屯垦戍边既是维护国家边疆稳定、推进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也是古代国家治理思想宝库中的重要思想资源。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屯垦戍边的组织形式、表现方式虽历经变化，但其在维护国家边疆稳定、推动大一统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中，自始至终发挥着重要作用。
军屯与民屯——屯垦戍边的主要组织形式
屯垦即屯田垦种，指军民在一定区域驻扎聚集，从事农业生产，实现自给自足。戍边就是调集军队戍守边防。屯垦与戍边具有明显的辩证统一关系。屯垦是方式，目的是发展农业生产，为戍边提供稳定的粮食物资保障。戍守边疆，是为了提高军事防御能力，进而实现边疆安全稳定发展这个最终目标，而稳定的边疆、强大的国防又反过来有力保证了屯垦实施的成效。可以说，屯垦戍边是中国古代中央王朝治理边疆过程中经济需求与政治目标的集中体现。
屯垦戍边主要有军屯与民屯两种形式。军屯指中央王朝调拨军队驻守边疆，军队战时应战，平时从事农业生产，实现自给自足。民屯是中央王朝通过政策引导、强制征发等方式将中原地区人口移居到边疆地区生产生活。尽管历史上还存在商屯、回屯、旗屯等特殊组织形式，但以屯垦的目的导向来看，不外乎增强军事防御能力的军屯和发展生产的民屯两类。
军屯制度始于西汉，民屯始于秦朝，均被历代中央王朝所沿用，是经略边疆、经营周边的重要内容，也是历代中央王朝开发边疆、促进边疆与中原交流互动的重要方式。屯垦戍边的组织形式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边疆稳固的压力变化而变化。在边疆对外防御压力突出时，中央王朝以实行兵屯为主，此时的屯垦区域主要起到军事防御区的作用。当对外防御压力减弱时，中央王朝以实行民屯为主，此时的屯垦区域主要起到发展生产区的作用。
制度与实践——屯垦戍边的历史演变
早在战国时期，商鞅即在《商君书·农战》中提出寓兵于农、兵农合一的主张，是屯垦戍边思想的雏形。西汉时期，屯垦戍边思想逐渐成熟，晁错、桑弘羊、赵充国均从巩固边防的角度提出军队在边疆地区进行垦种，以降低军队驻守成本，实现长期驻守。之后，屯垦戍边思想逐渐被王朝统治者采纳成为治国理念，以此理念为指导的屯垦戍边实践贯穿中国古代历史。
屯垦戍边是古代大一统王朝治理边疆的重要方式。秦代迁徙大量人口到南岭、河套地区以充实边防。汉代以军屯为主，通过军屯为大规模人口迁徙、实行民屯提供良好的物资和环境保障。“汉武以屯田定西域”，同时解决了军事防御和粮食供应两个棘手问题，加强了对边疆地区的治理。东汉与西域“三绝三通”（即东汉对西域的经营三次中断又三次恢复的曲折经历），从正反两方面表明屯垦戍边对于边疆治理的重要意义。唐代在哈密、吐鲁番、天山北麓等地区屯垦，解决了“边防镇守，转运不给”的问题。元代将屯田作为解决军需、保障用兵的重要方式，“用兵征讨，遇坚城大敌，则必屯田以守”，“内而各卫，外而行省，皆立屯田，以资军饷。或因古之制，或以地之宜”。明代为了“养兵而不病于农”，解决粮食转运问题，实行“寓兵于农，有事则战，无事则耕”的卫所制度。清代对新疆的屯田，经历了从注重对外防御的“以屯养兵”的军屯向注重边疆社会经济发展的民屯的转变。造成清代这种转变的原因，一方面是长时间的军屯增强了防御能力，屯垦的重心和目的发生了由军向民的转变。另一方面是经过历代发展，屯垦制度日臻完善，屯垦在历代王朝边疆治理体系中的作用已由临时措施变为根本之策。
即使在多政权并存时期，各政权也将有效治理边疆作为实现统一的重要标志。其中，效法前代的屯垦戍边模式，增强对边疆的统驭力是重要内容。曹魏承袭两汉制度，设置戊己校尉和西域长史，分别管理高昌和楼兰的屯田，以此经营西域。西晋延续了这一做法，继续通过屯田政策加强对西域的军政管辖，接续了西汉以来中央王朝对西域的治理。
政治、经济、文化“三位一体”——屯垦戍边的历史价值
屯垦戍边有助于加强政治统合。人口迁徙过程以及之后进行的边疆开发与建设，为中央政府有效治理边疆地区提供了载体。军屯使中央王朝能够以相对低的成本在距离遥远的边疆地区保持一定规模的军事力量，为中央王朝抵御外部威胁和边疆地区内部的不稳定因素提供兵源和物资保障，从而保障中央王朝对边疆地区的政令畅通，增强中央王朝对边疆地区的统合能力。屯垦往往与地方设治前后相继。中央王朝在人口稠密、屯垦成效显著的地区会进行地方政制建设，加强民政管理，借此将中央治权拓展到边疆地区。高昌郡的设立标志着历史上首次在西域实行郡县制，也是两汉以降中央王朝加强西域屯垦并取得明显成效的体现。唐朝在西域设立三州，以服务西域屯垦，加强对西域与中原之间战略要地的控制，对此后历代王朝治理西域产生了深远影响。
屯垦戍边加强了边疆与内地、中国与域外的互通有无和贸易往来。从外部来看，屯垦戍边是巩固边防、抵御外敌的有效途径，为边疆发展创造了安全的外部环境。从内部来看，屯垦戍边将中原地区的人口和先进的农业生产方式以及纺织、冶炼、造纸手工业技艺引入边疆地区，促进了农业经济发展，并由此带动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缩小了边疆与中原的差距。同时，为保障供给，中央王朝将大量物资从中原运往边疆屯戍地区，促进了边疆与中原的商贸往来。唐朝将丝绸运往西域，用于屯戍的军队购买军事和生产生活物资。这些丝绸又经商人转手销往西方，促进了丝绸之路的繁荣。明朝借助商人的力量将粮食等物资运往边疆屯戍地区，奖以“盐引”，“募盐商于各边开中，谓之商屯”。与此同时，屯垦戍边带来的边疆稳定为中外交通的畅通提供了保障。屯垦形成的人口聚居区往往成为中外商贸路线的重要节点。汉代将西域的一些屯田点建在丝绸之路上的战略要地，保障了丝绸之路的畅通有序。唐朝“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造就了“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的交通畅达、商贸兴盛的良好形势。
屯垦戍边促进了文化相通与民族融合。从历史发展趋势来看，稳定的边疆往往能够造就中央王朝兼容并蓄的开放姿态，交通的畅通促进了周边、边疆、中原之间的文化交流。以人口流动为载体，域外宗教、音乐、舞蹈等文化形式进入边疆和中原地区，并与当地文化充分融合，极大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因屯垦进入边疆地区的中原移民，也将中原文化带到边疆地区，在各民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基础上，中原文化被广泛接受，增进了边疆地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此外，屯垦戍边促进了人口的跨地域流动，增加了古代社会的流动性，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机会，也为形成大杂居、小聚居的边疆地区嵌入式民族分布格局奠定了基础，有力推动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疆域的形成和巩固。
屯垦戍边史是各民族的共同奋斗史，更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在屯垦戍边的历史实践中，各民族共同抵御外敌，建设边疆，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遗产。历史上的屯垦戍边实践凝结成的历史智慧依旧指引着当代的国防和边疆建设事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作为当代的屯垦戍边组织形式，将卫国戍边、维护民族团结、促进边疆稳定发展紧密结合，既是借鉴历代屯垦戍边经验的因时因势之举，也是历史智慧的新实践、新发展。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研究员；来源：学习时报微信号 图片来源网络 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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