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其明：毛泽东因何极为震怒？当即指示发出通缉令

 

 

“二苏大会”代表合影

 

建造“六大建筑”

 

1933年6月8日，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第27次会议，会议成立了“二苏大会”准（筹）备委员会，并指定时任中央总务厅厅长赵宝成、中央内务部代理部长梁柏台和毛泽东的秘书谢觉哉3人为委员，由梁柏台担任“二苏大会”准备委员会主任。

 

7月11日，毛泽东又主持召开中央人民委员会第45次会议。会议决定：在瑞金叶坪建立一座红军烈士纪念塔；在红军烈士纪念塔周围修建红军检阅台、红军纪念亭，并建造公略亭和博生堡。此外，决定在沙洲坝建造一座能够容纳2500人的中央政府大礼堂（简称“中央大礼堂”）。这些建筑被统称为中央苏区“六大建筑”，工程具体施工指挥由赵宝成负责。

 

赵宝成，原名赵成壁，山西五寨人，1924年加入共产党，曾在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工作。1933年，31岁的赵宝成被临时中央政府任命为中央总务厅厅长，负责管理临时中央政府内部事务，被誉为瑞金的“红都管家”。

 

 

赵宝成遗留的唯一的照片

 

“六大建筑”由梁柏台担任工程总指导，赵宝成具体组织实施。为确保“六大建筑”按期保质完工，赵宝成专门成立了“二苏大会”基建工程所，并委任总务厅的左祥云为该所主任，具体负责六大工程基建施工；还专门请来中央特科“三杰”之一、在建筑设计上颇有造诣的时任红军总参谋部二局副局长钱壮飞担任“六大建筑”总设计；并要求中央总务厅办公室主任袁福清、管理处处长徐毅等人通力配合，具体实施“六大建筑”施工建设。

 

在苏区军民的全力支持下，“六大建筑”如期顺利竣工。

 

被群众公开检举

 

在“六大建筑“的施工过程中，由于赵宝成、徐毅等人疏于教育、管理和监督，工程建设出现了严重的浪费现象。更令人气愤的是，还发生了工程所主任左祥云利用职务之便贪污巨款之事。左祥云劣迹败露后，竟用金钱收买相关人员偷开路条，企图叛变投敌，而徐毅“不但不扣留左祥云，反以管理处处长名义令其出外工作”，导致左祥云得以潜逃。

 

毛泽东获悉后，极为震怒，当即指示发出通缉令。不久，保卫部门将逃至赣县江口的左祥云缉拿归案。

 

中央审计委员会关于“10月份中央总务厅预算浮开至5千（元）之多”的审计问题线索，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立即组织力量调查左祥云的犯罪经过及赵宝成、徐毅所犯错误事实。

 

此时，有不少群众通过《红色中华》揭发赵宝成、徐毅的问题。1933年12月5日出版的《红色中华》第132 期第一版显要位置，登载了《反对虚浮的预算案》和《一个戏台预算180元》两篇短文，公开披露中央总务厅存在工作漂浮和贪污浪费等问题。文中写道：

 

中央总务厅，今年预算做3000套棉衣，把预算案做好后，就买了许多材料。可是实际所发的棉衣，却只有1000多套，与原来的预算竟差三分之一，结果10000多元的衣料便完全囤积起来……

 

在总务厅长同意之下，徐毅同志做了一个预算。这个预算，骇人啊，小小一个戏台，竟要180元。虽然后来赵宝成同志改为20元左右，但是一开工，到如今已成耗出劳动力90工，要花54块大花边（指大洋）。

 

 

红军烈士纪念塔

 

红军烈士纪念亭

 

约一周后，即1933年12月11日出版的《红色中华》第134期第3版，又发表署名“耕得利”的两篇短文，文中用大白话，直接列数了赵宝成的错误事实：

 

中府管理处左祥云贪污了公款，群众来报告总务厅长赵宝成，赵宝成不相信，后来主席团知道了，责成赵宝成去调查，而他用官僚主义的方式去调查，不到群众中去调查。据官僚主义调查的结果报告主席团，说是左祥云没有什么贪污，后来发现确实贪污了百余元，主席要他们将左祥云扣留，但是管理处长徐毅（现已撤差）把左祥云放走（现捉回来了）……

 

 

红军烈士纪念亭

 

公略亭

 

另一篇题为《财政支出中另一种浪费——出高价买便宜东西？！》的文章矛头直指赵宝成和徐毅：

 

……还有些是不应做的，如飞机洞（即防空洞）的围墙，粉一次白的，又粉一次灰色的；飞机洞做门，每条（扇）门花去几十元，如苏大飞机洞。俱乐部做起西式凳子，中府总务厅应做起四周五尺宽的桌子来（房子小了都不能进）。这些都是我们不需要的浪费……

 

在舆论监督下，赵宝成等人问题很快被查得水落石出。

 

官僚主义案件

 

毛泽东、项英、张闻天等苏维埃政府领导密切关注“六大建筑”建设背后贪污案件的查处情况，亲自听取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对查处情况的汇报。1933年12月28日，毛泽东召开人民委员会专题会议，审查对左祥云贪污浪费案的查处结果，决定撤销赵宝成中央总务厅厅长职务，对徐毅等渎职官僚分子也分别作出处分决定。

 

 

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作《中央执行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

 

“二苏大会”结束后不到半个月，即1934年2月13日，中央大礼堂临时成为苏维埃最高法庭，主审法官由董必武亲自担任。经过长达四五个小时的审理，最高法庭根据毛泽东、项英等1933年12月15日签发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26号训令，对各犯罪嫌疑人所犯罪行判决结果如下：“左祥云处以枪决；徐毅处以6年监禁，剥夺公民权6年；赵宝成罚苦工1年。”同时，法庭对总务厅事务股长管永才、中央政府运输司务长刘兆山等贪污腐化案也进行了宣判。

 

中央总务厅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重要机关，事关整个中央苏区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工作的成败。然而，中央总务厅却不幸成为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的重灾区。1931年11月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首任总务厅厅长方维夏，因其对总务工作“热情不高、责任不强”，于1932年1月被调教育委员会工作，厅长之职由刘开接任。1933年4月，刘开因“脱离群众”“在总务厅工作一年多，工作毫无成绩”而被撤职。赵宝成接任厅长之职后，工作积极，功不待言，但在担任“六大建筑”施工负责人期间，他却沾染了官僚主义作风，未能察识类似左祥云、徐毅这样的苏维埃蛀虫，最终酿成大祸。

 

 

1937年十二月会议合影。前排从左至右：项英、凯丰、王明、陈云、刘少奇，后面从左至右：康生、彭德怀、张闻天、张国焘、林伯渠、博古、周恩来、毛泽东

 

赵宝成受到处分后，先在离瑞金100多公里的铁山珑钨矿采矿场接受劳动改造，后调外贸总局从事运送钨砂的工作。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赵宝成留下坚持游击斗争，出任兴国县委书记，在一次转移战斗中牺牲。

 

1966年，组织上对赵宝成的革命贡献作了全面考察，认为“在他的革命经历中主要表现是好的，在瑞金时所犯的官僚主义错误是属于一时一地的”，遂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文：陈其明；来源：党史纵览