UP-3项目是“乌克兰不明原因严重发热疾病鉴别和流行病分子诊断方法”，重点在医疗诊断；UP-4项目研究候鸟传播禽流感、纽卡斯尔病（болезнь Ньюкасла）等危险传染病的可能性，由基辅、哈尔科夫和敖德萨的实验室实施。该项目框架下有一系列“子项目”，如P-781“格鲁吉亚和乌克兰食虫蝙蝠感染新风险”，着重研究蝙蝠可向人传播的鼠疫、钩端螺旋体（лептоспироз）、布鲁氏菌病（бруцеллез）、冠状病毒和丝状病毒（коронавирус и филовирус）等细菌和病毒。此为系统研究，还包括P-382、P-344和P-568等项目，最晚从2009年开始实施，北约军事专家监督。参与并落实上述项目的有美国疾控中心、美国海军医学研究中心、美国国防部传染病研究所、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沃尔特·里德研究所、佛罗里达大学和堪萨斯大学及约翰·霍普金斯公共食品研究院，以及路易斯维尔大学、卢布尔雅那大学、布莱克威奇公司等，乌克兰梅奇尼科夫研究所的专家、慕尼黑微生物研究所的德国军方代表也有参与。
UP-8项目尤为引人注意。俄军方所获文件证实，该项目从乌军人和精神病患者等群体收集生物材料，如，在利沃夫、哈尔科夫、敖德萨和基辅等实验室对4000名乌军人进行汉坦病毒抗体检测，用400名乌军人进行刚果-克里米亚出血热抗体检测，评估其抵抗力。有保加利亚媒体披露，仅哈尔科夫市的实验中就有20名乌军人死亡，另有200人住院。美国专家由此获得当地人遗传及免疫系统数据，为针对不同感染源进行有针对性的实验创造条件。乌克兰军事病毒学家也有参与；UP-9项目主要研究非洲猪瘟在乌传播过程及遗传图谱，目的疑似为寻找传播有经济价值的传染病病毒途径和感染家畜的机制；UP-10项目研究非洲猪瘟如何传播，并实施带有“TAP”密码的兽医项目。尤其“TAP-3”，追踪野猪在乌迁徙路线，研究非洲猪瘟通过野生动物传播情况。在乌克兰的沃伦、罗夫诺、日托米尔和切尔尼戈夫州及与俄、白两国接壤的边境研究危险病毒携带种群。“TAP-6”甚至将研究扩展到东欧。这些都对乌克兰和周边地区农业构成严重威胁。此外，美国还拨款培训乌生物专家。主要由亚特兰大疾控中心负责，美国军事医学院提供教材。选拔受训者时，要提取公民信息，进行心理测试，评估能力，甚至直接招募其与美国情报机构合作。乌专家出国学习后可获相应证书，有资质参与某些工作。乌卫生防疫服务中心专家也在国外接受培训，根据专业在不同国家实验室实习1-2个月。美方对乌专家培训侧重病原体监测和初步鉴定，而不是深入研究生物制剂。
“最终报告”认定：自2005年以来，美国在乌克兰生物项目总投入超2.5亿美元，仅2015-2020年项目资金就达约3200万美元。美国打着“降低生物威胁”旗号在乌克兰实施多领域深度军事生物研究，具有全方位战略性质，意在分步骤全面控制乌克兰生物安全系统，并在技术上为必要时在俄乌边界的俄方进行经济破坏创造条件。一切都服务美国利益，直接受益者是五角大楼。
3. 美乌军事生物活动给乌克兰国家卫生系统和流行病形势带来严重后果
“最终报告”强调，近年来，乌克兰卫生医疗条件恶化，人畜流行病多发，对外界药品和疫苗等依赖越来越大，畜牧业和农业损失惨重，都与美乌军事生物活动不无干系，尤其与“苏普伦医改”直接相关。苏普伦（У.Супрун）是乌裔美国公民，她在2013年底乌局势动荡时来到基辅，积极参加抗议活动。“广场革命”后，她被波罗申科任命为乌卫生部副部长，后任代理卫生部长。她到任后即带领团队对乌医疗卫生系统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将国家流行病医学服务系统职能由卫生部转归食品安全和消费者保护局，取消了国家艾滋病专家培训系统和居民体检制度及强制接种疫苗制度。这场“大改革”直接后果是乌各地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结核病、艾滋病、白喉等传染病集中爆发和流行。乌麻疹发病率甚至“领跑全球”：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数据，2017-2018年间，乌有3万多人感染麻疹，仅2019年上半年就发现5万多例。而全国疫苗覆盖率明显降低，特别是儿童中。乌卫生部公共卫生中心数据显示，乌克兰儿童麻疹疫苗接种率按世卫组织标准不足40%，实际至少应为95%。从前乌方可从俄罗斯进口低价疫苗，现因政府阻挠，俄罗斯疫苗被禁止，乌方只能从西方进口高价药品和疫苗。2014年以后，图拉雷米亚病毒在沃伦、苏梅和切尔尼戈夫等州大肆传播。2015年，乌克兰脊髓灰质炎发病率上升，同年出现了钩端螺旋体病毒死亡报告。2016年，敖德萨州伊兹迈尔市爆发肠道感染，儿童尤甚，原因不明。2017年，基辅市和赫尔松州大规模爆发肉毒杆菌病。乌卫生部统计，2021年全境首次报告结核病病例数增长4%强，达到每10万人44例。“苏普伦医改”遭到乌多位专家质疑，甚至被起诉，她本人被称“死亡医生”，2019年被迫下台。
除了医改，乌公众舆论还质疑各种疑似疫情与生物实验室的关系。2010年，敖德萨临时中央参考实验室启动，当年克里米亚就爆发禽流感，家禽养殖场和私人农场损失惨重。当地居民还被采集血清类生物材料。2014年，乌爆发非洲猪瘟，第二年，基辅教区“加利塔”农产品公司（агрокомбинат «Калита»）就因疫情销毁6万多头存栏猪，全国销毁10万多头猪。2019年，敖德萨州因猪瘟采取隔离措施。时任全乌市场安全运营商协会主席沙波夫塔披露，乌官方统计数据隐瞒非洲猪瘟流行程度，还将病猪屠宰加工出售。
“人体医学实验”和在顿巴斯地区的生物恐怖活动是俄方强调的又一重要证据。“最终报告”举证，还在特别军事行动开始前，美国专家就在UP-8项目框架下用成百上千名乌军人进行实验，在本人不知情情况下采集样本，检验结果也不告知本人。特别军事行动中，俄专家检测180多名投降并接受治疗的乌军人血液样本，结果30%多有甲肝，14%有刚果-克里米亚出血热，21%有西尼罗河出血热感染。俄专家判断，乌军人感染者实际还要多。还有文件证实，美国用乌军测试尚未获批的药物。另有公开报道称，美国正大力研究提高军人战斗力的办法，要用人体植入芯片或其他基因改造技术创造“超级战士”、“机器人士兵”，且“由国防部对此类合成技术进行统一监督”。俄军还在乌军阵地上发现了包含美沙酮、可待因等阿片类药物及苯丙胺和三联苯丙胺等麻黄碱类麻醉剂，俄军方怀疑这可能在测试战斗中使用麻醉和精神药物的作用，而部分乌军对平民和战俘施暴或因药物副作用导致。
4. 美乌军事生物活动违反了相关国际法规，也部分违反本国法律
“最终报告”从国际法角度审视美乌军事生物活动，认为其已违反了相关国际和国内法规。
首先是违反了《日内瓦议定书》和《禁止生物武器公约》。1925年由38国代表签署的《日内瓦议定书》是国际社会首次宣布战争期间禁用生物武器，现已有146国加入。美国1925年签署了该协议，但直到1975年才批准。签署《日内瓦议定书》时，包括美国在内有37国提出一项保留，即，如果敌方（个别情况下可能是盟友）违反该协议，则己方保留报复性打击权利。“保留还击权”意味着自身有权拥有生物武器，这成为后来生物武器存在的一个理由。《日内瓦议定书》漏洞很多，如，没规定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保留生物武器，没规定核查程序，禁止使用生物武器仅限于国家间战争条件下，不涉及国内冲突。1972年通过、1975年生效的《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做出了较大调整，其第1条规定，缔约国承诺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决不发展、生产、储积或用其他方式获取或保留生物武器。1996年第四次审查会议确认不得使用生物武器。缔约国还承诺完全放弃发展一整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是首个有法律约束的此类国际条约，截至2023年3月，已有185国批准。“最终报告”指出，《禁止生物武器公约》也存在一些“先天缺陷”，如，“生物武器”一词没有明确定义；未明确规定用于预防、保护或其他和平目的生物制剂具体种类和数量，缔约国可任意解释；没有限制两用技术研发新生物武器的机制；对《公约》落实没有明确的监督机制，也没有对违反《公约》行为进行国际核查的机制。1995-2001年间，缔约国曾推动形成核查机制的议案，但被美方阻拦，导致核查机制没能落实，拖延至今，而美国正可钻空子，不受核查，无障碍实施自己的军事生物计划。同时，美国还将军事生物活动包装成科研项目，让私人公司或组织落实，以规避国际法。美国在乌军事生物活动主导者是国防部，其将大量军事生物项目伪装成生物医学发展规划分包给布莱克威奇公司（Black&Veatch）、迈塔生物公司（Metabiota）和西图公司（CH2M Hill）等。乌克兰科技中心是美国项目的管理和执行者，仅2014-2022年间，该中心在后苏联空间实施了500多个研究项目，其中多数是研究可能用作生物武器的材料（如鼠疫、图拉雷米亚等病原体）和有经济意义的传染病原体（如禽流感、非洲猪瘟等）。尽管美方承诺研究仅为民用，但多方材料已证实为两用项目。“最终报告”指出，美国政府机构、官员和商业公司等非国家行为者都参与资助、组织和支持乌境内军事生物活动，明显违反了《禁止生物武器公约》。
其次，美乌军事生物合作部分违反了美国法律。“最终报告”指出，1975年福特总统第11850号令规定美军“可使用非致命生化武器作为战争武器”，据此，军方可酌情自行决定“非致命性程度”。《美国宪法》第1520a条禁止国防部从事人体生化试验，如用于医疗、制药、工业生产等和平目的，须征得本人同意。2001年《美国爱国者法》规定任何人不得拥有杀伤性生物制剂和运载系统，否则将处罚款或10年以下监禁，但又标注“本规定不适用于官方批准的活动”。由此，政府保留了“官方批准”的生物武器开发权，所有参与者可免刑责，为军方从事军事生物活动留下了可钻的空子。2014年，奥巴马政府曾暂停资助本土致命病毒和病原体相关研究，但2017年底该命令即被废止。受到公众压力，美国将人体试验转到境外，UP-8项目是美国从事人体试验的直接证据。美国法律还限定两用研究范围，但随着生物技术升级，政府不断“修正”范围，包括合成生物学在内的两用研究几乎不再受控。俄罗斯开始特别军事行动后，越来越多的证据被曝光，美国官员不得不承认其在乌克兰的军事生物活动。2022年3月8日美国副国务卿纽兰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听证会上回答参议员马可·鲁比奥质疑时，承认乌克兰存在生物研究设施，还担忧其可能落入俄军之手。2022年6月9日，美国国防部在声明中公开承认在乌的军事生物活动。
再次，美乌合作违反乌克兰相关法律法规。乌国防部2004年“有关国家监督两用商品国际物流程序的决定”、2009年“批准在开放系统中对转基因生物开展国家试验程序的决定”，还有2021年通过的生物安全和生物保护战略都对保护生物安全做出规定。2007年《转基因生物研发、试验、运输和使用的国家生物安全系统法》及2009年《乌克兰生物安全法》也对生物研究做了限定。2014年1月，乌议会还提出一项法律草案，禁止他国、超国家实体及组织或个人在乌境内设立三、四级生物实验室，关闭外国实验室，限制境内生产和储存致命病毒。但这些政策随后被新政府废止。2005年美乌生物合作协议规定，乌方需配合美方调查应对生物威胁，病原体只能存放在美国军方管控的中央实验室，研究过程和结果都保密。美国国防部还可开列清单，要求乌政府删除公开信息等，“这些不透明做法及信息封闭，都在为违反《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创造条件”。而乌方为美国国防部研究中心和生物实验室提供用地，允许其运回最新生物材料，更引发人们对美国收集某些族裔遗传信息的严重关切。
（三）结论：美乌军事生物合作是地区和全球生物威胁
“最终报告”从目的、性质、后果及影响几个方面对美国在乌克兰的军事生物活动做出总体结论。
关于美国在乌克兰军事生物活动目的：美国在乌军事生物活动有系统性，与在其他国家的活动一致，主要目的是将乌拉入美国主导的军事轨道，从外部操控其流行病风险。乌实际上成了美国军事生物试验的主要基地；全部事实证明，美国在乌生物医学项目从形式、内容到方法都不符合乌实际情况，与美方宣扬的人道主义宗旨相悖，目标指向俄，服务美国军事利益；“苏普伦改革”导致乌诸多传染病灾难性流行，美国在实际操控乌流行病走向；美国在乌生物研究不是为援助和解决乌克兰医疗卫生领域紧迫问题，而是收集并运回传染病病原体和居民生物材料，完成自身军事应用任务。
关于美乌军事生物活动的性质：美乌军事生物活动违反了《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及国际人道主义法。只是在特别军事行动开始后，美方才不得不收手并向他国和地区转移设备、样本等材料，销毁在乌从事危险军事生物活动的证据。这说明，美仍竭力对国内外公众隐瞒其活动的真正目的和性质；有足够证据和材料证实，在近俄边界的乌领土上事实存在违反《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军事生物活动，目的是破坏后苏联空间流行病稳定性。另外，美国还投资耐药性亚洲结核病病原体试验，是为从事生物恐怖主义预演；乌出现非典型疾病爆发情况，政府不得不紧急购入西方国家的新疫苗和药品，说明美在乌军事生物活动谋求经济利益；在乌的美国实验室储存大量危险和特别危险病原体，尤其是不同实验室存放大量同类毒株试管，说明美乌所谓储存生物制剂和毒素是用于预防、保护或其他和平目的，根本不可信。可以认定，美在乌生物活动方案有明显军事目的。
关于美乌军事生物合作后果：美在乌境内进行传染病综合电子监测系统测试，覆盖国家、州和地方各级生物实验室，收集全部危险传染病信息。由此，美方可实时监测乌传染病情况与未知病原体对人的影响，并绘制感染分布图和人口免疫状况图。美不仅掌握了模拟当地和全球流行病传播的能力，也有能力操控疫情；美在乌生物项目侧重研究被视为病毒潜在携带者的候鸟和蝙蝠传播危险病毒的可能性，在地域上不仅包括靠近俄方的乌边界，也覆盖俄领土，在乌境内已发现用于敌对目的的设备和运载工具，威胁俄方；由于自然环境相似，美在乌边界实施生物研究方案，收集生物样本，部署军事生物基地，对俄公民和自然环境构成直接威胁；美乌两国政府都自行放弃了《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框架下国际信任措施中的透明度工具。美国对国际社会隐瞒军事生物活动，并以在境外为借口，不向《禁止生物武器公约》信任措施提供信息。乌政府则隐瞒生物研究服务美国利益，回避建立信任措施，拒绝提供军事生物活动报告。乌多年未见的传染病大规模爆发，情况可疑。
关于美国军事生物活动的地区与全球影响：“最终报告”特别强调美在后苏联空间的军事生物活动带来的地区危害，指出，当前美也在后苏联空间其他国家加紧活动，做法与在乌如出一辙，如，按“美标”对各国生物实验室进行现代化升级改造，美方掌控所有美国实验室活动，美专家利用当地居民进行免疫反应测试，从当地人身上收集生物材料运回美国等等。美专家还将收集的毒株按国别集中收藏，随时取用并保证成果最终送到美国。美国防部在后苏联空间部分国家的生物医学项目还集中研究候鸟、蝙蝠和节肢动物传播危险带菌病原体的可能性，将其视为危险微生物的潜在自然“载体”。俄专家认为，美专家在后苏联空间的军事生物活动，是“为其在后苏联空间部署大批美军做流行病准备”。由于欧亚经济联盟、独联体和集安组织框架下运输、物流、务工高度自由，若美在后苏联空间生物计划继续落实，生物威胁还会上升，破坏性显而易见。
苏联解体以来，俄乌两国围绕历史、意识形态、经济、外交、语言文化、地缘政治等问题矛盾不断，而美国与部分西方国家推波助澜，不断拱火，加剧双方矛盾，最终酿成2022年初的军事冲突。俄方多次揭露美西方在俄乌冲突中起到的消极作用，尤其在乌克兰危机升级后，俄联邦政府和俄罗斯国防部代表多次举证，指责美国介入乌克兰冲突，并不断曝光美乌军事生物活动的事实。这些情况揭开了美国海外军事生物活动的面纱，产生了极大舆论反响。中国媒体也有报道。不过，无论在俄罗斯还是其他国家，都没有对美国海外军事生物活动完整、系统的权威论断。俄方发布“最终报告”，就是要曝光美国在乌克兰、在后苏联空间、在全球的生物战规划，明确美乌军事生物活动是地区和全球安全的威胁。同时，俄罗斯发布该报告，强调“代理人战争”，也有意强化其军事行动的合法性，不过，从实际效果看，该问题和平解决更合理。
（一）美国全球军事生物活动威胁人类，必须坚决反对“生物技术霸权”
“最终报告”从源头回顾美国“生物战”历史，指出其在包括欧亚空间多国的全球30多国和地区设立约400个生物实验室，开展两用研究，系统实施其生物战规划，全面揭示了美国向海外输出生物实验室、人为制造生物风险的情况。“最终报告”认为，掌握高效生物武器是改变现代武装冲突性质的先决条件，美军方将海外生物实验室作为制造高效生物武器的主要途径。美计划在境外建立广泛的生物实验室网，在世界各地以生物医学项目名义从事军事生物研究，可随意获取东道国医学、微生物和生物信息，这实际上是对全球的“军事生物占领”。他国领土被美军方用作试验场，研究当地气候条件下的传染病病原体，监测其传播和变异，测试破坏性潜能，分析影响特定地区人和动植物抗药性的遗传因素。美方尤其重视研究昆虫、哺乳动物、野生鸟类等向人传播病毒的机理及其迁移路径，研究结果为军事生物专家所用，不仅可模拟当地疫情传播情况，还可掌控疫情。他们还开发了通过第三国将非典型疾病引入感兴趣国境的“生物路径”。分析美国国防安全战略文件可知，其生物实验室目的是为美军创造潜在军事优势，并利用合成生物学制造的病原体作战。美在他国“生物存在”扩大，得以几乎不受控地接近地缘政治对手，为运用生物武器做准备，形成美军海外作战有利的流行病条件。“最终报告”断定，美方实施的所谓和平生物项目，实质是要规避《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秘密研制新型生物战剂，悄悄发动生物战，“美国专家根据人类基因组测序研制的生物武器正在从根本上改变全球地缘政治军事局势”。
的确，当前在生物安全领域，美国无论是战略部署还是体系建设方面都明显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美国在全球最早开展生物领域科研、进行生物安全立法。2001年“炭疽邮件”事件后，美国把生物武器防御和反生物恐怖为重点的生物防御纳入国家安全战略范畴。自1988年起，到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美发布的与生物安全相关的重要法律法规有约30项，其内容涵盖威胁感知、预防和保护、监测和检测、应对和恢复等全部各领域，由国土安全部、国防部、国务院、司法部、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等十几个机构统筹协调落实。不断完善的生物安全管理体系构成“军民结合，拒绝外部威胁输入和控制内部威胁苗头形成相结合，集威慑、预防、降低威胁和消除危害于一体的多层次生物安全战略体系”，体现出高度的战略性和规划性，也有很强的实用性和有效性。美国拥有全球最多的高等级生物实验室数量、掌握的生物科技资源也居于全球领先地位，无论在国家实力、生物技术水平还是全球影响力、生物安全话语权方面都居于世界前列。但也正是该国，利用海外的几百个生物实验室，窃取他国生物信息，在生物技术武器化及防范措施等领域投资最多、研究最久。美国一国阻挠，就使得全球几十个国家推动的《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没能确立，其用意就是不希望国际组织和其他国家利用核查机制监督其海外军事生物活动。从苏联解体之初，美国就打着降低生物威胁的旗号，插手欧亚空间生物安全问题，在除俄罗斯和土库曼之外的欧亚空间几乎所有国家都建立了生物实验室，并通过智库和媒体建立起国内和国际强大的生物安全话语权与影响力。现在，俄以官方报告形式，描述当今国际关系中个别国家利用科技优势建立霸权，在别国或落后国家及地区打着“援助”旗号从事与“援助”不符的事，给当地人民带来生物威胁乃至生物灾难的情况，宣布美的军事生物活动为“全球威胁”。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由一国议会正式发布的全球生物安全调查报告，公开在全球范围内提出了美国生物技术霸权问题，用历史主义写法，揭开了美国与北约追求生物霸权、“反人类”的本来面目，对于推动全球生物安全治理、建立完善规范的生物安全核查监督机制无疑是一个积极的正面力量，对破解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技术封锁与市场垄断也有积极意义。
（二）欧亚空间生物安全治理必须强化主权意识，反对“新殖民主义”
还在“最终报告”发布前，就有学者批评美国在欧亚空间的军事生物活动性质是“新殖民主义”。白俄罗斯“知识”协会主席瓦迪姆·吉金（Vadim Gigin）指出，美国实验室是新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思想的产物。他认为，美国生物实验室“这个系统很危险，到处惹人非议。近期我在黎巴嫩听说那里也有生物实验室。俄方批评得到多国共鸣，尤其是有实验室的国家。”他认定，美国把有潜在风险的实验室设在他国，“是新殖民主义的一种形式。美自视为大都市，将有害产业和有害研究布置到境外，将肮脏的技术用到境外，是新殖民主义的标志。他们自视甚高，将除盎撒人之外的人种（甚至德、波人）视为非人类。这些美国生物实验室是新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思想在新阶段的产物。这是后现代帝国主义。”
“最终报告”没有直接使用“新殖民主义”一词，但对此做了全面阐释，其对美乌军事生物活动做出基本评估：一是肯定乌境内有违反《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第1条的生物活动。俄方获取的乌卫生部检查报告、特别军事行动中收集的证据材料、美国官方表态都是证据。且美乌军事生物活动带来安全风险，也为病毒盗窃和秘密贩运创造条件；二是美乌合作研究项目可能涉及生物战剂。由于以炭疽病、刚果-克里米亚出血热、钩端螺旋体病等特别危险和有经济意义的感染病原体为主要研究对象，美国国防部资助的“UP”系列项目（UP-2、UP-4、UP-6等）、乌克兰科技中心资助的“P”项目（P-444、P-781等）生物武器迹象更明显。此外，还有“物证”：2022年3月9日，俄军在赫尔松州发现三架无人机，可载30升喷洒设备；2023年4月底，在卡霍夫卡附近又发现10架类似无人机。之前乌方曾要求土耳其拜拉克塔尔公司提供可载大于20升容量、能喷洒气溶胶的无人机，最大飞行距离300公里（该请求被拒）。这些活动都违反了《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第1条第2款；三是美国生物实验室侵犯乌主权。《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第4条严格规定主权原则，缔约国必须对本土生物实验室活动负责。但美不对海外生物实验室负责，乌克兰等国也无权检查监督美国实验室，导致美国实验室“两不管”。“最终报告”认为，该模式是美方人为制造的，目的是回避国际社会指责其违反《禁止生物武器公约》。从国际法角度看，乌存在主权丧失和治外法权问题；四是美乌军事生物活动违反国际人道主义原则。国际红十字会规定，禁止在军事冲突中从事涉及个人健康的无必需医学实验和其他活动。俄方在军事行动中发现美国生物实验室利用精神病人和军人做试验，其行为明显违反了国际人道主义原则，且存在军事生物目的。在《纽伦堡法典》和《世界医学协会赫尔辛基宣言》及1998年《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残疾人权利公约》、联合国大会1991年第46/119号决议“保护精神病患者和改善精神保健的原则”中，都对禁止使用生物武器、禁止人体实验有明确规定。“最终报告”强调，对美乌军事生物活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给乌农业带来的经济损失，必须追究责任。
从区域生物安全治理视角看，俄对美乌军事生物合作的指责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生物安全领域的不平等，同时也反映了俄美在后苏联空间生物安全领域的博弈。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由于经济衰退和政治动荡，国力下降。在早期，俄罗斯政府曾倒向西方，加强与美西方合作。进入新千年后，随着国力逐渐恢复，俄一方面继续与美西方国家合作，推动苏联遗留生物实验室和平转型，另一方面启动区域合作，重点应对人为传染性疾病。2011年后，俄生物安全战略转向构建有自身特色的参与路径，并力图成为全球卫生治理的主导者。其具体行动，一是利用金砖国家等多边机制扩散世卫组织有关生物安全的优先议题。二是在多边场合维护世卫组织在全球卫生安全中的领导地位。三是以疫苗为载体扩大卫生安全朋友圈。由此，逐步搭建起自身主导的多层次全球卫生治理机制。俄将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利益战略布局，重视与周边地区国家互动，通过不断加大政府投入，保障生物安全领域的科技研发能力和相关产业生产能力等措施目标明确，同时，俄美博弈也越来越明显。
不过，当前在全球和区域生物安全治理上俄罗斯还存在诸多困难，尤其在后苏联空间与美国的博弈中。从“最终报告”披露的情况看，俄方已清楚美国海内外军事生物活动的性质、目标、方式、手段，也深知其害，但应对还是“有心无力”，这主要受到技术能力、经费保障、人才以及国际环境限制。其中，技术能力是关键因素。“随着基因工程、生物技术、毒理学和合成生物学等的进步，这些技术被用于制造新一代生物战剂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传统监测方法很难发现其实际应用，且其生产可分散到不同工业设施中，伪装成和平用途产品。天花、炭疽、图拉雷米亚和鼠疫等生物战剂也可通过升级提高杀伤力。”“美国意识到，传统生物杀伤剂及运载工具已过时，当下若利用，不仅易被发现，还可能很快被识别，而生物战具有秘密性和高效性，可通过使用鲜为人知的天然病毒以高致死率、长潜伏期和引起常规疾病来实现。美国目标是研制一种通用基因生物武器，不仅可攻击人类，还可攻击动物和农作物，给敌方造成大规模和不可弥补的经济损失。由此，美国赋予新型生物武器以战略意义，若直接军事冲突不可避免，那么在发生‘核战’前秘密和有针对性地使用生物战剂，后果堪比‘核冬天’。”美生物技术优势给俄跟踪和监督监测带来很大困难。在国际环境上，欧亚空间多国在生物安全领域与美西方展开合作，给俄主导欧亚空间生物安全问题的解决带来很大阻碍，俄乌冲突更加剧了其困难，也影响到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国家间关系。
尽管存在诸多困难，俄罗斯通过发布“最终报告”，把美国海外军事生物活动以官方文件形式摆到了地区和联合国的台面上，无论是美国、北约、欧盟还是与之合作的地区国家都不可能视而不见，就此意义看，“最终报告”无疑是“揭开了盖子”，对解决该问题“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也是新冠疫情后在全球范围内又一次明确提出了生物安全治理问题。
（三）俄乌冲突是一场俄罗斯反对“外国代理人”的斗争
如前述，普京在2023年国情咨文演说中，对俄方开始军事行动的目的、进展、性质等情况做了全面阐述，明确该军事行动是俄反对“外国代理人”的斗争。实际上，还在2022年9月21日，在对全国发表部分军事动员讲话时，普京就开始揭露西方“削弱、分裂并最终摧毁俄罗斯”的意图，指出西方1991年分裂了苏联，现在又想让历史在俄重演。正是在此意图下，西方“鼓励高加索地区的国际恐怖主义分子团伙，促进北约靠近我国边界的进攻性基础设施”、“故意挑唆对俄仇恨”，把乌变成反俄“桥头堡”，推动其对俄开战。在2022年9月30日有关乌东四州公投入俄讲话中，普京再次提到“西方集体”对俄发动了混合战争，在世界散布“恐俄症”，维护新殖民主义体系，借助美元掠夺全世界、“收取霸权租金”。俄要捍卫自己的价值观和国家利益。西方在世界发展生物武器，活体试验，在乌进行“高高在上的医学研究”。世界已进入了具有根本性革命性变革的时代，新的发展中心正在形成，代表着大多数人利益。在世界各地，包括欧美，有很多人支持俄罗斯。许多国家出现反对单极霸权、反殖民主义运动。正是这种力量决定未来的地缘政治现实。
俄方对俄乌冲突性质的分析，尤其是“代理人战争”说法，越来越多地得到证实。有中国学者从技术角度分析美国对乌支持和援助：俄乌冲突中，美国及北约盟国向乌军提供了全方位情报支持，空（侦察和观测卫星）天（无人机和固定翼飞机）地（传感器）海（水面和水下传感器）人（开源情报和人力情报）网（网络空间）等情报收集和分析手段皆有，使乌方在战略、战术、战场态势感知及通讯、情报收集、后勤保障系统等方面建立起对俄方的不对称透明优势，俄方战略、战术、通讯、后勤和军队调动对乌方都处于透明状态,乌方军事行动对俄方则处于半盲。这是第一场数字战,也是第一次社交媒体全景直播的军事行动。俄方在空天地海人网情报领域的系统性弱势,严重削弱了其战斗力和以国家实力为基础的战略优势,使俄军陷入漫长的消耗战。一些西方媒体则从经济收益、政治利益等角度分析美国及北约参与俄乌冲突的动机。有美国媒体披露，俄乌冲突给美国军火商带来了高额利润，使得2022年美国国防股价格大涨，且将在未来几年刺激美欧的武器采购。美国学者布兰科·马塞蒂奇（Branko Marcetic）称冲突的挑起者和战争支持者在利用俄乌冲突做一笔“划算交易”：西方只要投入金钱，让乌“战斗到最后一人”，这是一种见利忘义的算计。他还举出美欧政客的言论为证：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主编赞尼·明顿·贝多斯（Zanny Minton Beddoes）说：“援乌是美增强自身安全的最具性价比的方式，参战的是乌克兰人，他们才是被杀戮者。”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Lindsay Graham）称援乌“是我们花过的最值的钱”。美国北达科他州州长道格·伯古姆（Doug Burgum）也认为“这是一笔很划算的交易”。美参议院少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评论：“美国人没有牺牲。乌克兰人正在摧毁我们最大对手之一的军队。这没什么不妥。”美民主党参议员理查德·布卢门撒尔（Richard Blumenthal）直言：“我们用了不到国家军费预算的3%，让乌克兰把俄军力削去一半，且没有一个美国军人伤亡”。美普利策新闻奖得主、原“今日俄罗斯”（RT）电视台主持人克里斯·赫奇斯道出俄乌冲突延宕无解的原因是“美国不希望俄乌冲突结束”，因为美乌两国政府的目标不一样，乌方希望将俄军从本土上赶出去，美方目标则是在俄境内和欧洲国家孤立普京并削弱俄军实力，这种“代理人战争”“通过损害相关国家的利益来实现美国的目的。如今，乌克兰满目疮痍，死伤数十万，这是冷酷又充满恶意的。”随着俄乌冲突进行，俄美、俄罗斯与北约的矛盾和冲突还会继续加剧，“代理人战争”性质将愈加明显。
不过，从生物安全治理视角看，俄乌冲突实际上是个“悖论”：俄方收集并整理美乌军事生物合作的证据，表明其要解除美乌军事生物活动的威胁，保证民众安全。但军事冲突却令一切走向“反面”：俄乌冲突造成几百万人死伤，上千万乌克兰民众外逃，乌克兰大部分医疗基础设施被毁，各州基本医疗服务被破坏，平民患霍乱、麻疹和肺结核等疾病的风险极高。俄方边境地区甚至内地也受到乌方无人机和导弹轰炸，恐怖袭击威胁上升。随着冲突升级和持续，当地民众生命安全乃至全球卫生、环境、生物安全的影响难以估量。正因此，联合国、世卫组织和全球多数国家都呼吁停止冲突。尽管生物安全问题不是俄乌冲突主要原因，但从实际后果看，冲突或战争手段绝不是实现生物安全治理的正确“打开模式”。
四、结论：全球生物安全治理必须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总体看，“最终报告”从生物安全视角理解俄乌关系、欧亚空间国家关系、全球生物治理下的国际关系，对美乌军事生物活动给俄罗斯、地区其他国家和全球带来的威胁进行了全面分析和披露，具有强烈的警示意义。生物安全问题对国家安全与稳定、对区域安全和全球安全意义重大。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深刻调整，生物安全与全球安全与发展关系越来越密切，全球生物安全治理机遇与挑战并存：生物技术进步推动生产力发展，人类福祉在不断提升；传统生物安全问题和新型生物安全风险叠加交织，全球生物安全形势日趋复杂。加强全球生物安全治理，必须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开展双边与多边合作，支持联合国、世卫组织等国际组织及地区组织发挥作用，统筹安全与发展，实现共同安全。
（一）全球生物安全治理需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共商共治
在百年变局、世纪疫情、强权政治、集团对抗等矛盾叠加交织背景下，美国一边利用其国力与技术优势，在世界各地开展军事生物活动，制造全球生物安全风险，一边极力推动北约东扩，挑动地区冲突，挑起军备竞赛，扩大全球安全赤字。西方治理理论与治理实践实际上已濒临破产。在此情况下，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引领，秉持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地球生命共同体理念，革新全球生物安全治理思维，创新全球生物安全治理机制，切实提高全球生物安全防范意识，消除全球范围内不断加剧的突发重大传染病、生物技术误用、生态危机等生物安全威胁，实现全球生物安全治理，成为解决当前全球生物安全困境的重要途径。中国政府提出的以“六个坚持”为核心要义的全球安全倡议，为维护世界和平、共同应对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提供了新思路，为推进全球安全治理、应对全球安全挑战贡献了中国智慧。
（二）全球生物安全治理需要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共同参与
过去的全球生物安全治理机制以联合国、世卫组织及西方各大国基于自身利益所构建的全球生物安全治理体系为支撑，其涵盖范围、结构特性和治理效能已不适应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世界多极化条件下的全球生物安全治理诉求，因此，推动全球生物安全治理体系根本性变革成为大势所趋。当前全球生物安全治理需明确参与主体，既要充分发挥联合国、世卫组织等国际组织的沟通、协调、领导作用，也要吸纳更多新兴经济体、世界性组织、跨国公司、媒体机构、科研院所、智库等行为体参与，构建多元、多边、多级的全球生物安全综合治理格局。同时，全球生物安全治理必须加强大国协调与合作。后苏联空间与俄罗斯、中国、美国等大国关系密切，欧盟、北约等也十分重视，诸多力量集聚，导致该地区成为大国博弈的场域，小规模冲突乃至地区冲突不断，影响地区稳定和发展。大国介入不应只是博弈乃至斗争，更应合作，共同推动地区发展。同样，大国介入也不应是区域生物安全治理的破坏力量，应以改善当地生物安全环境为原则加强合作，共商共治，最终实现共赢。“全球生物安全治理必须秉持合作共赢原则，促进共同安全、整体安全。大国应有大国风范，强国应有强国责任。大国生物安全战略必须既要重视自身安全，也要重视国际共同安全，通过多层次、多渠道的交流合作，打造国际社会的安全命运共同体。”
（三）全球生物安全治理必须不断进行理论与实践创新
首先，应加强国际合作，推动形成公开、透明的生物安全核查机制机制。美国之所以能在全球开展军事生物活动，最主要原因是其利用《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漏洞并钻国内法律的空子。对此，应在现有国际公约、法规、机制基础上，推动构建集制度、组织、法律于一体的风险监测预警体系、风险调查评估体系、信息共享体系、信息发布体系、名录和清单体系、标准体系、核查体系、应急体系、溯源体系、准入体系、联合应对体系、技术和财政支持体系，提升各项安全核查机制的有效性和透明度，推动全球生物安全治理机制的完善与落实。其次，在全球生物安全领域倡导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推进生物安全的国际共治。必须从国家、地区全球层面协商解决各种问题，加强交流合作，秉持友善合作共享理念，构建公平、公正、科学、合理的国际生物安全规则。最后，在区域生物安全治理中，应加强政府间和区域组织间沟通、对话，摒弃对抗和战争思维，以国家间、区域和国际协作形式，共同探索解决地区与全球生物安全治理难题之道。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基础学者研究项目“‘一带一盟’对接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项目编号：XJ2020004）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史学博士；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原刊于《西伯利亚研究》2025年第1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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